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个人。叫杨留和。是做石油保暖管的 - 中国广告知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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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万:中石油为我赚了12万 成本不过几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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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2539;30大跌前很多新入市的股民可能并不认识他，但在其成功预言5&#12539;30大跌后，“再次从考古堆中爬了出来”。
这个和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同龄的中国散户班长，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18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杨百万身家早已不止百万，但他似乎比以前更忙碌了。“我现在每天都要写书写到两三点”，今年国庆前在广州与投资者分享了他多年投资经验后，杨百万万略带疲倦的对记者说。
但也有投资者怀疑，如今的江湖已经不是杨百万当年那个散户占主流的江湖，杨百万是否能够再立潮头？
面对一些风言风语，杨百万没有理会，“生命很短暂，我要把我的经验财富与股民分享”，如今他每天坚持写书，而稿稿酬基本不要，“要为自己留下点东西”，杨百万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还有20年来体味的证券市场的酸甜苦辣。
（5&#12539;30之前）我已经空仓了！
（10月调整之前）又到5&#12539;30前夜
我不是股神，我不是股评家，我是标标准准的“散户”。做散户不可悲，但千万不要做散户中的傻户。
股市诀窍就四个字：“抄底逃顶”；股市就两个字：赢、输。
不做“死多头”，不做“死空头”，要做坚定的“滑头”；低吸高抛、抄底逃顶，见好就收，落袋为安乃真英雄。
不经过熊市的股民，不是一个成熟的股民。
我最多不会持有超过3只股票。每个时期都是这样，选择3只股，是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有的散户持有十几只，结果一跌，跑都来不及。
杨百万，真名杨怀定，中国第一批散户股民，股海十八载，从2000元起步，在人们渴望成为万元户时，他已成为百万富翁。与他同期的股民，无数个黯然离开了股市，而惟有他屹立不倒。于是，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股民被人称为“杨百万”、“股神”和“股市不倒翁”。
“坚定滑头”
中石油在48.6元时抛出
9月28日，广州，杨百万再次预言：现在又到了5&#12539;30前夜，之后的10月、11月，股指从6000多点的高位一直调整，最低跌破了4800多点的半年线，调整点数甚至超过了5&#12539;30.
今年5月，沉寂了三年之久的杨百万重出江湖，高调宣布自己已经在5月23日全部空仓。7天之后，股市遭遇到了印花税调高之后的盘整，一度跌破3700点。杨百万的成功抽身被很多新股民看做是“神来之笔”，但是在老杨看来，这只是他众多得意作品之一。
杨百万说，现在新股民太多，又没有认真学习，以为股市一定会赚钱，这是很危险的。“散户就像韭菜，今天割了明天还长，所以主力才赚钱”，跟庄、跟着主力赚钱是杨百万的不二法宝。
如今的他，偶尔实战一把，前期赚了不少，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打新”的行列中去。“我就中了4000股，四十八块六的时候全部抛掉了”，杨百万还是一个坚定的滑头，“不做坚定的多头，不做坚定的空头，做坚定的滑头”，在他看来，证券市场的风险很大，作为一个散户一定要理解风险和机会共存的真切含义，证券市场成功与否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缺一不可。
“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搏击，我深刻认识到有迹有规可循，但一定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侥幸成功是偶然的，失败却是必然的。”杨百万表示，现在他每天晚上写书，一写就写到凌晨两三点。
“侯耀华走了，让我感触很大，人总要留下一点东西的”，现在的杨百万比很多年轻人勤奋，交易时段盯着大盘，晚上还要写书稿，而到了周末，杨百万又要到各地演讲。11月30日，杨百万来到南京，这是他第一个演讲的地方，他继续与广大股民交流他的心得。
“先学会输，再学会赢”
在杨百万的个人经历中，也不是无往而不胜。1993年中国股市大盘跌去70%，进入长达三年的熊市。杨百万第一次领教了股市风险的厉害。而从2001年开始，中国股市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杨百万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渠道。
