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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公务员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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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今天我们是就公务员法给大家做两个专题讲座，一个是我们上午围绕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制度给大家做一个专题讲座，接下来我们第二讲将围绕公务员的义务权利行为规范讲座。实际上，这个专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公务员来说，他要从政，既然要从政，那么就需要有一系列规范，而这些规范在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里面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今天的第二讲，我将围绕公务员权利义务与行为规范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在公务员法里面确立公务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公务员法是如何规定公务员义务和权利，以及规定了哪些义务和权利。??? 第三部分、对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分析。??? 展开分析的同时，我们将把各位的行为规范纳入到这一部分来，也就是我们要认真落实公务员法，规范我们每一个公务员的行为，从而提高公务员的从政能力。二、在公务员法里面确立公务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1）在公务员法中确立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首先是由于公务员他是掌握国家权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国家权肯定一部分政治精英掌握，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并且人民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把国家的行政权，检查权，审判权，以及国家的军事权等等，授予各个国家机关，而在各个国家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实际上他们能否正确行使好人民授予的权，就像我们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一样，能否到权为民所用，真正的执政为民，它就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形象，党的威望和政府的威望。??? 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百姓跟我们党和政府打交道不是抽象的，它是通过一个一个公务员具体体现出来的，老百姓之所以说政府好，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接触到的每一个公务员好，正因为公务员能够勤奋为民，执政民，依法行政，所以人民才感觉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形象。??? （2）由于公务员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那么他能否严格的根据宪法和法律来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直接关系到法律在社会里面的尊严，以及在社会里面的公正问题，假如我们的公务员，滥用国家的权。侵犯老百姓的人权，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人民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护，同时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政党执政，那就是掌握政府的党叫做执政党，但是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仅仅是指掌握政府。但是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掌握政府，它还领导立法，领导司法，正因为如此，行使国家权利，无论是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行使这三种国家权利的公务员，他们素质的高低，以及他们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上面，以及今年的全国人大上面都提出了要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个服务型政府通过谁来建立 ？当然是我们的公务员，所以我们的公务员只有通过认真学习公务员法，了解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义务的规定，权利的规定，以及对公务员行为规范的要求才能真正提高自己从政的能力。三、公务员法是如何规定公务员义务和权利，以及规定了哪些义务和权利。??? 公务员的义务是我们的公务员从政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的，因为公务员的义务，是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公务员行为的准则。??? 所谓义务，它是对一个人要求他必须做以及必须怎样做的行为规范。公务员如果违反义务，那和公民不一样，因为公务员行使的是国家的权，它如果违背他的义务，那是要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会侵犯老百姓的私人利益，正因为如此，对于人权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先讲权利，后讲义务，所以我们大家去翻开我们的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它是首先规定，公民有哪些权利，然后公民享受权利的同时，他也必须履行义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上从来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所以对公民来说，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而且公民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赋有一个义务，也就是公民在权利的，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公务员的义务的内容??? （1）我们的公务员不同于一般的部门，所以在规范公务员行为义务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义务，其次才是规定公务员的权利，因为公务员掌握国家权，具有主动性，具有积极性，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性，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要被你公务员伤害的。所以，对老百姓来说，是先有权利再有义务。对于掌握国家权的公务员来说，肯定是先规定义务，再规定权利。??? （2）规定公务员义务的必要性在于，把公务员的义务，通过公务员法明确的列举出来，有助于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感。它必须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确立的公务员的九大义务来履行它的职责。而公务员义务的规范，也有助于加强对公务员行为的监督。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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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问题与基督的社会关怀传统&&&&&&&&&& 作者：王忠欣&&&&&&　　自1987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变；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愈显突出和激烈。社会的巨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一般来说，主要包括道德问题和贫困问题。社会上的任何问题几乎都可归纳到这两个问题上。比方说，社会的治安问题、犯罪问题就是道德问题的升级，无家可归的问题，盲流的问题及温饱问题则与贫困的问题有关。道德和贫穷的问题也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历来所关注的问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是否也可从基督教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可用的资源，来反思如何解决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以及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传统，并希望这样的探讨能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或缓和提供一些思路。&&&&&& &&&&&&一，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贫困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一形成就存在的问题，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会有贫困问题存在。贫困并不是中国现时特有的问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存在着贫困的问题，历史上的每个时期也都存在过贫困问题。对付贫困问题，可以说从人类社会一出现就开始了。&&&&&&　　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贫穷的问题，历次的农民起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中国人对贫穷的感受可谓是刻骨铭心。5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制度使得贫富悬殊问题淡化，然而，由于经济水平较低，全民都处于一种贫困的状态。70年代末经济制度的改革开始改变全民贫困的状况，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贫富差距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目前，贫困问题中国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经济制度改革后，有能力、有学历、头脑灵活的人及时抓住致富的机会，首先富了起来，率先摆脱了贫困状态。在另一方面，能力较差、机遇不佳的人则无法迅速脱贫，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经济基础、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首先造成了各地间的贫富差别。沿海地区的人民较早富裕了起来，内陆地区如西北地区的人民则相对不那么富裕。在同一地区，城市和乡村也有差别，城市中致富的机会较多，乡村中的机会则较少，这也做造成了地乡贫富的差别。即使在城市中，同样能力、教育水平的人中，由于职业的不同，也使一些人机遇好些，一些人机遇差些。凡此种种，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由于城乡、地域、职业差别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与处于贫困中的一部分人。