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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弹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的第二个战略空地导弹，属于第二代战略空地导弹，用于在战略轰炸机突防时补充和取代“猎犬”导弹，压制地面雷达、地空导嫡嫦嗔钊肆澈欤≡?闯?逝?司谷绱丝?臺琪琪女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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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令人脸红！原来朝鲜女人竟如此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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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4_pc:嵌入800:95*/var cpro_id = "u3024699";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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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家园被毁，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 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60年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凭借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联军一度推回37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百年来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30年前在美国问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从一位美国作者的视角，记录了这一历时三载、震撼世界，被美方刻意淡化但又难以割舍的“有限战争”。
一、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以下又简称“朝战”）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朝战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1972年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而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九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The Coldest Winter）， 直到他于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着二战和越战的镜头，唯独朝战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战雕塑群，也是在停战42年之后的1995年才落成，比建于1982年的越战纪念墙还晚12年，而后者在越战结束7年后即完工。直至2009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
1982年出版的美国政论家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是美国研究朝鲜战争著述中少有的较早的综合性著作。 美国政府1967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的记录和档案以25年、50年和75年为限，原则上向所有的人开放。古尔登充分利用了70年代末开始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朝战的档案，此后四年间采访了众多当事者和知情人，完成了这部“内幕”之作，对患有“集体遗忘症”的美国公众不失为一服清醒剂。
美国多年来对朝战集体失忆，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多多。三年朝战，长度不及越战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二，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战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和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然而越战也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以笔者之见，朝战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择取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凯旋班师、重塑国际体系的一战、二战的记录，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战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 不管***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高才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对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总是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10年后开始的越战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
自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美国（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其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浑蛋国家”的帽子，“9·11”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 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提供空间，并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 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继任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二、以史为鉴，美国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战的“遗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之日，也是美国史学界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之时，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战史学家艾伦·梅莱2010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enough），不需再费时费力了。 对此，笔者称之为“朝战研究疲劳症”（fatigue）。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战研究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战的“集体遗忘症”似成巨大反差。不管谁的观点正确，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6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的“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1981年的《朝鲜战争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对美国官方关于朝战根源的解说（即共产主义扩张）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在对朝鲜半岛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1948年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 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 上述三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战的“修正派”的基石。
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战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战还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 费伦巴赫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 以及贝文·亚历山大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美国史学界有人把约瑟夫·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也列入“修正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古尔登的书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并非像斯通的书那样具有尖锐的政论性，以至对杜鲁门总统有“人身攻击”之嫌。古尔登的视野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全景，而非个别决策者的作用。此书对史料的运用也远远超过斯通和费伦巴赫。尽管书中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高层决策者以及麦克阿瑟批评有加，但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仍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口径保持高度统一；在对中方和朝方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也情不自禁地滑向对东方人的“不理解”以至轻蔑。说古尔登“不爱国”，显然是过于牵强了。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克雷·布莱尔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 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 艾伦·梅莱的《为朝鲜而战：，战争来自北方》。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绝大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究，如战争的起因、韩国军队的表现、盟国的作用、对各军兵种的评估、后勤、协同作战等。英国Ashgate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朝战文集洋洋32章，对朝战的方方面面几乎都饱览无遗，其中包括战前态势、各参战方（美中苏英南北朝鲜加联合国）的作用、美国各军兵种的表现、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问题、后勤、两栖作战、情报、特种战争、釜山之战、运动战、阵地战、战后安排等专论。
三、西方／美国中心论与“东方主义”
以笔者之见，西方和美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是西方／美国中心主义（West/American-centralism），即从西方和美国的视角，用西方／美方的素材，得出西式／美式的结论。这一观察并非要否定卡明斯等“修正派”和怀廷现实主义的反思和解说 对西方和美国学界的持久影响。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修正学派”的观点在经历了“主流派”20余年的“反攻倒算”后，已基本上被边缘化。