而就算在今年，他也有失手的时候，中了四千股之后，杨百万又在低位买入了一点。而后中国石油继续下跌。杨百万说，我之前的四千股已经为我赚了12万多，现在买的基本都是赚的，中国石油这支股票我的成本价摊平了不过几毛钱。
杨百万总结，把最后的利润留给别人，同时把风险也留给别人。你就看凡是低迷的时候没人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要出事了因为贪婪的人进来了，像房子一样买得发疯排队的要下跌不远了。
他说，《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善胜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终胜”，这里的善败就是吃了小亏后撤退，而不是无赖式地纠缠。
“只投很少一部分钱在股市”
现在的杨百万，除了靠炒股赚钱之外，还开了个软件公司，儿子就是软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顾问。他说，“我认为给他存多少钱不是重要的，我传一个公司给你，让你把这个公司发扬光大，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如今杨百万的证券工作室就在上海北边的一个住宅小区内。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摆放着十几台电脑，学员们三三两两看着电脑上的行情并讨论着。杨百万坐在里间的第一个位置，桌上摆着四台电脑，每个电脑上显示着不同的行情。有趣的是，屋里的房间都没有门，这样，杨百万在里面发一句话大伙都能听见。
“成立这样的一家公司，主要是因为我对股票这一行十分熟悉，看到很多软件都可以卖高价。我也想利用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实际上，这也是根据自己的特长，转向做实业。”然而杨百万更多的是希望儿子来完成这项“转型”工程。
“我将多年积累的许多特有指标编入软件中，反映我的一些看股、选股、炒股的思想，既是帮助散户也是对社会的反哺。这个软件的名称叫做‘杨百万证券及时雨软件’，现在这个软件已经注册，正在销售。我的儿子负责软件的编写，指标的输入。这也算是子承父业。”
而杨百万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书，销量大增，每一次杨百万外出演讲都会销售数百本。
“我现在将近60岁，工作40年，之前20年是在国企混过去的，后来20年我把满腔的热情投进了股市，精神上完全不一样。一开始买卖国债养家糊口，那个时候是择业，但现在已经升华为了事业，不赚钱我也喜欢。就像现在我给股民讲课有时候是不收钱的，就是爱好。讲得大一点，这是我的事业，我要为这个事业奋斗。讲得小一点，老了以后，我把炒股、带学生、给人家讲课当成锻炼脑力的活动，预防老年痴呆症。
关于未来，杨百万基本都设想好了。“我现在只投很少一部分钱在股市，因为我已经58岁了。我不会为了后面花不到的钱再去积累太多财富。”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戎明迈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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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路，八大高校的腹地。从成府路清华排起，语言大学、农大、钢院、矿院、石油、地质、北航，各校分别有自己的附中和附小。石油附中就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
&&&&石油附中,原来是北京海淀区一所普通中学。不过这几年，名声大振，想上石油附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老石油附中学生的子女想进去也不容易。中考时在石油附中，20中，地质大学附中，南沙滩中学，钢院附中几所附近的中学里选择，我的亲侄女就没进成最近的石油附中，最后还是去了离家更远的钢院附中（现在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附中）。
&&&&石油附中没有校史馆，入校学习期间，老师们也没有对我们进行过光荣传统教育。那时候学习任务紧，也无心关心这类事情。倒是离开学校多年，关心起母校来。出名点的事情及人物简列几例如下:
&日蓝极速网吧火灾事件
&&&&&日那个凌晨蓝极速网吧火灾事件。大火吞噬了25条年轻生命，伤12人。半数以上是学院路上八大院校的在校生，还有几个新丝路的模特。起因与石油附中有关。纵火的男孩在离石油附中附近的蓝极速网吧看中了一个石油附中出了名的有钱的男孩。两个人把男孩叫到楼下只从兜里翻出100块，就开始抢书包，抢的过程中扭打起来，男孩鼻子流血，身上也留下了鞋印。情况被“蓝极速”的服务员看到，6月14日，二人进蓝极速时被拒，理由是“未成年人不得入内”。于是引出了这起全国闻名的报复事件。
如今石油附中附近的蓝极速网吧火灾遗址已成为一片小树林。我专门前去瞻仰过。
&2003年龚建平受贿案
国际级足球裁判员龚建平，男，41岁，住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石油大院35楼3门403号,就在石油附中大门对面。他是石油附中的体育老师。他是位老实人,但应了那句话,老实人吃亏!
