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真阅读本文，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另类世界——题记　　　　前
言　　　　“封建社会”一词是外来语，英语为“feudal society”, feudal是封地的意思。　　“封建社会”是西方社会学家划分的一种社会形态，特指西欧的中世纪。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将“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将封建社会看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取代奴隶社会、孕育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　　中国古籍有“封建”一词，意思是“封国土、建诸侯”。唐朝柳宗元写有《封建论》，将夏、商、周、汉四个朝代认定为“封建”。显然，“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二字，是借用的这个词。　　　　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它的起始时间分歧很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中说，中国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显然，毛泽东认为，从周朝立国开始，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生产力角度认定：战国初期普遍使用铁器，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政治角度认定：秦朝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进入封建社会；　　有人从文化角度认定：汉武帝独尊儒术，实行意识形态统一，进入封建社会。　　一句话，何时进入封建社会，没有明确的标志。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根据最权威的认定，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封建制度结束的标志。　　不论如何算，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欧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都要长一倍以上。　　　　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社会形态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态，以此为标准，比较中国历史：如果二者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没有本质区别，中国就存在封建社会，反之，中国没有封建社会。　　　　如果将社会比喻为一个人，那么，经济是其身躯，文化是其灵魂，政治是其行为。　　　　*******************************************************　　　　西
部　　　　欧洲封建社会（中世纪）的时间划分：　　分为三阶段：早期，公元476—1000年；中期，公元年；晚期，公元1300年—1453年。　　　　一， 欧洲封建社会以前的基本社会形态　　　　大约从荷马传唱动人《史诗》的时代开始，到公元476年，欧洲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被掳掠者、以身抵债者。　　这段时期，影响最大的有希腊公民民主选举制、罗马共和制、罗马君主制三种政体，它们唯一共同点：奴隶被剥夺了政治、人身、经济权利。　　　　蔚蓝的爱琴海浩淼自由，像一个性感而野性的少妇。她天生的母爱，充沛的乳汁，为人类养育了第一个公民民主社会。　　雅典城邦，是古希腊公民民主社会最杰出的代表，一直延续了三百年。　　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雅典。由梭伦开始的、伯利克里完善的、带着兽性的雅典城邦公民普选制消失。　　亚历山大大帝东伐西讨、南征北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　　　　亚历山大非常尊重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极力支持亚里士多德办学，为其创办的吕克昂学院提供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和社会支持，并给学院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图书馆，从此，希腊的哲学、数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公民学、自然科学等，通过希腊语言在马其顿帝国广泛传播。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在33岁就因病去世，庞大的马其顿帝国由此分裂。在复仇的雅典公民面前，亚里士多德仓惶逃亡，于第二年凄凉地死在希腊北部的故乡，人类历史上一颗巨大的智慧之星黯然陨落。　　
　　欧洲古代史上的三颗智慧巨星，——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力图将人类从感受经验的幼童带进认知理念的学堂，虽然他们在善恶不分的公民社会里，结局都非常悲惨，可是，这师生三代却为人类寻找到一颗“理性种子”。
　　　　马其顿帝国最终被罗马共和国取代，它却将“理性种子”留在了围绕地中海的欧亚非大陆。　　“理性种子”包含着三种营养成分：完善、正义、科学。　　 需要等待的，是雨露和阳光。　　
　　“罗马共和国”大约开创于公元前510年，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中部西海岸，它是各个部族的结盟，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受希腊公民民主制的影响，创建了“人民大会”和“元老院”：　　人民大会民主选举执政官，每任选出二位，权力相等，互相监督和制约，任期一年；元老院（由离任的执政官和氏族长老组成）负责国家外交、财政、批准法律等。　　　　公元前450年，元老院根据人民大会的决议，制定“十二铜表法”， 规定了独立的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　　其后经过不断的修订和补充，《罗马法》确立，成了“一切公法和私法的渊源”。　　其特征是：私法大于公法，程序公正大于实质公正；　　其主要作用：保障私权利，限制公权力。　　　　公元前272年，罗马统一了整个意大利，共和国得到扩大和巩固；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以武力重新统一了罗马共和国，以其战功和威望获得元首独裁统治（元首：即元老院首席公民，也尊称皇帝），在他独裁统治的44年时间，共和国疆域扩张到了欧洲大陆、北非、西亚，成了罗马共和国最全盛的时期，可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却成了元首的附庸，“共和”成了“皇帝的新衣”，“法律”成了“皇帝的侍卫”，罗马共和国名不符实。　　　　公元三世纪后期，禁卫军首领戴克里先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自称其权利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封“君主”，由此，君主制形成。　　君主的产生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继承，罗马帝国名符其实。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了，《罗马法》留在了欧洲大陆（即“大陆法”），但是，该法只确定世人的行为规范，没有终极的善恶标准，既不神圣也不至上。　　　　一神教的诞生。　　连接“埃及文明”与 “两河文明（伊拉克）”的交通要道中，有一个叫做迦南的地方（巴勒斯坦），二个发达农业区域的经济互补、频繁往来，促进了交通要道迦南的繁荣，也使迦南成了商业重地。　　上帝耶和华才知道是什么时间，闪族中的一支游牧部落，被上帝驱逐出了神秘的“伊甸园”，流浪到了迦南这个土地贫瘠却商业繁荣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显示出了上帝赋予的经商才能。　　　　尼罗河两岸的富饶足以吸引任何民族，当这支闪族人看到他们的同族占领了埃及的时候，他们立即从迦南迁往埃及，靠着他们的经商天赋，过上了舒适的城邦生活，同时，也轻易地忘记了创造他们生命的上帝。　　　　背叛上帝是要遭受严厉惩罚的。　　埃及人的反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埃及人赶走了占领者，这些经商的闪族人立刻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　　重视农业的埃及人，其商业才能远远不及闪族人的天赋，但是，主子终究是主子，剥夺奴隶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埃及人制定了一个没有完全灭绝人性的法令：杀死所有闪族人的男婴。　　离开埃及，成了闪族人唯一出路，即使意味着离开繁荣、走向灾难。　　　　一个叫摩西的人，自称受上帝的召唤，带领着这些绝望的人逃离了埃及、返回迦南。　　在沙漠中辗转40年，历经茫然和困苦、战争和饥饿，很多人的意志发生动摇，为了坚定大家拥有自己家园的信念，用上帝凝聚人心，是不二选择。　　　　西奈山顶，坚韧顽强的摩西与上帝进行了40个昼夜的绝密谈判。最终，摩西与上帝达成一致意见，订立了严肃的契约：犹太人履行遵守上帝戒律的义务，上帝履行庇佑犹太人的义务。　　上帝用手指在二块石板上写下十条戒律，交给摩西带回，这些人最终相信了摩西的话，希望得到上帝的庇佑，对戒律顶礼膜拜，承诺遵守戒律，唯一信仰上帝。　　　　犹太人以信仰的方式表决通过《摩西十诫》：　　一，不可信仰耶和华以外的神；　　二，不可雕刻和信仰其他偶像，包括在埃及信仰的；　　三，不可亵渎耶和华的名字，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四，必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以祭祀上帝；　　五，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他人；　　十，不可贪婪，不可抢夺别人的财产。　　　　一个虔诚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形成了，世界上诞生了首个一神教：犹太教。　　人类对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开始有了敬畏之心。　　“摩西十诫”成了犹太教的教规，成了犹太人至高无上的法律，这件事大约发生在距今三千年以前。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将法律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有终极善恶标准的、任何人都要服从的至高境界：上帝！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实现了“在法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意无意之间，将人类带上了通向人间天堂的道路，尽管眼前的道路充满了荆棘。　　犹太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永不磨灭的巨大贡献。　　　　这个民族依靠自己的信仰，终于在巴勒斯坦成立了犹太人的国家：犹大国和以色列国。　　尽管他们与上帝缔结了合约，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却遗传给了他们，为了争夺地盘，对内对外战乱不停，互相仇杀。　　他们的贪婪，违反了上帝的戒律，再次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经过几个世纪，犹太国家先后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占领，其后，不由自主地沦为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附庸，绝大部分犹太人，流亡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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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日，夏历辛卯年八月十四日，对我来说，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
中国没有封建社会
中国只有在项羽时代
是封建国家
在项羽以前是文明国家
以后是流氓野蛮国家
