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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江青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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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55 发布在
江青是好是坏与我何干?(答网友)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综合编辑部&&郑根岭日 23时24分&& 本文地址:
  我的一篇博文《毛泽东几任妻子各有千秋》,可能弄疼一些人的神经,攻击谩骂者有之,气急败坏慌不择言者有之,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对我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我一些见解表示赞同。  我知道,世界上的每件事每个人,在不同人眼里都不可能留下一模一样的影像,也就是说,看法有差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人非要强求别人跟自己想法一样呢,为什么有些人对别人的异己看法不能容忍呢?  我倒要问一问这些人:你有没有想过,真理也许既不在你手里,也不在我手里,而是在另外的人手里呢?  我那篇博文后半部分,谈到江青比较适合毛泽东,其实也只是对既成历史事实的解释,属于“马后炮”,可仍然遭到一些网友的大张挞伐、恶言恶语,除了谩骂之外,不止一个人反问我是不是跟江青有什么亲戚关系,否则怎么会为她说好话(包括对样板戏的肯定)。  这倒真像小孩子吵架了,多么可笑的逻辑!  我家祖祖辈辈与江青祖祖辈辈、子孙后代“八钩担也抡不到”,毫无瓜葛。  我并不觉得江青好人。相反,我认为她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但是,功是功,过是过,尽管有时候功过不甚分明,纠缠在一起让人“剪不断,理还乱”。比如江青搞的“戏剧革命”,在解决了传统京剧面向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问题的同时,也有走向一个极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弊。  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评判历史人物,那么对江青也应该分为几个阶段来看:山东家乡时期(含青岛)的江青、上海滩时期的江青、“文革”前的江青、“文革”中的江青、晚年身陷囹圄的江青。  从江青在延安与毛泽东结合,到“文革”之前,这个阶段的江青,也算是谨守传说中的党内约定“30年内不参政”的规定,只是作为毛的生活伴侣,操持家务和照顾毛的生活(从一些照片可以看出来,确实像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即便受到冷落也心甘情愿或无奈忍受。这个时期的江青,与“文革”当中的江青能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吗?  我发觉一些网友本身已经陷入自我矛盾之中自己却浑然不觉,比如一方面说毛是如何伟大、神圣,另一方面又说江青是如何坏,可你们就不想想,人家是两口子,是多年的夫妻,没有一些彼此欣赏或一致相似的因素能搭班过日子吗?若说江青坏,那么毛选择一个坏江青为妻,又怎么显示其伟大、英明呢?  我那篇博文中还说到“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后来分化到林彪阵营中的陈伯达,都是书生,响当当的理论家,理论水平了得,这些人有主见,确实相信他们所坚持的东西。结果这些话也受到一些网友的质疑。其实我也说了他们思想不对头,所以给中国带来了祸患。在此我声明,“四人帮”祸国殃民,我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还有人说我有反毛情结,这也冤枉我了。我反什么毛呢?唱着《东方红》长大的人,无不对毛充满热爱之情。之所以不写全名字,是因为考虑到网络过滤“关键词”,怕自动删除博文,或者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当然,随着见识日多,对毛的看法不再像原来那样单纯。不过,有个标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不同阶段给中国都带来了什么......  老听一些人说毛是担心刘邓把中国引上斜路,耽误了他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我就想不明白了:既然“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那么为什么好像担心人民过上好日子似的?1957年开始,又是“反右”,又是“三面红旗”,几乎把知识分子一网打尽,又闹得民不聊生,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不否认也有其他成因),犯的错误太大,谁也顶替不了,所以才退居二线,由周与刘邓陈等合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刚有了起色,毛又感到他说话在中央不灵了,其地位受到威胁了,所以就闹腾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如果真的是“谋幸福、大救星”,为什么不把个人进退置之度外,一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至少能吃饱喝足穿暖不挨饿受寒呀?  毛的人生哲学就是他自己说过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如果这种奋斗不息,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幸福,无疑是好事,可倘若造成灾难呢?  在毛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关系问题上,用得着毛说过的一句话:“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里的钟馗当然就是指这两个集团了。其中林彪身体不好,本来已经处于半退隐状态,可楞是被毛给硬拉出来帮助自己收复政治“失地”。而“四人帮”呢,则是本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这时候正好被毛看中,有了“用武之地”(不是先成派,而是逐渐成派)。  林彪后来与毛闹翻了,其中的是是非非乃至葬身异国或其他地方的内幕,至今仍然扑朔迷离。