　& 日，在北京304医院血液科。血液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结束了他年仅44岁的生命。病逝第二天，就是他44岁生日。一张白色的床单盖住了龚建平瘦削的脸，作为那场声势浩大的打假扫黑风波的政绩，他是唯一被清除出来的黑哨。&
　　在盖上床单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怎么也闭不上，亲人使劲抹了一下，他才闭上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话要说。&
　　尽管是震惊中外的黑哨，但圈内人对龚建平的评价却是“老实人”。当初之所以成了替罪羊，也正是因为他的老实。龚建平在裁判队伍里是个小角色，潜规则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几万好处费，这些费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只是零花钱，其中有些还是俱乐部硬塞给他的，非他本意。
　　但是，司法一旦介入，很多事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最后，龚建平被判了十年。
　　龚建平去世的当天晚上，宋卫平哽咽着说：“他死了，终归不是什么好消息，想起来，我和他还是有些缘分的……”
　　又过了几天，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龚建平的弟弟在哥哥的遗像前，先是泣不成声，继而破口大骂宋卫平：“交友不慎啊……我要替你报仇……”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在送葬队伍中号啕大哭，她呼喊着：
“龚建平，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
龚建平的骨灰被安葬在了位于昌平的天寿陵园。下次给张老师扫墓时一定去看看龚老师的墓。
2001年前，龚建平和爱人都是石油附中的体育老师。
　　在告别的人群中，没有发现中国足协的人，倒是耿直的高雷雷站在了摄像机面前：“龚叔是看着我长大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人！”
如今时任足协裁委会主任的李东生，金哨陆俊，包括足协常务副主席谢亚龙都已入狱。国脚申思，祁宏也锒铛入狱。因为中央高层习大大一直喜欢足球，也关注着足球打假扫黑的情况。
十年后龚建平的妻子索玉华成了北京市特级教师，石油附中体育文艺教研组组长，石油附中的明星教师。在北京市所有中学里，在职的体育特级教师总共只有11人。她正在以其它方式实现着曾经的承诺。
其实，还有很多记忆，留待明年聚会前报料吧。先洗洗睡啦！
师哥写于川东北石油天然气项目现场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周永康石油往事：首任秘书忆当年 盘锦仕途起点
来源：搜狐网
　　漫无边际、浓烈的红色中，井架与“磕头机”（压油机）林立，输油管道伸向远方。
　　每年国庆期间，大片碱蓬草成熟，辽宁省盘锦市西南部近20万公顷的滩涂会红得发紫，游人络绎不绝。若不是石油资源被发现，盘锦或许会成为旅游名城，城市的故事也将与周永康无关。
　　盘锦到北京，乘高铁如今只需3个半小时。而仕途上的周永康，用了18年。
　　46年前，这位年轻的石油地质队员来此创业，娶妻生子，一路升迁，并成为盘锦市首任市长。离开时，他已履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实现政治生涯的起飞。
　　这里是他一路轨迹的原点。
　　因油而生
　　初来乍到的周永康，在童晓光的记忆里早已是个模糊的身影。
　　他还印象深刻的是，开春时候两人“宿舍”的毛地毯，钻出了密麻麻的韭菜。因为人烟罕至，负责安置这批石油地质队员的盘锦垦区某大队，只得在一片菜地上搭建起简易窝棚。
　　解放初，进行农垦建设的复原官兵和陆续招入的“支边户”，构成了这片“南大荒”的主要人口。直到1966年盘山县和盘锦农垦局合并，才发展为市地级行政单位“盘锦垦区”。
　　同一时间，这里的前期探井发现了工业油气流。为满足鞍钢炼钢所需的天然气，自1965年石油工业部便派遣大庆油田前往调查，童晓光曾几次担任前期专家小组组长。
　　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1967年3月，石油工业部从大庆抽调3个钻井队，2个试油队，1个安装队，一个特车队和部分地质、物资供应人员，奔赴下辽河地区，陆续构成了近千人的队伍，在盘山县沙岭公社成立大庆673厂。意图在于找到更大规模的油田。
　　1968年1月，包括周在内共有4名673厂的年轻人，来到这片荒原，参与前期勘探。童晓光时任地质队综合组组长，而周在构造组当技术员，两人算是上下级关系。
　　尽管住在一起，这位“工作很努力”的宿友，从没说过自己老家的事儿，对自己此前的经历也仅是寥寥数语。童晓光能够确定的是，本科专业为地球物理勘探的周永康，大学生活过得并不平静。
　　其就读的北京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据校史记载，他入学的1961年，校内师生正遭受浮肿等疾病的困扰。接下来，“四清”、“五反”影响着教学，师生间多次发起“思想清理”运动。1965年，为响应中央“办成抗大式学校”的备战号召，校方开始筹备迁校至油田一线。1966年初，他大学最后一学期，全院的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自觉革命”。4月份，大部分师生分赴大庆、胜利油田参加建校劳动。6月，一切因文革戛然而止。正值毕业的周永康，留校1年才得以分配到大庆油田。