西方中心派，即主流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是西方尤其是美军方在朝战中具体战役战术环境中的表现，而其他非美国、非西方（或非白种人）在这场历时三载的惨烈战争中的经历、命运和后果，基本上是作为辅助和配角，甚至很少提及。而“主流派”在审视60年前的那场使美国被迫接受“僵持”结局的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调美国介入朝战的正当性、美军将士的勇敢献身精神，以及韩国李承晚政权对朝政策的合法性等。前面提到的主流派代表作，如布莱尔（Clay Blair） 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约翰·托兰的《殊死之战：朝鲜》等，都属此列。
　　其实，战争史学中“以我为主”的观念和方法并无不妥之处，各国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几乎都是如此，只是不要过分。然而近来西方的一些朝战研究有意无意地“淡化”中方的“角色”和作用，倒是令人惊异。比如，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李2001年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几乎涵盖了有关朝战的所有问题——历史背景、朝鲜半岛内外时局、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英联邦态势、斯大林之死、战争对各参战国女性的影响、美军中的种族和性病问题，不一而足——有关中国的文字却凤毛麟角。偌大的一个国家，在三年战争中以极其简陋的装备、36万人伤亡的代价， 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打成平局，居然在这位朝战专家笔下几乎“绝迹”，好像朝鲜战争是16国联军在与“影子”作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无独有偶，卡明斯的近作《朝鲜战争：一部历史》，居然也没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 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冷处理”的动机仍不得而知，不知在今日主流和非主流人士中，是否有某种“打不赢，难道还写不赢？！”的下意识想法。
在西方的新一轮“回避中国”的著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2年斯潘塞·塔克（Spencer Tucker）所编《朝鲜战争政治、社会和军事历史百科全书》。在这部由102位专家共同撰写的851页的“百科全书”中，只有一位作者援引了1995年中国学者张曙光的《***的军事罗曼蒂克主义：中国和朝鲜战争，》一书（第256页），而且还拼错了张的名字。与此同时，此书编者塔克还宣称，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后的突然消失仍然是一个谜，“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志愿军的突然后撤还没有清晰的答案”（第132页）。而张曙光七年以前就详细描述了中方“欲擒故纵”的战略，诱使联军继续北进，终于使其铸成大错（第104－107页）。 不仅如此，该书针对美国的盟军韩国军队的篇幅也是少之又少，对韩国军队的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一笔带过，还伴有明显的轻蔑语气；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军队和战事的描述却事无巨细。事实上，韩国军队一直是中方打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应该指出，在塔克的朝战百科全书出版以前，韩国军事历史研究院的三卷集的《朝鲜战争史》已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塔克的所谓“百科”之书，其实满纸都是西方军队在行动。此种有选择地“摘取”历史（cherry picking history），至少不是十分专业的。
其实，艾伦·梅莱2010年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朝战已经“反思”“过度”的说法，至少有一点难以成立，即西方朝战史学界至今仍未公开翻译出版中国官方的朝战史书，也就是军事科学院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 对于一直把中国作为研究重点的美国军界和情报界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略“忽略”。当然，这一“忽略”是有意还是无意，笔者不得而知，但与西方出版社多年交往的感觉是，要原封不动地翻译出版中国关于朝战的史书和回忆录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留美学者于2001年翻译了若干中方高级将领的朝战回忆录的选章，在出版社审稿时遇到种种阻力，书稿一度被出版社打入冷宫。 笔者参与了“拯救”工作，据理力争后“死而复生”， 深感美国出版界内部种种可以意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意识形态“禁区”。
近期西方朝战研究中无论是“绕着中国走”还是“绕着韩国走”的倾向，其实并不一定是学者的方法论和个人的好恶问题。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的基础之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合理合法，因此西方眼中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应该指出，所谓“东方主义”并非明显地贯穿所有朝战著述，然而，程度不同的“东方主义”又是无处不在。 在政策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选择不去了解对手，乃兵家之大忌。
四、中国：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比，近年来中国的朝战研究更具开放性，以军事科学院2000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为例，它大量借鉴和使用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整部书比1988版的《战史》更为丰富、更有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比起美国同行更为客观。举一个例子，90年代初在丹东落成的朝鲜战争纪念馆中，把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定性为1948年爆发的内战，这与美国朝战修正派（卡明斯）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而美国官方对朝战爆发的定位仍延续冷战的说法，即共产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侵略。
与中国朝战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呼应的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30年来，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已逐步摆脱了历史的阴影。中朝同盟框架仍在，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则摒弃意识形态且日渐中立。其实，早在70年代，***就说服1975年越南统一后头脑再度发热的***不要再挥师南进。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朝鲜半岛不偏不倚、与时俱进的政策，建立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朝战对中国最深刻的教训，乃是在战略层面。1950年初，斯大林出于对独立于苏共的中共的戒心，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植的***政权南进，维护以至扩展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设法通过中苏同盟关系使中方在美国出兵后援助朝方，避免苏美直接对抗。朝方一意孤行和苏方自私自利，使朝鲜内战终于升级为中美历史性对决。尽管中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使战线稳定在38度线，然而取得的战果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战争期间，中苏、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上、下限都多受冲击，突显了国家利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为未来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有鉴于此，坚持独立自主、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和国家根本利益制定半岛政策，恐怕是朝战给予中国最宝贵的经验。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朝鲜问题上，中方反对破坏半岛稳定的任何行为，不管是来自任何一方；与此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南北双方的经贸和正常的国家关系。2003年以来，由中方主导的朝核六方会谈早已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地区稳定和防止核扩散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同时创造条件，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促成美朝关系正常化。
21世纪的世界，两极终结，一超称霸，多极隐现，然而半岛时局仍扑朔迷离，险象丛生。着眼现实、面向未来的中国，如何与仍生活在过去时态的美朝韩三方互动，如何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寻求一个既维护中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光荣与梦想的平衡点，仍是对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智慧和能力的挑战。
五、30年后再看《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30年前，当我们开始翻译约瑟夫·古尔登刚刚出版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时，国际社会还处在两极体制，冷战不仅仍在继续，更有加剧之势：苏联在70年代的最后一周入侵阿富汗；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3月23日宣布实施旨在争取绝对核优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同年9月1日，苏联远东国土防空军击落一架进入苏联远东领空的大韩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269人全部遇难；同年底，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苏联的“帝国终结者”戈尔巴乔夫当时还要等待两年才得以进入克宫，而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刚刚进入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进修。西方的政要、学者和军情人士中，无人预料到苏联“帝国”会在未来几年陷入危机而迅速崩溃。而在东北亚，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态度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致力于保持与平壤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日的仰光爆炸事件后，中方开始与朝鲜在类似“国际”问题上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注意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韩转口贸易也在1983年启动。
在对朝鲜半岛问题“向前看”的同时，中国的军事史学界也开始回头审视3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然而在整个80年代，无论是将帅的回忆录，还是其他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和译本都少之又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朝鲜战争档案仍未公开。这一状况在90年代出现根本改观，大量的回忆录和作品陆续问世。 苏联解体后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各国学者纷纷前往“淘金”，朝战研究才步入黄金时期。