“四人帮”则完全以毛的指令为依皈,无论是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还是江青和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彻底贯彻了毛的思想与指示--他们对毛是无比忠诚的一伙人。江青在受审的法庭上说过一句话:“我就是M的一条狗!”--很可能还真是这样。  这个话题不能多说了,否则容易惹祸上身。  引用《三国演义》开头那段诗句作为结尾吧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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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几任妻子各有千秋 日 本文地址:声明:  这是我看了新浪读书所载《》,加上以往读书和网上资料搜集学习之后的所思所想,不见得正确,也未必见容于所有网友,但毕竟算是一家之言吧。   历史早已掀开了好多页,到了我们心平气和地研讨解放前后这段历史的时候了。以下我的所思所想,网友们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请莫放污言秽语!   前些天认真研读冯雪梅谈情说爱好书《新情感笔记》,觉得挺有意思,并且向一些朋友大力推荐。在恋爱、婚姻、家庭题材的图书(不含小说)撒满世界的今天,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别致新鲜。
  雪梅肯定好好读过那些外国作家的传记,因为书的后面收入了一些写这些作家的感情生活的文章,从中不难看出,那些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的男女作家,要么个人感情生活苍白贫乏,要么感情多变见异思迁,要么因种种原因一塌糊涂,远不如他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主人翁那么丰富多彩、令人艳羡。  作家的爱情婚姻乏善可陈,我们周围的男男女女的风流韵事又何可称道?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再伟大的人物,其个人感情生活也可能让人很不堪。  当然,我们当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或许是个例外。抛开那些道听途说的花花草草不论,仅就官方认可的几任妻子,就足以让作为一个男人的毛泽东死而无憾的。  可以说,毛泽东的几任妻子各有千秋。都说是“女人是男人的人生老师”,那么伟大之若毛主席,其人生也会从几任妻子身上受益匪浅,不全是女方单方面享受他的雨露阳光。  毛在韶山老家本有发妻,但他后来对斯诺说是他父亲替他找的,自己本不乐意,后来毛在外求学、奔走革命,少有回家,因此原配除了名分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要说毛的初恋情人,恐怕还得算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的美女陶斯咏。对这段青春年少时候的故事,终于由去年红火的主旋律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给解密了。        青年毛泽东与电视剧里的陶斯咏      陶斯咏,名毅,字斯咏,比毛小3岁,同为湘潭同乡(家迁长沙),为“周南三杰”之一(另两人是向警予、蔡畅),新民学会骨干,长沙学界活跃人物。据说,毛与陶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热恋,好像电视剧里隐隐约约有所反映。但我依稀记得看到过文字材料说陶此前有过短暂婚史(夫早亡故),可如今网上查到的材料却说陶一生未婚。  毛陶之恋受到陶之富裕家庭的干扰,致使两人不得不分手,但旧情难断。1921年毛参加在上海(后移至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之后,曾游览杭州、南京,其时已经留周南女校任教的陶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两人约会于石头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人认为毛写于1922年的词《贺新郎.别友》就是写给陶的,不过也有人说是因为杨开慧为毛陶旧情复燃而吃醋大闹一场,让毛苦恼矛盾之余所填写。  陶比较崇尚“教育救国”,与主张革命救国的毛思想上渐行渐远。陶后来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办女学,著名女作家丁玲曾是她的弟子(延安时期的毛,比较喜欢丁玲,并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之赠诗,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从网上搜罗到这样三幅陶斯咏的照片,不知真假。若是真的,这让我又有个发现,陶的面相极像章含之(曾当晚年毛之英语老师)--由此可见,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上两图据说是陶斯咏的照片,存疑(是否章含之?)      下面是章含之的照片。大家可以对照着看--       章含之与晚年乔冠华合影        章含之抱着小时候的女儿洪晃    一扯就远,还是书归正传,赶快说说毛的几任妻子吧。  出生于大学教授家庭的杨开慧似乎是个小资情调很严重的女学生。在毛的革命热情影响下,也许时不时会对革命产生激情,但终归摆脱不了小资情调。特别是在接连生了孩子之后,心思逐渐从革命转向孩子和家庭,与还在外边热衷于革命、全然不顾家庭和孩子的毛免不了会产生矛盾争吵。   耽于家庭小天地的杨开慧,当然不是胸怀革命理想的毛所能容忍得了的。在男女感情生活方面曾经沧海的毛,估计到后来对杨越来越厌烦(毛杨结婚是在杨父、也是毛的老师杨昌济去世之后)。不过,杨的小资情调,也蛮令具有诗人气质的毛享受的。但是两人毕竟道不同,并且年龄相差悬殊(8岁),加上其时还有志同道合的陶斯咏的吸引、藕断思连,毛杨之婚恋悲剧也就注定了。至于解放后那首著名的词“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是此一时彼一时对往昔的超脱回忆。多年来相关文字都把杨开慧塑造成坚定的革命者形象,不知道与历史上那个教授家庭出身、小资情调很严重的人重影有多大。&&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贺子珍也在参与领导永新暴动。当1927年10月由袁文才介绍二人认识时,贺已经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是闻名遐迩的女英雄了。贺被称作“永新一枝花”,足见其青春漂亮;贺还被称为“神枪手”、“双枪女将”,足见其革命性无比坚强。  尽管贺子珍也读过书,但毕竟是在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一介武女”,与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毛泽东显然不是一类人。