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时上海市委乱了套
四人帮倒台时上海市委乱了套
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
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徐、王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虽然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并随时向中央报告。
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12日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我们感觉，当时的气氛的确是有点紧张。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同志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接着，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四人帮”党羽扬言罢工
10月12日晚上，王少庸、朱永嘉开会，筹划停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控制电台，封锁中央的消息，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等口号。也是这天晚上10点多钟，我接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打来的电话。张秀要我们晚上睡觉警觉一点，并且说你们来的人，最好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后来我们知道，当时上海民兵指挥部已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了指挥电台，这个电台是辅助的指挥电台，主要的指挥电台在江南造船厂。
第二天吃早饭，我碰到跟我们一起到上海的秦仲达，他当时是化工部计划司司长，后来任化工部部长。我对他讲，你们活动时注意一点，人集中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开，要互相照应，有事情随时跟我们联系。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他们先找留在上海的三个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开碰头会，传达北京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常委会到下午四点钟才开。
会上，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指示。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
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他这么一鼓动，会上就闹开了，有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变。
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江青的大字标语。
10月15日凌晨，上海市委给中央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这个电话，既是向中央报告群众已经起来，也有借机威胁的味道。
10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头版报道了上海工人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这是上海报纸首次公开不点名揭批“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列举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宣布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同“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10月19日，中央工作组在北京玉泉山苏振华住处开会。会议研究了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
会后，大家分头做必要的组织准备。同一天下午，上海16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工人、红卫兵共计三万多人，在上海文化广场开会。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发言，这是上海最早召开的一次声讨“四人帮”的群众大会。
这天深夜，上海市委向中央打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内容是：“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一百几十个单位定于明天（2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第二个电话反映了上海当时的真实情况，市委瘫痪，对局势失去控制，这和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ú
ù叶帅否决调军上海
10月20日，苏振华在北京正式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组会议。苏振华说：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事情十分紧迫，请各位稍做准备，立即赶去上海。为严防不测，中央工作组去上海，事先没有通知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单位是海军上海基地。直到深夜，中央才正式通知上海市委。
苏振华一行到了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住下后，就把马天水找去。苏振华郑重地告诉他：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1日上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找了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的情况由海军负责。上海警备区那两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
后来我听苏振华讲过，当时有人提议驻扎在无锡的野战军向上海方向拉练，造成一种威慑。叶剑英表示，不需要这样做，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
在苏振华和南京军区领导同志谈话的同时，林乎加、严佑民找我们这些先期到上海的同志开会。我们把到上海这10天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
林乎加对我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上海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两个笔杆子基地之一，原来是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四人帮”策划阴谋，写作班就是急先锋。
我有个亲戚，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是个部门的头头，林乎加找我谈话后，我就找他了解写作班的情况。他说写作组是核心，一共几十个人，他们也利用文科很强的“两校”：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为他们找资料、写材料，还联系一些社会上从事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人，有一个很庞大的关系网。
大概是第二天，林乎加通知我说改变决定了，要我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把党政大权夺过来。
10月21日晚上，在海军上海基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找来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他们：10月24日北京要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召开这样的大会。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苏振华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
谈完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回北京，彭冲回南京。
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根据中央工作组的人员住房登记表，工作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总数是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长干部59人。加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等媒体的同志，大概有250人左右。
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也贴出了大字欢迎标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进到文教组的情景。当时大概有10多个人在办公室外等着，他们知道我们进驻，就等着上访、控诉。我接待的第一个人是上海越剧团的朱锦多，他由于反对“四人帮”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我听了他的申诉很快给他平反了。他后来成了揭批“四人帮”的积极分子。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组办以后，很快感到人手不够，不得不紧急向中央各部委求援，要求尽快增派人员。各部委都积极配合，迅速增派。