　　据媒体报道可知，周永康正是在大学期间曾更换了周元根的本名。
　　周曾在辽河油田40周年的一封贺电中回忆：“1968年初，我怀着为石油事业奉献青春的理想，主动请缨从大庆来到辽河，参加了下辽河盆地前期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此后，他开始了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野外考察生活。
　　“67年底，大庆油田机关也在不断的武斗，没什么意思。辽河的作业毕竟还是正常的，他应该是想来干点事儿的。”童晓光推测。
　　对于那年代年轻石油人来说，这里至少意味着可能的、实现个人理想的机遇。
　　“那一批人里，无论是专业业务还是政治素质，他（周永康）都是最突出的。”童晓光说。不过他很快发现，周永康的志向并不在于业务。
　　68年年底，地质队开始进行整党运动。刚来不到一年的周永康，升任为整个地质队的整党小组副组长。一到整党会议的时候，无论他级别高的连队领导还是年长不少的老专家，都要听他讲话，并进行思想汇报。
　　这样的晋升速度显然“太快了”。彼时，地质队里人心惶惶，稍有不慎，就会被按上某个帽子。童晓光颇有感触，队里最早的100多人里，陆续有18个人因接连不断的运动给“搞了下去”。67年的某段时间，上面的所有领导都进了牛棚，一度只得由他做代理负责人返回大庆做勘探汇报。童晓光推测，是靠自己档案里早年的从军经历，才获得了当时“工宣队”的信任。
　　尽管负责“管人”的权力机构不断更换，资历尚欠的周永康却稳稳站住了脚跟，颇受赏识。
　　“可见，他的活动能力很强。”童笑道。
　　“政治尤其突出”
　　1969年春，在童晓光的主持下，地震队确定出西部凹陷油气最为富集，并发现了兴隆台油田。由此，开始了1970年大规模勘探的“辽河石油会战”。经国务院批准，大庆673厂从处级单位提高到局级单位，成立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
　　人们的记忆，被各地一次次油井井喷、国家领导人对于油田喜报的批示和不断的现场慰问所占据。
　　几位曾参与会战的老石油工人，谈起当年的场景，眼神里依然流露出单纯而热切的光亮。
　　如同一项神圣的仪式，钻井队、采油队和运输队的年轻人们，动辄几千人在会战誓师大会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高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找到大油田”、“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等口号。后来，晚一些到来的人，进入驻地前还多了道程序：集体观看以大庆会战为蓝本的电影《创业》。几年间，这片黑土地上汇集了上万石油人。
　　那个时候的夜晚，从驻地俯视不远处的油田，颇具浪漫色彩：从地下油层引出的天然气无法加以利用，只得在油井井口燃烧，形成一大片密麻麻的“火把”。一位石油工人评价道：“用现在的说话，这叫做野蛮开采。”
　　最早的一批人里，有位来自大港油田，名叫王淑华的石油女工人，后来成为了周永康的妻子。
　　此前，童晓光听闻周在大学期间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对方成分不是很好，工作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会战开始没几个月，周永康便和王淑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王当时是采油厂某支部的干事，唐山人，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历，没读大学便参加了工作。以当时不少同事的眼光来看，周永康与她的结合“比较亏”：除了学历上的差距，王淑华面向很显老，看着比周要大好几岁。还有人因此暗地里劝过周永康，“不要跟王淑华”。
　　不过，一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197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滨在油田当地的医院出生。当时有种说法，认为周的这次婚姻，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近三年时间里，周永康很快从普通的技术员，升任为地质团区域室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已经很少像童晓光那般，继续下野外进行地震勘探了。
　　当时指挥部参照军队级别进行编制，童晓光的级别是排长，而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两人的关系彻底调了个，“我还是干活儿的，而他相当于管事儿的了”。
　　生活条件随着油田的扩大，也得到了改善。周永康一家已住进了位于兴隆台地区油田家属区，一个二十平米左右、带个小院子的砖房。童晓光和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他印象里周永康夫妻俩工作忙碌，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后来周把母亲从江苏老家拉过来，照看孩子。不过，婆媳关系似乎相处的不太融洽，时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