而古尔登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在1982年出版，恰是在中国和国际的朝战研究蓄势待发却又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也是我们立即着手翻译的背景和动力。作为西方“修正学派”的早期作品，它向读者提供了一个涵盖政治、战略和战场“互动”的全新视角，而它所运用的大量刚刚解密的美方内部档案，为中国的朝鲜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原始素材。古尔登本人的批评性论述，也有别于西方和美国的“正统”观念。30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朝战史学界似又回归“正统派”、对那场赢不了又放不下的战争开始歌功颂德（包括***本人）的时候，古尔登的书更突显其自身的价值。
古尔登的记述并非完美无缺，其文字时常流露对志愿军的轻蔑以至愤恨，对志愿军的一些善意的做法，如释放战俘等，以美军标准的“口径”斥之为“宣传”。在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的第一版（内部出版，名为《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古尔登书中很多此类“不良”成分都被删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处理方法可以理解。23年后的今天，中国稳步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中国朝战研究和出版系统也多产多收，一个日渐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读者群，无论对未来还是历史，都更有包容力和自信心。古尔登的美式观念，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期待古尔登完全按照中方的思路对朝鲜战争加以梳理，那倒是令人不解了。有鉴于此，在23年后再版时，我们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读者的审视力的相信和尊重。
六、关于本书首次公开出版的一些说明
20多年后，原译者之一的谈锋和笔者都已各自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 对英文中的一些俚语、专业用语，尤其是军事用语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这次校译，谈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量。他治学严谨，文不厌精。30余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班读研时与其合译《李普曼传》， 笔者就受益匪浅；此次与谈兄再度合作，尤感其译文不仅达意更能传神。磨铁图书责任编辑李葚和张庆丽以高度的责任心、过硬的专业素质和特有的细微关注力，为出版界年轻一代之楷模。此书的重新校译，也得益于解放军出版社当年内部版的责任编辑倪齐生先生所提供的种种助力。经过这个团队的通力协作，我们相信，书稿质量有了相当的提升，译文更为精准，表达更为中文化。不仅如此，再译版还增补5万余字，包括李承晚、***等人物的生平，并首次收入了记叙麦克阿瑟解职后回国之行的两章内容。这些著名人物的活动细节，不仅突显了他们的个性，同时为再现朝战历史提供了动态的社会、政治全景。
23年易过，半岛时局却仍变幻莫测，各方话语亦多有差异，为此书的进一步“本土化”带来种种不便。在重新校订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原书特色。如“朝鲜”（Korea）与“北朝鲜”（North Korea）、“大韩民国/韩国”（ROK）与“南朝鲜”（South Korea）、“苏联”（Soviet Union）与“俄国”（Russia）、“满洲”（Manchuria）等，均依原文译出。另如“汉城”“安东”等地名，均保留了特定历史环境之下的旧称，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深度了解这场惨烈的“有限战争”，它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主导了东北亚时局，至今仍牵制着中美日俄朝韩的多边互动。
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毕竟渐行渐远。如今南北分野仍在，物是而人非。然而，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中国白山黑水间的18万志愿军英灵，那些以原始的装备和血肉之躯，使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被迫停止在三八线的百万壮士们，以及共和国的所有奠基者们，他们在60年前的那场“有限战争”中的巨大奉献，却是后辈们心中永存的丰碑。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
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访问学者
日完稿于宾州卡莱尔市
　　我为了写一本有关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书，及至197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已经苦苦奋斗了一年，而且不是很愉快。我本想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美好年代》（The Best Years，）一书的续篇。《美好年代》讲的是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美国。遇到的问题很多都令人烦恼，因为大战刚结束后的美国，与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我向一位相熟已久的老新闻工作者罗伯特·谢里尔抱怨这些问题。
“见鬼，”谢里尔建议说，“别去理会全面的历史，写朝鲜战争好了。”谢里尔此人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他注意到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朝战的完整书籍。确实出了一些将军和政客的回忆录，还有一些分析文章和修正的史料，它们在质量和可信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是朝战的全貌呢？“这样的书还没有人写过。”谢里尔说。
谢里尔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我开始到处搜寻朝鲜战争的资料时，发现其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奇：它们要么是按政府正常的解密时间安排，首次出现在公开领域，要么是通过《信息自由法》可以获取。因此，本书很大部分是依据了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五角大楼朝战文件”。通过《信息自由法》，我得以阅读华盛顿与其远东战地指挥官之间数以百计的电报（之前曾是绝密的），首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和马克·克拉克。我在国务院的电文中，看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真实看法，官方说法是“勇敢无畏”，私下则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如总统特使沃尔特·罗伯逊于1953年7月就这样说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班子提供的简报文件中，我看到了政策的形成过程。通过华盛顿一个相对精悍的、叫作中央情报局的新机构的定期评估报告，我得以观察战事的进展。在到马里兰州苏特兰的一个联邦档案库之行当中，我发现了许多尘封已久的板条箱，装的是远东司令部在朝战前和朝战中提供的《每日情报综述》。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难得一窥国家重要决策所依赖的原始情报数据。我奔波于各个军事图书馆、总统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档案馆，为进行访谈而旅行。足迹所至，看起来就像一场全国政治竞选的旅行日程，或者像是一名逍遥法外的银行大盗，飞快地开着一辆汽车，带着一张拙劣的地图，到处狼狈奔窜。
任何牵涉到调研工作的写书过程，偶然的运气经常不可避免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双方熟人的介绍，我得以同汉斯·托夫特进行多次长时间访谈。他是一名魅力十足的丹麦裔美国人，一位间谍大师。在朝战的早期阶段，他曾在朝鲜进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托夫特的住所离我在乔治敦的家只有几个街区，步行可达。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并辅之以过去行动报告的副本，甚至还有照片。我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用过这些材料，托夫特回答说：“没有人问起过这些。”
还有一些有趣的资料则以环环相扣的方式获得。当迪安·艾奇逊准备写他的回忆录《诞生中的总统》时，他把国务院的原旧部轮流召到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自由讨论——产生的记录多达数千页——以此来证实自己在出任国务卿期间的记忆。其中一位参与讨论者是保罗·尼采，他曾经一笔带过地提起，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有一次承认，自己任意篡改情报评估报告，以迎合上司的胃口。我写信给尼采，问他是否记得是从哪里听说威洛比讲过这样的话。尼采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单行距的信来回答我的问题。这封信提供了有关威洛比的进一步的材料，最后还“顺便”建议我找查尔斯·伯顿·马歇尔谈谈。在朝战时期，马歇尔曾经是尼采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的同事。
几天之后，在弗吉尼亚郊外一处智囊机构内马歇尔和尼采共用的办公室里，我访谈了马歇尔，主要是有关在1951年春天杜鲁门政府企图主动进行和平谈判的事情。经过几小时成果颇丰的访谈，我开始收拾记录本和铅笔，这时马歇尔插进来说：“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托马森·杰弗逊·戴维斯吗？麦克阿瑟当陆军参谋长的时候他是副官。”
我承认说，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完全不熟悉。
马歇尔示意我坐回椅子，然后告诉我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和戴维斯都在华盛顿一个难民救助机构工作，经常一起共进午餐。戴维斯当时是一名准将，他曾与麦克阿瑟保持着友好但又实事求是的关系达十年之久。这种关系后来以痛苦而告终，当时麦克阿瑟把戴维斯踢出了参谋班子，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如此不忠，竟然打赌认为罗斯福将赢得1940年的总统连任选举，而罗斯福正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敌人。戴维斯告诉了马歇尔很多有关麦克阿瑟的闲闻逸事……喔，是奇闻怪事，特别是他怎么对付女人。马歇尔一直把这些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直至1950年8月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在华盛顿官场引起了不安，因此马歇尔就劝说戴维斯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他在当麦克阿瑟私人副官、与麦克阿瑟朝夕相处时所观察到的情况。
戴维斯提供的材料（在本书引言中有记载）表明，麦克阿瑟此人过于反复无常，不足以委之以如此微妙的军事政治指挥大任。在1950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根据戴维斯的备忘录采取行动。第二年春天，他们也没有在麦克阿瑟革职之后闹得沸沸扬扬的听证会期间，利用这些材料来反对麦克阿瑟。现在，以迪安·艾奇逊要求保罗·尼采帮助他写书为开端的一连串关系，使戴维斯对麦克阿瑟离奇古怪的个人行为的观察第一次得以公开。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莱斯利·坎特雷尔·史密斯，她在这个长达四年的航程中段参与其中，并且在此期间令人叹服地在旗舰和其他位置上尽力服务。
约瑟夫·古尔登
