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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版图贡献外，清王朝在文化上有哪些成就?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历史提问：清王朝在文化上有哪些成就？答：不吹不黑的说，虽然哪怕看清代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历史，历史倒退有不少，预埋落后挨打命运的痛心事都有极多，但除了版图贡献外，清朝也确有一些成就，是无可争议的历史贡献。不单比起前面的明朝是完美超越，更造福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典型的，就是下面几套书籍。一、《全唐诗》（清朝康熙年间编纂）这套清朝年间出炉的诗集，今天还是多少家长们给小朋友进行国学启蒙时的好读物。但好些朋友也会疑惑：不就是一本收几首唐诗的小册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几首唐诗？拜托，那可是唐代的诗，别看今天吟来脍炙人口，但到底是一千多年前的瑰宝。一千多年，多少灿烂一时的文明，分分钟一场兵乱灾难就变废墟。何况是一首诗？想要历经唐宋元明清千年的动荡考验流传下来，却又何其难？即使在文化高度繁荣的明末时，风情隽永的唐诗，就已散失到千疮百孔的地步：“诗仙”的李白的诗篇十分之九散失。“诗圣”杜甫四十岁之前的诗作多数不见。王勃诗作一度全湮没。今天我们读到的王勃的残存作品，大多数都是后人从日本抄录而来。还有更多的曾在唐代名满天下的诗人，作品几乎全数散失，后人只能从史料的只语片言间，想象着他们的风雅文采。这样文明的损失中，至为痛心的一幕。幸好，在这个“文字狱”甚嚣尘上，写错诗文就可能灭顶之灾的清王朝，热爱诗歌的康熙皇帝到底长了这份心，委任江宁织造曹寅担当重任，率领十名翰林院官员在扬州加班加点，承继了明代胡震亨钱谦益等人的编纂著作，成功整合出这部唐诗集大成的宝典《全唐诗》——九百卷的篇幅，收录两千二百多位唐朝诗人的四万八千首诗篇，每一首都是不朽经典。好似一只坚固的宝箱，牢牢护住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从此，谁也抢不走！以守护传承的文明之名，身为华夏后人，应向康熙皇帝表达下敬意。二、《乾隆内府舆图》（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明朝一项领先世界的学科，正是绘图学。嘉靖年间的状元罗洪先首创“地图符号图例”绘图法，与墨卡托并称为东西方绘图大师。清朝建立后，这一桩辉煌成就，却是青出于蓝。早在康熙年间起，随着西方的测绘知识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先进绘图思路双剑合璧。一统天下的大清王朝，也急需要一张浓缩天朝气象的中华地图。于是技术进步加国家力量强力支持，1708年起，大清朝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全国测绘，历经十年考察绘制，终于以1:1400000的精确比例，绘出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精确度远远超过前代。而三十二年后，即乾隆皇帝在位时的1760年，随着清王朝与准噶尔战争的尘埃落定。中国新疆地区的全境风貌，也经过多年细致测绘后，于这年补入《皇舆全览图》。至此，这张记录着中华疆土全境，堪称中国古代史测绘最为精确的伟大地图正式完成，并正式更名为《乾隆内府舆图》。这张地图的价值，也更不止见证了清王朝曾经的强大，其先进的测绘经验，更为后世代代传承。而随着1925年这张宝贵地图的重见天日，它更成了近代中国进行领土谈判的重要外交证据，多次为维护国家领土起到重要作用。三、《医宗金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一辈子编书不少，为此招骂也极多。比如著名的《四库全书》，就是一边编书一边毁书，大量珍贵典籍为此被销毁，惹得近代以来，无数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连现代清朝题材戏说剧里，都有为此嘲讽乾隆的台词：“你比那秦始皇厉害多了”。但是，比起这毁誉参半的《四库全书》来，另一本乾隆皇帝登基初期编纂的奇书，别看规模阵仗知名度远不如《四库全书》，却是乾隆皇帝无可争议的历史贡献，甚至是惠泽苍生的大功业——《医宗金鉴》。《医宗金鉴》，是乾隆四年太医吴谦受命编纂的一部重要医学宝典。与《四库全书》一样，这部书也是以在民间广泛征集图书为方式，且召集了七十多位清代顶级名医参与编纂。但与《四库全书》不同的是，这部书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编纂一部门类最为齐全，且实用性高效，方便医学初学者入门学习的医疗教科书。历经三年苦战，这部九十卷十五分册的宝典正式完成，并由乾隆皇帝亲自赐名。其实要论编书，明代也做得不差，但《医宗金鉴》里的一个医疗贡献，却是远远超越明代任何一部图书：第一次系统总结了天花病症的预防，提出了最为安全有效的人痘接种法。从此这种诞生于明末的防治天花方法，不但有了安全有效的种痘模式，且在民间广为推广。在英国人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前，《医宗金鉴》就是全世界最为方便有效的防疫天花宝典。千千万万的中国孩子因它战胜天花狂魔，中华民族也从此开始摆脱这个恐怖病症。治病救人的效果，堪称功德无量。如果那个年代的清王朝，做任何一件事，都怀着诸如编《医宗金鉴》这样单纯认真的态度，也许近代落后挨打的悲剧，纵是不能避免，至少，可以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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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历史清朝除了版图外，有哪些成就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超过前朝的？-燕波678的回答-悟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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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很多人在争论明清两朝，咱不比唐宋，只比明朝看看。明粉也好，清粉也好，都来说说！
清朝除了版图外，有哪些成就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超过前朝的？
不明事理的人总是在颠倒黑白，先看看元朝的领土，然后是明朝，清朝哪里扩张中国领土了？？？都是继承明朝的领土，之后是腐败无能，被列强侵占，割让领土，各位大爷，清朝早已灭亡，不用担心哪位清朝的官员来收拾你，不用担心哪位满族朋友报复你，用事实说话，满清王朝中国丢失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中国倒退几十年。百姓生活水深火热，还阿谀奉承满清王朝呢？
最近挑了几段清朝的历史看了看，感觉清朝的作用似乎是被有意的贬低了。N多人认为清朝只是扩充了中华的版图。我认为，满族清朝的出现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作用实在是特别特别的大。 &一&先看一下清朝存在的大环境： 1.先看北边： (1).俄罗斯处于上升期，彼得大帝时俄罗斯正处于扩张期。看看俄罗斯后来的扩张方向，在西亚俄罗斯是想要黑海的出海口，想要土耳其北边地中海附近的那块地方。在大陆东侧，俄罗斯一直想要的是不冻港，也就是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这一块了。 (2).北蒙古准葛尔丹正在试图统一蒙古，这将是历来中原的心头患。 (3).东北女真部落，自从辽国末期，已经强盛了好几百年，缺的只是一个统一女真部落的领袖。而东北边境对北京和中原北部的威胁不小于蒙古的威胁。 2.再看西南， (1).西藏一直游离于中央控制，ps：也一直没有控制过吧。 (2).云南边境明朝末期向来不稳定。 3.再看南边， (1).荷兰已经侵占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将要有入侵台湾。 &二&从历史和人口和农业上看 明朝末期的人口大概是7000万。如果不考虑生产力的剧烈提高的话，人口有多少，就决定耕地有多少，就决定版图有多大。以有效控制范围讨论的话，就不要责怪明朝、宋朝、唐朝这些朝代扩充版图不给力。 下面的图是四百毫米的降雨线，中国历来版图大致不会超过这个线。因为这是汉族农耕所需要的雨量线。 清朝中期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三亿、四亿的数量级。谁增加的最多，显然是主体民族汉族。这么多人要解决吃饭问题，必然向四处扩张。人口到哪里，往往控制也到哪里。所以清朝实际控制范围很大，甚至包括了新疆，南蒙古以及东北甚至外东北。所以也大大超过了这个四百毫米降雨线。 &三&明朝的条件下，工业革命会发生么？ 首先，中国主体是农垦民族，商业会很发达，但是绝对不会像英国那样贪婪式的发达。 其次，工业革命背后是文艺和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那个时代中国会有吗？ 结论：如果没有满族清朝的话，中华的生存危机很严重；版图特别小；汉族人口也特别少。汉族中华也许小日子过得很不错，但是也不会有现在的实力、体量级和未来潜力。
满清入主中原，与蒙元不同的是，它立足于长期经营，因此开始全面的汉化，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但是，它所执行的政策却全面阻滞了中国整体的发展，使得中国由一个先进国家变成了一个完全落后的国家。
满清不仅有阶级矛盾，还有民族矛盾，满清对汉人的政策，归根到底就是五个字，“屠杀与奴化”，在战争中对平民进行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发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许多爱国志士不堪受辱，当了道士，最严重的是大搞“文字狱”，捕风捉影，寻章摘句，“维民所止”、“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是“文字狱”的例子，在满清，不仅根本没有任何学术自由，而且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此，满清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创造，最为风行的是戴东源的“考据之学”，专门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满清自己是少数民族政权，却千方百计挑动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汉人中间，“以华制华”，拉拢无耻的士人做它的走狗，搞“八股取士”，一部满清的汉官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汉奸史，什么于成龙、刘墉，只不过是好心肠的汉奸罢了，满清就是要让老百姓和读书人全去做没有思想的奴才。满清整个社会毫无生机，所以龚自珍才在《乙亥杂诗》中，痛心疾首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他在另外一篇书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大意是，满清不仅没有杰出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就连杰出的小偷都没有，英国人马尔戈尼描述乾隆时期的中国人肮脏、卑琐、猥亵，固然存有一定的偏见，但是结合龚自珍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僵化腐朽，猥琐落后。
满清对汉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比如，“猪尾巴”大辫子，还有服饰，汉服，上启炎黄，下至明末，谨承周礼，延续道统，宽衣交领，袖松而长，隐扣系带，上衣下裳，飘飘有神仙之姿，本来是最适合汉人体型的服装，是汉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满清强迫汉人改变服饰，改成补服马褂，汉人本来是农耕民族，却穿上渔猎服装，不仅不适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屈辱，时刻提醒汉人是亡国奴。屈辱，顺从，做奴才，就是满清时期汉人的精神风貌，而在政治上就表现为不负责任，“国事兴亡谁管的，满城争说叫天儿”。中国人的创造力本来是无与伦比的，到了清末，却变成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严重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满清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极端腐朽的封建制度，一般来讲，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政治上的相互独立与竞争，在明朝，君权是主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接受君主的授权，开展政治活动，比如，有明初有相权，在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除相权；比较健康的政治力量还有内阁，明朝的内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效率是很高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明帝国竟然还能维持下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还有厂卫特务机关，另外，还有朋党，比如，东林党、阉党等等，明朝皇帝允许朋党存在，是因为明朝皇帝可能怀疑臣民造反，但是绝对不会怀疑臣民以为他是异族人；翻一翻满清的历史，这些全都没有，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存在，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满清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朋党，有的只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满清时期，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说现象，逐渐蔓延到全社会，这就是“江湖”，中国本来就存在党同伐异的现象，古已有之，比如，官员中间有“朋党”，本来并不奇怪，但是，这种现象不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到了满清，汉人中间形成了普遍的秘密结社现象，其本意就是“反清复明”，满清对于各种秘密结社也是坚决打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秘密结社逐渐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势力，也不反清了，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满清对于秘密结社，态度也发生了180度转变，开始和帮派合作了，比如最大的帮派，青帮、红帮，就垄断南北的漕运，青帮、红帮有许多秘密的仪式，说穿了，就是“反清复明”时候遗留下来的，“拜把子”也开始盛行起来，并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国真正形成“江湖”，没有金庸描述的那么早，其实就是在满清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元明两朝，都没有覆盖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帮会组织，即使有帮会组织，也是秘密结社，而且，规模要小得多，“明教”在元末起义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登基以后，就明令禁止“明教”，而满清有很多帮会公开、长期在全国存在，满清政府不仅不禁止，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挑动不同帮会之间的矛盾，比如漕帮与沙船帮之间的矛盾，汉人越分裂，满清龙庭就坐得越稳，这件事的文化后果就是在中国人中间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江湖”情结，“帮派”情结，事情不论对与错，只问是不是一个圈子里的，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恶劣影响。
