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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日报：中国房价到底有多高？
来源：新文阁
编辑：jian
导读 : 过去的十年见证了中国房价的飞速上涨，而在此之前的房市低迷又引发了对于整体经济的担心。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房价究竟上涨了多少?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房价上涨是否形式上有所不同?高涨的房价使得低收入群体排除在房市之外么?家庭买房的负担就多大?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少有严谨的...
　　过去的十年见证了中国房价的飞速上涨，而在此之前的房市低迷又引发了对于整体经济的担心。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房价究竟上涨了多少?在中国的不同城市，房价上涨是否形式上有所不同?高涨的房价使得低收入群体排除在房市之外么?家庭买房的负担就多大?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少有严谨的研究，而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的房市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Hanming Fang, Quanlin Gu, Wei Xiong, and Li‐An Zhou 等人在 NBER 上的工作论文《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Housing Boom》 ，使用中国某家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数据对中国房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中国的房价到底有多高?
　　文章首先使用抵押贷款数据对中国 120 个主要城市的
年的房价进行了测算。这 120 个城市包括了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部分二线城市以及众多三线城市。
　　文献中，构建房价指数有两种标准的方法。第一种是 hedonic regression 方法，即用房屋售价对房屋特征做回归从而把房屋不同特征的溢价消除掉。然而这种方法有很多局限，首先是不可观测的某些房屋特征可能会被遗漏，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多数是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发散，在这种情况下，较早出售的房屋更偏向于在市中心，因而不同年份出售的房屋可比性很弱。
　　第二种方法是重复销售的方法，即使用那些被再次出售的房屋的价格变化估计不同年份的房价水平。然而这种方法浪费了大量观测值，而在那些被再次出售的房屋可能并不是城市中代表性的房产，因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作者将以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解决以上的问题。虽然在中国重复销售的房屋很少，但是作者观察到，在中国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通常是分期销售的，有时一个房地产项目甚至是分期开发的。控制房屋的特征之后，同一个小区在不同月份销售的房屋几乎是同质的，因而其价格可以直接进行比较。为此，作者做了如下回归：
　　其中 lnP 为房屋出售价格，X 为房屋特征，DP 为房产开发项目的固定效应。通过这个回归就将比较限制在相同开发项目、相似特征的房屋之中，解决了以上的问题。而时间固定效应的指数就应该等于房价指数。
　　根据以上方法，作者计算了
中国 120 个城市的房价指数。注意以上方法计算的房价指数为名义指数，而在此期间平均通胀率为 2.68%，相对于房价上涨来说相对微小。
　　上图是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的房价指数、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
　　首先北京市的房价上涨最为明显，房价指数从 2003 年的 1 上涨到 2013 年的 7.6，即在十年间房价翻了七倍，而与此同时北京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翻了三倍。同时注意到，北京的房价出现了两次短时间的下降，第一次出现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而第二次开始于 2011 年 5 月份，然而在 2012 年 6 月份即结束。
　　相比较于北京而言，上海的房价上涨更加温和。十年之间上海的房价翻了 4.43 倍，远小于北京，而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大约翻了三倍。
　　而与北京不同的是，上海经历了三次房价下跌：第一次从 2005 年到 2007 年，下跌了 13%;第二次同样为金融危机之后;而第三次调整，从 2011 年六月到 2012 年三月，下跌了 25%。
　　广州在十年之内房价翻了 5.1 倍，而深圳则翻了 3.65 倍。与此同时，这两座城市都经历了数次房价调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圳，房价几乎下跌了 39%。
　　而对于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并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夸张。
　　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十年期间二线城市的房价平均翻了 3.92 倍，与此同时房价的波动也比一线城市平缓很多。然而注意到，尽管房价上涨了很多，而人均收入的变化也几乎是同步的。作者认为人均收入的变化代表了家庭对房产需求的变化，而从二线城市的数据中，房价上涨虽然很快，但是似乎与实际需求的背离并不显著。
　　而对于 85 个三线城市，平均而言十年期间房价翻了三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人均收入的增长甚至快于房价的上涨速度。
　　那么中国的房价上涨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房价上涨有不同特点么?为此作者比较了日本和新加坡房价上涨的经验。
　　如上图，日本从 1955 年到 1990 年，人均 GDP 翻了大约 40 倍，然而其土地价格却翻了 80 倍。而随后的 25 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土地价格水平也终于在 2014 年回归了与其人均收入相当的水平。上图也印证了日本战后的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破灭。
　　而新加坡房价的上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很高的同步性，除了两段时间出现了偏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
年。在这两段时间之前，新加坡都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当经济下行时，房价水平又回复到了经济增长水平上。
　　结合以上的经验，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相比，中国的房价上涨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少数几个一线城市外，大量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与购买力的增长水平是相当的。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许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思考有一些历史借鉴意义。
　　二、谁在买房?