毛虽然同是革命者,但始终脱不了一介书生的本色;贺虽然也有墨水,但其兴趣可能更倾向于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所以,尽管毛贺两人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但时间长了也照样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和谐。  在江西,在长征途中,在延安,这些年来贺的肚子一直没空着,加上身上的弹片带来的伤痛,贺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安定了的延安环境中,本想重新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但种种原因使之根本就不可能,比如毛拗不过她,让她上了几天抗大,但身体条件不行(怀孕+伤痛?),还是中断了。组织上已经给了她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照顾好毛的生活起居,而她却想挣脱这种束缚,参加家庭之外的革命斗争,那怎么可能呢?而这正是贺子珍的心灵痛苦之所在。  贺的革命经历使她对当时延安的歌舞升平、对大量女学生投奔而来引起的延安风气变化也看不惯。她对当时流行的交际舞就特别反感,这也是一大帮从长征过来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妻子们的共同心声。据说,陪同史沫特莱来延安采访的漂亮的女翻译吴莉莉,包括史沫特莱本人,就是贺子珍吃醋的对象,贺还差点动枪。当然,为此与毛吵闹就是家常便饭了。  贺一气之下出走延安,任毛和其他人怎样劝也不回,说是要去苏联治病,为了将来能好好工作(一个革命资格颇强的人,让她整天围着男人和锅台转,天长日久谁受得了),其实也有眼不见为净的原因。只可惜这一去就难以复返了,因为很快有了新人鸠占鹊巢。  客观地说,毛与贺在江西那种闭塞、动荡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结成的婚恋家庭,确实经受不起已经相对安稳的延安的开放之风的冲击。大家想想,毛贺刚结合时候就因为贺特别厌烦《红楼梦》而产生分歧,说是道不同不相谋恐怕也不算夸张。可问题是,两人已经结为夫妻,再怎么着也得维持家庭平衡。可贺为生孩子、为家务所累而不得一抒革命豪情,已经让她忍耐到了极点,毕竟贺是个革命者。  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贺出走苏联治病而得以实现,后来的结局出乎贺的意料,否则她不会这样固执、义无反顾地出走。这是后话,不多说也罢。  总之,贺子珍在毛的感情生涯中,只是一个硬朗的女性革命者的符号,而毛本人始终少不了那么一些小资情调(而不受困于小资情调)和诗人的浪漫气质,而这些却是贺所无法适应的。当然,问题的关键也许还在于贺老想“恢复”其作为一个强悍的职业革命者的形象,而不甘心长年累月伺候人吃饭穿衣和生儿育女。     年轻时的贺子珍      晚年隐居上海的贺子珍
      贺子珍与毛泽东            江青与毛泽东   上面两张照片很有意思。前一张无形中表明:贺子珍的革命资格,足以让她与毛平起平坐,加上天天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使她对毛伟人难以仰视。而后一张中的江青,是多么乖巧,那么爱学习,在仰慕崇拜毛的同时,就不能不让毛有一种无比惬意、琴瑟和谐之感了。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经过艰苦长征的洗礼,其革命才能已经为党内所基本接受,尤其遵义会议之后,其地位日益稳固,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成功的革命者、中年男人,面对贺子珍这样的老资格的平视和青春妩媚善解风情的崇拜者江青,毛的感情天平的倾倒方向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有个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是江青第三者插足所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贺是1937年10月离开延安,而江虽然是同年8月到达延安,可一直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针对所有从敌占区来的人),直到10月中旬其入党介绍人黄敬来延安证明其党籍问题,才结束审查,才得以11月进入中共中央学校学习。此前江不可能单独接触毛。(参见《?》)所以说,不应该把不相干的脏水都泼到江青身上。  江青原名李云鹤,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受男朋友(俞启威,今之俞正声之父;党内又名黄敬,在北大读书时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后任天津市长)影响走上革命道路,靠个人奋斗和男朋友姐姐姐夫帮忙,打进上海滩成为一代名伶蓝苹。江青倒台后,很多人总是以不屑的口气骂她是“三流影星”,我觉得那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江青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素养还是不容抹杀的。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文艺圈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不能以常人的眼光而论。即便与同时期的其他女星相比,江青的风流韵事也说不上多么过分,毕竟处于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里嘛。  虽然江青也是个曾经沧海的女子,也曾经把唐纳这个才子情种折磨得够呛,然而却仍然难逃男女感情征逐中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无论多少异性追求而不可即的男女,无论怎样“万人迷”的人,总免不了会主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也总能遇到自己的感情“克星”。   江青对毛泽东,或许不完全是贪慕其权力,更有可能是一种由衷崇拜,由此生发而出的感情,可以说有其稳定性和长期性。从1938年11月到文革前夕江青走上政治舞台,将近30年时间江一直在毛的影子里生活,担当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忍耐并甘愿受传说中党内禁止她从政的规定,如果不是出于对毛的仰慕崇拜,哪能维持这么长时间而平安无事。从不少照片中也能看得出来,毛与江青的生活还是琴瑟和鸣的。