如果明亡后，不是满清入关，而是汉族政权，比如李自成，会怎样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汉族政权接替明朝，虽然也不一定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它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应该比清王朝要快一些，原因就在于上层和下层之间文化的同一性，民族的认同感。满清首先要防范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所以慈禧太后说“宁与外人，不予家奴”，中国本来就不是它的，只要能够保住皇位，割让土地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讲，几乎是拿别人的东西送礼，而对于下层来讲，没有必要去保一个异族政权，对于这一点，外国人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国是“一盘散沙”，“一小队士兵，只要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就可以从中国的这一端一直打到那一端，而不会有任何抵抗”，清楚地表明清末中国社会缺乏凝聚力，处于严重分裂的局面。日本也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日本的转变速度，比清朝快，而且成功了，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满清程度要深，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满清在近代化过程中，比日本要快，但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汉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汉人整体上的文化水平是高于满人的，但是，满清统治者对于“洋务派”是利用和打击并重的，剿灭太平天国是用，以后主要就是打击了，满清始终是以“中国”为第一敌人的，因此，日本皇室支持维新，满清则坚决打击，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所要支付的代价比日本要大得多，错过了最后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机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列强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控制了全世界，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反对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满清对中国进步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现在很多影视剧热衷拍清宫戏，似乎满清，最少在早期，是值得歌颂的，实际上，封建皇帝从其社会属性上看都是邪恶的，满清皇帝尤其邪恶，满清是集深重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于一体的邪恶政权，不仅不应该歌颂，反而应该痛斥，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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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您加载更多这是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总结的，只是资料供参考喷子没要喷就请便吧（便就是大便的便）：一、是营建大清帝国.中国少数民族营建大一统皇朝的只有蒙古和满洲，"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是奠定中国版图.东临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达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跨大漠，东北连外兴安岭，疆土约1250余万平方公里. 三、是多民族的统一.清帝系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同汉族皇帝有所不同，清代民族关系是中国皇朝史上最好的时期. 四、是创制满洲文字.当时东北亚通古斯语诸民族均无文字，满文创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现存满文图书1000余种，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其数量与价值是其他少数民族所不能比拟的. 五、是编纂文化典籍.编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满文大藏经》，《律历渊源》，《无圈点老档》(又称《旧满洲档》)，《满文老档》等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历史文献. 六、是英杰人物辈出.在中华历史人物星汉中，满族是55个少数民族里贡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民族. 七、是中国人口激增.清道光时人口突破4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八、是吸收外国科技.玉米，白薯普遍推广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西方科技，文化大量传入中国. 九、是兴建皇家园林.满族是游猎民族，继辽，金，元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一统，国库丰盈，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在北京有"三山五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在京外有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等，将造园艺术推向中国皇朝园林史上的顶峰，并留下珍贵的园林文化遗产. 十、是保护历史文物.多尔衮一反历代大一统王朝对前朝宫殿焚，毁，拆，弃的做法，对故明燕京紫禁宫阙下令加以保护，修缮和利用.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之前，所有大一统王朝兴国之君，宸居前朝宫殿，史册盖无一例. 8休闲娱乐生活服务其他类别扫扫有惊喜
满清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蒙古人的确是强悍善战的民族，清兴之初，花在蒙古人上的精力超过对付中原和南方。作为长期打交道的邻居和世敌，满人了解蒙人，桀骜不驯的蒙古领袖是很难驯服的，像林丹汗，噶尔丹这样的只能是死敌，除掉头狼的狼群就好对付了。满清威德并用，以武力、宗教、和亲等种种手段收服了漠南漠北蒙古，满蒙贵族有通婚传统，清皇室和漠南科尔沁察哈尔部通婚。用长期的战争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也算是解决了汉人没解决的大问题。清初满人走上坡路，清帝雄才大略，上层的头脑也够用，旗兵和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很强，放到其他朝代，比如宋明还真是打不过。也算是给中国打下一大块地盘，为中国人长了点儿脸。乾隆帝像在乾隆征伐准噶尔时，一批汉臣，刘墉的父亲名臣刘统勋，陕甘总督陈宏谋等等不断进言反对。从儒家家国天下的传统意识看，中原汉地是中国本土核心，边疆对本土安全影响不大，用不着花太大精力，战争又是很花钱的事，增加财政负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乾隆好大喜功自然听不进这些不同意见，不过倒也没有打压，反而努力试图说服他们。乾隆的十全武功，所耗军费甚巨，平定准回(回纥教主大小和卓叛乱)3300万两，征缅甸900万两，征廓尔喀(尼泊尔)1050万两，靖台湾800万两，打大小金川第一次2000万两，第二次7000万两，总计15000万两多，把几代积累的财富耗尽。这几场战争除清缅之战劳而无功，其它还是很有成就的，尤其平定准回，征廓尔喀，靖台湾。看来满人的开疆拓土意识强于汉人。后来左宗棠打新疆时也有边防海防之争，李鸿章等坚决反对，理由和刘统勋差不多，最后还是慈禧拍板支持，不然新疆这块宝地不是要落在俄国或英国手中，中国不是又要减少1/6的领土啦！当年乾隆打下新疆后，很长时间遭遇财政困难，虽然留下了一大堆问题，从结果看清初向中亚的扩张还算得上十分成功，历史的眼光是长远的，往往不能以短期利弊论是非，不是只争朝夕的。治理蒙藏 维护统一钱穆老先生说，中国古时不知有国界，到秦统一后才有；中国传统是天下一家，没有征服与被征服之分。就是说没有殖民地的概念。秦统一后有人劝始皇分封子弟，李斯说，不能分封，封则有战，不封为是。从此实行郡县制，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两千年前是一种很先进独一无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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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统治者建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沈阳)。明崇祯九年(1636)其子皇太极(即清太宗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经过长期战争，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鼎盛。乾隆以后，内外矛盾激化，反清起义频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帝国主义横行，战乱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败。但中国社会也生长起新的经济和新的阶级，西方的科学文化得到了传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危亡，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宣统三年(1911)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朝清。翌年清帝被迫逊位。
从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清朝对全国统治二百六十八年。入关以前有两个皇帝，即清太祖(年号天命)和清太宗(年号天聪、崇德)；入关以后有十个皇帝，年号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后金政权的建立&
满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密切。满族的祖先肃慎，曾向周武王朝贡。后肃慎改称挹娄、勿吉、H。H七部中的粟
H末H曾建立渤海国，受唐朝册封。公元10世纪后，H改称为女真。曾建立金朝，灭辽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明朝政府设立了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见建州三卫)。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卫都指挥使。
《满文老档》中关于满族起源的传说称：布库里山麓有布勒和里湖，有三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这个神话明确记载在清朝的官书中，反映了东方原始民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和崇尚鸟类图腾的习俗。布库里雍顺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布库里山旧说即长白山，但据《满文老档》所载，此山应在黑龙江以东，原江东六十四屯的东南，而那里正是满族直系祖先居住的地方。