这种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经济学者胡鞍钢和政治学者王绍光在其新书《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地区间、人际间、城乡间的差距使当今的中国成为建国以来整体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时期。”中国最富和最穷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发达工业国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如果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没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口和少数阶层能从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中获利，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就会降低，不满情绪迟早要爆发。”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可能蕴含着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分裂的危险。” &&&&&&由此看来，贫富差距反映出来的贫困问题在中国是相当严重的。&&&&&&　　第二是下岗、失业、失学。中国在经济制度改革、市场转型，特别是在近期的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产生出了一新的阶层 - &&&&&&下岗工人。由于生产力提高或生产效益不好，许多工厂企业需要大量裁员，许多工人必须离开工作岗位，下岗的工人不等同于失业，因为他们每月可领到很少的下岗工资。然而有些下岗工人领不到工资，或数年后下岗工资被中止，到了这一地步，这些下岗工人就成了失业者。这些下岗工人，如果机遇不佳，找不到新的机会，其生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贫困中。近几年，中国的媒体上经常报道一些下岗失业工人的贫困状况，由此可看出该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变革所造成的大批下岗人员，以及由此所转化成的失业人员，无疑加重了社会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中的下岗、失业家庭中，在广大的乡村，如果家中劳动力有限，或无劳动力，家庭生活也会陷入贫困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尤其是学龄子女，在面对家庭的经济压力时，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失学。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各级学校也在收费方面作了调整，学杂费及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令许多家庭生活困难的家庭难以负担，导致贫困学生失学。在乡村，许多贫困的家庭则需要子女缀学，从事劳动，承担扶持家庭的重担，其经历令人同情。1998年，广州日报社曾举办过帮助苦儿的社会慈善活动，呼吁社会大众认助本地区的贫困失学少年儿童，得到社会的热烈响应。 &&&&&&即使在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尚存在失学问题，其它内陆地区的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则会更加严重。&&&&&&困难家庭的大学生也面临着失学的问题，由于学杂费用增加，许多经济落后地区考入大学的学生，因无法交纳学杂费，而被迫离开学校，或入不了学。1998年，中国长江洪灾过后，许多灾区考入大学的学生无法入学，一些学校特别为灾区新生设立了奖学金，帮助他们入学，但是也有不少学生痛失学习的机会。这种情况也显示了失学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社会救济、服务机构的不足，使得贫困以及相关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情况。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救济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国家承担，民政部主要负责这方面的事务。改革开放后，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贫困问题的严重，政府用于扶贫的财力愈显不足。据报道，有些私人开办了一些福利机构，如养老院等，但目的是为了赢利，并不是真心的社会关怀。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所谓福利慈善机构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民间的社会救济、服务机构和力量尚不成型、成熟。虽然政府和有心人花了许多心血来解决贫困的问题，但因缺乏一套有效地将这些资源挖掘、调动、组织起来，应引起各方的重视。从另一个角度看，贫困问题的存在和加重，也是因社会上缺乏相应有效的济贫制度和管道所致。&&&&&&　　&&&&&&二，圣经中关于济助穷人的教导&&&&&&　　谁来帮助穷人，怎样帮助穷人？在中外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中，都有不同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救济穷人的义务主要由富有的善人来承担，或由“劫富济贫”者来完成。在中国传统中，一般来说，地方的士绅承担着社会的慈善义务，修路架桥、济贫扶弱都由地方的士绅主持，而这些士绅都是富有的人。如果这些富人心地善良，那么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救济穷人，比如施粥放粮。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善心，济贫义务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进行。通常，被逼无奈路见不平的贫困者会揭竿而起，采取暴力的手段，夺取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如开仓放粮。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由于富人不仁，贫民被迫以极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上的贫困问题。然而这些方法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无法长久有效地处理贫困的问题。&&&&&&　　在西方，帮助穷人的义举则历来由教会来承担。西方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有很大的不同，教会在西方的社会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教会对社会的关注，又与基督教的经典 &&&&&&- 圣经的教导有关。&&&&&&　　圣经中有许多章节专门论述如何帮助穷人，其中一个独特的看法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的这些论述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的教导，对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旧约圣经利末记指出，“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申命记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对于十一奉献，申命记也提出了与我们通常理解所不同的含义，“住在你城里的利末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末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 &&&&&&而安息年的收成则也应分给穷人，“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俾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　　旧约圣经对当时处于农牧阶段的以色列人如何救济穷人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规划，其方式大概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在每年的收成中留出一部分专门供贫困的人享有，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二是在每三年的第三年，将收成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分给有需要的人；三是七年一次，将安息年田地中自然长出的收成与贫困人共享。&&&&&&　　到了新约时代，圣经对如何帮助穷人做了进一步阐述。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曾教训门徒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很明显，耶稣把这些不幸的人都看成是他的弟兄，凡是作在他们身上的，也就是作在耶稣身上。这处教导使我们能更清楚理解关心穷苦人对基督徒的重要意义。&&&&&&新约圣经在多处都强调，救济穷人是富人的责任。福音书中都记载了少年财主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少年财主向耶稣询问怎样可以进天堂，耶稣说要遵守十诫，少年人说他都做到了，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提摩太前书也特别针对富人教训道：“你要倚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　　与旧约不同，新约没有去设计帮助穷人的具体方法，而是更加强调帮助穷人的责任，特别是富人应负的责任。“财富的基本目的就是去帮助在困难中的人。” &&&&&&　　&&&&&&三，早期教会的济贫实践&&&&&&　　基督教对贫穷问题的关注，并不只是表现在圣经的教导中，教会从一开始就从事许多济助穷人的活动，并且济贫工作也成为基督教社会关怀的一个重要传统。&&&&&&　　在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采用财产公有的方式，解决贫穷的问题。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在耶路撒冷，许多人在使徒彼得的劝勉下，受了洗成为基督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 &&&&&&　　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财产公用。财产公用并不是要使人贫乏，相反是为了战胜和消除贫穷。能够财产公用是因为信徒们都有相同的信仰，他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命体，每个人都在这个生命体中感受到他与其它人的团结。这种本质的同一也必须在物质上作为一种兄弟之爱团体的标记表达出来，这种兄弟之爱就是这种与穷人分享的行动。这种财产共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消除了早期教会中许多人的贫穷问题，所以在早期教会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在教会史的早期，教会在古罗马帝国的东部比较发达，故也积累了较多济贫的经验。东罗马帝国属于希腊语系。希腊教父们深受修道运动的影响，经常谴责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以及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东方教会中修道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数四世纪Caesara的大主教Basil。Basil用他自己的资源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慈善福利机构，包括招待所，救济院，传染病医院等，连同教堂和修道院组成一个城中之城。老、弱、病、残、贫等都在这里找到了避离所。Basil本人也住在其中。