  江青在上海滩见过大世面,什么样的男人都遇到过,因此她懂得迎合毛,崇拜毛,像个爱学习的小学生,人又聪明漂亮,不像杨开慧那样过于小资情调,沉湎于个人和家庭孩子而不顾其他,也不像贺子珍那样以家庭和婚姻生活为苦而想极力挣脱投身革命工作,所以说江青是毛泽东当时最合适的生活伴侣(“最合适”这个词有点武断,毕竟还有其他可能,但因为相对于此前的杨、贺而言,又不能不用这个字眼),文革中又成为为其冲锋陷阵的政治盟友,就不是妄言胡说了。   在毛与江的关系上,比较正规的说法是毛与江不在一条线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十恶不赦,而毛常常斥责江。我觉得这种说法纯属自欺欺人,也是经不起历史验证的。  毛与江是多年的夫妻,以毛的性格,若是觉得江不可容忍,怎么可能与其维持夫妻关系?当然,分居另当别论,反正不是与江不共戴天的原因。  经过毛主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洗礼”,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明显的政策失误,党内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而毛推卸不掉,所以就引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周恩来(政府角色)出面收拾这个差不多折腾烂了的摊子。  可毛毕竟是沉醉于权力场中人,回想一下革命历史,其权力和威望多么来之不易,慢慢地党内高层干部中变得不买他的帐了,这口气怎么让他能够咽得下去。于是,雄才大略的毛劝出其一直比较欣赏的、已经处于半退隐养病状态的林彪,再就是放出身边潜在的政治狂人江青,为其左膀右臂,冲锋陷阵全力拼杀以收复政治失地,于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华大地。所以说,江出山后担当的是毛的政治马前卒的角色,而非毛的对立面,这一点,现在的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尽管仍然有那么多别有用心的人不愿意让社会大众明了,给故意捂着甚至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除了非议江青为当年上海滩的“三流影星”、说她是叛徒之外,很多人至今还把江所主导的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说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同样是不公道的。  解放后京剧仍然沉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全是一些脱离现实生活的旧戏,尽管其有道德教化的作用不容否定,可远离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生活,远离刚刚过去的革命斗争,与当时社会上大的氛围格格不入,因此向传统京剧里注入现实的因素,就不能说没有必要。    事实上,江青对京剧的改造,往各剧种中引入现实关怀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文革戏剧,觉得其中充斥着阶级斗争就全盘否定,毕竟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概莫能外。
  江青的问题,是除了样板戏,不容许百花齐放(这也不全是她的责任)。至于样板戏的成就,也不能视而不见。京剧我不大懂,但总感到样板戏也许并不像一些人说得那样不堪,毕竟集中的都是当时的精英。至今我经常向人说起《杜鹃山》的唱词、念白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是多么优美,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的这种感觉?
  文革结束后,人们为了批倒批臭“四人帮”,为了表达对江青的厌恶,就把样板戏说得一无是处、如同文艺垃圾。这不能说是冷静客观的看法。如果说江青不懂文艺、不懂戏剧,我倒要问,党内高级干部中还有谁更懂文艺和戏剧?江青不是内行的话,那么还有谁比她内行?  所以说,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太柔弱了些,完全听凭人嘴的一张一合,任人胡说八道。过往不远的历史尚且如此,那么更为久远的呢?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评说一下毛的几任妻子吧。  总而言之,撇开坊间的诸多传说,仅就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再加上未曾结连理之好的初恋情人陶斯咏)而言,作为一个男人,毛得到了这几位各有千秋、特点不同的女人,也是人生福分!  陶斯咏是美才女,又出身于富裕家庭,自有才女的主见与倔强性格,这是一种风格。  杨开慧出身大学教授之家,自小书香熏染,心思细密,多愁善感,沉湎于个人生活与内心情感,是小资情调的代表。  贺子珍是风风火火的武将,是坚强的革命者的风格。  江青受过十里洋场的洗礼,但自小吃苦,解放战争中跟随毛南征北战,再苦再累也不觉得。人漂亮、聪明、爱学习、有才华,把前面几位的长处集于一身(不见得全面)而又无相应的短处,也就难怪毛会选择她作为时间最长的伴侣了。直到毛死江青受到审判、身陷囹圄,其对毛的热爱和怀念始终未变。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一下江的同道“四人帮”中的其他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受毛利用,掀起文革的滔天巨浪,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罪大恶极。不过,像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后来倒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都是书生,理论水平确实了得,只不过他们的思想不对头,所以才给中国带来祸患。不过,这些人倒是挺有信念的,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坚持的东西,而非投机钻营没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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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照片上看,江和毛比较密切,从历史资料分析,感觉江和毛的感情也是相当不错,至于晚年的感情问题,那只能说是毛出轨让江有些错位。江这个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个人的人品肯定不会象宣传的那样恶劣。江一生虽然对毛有不满,但是感觉是非常忠诚于毛的。