　　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飞涨部分可以由地方政府有限的土地、房屋供给解释，然而，仅仅从供给方面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作者手上的抵押贷款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详细的了解房产市场需求方的特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富人」来说，购买房屋时有可能直接全款购房，并不需要借助抵押贷款，因而作者的这部分数据对于中产、相对低收入的购房家庭更有解释力。
　　对于每类城市，作者主要集中于两类家庭：所有贷款家庭收入在最低的 10%的家庭，称之为低收入家庭(bottom-income borrower group，p10)以及在 45%-55%的中等收入家庭(middle-income group，p50)。
　　上面两张图分别给出了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家庭收入的时序以及这些家庭在整个城市的收入排序(即p10、p50 样本中家庭在整个城市中收入的分位数，整个城市的收入情况由 Urban Household Survey 得出)。
　　通过上图可以看到，所有的城市，家庭收入在样本期间段内都经历了持续的增长。一线城市 p10 组的平均收入从 2003 年的 39000 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92000 元(2.4 倍)，而 p50 组从 87000 元增长到 184000 元(2.1 倍);在二线城市，p10 组的平均收入从 2003 年的 19000 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58000 元(3.1 倍)，而 p50 组从 40000 元增长到 99000 元(2.5 倍)。
　　而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的 p50 组基本来自于各个城市中相对富裕的一部分人。在一线城市，样本中的 p50 组在从 2003 年处于城市中 85%的位置下降到了 2009 年的 59%的位置，伺候又重回了 75%的位置。而在二线城市，p50 从 2003 年的 81.5%的位置下降到了 2010 年 62%的位置，此后又反弹到 2012 年 68%的位置。
　　而低收入的借贷组 p10 更有意思，因为这组数据代表了买房的最不富有的一批人在这个城市中其收入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基本上，一线城市 p10 在整个区间段都维持在大约 25%的水平，而二线城市则维持在大约 30%的水平。这个数字说明买房的人不仅仅来自于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一批人，同时也来自于很大一部分低收入群体。
　　而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一线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p10 从 2003 年的 35%的位置下降到了 2010 年的 17.5%，之后又重新爬回了 2012 年的 26%，这说明快速增长的价格并没有把低收入家庭挡在房地产市场门外。
　　上图给出了样本中不同城市类别首付比例的时序，左边为 p10 组，而右边为 p50 组。可以看到中等收入组别的首付比例基本上在 35%以上，而令人惊讶的是，相比于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首付比例甚至更高，基本在 40%以上。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比如首套房的比例至少为 30%等(不同时间有不同政策)，而第二套房的首付比例甚至更高。
　　这与美国在次贷危机时几乎零首付不同，比如 Mayer, Pence and Sherlund (2009)指出，在
年美国房地产泡沫中，收入几乎为 5%甚至为 0。如此高水平的首付减小了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除非房价下跌超过 30%，贷款家庭不太会对他们的贷款违约。此外，在中国，银行对这部分债务有追索权，意味着一旦违约，银行可以要求贷款者使用其他资产偿付。这些原因使得中国不太可能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
　　房价收入比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房价负担的度量。上图给出了 2003 年至 2012 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的时序图，其中左边为低收入家庭，右边为中等收入家庭。
　　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二三线城市，而从 2003 年至 2011 年一度从 8 左右爬升至 11 左右，之后 2012 年又降回 9.2 左右。而在二三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一直维持在 8 左右，变化幅度不大。
　　而对于中等收入家庭组，房价收入比比低收入家庭小很多。而同样，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于二线城市，高于三线城市。
　　Cheng, Raina and Xiong (2014) 计算了 2000s 华尔街的房价收入比，这个数字大约在 3 左右。当然，这部分数据调查的是美国相对高收入的家庭，不过美国的金融咨询机构一般会建议家庭购买价格收入比在 3 左右的房产。而中国的高房价收入比可能与中国不征收房产税有关。
　　Noguchi (1991)报告了日本公寓价格与收入的比，在 1989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时，这一数字达到了 8.6，而这一数字与中国低收入贷款者面临的房价收入比相当。
　　另外，样本中很多地产的购买者都是未婚，如果他们结婚，那么房价收入比可能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挑出了其中已婚的家庭，其房价收入比如上图所示。比较两张图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并不大，作者解释这有可能是银行严格的审贷造成的。