　　留下来的犹太人中，耶稣诞生了，公元开始了。　　看到人间深重的罪孽，看到上帝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耶稣，一个最平凡的木匠，作出了一个最不平凡的决定：　　改变上帝！　　　　他在犹太教义（《旧约》）中寻找，终于，他找到了真正的父亲：慈爱的上帝（圣父）。　　慈爱的上帝住在充满光明、充满幸福、充满“爱”的天国，那里没有任何痛苦和悲伤。　　为了把世人带到天国去，耶稣招收了十二个使徒，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四处传道，吸引了越来越多贫穷的信徒。　　　　耶稣给信徒们布道的“福音”， 简单、清晰、永恒：　　虔诚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属于天国；　　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安慰；　　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继承这个世界；　　追求正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得到满足；　　慈爱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即将得到慈爱；　　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见上帝；　　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成为上帝之子；　　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　　　　耶稣，利用将树木改变成家具的木匠艺术，将严厉的上帝改变成了慈爱的上帝。　　耶稣的上帝：至善、永恒、全能，三位一体；　　耶稣的精神：普爱、宽容、同情，三位一体。　　　　耶稣成了犹太教的叛逆者。　　犹太人祭师根据《摩西十诫》第三条，依法对33岁的“万王之王”耶稣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钉死在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上见证了上帝的慈爱，他宽恕了行刑的刽子手和出卖他的使徒犹大，平静地回到了天国。　　他的普爱、高尚精神（圣灵）在人间“复活”。　　　　“圣子” 耶稣，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焕然一新的上帝：融合一切的终极的“爱”。　　他用“爱”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他用“高尚”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他是基督（希腊语：救世主）。　　　　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是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见证开始的。　　耶稣的使徒继续宣扬耶稣精神，他们与“犹太教”一刀两断，成立“基督教”。　　其教义宗旨：　　
A，信奉耶稣即是上帝；　　B，接受洗礼，确立洗掉原罪的决心；　　C，《摩西十诫》，拯救灵魂的神圣法律规范；　　D，《耶稣福音》，获得永生的高尚道德准则。　　 　　一个叫保罗、一个叫彼得的使徒离开了巴勒斯坦，分别在罗马共和国的各个民族中积极传播基督精神。最终，他们先后来到了共和国的首都罗马（约七百年后，信徒们的讲义和书信，被收集整理成《新约》，即：上帝和信徒订立的“新契约”——耶稣福音）。　　基督教宣扬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理念，获得了罗马下层民众的普遍欢迎，信仰基督的穷人越来越多，对罗马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多神教”，构成巨大威胁。　　“多神教”，没有终极的善恶标准，不能带来共同敬畏的神圣法律，也不能带来人人平等、互爱互助的高尚理念。　　　　那时的罗马共和国，元首是尼禄。　　公元64年，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在罗马城连续燃烧了六天七夜，雄伟辉煌的罗马城化着一片焦土。　　基督徒宣称“世界将要毁灭”的预言仿佛得到见证。　　因遭受浩劫而歇斯底里的罗马人、将火灾的原因归罪于基督徒，元首尼禄及罗马公民对基督徒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几千基督徒被十分残忍地处死，其中有保罗和彼得。　　　　镇压并没有让基督教灭绝，相反，基督徒视死如归的殉教精神却在罗马共和国传播，感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　　基督教终于成了平民及奴隶的精神支柱和幸福源泉：　　共同的信仰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卑贱的生命感觉到了生存的意义、享受到了生活的快乐、充满了对永恒的向往。　　　　其后二百多年，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多次镇压，但平民和奴隶的数量处于绝对优势，他们要尊严、要平等、要幸福的愿望谁也阻挡不了。　　基督教的影响，逐渐向罗马的上层渗透，“一神教”和“多神教”展开了剧烈的信仰搏斗，帝国的统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皇帝不断遭到暗杀，各地拥兵自重。　　　　要想稳固政权、重新统一帝国，利用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督教，是一个明智帝王的必然选择。　　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顺应民意，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利用基督教的力量重新统一了帝国。　　君士坦丁大帝双手将基督教推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舞台。　　当然，真正的推手是希腊民主制、罗马共和制留存下来的公民意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海洋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认同与融合。　　　　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支持下，基督教成立了统一的“天主教会”。　　由于“多神教”的剧烈反扑，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城失去了安全，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将治理罗马城的责任交给了天主教会，从此，罗马成了基督教神权的首都。　　　　公元392年，基督教击败了“多神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意识领域惟我独尊的时代，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由狄奥多皇帝的二个儿子继承，各自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城组建了东、西罗马帝国。　　　　奥古斯丁（公元345—430年），第一批杰出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将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二个世界”的哲学思想结合，提出阳光世界的“上帝之都”和影子世界的“尘世之都”学说：　　　　世人像罪孽深重的囚徒，生活在阴暗虚幻的“尘世之都”，由囚徒组成的邪恶国家不可能拯救囚徒自身，只有依靠教会对囚徒的灵魂进行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囚徒才能获得拯救、得到解放，才能进入光明真实的“上帝之都”。　　　　“上帝之都”的主宰是神权，“尘世之都”的主宰是政权；“二个都市”学说，成了天主教神学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亲手拉开了神权和政权争夺最高统治地位的历史大幕。　　　　***************************************　　欧洲古代史，是有相同平等精神的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两种文化的交媾，孕育了“理性种子”、“法治精神”、“普爱精神”， 也将“神权至上”和“政权至上”的激烈争夺留给了中世纪。　　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的黑暗之中，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
　　封建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外来语。当然只能按原本的意义来解，封领地，建诸侯　　
　　吕思勉说 汉代是封建制度的终结　　欧洲史分封制而后资本主义的　　为了给中国这匹马配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马鞍，难为历史学家把封建制度扩大了2000年，把资本主义萌芽了400年。这一点黄仁宇早有批评。
　　楼主是教徒么？感觉是在宣扬某教　　
　　二，中世纪早期（公元476——1000年）　　　　人类的出现，是从毁灭恐龙开始的；人类的发展，是从毁灭文明开始的；…………毁灭，是彻底的解放。　　被罗马人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部族，成了古罗马文明的掘墓人，中世纪的奠基人。　　公元476年，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他们占领罗马城，拆毁宫殿和剧场，取出石块去建造房屋和军事设施；他们破坏商业和交通，学校几乎停止，他们没有文字，不需要文学和艺术，不需要城邦。　　辉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毁灭了，旧制度毁灭了，西欧垮进了新世纪。　　　　日耳曼人确实是“蛮族”，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处于“原始公社”状态：他们的国家是由部族组成的，他们的部族首领是大家推举的，军事行动是共同决定的，取得的战利品是抽签分配的，谁也没有特权。　　他们的国家没有专职的军队和官吏，没有豪华的王室，即使是国王、首领，也和平民一样，过着自耕自足的农村生活，因此，几乎没有赋税。　　日耳曼人的习惯就是法律，法律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是共同的财富，谁都要遵守。　　他们将占领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包括以前的奴隶和隶农，极大的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　　　　一个叫克洛维的日耳曼部族首领，要在欧洲建立统一的王国。在一次战斗中，克洛维向基督呼救，转败为胜，于是他听从妻子的话，带领三千士兵皈依了基督教。　　这是克洛维的胜利，也是罗马教会的胜利。　　克洛维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终于在巴黎建立了统一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基督教也成了日耳曼人的信仰，天主教会有了新的保护人。　　西欧各个民族开始大融合，促进了基督教的人人平等精神与日耳曼人的原始公社平均思想融合在一起。　　　　奥古斯丁的“二个都市”学说，成了毁灭“多神教”的宗教武器，成了毁灭“没有终极善恶标准的世俗文化”的战斗武器，成了确立基督教神圣法律和高尚道德的理论基础，成了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　　基督教神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商业、没有城邦的时代开始了；《摩西十诫》与《耶稣福音》成为规范行为和道德唯一标准的时代开始了。　　　　克洛维将占领的土地分配给了部族成员管理，西欧仿佛回到了日耳曼原始公社制度。　　贪婪是人的本性。　　随着人口的增多，民族的混杂，建立在日耳曼原始平均观念上的土地分配制，崩溃是必然的。　　　　克洛维死后，他的子孙们为了争夺领地，互相残杀，战乱不断，将沉重的赋税压在了获得土地的民众身上。　　走投无路的农民，纷纷投靠寺院或者贵族以求自保。他们与寺院或者贵族签订契约，依照《圣经•民数记》的教义，农民向寺院提供10%的收获（什一税），以获得保护。　　动乱的年代，促使上帝的道德权威与古罗马的法制观念开始融合，使“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开始融合。　　　　不断增大的贵族势力，威胁着王国的统一，也削弱了国王的统治，国家权力落入“宫相”手中。　　宫相矮子丕平，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大权。他明白，要巩固政权，要改朝换代，要得到名正言顺的王位，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教皇的承认。　　　　公元753年，教皇斯蒂芬二世按照《旧约》中以色列国的加冕程序，亲自为矮子丕平涂圣油、加冕，丕平则表示了对教皇的臣服，开始了加洛林王朝时代。　　神权的缰绳套在了政权的脖子上。　　