到11月初，还对重点单位，如王洪文工作过并一直控制的国棉17厂、王秀珍的国棉31厂、黄涛的江南造船厂等，相继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加强对这些单位揭、批、查斗争的领导。
10月2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四人帮”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排挤出市委领导班子的王一平、韩哲一、梁国斌、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被请出来担任市委领导和配合工作。
苏振华讲话打开局面
10月27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主持召开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会议首先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宣布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任命及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欢呼。
接着苏振华讲了话，这是他到上海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强调，要把上海广大人民同“四人帮”的痴心妄想严格地分开，把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上海民兵同“四人帮”余党搞武装叛乱的阴谋严格分开。同时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端了出来。苏振华的讲话很好地贯彻了中央的精神，体现了很强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受到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对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斗争，起了迅速打开局面的作用。
10月27日全市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引起的震动，我举两件事情做例子。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大会上，张承宗站出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张承宗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
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再一件事情是有关我所在的文教组的。我们到文教组后，首先是找政治上信得过的人了解情况。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文教组副组长贺汝仪，说他是个老干部，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是谭震林从华东带到北京的，后来又回到了上海。
10月27日开会的时候，我还见到了他。可是第二天凌晨大概是5点多钟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后来担任文教组组长、上海市副市长）给我打电话，说贺汝仪跳楼自杀了。我说，我马上赶到他家里去。
我到后，看到尸体在楼下，我问公安局的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遗留的东西？
他说，贺汝仪身上有张纸条，纸条只有三个字：“丑死了”。
后来知道，贺汝仪在1975年底、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的时候，顶不住了，给“四人帮”余党写过一个材料，告发他的亲家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10月27日开大会，他一看马天水制造手铐的事情都捅出来了，怕自己写信告发他亲家的事情也在会上被揭出来，所以感到“丑死了”，就跳楼自杀了。
10月28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亲自坐阵，接连用了几天时间，以开市委常委会的形式，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参加，让他们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但他们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秘密策划的真相。
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意识到，光靠这样的会议不行，必须在会外组织群众揭发批判，再配合内查外调，特别是把那些组织武装叛乱、罪恶深重、民愤极大的人先隔离起来审查。
这样一来，揭露“四人帮”罪行、清查武装叛乱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就渐渐突破，很快搞清了真相。
10月30日，中央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会。
苏振华首先讲话，他说党中央对上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要把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斗争搞好。组织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委、部队各条战线的同志来上海工作，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第一，坚决按中央政策方针办。第二，依靠群众。第三，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我们来的人不能完全业务对口。对广大干部要惩前毖后，一看二帮。要把跟得紧、陷得深、参与阴谋活动的，与受了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区别开来。
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附录]著名的《文汇报》事件
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3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日，上海《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说，“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此后数天内，各地向《文汇报》社发出的抗议函电400多件，抗议电话1000多次。
这些文电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
对此，张春桥却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
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影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全国第一次有众多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3月30日，南京大学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在火车车厢内刷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宗标语。这些标语，随着南来北往的列车传向四面八方，起到了推动全国爆发反对“四人帮”活动的先锋鼓动作用。?您所在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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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与邓小平对着干(25)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目前，当当网、卓越网、北发网有售 　　发行热线：010- 　　邮购热线：010-
　　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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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阅读《“四人帮”兴亡》吧！作者：叶永烈
书籍简介：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全书共二十五章、一百八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作此书。希望通过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四人帮兴亡》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这是中国关于“四人帮惟一的纪实长篇，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作品。
