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飘扬了数十年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落之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抵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原苏联新独立国家商谈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规划的系统工程。

　　早在此一年前，苏联内部的离心倾向已露端倪。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处别洛韦日的“野牛林”里秘密会晤。8日，三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再存在。三国决定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欢迎其他共和国加入。1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宫。21日，原苏联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长达69年的苏联历史从此终结。

　　乘包机出访谈判建交

　　在变幻莫测的新形势下，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在苏联宣布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第二天，1991年9月7日，钱其琛外长即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三天之后，中国政府代表田曾佩副外长就抵达这些国家的首都，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并很快签署建交公报。

　　此时，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解体，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我方有关与独立后的各国举行建交谈判的具体准备工作，亦已正式启动。原拟由主管副外长前往访问，但就在出发前夕，决定先进行经贸探路，由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率领政府代表团出访，并特批了一架波音767包机。代表团原拟先访俄罗斯，对方称正忙于政权交接，只得改为在降落莫斯科后再先转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当天是圣诞节，到很晚乌方才传来同意接待的答复。

　　12月26日一早，代表团离莫斯科飞往基辅。一下飞机，我们一行就被直接拉到乌克兰外经贸部部长的办公室。房间不大，对方参加会谈的只有两人，而我方人员则坐了一大排。双方才谈了十分钟，主人便称，他要去议会开会，让一位副部长留下接着跟我们谈双边经贸关系问题。

　　见此情景，我们当即要求对方安排代表团副团长田曾佩副外长去乌克兰外交部进行对口会谈。经现场联系，对方决定由一位副外长负责接待。

　　乌克兰副外长表示，乌克兰原先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北京的原苏联大使馆中有乌克兰16.37％的房产（原苏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分成），两国建交后很快就可以开馆。

　　中午，我们被送到基辅旅馆。我们在旅馆等了两个小时，乌克兰方面最后通知说，一位主管经贸的副总理要会见代表团。李岚清团长向他转达了我国家领导人关于愿意继续保持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口信。对方表示感谢，并礼节性地说了几句客套话。会见时，没有乌克兰外交部的官员出席，也没有任何人作记录。第一站的访问就这样结束了。

　　局面发生逆转与白俄罗斯建交

　　按计划，我们访问乌克兰后应紧接着去白俄罗斯，但对方称，年前因忙于筹备独联体明斯克首脑会晤接待不了，我们只好返回莫斯科。经一再交涉，白俄罗斯方面问，代表团究竟谈经贸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答复说，两个问题都谈。对方还是不置可否。下一步棋怎么走？代表团上下都在我驻莫斯科使馆焦急地等待着国内的指示。

　　12月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进行建交谈判。于是，局面一下子发生了逆转。白俄罗斯外长马上答复我们，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随时来明斯克访问。

　　28日，白俄罗斯外长与我政府特使王荩卿大使进行会谈，双方就建交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对方表示，白俄罗斯政府高度评价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的行动，外交部将认真研究中方提交的建交公报草案，并希望在他本人访华时正式签署。

　　后来在1992年1月20日，白俄罗斯政府领导人访华，外长随行，双方在北京又进行了一轮会谈，最后签署了建交公报。

　　据悉，在由谁率团访华的问题上，白俄罗斯政府内部出现了“竞争”。外长提出，他本人将赴北京谈判建交。而主管副总理认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访时是他出面接待的，应由他率团回访。最后，内阁总理做出裁决，考虑到此访的重要性，他本人将亲自率团往访。

　　中俄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

　　代表团在俄罗斯的访问相对比较顺利。12月27日上午，李岚清团长会见俄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通报了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决定，和支持俄接替原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立场。俄方的反应很积极，当即安排外长宴请，并进行副外长会谈。

　　会谈中，田曾佩副外长指出，因俄罗斯联邦接替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建议签署一个会谈纪要，以解决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俄方表示赞同中方对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设想。我方当即提交了《会谈纪要》草案的中、俄文本。

　　《会谈纪要》共有六条，俄方几乎全部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只有台湾一条，俄方提出需做些修改。俄方原则上同意中方的思想，但建议加上“俄的企业家及组织只在纯民间的基础上同台湾进行经济、科技及文化联系”。我方表示，对俄同台湾保持纯民间的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鉴于有过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访台的不愉快事件，以及俄方要加的那句话含意不甚明确，我方认为还是以不加为好。在我方坚持下，对方表示可采用苏中联合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上的措辞。

　　28日，双方继续举行大组会谈。田曾佩副外长着重谈了台湾问题，并对官方和民间交往的界限做了详细说明。库纳泽副外长表示，理解中方在台问题上的立场。此时，已被“靠边站”的原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旁与库纳泽“咬了一下耳朵”。库纳泽的态度遂有变化，称对纪要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原则上不反对，但担心议会通不过。经田曾佩副外长反复说明，俄方最终同意回到中苏联合公报中措辞的立场。

　　29日，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圆满解决了中苏、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这个纪要实际上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性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政府代表团的王荩卿大使当时既非驻苏大使，也非驻俄大使。王大使是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因苏联国内政局不定，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国书，苏联就不复存在了。

　　12月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中国原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按照常规，任命大使要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但在非常情况下，只能特事特办，连夜“跑签”完成报批程序。大使赴任时携带的我国家主席致苏联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的国书业已过时，只得补办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新国书。

　　王荩卿大使于1992年2月初才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王大使曾经幽默地说，以后退休没事了，要写一本怎样没有当上驻苏联大使的书。

　　（摘自《世界知识》杂志　作者周晓沛曾任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等职）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