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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改革
来源：学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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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深化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一定要以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我国的企业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对改变传统计划体制下企业只是单纯生产单位的状况起了一定作用。但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既没有涉及到企业的产权制度,也没有根本触及到企业的经营机制。因此,进入9o年代后,人们把企业改革的重点转向企业经营机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企业经营机制作为观经济机制,其最基本的功能,在于自动调节有机体内的各种活动,使其运行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抓住了企业经营机制,确实抓住了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但是,为构筑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抓住经营机制的转换还远远不够。
　　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面转换,意味着企业经营机制的全面变革。这种全面变革只有建立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原有的产权制度与新经营机制的碰撞与磨擦就会导致企业行为的双重扭曲。结果.
　　新的企业经营机制不但不能确立.企业改革之初所获得的初始动力也有可能丧失殆尽,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在新的改革阶段处于发展乏力、效益低下的状态。这一点,已经为这几年的实践所证明。
　　第二,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不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沿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思路推进企业改革,人们曾把企业改革的任务确定为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从而主张两权相对分离。现在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改革,首先必须破除这些&相对&理论。
　　两权相对分离理论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传统体制把计划配置资源看作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循着原有体制修修补补的思路推进改革,必然不能完全放弃直接控制。而为了维护直接控制的有效性,就不能将经营权完全放给企业。这里涉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放弃直接控制后能否实现宏观结构均衡。实际上,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向确定后,市场确实有力不能及的领域及市场信号失真之处。矫正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缺陷,确实要求政府发挥特定的宏观调控功能。但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途径决非直书目窿带卜一种形式,它尧全可以凭借间接控制手段来实现宏观结构的均衡。这种间接控制途径包括模拟市场、矫正市场、补充市场等具体方式。所谓模拟市场，是指国家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运用经济杠杆，直接规定市场信号，以此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所谓矫正市场，是指国家运用税收和信贷等手段，矫正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中所出现的短期信号导引偏差，以保证其调节方向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长期要求。补充市场的主要手段是政府投资。即对那些市场调节力不能及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以有意识的政府投资方式补充其不足，来保证结构本身及其演进的合理性。可见，国家在结构领域，即使放弃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也还是能够保证宏观结构关系合理化的。
　　两权截然分离的较好形式是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的分离。在这种形式中，国有制企业具有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而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的形式则体现在企业实现利润中交给国家的部分。这种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恩格斯曾经探讨过的那种&租赁&关系。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不致损失，国有资产的管理系统有必要对企业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的权限不应扩大到国有资产保值的范围之外。
　　第三，市场经济要求规范式的企业改革，以消除市场竞争中的非公平性。
　　市场竞争的开展以起点的均等，以竞争规则的统一为条件。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离开公平竞争，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秩序。可是，以承包制为基本形式的改革，却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市场主体的非公平竞争，从而引发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在企业改革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规范式改革思路，一种是非规范式改革思路。于1987年在全国普遍推开的承包制改革，就是一种非规范式改革。1984年前后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就是一种规范式改革模式。现在看，实行承包制确实有其客观必然性，其历史功效不容否认。但是，这种非规范式企业改革的体制依据，说到底，还是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规范式的企业改革模式应成为我们的基本选择。