在饥荒年间，Basil亲自为这些饥饿的人组织免费饭食， &&&&&&这些难民包括外国移民、异教徒、以及以色列不信教的儿童。 Basil创办的这所慈善机构是历史上最早的济贫院和难民营之一。&&&&&&　　在同一时期，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 &&&&&&，教会也从事许多社会慈善活动。当时，拜占庭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由三种力量来承担：一是皇帝或国家；二是教会、修道院和基督教的机构；三是私人。罗马帝国国家的济贫物资并不是直接给穷人，而是给帝国公民。教会和私人的慈善服务则是面向穷人，其动力来自对圣经教训的遵守以及对末世奖赏的期盼。 &&&&&&　　拜占庭帝国中最具影响的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当数君士坦丁堡的孤儿院。这个孤儿院作为一个主要的孤儿避难所存在了900多年。君士坦丁堡孤儿院是由Zotikos创建于四世纪中叶。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主教Makedonios是该城组织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个基督徒领袖。他的慈善活动又深受该城教会一位执事Marathonios的影响。Marathonios从著名的修道领袖Eustathios那里学到了一种苦行的生活方式。Eustathios和其它小亚细亚修道运动领袖发展出了一套都市化的苦行主义。这种苦行主义要求以一种服务他人的形式，而不是逃离社会、在荒漠中修炼的形式来达到苦行的自我牺牲。Eustathios当上主教后，在他所居住的城门口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其成员没有专注于默想和无止的祷告，而是从事于不停的慈善工作，如照顾麻疯病人、残疾人和被抛弃的人。Marathonios也在君士坦丁堡组织了一些松散的小亚细亚苦行团体，他雇佣都市中的修士来救助城市街头的穷苦人和病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Zotikos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孤儿院，并在城外建立了一个麻疯病院。这座孤儿院不仅为孤儿们提供一个避难所，并且还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在音乐、文法和文学方面。长期以来，这座孤儿院也是希腊教育的一个中心。 &&&&&& &&&&&&四，中世纪的教会与贫困问题&&&&&&　　进入中世纪以后，教会和修道院仍然保持基督教的慈爱传统，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基督教的弟兄之爱带给受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和贫困的人。在12和13世纪，罗马教皇诺森三世曾经在社会慈善方面作过许多工作，帮助解决当时的贫困问题。&&&&&&　　以诺森三世认为，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不可能忽视施舍，然而，如果没有一颗真正的慈爱之心，这样的施舍则是毫无价值的。人们应该象准备救赎那样，准备好施舍。禁食虽然好，但施舍更好。禁食饥饿、衰弱身体，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施舍则是积极的恩惠，因为它恢复别人的身体。祷告虽然好，但施舍更有意义，因为它在追求神之前先感动了自己的邻居。施舍者的贫穷并不能成为不要施舍的借口。 &&&&&&　　早在中世纪前，罗马教会的收入就分成四份。教皇自己保留一份，第二份在神职人员中分配，第三份用来保养教堂，第四份则用作救济穷人。以诺森三世当选为教皇后，不仅用传统的四分之一收入来救济穷人，而且还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拿出许多钱来用作济贫。据记载，他经常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向赤身露体的人提供衣服，为待嫁的贫困少女找到一份嫁妆，抚养被抛弃的儿童。他还指示施赈人员在四处努力寻找穷人和懦弱的人。为了纪念耶稣基督，每个礼拜日，以诺森三世还学习耶稣的榜样为12个穷人洗脚，擦干，并确保他们有饭吃，得到良好的照顾。 &&&&&&　　以诺森三世所做的另一件慈善事业是开办慈善收养院。始于1201年，以诺森三世在罗马建立了Santa &&&&&&Spirito慈善收养院。他说服英国国王每年为他的收养院捐款，他还从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收集捐款，此外，他也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支持收养院。这个收养院的节目之一就是收养照顾被抛弃的婴儿和失去父母的孤儿。曾经有一段时期，罗马城中的河流中经常发现一些婴儿的死尸，这些婴儿是被他们的母亲抛弃而死亡的。得知这一情况后，收养院的门口不管是白天黑夜一直放着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接收被抛弃的婴儿，收养院并不打听弃婴者的性名等情况，以使弃婴者可将婴儿安全地放在接收箱中，从而保全婴儿的性命。收养院也照顾来罗马朝圣而即将分娩的孕妇，为她们提供食宿，甚至为婴儿也准备了单独的小床。在收养院中，贫困的儿童由修女们抚养，男孩在一些适当的行业中做学徒，女孩则由收养院为她们提供结婚的嫁妆。每周一次，收养院还派修士们到街头去寻找虚弱的乞丐，把他们接到收养院中进行治疗和照顾。 &&&&&& &&&&&&五，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社会救济实验&&&&&&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许多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也热心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他们的社会救济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当时积极投入社会慈善活动的两个典代型代表。&&&&&&　　马丁路德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团契是要为穷人服务的。他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共同资金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上。1520年前后，路德帮助德国温登伯格市议会制定通过了使社会福利制度化的法令；1523年他又帮Leisng市议会制定相关的法令。这些法令中的许多条文都与减轻穷人的苦境有关。根据这些法令，这些城市建立了旨在济贫的共同资金，工人和工匠可以得到低息贷款做生意，新迁入者可得到贷款安顿下来，孤儿和老弱病残可得到救济来支持日常的生活，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和训练也可以得到资助。穷人家的女儿还可被供给适当的嫁妆以备结婚之用。工匠们如果无力偿还贷款，因着上帝的缘故，他们贷款可被免除。&&&&&&　　共同资金的经费主要来自已经停办的宗教机构的捐赠基金和教会的资产。路德建议，在为想要留在修道院和想要离开修道院的修士、修女留足资金、为有需要的捐款家庭退还部分资金后，教会的财产应全部放在共同资金中；为预防未来资金的不足，在必要的时候，教区中的每个人按其能力和财产可获得减税。路得的社会福利改革实验成为当时各地类似努力的榜样。 &&&&&&　　在瑞士的日内瓦，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进行了救助穷人的社会福利改革。加尔文认为，如果没有充满济助他人的工作，信仰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器皿，单单只有信仰并不足以使基督徒有资格站主在上帝的面前。在这种神学思想的指导下，加尔文参与日内瓦的许多社会福利工作。&&&&&&　　加尔文曾在日内瓦生活了数十年，特别是在年间。日内瓦是加尔文实现他“完美的基督教社区”理想的基地，在宗教改革期间，基督教会在日内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加尔文又在教会中有着很大影响力，因此，日内瓦的许多社会福利改革活动与基督教有关。&&&&&&　　宗教改革期间，日内瓦成立了基督教法庭，法庭由平信徒长老和教会讲道人(Preacher) &&&&&&组成，主要处理基督教内部的纠纷，如有必要，该法庭也可将案子移交民事法庭处理，因此该法庭有很大的权力，人们也称它为另一个“日内瓦市政府的常务委员会”。1547年该法庭通过的有关日内瓦农村财产法令规定：经过警告后，继续违法的人将被课以罚款，罚款额的三分之二将被用于帮助教区中的穷人，这些金额将被放在教会的施舍箱中，根据需要分配给穷人。 &&&&&&　　1535年，加尔文的密友William &&&&&&Farel在日内瓦建立了日内瓦救济收养院。Farel本人也是一位宗教改革者，正是他邀请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并大力支持他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所救济收养院在为日内瓦提供社会福利救济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院拥有一座大型建筑物，位于日内瓦的中心，它向所有有需要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人提供帮助。该院收养了数十名儿童，大多为孤儿和弃儿；该院也收养一些因太老、太弱，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每个星期，该院还在全国范围内向贫困的家庭分发面包；每天晚上，收养院则为那些刚刚抵达日内瓦、无法支付食宿的访客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处。 &&&&&& &&&&&&六, 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　　19世纪上半期，美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涌入城市的农民和外国移民增加，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贫困的现象非常严重，象纽约这样的大都市，贫民窟的问题成为社会上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为了对付贫困的问题，纽约的基督教徒于1843年组织了纽约改善贫困状况协会 。这个协会是由纽约市宗教小册子出版社 &&&&&&帮助成立的。后者为纽约基督教的城市宣教团体，前者则为基督教的慈善团体。在创建初期，协会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出版社承担，例如，协会的工作人员和财务支持都来自出版社。协会把纽约分成17个大区，每个大区又被分成许多小区，每个小区由一个5人组成的顾问委员负责。这些委员会又把他们负责的小区分成更小的单位，通常每个单位包括25个贫困的庭。委员会负责招收有爱心的志愿人员来照顾这些家庭。在初期，由于志愿人员不够，每个志工通常要负责60个家庭。申请救济的家庭被推荐给负责该地区的志工，志工的主要工作就是去调查有需要的家庭以及其贫困的原因。如果贫困家庭符合条件，志工就与各个慈善机构联系，帮助贫困家庭得到援助。 &&&&&&　　改善贫困状况协会还想出许多实用的方法使救济穷人的工作更有效。例如，协会把煤炉借给那些非常贫穷、没有地方烧煤的家庭，协会还收集和发放洗干净的旧衣服，以及饭店和富人家里剩余的食品。志工们想方设法进入贫民窟为贫民服务，仅1847年一年，志工们就救济5500个贫困家庭，到1853年，帮助协会工作的志工达378人。 &&&&&&　　为了改善穷人的居住环境，最终消灭贫民窟，协会于1853年开始为穷人建造了一座示范性的经济公寓，该公寓1855年完工，全部出租给黑人居住。协会对穷人的健康和医疗照顾也非常关注。1852年，协会开办了一个面向穷人的浴室和洗衣房。这是纽约的第一家公共浴室。1862年，协会开办了一所医院，主要用来济助工作中受伤的劳工。协会还支持改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等涉及公共卫生的各种活动。 &&&&&&　　在美国的历史上，另一家喻户晓的关心穷人的基督教团体是救世军。 &&&&&&救世军由美国基督教新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救世军由英国人维廉布斯(William &&&&&&booth)于1865年创建于英国伦敦，1880年传到美国。社会服务是救世军与众不同的特色。