于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莱利威尔、朗德山、阿灵顿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永不衰老的美国政坛老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场战争如是说。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坚称，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人数突破5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一令人恼怒的文字游戏。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撒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让我们还其本来的称呼）正是集以上说法之大成，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朝鲜战争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给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他们正在与一场起义进行苦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鲜战争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与美国很多不甚愉快的经历一样，朝鲜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战地司令官们又不能“把战争打到敌人（指中国）老家去”，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关于原子武器使步兵过时的梦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舆论不会支持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用以对付分散在数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只是由四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也许很明智地认为：这些原子弹应当保留下来，作为同苏联交战时的决胜王牌。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小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随着大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沉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没有本能地奋起捍卫自己的旗帜，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降低为乏味无趣且看起来又荒唐的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同样的几座山包。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诸如“伤心岭”“无名高地”等地点丧命，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颇盛的得克萨斯州，在一次喝着啤酒的讨论中，一位同学对我们当中应征适龄者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结。“小伙子们，”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朝鲜和淋病。”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试图披露美国是如何卷入冲突，以及后来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又是如何决策的。本书的情节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年头里，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在这帮笨拙家伙（此语虽然强烈，但有事实为证）当中，以杜鲁门总统及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为典型。他俩的坚强意志常常在压力之下转化为十足的愚顽固执，他们为此大吃苦头，正如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一样。1950年6月，在北朝鲜挥师进入南朝鲜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四天之内就把美国投入了一场战争，美国军方对此未及准备，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被告知并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杜鲁门和艾奇逊“制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尽管他们从未公开这样说过，以便给莫斯科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而不致介入战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动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鲜人已经被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支军队（尽管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击退，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自己的精明强悍感到扬扬自得。
然后形势突变，急转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国人，这个远比北朝鲜人更令人生畏的劲敌进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绝望的几周中，联合国军处于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危险之中，成师的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围困在山野里；仅仅是由于马修·李奇微中将这位默默无闻的战争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军队才得以稳住阵脚，并使中国人停止前进。这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仓皇失措地把他们“显示美国意志”的行动降了级，给战争设置了种种限制，从而使胜利完全无望。当他们认识到两年后美国才具备向苏联直接挑战的能力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朝鲜战争被重新确定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杜鲁门和艾奇逊冒险行动的鲁莽轻率，以及向美国人民兜售其理由时之信口开河、文过饰非，在1952年底他们企图以停战来结束战争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所宣称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韩民国（这是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名称）的完整与独立，但是这些条件未能使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感到满意。这个年逾古稀、行为古怪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次呼吁过朝鲜的独立。李承晚认为自己将被置于今后的共产主义入侵的危险中，他不愿意在此条件下放弃他半个世纪的奋斗。他觉得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使美国从一场已经误入歧途的战争中脱身而要牺牲掉他，因此拒绝了停战条件。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另辟蹊径。如果李承晚不愿接受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将策动一场政变赶他下台，让一个可能更忠顺听话的军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继续顽抗，他将会被“除掉”。
在越南战争某个更为严峻的时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对一名电视记者说过：“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村庄，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说的是一个村庄而已；杜鲁门和艾奇逊则是要摧毁一个完整的政府，从而“拯救它”。值得美国庆幸的是，杀死顽固不化的李承晚这一建议尽管在官僚机构中历经繁文缛节，但是从未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这个建议只好被束之高阁。
杜鲁门—艾奇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这是为名誉而战。美国死敌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政权悍然入侵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以及它的苏联“恩师”）本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北朝鲜人公然蔑视联合国，选择了子弹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评价国家领导人，必须观其行为、究其动机。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在政治上却并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这位国务院官员在一次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调查中被判有伪证罪。这样，在1950年6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就因“对共产党温和”以及让亚洲最大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而遭到了共和党猛烈的批评。
在军事危机时期用以阻止行政当局冲动行事的一个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身穿军装的军方首脑实际是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从朝鲜战争第一天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问题之后，把南朝鲜当作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一笔勾销。那里的占领军应当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鲜入侵，美国也不得参与防卫。艾奇逊的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对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当艾奇逊劝说杜鲁门推翻既定的国策并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诫总统：他正在下达一个军方尚未准备好去执行的使命。
　　后来，更为丧气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竟然对战争中的美国战地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失去了控制。他们允许他从精神实质上（如果不是从文字上的话）对军令有所不受。他们冒险地放手让他治军带兵，甚至他的排兵布阵使数万士兵的生命处于危险中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把他当作下级相待，而把他当成一个乖戾顽皮的孩童，必须加以劝诱哄骗方能使之从命。容许这些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此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欧洲统率过一支130万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过的最大部队。但是布雷德利还是难以驾驭麦克阿瑟。布雷德利有一次哀叹道：“他对待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群小毛孩。”