当当网免费试读此书地址：/book_1701?ref=read-7-share粉碎四人帮后媒体如此为华国锋歌功颂德(1)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转折》作者：叶永烈&&&&&&&&尽管毛泽东“要宣传华国锋同志”，但是在当时却无法做到。因为舆论大权掌握在“四人帮”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被“四人帮”视为夺取大权的最大障碍，“四人帮”怎么可能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去“宣传华国锋”呢？&&&&&&&&在毛泽东逝世后，日晚上那干脆利落的“横扫”，使中国避免了“动荡”，避免了“血雨腥风”。&&&&&&&&领袖是政党的旗帜。平心而论，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失去了享有极高声望的领袖毛泽东，急欲填补这一空白，树立新的领袖华国锋的形象，原本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一向理平头的华国锋，也蓄起了朝后梳的“毛式长发”。加上华国锋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确实有几分毛泽东的样子。&&&&&&&&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其实主要依靠两条：一是毛泽东生前亲自选定他为接班人；二是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戴。&&&&&&&&第二条，老百姓个个心里明白，谁都吃够了“四人帮”的苦，用不着多说。在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并非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功劳；而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却几乎把功劳全都算在“英明领袖”的账上。报纸上成天在宣传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至于第一条，只有高层人士才知道。于是，华国锋拿出毛泽东亲笔手书“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在病重时所写的这六个歪歪扭扭的字，仿佛是封建王朝的“钦定传位手谕”，成为华国锋“即位”的依据。当时，在华国锋山西交城故居前的墙上，刷出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大字！&&&&&&&&其实，就连华国锋本人也感到光靠毛泽东这六个字，他作为“英明领袖”的声望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公布了毛泽东那段关于“宣传华国锋”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华国锋”热潮……&&&&&&&&一时间，中国各报各刊竞载“宣传华国锋”的文章，各出版社竞出“宣传华国锋”的书，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宣传华国锋”，实际上演变成了对华国锋的歌功颂德，演变成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为了“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对于华国锋的歌功颂德几乎涉及华国锋的各个方面。&&&&&&&&内中最热的是山西和湖南，因为华国锋曾在这两个省份工作过。&&&&&&&&山西交城是华国锋的故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书。&&&&&&&&中共山西交城县委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山西军区报道组、空军某部报道组、铁道兵某部报道组、《解放军报》记者在山西采访，写出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山西日报》通讯员、《太原报》记者、《山西日报》记者写出了《华主席关怀儿童团——访华主席工作、战斗过的古交区》。古交区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区，原属山西交东县。华国锋曾担任过交东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在古交区建立儿童团。报道说，那里的“红小兵”、“红卫兵”得知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发出“铿锵的誓言”：&&&&&&&&华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华主席的红小兵。&&&&&&&&华主席关怀儿童团，儿童团爱戴华主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书，记述了华国锋从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吕梁山区所度过的11个冬春。该书写道：&&&&&&&&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赤胆忠心干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华国锋同志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根据地建设、新区建设、作战指挥、支前、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人民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关于华国锋在湖南的报道更多。湖南，在当时被称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中共湖南省委在1977年第2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宣传华国锋”的重要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这篇文章用三个“者”来形容华国锋：“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相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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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中华网解决“四人帮”前，华国锋如何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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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林
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华国锋与毛泽东
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批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一行。此时，他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简单地寒暄几句，就草草结束了。6月初，毛泽东突发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之后，中共中央向世界公开宣布，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9月6日，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发出第23号电报，通报从9月2日以来，毛泽东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9月8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之后完全无法说话。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去向毛泽东告别。
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四肢发凉”。9月9日0点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点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点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电视里播出了人们悲痛欲绝哭泣的画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早在7月下旬，纪登奎、姚文元就已经代表中央政治局让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周启才起草了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当时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讨论悼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汪东兴突然对周启才说：“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所谓“三要三不要”，是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也表示赞成。“四人帮”都不做声。没有出席会议的汪东兴听周启才汇报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
追悼大会召开前10分钟，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面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人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这当然是捣乱。屁股不对着广大群众，就要对着毛主席像，别无选择。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举行
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在全国城乡、厂矿，在行进的列车、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像父亲一样主宰着他们命运的毛泽东，更因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沉重隐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中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与叶剑英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第二个是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在与“四人帮”斗争中，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是一个焦点问题