　　二、承包制改革的成败利钝为探索企业模式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我国的企业改革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为出发点的。十余年来，企业缺乏活力问题有所缓解，但距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今天探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模式，必须在十年改革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前进。简言之，承包制改革的成败利钝，为我们在新的思路下探索企业模式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承包制改革的最大成就，在于冲破了传统体制下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使企业开始从行政&怀抱&中走向市场，为企业接受市场导向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它在推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的作用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非规范的市场条件下，为不同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前提。特别是在最初两年，承包基数的确立虽不科学但较为合理。它堵住了企业的退路，迫使企业进入市场积极参与竟争，结果推动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二，在前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政府职能刚刚开始转变的情况下，承包制利用、适应了这种特定的行政职能。
　　第三，承包制简单易行，也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简单到复杂的正常逻辑过程。承包制的突出特点是责任、利益关系的透明度高，又简单易行，便于推广。这就使它成为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
　　但是，承包制还是一种很不完善的两权分离形式，它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要求必须有新的形式取代它。
　　就企业走向市场所要求的相应机制而言，.当前承包制企业至少存在这样三个方面的问一题:
　　第一，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政企不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有所强一化。
　　第二，政企不分，企业承包基数确定上的.非规范性，以及政府交替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企业兼行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使承包一企业负盈不负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第三，企业自我发展乏力，企业未能形成一自我发展机制，是承包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更一为严重的间题。
　　一由此可见，解决承包制中存在的弊端，是我们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新的出发点。而实一践已经表明，在承包制本身的框架内，这几个一问题事实上是难以解决的。
　　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又一次呼唤股份制改革
在我国14年改革过程中，股份制改革曾几度提出，又几度搁浅，并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思考企业模式的总体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提出股份制改革，则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有许多人也是从经营方式变革的角度主张股份制试点的，但实际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股份制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掌握所有权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全体人民的代表即国家，而是国家、企业及持股者个人。显然，这里已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是一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形式。它本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一个重大变革，甚至可以说是所有制关系的局部变革。这种局部变革使企业产权界限得以明晰，从而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基础。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股份制改革能够解决承包制中不能解决的三个难题。
　　第一，股份制会在全新的规范中消除政府对企业的经常性干预，为政企真正分开提供前提。在股份制企业中，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作为资产所有者意志的代表，与企业经营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这样，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以所有者代表身份对经营者的外在资产约束，就既得到了硬化，又避免了在原有企业体制下外在约束硬化势必加剧政企不分的结果。
　　第二，股份制改革可以解决企业负盈不负亏问题。企业不能自负盈亏，症结在于企业经营责任的非确定性和外在约束的软化。股份制的实行，使企业经营责任自然明晰。同时，企业外在约束也由于外在约束职责的分散和职能的专门化而真正得以硬化。
　　硬化外在资产约束的关键是外在约束职责本身必须分散化和职能的专门化。而这一点，在目前的国有制企业中，在现行的两权分离模式即承包制中，却是做不到的。这里，分散化是专门化的基础。只有将外在约束分散给一个一个的具体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才能使这种监督和制约功能专门化。
　　股份制企业外在资产约束的硬化，使得董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完全能够及时防止企业经营方面出现的重大失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同时，对严重经营不善者，董事会可以就地罢免。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负盈不负亏问题。股份制企业，特别是公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监督和约束。一是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上非经常性的用手投票，一是股票市场上经常性的用&脚&投票。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前者，使前者更接近于科学。这一点是任何个人监督和个人智慧所不可比拟的。
　　第三，股份制改革还可以解决企业自我发展乏力问题。长期么来，企业不能自我发展，症结在于缺乏自我积累能力。这个问题在承包制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承包制企业中较普遍的短期行为加剧了企业自我发展基金的不足。股份制则不是这样。股份制企业的扩张与收缩与其经营效果紧密相联。企业效益好，企业为了自身发展，可以扩大股票发行或出售股票。这样，企业就可以得到双重的发展基金:其一，股票本身不还本，这笔资金等于企业无偿使用;其二，出卖股票可以得到创业利润。这双重发展基金是其他任何企业模式都不可比拟的。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一处于亏损状态，仅有三分之一效益较好。这就决定了当前全面推开股份制改革的非现实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呢?我认为，作为中间过渡形式，现在似应在大多数企业推行&准&资产经营责任制，从而为将来全面推开股份制奠定基础。