19世纪80年初，救世军的领袖们认识到，城市贫民需要在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救世军开始开办栖身所，免费提供饭食，并登记失业者。慈善工作是救世军对美国和英国社会的一大贡献。救世军的一项非常著名的工作就是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工作，这一工作被称为“贫民窟族”(the &&&&&&Slum &&&&&&Brigade)，这是一种使救世军成员进入贫民窟、与贫民建立密切关系的服务方式。1889年布斯太太在纽约组织了第一个贫民窟旅，到1901年，全美共成立了24个相似的团队。 &&&&&&　　贫民窟旅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探访和救济；进行宗教服务；以及培养抵制恶习的情操。第一方面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在都市中创造了一种乡村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彼此亲密、同情的气氛。在贫民家中照顾病人和濒临死亡的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提供充满爱心的服务，这些在贫民窟的日常工作，为救世军赢得了比只是分发食品和金钱更高的声誉。贫民窟旅的经验也启发出了其它一些形式的社会服务。1893年，纽约的贫民窟旅为那些父母无法照顾他们的儿童开办了第一家妓女援助所，到1900年救世军共在全美10多个都市开办了17家援助所。救世军于19世纪末还在纽约和旧金山建立了两所孤儿收养院。1897年，救世军组织了贫民窟助产士网，次年又开办了一个培训学校，为贫民们培训护士，目标是使每一贫民窟区片都有一位护士。 &&&&&&　　为了帮助失业者，救世军从1891年起为失业者开办了食品栖身站，失业者只需付象征性的一点费用，就可在站中食宿。到1901年，救世军共开办了73座食品栖身站，大多为援助的性质。仅1900年一年，纽约救世军就向无家可归者发放了125万份饭食。在寒冷的冬天，救世军也为失业者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通过救世军经营的工业站、木材场和废品回收站，救世军为那些不能支付食品栖身站最起码费用的人提供工作。到1900年，类似的就业站已达24个。 &&&&&&　　救世军的这些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面向贫民窟的工作，使许多贫民受益，因此，救世军也被称为“贫民的个人上帝”。&&&&&& &&&&&&七、社会关怀与信仰&&&&&&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慈善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至今日，许多人一想到基督教就会首先联想起教会所做的慈善活动。教会是一个超越家族、有别与政府的社会志愿组织，它是靠信仰凝聚起来的群体。所以，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传统与其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基督教相信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位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而人类始祖亚当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和睦关系，使人类陷入罪中；上帝把独生子耶稣基督派到人间，以其十字架上的死来赎人的罪，拯救人类脱离罪的唯一力量就是上帝；罪使人进入地狱，拯救使人进入天堂。基督教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也相信上帝王国的降临。正是这种信仰为基督徒提供了无限的动力去做赢得上帝喜悦的事情，而帮助穷人的社会关怀工作也是上帝所喜悦的。因此，基督徒坚持不断地从事这一方面的慈善工作。&&&&&&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对帮助穷人的教导，《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圣经》中有关教导自然就成为教会和基督徒从事社会慈善工作的动力。历代的基督徒，特别是神学家也在神学的层面论述社会关怀与信仰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理解信仰对基督徒开展社会慈善事业的作用。&&&&&&　　四世纪Caesara的大主教Basil曾在讲道中指出，“当你为了上帝的缘故与人分享时，你正在创造礼物和贷款。礼物，是因为你并不期望穷人的偿还；贷款，是因为上帝的富有，上帝将代表穷人响应你，将为你所给出的那一点而给你丰富的补偿。的确，‘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箴十九17)。” &&&&&&另一位早期教会教父Gregory &&&&&&Nazianzus也说过：“我们仍有时间探望基督，照顾基督，给基督食物吃，给基督衣服穿，欢迎基督，荣耀基督；但不是通过象一些人请他吃饭那样(路七36)；也不是象马利亚用香膏那样，也不是象亚利马太的约瑟那样只用一块墓地，也不是象尼哥底母那样只用埋葬需要的东西；也不是象东方博士那样用黄金、乳香和没药。不，万有的上帝只要怜悯，而不是祭祀(太九13)，他要全心的怜悯，而不是千万的羔羊；让我们通过(服务)穷人和今天受苦的人，把这一切都给他，这样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永恒的宝库中被这同一位基督我们的主所接收。” &&&&&&　　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以诺森三世在其著作《赞美博爱》中论述说，博爱的美德与基督本人的生活、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与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神灵的指导是分不开的。简单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期望去从事慈善活动是很危险的。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失财才能被避免，施舍者的真正谦卑才能得到保证。 &&&&&&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在抨击赎罪符时指出：“应该教导基督徒，施舍给穷人，或借钱财给有需要的人，比购买赎罪符要好的多”，“见到有需要的人，从身边走开，用钱来买赎罪符，这人所买到的不是教皇的赎罪符，而是上帝的愤怒。”“当爱和援助给了你时，你必须再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把爱和援助归还给基督。” &&&&&&加尔文也强调，我们应怎样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敬意？通过施舍：因为我们不能为上帝增添任何东西，但是上帝接收我们给予穷人的东西；这就是今天上帝所要求和批准的祭品。 &&&&&&　　的确，基督徒热心从事社会关怀工作的巨大动力来自他们的信仰。“对上帝的公义和耶稣所宣告的王国的盼望激励着人们去济助穷人、弱者、孤儿和寡妇。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但宣讲而且实践上帝的话语──真正的信仰、真正的虔诚。” &&&&&&由此看来，对贫穷者的爱的回应正是一种对上帝的公义的见证。&&&&&&在中国，社会服务工作也在发展，但以什么为凝聚力，使全民都能长期、系统和积极的参与，这是一个应该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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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福音派教会的觉醒作者： 郭秀娟&&&&&&　　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运动，以及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鼓吹社会改革，强调教会应该照顾穷人与被欺压者。极端的社会改革者，甚至主张神的国度可以借着社会进步或革命而在今天实现；非福音派逐渐远离「拯救灵魂」的工作。这样的运动自然遭到传统基要派的排斥，为了保护教会单纯传福音的功能，福音派教会遂走向与社会运动完全脱节的另一个极端，这种两极性的发展对福音有很大的伤害。 偏离对社会公义的重视 　　一九四○年起，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派人士，开始把自己和基要派划分开来，他们一方面持守基要派对圣经的默示与权威性的保守态度，一方面弃绝基要派对文化与社会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称自己为新福音派(neo-evangelicals)，以韩客尔(Carl F. H. Henry)为首，在葛理翰(Billy Graham)的支持下，一九四二年创办了国家福音联盟(NAE)，一九五六年韩客尔离开富乐神学院，接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的主编工作，从此该杂志成为新福音派的发言管道。韩客尔的重要贡献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书：《现代基要派的良心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在书中他指责基要派是「现代版的祭司与利未人，对受苦的人类视若无睹……基要派只敢痛责个人的罪行，对社会的邪恶与不义却不闻不间。」这本书在福音派教会中，像一颗炸弹爆炸开来。它唤醒了一些福音派的领袖，看见福音派已经偏离了圣经对社会公义的重视，已经失去了像主耶稣一般，对人类需要的敏感与怜悯。韩客尔指出：「现代人的危机，基本上不是政治、经济或社会危机，而是信仰危机。只有福音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福音的传扬，必须落贾在现代人生活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现代城市的娼妓、吸毒、酗酒、失业、色情、性病泛滥等问题，诚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有能力解决的。教会因此袖手旁观，除了忧伤的祷告以外，无能为力。韩客尔提醒教会，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选民及犹大国的责备，岂不也是今日对我们的责备：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么。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赛五十八6~7) 　　在这段经文的光照下，韩客尔认为从一八六○到一九六○年间，福音派教会整体对社会的贡献是失败的。是爱的亏欠。这世界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而我们还不闻不间，无所行动要到几时呢？主耶稣拿起准绳，量一量我们的亏欠，我们肯定是罪孽深重。葛理翰很早就把自己定位在新福音派，虽然对灵魂的拯救一直是他的首要使命，但他没有停止过对穷乏者的关心与支持。一九七三年葛理翰布道协会，开始对穷人和受灾者的救济，成立了世界紧急救灾基金。这样的改变，也开始在英国出现，50年代带进学生团契的复兴，像大学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就鼓励毕业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上，活出并见证他们的信仰。 柏林会议的觉醒 　　一九六六年柏林的千人福音会议上，与会者曾乐观地预测在本世纪末，能达到普世福音遍传的目标。当时就有少数有心的代表，强调：传福音，非有社会行动的结合，否则果效不彰。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他们身处世界最贫穷的所谓「窗型区域」，深深了解传福音不能脱离社会行动。当一个人处在饥饿、疾病的折磨下，你很难向他传讲福音这个好消息。而来自南非的白人宣教士，更深感种族不平等的巨大差距，是他们向黑人传福音的最大难处。社会关怀原本并非柏林会议的主题，但是透过这些第三世界代表的经验分享，西方世界开始倾听这些来自旷野的呼声。六个月后，另一个千人宣教大会，发表的惠顿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福音派领袖更是坦诚：「我们深深懊悔，我们偏离了圣经上的教导，与社会隔离。