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毛泽东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只传达了前两句，后一句没有讲。华国锋传达这两句话时，江青、王洪文都作了记录，没有提出异议。
然而，毛泽东逝世后的9月16日，经姚文元修改审定，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用黑体字推出了一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写道：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姚文元于9月17日、19日、20日、23日连续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姚文元在电话里特别交代：“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之后，“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气氛在中央报刊全面铺展开来，特别是上海的《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遵循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下设四个小标题，分别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但是，华国锋在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里，并没有写这句话。
其实，“按既定方针办”本是一个错误记录，最早出自1976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7月30日晚上，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等人接见出席会议者。华国锋讲话说：毛主席最近有重要指示，给大家传达一下。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刚说到此，王洪文插话说：第二句后面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说：对，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由于王的这一插话，在场几位记录者都没听清华国锋那句“照过去方针办”。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于是主持整理者就按照大概意思，写成“按既定方针办”。整理稿送审时还说明，这句话好像是这样的。但主审者也没有改动，便批准发出。华国锋看到后马上说：不对，毛主席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我传达的也是“照过去方针办”，怎么变成“按既定方针办”了？但他并没有当成大事追查和通知更正。
当“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华国锋、汪东兴开始出面纠正。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件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本来乔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却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也同意张的意见。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责成其交代《永》文的发表经过和与姚文元的关系。日，《光明日报》党委报中宣部批准，对莫艾作出结论：《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命题、内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10月2日批示指出错误后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姚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10月4日晚，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0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
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结束，原准备在国庆节后10天再对“四人帮”动手
华国锋、叶剑英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后，开始准备具体方案。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住处，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两人初步确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并决定把这个方案在可靠者中征询意见。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结束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在全面分析和权衡了各种情况后，三人认为：政治局开会投票，我们有把握；中央全会开会投票，我们无把握。最后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华国锋提出“早比晚好，愈早愈好”，李先念、吴德均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随后，华国锋委托李先念将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表示完全同意。
10月2日下午3时，叶剑英又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指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备。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接着，叶剑英再次造访华国锋，希望华尽快解决“四人帮”。
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来开会。汪东兴直接对他俩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汪东兴要两人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晚9时，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华对他说：我和叶商议，由你先拿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来议定。汪回去后，又与张、武两人进一步商讨了方案，直到3日凌晨4时。对解决“四人帮”的顺序、处置待遇、行动时间、隔离地点、保密措施、分工配合等都提出了细则。为此，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包括“四人帮”历史和现行罪证，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人员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
10月3日（或4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华对吴说，叶剑英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剑英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如果这支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判邓小平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叶剑英已通过吴忠的老领导苏振华，做通了吴忠的工作。
吴德随后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德又按华国锋的指示找到陈锡联，陈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吴德与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汪把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向叶详细作了汇报：确定以召开会议的名义把王、张、姚找来中南海怀仁堂，名义是：一、讨论《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二、讨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解决顺序是：先解决王、张，再处置江、姚。毛远新区别对待，就地监护。叶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必会成功。要特别注意保密。
汪东兴、吴德在华国锋家里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商议。三人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选》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由华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组织的人分别对其隔离审查。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对她隔离审查。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在最后一次商议中，华国锋说，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但是，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叶剑英注意到这个情况，于10月5日下午找到华国锋紧急磋商，要求提前行动，尽快解决“四人帮”。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时间，提前到6日晚8时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下午，华、汪前去检查了准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