　　资产经营责任制虽然也是一种经营责任制，但其与承包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统一的资金利润率来界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因而是一种规范化的企业改革模式。它之所以在前些年没能普遍推开，主要由于市场的非规范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平均利润没能形成。本文所说的&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着眼点，是行业内的统一利润率。在现阶段，我们可以用行业内的统一利润率来确定行业内的资产经营责任系数，首先在行业内做到经营责任的规范化。行业内的统一利润率，是与价值同时形成的。商品经济无论发达与否，价值都是一个客观存在，根据价值关系确定资产责任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根据行业统一利润率确定行业内不同企业的资产经营责任，其修正值是各企业无形资产(如技术水平、工艺先进程度、人员技术构成和地理位置等)占有状况与行业平均占有量的偏离度。为此，应测算出行业的无形资产平均占有状况，然后根据企业无形资产占有量与平均量的偏离程度，来确定不同企业的资产经营责任。鉴于无形资产的评估难以做到十分准确，可以采取归档分等的办法，将其分为优、良、中、较差、差五个层次，在确定基数时按层次增减经营责任。
　　&准&资产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将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核定企业资产。同时，规范式的改革也必将推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这样，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革也就具备了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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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6:29　&&&作者：黄锫坚
　　2003年年底，《((,))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扩大、充实了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教育部部长周济共同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成立企业家咨询委员会，首届企业家咨询委员会由25名咨询委员、7名特邀委员组成，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当选为主任委员，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当选为执行副主任委员，他们作为企业家代表进入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领导小组，参与园区重大事项决策；此外，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和管理实现重心下移。　　政策创新试验地　　市长、部长进入“建设中关村领导小组”，这一话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在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研究室主任赵慕兰看来，这一点的意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据她介绍，这个领导小组一直就存在，以前是由市长刘淇任组长，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任副组长。　　更值得留意的是，改革之后小组的成员单位增加了不少。以前参加领导小组的单位，大多来自教育和科技口，比如科技部、教育部、清华、北大、中科院，再加上北京市的相关部门，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政府等等。这次领导小组的成员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发改委、建设部、商务部、证监会。成员中有的是副部长，有的是部长助理。　　之所以让这么多机构进入领导小组，是为了在中关村进行政策试验。中关村的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需要政策层面的突破。许多问题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需要中央部门来支持，解决制度障碍。　　据了解，领导小组最近开会时涉及到企业捆绑发债的问题。“这就不是北京市政府能够审批的政策，需要发改委表态。发改委的相关领导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赵慕兰解释说。由于单一企业发债的门槛很高，中小企业希望通过捆绑的方式来达到条件。具体措施可以是，推出中关村中小企业集合融资信托计划。另外管委会还建议试点发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债券。　　赵慕兰拿出管委会的一份文件，这是提交给市政府的一份建议，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无疑需要中央各部门的支持。　　记者留意到以下一些突破。比如，管委会认为，中央属高校院所和资产关系上隶属中央，其校办企业的国有资产如何管理尚不明确。高校院所和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制度薄弱。提出的建议是，以院校为单位设立资产经营公司，为校办经营性资产直接经营者，并授权地方国资委承担相应的绩效考核和监管职能。　　另外，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文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挥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的作用，实施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托管，争取国家批准试点开展产权和股权的场外交易。试点开展法人股交易；二是争取国务院批准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促进股权流动，拓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三是根据ＣＥＰＡ的精神，争取中央支持，联合香港创业板，在园区设立其分市场。　　赵慕兰对中介体系的发展也很关心。她说，由于历史原因，行业协会多半挂靠在政府下面。而在中关村，一些企业愿意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够不成一个行业，在成立协会时遇到一些政策障碍。尽管社团登记法没有明确条文，但在实际管理上的确存在一些限制。各地的不成文规矩是，一业一会。这个业又是很大的行业。所以，中关村这些小的、数目不多的企业，就很难成立协会。赵慕兰认为，原来一业一会的管理模式太窄了，应该在法律上让有经济利益诉求的协会获得存在的空间。这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层次的组织。　　管委会瘦身　　处于这次改革漩涡中心的是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它的职能正在发生转变。　　