D的问题,D的领袖的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句,就是路线问题,方向错了,怎么办都不好。文革有政治斗争,也有一些毛个人的思想在里面吧,还是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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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妻良母?要是贤妻良母应该是安心做小吧?怎么能夺大婆的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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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毛和江在一起很有夫妻像,很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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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又看来一遍照片,很明显毛和江在一起很放松,表情也多样化,眼神也很有味道,应该是感情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吧,上面和贺的照片,明显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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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那个位置,这两个人应该是能白头到老的夫妻,真是很有夫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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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毛泽东的恋爱经历 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与毛泽东的恋爱经历一直都有多种传闻。其实,江青在1937年就到了延安,并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十二班学员。没有多久,她就认识了毛泽东。  江青1937年7月下旬到陕西投奔徐一冰,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清。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这些都得从引导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时,黄敬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 S226;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共产党,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 岁。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与共产党的联系。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江青去延安前三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黄敬的延安之行,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博古同意了江青的请求。  江青1937年8月底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郭潜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江青起初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干。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十二班学员。&&&& 据郭潜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回忆,日纪念“八一三” 抗日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人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不久,中共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大家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毛泽东很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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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进延安恰巧搭乘毛泽东坐的卡车 文章来源:新华网 | 时间:日   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 王凡 东平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文章摘自《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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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下工作者上书阻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来源:新华网&&日京剧《女起解》中的苏三的一个唱段,使天下华人都知晓了山西省有个洪洞县,同时洪洞县也几乎成了冤狱的代名词。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庄户人家。为了摆脱受人压榨和盘剥的命运,长辈和亲戚们勒紧裤带,把王世英送进学堂。 