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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希特勒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有更好的答案
以下2篇转载，请细细参阅——【希特勒是个好领导？真的想不到】不妨忘了标题先——有这样一位领袖：他上台后：把个税起征点定在6000元；积极创造就业岗位，拯救“啃老族”；鼓励生育，奖励“光荣妈妈”；补助儿童，提升工人养老金；为困难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征收房东房产税，且禁止其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推强制车险；抬高关税壁垒，补贴本国农业；发行国债，狂铺高速公路；对资本家、高收入者增税；没收“公敌”的财产，分给人民……现在问：满分10分，你给这位领导人打几分？——如果不是希特勒换成别人的话？我相信，甚至愿意赌两块钱——去掉一个最低分、去掉一个最高分，总评分将高于8.5。这位领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领导着纳粹党！——纳粹魔头居然是天使？！德国学者格茨·阿利在《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中告诉我们：对于纯种雅利安人来说，希特勒不仅是天使，还是“先驱”。人民，你伤不起！“今天的欧盟农业制度、配偶分割课税制度、道路交通规则、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以及自然保护的基础都源自那个时代。”（第11页）格茨·阿利爆出猛料——“福利国家”的雏形是纳粹德国。匪夷所思？实际上社会福利政策并非纳粹的原创，俾斯麦那会儿就挺成熟了，希特勒不过是深入发展而已。当然，和平年代搞点社会福利不算啥，打了仗还继续搞，而且变本加厉地搞，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可是，希特勒做到了。1943年3月，希特勒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战争期间最好别增税；第二，即便征税，起征点也应提高至6000帝国马克；第三，可削弱高收入者的购买力，让艺术品等奢侈品涨去吧，但必须控制日常用品的价格，对其免税，因为“大众的购买力才是最根本的”。（见第59页）——哇塞，好与时俱进的科学福利观啊！遵循最高指示，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工人以及大部分的雇员和公务员都没有支付过一芬尼的直接战争税。”（见第54页）纳粹内部也存在反对声音，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就主张提高税收，可每一次，都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大佬否决，并且战况越恶化大佬越固执。大佬们为什么那样爱护人民，爱得绝对炽热爱得非常激动爱得抱得你比来月经都痛？还不是为维护统治嘛！希特勒通常被看作落魄文青、疯子，于是人们很奇怪，素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怎么会集体抽风？其实，意识形态只是大众狂热的部分原因，有好处捞才是主因——因为捞得越多越狂热，所以危机越重出手就越要大方。1933年德国有600万失业者，希特勒制定了“工作、工作、工作”的竞选口号——人民渴望什么我就背书什么，是个政客都懂。别说，希特勒还真不赖，几年内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人民很高兴，领袖很愉悦。看来，希特勒是个守信用的好政客。还没完。1942年，德军基本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按理说帝国处于危机中，大家该勒紧裤腰带了。偏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现役军人家庭的优惠要翻倍，到战争结束，他们每年得到的补助竟高达10亿帝国马克。同年，儿童补助金和家庭补助金也猛增96%！经济部部长丰克觉得负担太重，建议削减，可想而知，这又遭到了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抵制（见第73页）。他们很清楚，一战时德国国内民生极端糟糕，前线军人的境遇惨不忍睹，结果德皇吃了大亏，既因“德奸”输掉了战争，又因得罪各阶层丢失了皇位。因此，纳粹上台后千方百计拉拢人民。用格茨·阿利的话说：“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第73页）受惠于该政策，二战期间，德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比战前和战后还高些。疯子的表象后面潜伏着一颗精明的心，希特勒早就领悟到：人民，你伤不起！既然要贿赂人民，自然不能对人民增税，可贿赂款从哪来呢？一个字：抢。抢谁？三种人：国内高收入者、被占领区民众和犹太人。一、德国国内的高收入者，尤其是企业家首当其冲。1920年，魏玛共和国开征企业法人税，在通货膨胀的日子，这成为消除财政赤字最重要的税收。希特勒得寸进尺，把税率由20%提高到40%（第39-40页）。后来又增添了一项“战争附加税”，适用于年收入超过5万帝国马克的企业法人。此外，军方向企业订货时，“打白条”是经常的，付清款项是稀罕的。就这样，超过一半的企业年利润落入了帝国财政部腰包。1942年后，该比例升至55%（第63页）；1943年，达到了至少八成，“再加上国家恶意的支付拖延后，企业的利润已经明显地减少了，然而，国库还要对这已被掏空的利润征收65%的税负。”（第69-70页）纳粹还想尽办法对烟草、烧酒、啤酒等“奢侈品”征附加税；对股票、证券征税；强迫有钱人购买爱国债券。最绝的是禁止涨房租，开征房产税，并将升值部分充公。总之，德国的高收入者为战争买了大单、出了大血。