作为回报，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第人，将夺得的拉文那到罗马之间的“五城区”赠给教皇。从此，在意大利的中部，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存在了1100多年。　　　　矮子丕平死后，儿子查理继承了王位，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西欧大陆东征西讨，国家的版图几乎扩大一倍，查理国王亦然成了教皇国的忠实捍卫者，基督教的血腥转播者。　　　　为了巩固王权，查理国王完善了祖先制定的土地分封制度，国王与军事贵族之间订立土地租借契约：　　国王将一定区域的土地定期或不定期租借给贵族，贵族的权利是获得土地收益；贵族的义务是忠于王室，在军队中任职，为国王服兵役。　　相应的，贵族将土地划分与平民，并签订同样的契约，行使同样的权利、履行同样的义务。　　显然，这样的租借形式，土地的所有权在国王手中，贵族和士兵没有世袭权，只有履行义务才有土地的收益权。　　显然，这样的租借形式，农民仅仅和租借者发生契约关系，不与其他人发生隶属关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分封制度，使日耳曼人对首领的忠诚和依附，与罗马法律中保护私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规范结合，系统的封建制度形成了。　　当然，出现一个关键问题：谁来保证契约双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换句话说，谁来阻挡贪婪的权力对契约的破坏、对法律的破坏。　　　　对基督教极其虔诚的国王查理，自然要依靠教会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他知道，将契约提升到神圣的位置，共同拥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才能保证契约不受破坏、法律不受破坏。　　　　公元800年圣诞节，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尊其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大帝跪在了教皇的脚下。　　查理帝国形成，神权成了政权的合法来源，教会的神权成了约束皇权、维护法律、维护封建制度的强大精神力量，上帝成了契约的担保人。　　神权的缰绳在政权的脖子上套得更加牢固。　　　　由此，查理帝国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查理死后，他的三个孙子缔结合约，将帝国一分为三，成为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基本版图。　　　　信仰，明确了纳税与征税的权利和义务，它有力地防范了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抢劫——苛捐杂税，促使社会逐渐走向透明和公正。　　赋税由契约确定，契约由信仰保障，这一基本的社会机制，决定了欧洲的命运，必将决定全人类的命运。　　　　************************************************　　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土地的分封制成了基本制度，契约社会开始形成；　　文化：基督教平等精神、罗马法制精神、日耳曼原始习俗融合在一起，基督教神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成了维护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力量；　　政治：神权开始驾驭政权，承担起维护契约社会的责任，人类开始驯服第一只凶残的野兽：政权。　　欧洲的地平线上，射出了第一缕曙光。　　************************************************　　
　　三，中世纪中期（公元1000——1300年）　　　　野兽，绝不会轻易地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政权不甘愿受到驯服。　　公元1073年，“教皇国”教皇格列高丽七世颁布敕令：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统治所有的教徒，有权任命各国的主教，有权废除各国国君、审判和惩罚各国国君，任何人不得审判教皇。　　德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维护政权，拒绝接受教皇的敕令，自行任命德国主教，并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　　　　亨利四世凌驾于教皇之上、分裂教会的行为，受到教皇坚决而有力的反击：宣布剥夺亨利四世的权力，开除教籍。　　教士和公侯普遍支持教皇的决定，要求亨利四世暂时放弃国王权力，宣布效忠教皇，并且，必须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赦罪令，否则废黜他的王位。　　在信徒们的巨大压力下，亨利四世被迫签署了服从教皇的保证书，表示忏悔自己的严重罪行。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亲自到教皇驻跸地卡诺莎，向教皇谢罪。　　　　亨利四世赤足露顶，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四天，才得到教皇的传见。　　亨利四世俯伏在地：“教皇陛下，我的主，我冒犯了您，冒犯了上帝，特来向您忏悔，向上帝忏悔，祈求您和上帝的宽恕和慈爱。”　　教皇指出了他犯罪的严重性质后，仁慈地说：“从你此行来看，你的痛悔是真诚的。上帝永远是忍耐和宽恕的，为了他的慈爱，我将松开诅咒的锁链，让你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　　　　亨利四世虽然得到宽恕，但王权却受到威胁，德国公侯宣布废黜他的王位，选出了新的国王并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亨利四世并不甘心，用武力战胜了新的国王，亦再度宣布废黜教皇，并任命一名敌对教皇克莱芒三世，随即进军意大利，攻陷罗马，教皇格列高丽七世仓皇南逃。　　亨利四世要让教皇成为他的奴仆，为他的王权统治服务。　　　　公元1085年，格列高丽七世死于意大利南部，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于三年后在南部当选教皇，乌尔班高举“教权至上”的大旗，以基督精神号召，联合一切反抗亨利四世的力量，终于战胜了众叛亲离的亨利四世，夺回了罗马。公元1106年，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亨利四世死了。　　　　乌尔班二世“教权至上”的胜利，避免了欧洲走向“家天下”的歧途，拯救了欧洲。当然，根本的原因是广大的基督徒拯救了欧洲。　　这场神权和政权的争斗，最终由他们的继承者以协商的方式结束：主教在领地上的宗教权力由教皇授予，负责确立社会道德、垄断真理；政治权力由国王授予，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　　　　上帝的代表和人类的代表重申了一次《新约》中的约定：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当然，此约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凯撒（皇帝）必须是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奴仆。　　　　根据这一约定，执政者认定自己的权威来自上帝，上帝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执政者认为不同的信仰就是异端，容忍异端，会导致失去对上帝的敬畏，导致道德混乱；任其发展，就会破坏法律和秩序、社会结构分裂、危害王国的稳定和安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种语境下，只要谁被指控为异端，就会被当地的领主判定为严重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者一样被处以极端的刑罚，没有公正的审判，滥杀无辜比比皆是，许多不同见解的人成了世俗领主或宗教虔诚者手中“自由裁量权”的牺牲品。 　　　　教会看到了滥杀无辜的严重性，它违背了上帝慈爱之心，必须采取措施制止。　　公元1184年，教皇卢西乌斯三世为此目的创建了“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的宗旨：要让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得到公正的审判，审判由神学知识丰富的法官主持，其法律依据是《教会法》，并按照其法定程序审理。　　　　神学法官有责任按照基督耶稣的教导，把异端分子带入正途，让迷途的羔羊回到上帝身边；结果，宗教裁判所为绝大多数异端嫌疑人提供了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机会；只有极少的顽固异端分子（绝大多数是利用迷信骗人钱财的巫师）才会被宗教裁判所逐出教会，交给世俗法院审判，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火刑。　　　　宗教裁判所高于世俗法院，它可以审判任何异端嫌疑人，包括国王。　　宗教裁判所是“宪法法院”的雏形，是“依法治国”的进步，是国际法庭的先驱，《自然法》的司法者。　　宗教裁判所，成了统一思想的保证，成了维护法制的权威，成了上帝至高无上的标志，成了神权专制的象征。　　　　对王权的约束，是教会和贵族的共同目的。　　公元1215年，在教会和贵族的巨大压力下，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订立契约：《英国大宪章》。　　《英国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平民确立了一些政治权利与自由，如：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赋税由议会确定（无代表权不上税）；保护家庭、妇女和儿童权利；保障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实行政教分离；改革法律和司法，确立司法独立，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受到王权伤害，国王及皇室成员必须遵守法律。　　　　国王和贵族们经历艰难的讨价还价，对《英国大宪章》反复修订，定格为《英国宪法》。　　《英国大宪章》开创了“君主立宪”的先河，人类迎来了宪法政治时代。　　宪法：在信仰范围内，明确约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合同。　　　　契约社会，必然催生“人身自由”、 “经济自由”。　　农业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的增加，使手工业、商业逐渐发展起来。　　一部分人脱离了耕地，集中到了交通要道，专业制造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出售，随着行业的增多，逐渐形成市场，市场被高墙围起来变作城，“城墙”和“市场”组成了“城市”。　　　　这样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人口少则几千，多则几万。　　城市的手工业者，根据不同的专业分类，成立了自己的行会，每个行会选出自己的首领，设立会所，制定行业规范，避免无序竞争。　　随着商业的发展，各个行会又联合起来，成立了市场议会，选出了市场首席执政：市长。　　　　经过与国王、主教的谈判和抗争，大多数城市与国王、主教签订契约：城市缴纳税款，获得相对的独立，拥有自治权。　　市长成了城市的法定代表人，市场的工商业者，以前不论是自由民或是逃亡的奴隶，都成了权利和义务相等的自由市民（公民）；他们成立自己的法庭，铸造金属货币，成立保卫城市的军队和警察。　　　　商业的继续发展，使得城市间的经济往来逐渐频繁，与金属货币等值的“汇票”在城市间流动起来，为获取利息的“银行”应运而生，共同出资做生意的“合资公司”相继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逐渐增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各种生活规则相应出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法律法规，使地方自治不断完善。　　　　地方自治，意义非常重大：它使一部分权力（立法、司法、行政）从君王手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市民的民主权利；城邦民主制的复活，使不同地域能够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参与平等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欧城市，是现代商业、金融业的摇篮，市场经济的摇篮，资本主义的摇篮。　　《圣经》中的法律至上精神，《罗马法典》中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精神，再次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经济发展刺激贪婪的人性，必然产生扩张的欲望。　　