南迁后的女真族经济发展很快，从渔猎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其时，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浒、浑河、完颜、哲陈、栋鄂等部，居住在抚顺以东直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分为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居住在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流域，此外还有长白部的纳殷、珠舍里、鸭绿以及东海部的窝集、库尔喀、虎尔哈等。各部分散，不相统属，互争雄长，明朝政府对它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经过五年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明朝十分恭顺，接受其所授官号，并多次亲自赴北京朝贡。此后，努尔哈赤又击败海西女真的哈达(1601)、辉发(1607)、乌拉(1613)、叶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和战争。努尔哈赤使子侄们分别担任各旗的旗主。又发展经济，促进贸易，订立行政和法制规条，选拔人才，创制文字，设立了议政王大臣(见议政王大臣会议)。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号“大金”。
后金的建立威胁了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明军十余万人分兵四路征伐后金。后金以六万兵力于萨尔浒击破明军；明天启元年(1621)，后金乘胜攻取沈阳，五年，迁都于此，后又席卷辽西大片地区。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后金军攻打宁远，遭到袁崇焕率领的明军的坚强阻击，后金军战败。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的计划受挫，这年八月因病去世(见明清战争)。
满族社会状况& 16世纪，辽东的女真族大体上处在奴隶社会晚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努尔哈赤统一事业的进展，以建州女真为主的东北各族，融合和重新组织，逐步形成了新的满族共同体。满族已有较先进的农业，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粮食产量丰富。17世纪初，各地遍布使用奴隶耕作的农庄(托克索)。后金政权直接控制的屯田，则带有一定封建生产方式的因素。满族又以采集和畜牧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如采参、养蜂、捞珠、捕鱼、狩猎、牧马。手工业也较发达，能制造武器和生产用具，有矿冶、纺织、煮盐、陶瓷、造船、铸币等。满族居住在明朝统治的辽沈地区附近，和汉人经常接触，通过朝贡和马市，与明朝进行频繁的贸易。
早期满族社会基本上有三部分人组成：①八旗的旗主、长官、将领，这是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占有许多“托克索”和奴隶。②阿哈，即奴隶，大多是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和一部分破产沦落的民户。③珠申，即自由民，大多是原来建州女真的民户和主动归附的其他部族，被编为八旗战士，占有少量土地和奴婢。
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受先进的生产方式影响，其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过渡。后金天命六年实行“计丁授田”，将辽沈地区许多闲废的土地分配给满族士兵。后来，又参照满族原来的“托克索”和汉族在辽沈地区的民屯，实行“编庄”。许多汉族农民受编为壮丁，每庄壮丁十三人，牛七头、土地一百晌，其中八十晌的收获归壮丁自有，二十晌交公，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演进的重要标志。壮丁实际上是农奴，有自己微薄的经济，但受国家和农奴主的剥削和控制，仍无人身自由。
皇太极改制称帝& 努尔哈赤死后，八旗并立，各有实力。其第八子皇太极势力最强，被拥立为汗，改元天聪。政权沿袭原来的原始军事民主制，由皇太极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共同主持军政大事。皇太极改易族名为满洲，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①集中权力。改变四大贝勒共主国政的体制，每旗设旗务大臣，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国政。此后，又翦除或削弱了其他三大贝勒，形成南面独尊的局面。
②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后金政权原以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皇太极在削弱旗主权力的同时，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完善国家机构。设内三院，负责草拟诏令敕谕，颁布制度政策，参与国家机务，使之具有内阁的职能。又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为八衙门，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取代了八旗贝勒理政的局面。
③任用汉族官员、将领和知识分子。以高官厚禄招纳汉官汉将，并任以实权。实行开科取士，荐举贤才。从而增强了后金政权的实力，分化、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④设立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编制和满洲八旗相同，直接听命于汗，扩大了兵源，增强了战斗力。
⑤重新编庄。满族占领辽沈地区，奴役汉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极为了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将农庄重新编组。八名壮丁，编为一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又清丈土地，编审壮丁，严禁隐匿，使大量土地改为屯地，许多壮丁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民户。这些措施促进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⑥加强法制。制定各种法律，强调秉公执法，赏罚严明。违犯法令，虽权贵亲族亦不宽纵。
满族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经济逐渐繁荣，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极地位日尊，遂于天聪十年(1636)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战争与清军入关& 皇太极面对着三种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鲜。即位之初，他表示愿与明朝议和，以争取时间。崇德元年，征服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又利用漠南蒙古的内部矛盾，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拉拢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击其中力量最强的林丹汗，并于天聪六年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亦臣属于清朝。皇太极还对黑龙江流域各部族进行招抚或征讨，统一了东北全境。清入关以前，统治所及“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与此同时，皇太极采取奔袭骚扰的战略，数次越过长城，继续进攻明朝。后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大军，从喜峰口入关，围困北京；又施用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杀袁崇焕。八年，又绕道蒙古地区入长城，攻袭宣化、大同，大掠而归。崇德元年，阿济格率军入居庸关，破京郊各城，军锋南至保定。三年，多尔衮、岳托等出兵从墙子岭、青山关毁边墙而入，长驱南下，明督师卢象N战死于冀南，清军突入山东，攻破济南，俘获大量的人畜和金银。此外，还陆续攻破明朝在旅顺和皮岛的据点，彻底消除了背后的隐患。
这时，明朝的军事形势发生进一步变化。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声威日盛(见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明朝两面受敌，左支右绌。皇太极乘机在崇德五年至八年(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大举用兵，夺取了明朝重兵设防的锦州、宁远地区，扫除了进入山海关的障碍。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逝，清政权在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争立，经调和解决，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清世祖福临)即位，改元顺治，而以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后来，多尔衮的权势日盛，称皇父摄政王。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祯帝自缢。驻军山海关的吴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关。四月，李自成率军至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朝的联军战于一片石、石河等地，农民军战败。从此，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陕西；撤离北京前夕，登基称帝，国号大顺。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长驱直入北京，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军又分兵两路，追击李自成。多铎攻潼关，阿济格由边外入陕北。大顺军屡战失利，李自成放弃西安，退入湖北，占领武昌。清军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顺治二年六月途经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的袭击，李自成遇害，余部退至湖南。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时候，张献忠的起义军进入四川，建元称帝，国号大西。清军击败李自成后，派豪格率兵入川。张献忠从成都北上迎敌。顺治四年正月驻军西充，遭到清军的突然攻击，张献忠牺牲。大西军余部转战南下，进入云南。
南明及各地的抗清斗争& 明朝灭亡后，南方的官僚、地主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年号弘光，建立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小朝廷内，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史可法督师江北，但指挥不了军队。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横行于江淮，左良玉军盘踞长江中游，各拥兵自重。面临着清军南下的威胁，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将领之间倾轧火并。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杰被许定国诱杀。左良玉因和马士英矛盾，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下。这时，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而防淮的刘泽清、刘良佐都被南调抵挡左良玉军。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顺治二年，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清军渡长江，南明的官吏将领纷纷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后被捕杀。
弘光政权覆亡，钱肃乐、张国维等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黄道周、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这两个政权内部矛盾严重，兵骄将悍。顺治三年，清军渡钱塘江，破绍兴，鲁王逃往舟山。同时，清军分兵越仙霞岭，郑芝龙降清，隆武帝逃到汀州遇害。清军略定浙闽，进入广东，又击溃了刚刚由唐王朱聿建立起来的绍武政权。当时，丁魁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肇庆，年号永历。闻清军来袭，逃往广西，颠沛流离，处境极为险恶。
清军入关后，实行圈地(见圈地令)，严定逃人法，强迫汉人S发易服(见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阎应元等保卫江阴；黄淳耀、侯峒曾等坚守嘉定；陈子龙、夏允彝等起兵松江；赤脚张三等渔民活跃于太湖周围；金声、江天一等战斗于皖南；鄂皖边界的英霍蕲黄，山寨林立；浙江四明山区的抗清军声威远播；江西的棚民、矿工袭击各州县；福建的义军围困福州；山东榆园军长期坚持战斗；山西吕梁山军曾攻占数十州县；甘肃回民丁国栋、米喇印控制甘肃；还有郑成功、张煌言等出没于海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十三家结寨于夔东。许多降将降官也倒戈反清。如金声桓起兵于南昌，李成栋起兵于广州，姜起兵于大同。
在这种形势下，南明永历政权先和大顺军合作，得以在西南立足。后因内部兵将不和，永历政权及大顺军的军事实力被清军消灭。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已据有云南全境。永历政权又与其联合抗清。顺治九年李定国出兵抗清，经贵州、湖南，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接着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声威大振。但大西军内部矛盾日增，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李。李定国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回师云南。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兵力虽众，但骄横妒功，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败逃降清。清军乘大西军内讧之际，挥师西进，占贵州，入云南。李定国迎战失利，撤出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率军入缅，俘杀永历帝，李定国则转战云南边境，同年病死。