麦克阿瑟当然不是一名稀松寻常的战地将军。1950年麦克阿瑟70岁，这位美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是美国军队所造就的最令人恼怒的复杂人物，他融恺撒大帝和卡利古拉皇帝于一身，游走于才华超群与乖张怪戾的一线之间。“麦克阿瑟亮丽耀眼的戏剧性表现（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说：“他本可以成为又一个约翰·巴里摩尔。”）使他周边的人要么对他阿谀奉承，要么轻蔑不屑。他那无比庞大的自我意识不允许有任何暗示，指出他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时候会有什么差错。他救世主般的滔滔雄辩折服了怀疑者，使之追随他并落入他的股掌。他因勇敢而荣获13枚勋章（包括1枚荣誉勋章）。他似乎有时在故意嘲笑死神，或者相反地，他有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感觉，觉得可以暴露于敌人炮火之前而安然无恙。（尽管如此，在他曾指挥的太平洋战区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却嘲笑他是“钻地洞的道格”——一个不在其位的司令官，他的出现只是为了摄影师，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战斗。这个绰号有失公允。）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而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大明星，他荣获过各种荣誉，荣任过从西点军校优等生到参谋长的各种高位。从1945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之后，麦克阿瑟作为总督，把支离破碎的日本重建成一个民主国家。麦克阿瑟对他在日本的责任如此一往情深（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在战后都没有回到美国去接受传统的英雄凯旋仪式。他已经13年未回故土，但是没关系，他依然坚守其位。因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他像是一个近乎神话中的人物，他的本尊真容因为他的遥不可及而被放大了。
然而，在麦克阿瑟自负和刚毅的表层之下，是一团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和自虐。令麦克阿瑟不得安宁的是他那过于溺爱他的母亲萍姬·麦克阿瑟，所有的证据都明确证明她之愚不可及。她认为她丈夫，一位内战时的将军和英雄，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尽管他曾荣获包括荣誉勋章在内的诸多褒奖）。多年来她代表丈夫一直跟陆军军方纠缠不清，直至那可怜的家伙去世。然后她将情感转移到“小道格拉斯”身上，先是帮他赢得任命，进入西点军校，然后跟着他去了西点（她就居住在校园内的泰耶酒店里，他的宿舍就在她的视野之内）。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她都在骚扰和刺激他取得“更大成就”，她向高级官员写信敦促给他提升晋级，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从一个无聊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20世纪20年代，麦克阿瑟有一次试图摆脱她，他娶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咖啡馆社交圈子里的离婚女子，这位女子几乎成功地劝说麦克阿瑟离开军队投身银行界。麦克阿瑟的母亲拒绝出席他们的婚礼。当八卦专栏作家们报道麦克阿瑟的妻子在他身居海外之时，继续着她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跟其他男人），麦克阿瑟急忙去了离婚法庭。
这是在1929年，这一幕刺痛了麦克阿瑟。只是因为新闻品位和《诽谤法》的缘故，这位备受渲染的将军才未被公开披露是一个戴绿帽和被抛弃的丈夫，一位司令官如果不能齐家又如何能带兵？对他的傲慢的另一个打击是在1932年。当时麦克阿瑟披挂全套作战服，指挥部队和坦克向那些穷愁潦倒的退伍军人开进。退伍军人们聚集在华盛顿讨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麦克阿瑟奉命把他们驱赶出令人可怜的宿营地。麦克阿瑟觉得这个任务很讨厌，但是他遵命执行。他被媒体嘲笑为一名流氓打手，去痛打那些他在法国曾经指挥过的袍泽弟兄。
为此，麦克阿瑟退居江湖之外。作为陆军参谋长，他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绿树成荫的弗吉尼亚乡间的梅耶堡有一处优雅的居所。但是现在麦克阿瑟渴望私密空间，而不是军方职务这种金鱼缸式的生活。他脑子里想着一些特别的乐子。
在一个可堪信任的副官托马斯·杰弗逊·戴维斯中校的安排下，他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卡罗拉玛路租了一套公寓，只有少数几位密友知道这个隐居之地。麦克阿瑟在这里招待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有时候一次两三名甚至四名，不过他只是作为一个尽情欣赏、高高在上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性伙伴。戴维斯在他有关与麦克阿瑟共事的日子的回忆录中说：
他认为的欢乐时光就是把她们带进来共度夜晚。他从来没有搞她们，他只是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让那些女孩子赞叹他是如何伟大的人。
他也有一种施虐狂的倾向。我们会去巴尔的摩的一所妓院，麦克阿瑟会挑选一名出众的妓女，对她十分善待——带她去晚餐、吟诗诵文、给她买花，总之把她捧到昏昏然，对他神迷心醉。而她第一次说出一些施加压力的话语、似乎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永久性的东西时，他就会斥责她不过是一个“小妓女”，然后扬长而去。在驱车回华盛顿的路上，他还会嘲笑她。
麦克阿瑟的另一种怪癖则是十分严重了。很多个夜晚，他把戴维斯叫到起居室。他坐着，手里拿着一把上膛的左轮手枪，讲述着做一个美国最杰出士兵的难言之苦。在同僚军官和美国公众眼中，他是美国军队的一代骄子，但是他当真对得起这些表彰吗？在天亮之前几小时，麦克阿瑟会沮丧地宣称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英雄，只是因为他母亲的坚持，他才成为一个“集光荣的阿波罗、罗兰　和乔治·华盛顿于一身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将军，都被高估了。他害怕在生命的某一个顶点将面对一个他不能跨越的考验，然后就是失败。但是，由他自己选择时间和方式的死亡——说到这里他有时会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将使他免受失败的耻辱，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戴维斯的角色是好言相劝，请麦克阿瑟把手枪放下，并说他是一位如此宝贵的战士，国家不能没有他。麦克阿瑟则会继续说，他能在这样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死去，备感“舒畅宽慰”，但是他同意放下枪。在20世纪30年代，他一直在不断重演这一幕。
　　仅有一次戴维斯没有说对他的台词，当时这两位军官正在一列穿越美国南部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麦克阿瑟猛敲戴维斯包间的房门，他又一次拿着手枪。“我们快要到我父亲获得荣誉勋章的地方了，”麦克阿瑟告诉戴维斯，“我在陆军、我在生活中，该做的都做了，我的参谋长任期也到点了。等我们经过田纳西河大桥的时候，我要从火车上跳下去。这是我生命终结的地方，戴维斯。”
“将军，”戴维斯回答道，“那请你快一点完事，我好回去接着睡觉。”
麦克阿瑟摔上了包间的门。第二天早晨，他为“情绪过于激动”道了歉。此后不久，他的老妈萍姬·麦克阿瑟去世了，戴维斯再也没有听到过他要自杀的威胁了。
但是，戴维斯中校见过的那些奇特场景跟朝鲜战争时期颇为相关，麦克阿瑟在这场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上，也展现了他个性的一些怪异之处。读了战争时期他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份电报——其中大部分以前均未公开过——人们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他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失败却都没有他的过错；他发出的每份电报都带有附加条件，“给我提供我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指美军的伤亡）由你们承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档案对麦克阿瑟的行为做出了一种更加击中要害的解释：1950年11月和12月，当中国人突然入朝几乎把他的军队赶出朝鲜时，他丧失的不是理智，而是胆量，军方的一代骄子在他一直害怕的公开的失败边缘吓坏了。
麦克阿瑟的反应是拼命为自己开脱。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他想沿鸭绿江南岸即北朝鲜和中国“满洲” 的边界设置一道“放射性废物带”。在私下谈话中，他还说到更加实质性的东西：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如果这些袭击导致了同俄国的战争，那就去打好了。麦克阿瑟不想打亚洲的地面战争；因为同中国人海大军的一次交锋已经给了他必要的教训。但是，如果真的是苏联人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国情报界和外交界都一致这么看），那么苏联人就应当付出代价。对麦克阿瑟来说很不幸的是（我们将会看到），他把这些见解透露给了驻东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这些外交官一如既往地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美国国家安全局按常规对这类外交电报进行了截听破译，并立即送给了杜鲁门。麦克阿瑟曾因在公开言论中批评政府的亚洲政策，已经同总统发生龃龉；再加上现在更为严重的叛逆行为的直接证据，麦克阿瑟在一周之内就被杜鲁门罢了官（固然出于安全和外交礼貌，杜鲁门不能提及国家安全局的截听之事）。“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当代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和困惑的插曲，这一插曲破坏了美国全国的团结，致使两年之内都未能实现和平。
然而麦克阿瑟离职时毫无悔意，他坚信自己并未做过任何超越职业军人界限的事情。他还向他的继任者马修·李奇微将军透露说，可能是杜鲁门总统精神上的疾病造成其解除了他的职务。麦克阿瑟是在被解职的第二天跟李奇微谈话的，他宣称从一位“杰出的医学人士”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一种名为“恶性高血压症”的疾病。麦克阿瑟接着说，这种痛苦病症的“特征是头脑的迷惑和混乱”。麦克阿瑟指责杜鲁门脾气火暴，比如杜鲁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一封卑鄙肮脏的信，因为此人批评了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李奇微听了麦克阿瑟所言，明白了患有精神毛病的人并不是总统。）
战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欺诈行为，朝鲜战争自然也有许多隐秘。在创作本书历时四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机密已大白于天下。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瑕瑜互见、媸妍并存的：
——新生的中央情报局有幸适逢战争时期进行实地活动，策划出各种鬼点子来折磨中国人。其中一项行动是在公海劫持一条开往中国的医院船，当时正是一场传染病放倒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之时。这条船挂的是挪威国旗，挪威长期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挪威人有所不知的是，那些在台湾北边捕获了这条船的“中国海盗”，正是由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雇佣和指挥的。
——在美国考虑放弃这场战争的沮丧关头，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应急计划，把韩国政府和军队（包括家属60万人）重新安置到在美国萨摩亚群岛上建立的所谓“新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那里气候适宜耕作，岛上大多数地方无人居住，韩国人“可能”会适应这个新环境的。然而，该计划从未同任何韩国官员商量过，“因为怕引起公众的不满情绪”。
——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被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