公元七世纪初，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公元570年—632年）创建了“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彻底毁灭了古阿拉伯的“多神崇拜”文明。　　　　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任者建立起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于公元638年占领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在公元11世纪晚期，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及基督教圣殿遭到穆斯林的大肆破坏。　　　　公元1095年，在拯救圣地和救援东罗马帝国的口号下，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亲自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经历了前后九次东征，历时近200年，十字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耶路撒冷几经易手，最后，十字军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却为西欧打开了世俗文化封闭的大门，阿拉伯人和东罗马帝国保存并发展了的希腊科学文化重新出现在西欧人的面前　　　　理所当然，市场中的公民——市民，对知识的需求比贵族、骑士和农夫显得更加紧迫。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日起，罗马、希腊的世俗文明就在西欧沉寂了，只有基督教神学才得到迅速发展，以罗马方言拉丁语为专用语言的“经院神学”成了唯一的知识教育，除此之外，整个西欧处于文盲状态。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和城市，从查理大帝时期起，西欧就出现一些教堂学校，形成了大学的原型。　　公元1200年，巴黎大学得到国王腓力二世批准，成了欧洲第一所正规的现代化大学。　　其他大学相继成立，大学基本课程，仍然局限在文艺、医学、法律、神学四科，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被严格禁止，牛津大学的罗杰•培根因科学实验被长期监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样的大学，显然与市民的需求有很大距离，市民的自治精神与大学的思想专制发生巨大矛盾。　　矛盾常常演变为暴力冲突，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更能适应社会，学生们不断反抗、罢课，教会不得不顺应学生的要求。　　　　公元1231年，教皇敕书《学问之母》，成为巴黎大学大宪章。　　教皇承认大学为一个法人，在信仰基督的原则上，可以拥有自主性的建制、自主性的教学内容和形式。　　大宪章使大学从教会和国家独立出来，获得了教学特权和自治权，教学自由（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时代开始了。　　　　西欧大学，尽管在成立的初期仍然是禁锢思想的藩篱，但却是“经院神学”的巨大突破，最终，教师和学生拆除藩篱，编织成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摇篮，这是市民自治精神的必然结果。　　　　托马斯•阿奎拉（公元），是经院学校和巴黎大学共同培养出来的神学家，他为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无疑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自从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由于亚里士多德不信奉上帝，其思想被教会禁止，伟大的智慧逐渐被西欧人忘却。　　从东方走来的亚里士多德，吸引了阿奎拉的目光。他敏锐地感觉到：基督教的神学，不能抛弃亚里士多德。　　阿奎拉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证明《圣经》的上帝就启示在宇宙中，人类能感觉和认识的上帝就是：“完美、至上、必然、秩序、第一因，第一推动力”。　　　　在逻辑论证的基础上，阿奎拉将《圣经》的上帝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现实调和（即位格神），将上帝旨意和自然法调和，将信仰和真理调和，将宗教和政治调和，将启示和理性调和，将赎罪和自由调和，将拯救和道德调和，将至善、永恒、全能和完善、正义、科学调和，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融合在一起。　　　　阿奎拉毕恭毕敬地将亚里士多德引进了上帝的辉煌殿堂，将古典科学请上了庄严的神学讲坛，古典科学必将发生质的飞跃：　　从“探索自然理念”升华到“追求绝对真理”。　　　　************************************************************　　中世纪中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手工业蓬勃发展，出现城市，初步建立起规范的商业及金融业，有了市场经济的雏形、资本主义的萌芽。　　文化：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结合，为文艺复兴、为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政治：神权驾驭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宪政时代，平民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　　欧洲地平线上霞光万道，鲜红太阳喷薄欲出。　　************************************************************　　
　　四，中世纪晚期（公元1300年——1453年）　　　　迎着万道霞光，意大利诗人但丁（公元）耗尽毕生精力，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神曲》。　　诗歌《神曲》，是基督教神学指引文学的第一个作品。它将人的精神境界形象化、艺术化，精致地描绘了地狱、净界、天堂三个不同的精神境界，讴歌了真、善、美的光明，鞭笞了假、丑、恶的黑暗，大力宣扬救赎的进步意义（用敬畏上帝之心约束和驱除内心的恶魔：原罪）。　　《神曲》描述了神权高于王权带给人间的灾难，教皇是人，同样带着“原罪”的遗传基因，有了世俗权力，同样会变得贪婪、暴虐。　　　　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地租（什一税），以拯救圣地的名义，发动战争，教会的行为，引起一些民众极大的愤怒。　　市场经济使一部分人暴富起来，一部分人破产，贫富分化逐日增大。　　这些，使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动荡不安。　　　　但丁，将人类驯服权力的视线引向了教皇，并将驯服权力的希望寄托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不但驯服不了神权，就连政权也会失去约束。　　谁才是驯服权力的终结者？　　嘹亮的《神曲》，给欧洲人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场延续百年的战争，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与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法国王位继承权，也是为了争夺富饶的佛兰德地区，于公元1337年发动了长达116年的英法战争。　　战争给两国的市民和农民造成了极大伤亡，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主教和国王严重违反了上帝确定的税收规定，迫使市民和农民武装暴动。　　　　最著名的起义是法国的“扎克雷”起义、英国的“台勒耳”起义，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主教和国王。　　这二个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市民和农民争取自由、争取权利的斗争并未结束。　　法国人民在圣女贞德的激励下，最终取得了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英国人退出了欧洲大陆，在大不列颠岛成立了完全独立的大英帝国。　　　　人类的贪婪和暴虐，是对上帝违约，即使是仁慈的上帝，也要让故意违约者承担责任，接受严厉的惩罚。　　一场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突然降临到欧洲大地。　　　　公元年的冬天，鼠疫，——潘多拉盒子里飞出来的玩意，——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蔓延开来。　　一首开往西西里岛的贸易商船，带来了被鼠疫杆菌感染的黑鼠和跳蚤，通过跳蚤叮咬，很快传染到人，首先流行的是腺鼠疫，死亡率30%至50%，其后，鼠疫向欧洲大陆迅速传播，一部分出现剧烈的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黑死病），患者2到3天后就会死亡，后者的死亡率达到100%（这次疫情，甚至传到了中国，在北方引起大流行）。　　　　疫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几乎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密集的城市，死亡率达到50%，欧洲处于绝望之中，仿佛人间地狱。　　经济遭到破坏，信心遭到破坏；对教皇失望，对帝王失望。　　欧洲人盼望上帝给予新的拯救！　　　　一个叫约翰•胡司的神父向天主教会发起挑战。　　约翰•胡司，布拉格大学校长、伯利恒教堂神父。他看到教会在捷克的贪婪、腐败，决心进行宗教改革。　　他首先要否定奥古斯汀的“教会拯救论”。　　　　胡司认为：教会占有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没收教会的地产才能清除教会的贪婪和腐败，基督教才能真正占领道德高地；否认神职人员的特权，主张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徒可以不向神父忏悔而靠自己救赎；用强制手段对付基督之敌教皇，《圣经》是信徒的最高权威。　　　　胡司在捷克大肆宣扬他的思想，深受捷克人民的欢迎，产生很大影响。　　胡司背叛教会，教皇将他交给宗教裁判所审判，要求他改变自己的观点，遭到胡司拒绝，宗教裁判所只好开除胡司的教籍，将他交给了世俗法院，公元1415年，胡司被判处火刑活活烧死。　　　　胡司的死和教会推销救赎卷的行为，激怒了捷克人民，在胡司党人的领导下，捷克人发动了起义，反对教皇和德国皇帝，最终，起义被德国皇帝镇压下去，但是，“胡司教会”却在捷克独立了。　　这是一次很小的、却是划时代的宗教分裂。　　　　对思想的更大冲击来自奥斯曼帝国对东罗马帝国的打击。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就以正统自居（其教会也以正统自居，故名：“东正教”），他们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并且一直想重新统一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面对的劲敌却是波斯帝国。　　　　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时，达到了它的顶峰，大有统一罗马帝国之势，但在与波斯帝国的长期战争中，双方大伤元气，这为阿拉伯人的崛起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圣战”为名，南征北战，其强大的骑兵部队征服了波斯帝国，并相继征服了拜占庭帝国所属的中东、北非等地，仅仅经过30多年，穆斯林就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并实行与欧洲几乎相同的土地分封制度。　　　　阿拉伯人不断吸收古希腊、古波斯文化，使阿拉伯人的天文、数学、医学、光学等达到了中世纪时期的世界最高水平，甚至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术。　　遗憾的是，阿拉伯人的学校遵循严格的神学教育，不允许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为原则的教学自由，更没有自由的工商行业，因此，科学的发展一面受到宗教制约，一面失去市场经济对科学的巨大推动力，结果，希腊科学不断伊斯兰化，从公元14世纪后，停滞不前。　　　　公元13世纪早期，一支居住中亚阿姆河，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突厥人部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赶到了小亚细亚（土耳其），公元1299年，部落首领奥斯曼创建了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大肆进行军事扩张，于公元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定都于此，最终建立起连接东欧、北非、中亚的强大穆斯林帝国，欧洲的中世纪，也以此为标志，结束了。　　　　东罗马帝国覆灭了，它所保存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随同阿拉伯人的古典科学，一同流向了意大利。　　由于大学已接纳了托马斯•阿奎拉的哲学，学校有了教学自由，使得古典文化科学重新受到西欧人的重视。　　　　罗马帝国的毁灭，为欧洲人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一条哲学铺就的、永无终止的、通向绝对真理的现代科学大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　　中世纪晚期的历史进程：　　经济：市场经济在加速创造财富的同时，不断侵蚀田园诗般的封建制度，市场经济的扩张，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也显示出它的残忍和血腥；　　文化：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阿拉伯、波斯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开始孕育普世价值。　　政治：教会开始分裂，对神权的作用有了不同的认识。　　天空布满厚重的乌云，太阳顽强地从东方升起，欧洲人打好行装，踏上了追求绝对真理之路。　　**********************************************************　　