我们没有把属灵的原则，应用在种族、战争、人口爆炸、贫穷、家庭破裂、社会革命等种种问题上。」虽然宣言里还是强调传福音为首要使命，但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福音派代表们，对社会关怀的觉醒。 　　这二、三十年，神也的确兴起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以舍己的服事来响应这爱的呼召，开始回归对社会的关怀，寻求社会行动在福音事工上所该有的适当地位。这不仅是爱在行为上的彰显，也是爱在圣经与神学真理上的落实。诚如使徒约翰所说：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拾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凡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约壹三16~18) 来自传福音的无力感 　　在神学与宣道学的理论基础上，也展开了真理的辩论与探讨。六○年代起，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派逐渐在英国丧失影响力。因为照前千禧年的末世观，这世界在基督回来以前，只会越来越糟。如此任何的改革岂不是无太大意义，只要等基督回来更新一切即可。到了二十世纪末，英国大多数福音派人士，尤其是赞成社会行动的，多转向后千禧年派或无千禧年派。不过在美国，前千禧年派倒是历久不衰。一九七一年慕瑞(Iain Murray)的《清教徒的希望》(The Puritan Hope)一书，为后千禧年派提出历史根据。此派认为借着福音的广传和影响，并社会改革，才能带进基督化的国度，等候基督在国度末期的再临。关于国度的性质与实现，神学界一直处在长期的辩论中，福音派的乔治赖德(George Eldon Ladd)所写的《耶稣及其国度》(Jesus and the Kingdom)影响最大。他认为神的国乃是神对所有受造者的治理，国度有它现在和将来的层面。基督徒必须一方面活出现阶段国度的要求，一方面等候将来国度的降临。不过福音派人士对社会关怀的觉醒，多半不是来自神学思想的转变，乃是来自传福音的无力感；乃是在面对着各式各样的社会、时代需求，迫使他们回到圣经寻求答案。美国的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英国的眼泪基金会(Tear Fund)，印度救灾福音团契(EFICOR)等机构都是在现实的需要下成立，随着这些机构不断成长，逼得福音派人士深思如何响应社会的需要。 　　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恩的民权运动，也大大影响福音派对社会参与的反省。六○年代在黑人社区传福音的约翰培金司(John Perkins)，在密西根的贫民区，开始宣道工作，环境逼得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人全人的需要。在他们的社区里，少年人因为要照顾年幼的弟妹，无法上学。教会因此开始了托儿所的工作，以及营养午餐的提供。然而贫穷的根源，不仅在教育的改善，更在于社会结构的不公义，他们开始为民权运动祷告。就这样，现实的需要迫使宣道工作不只参与了关怀社会的行动，更引导他们走向抗议社会的不公义。有效的传福音，除了必须兼顾身体和灵魂的需要，还得伸张正义。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亲身体验，也代表了所有在第三世界贫穷地区的福音工作者，对宣道工作新的看法，一个逐渐脱离西方白人文化的宣道策略。 　　对社会和文化的参与，是否意谓着在正统信仰上的妥协呢？坚持圣经无误性的极端保守者，薛华(Francis Schaeffer)博士，给了我们最有力的辩护。在面临一次属灵危机之后，他重新思考属灵真义，他写道：「真正的属灵，乃是基督的主权，在生命每一层面，实际而均衡的彰显。」属灵的生活不是从世界隐退，乃是以基督的心肠和基督的方式过生活。庇荫所(L'Abri)的事工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薛华开放自家农舍，欢迎任何人前来寻找信仰，或寻求如何把信仰应用在现代人的生活上。他主张基督徒要个别的，甚或集体的来见证基督的美德，凭着信心过一种超自然的生活，让世人真能体验到盐与光的真实，让基督徒的生命流入整个文化当中。 　　第一届洛桑宣教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召开，「末得群体」(unreached peoples)的观念首度获得普遍共识。大会的重点不在于讨论福音是什么，而是如何传的问题。许多探讨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关系的论文被提出，斯托得(John Stott)强调「爱的大使命」，必须与对观福音的大使命平行进行，以达到使万民作门徒的目的。根据约翰福音二十21，「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服事人，来完成救赎的计划。遵此爱的服事原则，宣道事工必然包括传福音与社会行动，这才是真正神爱世人的表现。斯托得并且坚持在洛桑宣言中，加入这样一条：呼召基督的跟随者，过简单的生活。这实在是他和贫穷的第三世界接触后，所衍生出的反省与信念。 福音与行动不可分割 　　社会行动的参与已逐渐为福音派所接受，然而两者孰轻孰重？关系如何定位？是教会宣道事工马上面临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大急流(Grand Rapids)举行的福音与社会责任会议(CRESR)，试着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与会者提出的论文，立场尖锐对立。如何达成共识，实在只有在圣灵里的谦卑，能叫人改变、调整各人不同的立场。出人意外的，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会议，大会对传福音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作出下列三项结论：(1)社会行动是福音事工的结果，也是福音事工的目标之一；(2)社会行动可以作为福音事工的桥梁，但不是诱人信主的贿赂；(3)社会行动与福音事工彼此同工，一如夫妻间的关系。因此社会行动可以在福音事工之前、之后或同步进行。当然，只有肯关怀社会的基督徒，才会产生基督徒的社会参与；福音事工只有基督徒能作，在这两点前题下，福音事工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不过以主耶稣的服事为榜样，这两者实在无法分割。 　　到了一九八九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洛桑会议，社会参与在宣道事工上终于获得正式肯定，不是仅仅依附在福音事工之下，乃是与传福音同等重要、并行不能分割的。洛桑宣言中呼吁基督教会以全人的服事，向全世界，宣扬全备的福音.这样大的转变，赛德(RonSider)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书：《富有的基督徒处在饥荒的时代》(Rich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Hunger)，居功不小。作者把富裕的西方社会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对比成路加福音十六19~31节中的财主与拉撒路。他引证圣经中的神是站在穷人那一边的。神的百姓理当主持社会正义，确实地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他向富裕的基督徒发出挑战，在一个到处还有饥荒的时代，你能多富有呢？富余的该补那不足的，如经上所记：「多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他并且强调，在社会的不义之罪上有份，或者参与公司机构的邪恶行为，与个人的不道德是没有两样的。这本书给西方教会带来莫大的震撼。 是信心缺乏的问题 　　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新约里的穷人到底是指灵里贫穷，还是物质上的贫穷o这一直是争辩中的重要关键。马太福音五章3节(注：中文圣经翻作「虚心的人」，照原文应是「灵里贫穷的人」，贫穷在原文也作乞丐，似更能表达主一连串反传统法利赛人的属灵原则)，的确是指灵里破产的人。但耶稣回答约翰门徒的一段话，马太十一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说穷人必须灵意解经，那么瞎子、瘸子呢o可见穷人不是每次都指灵里贫穷。而且耶稣来，报告神悦纳入的禧年，从旧约的背景来看，禧年正是一种在社会与经济上对受压制者的解放。我们更不要忘了，主呼召门徒「你们要变卖所有的，Q济人。」(路十二33)我们的问题，是信心缺乏的问题，不是神学的问题。 　　强调神迹、奇事、圣灵能力等的灵恩运动、第三波运动，在教会中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我们姑且不讨论其神学论点是否正确，不过灵恩运动中普遍强调肢体间的扶持、照顾，恩赐的更新，往往能有力地见证基督徒该有的新生命表现。在英国，一年一度于复活节举行的春季收成(Spring Harvest)福音大会，深深影响英国灵恩教会对社会的关怀。这个福音训练营的目标为：「装备神的子民，在教会社区里，彰显盐和光的功能。」早期的支持、参与者多来自灵恩派。这样的门徒训练目标，很自然地就结台了社会行动和宣道事工。在英国，另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基督徒鱼的团契(Ichthus Christian Fellowship)，更是鼓吹地方教会对社会行动具体参与。他们鼓励会员，开放家庭给需要帮助的人，如酗酒的、吸毒的、精神受创伤的；他们为长期失业者提供转业训练；在社区开办休闲中心、托儿所，甚至开办社区银行，提供无息贷款给低收入家庭度过难关；他们办青年人住宿中心，并提供门徒训练；为老人、盲人服务等等。这些事工都是由教会会众或家庭团体，针对个别社区需要来办理。像这种方式的见证，不知带领了多少人归主。团契创始人罗杰弗斯特(Roger Forster)，同时也是英国眼泪基金会的副总裁，举例说，一个老妇人的房子，遭受水患，团契帮忙她清理善后。没几日，老人的孙女来敲罗杰的门，她问道：「你们就是帮我祖母清理房子的人？我也想要认识这样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是基督的爱在行动中的彰显。 华人教会的省思和挑战 　　回顾了西方福音派教会，在这二、三十年来，对社会关怀的逐步觉醒，在社会活动参与上的悔改历史，是否给了你一些省思与挑战呢？在台湾早期的宣教历史中，华人教会均十分注重社会关怀的参与。尤其在社会服务方面，如医疗、教育、育幼院等等，基督徒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打开基督教在台宣教史，第一章就离不开医疗宣教。「从最早期的马雅各、马偕、兰大卫，分别建立了南部的新楼医院、北部的马偕医院与中部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奠定了现代医学在台湾的重镇。他们都是采用医疗与布道并进的方式进行宣教，效果甚佳。到目前散布全省各地的基督教医院，对台湾人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和山地，教会医疗机构更扮演过开创性与独撑大局的角色。」在一九九三年的「医疗奉献奖」，十一位获奖人中，外籍医疗宣教士就占了五位之多，这也反应了我们在社会服务资源上，长期倚赖外籍宣教士及外国经费。本地的路加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再不起来接棒，恐怕慈济的医院工作将赶上并淘汰我们在医疗宣道上的美好果实。近二十年，在社会服务部份，有多元化的趋向，如晨曦会在戒毒，更生团契在监狱方面的工作；如励馨园在关怀雏妓上的工作：还有校园团契在学校的福音工作。早期宣教士，如韩婆婆，缪叔叔以个人投入学生工作，许多青年学子蒙受其惠，今天也是各教会起来接棒的时候了。许多教会都有专为青少年开设的团契，台北灵粮堂甚至为重考生设立南阳之家，提供他们课业上的协助，生活与心灵上的关怀，值得各教会借镜。 　　在社会行动部份，以台湾长老教会有较明显的参与，其它教会在台湾特殊政治环境下，一向以支持政府政策为原则。台湾基督教长老会过去曾发表过三次宣言。一九七一年的「国是声明与建议」，主张国会全面改选。一九七五年的「我们的呼吁」，主张彻底实施宪法，革新政治，突破外交困境。谋求教会自立、自主，建立世界关系，关心社会公义。一九七七年的「人权宣言」，主张前途由所有住民自决。乡土神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产生的。台湾长老会激烈的路线，与昔日不公义之政警措施有关，但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容许相当自由的言论空间，相信长老会会走出激烈的抗争方式。在过去十年，我们也欣见长老会以外的教会，在社会行动上的觉醒，例如台北的信望爱专业见证社，高雄的整全福音社的成立。