　　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周永康很快调到地球物理勘探处担任处长，成为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此时据其来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不久童晓光也调到了局机关任职，工作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因工作地点疏远，与周已经少有接触了。后来，他得知周永康继续升迁，做到局政治部副主任，主抓行政和宣传，而夫妻俩又有了一个儿子。
　　“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
　　早在此前一年两人便已相识。
　　1977年盛夏的某天，杨广吉被派遣前往高升石油会战前线（辽河会战中的一块油田）采访。刚驶出盘山县城，搭乘的运输卡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得站路边拦顺风车。
　　中午时候，一辆“212型”吉普车，带起一路黄土疾驰而来，在他面前一脚急刹车停下。当时能坐这款车型的，都得是处级以上领导。
　　“上哪去？”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摇下车窗，上下打量一番，操着南方口音问。听罢去处，他冲车内歪歪头，示意上车。此人是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永康，也要去高升前线。
　　听闻杨广吉要去采访标兵连队85队，坐在副驾驶的周特地转过身嘱咐，该队精神内涵很丰富，一定要详细了解，挖出深层次的东西，“少写些大话、套话”。
　　采访完毕，周又把他送回了驻地。那次偶遇使杨广吉感觉，除口音之外，身材魁梧、大嗓门的周丝毫不像南方人，说话做事儿果断、“少有斯文”，脾气颇具北方人的豪爽。
　　之后在钻井处再次见面，周还打趣说：“小杨，咱是老熟人了，以后上哪去就跟我走，保你不用到处截车。”
　　此后，杨成为周的专职秘书。
　　在他的记忆里，周的生活作风极为简朴。每次去各个基层连队做调研时，周都只背一个黄色小挎包，有时候是杨广吉帮忙提着。里面只放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以及不锈钢勺子。周曾说，后两样吃饭的家伙，自其大学时期就没更换过新的，已用了十多年。
　　他不允许搞特殊化待遇，这一点杨言语间很是认同。周作为一把手的钻井处，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共有职工近万人，盘锦各个地区分散驻扎200多个基层连队。每次出差，饭点到了，去食堂打饭，当地的连队领导都不愿收两人的饭票。“你当大领导的大老远来我们这儿，吃顿饭还收你什么钱？”杨广吉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杨广吉在井队呆过，了解伙食的价格，遇到这情况便会把饭票一扔，转身就走。他负责给周打饭，都是按照普通的一菜一饭标准――手拿两人的饭盆，四两米饭上各自帽（浇）上一勺菜。“也没什么好菜，都是炖白菜、萝卜条子之类的，没肉的8分，有肉的1毛5，一顿饭也就两三毛钱。”他说。和普通职工伙食标准一样，赶上没菜了就吃咸菜，从来不让食堂额外炒。
　　某次，一个小领导执意不让交饭钱，周永康发了很大的火，狠狠将其骂了一顿。杨广吉还能回忆起大致的内容：“他说，食堂是大伙儿的食堂，你拿了职工的让我多吃了、讨好我，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此外，几乎从没见周永康喝过酒。唯一的例外，是某次为钻井队庆功的宴会上，周以水代酒和“女子钻井队”班子集体碰杯，被女队员们强行换上了酒，周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实际上，女性并不适宜从事与石油相关的重度劳动性工作。70年代初，随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辽河石油勘探局相继成立了女子钻井队、采油队。当时，周永康很重视女子钻井队的建设。这批“铁姑娘”也成为油田里“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旗帜，多次受到表彰。
　　几位女工人回忆称，因为体力消耗大，不少姑娘“一顿能吃5个馒头，再加2两苞米饭”。时常有拉着一整车厢卫生纸的卡车，开进女子队伍驻扎的基层。不少人落下了颈椎病、关节炎等劳损性疾病的病根。
　　据一位当年女子钻井队的老队员回忆，1979年她因身体无法再负担重体力劳作，调走前曾去周永康家拜访告辞。周很温情地邀请她：“你这一去，可能一辈子就见不着面了，吃顿家常便饭再走吧。”
　　此时周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是个小平房。该女队员称，70年代末的大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都已开始置办新式家具，但周屋子里的柜子、桌子等大件，都还模样简陋老旧。王淑华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她解释，这都是从周让亲戚从老家寄过来的旧家具。
　　三人围在一个小桌子前，共有四个菜。“很素净，我只记得有一盘炒鸡蛋。”她说。
　　领导与秘书
　　声调抑扬顿挫，带有浓重的Q鼻儿音，讲话很有水平――这可能是大多数参加过钻井处