——从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私下的他更加好斗，他日记中那些愤怒的潦草字迹，读来就像报社收到的那些疯子邮件。1952年1月，杜鲁门对北朝鲜人和中国人在停战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大为恼火，他写道：
跟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就好像一位正人君子试图跟一个赌博大王或者一个帮派头目做交易。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后果：
这就意味着全面战争。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1952年叫列宁格勒）、沈阳、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每个制造厂都将被毁灭。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其是否愿意生存的最后机会。
五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盛怒了，他旧话重提。这一次，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对方无须回答的问题：“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非此即彼……要么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要么就被彻底摧毁。”尽管杜鲁门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这些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显露了他关于部署核武器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使用核武器已接近于现实。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时必须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决定了“针对中国和‘满洲’” 采取空中和海上行动，其中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项重大升级行动将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受到美国此种意图的转弯抹角的警告，中国人很快就决定结束战争，一项停战协定在一个月之内就签订了。
这场“苦涩的小战争”——再次借用艾夫里尔·哈里曼的话来说——几乎变成了美国的核战争。1953年7月，根据停战协定，战斗结束了，朝鲜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目前，在将近30年后，两个朝鲜的代表们（美国军官陪伴着韩国人），每一个月左右会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一次形式上的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为和平寻求共同的基础，实际上双方什么也不说，除了偶尔会有一些相互指责外。***仍然是北朝鲜的独裁者，他时常会发表一些强硬的声明，表示他企图以武力收复南朝鲜，就像他在1950年试图所为的那样。南朝鲜则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更换独裁者、总统和政治强人，他们监禁不同政见者，对于任何提及与北朝鲜和解的说法都嗤之以鼻。大约4万名美国士兵仍在那里服役，作为针对北朝鲜任何进犯的一种警戒防务。美国新一代士兵时时发问：“我在世界上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干什么？”这也正是从1950年6月战争开始以来，许多美国人所问的问题。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此人善于辞令、怒形于色，他在朝鲜战争某一特别沮丧的时刻曾愤怒地拍案而起，吼道：“如果世上最聪明的人们企图为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最糟糕的地点的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都会无一例外地选中朝鲜！”确实，韩国这个联合国认定的盟友是一个相当别扭的伙伴，但这是有原因的。朝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屡遭不幸的国家之一，它总是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夹缝之中，不断遭受毗邻强国的摆布、践踏和占领。在朝鲜人看来，中国、日本和俄国是世代仇敌。每当日本冒险向亚洲大陆发动周期性的帝国主义征战时，朝鲜都是最为理想的入侵路线。从防守的角度看，日本又把朝鲜半岛视作从中国刺向它的匕首。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对手中的每一家都从各自的私利出发利用朝鲜，除非许以一些交换的条件，比如贸易垄断或者政府的从属地位等，否则朝鲜不能指望其中任何国家来“保护”它。正如朝鲜的一句古代谚语所云：“鲸鱼打架，殃及小虾。”
从自身利益出发，朝鲜始终都希望能独处一隅，以培植和享受悠久的历史文明。在17世纪一段难得的、没有外国占领的短暂时期，一位朝鲜国王甚至禁止开采黄金和白银，以期减少夷人对进入朝鲜的兴趣。但想成为一个“隐士王国”的尝试成了泡影。1882年，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人为了削弱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甚至说服软弱的朝鲜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一项颇为含糊其词的“友好”条约。虽然当时美国在朝鲜没有经济和其他利益，但美国外交官还是同意缔约，以便今后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可能的立足之地。条约中的执行条款规定：“如一方政府遭受其他列强非公正或压迫性之对待，另一方自获知之日起应从中斡旋，以实现和睦解决，以示相互之友好。”
毫无疑问，条约的措辞极为含混，以致强大的一方可以任意利用它。缔约以后，美国很快就把它搁置脑后，其原因是出于实际和实用方面的考虑：美国既无野心也无力量在远东发挥任何影响。因此，在1896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在朝鲜划分势力范围的正式协定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日俄两国沿三八线几乎是把朝鲜半岛拦腰分开，俄国获得北半部，日本占领南半部，双方在各自地域掌握政治和经济大权。日本人由于占领了首都汉城，控制了朝鲜傀儡皇族——一个名义上的统治者，主要功能是镇压国内反对派。朝鲜这个被分割的附庸国，既不能控制自身的现状，也谈不上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正如占领军从历史上领悟到的：民族主义尊严这种特质，不是用刺刀或者军靴可以轻易抹去的。朝鲜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感情强烈，他们津津乐道于回忆那些久远的年代，这个国家以拥有未受外来影响的文化而感到自豪。这种情感之最强烈者，莫过于一个被称作“两班”的稀奇古怪的社会阶层。
“两班”者，均是学者打扮，峨冠博带、长髯飘拂，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一门最特别的学问：记忆自己或是朝鲜其他家族的系谱。李敬善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两班”，他可以两腿相盘，端坐于坐垫之上达数小时；他双目微闭，发吟唱之声，背诵24卷以上的家族系谱表，其中包括17代之前的荣耀一幕，当时他父系的一名亲戚曾短暂地跟高丽王位继任之事沾点边。
然而李敬善的儿子李承晚（生于日）在年轻时就意识到了“两班”体系的荒诞之处。当现在的家族住在一所俯瞰汉城的破木屋里、每天靠几把大米活命时，对祖先的顶礼膜拜究竟有什么价值呢？“两班”又有什么权利向其他家庭索求物质支持？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后裔在20个甚至30个世纪之后，还跟王权沾点边吗？正如李承晚对传记作家罗伯特·奥利弗所说，“这种膜拜祖先的毛病”，甚至传到了一贫如洗的种水稻的农民那里。
于是，李承晚做了一个决定，这对一个亚洲青年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在他19岁的时候，他进入汉城一所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办的中学，并渐渐脱离由他父母传承的佛教和儒家信仰，剪去了朝鲜男人头上的传统发髻。他阅读《麦克卢尔》《展望》这些美国杂志，当他了解西方的民主后，发觉对于中世纪式的朝鲜社会和政治制度再也无法忍受。仅仅是几个月的工夫，他实现了从一个传统的东方主义者到一个准西方人的突变。
李承晚的下一步是投身于反对帝制的政治活动。他在教会中学里编辑一份学生报纸，并领导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驱逐日本人，重建一个经过大刀阔斧改革的君主政体。他在一次集会上饱含激情地慷慨陈词，汉城的报纸称他为“激进分子和好斗之士”。傀儡王朝则报以对政治异见分子的镇压，将李承晚投入监狱。朋友们把枪支偷运进监狱，发生了交火，一名警卫腿上受伤。李承晚和一名同伴逃出来了，但很快又被抓了回去。
接着发生的就是折磨与苦难，其残酷程度即使以东方酷刑的严苛标准来看也是无比残忍。李承晚手无寸铁，落在一个堪比中世纪的王朝的一群暴徒手里。据李承晚对他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叙述，他的双臂被丝带紧紧地绑在背后，丝带紧勒入肉。“他两腿之间放着两根棍子，再在膝盖和脚腕处把两腿紧紧捆起来，之后两名警察拧动两根棍子，还把三角形的竹片系在他手指之间，然后一起收紧，以致骨肉都脱落了。”李承晚在地板上四肢摊开，被竹棒抽打直至血肉模糊。在夜间，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记忆和希望都消失了。这种孤独和失去自由的囚禁持续了七个月，典狱长每天只给他打开镣铐五分钟。之后，他就被带去和一个同样参与越狱的同伴一起接受审判。仅仅因为李承晚的手枪没有开过火，他的生命得以保留。那个同伴被判以斩首极刑；李承晚被判以终身监禁，另加竹杖鞭笞100下。一名狱警念其身体虚弱，免除了李承晚的鞭刑。
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些折磨苦难，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李承晚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包括朝鲜战争时期）为朝鲜独立而奋斗的坚强决心。经受酷刑是一种历练，只有挺过来的人才能理解它。李承晚经历的煎熬给他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信念。无论任何人想要解决有关朝鲜的任何问题，无论是什么条件，只要其中没有确保朝鲜的独立，李承晚就不会考虑让步的问题。
总之，李承晚在狱中又被关了六年，尽管生活条件还差强人意。他的美国传教士朋友们常来探望，给他带来书籍，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坚持信奉耶稣基督的理想，对于实现政治自由至关重要。在他的宣言和政治宣传册子里，李承晚哀叹本国人民的自私自利，他们不互相帮助，因为他们并不懂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理。他认为，政治自由不是通过“法律和规章”，而是通过平民百姓的心灵改变而实现的。
李承晚全盘接受基督教义一事十分重要，原因有几个方面，尽管有些在当时还无关紧要。李承晚有了新的信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工具，上帝的意志将通过他得以贯彻；他不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尽管上帝的指引常在手中。半个世纪之后，当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他们经常会怒斥他就像“基督救世主”，他如此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评价基本正确，只是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附加说明：李承晚的使命感并非来自他个人，而是他认为这个使命是上帝所赋予的。
人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可以真正成为上帝的使徒，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李承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使徒，他在今后一生中都依此来左右自己的行为。