　　受教了，快快更新，迫切等待。你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空中鸟瞰它的全貌，令我欣喜惊叹。
　　宗教裁判所的新说法，让我耳目一新。　　可耻的学校教育。
　　我们的教科书每次谈到宗教裁判所都极尽泼墨为能事，将布鲁若和伽利略的事情抬上桌面，反复控诉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却不愿意思考，如果没有裁判，那需要用什么办法来给人定罪，更没考虑，裁判所对犯罪嫌疑人的某些客观的保护作用。
　　五，欧洲封建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中世纪后，欧洲掀起了“希腊热”浪潮，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思想，复兴和启蒙希腊的古典政治、古典经济、古典文艺、古典科学的时代开始了，新时代开始了。　　　　文艺：　　出现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康帕内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们宣扬灵魂拯救，将人性从贪婪、嫉妒、仇恨、争斗的罪恶中解放；他们追求至善至美、平等正义、人身自由。　　　　宗教：　　受约翰•胡司神父的影响，公元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开始了宗教改革，反对传统宗教和教皇。　　路德宣称“《圣经》拯救论”：不需要教皇和神父，人人可以当祭师；只要信仰《圣经》，囚徒就能得到启示、得到真理、得到拯救，得到人身自由个性解放，就能进入上帝之都；他要将教徒从教堂里解放出来，从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要打破教皇对真理的垄断。　　路德脱离天主教，在德国成立路德教派。　　受其影响，日内瓦的加尔文、英国的圣公会、清教（加尔文教分支）等教派相继成立，统称“新教”（即：新的基督教）；欧洲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教鼎立的局面。　　　　科学：　　随着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人们理解和支配自然的欲望日益强烈。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基础上，哥白尼、伽利略创立“日心说”；牛顿发现“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定律”，在亚里士多德“绝对静止”观念上建立起“绝对运动”观念；在以数学和逻辑推理建立起来的希腊古典科学基础上，伽利略和牛顿共同建立了以数学和实验为基础的现代实证科学。　　　　经济：　　公元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公元1497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印度；公元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以此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刺激市场经济向全球发展，最终导致以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政治：　　向全球蔓延的市场经济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也越来越强烈，对财富的追求，催生出一个残忍而血腥的殖民时代，殖民者将欧洲的经济、文化、政治三位一体地传播到全世界；　　公元1620年，由于受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歧视和排挤，102名平民及奴隶（其中35名清教徒），乘坐一条名叫“五月花号”的小渔船，从欧洲前往北美洲殖民。在登上北美洲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在上帝面前签定了一份公约：　　“为了国王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人扬帆出海，并即将在这块土地上开拓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和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等，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这就是决定美国历史进程的《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是基督教平等文化和古希腊公民政治的完美结合，它明确了“合法政权”的三要素：　　一，“合法政权”的权力来源：公民权利的部分授予；　　二，“合法政权”的政治基础：公民自治；　　三，“合法政权”的保障力量：是信仰绝非武力。　　　　《五月花号公约》，是以清教徒为主的契约。随着清教徒移民的迅速增多，殖民地力量不断壮大，美洲大陆民众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以武力抗争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公元日（美国独立日），美州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称：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只要来到人间，就有了不可侵犯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天生人权”。　　《独立宣言》向世界宣称：“信仰自由。”　　　　在基督教的指引下，人类终于找到了驯服权力的终结者：人权。　　人权，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石。　　阳光刺破了厚重的乌云，首先洒在了北美洲的大地上，“理性种子”获得了雨露和阳光，发出了嫩芽。　　　　***************************************************************************　　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社会迎来光明的时代；是人类制约权力、追求权利和义务人人平等的渐进过程，是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渐进过程，是人类追求高尚、真理的渐进过程。　　它以契约为建筑材料，以共同敬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上帝）为蓝图，建造了现代社会的稳固基石：　　权利大于权力，　　人权驯服强权。　　真理的太阳，永远围绕着人类旋转，照耀着温暖、光明、真实的世界。　　***************************************************************************　　
部　　　　中国古代史，一般是从周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结束，前后延续约3000年。这段时期，它的经济、文化、政治，无不以农耕为中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其主要特征：　　以获取垄断利益为目的的官僚经济，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封闭的经验文化，以夺取和巩固权力为宗旨的强权政治。　　　　一，经济：以获取垄断利益为目的的官僚经济　　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代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代表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证明，养育中华民族的，是以耕种为主、养殖和渔猎为辅的农耕经济。　　农耕经济的基本要求，谁耕种谁收获，因此，生产者必须占有相对固定的自然资源：土地。　　土地：一个（家）人，占有多了，耕种不完；占有少了，产出的粮食不够食用；这一基本原理，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基本特色。　　　　陕西半坡文化遗址显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以血缘关系维持的族群共同占有自然资源，是维持生产、生活的最好方式，也是摆脱孤独、获得安全的最好方式；这种方式，在原始社会几乎普遍存在，就连动物，也常常是以族群的方式生存，这是天性。　　　　父系氏族的出现，必然出现以家族为单位组成的部族，随着人口的增多，占有更多、更优质的土地资源，就成了部族最大的愿望，也成为家族的最大愿望。　　优质资源是有限的，部族之间争夺优质资源的战争，成为必然。　　战争，是自然淘汰的一种方式：胜利者占有了优质资源，逐渐富裕强大，成了主人；失败者失去优质资源，逐渐衰败没落，成了奴隶。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到夏、商朝，逐渐形成了以强大家族为核心的部族，拥有了对弱小部族的支配权。　　一支最强大的家族——陕西的姬氏家族，带领着跟随自己的部族，最终统一了长江、黄河流域，拥有了对这些地区的土地支配权，成立了周朝。　　周武王将占有的土地分封给姬氏家族的子弟和有功之臣，形成诸侯，诸侯再分封卿大夫，一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朝，彻底打破了部族之间的平等关系，形成家族统治，家族一代一代传承，形成宗族统治。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或者海洋经济的最大区别：前者的耕地资源更适合家族垄断，将土地分成适当的小块，租与他人，收取地租，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假如将草原分成小块，租与他人收取“草租”，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将海洋分成小块，租与他人，收取“洋租”，实在是有点自不量力。　　因此，土地适合家族垄断，家族无法垄断草原和海洋，只能与他人共享。　　　　为了更好地垄断土地资源，统治者将“自己的家”扩展为国，将国圈定为“自己的家”，“家”、“国”不分，成了“自己的国家”。　　从此，家族统治者就以家长的身份，将全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手中，“垄断”成了中国自然经济的主要特征。　　　　（一），土地垄断　　　　土地垄断是官僚经济的基础，家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垄断全国的土地，赋税成了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土地垄断的生动写照。　　夏、商、周朝普遍实行井田制，赋税的征收大同小异，比较明确的是什一税（即十分之一的地租）或者耕作九分之一的公田作为赋税。井田制一直延续到北魏，时间长达二千多年。　　北魏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按照男女人口分等级授田，按照相应等级征收赋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废弛，前后约三百年。　　唐建中元年，开始实施两税法，以资产、土地多寡为基础，每年分夏、秋两次相应征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　　各朝各代官方明文规定的赋税，整体来看，还是很低的，最高的赋税井田制也就九分之一，汉代“文景之治”，还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甚至一度“全免田租”。　　　　