据格茨·阿利估算，纳粹统治期间，他们被掏出了400亿帝国马克，为德国的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难怪戈林的财政顾问奥托·多纳热情洋溢地表示：“所得税以及企业法人税的递增解决了国家所需要的大部分收入。”（第63-64页）不过官僚的话不能太当真，当时德国没那么富裕，高收入者仅占全部纳税人的4%，哪怕把他们的打底裤都扒光了，还是远远不够填战争经费。自己人不够抢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抢别人啊！二、被占领区民众我们看特吕弗电影《最后一班地下铁》，沦陷后的法国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普通人每天吃不到几片面包，连浪漫的性趣都给饿干净了。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显示，波兰人的日子也很难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是中国式烂片，但也告诉我们，比利时人同样饥肠辘辘……反正，沦陷区的天是阴暗的天，沦陷区的人民好悲催。有悲催的就有开心的。谁？德国人呗。德国的指导原则是：打下一个地方，驻军的军费就由当地承担。这性质，相当于黑社会保护费吧？别说，纳粹真推出过一项“防务捐赠”，意谓“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第78页）。你看，当事人自己都不遮遮掩掩。要收多少保护费？帝国财政部1941年10月公布过数据：占领军军费占比利时年财政收入的125%，荷兰的131%，塞尔维亚的100%……（第171页）咋那么贵？废话，只要黑社会愿意，苛捐杂税都算在保护费里，你管得了么？最搞笑的，“大不列颠空战”是德国和英国间的较量，可德国那边的军费全是法国傀儡政府填的——比日俄战争中的大清朝还冤啊！对盟友，德国也照样敲诈。意大利算铁哥们了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志加战友的反革命情谊啊。可亲兄弟明算账。1943年9月，德军进入亚平宁半岛“帮扶”老战友，事成后立马要保护费。结果，墨索里尼从殖民地辛辛苦苦抠来的财富，统统进了好兄弟的腰包。在托纳多雷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玛莲娜出卖肉体给达官显贵，换取微薄的食物。可见意大利美女们被剥削到什么程度。到二战结束，德国捞到的保护费总计131.63帝国马克——你没看错，格茨·阿利是以“10亿”为计算单位的！这不是明抢吗？这算啥，暗抢才厉害呢！靠什么暗抢？钱。“用钱那叫买好吧！”有人抗议了。抗议无效，因为钱是纸币。希特勒上台伊始许诺全民就业，上台后又大力发展军工，这些都需要钱。钱用到这些地方，其他领域难免捉襟见肘。很快，德国出现了“短缺经济”的典型症状——日用品遭疯狂抢购，货架就像太监的下半身，空空荡荡。摧垮魏玛共和国的通胀大潮正蠢蠢欲动。财政顾问们提出了对策——嫁祸开始了。首先，操纵外汇兑换率。法郎对帝国马克被强压到20：1，贬值四分之一；捷克克朗贬值三分之一；卢布最不受待见，贬值470%。利用汇率政策，纳粹政府以极少的帝国马克换取极多的当地货币，随即大肆收购物资，一部分供养驻军，一部分运回国内抵消通胀。纳粹还在占领区发行所谓德国信贷银行纸币（RKK），面额较小，从0.5到50不等，作为辅币供士兵使用。发行RKK的帝国信贷银行有黄金储备吗？没有；准备金率多少？零；和当地货币的汇率比多少？看心情。这不还是抢劫嘛。没错，但抢的不是钱，是物品。RKK不能在德国流通，但帝国马克可以汇往占领区，按官方牌价兑成RKK。聪明人看出来了，RKK是盯着帝国马克的，帝国马克又被强行高估了，因此德国人用RKK在占领区购物很划算，反之，占领区人民拿着既无黄金做后盾又无信用做保障的RKK，跟拿着一叠废纸没区别。何况，RKK只在占领区有效，不花完你留着干啥！于是，德国士兵拼命购物寄往国内，老爸老妈大奶二奶小三人人有礼物、天天有惊喜。士兵们还催促家里人多汇点帝国马克过来。“许多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花掉了在德国配给经济下毫无用处的闲置资金。”（第285页）及时行乐的风气也蔓延。一想到自己快战死沙场了，士兵们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有点家庭责任感的则血拼扫货。1943年初，苏德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易手，德军败象已露，然而仅第18军，就从列宁格勒前线往家乡寄回300多万个军用包裹，里面装满了“战利品、烧酒和吃不完的食品”（第101页）。通过这些手段，德国的通货膨胀转移到了占领区。德国人富得流油，占领区人民水深火热。法国最惨——它富甲欧洲，最让RKK兴奋。有蠢货说“货币战争”是犹太人搞的，蠢货们不知道，纳粹才是货币战争的祖师爷。三、犹太人二战期间纳粹广建集中营、灭绝营，屠杀犹太人，遇难者在600万左右。希特勒为什么如此仇恨犹太人？一般都从种族主义角度讨论，充其量再追溯他的“心理阴影”。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犹太人有钱。600万遇难者，即便只从每个人身上榨出100马克，加起来也是笔巨款啊。问题是要榨，得找个借口。对高收入者增税，就说他们赚得太多，应该回报社会；抢占领区，就以“保护费”为名；抢犹太人呢？简单，宣布他们的财产是“人民的财产”，动员广大群众为分赃而参与抢劫！日，纳粹出台新规定，强制财产超过5000帝国马克的犹太人进行申报，如有所藏匿，财产将没收，本人被处以十年以下徒刑。这一招够狠，纳粹很快弄清楚了蛋糕究竟有多大。当然，申报不等于打劫。戈林称，纳粹是讲信誉的，要和野蛮的法国大革命划清界限，放心，“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都获得了帝国国债的转让证书，他们因此而享有利息。”（第46页）。瞧瞧，纳粹把“和平赎买”玩得炉火纯青，犹太人还不快点感谢国家？同时，纳粹还宣称犹太人犯有原罪，必须支付“赎罪金”。聪明人问了：犹太人不是把财产都换成了国债吗，那就卖掉它付赎金啊。纳粹早料到有这一手，遂规定国债不能转让！没办法，犹太人只好被迫出卖房屋、证券。第一笔“犹太人赎罪金”计10亿帝国马克，把帝国财政收入提高了整整6个百分点，填补了国库亏空。