教会需要扮演先知的角色，以社会立法的手段来改善不公义、不合理的制度。福音派的基督徒多持保守原则，但保守不等于没有反应、没有行动。虽然在同样保守的原则下，基督徒对各项社会、政治议题，也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立场，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借口。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并神的公义，圣灵能带领我们走向合一。 台湾基督教公益团体式微 　　今天在台湾，明显举着基督旗帜的公益团体，有式微的趋势。我们的参与热诚已经远不及佛教团体。从板桥瓦斯爆炸、台中卫尔康餐厅大火，慈济功德会的迅速支持，实在叫我们警惕。然而更让人忧心的，是基督徒麻木不仁的心态；笔者的丈夫在教会查经班，分享这样的感想，弟兄姊妹的结论竟然是：「佛教作的那些工作，都是没有生命的！」唉，现代版的祭司与利未人啊，主耶稣不只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邻舍，要有好的见证，他更告诉我们要爱邻舍如己！面对台湾社会道德的脱序、解体，面对着这么多失丧者的需要，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信仰。现代基督徒的责任在哪里？打着神爱世人旗帜的基督教会，角色应当如何定位？教会对社会关怀的切入点又在哪里？心态上，我们需要悔改，爱心上常感亏欠。找出时代的需要，如何让教会的宣道策略落实在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上，是每一个教会当前的挑战。当教会整体或个别基督徒，在所处的社会，缺少爱的见证，我们还有甚么更有力的见证呢？今天社会需要的是爱，许多许多的爱。 　　怎样的爱能让人胜过恐惧，对爱滋病患伸出援手？怎样的爱能让人去照顾那些被社会唾弃的？怎样的爱能让人超越慈善行为，而愿与全球的基督徒同甘共苦？怎样的爱能让人有勇气宣扬基督的真理和标准，即使众人耳朵发沉？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能，而k岂不是呼召我们，舍己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k。今天，我们已经离弃了这起初的爱心。而阻拦我们爱心成长的，是信心与盼望的失落。 　　缺乏信心，导致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的事物。当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说，吃甚么、喝甚么、穿甚么。」k不仅仅是安慰我们，如何面对经济难关，更是提醒我们，「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六31~33)我们缺乏这样的信心，我们活得和外邦人没有两样，也难怪我们无力响应神对属天子民的呼召。 (本文主要取材自Timothy Chester 的Awakening to a World of Need Inter-Varsity Press,1993)（文中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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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怀与福音 作者：郭秀娟&&　　　　　　　　　　　　　　　　　　　　　　　　　　　　　 -------------------------------------------------------------------------------- 引言 　　相信大家都同意，基督徒最首要的使命就是马太福音末了，主耶稣亲自吩咐的「大使命」。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福音能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今天台湾社会的危机，根本上不是什么台海危机、治安危机、竞争力危机、教育危机或什么心灵危机，而是信仰危机。 　　综观台湾全体教会，几十年来，信主人数在人口比率上几乎没有成长。一些教会不断萎缩；少数有不错的成长；但是，有更多没有成长。台湾教会实在需要迫切反省福音传扬不能落实的原因。今天我想从一个比较不同的层面，以教会内下层肢体的身份，用一个外来观察者或许较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台湾教会的成长受限，可能是福音策略未能落实在对社区、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上。「基督徒传福音都来不及了，那有闲暇搞社会关怀」，这大概是许多教会弟兄姐妹，普遍拥有的心态。这样的看法，是否正确？让我们从下面几点来检验： 1.神本质与心意的彰显 　　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不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但是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社会关怀，远远超出消极关心的层面，它包括社会服务和社会行动两方面。 下面的简表甚有帮助：社会服务社会行动 C救济人的需要 C解除使人需要救济的原因 C慈善活动 C政治与经济活动 C以照顾个人与家庭为目标C以改变社会结构为目标 C好怜悯 C行公义 　　由这项简表所包含的层面来看，大多数台湾的教会在社会关怀上的参与明显是低落的。我相信大家都宣称自己是一个高举圣经权威的教会，那么，社会关怀的圣经根据究竟是什么？基督徒为何需要参与？ 　　我们几乎可以说全本新旧约圣经，每一页都表明了神这项心意。从创造论、神论、基督论、人论、救赎论、国度论，每一项教义都讲到基督徒对社会的双重责任：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并重。时间不容许我就每一项神学教义一一申论，现在让我们只看新旧约各一处经文：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六8)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后三16~17) 　　因为神是善的，k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与公平，k要我们这些属k的人「先求k的国和k的义」，一切公义的事，我们自然都该思念。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参与所有的事工，也不应如此。在实际操练上，我们需要祷告，寻求神对每个人或每个教会个别的带领。 2.主耶稣的榜样 　　上述社会关怀的定义，很明显牵涉到「慈善」和「政治」，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视这二者如同毒蛇猛兽。一谈到慈济的慈善事业，就不屑地批评「那些都是没有生命的工作」；一提到政治，更是避之惟恐不及。到底「政治」是什么？实在有必要厘清。广义的「政治」，意谓众人之事、市民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所有的工作都具政治性。 　　k岂不是「道成肉身」进入众人之间？k与税吏罪人来往；k医病赶鬼；k要门徒Q济穷人；k喂饱五千人、四千人；k批评当政者希律；k颁布天国的律法等等。哪一样不是慈善与政治呢？ 　　我很能理解大多数人，对台湾长老教会过去参与台独运动的激烈抗争方式，十分反感。以教会的名义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这点我个人也不认同，但这并不能作为我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借口。听闻有些弟兄姐妹，打算退报，不再订「基督教论坛报」，理由是政治话题太多了。这样的心态太狭隘了。 我们实在有必要再来深思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末了那一大段话： 「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这些是谁讲的话呢？不是社会福音派人士，不是自由派人士，不是慈济公德会的证严法师，这些乃是主耶稣亲口的教训。 　　倘若救助饥民，是耶稣的吩咐，那么用政治或立法的手段，消除贫穷、消除饥荒的原因，岂不更好？许多不义的制度，都需要政治参与，积极采取行动，才能改善，这些都是基督徒责无旁贷的。教会历史上，正有许多这样美好的榜样。在此，我极力推荐各位，阅读校园出版社刚出版的一本新书C《兄弟相爱撼山河》，就是英国一群基督徒国会议员，用一生的努力，来打倒全球奴隶制度血泪交织的故事。 3.教会历史上属灵伟人的榜样 在教会讲坛上，我们时常听见传道人高举乔治．慕勒或查理．芬尼等属灵伟人，要我们效法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往往忘了看看他们的服事是什么。慕勒一生凭信心办孤儿院；芬尼除了是伟大的复兴家，更是社会改革的鼓吹者。芬尼这样说： 「福音释放出极大的能力，激发人从事社会改革，而教会忽略社会改革，使圣灵大为忧伤，也妨碍了复兴。」 芬尼的真知灼见，正呼应神藉先知以赛亚对选民的责备：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么。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么。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 (赛五十八6~12) 这样的复兴，岂不是台湾全体教会所期待的吗？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圣经似乎早已写明了答案。　4.我们教会特殊的信仰背景 　　上述这些分析如果都是正确的，你不禁要问，「大家怎会偏差的如此远？」这牵涉到福音派教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各位可参考斯托得所着的《当代基督教与社会》。这里我只想举出几点我们教会特有的信仰文化。 　　倪柝声弟兄，可以说是影响中国教会，特别是我们教会，最多的一位属灵巨人，也是我深深敬佩的。直到今天，弟兄姐妹还不断阅读他所留下的属灵遗产，括我自己在内。过去两年，我个人因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修课，开始接触到我们这一系统外的教会学者，对倪弟兄的一些思想评估。一般而言，学者对他的评价极高，然而他的思想体系，有几个弱点： 1.倪弟兄高举灵，怀疑魂，和贬抑体的思想，是极端偏差的三元观，并非圣经的思想。《属灵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等书最具代表性。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论述 (可参考杨牧谷《当代神学辞典》页803~808，蔡丽贞「从语意学论圣经有关灵、魂、体之问题」，林荣洪《属灵神学：倪柝声思想的研究》)。 　　这里我只举一点说明：圣经里「灵」与「魂」常交互使用，指全人、全心之意，例如马利亚说：「我魂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路一46~47)，她以灵和魂与神相交，否定了倪弟兄所强调，以灵为人与神交通的说法。错误的三元观容易造成信徒只关心「灵得救」问题，认为人的魂与体和世界，都是要受审判的，这样的教会自然规避一切社会责任、文化责任。 2.倪弟兄不重视创造论。创造论创造论肯定物质界是神美好的创造，神交给人管理世界的责任。不讲创造论的救赎观，造成倪弟兄系统的教会只重永世，不重今生，避世、自洁的感觉，减弱了教会在社会的见证。 3.强调权柄与顺服的地方教会组织。这点我不拟在此多作说明。 倪弟兄是神在他那个时代所兴起的伟大器皿，神学界对他思想体系的评估，出发点绝对是善意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岂能掩耳不听，一味排斥？排斥神学教育，也是我们这一系统教会特有的闭关现象罢。教会如果要往前走，不能没有自省和悔改的功夫。 4.基督徒光与盐的使命 在这样特殊的神学思想背景长期影响下，信徒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似乎明显偏低。丰盛生命的彰显，也仅偏重在所谓「属灵」的层面上。在专业领域上，在公益慈善上，在工作场所上，甚至在家庭生活上，恐怕多数的信徒生命，都是恹恹一息、没多大生趣的。 然而，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说到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与盐。 在圣经时代，没有电灯、没有电冰箱。光和盐的功能，就更加宝贵。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在耶稣的时代，盐除了调味，更重要的是它的防腐功能。