　　中国之前持续的收入增长意味着房价的负担可能并不能单纯的按照收入计算。比如，如果假设家庭预期自己的收入年增长 10%(也就是在样本期间的平均收入增长率)，那么五年之后家庭的收入将会翻 1.6 倍，而届时家庭面临的房价收入比就会大大降低。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家庭的收入会一直增长 10%的前提下的。
　　作者强调，家庭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可能是高房价收入比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家庭有收入增长的预期，那么就会接受购房时接近 8 甚至 10 的房价收入比。此外，家庭对于整个经济(或者等价的，其他家庭)的收入增长预期，会导致家庭对于房价一直上涨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也会使得家庭乐于接受高房价收入比。
　　此外，房子的大小也是决定房屋价值的重要维度。上图展示了两类家庭房屋大小的时序图。尽管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但是中国家庭的房屋面积仍然是很宽敞的。一线城市的低收入家庭购买的了全国最小的房子，而即使这部分家庭，居住面积也有 70 多平米。对于一线城市的典型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大约有 25 平方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比较高的。
　　从年龄分布上来看，低收入组似乎比中等收入组更年轻一点，基本上 30 的头 5 年是买房的主力军。
　　由上图可以看到，在三类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组有大约 40%的购房者为单身男女。Wei, Zhang and Liu (2014) 指出，由于性别的不平衡，是否拥有房产是中国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个论点意味着单身男性比起女性应该更渴望购买住房。这一点在二三线城市非常明显。然而在一线城市，单身男性与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大体相同，这意味着尽管婚姻市场是理解房市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一线城市的房价，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强的解释能力。
　　一个经常被关注的点是，许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上表给出了
年抵押贷款买房的样本中，二套房的比例。因为富人可能使用现金直接买房，因此以上的数据严重低估了二套房的比例。
　　在一线城市中， 只有 5.3%左右，然而到了 2013 年，这个数字扩大了两倍，而在二三线城市，这个数字虽然也增加了，但是并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夸张。
　　综合起来看，尽管房价一直在涨，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低收入家庭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然而低收入家庭承担着非常沉重的买房压力，这可能反应了大家对持续的收入增长以及未来高房价的预期。
　　三、房产作为投资工具
　　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储蓄率。根据 Yang, Zhang and Zhou (2013)，中国的储蓄占 GDP 的百分比由 1980 年代的 35%上升到 1990 年代的 41%，并继续升高到 2000 年代的 50%。然而尽管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家庭、企业只有有限的投资工具。银行储蓄是主要的投资工具，由于中国严格的资本控制，家庭与企业不能自由的将他们的储蓄投资到国外，而中国股市的规模又没有足够的大，债券市场就更小了。在这种环境下，房产就成了替代的投资工具。
　　上图给出了中国的银行储蓄的规模。中国名义的银行储蓄率
年大约在 2%-4%左右，而如果扣除通胀率，一些年份收益率甚至为负。这就给中国家庭寻找其他的投资工具带来了很强的激励。
　　图中虚线给出了中国股市的规模，尽管在此期间快速扩张，然而规模仍然远远小于储蓄的规模。
　　上表总结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些年间收益与风险的情况。在这段时间，每年的平均收益大约有 7.3%，以及 51.5%的波动率(volatility)。如此之高的波动率可能是由于 2008 年之前的股市泡沫有关，可以看到
年波动率只有 33.9%，当然收益率也只有 5.3%。
　　而对比下来，投资房产却有着更高的回报率以及更低的风险。比如一线城市在
这段期间，平均每年有 15.7%的收益率，而波动率只有 15.4%。相对于股票，投资房产的收益率更高，波动性更低。
　　而其中，2009 年之前，投资房产的收益率特别高，达到了 20.4%，二线城市也有 17.3%的年化收益率。而在
年，平均的收益率也维持在 20%左右，相比于股票市场来说，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四、一些讨论
　　上面给出了与房地产有关的数据，围绕这些数据，作者对于房地产市场与中国的宏观经济做了一些讨论。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经常与信贷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最新的例证莫过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因而中国在房地产市场繁荣过程中由于杠杆而带来的风险就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焦点。然而，根据上面介绍的 30%以上的首付比例，这大大降低了信贷扩张的风险。
　　另外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有没有泡沫?作者指出，可信的识别出资产泡沫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一个充分描述市场供需、金融系统摩擦的理论框架。不过，作者的分析提供了一些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很好的观察。