和李定国同时坚持抗清的还有郑成功。他的父亲郑芝龙降清，而他奉南明永历帝年号，以厦门为据点，转战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合作，出动水师，深入长江，克瓜州、镇江、芜湖各州县，围攻南京，苏皖震动。后来中了清军的缓兵计，顿兵坚城之下，遭到清军的突然反击，郑军战败，退回福建。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为建立持久的抗清基地，率军攻打为荷兰占据的中国领土台湾，康熙元年荷兰军力竭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病死。
清初的统治政策及措施& 清朝入关时，采取了一些野蛮的掠夺政策。如在京畿大规模圈占土地，分配给满族的王公、官僚和将士。在直隶圈地遍及七十余州县，总数估计接近两千万亩。官庄旗地，由奴仆、壮丁耕作，这些下层劳动者承担着苛重的剥削，遭受非人的待遇，逃亡者甚多。清朝政府重申逃人法，严厉处罚逃人及隐匿的窝主，使各阶层惴惴不安。在政治上，清朝“首崇满洲”，强迫汉族按照满俗S发易服.以表示对新朝的忠顺，违者处死。虽经汉族强烈反抗，清廷坚持这一政策，毫不退让。为了防止占人口很少数的满族被汉族同化，严立满汉界限，不许满汉通婚，在满族中努力保持骑射、满语及其他习俗。还保障满族的特权，王公亲贵，按爵职领取银米，待遇优厚，一般正身旗人也有少量俸饷。刑法方面，满汉之间、各个等级之间量刑标准亦不同。许多汉人虽在政府中任官，但实权掌握在满族官员手中。清廷特别对汉族乡绅和知识分子严加控制防范，利用种种机会打击各地士绅。江浙发生的通海案(与郑成功相通)、科场案(科举考试中舞弊)、奏销案(欠交钱粮)、文字狱(如庄廷明史案)，诛杀流放许多乡绅士子，打击和削弱了明末地方地主阶级的势力和特权。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进攻，又颁布迁海令，从江苏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五十里内居民，均迫令迁移，不准商船渔船出海，使许多人破家失业。
清初为适应新占领区的形势，不断调整各种措施，政策也有其开明和进步的一面。入关伊始，即取消明末苛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奖励垦荒，招集流亡，减轻赋役，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耕地和人口数字逐渐回升。在政治上，打着为明朝复仇的旗号，礼葬崇祯帝，收罗人心。招降明朝的文官武将，委以职任，发挥他们的才能。在清初建立全国统治中，汉军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名属旗籍，实为汉人，掌握兵力，具有知识，了解内地的民情风俗。依靠他们，才能征服更多的地方，确立牢固的统治。所以，清初的地方督抚中汉军占十之七，满族占十之三。为了笼络知识界，又开科取士，为他们开辟入仕做官的途径；尊重汉族大部分原有的制度和习俗，崇尚孔子和儒家文化。清朝政权，虽属满族当权，却逐渐形成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顺治四年以后，停止了大规模圈地，更后，又放宽了逃人法，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清朝上层内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却能用温和的手段，解决分歧，避免了公开分裂和剧烈动荡。顺治即位和多尔衮摄政就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内部矛盾调和的结果。顺治帝对多尔衮怀着仇怨，故多尔衮死后被贬，但各种政策仍沿袭未变。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逝世，其子年仅八岁的玄烨(即清圣祖玄烨)即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鳌拜掌握实权，思想趋于保守，企图恢复满族的祖制旧章，又专横跋扈，擅自杀戮大臣。玄烨不甘当傀儡皇帝，康熙八年，计擒鳌拜，夺回权力。
康熙帝(即玄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三藩割据。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占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广大地区，兵多财足，朝廷号令不行。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毅然下撤藩之令，削去他们的权力，收回他们盘踞的地盘。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悍然发动叛乱。经八年战争，康熙二十年，平定了三藩叛乱。
这时，郑成功已死，其子郑经统治台湾，内部矛盾发展，内讧不息。自从南明灭亡后，郑氏集团失去了政治方向，一度曾与三藩中的耿精忠合，后又发生矛盾。郑经死后，诸子争立，郑克u继位，力量已大大削弱。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后，决定收复台湾，任用姚启圣、施琅等练兵造船，积极准备。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统率舟师出海，先攻澎湖，击败郑氏军的反抗，兵至台湾。郑氏集团的防御瓦解，郑克u出降，台湾遂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之下。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之际，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荒废，人口锐减。清朝确立全国统治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农业和水利在农业方面，清廷奖励垦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资助农具种子，延长垦荒升科的年限，并以垦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绩。故中原无地的人民纷纷向地广人稀的四川、云贵、台湾、新疆、东北、内蒙流动。全国耕地面积增加，顺治中只有五亿多亩，乾隆时达到七亿多亩。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将明朝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给予原耕之人，永为世业，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减轻赋税，除遇水旱灾荒豁免和减收外，多次普免全国钱粮，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江、钱塘江、永定河，努力减轻水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农业产量，保持运输畅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黄淮、修固荆江大堤、修筑江浙海塘工程等。农业生产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对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选种均有某些改进。北方试行区田法种植水稻、南方种植双季稻，也获得一些成效。特别在各地推广高产作物番薯、玉米，对于提高产量防止灾荒，供应口粮，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经济作物方面，棉花种植甚盛，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是著名的产棉区。江浙、广东种桑养蚕，获利甚厚。此外，茶叶、烟草、甘蔗、苎麻、蓼蓝等作物生产也很繁盛。
手工业和抑商政策& 手工业也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生产工具有某些改进，织丝机具比较复杂精巧，采矿工具、地质方面的知识亦有进步，但仍是手工劳动，不是机器生产，没有摆脱对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依赖。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染踹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见松江布)。布匹的踹光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数百家，踹匠多至一万余人。丝织业较为集中的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最大的机户拥有织机四、五百张，规模可观。矿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千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炼、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见佛山铁冶)；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五千余人。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廷对采矿的总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见明代景德镇瓷器)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熬盐、伐木、制烟、榨糖、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的发展。
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有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
大城市的出现&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大城市得以繁荣。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茸，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改建修浚，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货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来往的商船很多，进出口商品聚散于此，号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此外，景德镇的制瓷，佛山镇的冶铁，盛泽镇的缫丝，产品精良，远近驰名。汉口居长江中游，四通八达，为米谷、木材、食盐、药材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除了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以外，广大农村有许多小城镇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场、市集、庙会，形成广阔的商业网，是农民群众和行商坐贾进行交易的场所。
赋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经济的发展，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清朝建立后，即逐步着手整顿混乱的赋役制度。顺治和康熙时，编定《赋役全书》，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取消苛捐杂税，归并税收名目。又颁发“易知由单”、“串票”，简化征收手续，改进纳税制度。但由于传统的赋役制度是按土地数量和人丁数目两个标准征收，分别为“地银”、“丁银”，全国土地数目已难确知，人丁则死亡增殖，隐匿流动，变动频繁，无法统计。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库有了赢余，清政府考虑不再增收人丁税。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税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稳定了全国的丁税负担。为了进一步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又于雍正元年(1723)制定“摊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陆续推广实行。此项政策将丁银平均分摊于地亩之内，不再按人丁和地亩双重标准收税，变成了单一的土地税。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雍正时还进行了其他改革，如耗羡归公。“耗羡”是为了补偿征收银米的亏损，于正税之外增收的附加税。各级官吏往往借此谋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极大。清廷将“耗羡”改为正税，数额固定，由国家统一征收。此项收入即发给官吏作为养廉银和办公用费，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对改善吏治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此外，雍正时，又将各地“贱民”，如晋陕的“乐户”、浙江的“惰民”、江苏的“丐户”、安徽的“世仆”、广东的户开豁为良，编为民籍，废除了残存的奴隶制。
政治制度的设立与完善&
清朝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