1921年,高小毕业的王世英,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同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在得现代风气吹拂之先的新式学堂,暗中传递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浅说》等进步书刊,把王世英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学而优则仕""衣锦还乡",对他失去了诱惑,而涌动在襟怀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王世英积极投入了反对旧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为逃避军警的搜捕,王世英逃到了河南开封,加入了胡景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胡景翼是因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而赢得时誉的冯玉祥的部下,他本人也倾向反封建的革命,故而军中容留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经刘天章、高维翰介绍,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好景不长,因胡景翼突然病故,第二军中反共势力嚣张,中国共产党人再难栖身军中,王世英被迫南下。在广州, 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被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与他同在一期。 国共分裂后,王世英几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又一次次找到了党组织。自1931`年始,王世英受中共中央委派,打入敌人营垒,在上海、南京一带,从事情报工作,并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1935年1月至8月间,他组织了对被捕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的营救。当时已经拟订了计划,组织了人员,准备好了从水上劫狱的木划子。可惜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方志敏就遭到了杀害。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和运输线,王世英亲自前往江西德安专区,商请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莫雄相助,并部署了炸毁南浔铁路线上的德安铁桥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等一系列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人员随即到位,可中央红军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整个行动失去了意义,遂终止了实施。 那是环境极端凶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可王世英仍千方百计地与国民党内部分与蒋介石有矛盾或同情共产党的将领发展关系,通过工作,使他们做一些有益于中共的事情。 王世英还使许多因形势骤变而同中共断了联系的知名人士,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例如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通过王世英的联系,在1934年恢复了党的关系,也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局,指派吉鸿昌返回天津,筹组反帝同盟。 1935年2月,在上海的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特务毁灭性打击之际,王世英代理军委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3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王世英任军委副书记。 1938年,王世英奉调进入延安后,听到毛泽东将与改名江青的原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传闻,感到非常吃惊。4年前,蓝苹在上海沪西的兆丰公园同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王世英曾布置过对她的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王世英得知蓝苹在看守所的表现并不好。此后,上海的报端一再披露有关蓝苹的花边新闻,也给他留下了不佳印象。 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与蓝苹这样的女人结婚,势必会对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意念缠绕得王世英寝食难安,于是性格梗直的他,起草了一封反映江青历史情况,劝谏毛泽东不要与江青结婚的长信。 信写好后,王世英又动员了一些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知情者,在他写的信上签名按了手印。王世英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接着是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等。然后,王世英亲自把信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 在许多言及毛泽东与江青婚姻的文章和书籍中,都提到了坚决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合的代表是张闻天。 叶永烈的《江青传》中写道:"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他没有写明张闻天持反对态度的另外一些缘由,即江青不甚清白且非议颇多的历史,而当时提供这方面翔实证据的,就是王世英。张闻天所代表的,是包括王世英等一批中共干部的意志。 文章摘自 《特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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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妖婆吊死在马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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