可是，这仅仅是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仁政”表演，并非是作为契约性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约定。　　这种恩赐的、不受制约的、没有法律保障的“仁政”，在强大的贪婪心面前毫无抵抗力，必然沦为苛政、暴政。　　　　姑且不说短命的秦朝、隋朝的典型暴政，就是三国时代的吴国，其竹简记录的农民赋税就到达40%。　　看看最具普遍性的明朝：　　明朝的商税初期是30取1（3.3%），万历时降到了1.5%。对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小生意、小商小贩免税（每两白银折合现在 500多元人民币）。　　农业税在洪武初为每亩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9斤），官田为每亩一至三斗。　　 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依据桌面上的规定收取的赋税，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帝国官吏的永恒传统，各级官吏通过潜规则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到的，却是这些正规赋税的若干倍。　　明朝末年的大臣刘宗周的奏章说，在正额赋税外的加派达到百倍以上，有些农民每亩税负达三五两银子，人们为此家破人亡。　　三五两银子，在当时能够买到上千斤的优质白米。可是，当时的亩产量，连皮带谷也生产不了这么多。赋税比土地上的所有出产还高，真是“苛政猛于虎”。　　明朝的官员规定的俸禄极低，但是，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尤其是数十倍于官员的大量吏员，更是没有俸禄的，他们同样有很体面的生活。他们能够在极少的、甚至没有俸禄的情况下，过着令人羡慕的奢华生活，证明他们有来源不明的收入。　　贪污当然有，但是，这是极少数，原因很简单，国家经费有账可查，明目张胆的贪污很可能被活活地剥皮赛草。　　他们的钱，大多是敲诈勒索来的，通过刮地皮刮来的，上面的吃下面的，下面的只好巧立名目，统统摊到农民头上。　　　　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分赃机制，顶端是皇室、朝廷大官，最底端的是不列入国家财政编制的胥吏、衙役。　　这些人依仗权力，专靠敲诈勒索过日子：征收白银，随意附加“火耗”；征收帛米，随意附加“样绢”、“耗米”；谁反抗就要受到严厉处罚，实际就是用权力抢劫。　　刮（抢劫）来的地皮，有相当一部分以陋规、常例等形式，上交到各级官员的腰包。　　　　即使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海青天”海瑞，根据某些人的研究，其朝廷俸禄根本不够维持自己一家大小的生活。他有母亲、老婆、孩子，佣人、还娶了两个年轻的小妾，凭一年七、八两银子（约现在三、四千元人民币），是不可能养活十几口家人的，所以，即使是海瑞，也要拿陋规。　　官场普遍如此，谁不拿就当不了官，也活不下去。　　
　　显然，不论是井田制、均田制、两税制，土地的所有制都没有变，耕者的依附性质没有改变；不论采取什么赋税制度，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征收，“自由决定权”都在主人及其家奴手中。　　这种高度的土地垄断，使潜规则成为常态：随意巧立名目，用苛捐杂税、自由裁量权剥夺奴隶的钱财，奴隶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与强权平等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反抗的方式，只能是武装暴动。　　刮地皮刮出了李自成，也就不奇怪了。　　　　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以“神”的名义确定了赋税的比例，谁也不敢违反“神”的旨意。可是，华夏文化中，不论是儒家的“天意”、道家的“道德”、法家的“法术”，没有谁能将赋税的比例提到神圣的高度，或者说没有谁明确过耕种者的神圣权利和义务。这一有意无意的缺陷，成了炎黄子孙积弱积贫的根源，成了炎黄子孙互相仇杀的根源，成了炎黄子孙沦落为囚徒和奴隶的根源。　　
　　作者：arglion001　回复日期：　22:29:47　 回复
　　　　　　封建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外来语。当然只能按原本的意义来解，封领地，建诸侯　　888888　　“封建”不是外来语，“封建社会”是外来语。
　　作者：maldini1999　回复日期：　22:30:48　 回复
　　　　　　吕思勉说 汉代是封建制度的终结　　　　欧洲史分封制而后资本主义的　　　　为了给中国这匹马配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马鞍，难为历史学家把封建制度扩大了2000年，把资本主义萌芽了400年。这一点黄仁宇早有批评。　　8　　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封建社会，哪来终结？　　如果是指分封制的终结，也不是在汉代，明朝同样实行分封制，真正的终结是清朝的康熙年以后。
　　作者：独拜润之　回复日期： 22:48:40　 回复
　　　　　　楼主是教徒么？感觉是在宣扬某教　　8888888　　如果叙述某教就是“宣扬某教”，那毛润之又在宣扬什么教呢？
　　分封建制也好，中央集权也好，只是政治组织形式不同，但其代表的生产力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农业文明。从生产力标准出发，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农业文明。只有中国人才是以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阶段。西方人以生产力划分历史阶段，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我们现在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
　　作者：空洛　回复日期：　10:56:53　 回复
　　　　　　受教了，快快更新，迫切等待。你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空中鸟瞰它的全貌，令我欣喜惊叹。　　　　希望本帖能带给你更多的“欣喜惊叹”。
　　政治：神权驾驭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宪政时代，平民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　　====================================　　不敢苟同。神权的确立，制约了政权，使得欧洲国家成为有限王权的国家，而中国等亚洲国家成为无限王权的国家。神权与宪政没有直接关系。神权并没有让平民获得权力。　　欧洲的神权制约与亚洲的无限王权相比，在农业社会盛期，社会要受双重剥削，农业生产力受到更大制约，此时期欧洲不如亚洲。但在农业社会末期这种制约又使工业文明的萌芽环境更为宽松，更容易走向工业文明。中国在农业社会发展中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最终没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中国的农业文明发展被蒙古人和满清人的入侵中断了。
　　作者：color_wolf　回复日期：　12:03:47　 回复
　　　　　　宗教裁判所的新说法，让我耳目一新。　　　　可耻的学校教育。　　　　希望本帖有更多的新说法，能让你“耳目一新”。　　为了特殊利益，歪曲事实、误导国民的教育就是可耻的。
　　作者：人生何乐耶　回复日期：　10:21:31　　作者：人生何乐耶　回复日期：　10:35:26　　　　　很感谢你对本帖的关注。　　很乐意探讨。　　“不敢苟同。神权的确立，制约了政权，使得欧洲国家成为有限王权的国家，而中国等亚洲国家成为无限王权的国家。神权与宪政没有直接关系。神权并没有让平民获得权力。”　　神权树立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这是宪政的基础；神权授予了君王权力（君权神授），而神权保障的社会契约精神使平民获得权利。　　以上就是本帖阐述的思想，也是“神权驾驭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宪政时代，平民获得了一些基本权利”这句话的含义。　　　　　　　　　
　　（二），商业、手工业垄断　　　　统治家族对重要资源和工商产品进行垄断，具体形式有：　　1，盐、铁专卖　　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政策起，就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其后，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官府垄断经营，可以任意提高价格，既征了百姓的税，又使其感觉不到征税，达到明偷暗抢的目的。　　汉初曾经开放民营，因为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直接威胁到家族统治，汉武帝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再次“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其后，由于各种原因，家族对盐铁专卖有所放松。唐朝安史之乱后，再度将盐铁专卖牢牢地握在手中。　　盐铁专卖使统治家族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品，其收入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财源。　　　　2，对各类手工业生产、销售的垄断；　　当陶瓷的生产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后，统治家族就开始进行控制，从唐朝起，统治家族就以进贡的名义控制了技术最好的瓷器作坊，从北宋开始将瓷器的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集中了所有的能工巧匠，不惜代价为统治家族生产“御用瓷器”，这一传统一致延续到满清帝国覆灭，景德镇就是官窑的典型代表。　　其他，对酒长期实行官府监制、专卖，获取暴利；武器制造更是民间的禁区，谁敢拥有和制造，就是滔天大罪；宫廷所用各种物品如丝绸等，大多由官府经营；唐宋以后，茶叶、糖、烟等亦实行政府专卖，攫取财富。　　统治家族对手工业生产、销售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资源、对工艺、对价格的垄断以获取暴利。这是权力金钱化的主要途经，这严重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自由竞争，严重破坏和阻碍了手工业生产向科技化、规范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转变。　　　　3，海洋封锁；　　《山海经》记述的神话“精卫填海”，流露出了华夏民族恐惧和敌视海洋的潜意识：欲填之而后快。　　秦始皇为获得“长生不死药”， 派遣术士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徐福“黄鹤一去不复返”。秦始皇站在海边那高高的山岗上望穿双眼，当突然明白被戏弄后，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却对茫茫大海中的徐福无可奈何，唯有在陆地上大哭大闹地发泄一通：焚书坑儒。　　秦始皇手中战无不胜的权力对自由宽广的海洋无能为力……　　从这个时候起，统治家族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对海洋的恐惧和敌意。　　　　对海洋充满恐惧和敌意的永久性标志：　　京杭大运河。　　南来北往的大宗物资交流，通过海洋运输，无疑是最快捷、最经济的方式，可是，历代统治者却故意避开海洋，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挖运河，改用效率低下、障碍重重的内陆运输，其真实目的就是迎合农耕意识，确保对百姓的有效控制、巩固政权。　　这无疑放弃了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阻碍了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海洋渔业的发展，阻碍了海港经济的发展，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几千年没有出现一个初具规模的海港，就是无声的控诉。　　　　从明朝开国起，朱元璋以同样的目的发布禁海令，封锁海洋成了基本国策，从此，中华帝国坚定不移地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为严防出现第二个徐福，明成祖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派遣无限忠于自己的、注定断子绝孙的太监郑和，率领二万七千多名士兵和船员七下西洋。　　作出这一决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封杀自南宋以来逐渐发展的西洋贸易，将卓有成效的民间商人当做海盗清剿，打击被迫违反禁令的海上贸易（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追杀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清除政权隐患）。　　　　郑和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为民图利；恰恰相反，他是为了炫耀君王的武力，加强海洋封锁，剿灭海洋经济，镇压平民，削弱民力，巩固靠反叛夺来的政权；说他是屠杀海洋经济的刽子手，实不为过；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实不为过。　　郑和七下西洋，更像一部滑稽搞笑的七集电视连续剧：不惜举国之力，浓妆盛彩地打扮一番，随着季风飘，跟着感觉走，摇摇晃晃的荡到印度洋，在列国面前卖弄几下天朝的恩威、太监的风采。　　　　满清进关后，大批汉民逃奔台Wan及东南Ya，对满清的统治形成潜在威胁。满清采取更加疯狂的手段封锁海洋，海岸五十里内设无人区：“片板不许下海。”　　统治者的疯狂，带来一场浩劫：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海洋渔业生产、通商通航的巨大功能消失殆尽，海洋经济悲痛地咽下了气，她亲吻的最后一滴海水，是自己的眼泪。　　　　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华帝国，拥有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七千六百个大小岛屿的庞大帝国（未包括高丽和越南），无比悲哀地成了世界上唯一恐惧和敌视海洋自由的海洋大国，无比悲哀地成了世界上唯一恐惧和敌视海洋经济的海洋大国。　　海洋是华夏帝国的大敌、是专制文化的大敌，海洋封锁，是统治者不能垄断自由宽广的海洋而实施的病态性报复措施，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影响极其深远。