政权机构政权组织沿袭明朝制度，专制皇帝君临全国，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清代中枢权力机关和明朝有所不同，明代的权力在内阁，清代内阁虽地位尊崇，而权力较小。最初，军政大权操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常庶政归内阁。康熙时，皇权加强，南书房协助皇帝，参与机务。雍正时，创设军机处，其为有清一代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决策发令，撰述谕旨，综理军国大计。军机处不是独立的正式衙门，而是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无官署、无定员，军机大臣均为兼职，由皇帝特简。其他中央机关和明代相同，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政令，综理事务，设尚书、侍郎，满汉并用。都察院为监察机关，设御史、给事中等官。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和某些对外事务，只任用满族和蒙族官吏。另有机构庞大的内务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财产，管理宫廷太监、匠役。地方行政机构，大体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为省级最高长官，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掌全省民政、财政、刑法。还分设道员，作为辅佐。府设知府，统辖数县，承上启下。县设知县，为基层“亲民之官”，掌管全县政务、赋役、户籍、缉捕、诉讼、文教。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各地情况，设立不同的地方军政机构。
军队清朝军队，以八旗兵为主体。八旗分为禁旅和驻防两类，禁旅八旗驻在北京，保卫皇室，驻防八旗分驻各地。遇有战事，从禁旅和驻防兵中调遣出征。八旗兵额共二十二万人。清初，八旗兵战斗力很强，待遇亦较优厚，但后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清朝入关，招降了大批明朝军队，以绿旗为标帜，以营为建制单位，称为绿营。绿营分驻各地，有马兵、战兵、守兵、水师等区别，共六十余万人，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武职。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称为勇营，有事时招募，无事时裁撤，不同于八旗、绿营常备之兵。
法律清代法律，结合满族在关外时期的习俗、制度也沿用明律。顺治初已制定了大清律，康雍乾三朝不断修订增删。乾隆初公布《大清律例》，包括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条。它和传统的封建法典一样，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按照人们不同的身分等级有不同的审判手续和量刑标准。包括“叛逆”在内的“十恶”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封建家族的权利，作了明文保障。律制鲜明地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本质，其中还有许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条文。
科举制清朝继续以科举制作为培养、选拔官吏的“正途”。府州县每年考试，录取秀才；乡试三年一次，录取举人；以后举行会试、殿试，录取贡士、进士。殿试前三名为一甲，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写八股文章，思想内容和文章形式均有严格的程式，应试者受很大束缚，不能反映其真才实学。除了三年一次的考试外，有时还开恩科、特科，如康熙、乾隆时曾开博学鸿词科。知识分子以此为进身入仕的阶梯。
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清朝在入关前后，皇帝和八旗旗主的矛盾很尖锐，以后旗主的权力削弱，皇权加强，但上层的斗争并未停息。康熙帝去除鳌拜集团以后，重用索额图、明珠。这两人各树党羽，争权倾轧。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等遭郭L弹劾，被革职。当时，汉臣徐乾学、高士奇等受康熙重用，招权纳贿，形成“南党”，但在明珠党被逐后不久，也令休致回籍。康熙中期，索额图势力最大，并与太子胤i结合。有人告发他们图谋不轨，欲加害康熙，索额图被囚处死。以后康熙、胤i父子之间猜嫌日深。康熙四十七年废太子，康熙的许多儿子群起结党，争逐太子之位，胤A、胤祉、胤G、胤T、胤K、胤、胤_、胤祥都卷入了这场争夺。第二年，康熙忽然复立胤i为太子。但胤i骄纵妄行，致父子之间的隔阂难以弥合，康熙五十一年又被废黜。太子忽立忽废，康熙举止失措，朝臣混乱恐慌，此后，继承问题被长期搁置。六十一年康熙死，据称遗诏指定皇四子胤G继位，即雍正帝(见清世宗胤G)。胤G可能用非法手段抢夺了帝位，其实际内幕复杂难明。他上台后，打击敌党，最怀恨的胤T、胤K被诛杀，其他弟兄被囚禁，株连甚众。雍正鉴于这场斗争的教训，实行秘密立储，密写继承人的名字，藏于乾清宫的匾额之后，以避免公开立储引起的争夺。
雍正时，朝臣中仍多结党。雍正亲自写《朋党论》以告诫廷臣。他最亲信的大臣年羹尧、隆科多亦得罪，年赐死，隆被囚，其案可能是皇位争夺的余波。乾隆初，鄂尔泰与张廷玉亦广植党羽，乾隆帝(见清高宗弘历)加以裁抑，两派均不得专权。乾隆年老，和|得宠，纳贿营私，权势甚盛。乾隆死后，和|立即被嘉庆诛死。有清一代，上层政治屡起风波，政局经常变幻，但专制皇权却很强固，最高统治者能够驾驭局势，驱遣左右，故统治秩序尚为稳定。
边疆地区的治理清代在康雍乾时期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对西藏和西南其他地区的控制。
西北地区& 清初，住在伊犁河谷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最强盛，其领袖噶尔丹野心很大，战胜了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维吾尔族)，进兵青海，笼络西藏，侵扰甘肃，自称“博硕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乘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之机，竟和俄国相配合，率兵三万，由杭爱山东侵。喀尔喀蒙古战败，求援于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击败准部，噶尔丹遁逃(见平定准噶尔)。次年，康熙与内外蒙古的首领参加多伦会盟，改变喀尔喀原有的部落组织，实行盟旗制度，稳定了喀尔喀蒙古长期动荡的局势。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师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策妄阿拉布坦重振准部，在康熙后期派兵进入西藏，占领拉萨。清廷闻讯，于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军。雍正二年(1724)，清军又平定了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逃往准噶尔，清朝和准噶尔更加深了对立。在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双方互有攻守胜负，曾一度议和停战。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准部发生内讧，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尔撒纳等降众，分两路进攻准噶尔部。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统一了天山北路，随即进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南疆。三十六年，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三万余户，近十七万人，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克服路程的艰难险阻，冲破俄军的追击拦截，跋涉一万余里，行程八个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欢迎。渥巴锡被封为亲王，部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西藏& 清朝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康熙五十九年，清军逐准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济鼐主持藏政，设驻藏大臣监督。雍正时，颇罗鼐主持藏政，服从清朝政令。他死后，子珠尔墨特不服中央管辖。乾隆十五年，清军再次入藏平叛，七世达赖与僧俗人众也反对叛乱，擒杀珠尔墨特。清廷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制订《西藏善后章程》，改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四名噶隆(须听命于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管理政务，并在西藏常驻清军。五十六年，尼泊尔廓尔喀族因贸易纠纷大举进攻西藏，清军驱逐廓尔喀军，追越喜马拉雅山，议和而返。清廷又制定《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权力，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的职权和品级，训练藏军，统一铸币。并实行金瓶掣签制，以防止班禅、达赖的转世为贵族农奴主操纵、利用。
西南其他地区为加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间，清廷采纳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非世袭的流官任职，和内地各省实行相同的政权管理体制。“改土归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两种手段，对抗命骚乱者，出兵征讨。清朝镇压土司势力用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是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边防设施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取措施，加强统治和管理。
在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上，因地制宜。北方边度，经过长期战乱，且与俄国接壤，着重于巩固边防，设军府制，统管军政民政。东北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见清将军)，外蒙设定边左副将军，新疆设伊犁将军，派兵戍守。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袭，而由参赞大臣请旨简放。内外蒙古、青海实行札萨克制，设盟长、旗长统属于理藩院。西藏则适应政教合一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了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机构。西北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西南新设流官地区以及台湾，则和内地一样，设府州县制，分属各省总督、巡抚管辖。
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取各种措施，团结笼络。如优给廪禄、减免徭赋，封以爵位官职，保证他们的世袭权利。规定他们轮流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观光赐宴，待遇优渥，以联络感情，增进了解。特别重视蒙族上层，强调“满蒙一体”，以皇室子女和他们通婚联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黄教，尊崇活佛，优礼喇嘛，各地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喇嘛寺庙，利用宗教进行统治。
为了加强边防，沿边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设置许多军事哨所，名为卡伦。又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规定巡边制度，派兵定期巡视。18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巡边的范围东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统一全国，边疆地区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得到了较长时期的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内地急剧增加的汉族人口大批迁往边疆，开垦田地，从事农耕，传播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也有的经营手工业、采掘业、商业，使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活跃起来。清政府又大力开辟驿路，广设台站，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通向边疆各地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驿路台站，既是政府文书军报传递的工具，又是商货物产交易流通的渠道。沿着驿路，新兴起一大批农业村落、军政据点和工商城市。