李承晚当时还没法感觉到这一点：他后来的皈依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众舆论对亚洲的看法，过多地受到那些曾经在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和其他地方服务的传教士的影响。用罗斯·科恩在他的经典之作《院外援华集团》一书中的话来说：
来自美国各教会的传教士们通过学校和医院把西方的教育、科学和医学引进中国。美国新教教会举办培训班，让那些支持教会工作的成员了解传教士的活动，这就给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舆论对中国的蒋介石（他也是一个皈依的基督徒）的支持很容易就转移到李承晚身上，当时两人的命运似乎交织在一起。美国支持李承晚，并不是支持一位“亚洲君主”，而是支持一位“基督徒政治家”。
李承晚之西方化的主要价值，对他具有直接意义的是这导致他在1904年被释放出狱。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朝鲜政治中令人啼笑皆非和自相矛盾的故事。那一年，日本和俄国看来就要开战，朝鲜又一次害怕自己即将成为鲸鱼打架时遭殃的小虾，因此，朝鲜傀儡政府中的一个派别决定，请美国实施他们在20年前签订的“友好条约”。在全朝鲜，公认的最合格的人选就是李承晚——他确实是一名政治犯，但是他会讲英语，了解美国的制度，还是一名基督徒。
这样，李承晚就被放出牢房，有三个月时间休整恢复，并作为“特派密使”被派往美国，不过他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朝鲜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派甘愿接受由日本控制朝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而促成李承晚使命的那一派比较弱小，他们希望朝鲜是一个更加独立的角色。两个派别都有所不知的是，美国干预日俄冲突这个问题业已解决。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大和能量”很是赞赏，他接受了顾问们的意见：朝鲜“并不适合”自我治理。罗斯福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美国对刚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菲律宾的控制，罗斯福认为美国具有一种“天定命运”，要把菲律宾带入现代世界。这样，罗斯福就同日本做了一笔交易：罗斯福支持日本宣称其在朝鲜和“满洲”具有“特殊利益”；作为回报，日本将不会去动菲律宾的念头。从帝国主义的实用利益来说，这个交易对美国有利，一旦日本想要攫取菲律宾，美国可没有军事力量来保住它。在罗斯福的回忆录里，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诚然，条约已庄严确定朝鲜应当保持独立，然而朝鲜本身无力实施该条约。至于设想任何其他国家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去为朝鲜人做他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李承晚当时29岁，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他即将面临的是一场大国外交现实中的初次洗礼。给他的钱只够他旅行到日本神户，他必须在那里暂时停留（以及在檀香山、在旧金山），以便募集款项，继续他的“使命”。在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外交使节拒绝为他安排任何官方介绍，李承晚只能依靠他在卫理公会的关系，获得了年迈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接见。海约翰做了一个小心翼翼的郑重声明：“只要机会出现，本人无论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都将尽己所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在一场虽然短促然而十分激烈的海战中兵戎相见。双方都意识到接着打下去也是徒劳无益，于是接受了罗斯福的安排，到他位于纽约长岛蚝湾的夏季别墅举行和谈。经过海约翰的安排，1905年夏天，李承晚终于在蚝湾拜访了罗斯福，吁请美国支持朝鲜的独立。罗斯福对李承晚说了很多客气而又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话。如多年后李承晚所回忆的，罗斯福表示他“将乐于为贵国做任何事情”，但是任何请求都必须经过正式的外交渠道。罗斯福没有告诉李承晚两件事。就在那时，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去批准一项协议的生效。这项协议将给予美国自由控制菲律宾的权力，作为日本人控制“满洲”和朝鲜的回报。另外，罗斯福完全清楚，驻华盛顿的朝鲜亲日大使馆不会做任何事来干扰这笔交易。（几个月之后，正式的俄日条约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字，该条约给予日本对朝鲜事实上的控制权。）
罗斯福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李承晚兴高采烈地赶往华盛顿，可是朝鲜外交使节粗暴无礼地拒绝见他，并命令门卫，如果他再来“就把他扔出去”。于是，李承晚的使命悲惨地告终。美国的口是心非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为经济利益而接受日本支配的意愿，使李承晚成了牺牲品。
多年之后李承晚说，这疯狂的几周给他对美国诚信度的看法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无论是以正式的条约语言或是外交官说了什么，可以相信的是，美国只会捍卫它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也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接受现实吧。”他们一次又一次告诉他。
日本人把朝鲜正式变成一个“受保护国”，更其称号为“Chosen”，并宣称日本将要按一个省那样来治理朝鲜。美国和其他国家把外交使团撤出了汉城。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极度痛苦的李承晚不能回到他的祖国，他知道他的反日政治活动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到监视的人物。曾创办了李承晚在朝鲜上过的教会中学的卫理公会传教团，愿意帮他在美国维持学生身份。接下来的五年里，李承晚成了一名流浪学者。他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神学，他放映幻灯片、开讲座，讲述传教工作和朝鲜独立事业，以赚取一些生活费（一位传教士的支持者赞扬他是“基督福音为朝鲜人民服务的杰出榜样”）。1907年，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转战哈佛。又是靠着卫理公会的接济，他在哈佛取得历史和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获得支持，得以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两年。他住在神学院，修政治学博士课程。他后来称这一段生活是他一生“最安宁”的时光，这主要是因为他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及其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友情。李承晚身着黑色羊绒西服，显得一本正经。当其他普林斯顿学生都在唱歌时，他面无表情，站立在威尔逊家客厅的钢琴旁，任凭威尔逊的女孩子们戏谑逗笑而无动于衷。威尔逊对性格内向的李承晚（他比同班同学年长10至15岁）厚爱有加，常介绍李承晚是“朝鲜独立的未来救星”。
1910年，这田园诗般的生活结束了。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给了李承晚一份工作：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当教师和福音传道者。李承晚的教会朋友们暗示说，他回报他们投资的时候到了。他们出资把他教育成一名传教士，现在他们期望着他的表现。
李承晚在朝鲜只待了17个月。由于他的政治活动记录，日本人对他一直极为关注。看到他的同胞们生活在被奴役之中，李承晚痛心不已，但一筹莫展。他退出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为一所小学校的校长。1912年，日本人开始逮捕基督教领袖人物，李承晚逃离朝鲜，开始了他长达33年的流亡生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他定居在朝鲜人相当多的夏威夷，专心致志地从事流亡政治活动（他当了一所教会学校校长，以维持生活）。散布在夏威夷、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和日本的数千名朝鲜流亡者中的核心争议是：他们应该用武力还是通过西方的外交努力来赶走日本人。尽管以前曾对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感到过失望，但是李承晚仍然相信西方外交官的公开言论。因此，当他的普林斯顿老朋友伍德罗·威尔逊（现在是美国总统）宣称，巴黎和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关注“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的问题时，李承晚又一次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在汉城开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选举并未到会的李承晚为总统。李承晚有此头衔在身，就向美国国务院申请了一本护照，以便出席巴黎和会。令他痛苦的是：威尔逊总统下令把李承晚摒于门外。为了东方的和平，威尔逊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李承晚的出席将会带来“干扰”。（另一位亚洲人胡志明则设法进了会场，但是没人把他当回事，在越南战争时期他名震世界。）
绝望的李承晚试图组织群众集会，调动美国舆论来支持他的事业。那些十年前曾经欣赏过他关于朝鲜传教士生活的幻灯片的卫理公会教友们，现在都对李承晚敬而远之，他只能对少得可怜的在美朝鲜人发表讲话。李承晚跑到上海去会见他的临时政府的“内阁”成员，然而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明争暗斗而不是宏图大计。李承晚的领导权很快就旁落了。20年来，他曾宣扬以渐进主义方式争取独立，但是一无所成。他的“美国朋友们”曾两次有机会帮助朝鲜，但是美国两次都变成一头帮着摧残朝鲜这只小虾的鲸鱼。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李承晚现在开始具有的名声是好争善辩和顽固不化。他和其他流亡政治家，甚至他的卫理公会朋友们争吵不休。1922年初，47岁的李承晚最后回到了夏威夷，在那里传教布道、教书授业。他的名誉声望更多来自往昔，而不是今天，更不是未来。
朝鲜共产党人进入
由于李承晚“渐进式”反对日本占领运动的失败，许多朝鲜人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加有力的反对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力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当时正处于反国民党政权斗争早期、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苏联，它急于鼓励任何力量去整日本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饱受了跟李承晚的“和平改革”集团一样的内斗苦难，日本人的镇压迫使他们流亡在上海、日本、苏联和“满洲”，他们的队伍因政治内讧而不断削弱。
但是，共产党人在几个方面比李承晚有优势。他们大多数人在朝鲜大无畏地进行抗日；他们保证不但要赶走日本人，还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反共的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承认，共产党人更受农民和工人的欢迎，他们甚至不顾严厉的警察手段，设法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体抗租运动。再者，流亡的朝鲜共产党人在“满洲”前线成立游击队与日本军队作战，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 的一部分。
1912年，在朝鲜西北的平安南道，出生了一位游击队员金成柱（他后来成了朝鲜战争时的北朝鲜首相），或者说，现代北朝鲜的宣传媒体是这样宣称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其他资料来源，在分析金和北朝鲜其他领导人时，美国情报界必须依赖的那些资料的可信程度，就跟30年代好莱坞影迷杂志差不多。感谢宣传家们，他们的确给了金一个与一位共产党巨人相吻合的背景。他的父亲穷困然而大胆，白天教年轻人学习历史和文化，晚上训练他们打日本人。他父亲被捕入狱并饱受折磨，被迫流亡到“满洲”，利用粗浅的医学知识为穷人们开办了一个诊所。但监狱生活毁坏了他父亲的身体，他父亲死时才32岁。