10月6日晚8时左右，“四人帮”被顺利解决，前后仅用时35分钟
日上午8时，汪东兴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内容有：一、研究《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下午3时，汪东兴把张耀祠和武健华叫到办公室，宣布：“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为完成这次行动，经过反复挑选，从中央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和中央警卫团的师、团、营级干部中抽调了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行动小组。第一小组组长李广银，负责解决王洪文。第二小组组长纪和富，负责解决张春桥。第三小组组长高云江，负责解决江青。第四小组组长滕和松，负责解决姚文元。
下午3时30分，汪东兴分别对每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宣布这件事是叶帅和华总理拍板的，并颁布了两条纪律：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将给予最严厉制裁。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30分，各路行动人员就位。汪东兴指挥对怀仁堂正厅进行了布置：北侧放了一扇大屏风，东边增加一排小屏风，场内摆放一张长条会议桌，后面放了两把扶手椅，所有文具、茶具都撤走。
晚7时20分，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是叶剑英。他对在场人员只说了一句：“好好地注意啊！”7时40分，华国锋来到。三人进行了简短商议，汪说：“可以说是万事俱备。”7时45分，华、叶、汪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在左、叶在右坐下。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央决定，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叶要汪坐下，汪谦虚地说：我不是常委，不能坐在这里。然后，他到屏风后面去指挥。
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与张春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他们已经预感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姚后来在审讯中交代：张春桥说，华对批邓不积极，“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姚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后来姚又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该提高警惕。”姚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张春桥十分清楚，那个“叛徒”就是指他。但他没有什么反应。姚文元还回忆了他被捕前的心情：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晚7时55分，王洪文第一个进了小门，身穿军上衣便装，夹着皮包，毫无戒备之心。两个行动组员立即从两边将他胳膊紧紧扭住。王涨红脖子咕噜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然后拼命扭动胳膊，蹦着双脚。后面的人抓住腰带将他提起，控制在华国锋正面。华国锋伸直两臂按在桌子上，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拉帮结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被扭离现场戴上手铐后，叹息一声：“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晚7时58分，张春桥心事重重地走进来，身穿灰色中山装。他迎面看到华、叶端坐中间的异常情况，放慢步子嘀咕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两个行动组员冲上去快速夹击，把他扭架到华、叶面前。华宣布同样的中央决定后，把张押出现场。张脸色铁青，两眼微闭，自始至终沉默，一声不响 。
解决两个人后，按原定计划，华国锋给姚文元打电话，叫他前来开会。安排好后，华问叶、汪：“还要我们出面吗？”叶说：“免了吧。”决定由武健华对姚宣读隔离审查命令，华亲笔给武现场写了手令。晚8时25分，姚文元走进来，三个人上去扭住他。他大叫：“谁让你们干的？”武健华宣读命令后，姚被架走。他一直在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被押解上车以后还不住地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组只好用毛巾塞住他的嘴。张耀祠那边的任务，是负责隔离审查江青和就地监护毛远新。
晚8时，张耀祠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等十几个人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入毛远新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看电视。毛远新立即站起来，关掉电视机。张耀祠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毛远新听完宣布，愤愤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然后就不再说了。一个干部上去缴了他的手枪、钥匙。
晚8时30分，解决江青。张耀祠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进了中南海新建的二0一所前门。江青正坐在沙发里，把脚跷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江青面前，拿着一张纸条宣读道：“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马晓先回忆说：江青听着的时候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又重复了一遍。江青这才站起身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订书机订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了张耀祠。然后，她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张耀祠同意了。然而，东西都收拾好了，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马晓先进去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思考着什么。江青随后出了卫生间，坐上了停在前门外的一辆大红旗轿车。就这样，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在晚7时55分至8时30分的35分钟内即全部束手就擒。
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因群龙无首，最终未能有大的动作
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华国锋立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
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会议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所召开。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按照与叶剑英商定的内容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对“四人帮”实行拘捕。李先念带头鼓掌。华国锋回忆说：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向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打了招呼，会议一致拥护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回忆说：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随后讨论中央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决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的中央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会议还决定，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议特别研究了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7日凌晨3时，会议结束，所有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玉泉山。
解决“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怀仁堂电话召来已经事先打好招呼的耿飚，让他带人去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月7日凌晨，按照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上海问题的部署，中央办公厅给上海市委打去电话，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当天由中央派专机接到北京开会。一向与“上海帮”对立的周非常爽快地答应，马却与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商量一阵，才满腹狐疑地出发。到了北京京西宾馆，他们接到中央的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私自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苏振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中央第一批打招呼会议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并且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及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四人帮”的批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了稳住和挽救马天水等人，华说：“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