　　人权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人文科技进步的加速剂。因为只有人权得到保障，才能对社会的人力资源达到最大利用，创造和生产才会增加。契约精神和权力博弈则是人权的保障。中国宋明之时，根本无人权概念，根本无法进入工商文明，无法达到那种社会，只是相似或逼近而已。神权与君权的博弈不过是表而已，关键是欧洲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贵族的权力不可视，如同中国的春秋时期，贵族与君主是十分接近的。神不过是名义而已。后来，神权的衰弱，应该和贵族有关。
　　任何名义（人人平等，契约精神等）都是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的借口，而神的旨意作为借口，更有说服力和凝聚力。贵族和君主的权利博弈，应该一直都存在着。宗教的出现，使得博弈有了差别，贵族开始崛起。同时贵族内部也有权力博弈。人权是欧洲人自己争取的，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博弈，逐渐得使平民的权力得到保障。个人感觉，这既是欧洲人的努力，也是欧洲早期政治制度发展提供的机遇。
　　对楼主对东部的评价不同意。西部的还可以。
　　作者：空洛　回复日期：　15:14:07　　作者：空洛　回复日期：　15:26:43　　　作者：空洛　回复日期：　16:00:34　　8888888　　有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很乐意探讨。　　“契约精神和权力博弈则是人权的保障”，对这一看法，我认为还有待更准确的叙述。　　正是一神教的诞生，才产生契约精神，正是契约精神，才明确了个人权利，有了个人权利，才最终产生了人权观念。　　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提出了个人权利的观点，但是，并未得到保障，和广泛的实施，正是基督教的人人平等精神，才使得个人权利得到确认。　　　　
　　而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作者：color_wolf　回复日期：　16:02:55　 回复
　　　　　　我们的教科书每次谈到宗教裁判所都极尽泼墨为能事，将布鲁若和伽利略的事情抬上桌面，反复控诉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却不愿意思考，如果没有裁判，那需要用什么办法来给人定罪，更没考虑，裁判所对犯罪嫌疑人的某些客观的保护作用。　　8888　　对“宗教裁判所”的攻击，最先是来自清教徒，嘛主义又大肆利用了清教徒的宣传，来攻击宗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布鲁诺与伽利略确实违反了《教会法》，在依法治国的时代，人人平等，不论是谁，都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　　这就是法制。
　　（三），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是华夏帝国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开始，至满清帝国覆灭，重农抑商都是历朝历代的立国之本。　　其主要目的：画地为牢，以土地限制人口的流动，稳定社会，强化统治基础；歧视商人、打击商人、掠夺商人的财富，限制民间资本的集聚，达到国富民穷，削弱百姓反抗能力的目的。　　重农抑商，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1，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萌芽；　　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这种土壤里具备资本生长的三种主要养分：自由、公平、法制。　　沮丧的是，经过严格的化验，中华帝国的土壤里，完全没有这三种养分；更沮丧的是，中华帝国的土壤里，却充满了官僚经济最适宜的三种养分：垄断、歧视、人治。　　　　有人认为，从明朝中叶开始，丝织行业的机房里就有了雇工，中国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不！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它和自古就存在的商人、作坊、矿窑、集市等等的性质完全一样，仍然是自然经济的苗。　　这样的雇工形式，和地主请雇工没有区别：所谓雇工，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独立人格和劳动自由，仅仅是雇主的附庸。　　这种雇工，在官府控制下的酒坊、瓷窑、盐铁生产及其他行业早就广泛存在；这种作坊，不可能组成行会互相规范，根本没有受法律保障的独立性；它生产的优质物品，受政府控制，不可能公平竞争和自由流通；它赚得的钱财，更多的是向购买土地和房产转移，不能转变成扩大生产的资本。 　　　　2，没有市场，没有城市；　　三千年中华帝国，一直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集市，于是有了“卖炭翁”，赶着牛车，带上自己生产的物品，临时集中在相对固定的地方，与需要者进行简单交换。　　这样的集市，当然就有“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强买强卖。　　　　《资治通鉴•宫市》一章中，对这样的集市有非常痛心的描述：　　皇家需要到集市购物，一般是官府主办，看上什么物品，随意给点钱物就拿走了；到了唐德宗年间，改由宦官购买，任意压价成了惯例，更有甚者，还安置一些地痞流氓守候在各个集市，以皇家的名义，随意拿取他人物品，或者用破旧衣物、丝织物染色后撕一块当做货款；许多人拿着物品在集市上出售，往往空手而归；名为皇家购物，实为抢劫，以至商家有好货而不敢出售，卖酒卖饼的小贩只好关门歇业。　　这样的集市，零零星星，聚聚散散，没有各种行业协会的互补协作，没有规范化的交易制度和监督制度，更没有具有人身自由的、受公正法律保障的公民，因此，不可能形成规模化的市场。它只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官僚经济的补充。　　　　没有规范化、规模化的市场就没有城市。　　三千年中华帝国，所有的城墙，都是保卫城墙内最高行政权力的官家大院：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万里长城；没有城墙的小小聚居地，也是权力者的独霸小院：乡、镇、驿、站、关、亭等等。　　这些都不是以市场为核心的城市，而是以权力为核心的“锦官城”。　　没有城市，更没有公民，当然没有市民。　　 　　3，嫁接的资本主义树枝必然夭折；　　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的双重打击下，满清政府不得不将挽救家天下的希望寄托在西方。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以自强为名，兴起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　　这是最能代表帝国特色的辩证法则：对西洋科技唯我所用，绝不改变根本。　　什么根本？当然是宗族统治、垄断经济及专制文化。　　　　在宗族社会，紧握枪杆子才有政权，军事工业理所当然是“唯统治者所用”的首选，于是，满清政府用搜刮来的钱财，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军事工业，开始建造枪炮、弹药、水雷、舰船等；按照西洋军队建制，组建了北洋新军以及北洋、南洋、福建海军等现代军队，最终不惜老百姓的血本，组建了“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　　　　在统治者眼里，西洋的社会体制，成了最可怕的洪水猛兽，不惜举国之力，对其妖魔化，对其极力防范和抵制，如：言论自由、结党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教学自由、公平竞争、司法独立、公推公选等等，而社会体制正是西洋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根本。　　 “唯统治者所用”而不是“唯民所用”的中西结合，无异于将西洋的树枝砍下来嫁接在中国的树干上，即使能存活，也是一颗畸形的大树；即使能结果，果子也是苦的。　　　　甲午海战，中西结合的北洋舰队在与全盘西化的日本舰队的决战中，悲壮而必然地全军覆没，洋务派“赔了夫人又折兵”，高丽因此而完全脱离华夏帝国。　　“夏四”汉民族，被迫吞下“中西结合”的苦果：慷慨捐赠二亿两白银，双手奉送胶东半岛、台湾省二块土地，乐得日本人笑掉了内裤。　　洋务派创建的西洋军队和军事工业，在专制、垄断的树干上，必然枯萎。嫁接的资本主义树枝腐烂了，蜕变成了官僚经济的支柱：国家绝对垄断的军事工业。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辩证纲领，在家族统治者的鼓吹下，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泛滥。这激怒了同样具有辩证思维的孙中山，他用大炮强硬地颠倒了洋务派的纲领，树立起革命党人的行动纲领：　　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　　以权力垄断经济、与民争利，是家族统治的基本手段和目的。　　没有契约精神，没有行业规范，没有自由竞争，没有公正法律，没有地方自治，生长不出市场经济的萌芽；反之，宗族统治者对经济的垄断却有越演越烈之势，官僚经济之苗在充满了垄断、歧视、人治的大地上茁壮成长。　　　　有一种抢劫，叫做垄断；有一种剥夺，叫做歧视。　　三千年的宗法社会，统治家族通过垄断和歧视，抢劫了奴隶辛勤创造的财富，剥夺了奴隶追求幸福的权利。　　********************************************************************************************