中国与俄国的关系&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俄国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征服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民族，推进到鄂霍茨克海滨，并向南侵犯中国的蒙古和东北。17世纪中叶，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率领的俄国哥萨克，窜扰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清军和当地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在乌扎拉、呼玛尔和俄军作战。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在松花江的战斗中大胜，全歼入侵的哥萨克(见雅克萨之战)。但俄军仍盘踞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以后又侵占雅克萨。顺治十三年俄国巴伊可夫使团来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赖使团又到北京。清政府对俄军侵入黑龙江提出交涉和抗议，但俄使态度傲慢，置之不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堡寨，设置据点，强征贡税，迫害当地中国居民。清政府为确保东北这一满族的发祥之地不受侵扰，在三藩战争结束和统一台湾后，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积极筹划，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亲自航行于松花江上，视察边防，并派郎谈、彭春等赴俄军强占的雅克萨附近侦察地形、交通、敌情。清廷的基本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翌年，清军在黑龙江两岸筑城屯田，派兵永驻，并在很短时间内出兵扫清了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立的据点。清廷还通过各种渠道，或派遣使者，释放俄俘到雅克萨，要求俄军撤出中国领土，或直接带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约束俄军，派使者进行谈判。但一切交涉均无效果。二十四年彭春统率清军攻雅克萨，用大炮轰城，俄军战败，俄将托尔布津不得已开城投降。清军释放了俄俘，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武器财物，但须保证不再重来。随之，清军也从雅克萨撤退。但俄军背信弃义，在得到了增援以后，托尔布津又率军重占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萨布素领清军再次进攻雅克萨，围城数月，八百余俄军战死、病毙，只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这时，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谈判的信件以后，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清军遂停止攻打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使团和以戈洛文为首的俄国使团在尼布楚举行谈判。经过艰难曲折的交涉，对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禁止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两国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来贸易等等。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做出一定让步，达成了协议，明确划分了中俄的东段边界。条约签订后，东段边界相对平静，贸易有较大发展。但北段边界由于俄国不断入侵蒙古，矛盾逐渐加剧。清政府多次要求与俄国谈判，划定两国的北段边界。雍正时，俄国派出以萨瓦为首的使团到中国谈判，并指示使团必须要中国让出外贝加尔地区。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后派隆科多、策棱与俄国使臣在波尔河举行会谈，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东起额尔古纳何，中经恰克图、西至沙宾达巴哈为两国的北段边界。这段界线的划分完全满足了俄方的要求。
清朝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嘉道时期的农民起义& 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阶段而逐渐衰微。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大地主田连阡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可耕，沦为佃农、雇农。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往往达收获量的一半以上。地主还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逼迫农民服劳役，送节礼，进行人身控制。雇农或做长工，或做短工，工资微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在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灾人祸即倾家荡产。
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重的情况下，清代的人口却在迅速增长。康熙时在册的丁数近二千五百万，加上妇女老幼与隐匿人口，估计总人口约一亿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一亿四千万人。一百年后，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亿一千万。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国人口三亿七千零四十六万，全国耕地约有九亿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亩。人多地少，谋生困难，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历年发生水旱虫灾，粮价腾贵，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皇室铺张挥霍，供应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开倡了奢糜之风。贵族王公、官僚富商无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货山积，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场贪污腐化，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屡兴大狱，诛杀很多大贪官，但并不能扭转腐败风气。贪污之风影响到军队，各级将领克扣军饷，竞尚浮华，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温饱。军政废弛，纪律败坏，士无斗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清朝的统治相对稳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发生朱一贵起义，一度占领全台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存在着分散、零星的斗争。汉族的中下层怀念明朝，打着“朱三太子”、“反清复明”的旗号，从事反清活动，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杀(见朱三太子案)。还有全国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不给政府纳税。这些斗争虽然分散、细小，但却频繁、普遍。一旦条件具备，自发的经济斗争便有可能转化为起义和战争。此外还有城市中手工业工人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压迫，但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强大的清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种反清力量还微弱，但阶级矛盾在发展，不稳定因素在滋长，白莲教、天地会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得以生长、传布。白莲教是传统的宗教迷信组织，盛行于北方农村；天地会则流传于东南地区，始创于清代(或说康熙时，或说乾隆时)。这类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成为下层人民反抗现存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为契机，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虽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因其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所以全国震动，影响极大。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参加者多为撒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的林爽文起义。六十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规模甚大，战斗激烈，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上述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阶级矛盾并未缓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嘉庆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仍持续不断。十年，东南渔民在蔡牵领导下发动起义。十八年，北林爽文起义军守城官告示
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领导下发动起义。林清联络教徒二百人，准备由太监接应直冲宫禁。林清本人坐镇黄村，等待后援。起义教徒由西华门攻入紫禁城，虽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但对京师震动极大。十九年陕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食，发动起义。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广东、广西的瑶民分别在赵金龙、赵子清、盘均华的领导下发动起义，都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战斗。还有东南各省的天
地会，也发动了频繁、细小的武装反抗。这些起义也都被镇压下去，但社会的动乱还在继续，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正在酝酿，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闭关政策与鸦片贸易& 康熙统一台湾后，下令开放海禁，对外贸易有所恢复发展。这时，英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占首位。18世纪中叶，它在欧美对中国贸易的进出口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纪末增加到大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国长期出超，传统产品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很受欢迎，销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国家除了把印度棉花转贩到中国，不能提供其他适当商品。英国的机制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亏损，只能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以平衡贸易逆差。外国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有强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外贸易和交往方面设置了障碍。清政府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民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的倾向和力量，所以对中外交往严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与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种闭关政策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力图与外部世界隔离，以保存、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它并不能消除或减轻外国的侵略，反而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
当时，英国不甘心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为扭转局面、开辟市场，作了种种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要求开放贸易口岸，割让舟山某个小岛，作为英国存放货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许英人自由来往广州，以及颁定税率，禁止额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条款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并未认真谈判，即一概拒绝，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未获结果而回国。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在觐见皇帝的礼节问题上，双方各执己见。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礼，阿美士德坚决拒绝，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进行对话，英国使团被遣送出境。