据说小金很早就懂得憎恨日本人，当他母亲告诫他“快快长大，为父亲报仇”时，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是：父亲临终时交给儿子两支手枪。你用吧，他叮咛道。我会的，儿子回答说。
金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称是在1928年，当时他16岁。他可能是在“满洲”商业城市吉林领导了暴力示威活动，反对把朝鲜的主要铁路延伸到“满洲”。他被关入监狱一小段时间，然后退居到乡村，“鼓动农民、学生和小商业者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人”。
金的组织工作显然有了成果，当1931年至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时，他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就是反日运动中崛起的许多队伍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对游击组织实施了全面的控制，把这些队伍命名为东北抗日联军（这个名称听起来比实际上更令人生畏），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政治领导人。20年前作为金成柱出生的那个人，现在接受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位传说中的游击队领袖，此人在世纪之交曾经打过日本人。
改名这件事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赋予金一个民族英雄的神秘特质，以致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他的祖国时，许多人见到这样一个年轻人都惊讶不已，他们事实上在想聚会欢迎的***是不是其本尊真身。后来，北朝鲜的官方历史甚至赞扬21岁的***作为领袖“巩固了同志们的团结”，这些同志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战斗在“满洲”北部。（韩国历史学家南君宇认为此说可疑，因为当时在该地区显然没有总的领导人。）
此说之真伪先放一边，共产党确实在“满洲”建立了强大的游击部队，他们使用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偶尔会以超过1 000人的兵力进攻日军驻地。金的具体活动以及行踪不可能记录在案，北朝鲜的官方传记则把一系列不合情理的丰功伟绩都归于他。无论金的直接作用如何，日军的官方数字证明了游击队的功效。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战争结束，“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共击毙日本士兵超过6万人，相当于6个师。
有证据表明，金的游击队成就使苏联人相信，此人在战后大有用处。苏联人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有关朝鲜的若干种不同路线。一方面，他们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以此作为折腾日本人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又显示出谨慎的利益考虑。苏联人希望一旦日本人离开之后，他们能控制“满洲”，但是又担心住在那里的朝鲜人会助力把这个“国家”归还给中国，或者甚至宣布其成为朝鲜自己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满洲”边境的人民不太在意正式的边界，而且那里有很多来来回回混居的人口。）因此，出于“安全原因”，苏联在30年代末干净利落地把居住在与“满洲”接壤的沿海各省的将近15万朝鲜族男女老少迁移到苏联内地。年轻人被征召入伍，明显是为了一旦苏联和日本开战就用其去打日本人。
在金的官方传记里，这一人口大转移的时期，适逢金的游击队宣布要被迫向“满洲”北部进行一次“长征’，以避开越来越严重的日本军事压力。这应该正是金成为一名红军军官、直接接受苏联控制之时。不管真相如何，1945年末，金作为苏联选定的共产主义政权领袖在朝鲜露面时，身穿苏联红军少校的军服。对金的生涯中凤毛麟角的少数细节进行研究的西方专家们认为，如果金没有在他们卵翼之下待过相当长的时间，苏联人要委之以如此重任是不可能的。
无论***的背景和他战时生涯的真相如何，他显然是苏联可以信任和控制的人。
李承晚的流亡岁月
在金的游击队岁月里，百折不挠的李承晚继续奔走于西方政要的办公室之间，希望美国人承认他是朝鲜的合法领导人。他的时间花在了他在夏威夷的学校和访问华盛顿之间，他的“临时政府”在华盛顿还保持着一个韩国驻美国委员会。不顾已经遭到的几乎是一致的冷遇，李承晚仍然认为“我们的努力至少在目前必须集中在美国身上”。人们同情这位老人的热忱，也要质疑他的现实性，因为美国已经表示，它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附属国提供援助。《洛杉矶时报》可能对李承晚每次来到洛杉矶都坚持要求被采访一事感到不快，刊出一则题为《朝鲜败业之李承晚在此》的报道，第一句话就说：“东方失败事业之领袖李承晚博士……今在洛城，晤见华人商界及政要，以图获其援助于朝鲜之自由运动。”李承晚一度甚至转向苏联，他向苏联驻巴黎大使力陈亚洲大陆有必要成立一个联合阵线以对抗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李承晚设法搞到了苏联签证，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不料被告知这一切都搞错了，他必须马上离开苏联。
这次旅行确实给李承晚带来莫大收获。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之前，某晚在餐桌上他碰巧坐在弗朗西斯卡·端纳旁边。她是维也纳一个富有工厂主的三个女儿中的长女。端纳先生是一位严格的循规蹈矩之士，教给他的女儿们“商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像男子一样的自力更生”，并强调要有自我责任感。弗朗西斯卡面容刚毅、金发卷曲，她对国际事务略知一二，也曾看过李承晚关于朝鲜独立的著作。两人相互吸引，一见钟情。两年之后，1934年他们在纽约结婚。从此之后，她就成了李承晚的妻子、秘书、家庭主妇和志同道合者，“最温暖的支持者、顾问和照应者”。
及至30年代末，李承晚很显然是领导了一场“失败的事业”。他的临时政府成员们转向抗日暴力攻击和游击战，有人甚至投奔北朝鲜人民军之旗下，李承晚斥之为“共产党和异教徒”；其他人则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用那位友好的传记作者奥利弗的话来说：
他谋求通过吸引西方的利益和善意来光复他那失去的国家，这个政策看来已经破产。他的领导权从来没有给那些他试图吸引的美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年复一年，随着他的计划一无所获，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四分五裂。
甚至李承晚的朋友们都开始称他为顽固不化、难以对付的老头，死抱着声名狼藉的策略不放，还想捞取一些或明或暗的个人好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李承晚搬回华盛顿，住在俯瞰国家动物园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在那里“倾听着虎啸狮吼……有一种沮丧的同病相怜之感”。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拜访了国务院，要求远东事务主任斯坦利·霍恩贝克承认他的“临时政府”是合法的朝鲜政权。关于“对抗日本”的老生常谈肯定不再起作用了，霍恩贝克对他虚声恫吓、东拉西扯，最后干脆不予理睬，仿佛他是从大街上闲逛进来的一个老百姓。后来，助理国务卿阿道尔夫·伯尔在一封拐弯抹角的正式信函中告诉李承晚：美国目前不打算承认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的流亡集团所宣称的“合法”政府。总而言之，让我们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再解决政治问题。
李承晚甚至失去了“临时政府”中多数人的支持。1942年，“临时政府”投票罢免了他的总统职务，选举在中国政治避难的金九接替他。金九是一个温和派，他想成立一个由“所有革命组织组成的代表大会”，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的朝鲜民族革命党。1942年末，霍恩贝克唐突无礼地通知李承晚：国务院认为他在朝鲜国内完全没有知名度，临时政府也不过是“一个流亡团体内部自行组织的、限制成员数量的俱乐部”。李承晚显然不是美国政府喜欢的人。
与此同时，朝鲜共产党人则在“满洲”的冰天雪地里埋头与日本人战斗。
　　在“适当的时候”独立
国务院在告诉李承晚没有资格代表任何“政府”时，丝毫也不忸怩作态。朝鲜是许多被抛弃的国家之一，其未来将由和平来解决。在1942年，朝鲜问题并未列在任何人优先考虑的清单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像他的亲戚西奥多一样对民族主义的朝鲜人缺乏尊重。在1943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他告诉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朝鲜人“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应该经过40年的监护”。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中国的蒋介石发表了一份正式公报，它反映出罗斯福的悲观论调：“轸念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李承晚和其他朝鲜民族主义者看来，“适当的时候”这个措辞是一种露骨的侮辱，朝鲜这只小虾又在鲸鱼厮杀中进退维谷。李承晚愤怒地责问美国国务院，盟国有什么权力阻止朝鲜独立？
罗斯福对朝鲜缺乏热情，这并没有改变他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根据国务院的秘密文件，罗斯福力图推行一项广泛的外交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比如，他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国务院其他计划文件甚至走得更远，它们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放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作用。1944年3月，国务院的一份计划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边发生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在临时政府的内政和国际监督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一起，共同实行军事占领。两个月以后，即1944年5月，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人独自占领朝鲜，“美国将认为这会危及未来太平洋的安全”。这份文件以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
朝鲜终于被纳入了广阔的太平洋战区的战略规划之中，以此作为吸引苏联对日作战的诱饵。这里需要摆一下背景情况。由于当时苏联人正在东线同德国人展开殊死的战斗，因而甚至在珍珠港遭到攻击、苏联的主要盟国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以后，苏联人依然在法律意义上与日本处于和平状态。日苏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前者被牵制在亚洲其他地区作战，后者则无意开辟第二战场。但早在战争初期，美国远东地面部队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曾敦促他的华盛顿上司设法说服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麦克阿瑟从他设在菲律宾的司令部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发出一份陈情电报：
敌人在本战区向菲律宾及其以东地区投入大量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从而使日本本土呈现虚弱，此间获得的确切情报表明，敌人最为担忧的莫过于俄国参战。目前正是大好时机，从北部直接攻击日本，这不仅可予敌以重创，并且将即刻缓解日本人南进的势头。……
趁敌忙于其延伸过度的早期空中行动，我发动总攻的黄金机会，此其时也。
这种请求并不现实，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正兵临莫斯科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歇尔不予考虑。但在1944年底，也就是将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