　　集体大会的油田职工，对周永康的印象。
　　不过这位领导的名字，更多时候频繁出现连队大喇叭的广播中、油田简报的通讯稿里以及传达各项运动精神的文件落款处。
　　钻井被称作油田的龙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辽河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每年都要交付一大批新井以扩大产量。据杨广吉描述，从上到下，人人都想“大块干上”，会战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周显示出格外旺盛的精力。
　　尽管单位离家只有两公里距离，他却很少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办公室里。白天外出下基层、跑钻井现场，晚上经常主持领导班子开各类会议，一开就到半夜甚至天亮。因此，负责做会议记录的杨广吉也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晚12点前一般不敢睡觉”。
　　周的工作热情不仅体现在抓钻井生产方面。
　　日晚，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晚上，钻井处负责传达中央的作战通知，忙碌到深夜。半夜正准备睡觉的杨广吉接到周永康的电话。其声音急切，要求通知办公室机关人员连夜讨论并收集情况，早7点必须拿出综合材料。前半夜为“深入传达中央精神”，周已跑遍油田各个会战现场。
　　因为家里没电话，无法通知其他同事，杨广吉只得回办公室自己写。凌晨1点多，从前线赶回来的周永康推门而入，颇为亢奋地告知：“现在下边士气很高，我们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钻井生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搞好教育发动。”杨广吉连夜写出一篇《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加快钻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反击战斗》的简报，并于17日上午以最快速度发送到了各基层单位。
　　不久，钻井处一批运输大队解放卡车的蓝色车皮，涂上部队的迷彩漆，并集中了很多司机作为军车驾驶员，准备支援前线了。
　　每次周永康看自己写的材料，杨广吉都颇为忐忑。同年年底年终总结时，周永康得至某井队一名车工，在患有“左中心型”肺癌后仍坚持上班。他非常重视这个典型，要求杨广吉进一步汇报，结果认为情况不够详细，大发雷霆。他责令杨广吉先后三次去井队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汇报材料，该工人当年迅速被勘探局树立为劳动模范。
　　第二年，钻井处因工作突出，被辽宁身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局里临时通知周永康，要求其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汇报。杨广吉因此熬了一夜，赶出一份发言稿。早上周没审阅便赶往会场，也许是不够满意，最终没用稿子，而是脱稿即席发言，结果颇受好评。局领导决定把讲话内容以书面形式通报各机关。周回来后，要求杨广吉将其发言录音整理成材料。
　　尽管瞌睡练练，杨广吉不敢懈怠，又忙了大半夜，“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反复推敲”。
　　这次教训，令杨广吉终身难忘。
　　工作之外，周永康对他颇为照顾。得知杨有胃病，还特地向机关食堂做了交代，不时给他带些养胃的食品。两人时常在单位宿舍聊到深夜。当时盘锦地区还是一片荒郊野岭，物质条件很是恶劣，杨广吉一度想调回辽宁海城的老家工作。
　　对此，周永康还曾鼓励他：“理想和追求不应该离开国家的总体利益。盘锦地上芦苇，地下原油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财富。辽河油田的前景更是十分广阔，是每个有志青年的用武之地，你有了这段经历，你的人生也才会更有意义。”80年代初，住房条件紧张困难，周永康亲自为杨广吉在盘锦安排了住房，并配上了家具。
　　1982年，周永康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两人就此分开，此后再无任何工作上的交集。据杨广吉解释：“我没找过他（谈工作升迁的事儿），他也没张罗过让我跟着他。”
　　局长兼市长
　　随着油田的不断扩张，周永康和他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都实现了质的飞越。
　　周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多年会战的成果：“我们先后转战黄、于、热，挥师兴隆台，会战西斜坡，三上大民屯，进军浅海滩，拓展外围盆地，一步一步艰难跋涉，开创了辽河油田开发建设的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1983年9月，辽河油田原油日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1.8万吨，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