英国资产阶级后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变对华贸易不利局面的途径，即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以抵销贸易逆差。鸦片最初是以药品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少。18世纪末，输入量逐年增加，每年达四千箱。清政府觉察到鸦片的危害，于嘉庆五年禁止鸦片进口，以后又不断重申禁令，采取各种禁烟措施。但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贿赂和走私，使鸦片输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年激增，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输入高达四万箱，其价值超过了中国出口的茶丝布匹全部价值的总和。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每年为抵偿贸易逆差，外流的白银达一千万两。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商人和英国印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鸦片烟不仅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过程，银价上涨，银贵钱贱，影响了生产、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鸦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习武功。清朝也因货币流通混乱、税源枯竭而减少了财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并无效果。有一些和鸦片利益有联系的官吏，阻挠和反对禁烟。道光十六年(1836)许乃济提出鸦片弛禁，进口按章纳税，并许内地种植，这一荒谬主张遭到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吏的驳斥。在这场严禁与弛禁的争论中，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烟的办法，吸烟者限一年内戒绝，否则处以死刑。这一严厉而彻底的禁烟主张，得到了一些官吏的拥护。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这一主张，并在辖境内切实贯彻禁烟命令，收缴烟土烟枪，限期戒烟，取得了成效。道光帝也主张禁烟，召见林则徐，派他为钦差大臣，往广州查办鸦片。
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后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收缴并焚毁了二百三十七万斤鸦片。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政府因不肯放弃这项具有大利可图的贸易，悍然发动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英国司令懿律率领远征军来到中国，先在广东、福建沿海骚扰。林则徐、邓廷桢进行抵抗，英军随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驶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卫准备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广州和英国谈判，指责主张抵抗侵略的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轻开边衅”，将他们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执行投降妥协政策，撤除广州防务，接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条件。而道光帝动摇于和战之间，不甘心不战而降，又撤换琦善，准备在广州和英军作战。二十一年，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牺牲。身为统帅的奕山却与英军一触即溃，向英军交纳六百万元“赎城费”，以乞求英军不进入广州城。广州之战显示了清军和英军之间的力量差距，暴露了自诩为天朝大国的清王朝的虚弱无能。而广州郊区三元里的民众奋起抗击英军，予敌重创。
广州战役之后，英国更换了统帅，派璞鼎查率军北上，于二十一年又攻陷定海、镇海、宁波。清廷派遣的第二个统帅奕经重蹈前任的覆辙，一战失利，全军溃退。英军于第二年进入长江。清军在吴淞口和镇江进行了英勇抵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驻防镇江的旗兵全部战死，但未能阻挡住英军的前进。英军抵达南京。强敌压境，清廷惊慌失措，失去了抵抗的意志和决心，遂派耆英、伊里布议和，接受了英国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烟价共两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议定”税则等。以后又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掠夺权利，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更加阻挡落后中国的前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国遭遇到强大的西方殖民主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急起直追，了解外国，变革图强。但这一真理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外国商品的输入还不像外国资本家所期待的那样迅速增加。这一方面由于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虽已战败，但天朝大国的幻觉仍使它对外国商品和技术抱排斥态度。外国侵略者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企图扩大侵略权利，被清政府拒绝。咸丰六年(1856)，英国以广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记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法国以在广西传教的法国教士被杀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发起侵略战争(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七年，英国的额尔金、法国的葛罗统率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清军未作战守的准备，广州很快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联军北上，在大沽登陆，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和太平军殊死战斗，北方毫无军备，只得和英法议和，订立《天津条约》。依据条约，清政府除赔款、修改税则、更多开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外国人可赴内地游历、通商、传教等。
冲突还没有就此结束。咸丰九年，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换政府已批准的《天津条约》。清政府指定了换约使团行经的路线，被英法拒绝。为了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强大舰队随行，强行闯入中国设防的内河，向清军寻衅。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进行还击，打败了来犯的侵略军，从此再起战端。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二万五千人大举出动，在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仓卒逃往热河。是年八月，英法联军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毁了圆明园，大批珍宝、文物、书画、图籍被烧被抢。咸丰之弟恭亲王奕留在北京，与英法联军议和，签订了《北京条约》。除承认前年《天津条约》中的一切条款之外，又增加赔款，添开商埠，割让九龙给英国。
俄国乘机渔利& 俄国在英法联军进攻时趁火打劫，所得的侵略利益比英法更多。它很早就觊觎着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早就在进行入侵中国的准备。他建立哥萨克军，派遣考察队和其他人员越境窜入黑龙江流域，建立据点、村屯。当英法联军第一次攻占天津时，俄国军舰乘机闯进黑龙江，驶抵瑷珲，鸣枪放炮，迫使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占黑龙江以北大片中国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土地列为中俄“共管”。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又自称“调停”有功，进行威胁恐吓，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全部侵吞了所谓“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这两次侵略行动，共侵吞中国东北领土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中俄《北京条约》还规定勘分中俄的西段边界，为俄国侵占中国西部领土作了准备。
太平天国起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在中国南半部爆发。它是18世纪以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产物。
建立政权&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在科举考试落榜之后，接触到西方的传教书籍，逐渐离开传统的儒家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劝人信拜上帝。他与冯云山深入广西桂平紫荆山区传教，在贫苦人民中获得了大批信徒。洪秀全创作了一系列宗教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宣传平等的理想，提出“斩邪留正”，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信奉的群众越来越多，和地主阶级的团练武装发生激烈冲突。拜上帝会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为首的领导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诞辰)，拜上帝会起义于清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金田，建号太平天国。后与清军在紫荆山区鏖战九个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广西，入湖南，队伍日益扩大；又获得大批船只，建立水师，提高了行军速度，进入湖北，攻克武昌，顺长江东下，破九江、安庆。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为天京。
定都天京后，建立各级政权，颁布规章制度，制定军法，申明纪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群众耕种，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达到农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太平天国以后也没有采取过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反映了世世代代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斗争的作用。
北伐与西征& 太平大国的胜利进军使清王朝陷入极度的惊慌恐惧之中，清将向荣、琦善分别组成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天京附近驻扎和窥伺。但腐败的八旗、绿营、募勇都不足以构成太平天国的重大威胁，太平军在天京站稳脚跟后，继续发动攻势，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由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隶(约今河北)，屡败清军，前锋进至天津附近。但人数太少，远距离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增援，加以气候寒冷，衣食供应困难；而清廷调集大批军队聚集在北京附近，以众击寡，以逸待劳，北伐军不得已从天津南撤。天京方面虽然派出援军，但仓促招募，未经训练，在山东溃散。北伐军粮尽援绝，南撤到直隶的连镇和山东高唐州。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太平天国进行北伐的同时，分兵西征，溯长江而上，占领安庆，围攻南昌，进入武汉，但在咸丰四年进军湖南时，遭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