在中关村管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管委会副主任任冉齐说：“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关村今后实行属地管理，管委会将海淀、丰台、昌平等‘一区七园’的部分规划、建设、计划等行政审批事项的市级管理和执行权下放给各园所在的区级工作部门。撤销现有的由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关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规划建设、重大工程和产业化推进4个协调小组。中关村管委会今后只负责中关村战略规划的制定和调研等宏观管理工作。”此外，中关村管委会与海淀区的领导之间不再交叉任职；中关村管委会不再设兼职第一副主任、兼职副主任和兼职委员。　　有人认为，海淀园的管理全部交由海淀区政府成为2003年年底这次改革的焦点。相关人士指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作为二政府，一直苦于难以真正实施地区政府的权力；而中关村管委会作为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又没有行政权力。于是形成了有权力的部门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权力的部门艰难地协调各个部门。此次改革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将海淀园恢复到企业家所期望的管理和政府权力一致的体制下，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　　在改革之后，中关村管委会将更多地履行服务职能，通过调研、规划、协调、督办、服务等方式实现对园区的宏观管理。这也是纪世瀛多年来的看法：“管委会应该彻底从管理者角色撤出，把权力真正交给地方政府。”这位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最近正酝酿着一个新提案――将中关村管委会改名为中关村发展和促进委员会。“因为它本就没有管理职能，而且此次改革更是从根本上理清了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之间的关系。”他说。　　赵慕兰赞同这一看法。在管委会的办公室里，赵慕兰侃侃而谈：“之所以叫它管委会是出于我们的思维习惯，计划体制下成立的很多类似机构都被称为管理委员会。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直接面向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我们的职能基本上就是围绕企业发展的环境做一些推进工作，根据调研提出建议，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管委会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每个处室都有研究工作，比如金融处就研究金融瓶颈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　　在赵慕兰看来，中关村的管理模式和其他地方的高科技园区差别很大。许多地方的高新区管理模式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很接近。比如划出一块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其土地、规划、建设通通由园区管委会管理。这样的管委会有实权，比如省级或副省级的审批权。这种封闭式管理像小城市的政府。　　中关村管委会之所以没有这样的权力和历史因素有关。“1988年，国家在这里设立全国第一个高新区。当时不叫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而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在海淀区内划了100平方公里，称作政策区，对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为了优惠政策的实施，政府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下面有工商所、税务所和认定高新技术资格的企业管理部。这也是管委会的前身。由于北京试验区模式的效果不错，1991年、1992年全国陆续搞了3个高新区。但大多数地方都是在新建区、新城区划出一片地方。像中关村这样，基本上最初在建成区里划出地域发展起来的园区，全国非常少见。”　　政治体制改革中企业利益的崛起　　赵慕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改革真正值得留意的是新成立的“企业家咨询顾问委员会”。以前领导小组成员有清华和北大的校长、中科院院长，没有企业家。这次改革后，企业家咨询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执行副主任委员将直接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他们分别是柳传志和邓中翰。按规定，咨询委员主要由协会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分布进行民主推选。这次有15个行业协会和其他单位分别推荐了各自的代表。　　王德禄是新成立的“企业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在他眼里，“企业家咨询顾问委员会”是一个企业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的支撑机构。“和协会、专家不一样，这次是企业家直接和政府对话。他们代表企业群的利益说话，更像业主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方面的一种改革吧。当然，咨询委员会和管委会、领导小组的关系和运作方式，还在摸索之中。”　　王德禄对中关村的几个发展阶段作了如下总结：1993年到1995年，是“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向“四方联”（四通、方正、联想）的演进过程。这个阶段，长城所总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二次创业”的战略思路。1996年到1998年，长城所承担了“增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创新能力调研”的项目。1998年之后则是中关村知识经济研究阶段。在王德禄看来，像二次创业、区域创新、知识经济这样的概念，最早都是长城所对中关村发展问题的总结和概括，现在已是高科技领域的普通词汇了。　　长城所正在做新的中关村发展战略研究。王德禄说，这次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关村将进入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涉及的问题包括高校与其延伸企业的关系，高校延伸企业的管理、院所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金融创新、政府采购等一系列问题。　　中关村到底是不是硅谷？这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赵慕兰告诉记者，斯坦福大学的亚太经济研究所正在做一个研究，他们把亚太地区创新活跃地区集中到一起，写一本书。最初他们按硅谷的模式出了一个提纲，结果只有中关村基本上按这个模式写出章节来了。其他地区，如台湾的新竹、日本和韩国的高科技园区，都无法按这个提纲写作，因为发展模式不一样。主持该研究的教授说，比较起来，中关村更像硅谷。赵慕兰说：“其他地区科技园的发展，也许以人为因素为主，而中关村是市场和企业自发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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