如果你腌过东西，你就知道，你必须将盐深深地抹进肉里、鱼里、菜里，才能成功。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入世而非出世的。 　　光是基督徒的福音责任，盐则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没有擦上盐的肉变坏了，我们可以怪肉质不好吗？ 　　教会应该是社区和社会的灯塔。台湾社会这般混乱，这般冷酷，你我岂没有责任？这片土地何时已经变成福音的硬土，如此远离神的公义与怜悯？恐怕，是你，是我，天天用冷漠把她晒干、晒硬，将她变成了福音的荒漠。　 结语：进入幔内，出到营外 　　近来，我们不断在查考希伯来书。这卷古老的书实在宝贵，神已经借着k的儿子启示出最高的真理。　　当我们明白了一切在基督里的启示，神指示我们当行什么呢C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末了，让我再引几节希伯来书的结语：「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k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k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k，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因此，传福音不是基督徒的唯一责任。事实上，福音事工应与社会关怀彼此同工，如同剪刀的两刃；社会关怀是福音事工的结果，也是福音事工的目标；它更可以作为福音事工的桥梁，引人归向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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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是入世而不属世&&&&&&&&&&&&入世圣召―文化使命的诠说&&&&&&&&&&&&作者： 叶仁昌&&&&&&&&&&&&&&&&&&&&现世是虚空的，&&&&&&&&&&&&&&但人在虚空中对上帝的回应却不是虚空。&&&&&&&&&&&&&&凡俗世界的本身没有永恒；&&&&&&&&&&&&&&它终将过去。&&&&&&&&&&&&&&但人在凡俗世界中&&&&&&&&&&&&&&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作的一切，&&&&&&&&&&&&&&却是永恒。&&&&&&&&&&&&&&即令在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中&&&&&&&&&&&&&&也没有终极的救赎，&&&&&&&&&&&&&&但让文化荣耀上帝&&&&&&&&&&&&&&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圣召。&&&&&&&&&&&&&&合神心意的台湾教会？&&&&&&&&&&&&&&　　对于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困境，其原因是复杂而多重的。但除了归责于教会圈内的软弱以外，诸如祷告不够、信徒的贪爱世界、讲台信息的贫乏、灵命浅薄、或者分争不合一等等，是否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现今基督教的信仰与文化，还没有「盘结」与「关联」起台湾的社会与文化。不可讳言的，迟至今天，台湾教会在社会中仍然好像是个「异文化」，她并没有在这块「福尔摩沙」的土地上落实生根。不仅如此，她尚且还是鄙视人类文化努力与成就的一群。因为相对于福音而言，即令在人类文化的最高实现中也没有终极的救赎。结果，台湾教会竟然就在一种「福音的骄傲」下与文化日愈疏离和背反了。台湾教会的发展因而变得更加困难。有时候不是不传福音，而是传得没有整体性的果效，而且灵魂是那样的容易流失。有时候也不是贪爱世界或灵命浮浅，而是不晓得如何面对世界、并妥善处理信仰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专业、传统与生活习俗等的关系？&&&&&&&&&&&&&&　　曾经有某位牧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十个标准，包括有重视信徒教育、肢体团契生活、什一奉献的信徒比例、布道和植堂情形、行政系统是否完整、有无成全圣徒，以及尊敬神的仆人的程度等。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对于教会理想模型的构思中，竟然完全忽略了基督徒对社会与文化、对时代与世局，或者对所处的群体的参与、使命及影响力。从政治到经济、从教育到艺术，从生态到法律，从传统到科技，在在都丧失了上帝的踪影。&&&&&&&&&&&&&&作盐作光的入世圣召&&&&&&&&&&&&&&　　耶稣曾呼召门徒在世上「作盐作光」（参见〈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然而，这样的「圣召」在台湾基督徒的体认下已经彻底狭窄化了，它仅仅是局限在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的范围中。但耶稣的召唤明显的是一种所谓的「入世圣召」（inner-worldly &&&&&&&&&&&&&&Holy &&&&&&&&&&&&&&Calling）。或许有人会说自己所领受的「圣召」也是「入世」的，就是「活在地上」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但这样一种对「圣召」的体会，在本质上其实还是「出世」的。因为，「入世」与「出世」的区别，并不在于人是活着抑是死的，而是对于整个凡俗世界的体制与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是消极的排拒与疏离呢？还是积极的参与及改造？「入世圣召」的真谛，乃是上主召唤基督徒在现世的一切事物上──从政治到经济、从教育到艺术，从生态到法律，从传统到科技──都见证与荣耀k。对于这种「入世圣召」的最重要诠释者，应该是宗教改革家路德（M. &&&&&&&&&&&&&&Luther）与卡尔文（J. &&&&&&&&&&&&&&Calvin）了。他们全面的将基督信仰与凡俗世界的种种生活结合，举凡刀剑、法律、经济、政治、教育、道德、家庭与社会组织，路德与卡尔文无不分别从信仰的立场发表了大量而精辟的论述。反观四十多年来的台湾教会，虽然并不旗帜鲜明的高举「出世主义」，但观之大多数传道人与信徒的狭窄属灵视野，我们不得不说它的本质还是「出世圣召」（outer-worldly &&&&&&&&&&&&&&Holy &&&&&&&&&&&&&&Calling）的一种翻版。有形的「教会」扮演着如同中世纪修道院的角色。她代表着存在于凡俗世界中的「另一个世界」，她也是信徒规避现世污秽与罪恶的「天国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她几乎完全吸纳了信徒对上帝「圣召」的一切付出与摆上。&&&&&&&&&&&&&&柏拉图与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　　我们不难理解，隐藏在这种「出世圣召」背后的观念，就是一种「圣俗二元论」。而「圣俗二元论」则正是柏拉图「观念论」的神学谬误版。按照柏拉图的看法，我们凭什么说一根树枝是「弯」的呢？除非我们的心里已经先有了一个「直」的观念。而我们能够划出一条百分之百、丝毫没有误差的「直」线吗？很显然的，即使手艺再精巧熟练也划不出来。那么，真正完美的「直」线在那里呢？恐怕只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追问自己的人生「圆满」吗？柏拉图会要求我们先回答什么是「圆满」。而现世中又有谁的人生是百分之百的「圆满」呢？既然没有，那完美的「圆满」又在那里呢？它只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脑袋中的观念里。柏拉图因而进一步的分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吃饭、睡觉，手能摸得到、眼睛能看得到的「感官世界」（sense &&&&&&&&&&&&&&world）。另一个则是只能用我们的想象、理性和观念去接触到的「观念世界」（idea &&&&&&&&&&&&&&world）。譬如美、善、圆、直或幸福等的本体。更重要的是，柏拉图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有一定的距离与矛盾；而且观念世界必需作为感官世界的指导与模范。对于柏拉图而言，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我们发现感官世界中的「直」并不「直」、而「圆」也不「圆」时，又怎能怪罪我们脑袋中的「直」的观念太「直」、而「圆」的观念又太「圆」了呢？对于「美」、「善」、「幸福」、「圆满」或是「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这样看来，抽象的观念世界反而是真实，而我们每天吃饭与睡觉的凡俗世界却是虚空的影本了。前者是永恒的、终极的与完美的；而地上这个感官世界则是短暂的、过渡的与不完美的。柏拉图的这种二元世界观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老约翰所面对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诺斯底主义将耶稣当作一个幻影或灵体。因为他们相信物质是肮脏的，而地上也没有神圣的事；天上则绝不沾染一点尘土。诺斯底主义因而根本不能接受「道成肉身」。他们认为要达到灵性世界必须藉由一种神秘的「看见」。然而，基督教正统所信仰的却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并且，就在基督「道成肉身」的一霎那间，k已经打破了属灵与属世的膈阂。诚如使徒保罗所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无论是约翰、保罗或是耶稣，都绝对不是一个「圣俗二元论」者。&&&&&&&&&&&&&&对奥古斯丁「双都论」的误解&&&&&&&&&&&&&&　　到了第四、五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他也曾经区分出「地上之城」（earthly &&&&&&&&&&&&&&city）与「上帝之城」（city of &&&&&&&&&&&&&&God）。但原本奥古斯丁所谓的「上帝之城」是意指着那些认识上帝、并且以爱为生命原则的群体。而「地上之城」则是住着一群不认识上帝、并且耽溺在罪中之乐的人们。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城」都在此一凡俗世界中，并且两个「城」的「市民」们也是彼此混居共处、难以区别划分的。然而，不幸的是，奥古斯丁的思想被后来的许多基督徒严重误解了。他们直接的就将「地上之城」当作是教会以外的社会与凡俗世界；而「上帝之城」就当作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这种误解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基督徒也像柏拉图或诺斯底主义一样的分出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天上的世界，另一个是地上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是属灵的、真实的；而地上的世界则是属世的、虚空的。它如过雨云烟，海市蜃楼，又似南柯一梦。更进一步的，就是对教会以外的社会和凡俗世界抱持着比较消极、轻视、冷淡与被动的态度了。这样的信仰几乎注定了会将信徒塑造成一群但求内省、默想、祷告、赞美与敬拜的属灵贵族。相对的，那种参与政治、搞业务、作买卖、在自己工作与专业上打拼的生活方式，就很难在信仰与教会的属灵框架中找到地位了。这样的教会肯定有崇拜、团契、退修会与祷告会，也会领人归主与传福音，但是绝对没有「文化使命」。而这样的上帝也显然只在教会中，只在祷告、赞美与敬拜里，却不在这个凡俗世界的俗气的日常生活、职业、以及工作与专业里。&&&&&&&&&&&&&&凡俗世界中的永恒&&&&&&&&&&&&&&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属灵观似乎从〈歌罗西书〉三章一至五节得到了圣经支持。因为，其中说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但其实这样的解经也完全曲解了保罗的真义。观之上下文，可以清楚的知道，保罗所说的「上面的事」，是指着那些光明、慈爱与荣耀的事，并非相对于现世的「另一个世界」。而所谓的「地上的事」，则是指着淫乱、污秽、邪情、私欲与贪婪这些亏缺上帝荣耀的事，也不是专指着教会以外的社会或凡俗世界的事。