　　一方面，价格的大幅上涨不一定代表一定有泡沫，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一线城市，房产价格的上涨同时也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确非常的昂贵，然而这可能体现了这些家庭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以及对房价增长的预期。当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发生改变时，特别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 sudden stop，高房价收入比的确会成为一个潜在的风险。
　　此外这篇文章的分析强调了未来系统性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所必须包含的几个方面：
　　房地产市场在一、二、三线城市都提供了比股票、债券、存款更高的回报率。
　　在所有城市，低收入家庭也会购买房价八倍于其年收入的房子。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国的家庭同样有大量的银行储蓄。
　　考虑房地产市场应该在中国金融系统不完美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过低的存款利率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房产除了众所周知的较差的流动性之外，风险也是房产作为一种投资品的重要维度。然而使用月度的数据很难度量当经济急剧下滑时的风险。比如在
年房地产是比股票更稳健的资产。
　　正如 Pritchett and Summers (2014)指出，由于「向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现象的存在，中国一直维持 9%，甚至 7%、6%的增长水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意味着当经济最终放缓时的巨大风险。因此，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应该包含居民对于未来持续的增长的预期。
　　五、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只集中在房产的需求方面，而从供给方面理解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同样重要。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几乎完全由政府决定，因为政府掌握着土地的供给。
　　到 2007 年中国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持续上涨，因而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控制房价、抑制投机行为。比如 2007 年九月，政府提高了首付比例，从 30%提高到 40%，同时提高了二套房的贷款利率。2008 年四月，开始对房产的利得征税。同时，政府还提高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这些政策可能对于房价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于广州和深圳，然而区分这些政策效应与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本身就很困难。而在 2008 年之后，政府又推出了一些列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因而，从 2009 年中开始，房地产市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荣。
　　2010 年，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一些传统的方法，比如提高首付比率，还有一些其他办法，比如 39 个大中城市开始实施购房限制，只有有当地户口或者在这座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在这座城市购买住房。政府频繁的干预房产市场给人一种「房产市场太重要而不能倒下」的感觉。
　　土地出让的收益占地方政府预算的很大一部分，这是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结果。而地方政府处于晋升压力，有激励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刺激辖区内的经济增长，在财政收入收入中央的背景下，便诉诸于土地出让。
　　上图给出了土地出让占财政预算的比重。这一数字从 2003 年的 68%下降到了 2008 年的 42%，而到了 2010 年左右又快速上升到 70%左右。三类城市中，一线城市对土地出让的依赖最小，三线城市最依赖于土地出让。
　　此外，中央政府允许地方融资平台的存在，即用土地等国有资产的未来收益作为抵押的贷款。地方政府使用这些投资工具参与到资本市场，或者进行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投资。这意味着如果房产价格下降，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因而，许多家庭相信房地产市场「too important to fall」，中央政府会想办法保证房地产市场。
　　六、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增长的新阶段，「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维持之前 10%的水平。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也会放缓。高房价收入比将会持续，对于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调整将会导致居民预期到未来房价负担的恶化。就像之前介绍的那样，房价增长与收入增长在二三线城市有很好的同步，但是在一线城市并非如此，因而未来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对一线城市有更大的影响。