鲨鱼舔到血后更疯狂，犹太人赎罪金被扩大为所有财产的20%，后又扩大到25%。并且，“如果其中个别犹太人谎报财产或是根本不缴纳或是部分逃脱其缴纳义务，那么承担责任的不是德意志人民，而是由犹太人相互承担责任。”（第51页）这叫什么？对啦，“连坐”嘛。希特勒八成读过商鞅、韩非子。据格茨·阿利统计，国有化犹太人财产和缴纳赎金带来的收益，占二战前几年德国财政收入的9%。这些收益流向哪里了呢？除了你懂的地方，还有德国普通人的口袋。《德国税报》说得明白：“没收犹太人财产而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帝国所有，由帝国用于其基本需要以及用于所有德国民众的福祉。”（第50页）随着“闪电战”高歌猛进，这些政策被搬到了波兰、匈牙利、比利时等占领区，且日益演变为赤裸裸的劫掠。占领区上缴的“保护费”，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当局主动没收犹太人财产。这种地方犹太人肯定待不下去，想逃却没那么容易——要想出国门，留下买路财！格茨·阿利举了个例子。德国明斯特的乌尔曼夫妇经济状况良好，财产总价值为4.72万帝国马克，但逃往卢森堡时，纳粹只允许他们携带10帝国马克！即便如此，他们也没保住性命。1941年，乌尔曼夫妇被送往罗兹集中营，最终丈夫死于体力衰竭，妻子死于毒气室。（第185页）这真应了庄子那句旷古名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最末一句发人深省：“如果要谈论纳粹主义和种族清洗，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提及数百万普通德国人从中所获得的好处。”（第297页）格茨·阿利总结了两条：第一，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战争收入是从外国或外种族抢来的；第二，德国低收入者和普通收入者承担了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高的德国人承担了20%，剩下的统统由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分摊（第269页）。什么叫发战争财？这就是。而且不仅高官，普通德国人也发了。格茨·阿利认为95%的德国人均属“统治阶层”，“轰炸的受难者穿着被谋杀者的衣裳躺在床上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谢上帝，又一次逃脱了！感谢上帝，国家和政党如此快速地就帮助了我们！”（第261页）现在知道为什么刺杀希特勒那么难了吧——人民不乐意啊！相反，墨索里尼把意大利人民害苦了，最终被游击队活活弄死。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说的就是这哥俩的不同命运。军事史家总爱指责希特勒是“战争狂人”，背叛了德国陆军的战略传统。照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领导人必须把政治置于军事之上，战争应该是有限的：目标明确，达标后及时停止。政治家不能被军人牵着鼻子走，让子弹没完没了地飞下去。从俾斯麦到老毛奇都是《战争论》爱好者，他们制定的战略是：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应首先集中兵力，击垮一个方向的敌人，回过头来再收拾另一个。随后，逼敌人坐下来，谈判。俾斯麦和老毛奇都清楚，德国统一不了欧洲，更别说做“世界帝国”了。他们很务实：利用战场优势，捞取尽可能多的实惠。乍一看，希特勒的确违背了这个传统，违背了克劳塞维茨的教诲——他竟妄想横扫欧洲，还攻北非、惹老毛子，打起了“超限战”，简直抽风啦！但《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告诉我们，他精着呢。纳粹趁魏玛共和国遭遇严重危机而崛起，它应付危机的方式是比凯恩斯还凯恩斯的法西斯主义：放宽货币政策、行政干预市场、政府提供就业岗位、扩充军备……这种扼杀自由的政策，说穿了就是饮鸩止渴，短期看很美，长期看大家一块死。可是，没人想死，不但不想死，还想活得更好些。咋办？抢别人去。抢两三个地方还不够，得拼命地抢、持续地抢，世世代代抢下去。“纳粹头目必须推进扩张。每一个停顿都可能意味着反动政府的即刻终结。”（第290页）抢来新土地、新财源，才能“再分配”，接济劳苦大众。所以，希特勒绝非简单的“战争狂人”，他的决策皆扎根于政治目的——用社会福利笼络民心，而为了持续提供福利，必须扩张。问题在于，当政治目的被绑上社会福利这辆战车时，就只能冲向深渊。巴斯夏说：“如果贸易是自由的，还要军队干吗！”第三帝国恰为反面教材：贸易不自由，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军队、越来越重的杀戮。在此过程中，普通德国人获益了，心甘情愿地扮演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促成希特勒的疯狂的，正是贪婪的人民。但贪婪是要付代价的——数百万德国人死于战场，许多城市被盟军炸成废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经济学第一规律。你要社会福利吗？好，拿命来！……………………………………………………………………………………【维舟：纳粹德国——黑暗的乌托邦】《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如今，纳粹德国早已被人们视为绝对的恶，以至于有时令后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为何当初还能得到高度文明的德国民众的全力支持？仅仅说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在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复仇心理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不断指出的，那个黑暗时代的德国人与希特勒之间实质上结成了某种共犯结构，他们被元首描绘的蓝图和提供的福利所打动，成为了他的志愿行刑人。