然而，真正构成「圣俗二元论」的信念基础的，恐怕是在圣经中许多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壹书〉二章十五节）、「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壹书〉五章十九节），还说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约翰壹书〉二章十七节）以及「你们不属世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等的经文了。&&&&&&&&&&&&&&　　虽然这一类的经文不胜枚举，但严格来说却不足以发展出一种疏离社会与文化、并拒斥此一凡俗世界的神学。因为，现世虽是受咒诅的，世上的一切也都要过去，但人在世上照着上帝的召唤所作的一切，不仅超越了咒诅，也绝不随着这个必朽坏的凡俗世界而一同消散逝去。现世虽是虚空的，但人在「虚空」中对上帝的回应却不虚空。凡俗世界及其上的一切体制与文化，无论是如何的虚空、短暂与罪恶，都无可逃遁的是人怎样去回应上帝召唤、并荣耀k的一种考验。&&&&&&&&&&&&&&让文化荣耀上帝&&&&&&&&&&&&&&　　前些时候，台湾某个神学院的教授在一篇名为〈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的文章中说道，现世好像是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修补装饰得再漂亮也没有什么意义。以此而言，基督徒当然没有什么「文化使命」或「社会责任」可言了。因为，无论是社会的关怀、政治的参与、或是文化的重建，都只不过是在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上所作的无谓努力。此一看法无异是几十年前的王明道立场的一个台湾现代版。王明道相信，「领人归主」是基督徒惟一需要的社会参与。相对的，那些参与政治、社会改造与文化重建等的基督徒主张，则「并不是福音，乃是教会中一些不信救恩的领袖们所编造的一种离经背道的讲论。」他还说道，真正的福音不是这种「提倡人须努力改良社会好使天国实现的臆说」，而是「基督再来用铁杖治理万民除尽罪恶建立天国的福音。」&&&&&&&&&&&&&&　　王明道固然在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然而这样的神学却是「似是而非」的。基本上，我们丝毫无庸怀疑圣经所说的「这个世界将要过去」的正确性，因此我们确实不必指望去实现人间天国。然而，现世虽像是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船」，但我们若在这艘「船」沉没以前，扶软弱的弟兄一把、或是给最小的朋友一杯凉水，这样的事却绝对不会随着这艘「船」而一起沉没。相反的，它们还会记在天上的账册，有着永恒的价值。同样的，「文化使命」的本质并不是为了使人类文化有终极的救赎价值，更不是以为凡俗世界蕴涵有真正的不朽与永恒，而是相信凡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照着上帝的旨意、并且倚靠着上帝的恩典与能力而作的文化关怀具有永恒的价值。虽然我们所关爱的「对象」是残缺与虚空的，但我们按着上帝的召唤而对这个残缺与虚空对象的「关爱」本身却不是残缺与虚空的。就在此一意义下，让文化荣耀上帝成了一项不折不扣的「入世圣召」。&&&&&&&&&&&&&&入世而不属世&&&&&&&&&&&&&&　　如果基督教完全沦为了一种只是指引人们现世思考与行为的结构，这固然是一种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几乎都会面临一种抉择，就是要不要响应世界、参与当代社会和文化、并进行深度的对话？对王明道之类的基要派来说，若是要响应这样的世俗召唤，无异是随着魔鬼的歌声起舞。因为，就诚如学者吴利民所评论的，在王明道「对来生的希望中隐藏着对世界的一切一种不由分说的指责，包括所有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组织。」但是对于那些鄙弃「圣俗二元论」与肯定现世的人来说，面对现世的召唤却是信仰上的一项责任与使命。虽然它带着尘世化的诱惑，却是一种无可选择的信仰考验。&&&&&&&&&&&&&&　　许多基督徒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入世」与「属世」之间的区别。在韦伯（Max &&&&&&&&&&&&&&Weber）就儒家与清教徒的比较研究中，就曾经清晰的对照出了清教徒的入世召唤。按照韦伯的看法，儒家是不必「入」世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此世」（this-worldly）。而且，儒家并没有另一个形上世界，根本无从发生一种由「彼世」（other-worldly &&&&&&&&&&&&&&）入世的过程。相反的，清教徒却有一个「彼世」，而且这个「彼世」并非与「此世」互不相干的。清教徒一方面被要求「入」世；另一方面，却被要求不能「属」世。「属」世意谓着一个人完全缺乏超越意识，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现世既存的结构、道德与价值体系；「入」世则是要求抱持着「彼世」的道德与价值理念来生活于此一凡俗世界。&&&&&&&&&&&&&&　　对于儒家来说，现世并非没有罪恶；然而现世的罪恶并无需求助于「彼世」来解决。韦伯相信，这导致了儒家只是努力于认同及结合现存世界的政治暨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从而缺乏一种强而有力的批判意识。相反的，基督教中的超越意识则为清教徒们提供了衡量现世的尺度、批判现世的泉源、以及改造现世的动力。在「彼世」的对照下，「此世」当然显得污秽不堪、亟待改造；而所有的「传统」与任何形式的既存「权威」也都失去了神圣性。按着清教徒的圣召，他们不得不依照上帝的道德与价值来改造凡俗世界了。&&&&&&&&&&&&&&　　这个道理如果应用在台湾或现代社会，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积极面对教育问题、毒品与犯罪、环保问题、卫生医疗、权力政治、道德沦落以及关怀人身自由与民主化等「文化使命」的信仰理据了。相反的，对于那些禀持「出世圣召」的许多台湾教会而言，同样也未尝发生一种「入」世的过程。因此，在超俗世上帝的命令与凡俗世界的罪恶之间，存在的恐怕只是一种「疏离性」而非「紧张性」了。这样的基督徒就一如王明道的基要信念，在对人类文化与社会组织的「不由分说的指责」下，而日愈与教会以外的社会和凡俗世界二元划分与区隔了。在他们的推论中，现世的各个领域都已经遭致罪的全面污染，信徒理当只有自洁以等待末世的救赎。他们也不相信任何社会方案或政治改革能真正圆满的解决人生的问题；相反的，社会与政治上的种种问题，乃根源于各个人深层的罪性。因而，基督徒既没有「社会责任」、也不存在什么「文化使命」了。&&&&&&&&&&&&&&「圣工」观念的扭曲&&&&&&&&&&&&&&　　更进一步的，我们不难发现，「文化使命」的低落与「圣工」观念的遭到扭曲，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原本在中古时期，天主教会就充斥着「圣俗二元论」。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里面的工作称为「圣工」，而在教会里面工作的人叫作「圣职」，至于神父、修士则称为「神的仆人」。而社会上那些担任政府官员、从事工商买卖、或是务农与管家等的工作呢？当然就是「俗务」与「俗职」，而从事者更没有资格称为「神的仆人」了。如此一来，基督徒在教会以外的世俗职业以及社会角色，显然就都丧失了在信仰意义上的神圣性。&&&&&&&&&&&&&&　　衡诸今天的台湾教会，虽然少有人敢公开承认以牧师及传道人为「圣品」的观念，但宗教改革以来的「信徒皆祭司」的信念已经名存实亡，甚至返回到「旧教」的错误了。犹记得当笔者尚在读硕士班时，就曾虚心请教过一位神学院院长，笔者表示自己所学的专业是政治，而「应该如何装备自己、为主所用呢？」结果这位大有名气的院长竟然眯着眼睛，笑着对笔者说道，「学政治的，怎么事奉神呢？！」他的话使笔者黯然离开，并且带着一份自卑感。这位院长的「圣工」观念是很明显的，他所期望于笔者的只是「放下世界」、「蒙召」作全职传道，然后到他的神学院报到。&&&&&&&&&&&&&&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只有献身全职传道才称作是「蒙召」吗？为什么在台湾教会中，很少听闻献身作老师、作商人、作社工、作记者、作艺术家，或是作政治家也是「蒙召」呢？难道从事这些工作的信徒都是凭己意行、而没有来自上帝的任何「圣召」吗？如果他们定意在自己的专业与工作上荣耀上帝，那么他们不也是应该被按立、祝福和分别为圣的「神的仆人」吗？又难道圣徒在文化上荣耀神的「圣召」次等于全职传道人在教会中荣耀神的「圣召」吗？&&&&&&&&&&&&&&　　台湾教会就在这样一种怪异的的属灵文化下，一方面，形成了一种以牧师与传道人为中心的属灵结构体。另一方面，这个属灵的结构体也过度发展成「教会导向」（church-oriented &&&&&&&&&&&&&&），而非「国度导向」（Kingdom-oriented）。在上帝国度的事工上，教会的牧师与传道人不只是「豫定」了要成为「火车头」、或「跷跷板」的中心，更也是一个在永恒意义上的「属灵的专家」。甚至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只要确实有来自上帝的「圣召」，牧师与传道人就不可能不是「属灵的专家」。因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的「贤不肖」或「能与不能」，信徒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环绕着他们，帮助他们、顺服他们，甚至是忍受他们与等待他们。难怪！在许多人的诊断下，台湾教会荒凉的原因竟是「群羊流离失所，没有牧人。」而当前台湾教会与神学院的紧急任务，就是呼召更多的全职事奉者成为工人了。&&&&&&&&&&&&&&圣工与圣召的真谛&&&&&&&&&&&&&&　　我们不禁要问，「圣工」与「圣召」的真谛到底是如何呢？按照路德与卡尔文的体会，一个教师若是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当作是一种信仰见证，那么他就已经是在作「圣工」了。而一个商人若是将他的职业当作信仰的考验，或者他确有一个单纯的心志要为上帝赚钱，那么，他所领受的召唤就是百分之百的「圣职」了。同样的，一个参与政治或是投身于其它「文化使命」的人，若是所言所行都为了要彰显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并且他们照着上帝的旨意、靠着上帝的恩典与能力，那么，这些「圣徒」就都领受了「圣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神的仆人」了。&&&&&&&&&&&&&&　　虽然上帝也借着人类的制度来工作，但严格的来说，从新约神学而言，基督徒的「圣召」并无现时的所谓的「全职」或「带职」的区别。它们无宁是后来制度的发展结果。事实上，基督徒只有一个「圣召」，就是荣耀与见证上帝。而依照笔者个人的诠释，它又有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大使命」，就是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这是所有基督徒责无旁贷的「基要的呼召」（the &&&&&&&&&&&&&&Fundamental Calling）。任何一个只要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无可例外的要努力于领人归主、广传福音与灵命造就。&&&&&&&&&&&&&&　　至于第二个部分则是属于「文化使命」的「个别的呼召」（particular &&&&&&&&&&&&&&callings）。它可能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职务与事业，也可能是职业以外的其它有负担与使命感的专业与工作。这种「个别的呼召」同样也是每一个信徒都必需面对的，即使是牧师与传道人也不能豁免于在「文化使命」上的寻求与实践。只是上帝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内涵是有所差异的。上帝可能要某些信徒去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但并未将这个呼召给每一个信徒。而对于另一些信徒来说，上帝的「个别的呼召」却可能是去从事教育、谘商、学术、传播、艺术、环保或是经商。也就是说，这样的「个别的呼召」是容许差异，可以多元选择的。以此而论，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对「圣工」的新认识。就是当一个人立志在污浊的商场上荣耀神的信实与清洁、或是献身成为整合信仰与文化的学术尖兵、或是出于上帝的爱而给学生们作额外的课业辅导、或是按着上帝的正义挺身为二二八的冤屈讲话、或是像影片「火战车」中那位努力争取奥运金牌的准传教士，虽然这样的人或许尚未向同事、朋友或学生们分享《属灵的四个定律》或开查经班与布道会，他也已经是在作「圣工」了。&&&&&&&&&&&&&&　　耶稣对「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