与湘军、淮军之战曾国藩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时，以礼部侍郎丁忧家居，旋奉旨组织团练，他纠集当地地主阶级的力量，在军事上别树一帜，创立湘军。多用湖南人，并以纲常名教笼络人心，对抗太平天国的宗教异端。将领大多是受程朱理学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壮年农民。将领自择营官、哨官，自募士兵，在军营中建立个人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以族戚、同乡、同学为纽带的战斗力很强的地方军队。湘军还很重视水师，自造战船，购置洋炮，训练水手。此后，左宗棠统率的老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用安徽人)，其建军宗旨、编组原则基本上都和湘军一样。湘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支持晚清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咸丰四年相军与太平军战于湖南，太平军失利，节节败退。湘军夺取武汉，沿江东下。两军大战于江西湖口。石达开指挥作战，击败湘军，将其水师切断成两截。曾国藩困守南昌，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接着，石达开经营江西，攻克了许多城邑，招收了大批天地会起义群众，实力大增。咸丰六年，太平军又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正处于顺境，内部矛盾却在激化。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他虽然很有才能，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但骄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属，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责罚洪秀全，并要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北王丰昌辉表面顺从而积怨于心，他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突然举兵杀死杨秀清，并株连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将士，引起群众的愤怒。洪秀全顺从群众的要求，杀了韦昌辉。此后，石达开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带兵出走，转战西南，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内讧后，精锐尽丧，致使有利的军事形势发生逆转。重要城市武汉、九江、庐州(今合肥)、镇江相继失守。但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各族人民纷起抗清。天地会、捻军、白莲教、云南和陕甘的回民，与太平军或联合作战，或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而且清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满族亲贵不信任曾国藩等汉族地方武装，不肯委以重任，给以事权。当时又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和外国侵略者处在敌对状态。由于这些原因，加之太平军后期将领士兵的勇敢作战，太平天国虽经内讧的创伤，尚能支撑危局，和清军长期相持。
当时，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具有指挥才能，作战身先士卒，能够辨认形势，团结盟军，故屡立战功，肩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丰八年，陈、李与捻军联合作战，攻破重建的江北大营，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十年，大破号称有十万大军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接着，乘胜东进，席卷苏常，攻克杭州，在江浙开辟了新的局面。
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军事形势虽一度好转，但政治日益腐败，纪律废弛，多次发生叛乱，将领各自为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宫内，不理朝政，刑赏不公，封爵冗滥，天京逐渐失去了权威。陈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从香港来到天京，写了《资政新篇》，企图有所建树，但他的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不被农民所理解。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和外国侵略者发生了冲突。先有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帮助清军。以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荐举下，率淮军至上海作战，并聘用英国军官戈登组织常胜军；左宗棠率老湘军在浙江作战，也聘用法国军官组织常捷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外国侵略者就插手中国的国内战争，枪口转向太平军。太平天国不仅要抗击以湘淮军为主力的清朝军队，还要抵御外国侵略军，局势更加困难。
咸丰十一年，天京上游重镇安庆经激烈争夺后失守，清军从四而八方逼向天京。陈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军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保卫苏州、杭州；又要和曾国荃作战，以解天京的围困，左支右绌，败局已定。他提出撤离天京、“让城别走”的建议，未被洪秀全采纳。形势日益对太平天国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军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围时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贵福也在江西被俘杀。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汪海洋的率领下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被清军击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遂告失败。
全国范围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清大起义。起义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时间持久，斗争激烈，相互策应，声势为历史上所仅见。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夕，湖南、广东、广西的天地会十分活跃，山堂林立，起义队伍很多。这些零散的起义军，掩护了正在酝酿中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在金田崛起并北上进军后，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会刘丽川起义，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区，战斗一年半之久(见上海小刀会起义)；福建小刀会黄得美、黄位，红钱会林俊等起义，攻克漳州、厦门，使“全闽震动”；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起义，包围广州十个月，以后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广西天地会朱洪英、胡有禄起义军进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队伍参加了石达开的太平军。太平军进行北伐，皖北捻军纷起响应。咸丰五年，各支捻军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声势大盛。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联合作战，起到了为太平天国的西战场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等和捻军领袖张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区运用流动战术，屡败清军，击毙了清朝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以后，赖文光率领东捻，张宗禹率领西捻，分兵作战，直至同治七年失败。
太平天国期间，各地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军。其中有广西僮族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吴亚终的起义军，曾和石达开密切合作；贵州的苗民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要求减赋，掀起大规模斗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见苗民起义)。直至同治十一年，贵州各族人民的起义才被入黔的湘军镇压下去。云南则在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起义，起义军以滇西大理为据点，建立政权。同治十一年，清军攻陷大理，坚持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失败。陕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发动抗清斗争，义军林立，号称十八大营，曾和太平军、捻军配合作战。此后，甘肃、宁夏、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也起而响应。清朝在平定捻军以后，派左宗棠进入陕、甘、宁，镇压了回民起义军。
这次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规模很大，遍及全国。汉族和苗族、瑶族、回族、僮族、布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表现了各族人民反对清朝封建压迫的共同意志。
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组合&
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丰、同治年间，清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辛酉政变《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即发生了一场政变。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病逝于热河，其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受遗诏，赞襄政务。幼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企图揽权，使人上奏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等人以“本朝向无垂帘故事”予以拒绝，故彼此发生严重的权力冲突。慈禧与留守北京的奕合谋，在九月回銮北京时发动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逮捕处死。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奕出任议政王大臣，辅理政务(见辛酉政变)。从此，慈禧太后把持晚清朝政将近半个世纪。慈禧、奕政权的建立，得到外国公使的支持。列强期待着这个政权将会更加服从自己的意志，有助于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各地。
兵权、财权下移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又一个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的许多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晋升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由满族亲贵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人在中枢和地方的实力增强，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清朝原有的八旗、绿营等常备兵号称八九十万人，但有名无实，有饷缺兵，已蜕化成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大约仍有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的权力在总督、巡抚手中。清朝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和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朝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均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照原来刻板的则例报销。同时，财政收支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方面，关税、厘金、洋药土药(鸦片)税大量增加，超过了传统的地丁大宗收入；支出方面，赔款以及地方的勇饷、洋务、善后等新开支激增。财政内容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旧的章程则例不能适合新的财政内容，故财务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支配，户部连各省收支的项目和总数也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统筹饷需”、“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朝廷。
洋务派的形成清朝政府被迫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步改变其制度、政策。洋务派官僚集团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李鸿章、张之洞等(见洋务运动)。他们改变了某些传统观念，一是认为外国入侵中国不过是要求通商，并非要推翻现存政权，所以和外国作战并无必要，也不可能战胜。为此他们执行对外妥协的外交。二是主张学习外国的某些长处，以辅助封建主义之不足。他们的主张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对，但洋务派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创建海军以及工商活动中积聚起了实力。李鸿章的北洋集团在19世纪后期居重要的支配地位。他本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经办晚清海军、陆军的编练，枪炮、机器的购造，轮船、工厂、矿山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