在这些给人民的许诺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乌托邦——深谙德国人心理的希特勒，精心编织了一幅未来的景象：他和一群年轻富有开拓性的精英，不但将恢复德国的光荣，洗刷所有耻辱，而且还将作为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福利国家，使每个德国人都切实地获得生活质量上的提升。他确实并未食言。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不管怎么黑暗，有一点是事实：他差不多一直有效地维持着德国民众的高福利生活。他创立了“大众”这个汽车品牌，目标是实现全民普及汽车拥有率；他引入了当时还几乎闻所未闻的“休假”概念，发展出今天人们熟悉的大众旅游；出身贫寒的人但有能力的人也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取得社会成就；在二战期间，德国军人家属获得的现役军人赡养费，按和平期间收入比例计算，几乎是美英士兵的两倍；甚至直到战败前夕，纳粹还考虑免除所有学校和学生的各种费用。直至战败那一天，一般的德国工人家庭没有直接支付过任何战争税，绝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比在战争开始前的和平年代更有钱。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非常美妙，但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尖锐地指出，这种“善”实际上深深地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简言之，纳粹德国通过残酷的对外掠夺，维持了国内的高福利社会，并由此扩展了希特勒的支持基础。这也是希特勒的乌托邦最黑暗的一面：一个看起来促进国民幸福的强大福利国家，依靠的却是无情的国外统治。纳粹意识形态一直强调对内平等和对外差异，用希特勒的话说，“在德国人民内部是最高的人民共同体和面向每个人的受教育的机会，但对外是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正是从这样一个乌托邦中，纳粹汲取到了犯罪的能量。为此，所有不属于这个人民共同体的人，都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无情的盘剥。纳粹到处洗劫犹太人，并将所获收益完全收归帝国所有；在各个被占领区，那些还有些顾虑和一丁点儿正义感的德军统帅们反复得到指示：“你们清楚我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他们在被占领区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合法地掠夺当地的经济资源，以掩盖其抢劫的实质——看起来还像是很正当地买走了一切。他们的行动惊人地高效，在西欧各国的第一年占领军费开支，达到了这些国家正常财政收入的100%-242%不等。比利时的德军带着强盗般的骄傲报告说，他们已经把比利时的“库存全部吸干，最后连一滴血都榨不出来”。不止是财政和资产，这个巨大的吞噬机器还要求人力供给。由于德国的农业无法自给，民用物资供应也受到战争影响（因为必须为军工生产让路），二战期间大批外国奴役劳工被驱使着为德国人劳作。纳粹首领对这些人的处境毫无同情心，帝国元帅戈林不止一次地表示：“倘若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让其他人挨饿去吧。”他不仅没有放松，相反要求加强榨取：“我不在乎有什么地方势将发生饥荒，只要这个地方不是在德国。”1941年冬，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据推测将有550万人饿死，但东方占领军司令部认为，对此“无动于衷是非常必要的”。诚然，战争期间的供应不足，也埋下了物资短缺、黑市盛行、价值缩水和通货膨胀的祸根，但战争期间保持的食物定量配给和对德国人有利的内部分配制度，反倒坚定了德国民众对帝国的信任，提高了政府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大多数民众虽非纳粹信徒，却也为社会体系提供的小恩小惠而欢喜。直到战败，德国人仍看起来美丽、健康、整洁且穿得很好，甚至战后，仍有不少德国妇女不时回忆起当年，不满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不但如此，纳粹还特别注意安抚底层平民。约6000万德国平民仅承担了帝国战争支出的10%，收入较好的德国人承担了20%，剩下的全部由外国人、强制劳工和犹太人承担。事实上，工人阶级完全赞成减少那些富有公民的数量，对外国人受掠夺也无动于衷，只要自己事实上是受益者。这就形成了一种共犯结构：统治者不断借助社会福利，通过系统的贿赂来收买人民的赞同，而平民事实上成了被动的受贿者（95%的德国人都从战利品中获得了好处），士兵们则是“武装着的运送黄油的司机”。但德国人的生活标准却建立在被占领区人民的饥饿、贫困、强制劳动和死亡的基础之上，格茨？阿利甚至断言：“对全体德国人民族利益的担忧是所有恐怖、奴隶和灭绝政策的决定性推动力。”为何这种民族福利国家的造福意识形态竟会演变出如此毁灭性的能量？是因为纳粹特别邪恶吗？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历史上，这种“对内平等、对外差别化”的政策，在欧洲历史上十分常见。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有公民权的人能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公民权的异族人则没有任何权利。帝国不承认任何平起平坐的邻国，也不承认能与本国公民平等的异族人。直到中世纪城市国家仍是如此：有公民权的城市人无情地剥削着农村居民。纳粹德国也继承了这种观念，将排他性的公民权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特权，只不过推到了更为极端和残酷的境地。