　　同年年底又拿下了9块有利区块，新增地质储量近2000万吨。1984年5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军委书记杨尚昆前往朝鲜途中，在盘锦火车站专列听取了辽河石油勘探局领导的工作汇报，胡耀邦提出，希望辽河油田“争取当个油老三”。
　　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山县，设立盘锦市，行政区域以原盘山县行政区划为基础。同一天，经中组部批准，周永康升任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
　　1984年建市筹备阶段，中层干部最为缺乏，便从营口市抽掉了300多人，又从辽河油田、盘山县和大洼县提拔了一批。据筹备小组组长白立忱回忆，当时没钱、没车、没人，没办公地点，出行工具是借来的三台旧车。
　　据盘锦市市志记载，1984年12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康世恩听取周永康汇报考察尼日利亚石油情况时，同时对盘锦市提出指导意见――盘锦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油田发展，“体制上，油田要掏钱建设，将来成立的兴隆台区油地双重领导；市政府设立在辽河油田总部驻地。”那个阶段，勘探局为建市提供了2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直至今日，几个较大的辽河油田职工网络论坛上，还不时传来这样的观点：建市之初，市中心原本定在原有行政单位盘山县，是周永康的极力争取，才逐步改为油田总部驻扎的兴隆台地区。不过这些细节，现有的资料已无法考证。
　　1984年年底，身兼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的周永康，被任命为盘锦市市长，党委副书记。
　　日，周以首任市长身份发表了《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为建设新型石油化工城市而奋斗》的就职演说。
　　据《盘锦日报》前身《盘锦市报》的采访文章，周永康还颇具幽默感地调侃：“你们记者追得挺紧啊，我可是说不出什么来，多做少说嘛。”
　　当时记者还问及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市直机关的位置为何设在兴隆台？新市长解释，这样做好处很多，能用较少的投资办较多的事情，“比如油田文化宫、正兴建的油田宾馆，将来地方、油田都可用”。
　　类似的话，他在2003年以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考察辽河油田时，重提过一遍。
　　“建市之初，让油田的书记当市委书记，让油田局长当市长，其目的就是油地要融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此外，他还建议油田系统和市政府之间，“思想、界限不要分的那么清楚”，“油田的宾馆可以作为大家的一起用，市里也就不需在花这个钱了”。
　　他当时认为，18年前的设想，现在看来“进展不大”。
　　如今的兴隆台地区有两套主要的行政系统：油田系统和市政府系统。辽河油田综合办公楼，外形好似插着两支羽翎的状元帽上，多年间一度是盘锦市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其所在的石油大街林立着油田各下属单位，繁华程度和规模远高于市政府个机关所在的市府大街。
　　油田仿佛拥有独立于盘锦市的特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子弟学校、医院以及公检法机构。
　　“后者意味着，如果辽河油田的人在外面打了人，被市公安抓住，辽河油田一个电话，人就送到油田公安局机关，内部处理了。”一位长期为辽河油田提供采油设备的民营企业主说道。
　　哪怕想在河油田家属区上网，也必须选择指定的油田互联网供应商。其网速之慢广遭诟病。该企业主将原因归归结为“缺乏竞争导致的长期垄断”。
　　最近，辽河油田党委书记周灏的名字一度与周永康联系颇为紧密。据多人（童晓光等）向记者透露，其为周永康的远方侄子。据简历介绍，早年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周灏90年代调入中石油系统，历任机关团干部、胜利油田采油厂领导、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书记，2010年调入辽河油田任党委书记。经检索可知，其曾任职的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领导中，介绍周灏为江苏无锡人。
　　但其调入辽河后，简历中这句话被删掉了
　　起飞之后
　　1985年年底，周永康告别了自己深耕18年的盘锦。
　　在其市长生涯的最后几个月，盘锦地区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水灾。时任总理赵紫阳曾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要保卫辽河大堤，保卫辽河油田，保卫盘锦市。”刚刚处理完灾情没多少时日，周永康任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调令就来了。
　　已于5年前调回北京的童晓光，还曾去周北京的新家拜访过。童记得，当时周氏夫妻两人感情还很和睦，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当时周永康还提出，帮童晓光在盘锦某学校当初中教师的儿子调到北京工作，但“一向不愿意求人”的童婉拒了。儿子对此颇有怨气，一家人只有春节期间才能团聚。