　　二，文化：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封闭的经验文化　　　　农业耕作、养殖，需要许多经验知识：什么地质气候，适宜栽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如何储藏、加工，如何喂养家禽、家畜，如何缫丝制衣；如何制造生产、生活用具，如何抗旱、排涝；……等等，对这些围绕土地的经验知识掌握得越多，生活才能越好。　　在远古社会，这些有用的经验知识，通过母女相传，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积累、传承下来，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对这些经验知识进行封闭式的积累和传承。　　继承了祖宗积累的农耕经验知识，仿佛就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仿佛就能无畏无惧、顶天立地；仿佛就能战天斗地、战无不胜。　　附带积累、传承下来的，是对祖宗的依赖和崇拜心理，对经验的依赖和崇拜心理。　　　　对祖宗的崇拜，对经验的崇拜，必然会出现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成相应的民族性：　　1，每一个家庭都崇拜自家的祖宗，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从而丧失了民族凝聚力；　　2，祖宗的辈分有高有低，子孙的辈分有高有低，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地位高低的区别，就有了尊卑的区别，不可能诞生平等观念；　　3，对祖宗的崇拜，树立和稳固了家长的绝对权威，无条件服从权威成了家庭成员的天职，从而丧失了各自的主见、独立的人格；　　4，每一个家庭崇拜自家的祖宗，维护自家利益成了道德的唯一价值取向，从而很难产生民族的共同意志及行为规范，很难形成共同信仰，很难产生互助互爱的精神；　　5，对自家的祖宗崇拜，必然不会崇拜和敬重他人的祖宗，如与他人发生矛盾，他人的祖宗就成了最大的攻击目标，互相“操你祖宗”，成了最大的民族共识，敬畏之心全然丧失；　　6，经验知识是认识客观存在的初级阶段，它是不断积累、不断修正而来的，必然会继续积累、继续修正下去：不同的经验，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相同的经验，亦可产生不同的后果。经验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形成对所有知识的不确定性看法，“不确定性”成了经验崇拜的固定思维，从而完全丧失了对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的追求。　　　　农耕文化的这些特征，从三方面表现出来。　　（一），祭祀　　最典型的“尸祭”：　　想象或者装扮先祖的灵魂，附着在长子、长孙身上，一家大小按照一定的形式，对其顶礼膜拜，这种祭拜活动，称为“孝”（“孝”是会意字：失去了“匕” 的“老”，覆盖在“子”的上面）；　　想象或者装扮成长子、长孙有先祖的灵魂附体，所言所行皆为先祖对子孙的关怀、发家致富的经验，一家大小听之信之，就是“仁”（“仁”是二人，即一个人的灵魂附着在另一人身上）。　　祭拜祖宗的方式和目的，在《左传•季梁谏追楚师》中，有很生动的记述：　　献上膘肥体壮的牺牲，表示六畜兴旺；献上洁净饱满的粮食，表示五谷丰登；献上醇香甘甜的美酒，表示幸福美满；献上虔诚的颂词，祈望祖宗降福于后人。　　　　对祖宗的爱戴、对祖宗的感激、对祖宗的诚服、对祖宗的依赖，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祭祀祖宗的习俗，五千年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它是华夏风俗文化的源泉，以“仁孝”为主要成分的泉水，浇灌着华夏土地，养育着华夏民族。　　　　（二）,神话。　　自家的祖宗是灵，他人的祖宗是神（鬼），于是诞生远古神话。　　中国的远古神话，最具代表性的是：盘古开天、共工触山、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等，这些故事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三五历记》等书，成书年代为战国、西汉、三国时期，这些神话的传说起源于何时何地，已经无从考证了。　　　　这些神话故事，主要显示祖宗的超人力量和造福子孙的丰功伟绩：他们开天辟地、造人补天、崩地填海、射日奔月，他们对大自然为所欲为、战无不胜，没有流露出一丁点敬畏之心。　　这些神话的情节非常简单，想象力极其贫乏，互相之间几乎没有连贯性，人物之间很少有交往和比较，人物的性格幼稚，动机亦很单纯。　　　　所谓的神，除了一些蹩脚的超人力量外，根本看不到为正义献身的高尚，更没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善恶的神圣，他们就是一些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所谓的神，都像盘古一样，是在天地之间、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神是在天地之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位格神），这样的神，就是“人格神”、或者世俗神。　　这样的神，是华夏帝国“人神不分”的根源。　　　　在这些神话故事的基础上，演绎出各色神话：巫山神女、牛郎织女、玉皇大帝、龙王阎罗、财神灶君、城隍土地、小鬼半仙、……等等等等，华夏帝国供奉的神人之多、之杂、之贱、之俗不可耐，当惊世界殊。　　　　华夏神话，充分表现了对共同意志的亵渎和否定，对神圣和高尚的亵渎和否定，由此迅速沦落为完全丧失神圣和高尚的庸俗文化。　　这必然导致供奉神灵的个体化和势利化，必然导致供奉目的唯利是图、为我所用，最终沦落失去共同行为准则（法律）、沦落为最迷信的民族（至今，我们绝大多数人信奉神灵的目的极端自私：升官发财，消灾祛病）。　　　　神话是一个民族童年性格的自然流露，对民族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看一双典型的例子：　　普罗米修斯和嫦娥都是因为盗窃而犯事，分别享有极其悲剧的结局，因此受到各自民族深深喜爱，当做英雄美人的化身。　　稍加比较，不难发现：　　普罗米修斯是抗拒强权，为人类获得温暖和光明而献身，宁愿忍受神鹰每日啄食肝脏之巨痛而绝不屈服，显得无比高尚和神圣；　　嫦娥却是损人利己，偷食丈夫的长生不死药而仓惶逃亡，奔入月宫遭受永恒的孤寡凄凉而漠然不悔，显得无比阴暗和卑劣。　　　　奥林匹克的圣火传递，就是弘扬普罗米修斯精神，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温暖和光明；　　可是，至今不明白，中国的探月飞船为何冠名“嫦娥”，难道在向世界暗示：依靠盗窃就能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　　普罗米修斯和嫦娥，英雄和美人，实在不能中西结合。　　　　华夏的神话故事，很自然地流露出祖宗崇拜导致的性格特征：封闭、狭隘、偏执、阴暗、损人利己。　　　　（三），《易经》　　《易经》是华夏民族幼童时认识自然界的结晶，是经验文化的结晶。　　据说，《易经》起自伏羲所创，以代表山的“艮卦”为首，称为《连山易》；到黄帝时候，改为代表地的“坤卦”为首，称为《归藏易》；到周文王，改为代表天的“乾卦”为首并对其演绎，始称《周易》。　　《易经》的基本原理是太极：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太极生两仪（阴爻和阳爻），两仪生四象（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生八卦（乾、坤、震、巽、艮、兑、坎、离）。　　　　据称，周文王将八卦复制，以两卦一组依次重叠为六十四卦，卦卦相连、首尾一体形成连环，对其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形成《周易》。　　《周易》每卦六爻，两爻一组，从下向上分别代表“地才”、“人才”、“天才”；人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融为一体，“天人地”的阴阳互动，暗示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变化。　　　　“天人地（天人合一）”的阴阳互动，体现在五行，——金水木火土：乾、兑二卦代表“金”；坎卦代表“水”；震、巽二卦代表“木”；离卦代表“火”；坤、艮二卦代表“土”。　　“金水木火土”前后相接成一个圆，顺时针依次相生，间隔一个相克，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不断循环的有机整体。据称，《周易》蕴含着博大精深的“道” ，其实，《周易》的道与幼童游戏“老虎、棒子、虫子、鸡”的道完全一样。　　　　《周易》仿佛揭示了宇宙中的所有真理，解答了人与自然的所有问题，能知道过去一切、预测未来一切，形成了随心所欲的、包罗万象的“算命理论”，为求神问卜、修道成仙、人神一体提供了一套完美的忽悠依据。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相生相克。”就是《周易》表达的文化精髓，华夏帝国最基本的世界观。　　　　周而复始，永远封闭，如果众生平等，没有尊卑贵贱，没有你死我活，倒也得过且过。可是，一句提纲挈领的解释，却打破了平等、打破了和平，露出了祖宗崇拜的本来面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经 .系词上》”　　　　天地分尊卑，阴阳分尊卑，世人分尊卑，万物分尊卑。祖宗崇拜导致的尊卑观念，铭刻在华夏民族的脑子里，融化在华夏民族的血液中，铸就了坚不可摧的主子意识、奴性意识，这种阴阳人格的形象就是“太极图”。　　　　太极是井底，八卦是井壁，《易经》为华夏民族建造了一个美轮美奂、固若金汤的水井，并以“仁孝”为水源，将众生牢牢地禁锢在井底。华夏民族就在井底里我尊你卑、相生相杀，繁衍和绝灭永不停止的轮回。　　“尊兮卑之所倚，卑兮尊之所伏；退兮进之所倚，进兮退之所伏。”　　《易经》，铸就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牢狱：井底文化。　　　　****************************************************************　　祭祀、神话、易经，结成一粒华夏帝国的文化种子，这种子富含三种营养成分：专制、封闭、无神论。　　这粒种子必将在五行混杂的肥沃土壤里、阴阳八卦的舒适环境中蓬勃生长，结出丰硕的苦果：巫术。　　*****************************************************************　　
　　欧洲古代史上的三颗智慧巨星，——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力图将人类从感受经验的幼童带进认知理念的学堂，虽然他们在善恶不分的公民社会里，结局都非常悲惨，可是，这师生三代却为人类寻找到一颗“理性种子”。 　　--------------------------------------------　　苏格拉底被公民社会以传播异端杀害，柏拉图被公民社会卖着奴隶，亚里士多德也被迫流亡，哎，当时的公民社会，也是一种民主暴政喲。
　　我只能说楼主是一个彻底的以西方的立场思考中国的脑残。　　　　祭祀、神话、易经，结成一粒华夏帝国的文化种子，这种子富含三种营养成分：专制、封闭、无神论。　　　　这粒种子必将在五行混杂的肥沃土壤里、阴阳八卦的舒适环境中蓬勃生长，结出丰硕的苦果：巫术。　　　　额的神呀，楼主，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楼上的，难道你只会骂街，不会用事实说话呀？　　你有不同的观点可以提出来与楼主辩论嘛。
　　周武王灭商汤后分封列国，建立周朝（西周），开始家天下统治，其后，由周公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宗法制度，稳固了周朝，奠定了华夏帝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延续三百余年后，（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引起社会大混乱、制度大混乱、思想大混乱，形成春秋战国时代。　　如何才能维护宗法制度，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　　祖宗崇拜沉淀的潜意识，引申出了许多思想流派，他们紧紧围绕强化自己家族统治这一共同目的，纷纷为自己家族提供各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一家争鸣”的壮观场景，其中，儒家、道家、法家在争论中先后获得统治家族内的认同，取得传播的特权，最终三流归宗，混一成华夏民族的灵魂，在东亚一隅稳住了脚跟。　　（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士”都是姬氏君王的子孙，故而对“士”尊称“子”或者“君子”。 所谓“诸子百家”， 其实是诸子一家（姬家）；他们的争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一家争鸣”，绝不是“百家争鸣”。）　　　　（一），儒家：祖宗崇拜的全方位展示。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将源于祖宗祭祀的“仁孝”二字作为理论核心，并将同样来源与祭祀的“义、礼、智、信”作为实施“仁孝”的辅助手段，以稳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恢复社会秩序、巩固家族统治的目的。　　　　“仁”的本意是精心养育子女，“孝”的本意是尽心赡养老人。显然，“仁孝”其实是“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像“不能偷盗”、“不能随意杀人”一样，是 “人”的基本义务，拒绝履行义务，必须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孝的核心是“顺从”，顺从是奴才的基本特征。　　儒家将 “孝”当做了最高的道德标准（百善孝为先），当作治理国家之本（以孝治天下），并赋予“仁孝”尊卑内涵（上慈下孝），以至将“孝”扭曲成极其疯狂的道德：《二十四孝》。　　结果，“善良、诚信、同情、宽容、感恩、担当责任、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等等人类最高尚的道德，统统被“孝顺”驱赶出了容量有限的心胸，使得帝国文化在弱化道德、强化“孝顺”的邪路上，很快走向了善恶不分的漩涡、道德崩溃的深渊。　　　　拔高“孝”，是为了突出“忠”。　　（孔子门徒）有子说，孝悌的人，冒犯尊长的极少，这种人更不会大逆不道了（《论语•学而第一》），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儒家将“家国一体、忠孝一体”拼凑得天衣无缝：　　君父对臣子仁慈，做个好主子；臣子对君父忠孝，做个好奴才；由此建立起君臣和谐、父子和谐、社会和谐的理想家国，成了儒家追求的王道乐土。　　　　将对祖宗的“孝”，演化成对统治家族的“忠”；将崇拜祖宗权威，演化成崇拜君王权力，这是祭祀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