这种“中心-边缘”的差别化对待，事实上是许多帝国共有的逻辑：通过一种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来为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包括现在的美国也是如此。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帝国逻辑也不见得更好：俄国通过一种“对内殖民主义”来支持帝国，即利用和剥削自己的人民来实现扩张。从国内民众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悲剧，那么前者是一种不义：正如格茨？阿利所言，那种从掠夺的战利品中获得的好处，使德国人的内心受到压迫。平心而论，二战期间的德国人多半并不清楚本国的那些将领和总督在被占领地区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很可能也并不在意——只要他们自己被帝国照顾得很好。半个世纪前，Ronald Steel曾说：“这是一种真实的帝国权利的标志：尽管帝国的支持者可能会对如何管理帝国发生争执，但他们从不对帝国的品行产生疑问，也绝对不会怀疑帝国是否符合被它统治的人民的利益。”他这句话原本说的是美国人常常不知道本国在海外做了什么（以至于后来发现受人憎恨时十分惊讶），但确实提醒了许多大国的公民：你们的公民身份很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作为一种实现政治正义的职责，理应关切本国在边境之外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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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分子。
你是指现在吧，现在国内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崇拜希特勒，这与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不无关系，当然也说明中国的国民教育不够民主自由化，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强大是世界公认的，你如果有兴趣也可去研究一下，我只想说一句历史没有对与错，是时代造就了个人然后影响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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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德国民众为何会狂热追捧希特勒？
一位果农的来信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 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编织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到底有多少“纳粹”？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22000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18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132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3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1341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650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65%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80%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1/6，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为何效忠希特勒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说明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10十岁开始加入少年队，14十四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在《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心中的。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这样做的结果，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形成罪恶的杂种。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谬论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有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还编造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噩梦。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本文原载于《书屋》2008年第1期，作者赵刚，原文标题为：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腾讯历史频道授权《看历史》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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