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从“台湾王牌”到蒋介石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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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系眼中的“杂牌”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60年来，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坚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挡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无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孙立人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孙立人曾经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对于建构防卫工程非常在行。在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
孙立人一直努力向蒋介石表示忠诚。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回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旧是蒋介石的不信任与排挤。蒋不断调换他的职务，削弱他的兵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孙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直接与孙立人打交道。
(责编：张淑燕、周斌)国军退守台湾后，孙立人到底有没有“兵变”，还是中了美国人设的局？国军退守台湾后，孙立人到底有没有“兵变”，还是中了美国人设的局？海边一朵云百家号孙立人，二战期间享誉世界的抗日名将，是抗战中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有“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的美称。内战时曾于四平、 公主岭、德惠等地击败林彪。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后退守台湾。面对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开始积极寻找替代人选。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须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2月21日，麦克阿瑟竟然不与蒋介石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湾接孙立人。孙为了表示“清白”，请求陈诚核准。孙立人到东京会晤麦克阿瑟，麦希望他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并表示将尽力提供军援。孙立人返台后，向陈诚转告了他在东京的情形。孙立人自以为这样“透明”，可免遭蒋、陈的疑心。实际上，不去东京才是最好的选择。据档案显示，美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美国人自顾不暇，把这事完全抛之脑后了，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在孙立人就任陆军总司令的同时，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将特务网络渗透至陆军总司令部，孙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视之下。日，台湾陆军少校郭廷亮被捕，经审讯，他承认，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指使他在军中联络了大批军官，并派人侦察台北阳明山西子湾、“总统”官邸等敏感地区的地形，企图以武力实行“兵谏”。日，台湾“陆海军军事法庭”对孙立人作出判决。从此，孙立人被软禁33年之久。日，90高龄的孙立人，在“总算在死前亲得以平反”的慰叹中与世长辞了。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海边一朵云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跟随海边一朵云，从这里，看懂世界相关文章蒋介石逃往台湾时解放军为何没打其座机？_网易军事
蒋介石逃往台湾时解放军为何没打其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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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专机机长衣复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他驾驶着中美号，在成都的凤凰山机场，载着蒋介石离开了大陆美好河山。衣复恩回忆说：这是蒋介石从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
资料图：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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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自上海黄埔港起航的太平轮，搭载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数百吨物资，驶向台湾基隆港。满船的乘客，带着离乱的苦痛，开始了这一段艰难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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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晚23时45分，当太平轮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时，突然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相撞，半小时后，太平轮沉没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还者仅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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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涛汹涌的大时代浪潮中，很少有人会留意这小小一船人的命运，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一松手就是一辈子，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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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兵士，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弹丸之地。而更多的则是操着各地方言的普通民众，被这股潮流所裹挟，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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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战将，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在败走大陆之后，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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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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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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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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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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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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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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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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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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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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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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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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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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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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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山上，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阎锡山只好自己动手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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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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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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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开了一家印刷厂。但是部属们不愿意一直靠他吃饭，渐渐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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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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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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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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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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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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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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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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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闲不住，于是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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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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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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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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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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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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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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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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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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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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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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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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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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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在是台湾落寞终老。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却是一连串的闲差，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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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在台湾走过了长长一段波折时期。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在台湾公众的印象中，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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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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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孙立人将军还活着的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台中民众尤其感到惊讶，多少年了，由于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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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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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孙立人这样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岁月的结束，一位教授在看了人们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为孙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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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复恩担任蒋介石的座机长，始于一九四三年。这一年，蒋介石、宋美龄恰好有一次贵阳之行。当时的蒋委员长并无专机。先一天，衣复恩奉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命令，翌日载蒋介石夫妇由重庆至贵阳。任务重大，衣复恩先飞贵阳，测试航线和场地。第二天，即在C-47运输机上绑了两张藤椅，做为蒋氏夫妇的座位。此时的这架飞机，既无空调也不隔音，蒋介石的侍从们分坐机舱两旁的铝制座椅，蒋氏夫妇则坐在临时固定的藤椅上。不过，此次航行非常顺利，蒋介石很满意。此后，衣复恩曾多次以这种简陋方式，载着蒋介石出巡。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接任。杜鲁门继续加强中美联盟，向中国政府示好，赠送一架座机给蒋介石。该机由C-47改装，机身为银白色，机内陈设考究而舒适，座椅一律为沙发，前舱为一间办公室，有一张软床，另有厕所和简单的厨具，空调和隔音设备当时也属上乘。蒋介石亲自命名为“美龄号”，衣复恩也因为驾机技术出众而成为专机的机长，不再接受其它任务。任专机机长十年后，衣复恩当上了台湾“空军情报署长”。二零零零年，衣复恩出版了《我的回忆》，该书披露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蒋氏父子与美国CIA合作，派遣空军飞行员到大陆秘密侦察历史。衣复恩在书中透露，这类间谍飞行在台湾只有三个人有权指挥：衣复恩─蒋经国─蒋介石。据悉，蒋介石还喜欢秘密召见U-2(黑描中队)成员，对于U-2拍摄的照片，也常常亲自过目。有一次，黑描队员甚至奉命绕道拍摄了蒋介石家乡溪口镇的照片，照片上，王太夫人的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衣复恩回忆说，每次黑蝙蝠或者黑描完成任务返航，美国的专用飞机早巳在新竹基地守候，等飞机落地停稳，美方人员立即登机，拆卸飞机上的电子监听设备，把搜集的情报资料带回美国分析。蒋介石乘机飞台湾 叶剑英手下留情未攻击解放军在1949年横扫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无奈之下选择台湾为“不能再退的后方”，于是，他在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并于日下午2时抵达台湾。在蒋介石乘飞机逃往台湾时，中共本有机会将飞机打下来，但由于叶剑英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而错失了这个机会。蒋介石无奈下台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解放军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蒋介石的哭泣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陈诚得令后，于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日，蒋介石通过中央社发表“新年文告”，呼吁“国共和谈”。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将蒋列为战犯，拒绝和蒋介石谈判。1月14日，中共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并蒋名列战犯名单之首。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为退守台湾做准备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李宗仁还命令陈诚将已经运往台湾的黄金、外汇和白银运回大陆，但连李宗仁的命令只不过是一道废纸。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资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炸毁。蒋介石仓惶逃往台湾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瓦解。解放军在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飞回老家桂林，并随后以治病为由经香港飞赴美国。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日下午2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叶剑英手下留情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三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口述：洪学智 来源：金羊晚报)延伸阅读：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到底运去了多少财宝1949年前后，150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台湾，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了过来，还使台湾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这中间有什么秘密呢?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退守台湾已势在必行。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宪兵们哪里肯信。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和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恪尽职守”的精神。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妥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成的民工进入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当晚，俞鸿钧接到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将这一消息电告蒋介石。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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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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