　　之后的周永康没能保持快速升迁的速度――“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一呆就是10年”。
　　1988年石油工业部转制拆分为中石油和中石化，周继续在中石油当副总经理，童晓光习惯称那个阶段级别不变的中石油为“石油部”。
　　“那个时候已经能看出来，他已经有些骄傲不满了。”童晓光说。
　　这种主要体现在周对中石油总经理王涛的态度上。王从石油工业部部长到中石油总经理稳稳干了10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做副职的周永康无法“继续往上走”。
　　1988年童晓光以总地质勘探师的身份参与塔里木油田开发，与兼任油田总经理的周永康再次共事。他说，周当时对王涛的情绪，“周围的人都已经能看出来了”。
　　“王涛是个很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搞业务的，后来已经把权都放给周永康了。而周，其实还是搞政治的。”童评价。
　　那时候，一帮老石油人每年都要聚聚，周永康常向其他人介绍童，称其为“自己的老师”。后来沈阳军区的某政委宴请周永康，童作为随行人员坐在宾客席上。同桌的一位军区领导告诉他，周永康真不应该到石油部去，在辽宁省多好。当时已经有声音，周永康可能会调到辽宁省做主要领导。“可能（到辽宁省）升得更快？”他推测。
　　童晓光曾在塔里木油田开发期间，公开反对一些不计成本的开采行为。他后来承认，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唱反调的言论是很有风险的。不过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的“塔里木石油会战”还是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过去我们把石油看到太深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从传统意义来说，获取石油的途径已经不是那么难了。”童晓光说，“不过，石油在中国政治体系里石油的话语权很大。”
　　90年代中后期，杨广吉与周永康见了最后一面。
　　那时候，他进京去中石油总公司报送一批材料，忙完正事儿想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到了周永康的办公室，秘书却把他拦在了门口，不让他进去。
　　杨广吉的倔脾气上来了，跟对方争辩：“我看看就走，怕什么玩意儿！”就要硬闯。动静不小，周永康闻声而出，两人站在门口一阵寒暄。
　　周向他解释：“你看，正好中组部的人找我谈话呢。我现在正忙，没时间接待你。”杨看见屋子里的确有两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周继续问，你在北京呆几天，有什么事儿等我忙完了咱们好聊。当时周永康还兼任着胜利油田的党委书记，杨广吉已经想到，可能是在谈提拔的事儿。
　　“没啥事儿，就是看看您。”杨解释。没两句，他告辞了。因为妻子急着回家照看孩子，杨第二天就回了盘锦，之后再没联系过周，电话都没再打过。
　　之后，周曾以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身份回盘锦两次。当年钻井处一帮老秘书曾叫他一块去看看老领导，杨广吉也都谢绝了。
　　“我不想联系了。”杨说，“领导在的时候咱们好好干，做好服务，也都是为了工作。”他认为，工作之外，与领导还是保持一定距离。退休之前，杨一共做过五个领导的秘书，除周之外不乏有升到局级、部级领导的，但都没有走得太近。
　　一位已经退休的辽河油田中层干部，对周永康离开盘锦后提拔下属的行为有所耳闻，“连洗脚丫鬟（指为其做过各种琐碎小事儿的下属）都照顾到了”。
　　“东北人交朋友，就喜欢交周永康这样的。”他说，“他很讲江湖义气，你对我做过事儿，我一定会回报你。不然，在官场人家凭什么为你卖命做事儿，你又怎么继续往上走呢？”
　　不过用周永康自己的话评价盘锦的岁月，是单纯而充满激情的。
　　“在辽河的18个春秋，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我锻炼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会战的实践，使我锤炼了品质，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定了为石油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辽河人的博大胸怀、英雄气概和求实作风，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始终激励着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
&#160; &#160; 然而，他最终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盘锦29年后，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责任编辑：王鹏)
原标题：周永康石油往事：首任秘书忆当年 盘锦仕途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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