叶剑英说：“四人帮”，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据地。“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李先念说：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对上海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马天水虽然也在会议上热烈鼓掌，回到住处却对秘书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搞一个假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也要大干或小干的。”但又叹息：“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看来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对中央要求他表态的事，第二天马不顾周纯麟的劝告，说：建议中央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张春桥在“一月风暴”、“大联合”中是有影响的人物，中央要慎重对待。
这时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焦躁不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四人帮”与马天水，感觉不妙。终于，他们从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得到含糊的回答：“老胃病复发。”于是紧急派人前往北京打探。10月8日晚，从上海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那里得到约定暗号：“我娘心肌梗死”——“四人帮”被抓。同时，“上海帮”安插在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电话报告：“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
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委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造反派头目，宣布：北京右派政变了，修正主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北京的回答则是：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出版《毛选》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指出：“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软一硬两项措施，把“上海帮”推到了两难处境。徐景贤考虑再三，不得不与王秀珍商量后同意上海两报转载中央两个决定。这时，接通马天水电话，马说：“见到了王、张、姚三位首长，他们身体很好，主要是工作比较忙，让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上海帮”半信半疑，却终于没有勇气发动叛乱。王秀珍电话通知：“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保留四位数（即3500人），恢复正常。”
10月9日晚，中央决定，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王经过通宵密谋，不敢不去，只好前往。10月10日，两人到了北京，中央给他们看了大量“四人帮”的材料，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崖勒马。同时，要他们每天往上海打一次电话，稳住上海留守的余党，“一切等他们回来再定”。这一招十分奏效，上海余党乱哄哄的，群龙无首，一直未能有大的动作。
中央工作组顺利进驻上海，“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之于世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说：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华国锋、李先念还分别建议倪志福、彭冲与苏振华一起去上海。其他人都同意。关于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最后确定的中央工作组总数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9人。
当晚10时，华国锋和叶剑英、陈锡联、纪登奎等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并继续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叶剑英严厉地警告说，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帮”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处。你们在上海同他们工作那么久，希望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要对他们阴谋篡党划清界限。华国锋说，要提醒你们，在他们蒙蔽下，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确实在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的问题作些自我批评。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马天水、周纯麟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表示要和“四人帮”划清界限。
10月13日上午，表态后的马、徐、王从北京回到上海。下午4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他们这帮人召开了最后一次上海市委常委会。马天水低沉地介绍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中间还夹杂着称“四人帮”为“同志”，被徐急忙打断纠正。徐、王也无可奈何地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刚传达完，黄涛放声大哭，指着马天水说：你在北京，原来没有看到王、张、姚……这不是欺骗我们吗！朱永嘉也边哭边斥责马、徐、王是“叛变”。会议室里一片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表示想不通，说凭这些材料就能抓“四人帮”？王少庸激动地说，我们上海这几年在路线上没有什么弯子可转……
马天水急忙制止大家，最后总结说：有想不通的问题，是允许的，认识总有个过程，不过我们大家要好好去想想。会议遂告结束，“上海帮”作鸟兽散。
10月14日上午，上海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区、县、局和大学负责人，下午开始向群众传达。上海沸腾了，全市一下子涌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从外滩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到处都贴满了标语。从10月15日下午起，手持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一队接一队来到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外滩人山人海。上海市委已经失去控制力。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十分紧张，于10月15日、18日连续两次电话向中央告急。10月20日，中央通知上海：“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据上海的要求，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给你们联系的。”
10月27日晚，上海市委领导干部会议在上海市展览馆宴会厅召开，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兼任第二书记，彭冲兼任第三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为了防止上海发生动乱，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来决定，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保密两个月以后再公布。但情况的顺利发展，使得这一消息10月中旬就在全国各城市争相传告了。10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即10月6日晚玉泉山会议上通过的16号中央文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全党正式公开。
日晚，新华社广播消息：“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由此，“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世。
：健康，然后家庭、事业、读书、旅行、财富、成就……，所有这一切，构成有品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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