　　房屋的供给在二三线城市更有弹性，因而使得房价增速与收入增速比较同步，但是仍然是未来房产市场的风险的来源。注意新房屋的建设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因而如果地方政府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房产供给过剩的风险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风险是人口的风险。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剧，人口将会在 2030 年左右开始下降。然而，购房的主力年龄大约为 30-49 岁，这部分人口从 2005 年就已经开始减少。使用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到 2030 年，这部分人口将会下降到 2000 年的 62%。当然，城市化进程对人口减少的作用有所抵消。
　　此外，中国此前在上海、重庆实行了房产税。房产税的开征对房地产市场可能有如下几方面影响。首先，房产税抑制了投机行为，降低了投机性需求。其次，房产税开征为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来源，从而可能会影响家庭对「too important to fall」的预期。最后，房产税以及其他财政改革使得低价有降低的压力，从而降低了房地产的成本。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房地产价格有负向的影响。
　　另外一个潜在的可能对房地产市场有影响的改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医疗体系，激励老人更多的给后代留房产。比如，中国最好的医院都在北上广深以及各个省份的省会城市。而更重要的，现行的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基于就业或者退休之前的就业，而且处于县一级的计划框架中，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退休回到二三线城市，那么就不能享受一线城市的医疗，同时使用他们的医疗保险业非常麻烦。这就导致老年人有更强的留在一线城市的激励。随着中国师徒统一社会保障系统的结构、在不同地区平等化医疗资源，这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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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是什么决定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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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22 发布在
&&&&&&&&&&&&导读：房价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然也可能不是。国庆期间去了一次东京，和那边的人交流似乎没有什么人关心房价。在东京，大家都选择租房，长期通缩的环境下，物价越来越便宜，房子也越来越便宜。而在国内，城镇化带来了房屋价格的暴涨，也决定了个人的财富。&&&&根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身边大部分人财富的分化来源于对于房子的资产配置能力。而2015年之后，一线城市房价又出现了暴涨，和二三线城市之间出现明显分化。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是什么决定了一线城市的房价？&&&&无法改变的人口因素题&&&&人口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上周看了安信证券高善文博士的一篇报告，讲得非常深刻。他认为2012年以后，人口集中流入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同时由于这些土地供给意愿较低，产生了明显的房价上涨压力。相反，人口流入速度缓慢的二线以下城市，城市土地供给意愿更强，房价的表现也比较弱。也就是说，2012年之后，中国从城镇化迈向了都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供给却出现了背离。人口流量多的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不足，而人口流量少的二线以下城市，土地供给充沛。&&&&&&&&那么为什么人口集中向一线城市涌入呢？我认为和城市提供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产业结构有关。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全球都出现了产业集中化的特征。&&&&全球化带来了各国之间更加明确的分工，而在这个国家内部，优势产业开始聚集。比如美国就是互联网和金融，日本是高端制造业，中国是世界工厂向精密制造和互联网升级转型。所以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代表新经济的硅谷一片欣欣向荣，房价也不断创新高，全世界最优秀的工程师都在涌向硅谷。&&&&相反，代表美国旧经济的底特律几乎没人去了，人口都是净流出了。而且由于原来的汽车制造业开始没落，导致底特律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那里的房子就算再便宜也没人买。&&&&我们再看中国，这几年经济转型后，过去重工业的发展走到头。以上海、北京、深圳和杭州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依然保持活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北上广生活压力那么大，还是要留住这边。核心就是这里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帮助是最大的。而代表重工业典型的东北，这几年人口都是净流出的，房价也不会有好的表现。&&&&人口，还是人口题&&&&另一个影响一线城市房价的因素，还是人口，那就是富人的数量。&&&&我曾经思考过纽约的房价。作为一个城市，纽约分曼哈顿、皇后区、布朗士、布鲁克林和斯塔滕岛。曼哈顿是寸土寸金，新房的均价差不多40万人民币，二手房均价也在20万人民币一平米。&&&&不过离开了曼哈顿，我们可以在皇后区买到40万美元一套的双卧室公寓，也可以在布鲁克林买到80万美元一栋的别墅，价格甚至比国内还要低。而美国还有Coop合作公寓出售，许多COOP合作公寓只要10多万美元就能买一个卧室的公寓房，20多万美元买两个卧室的公寓房，价格和国内三线城市房价差不多。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在纽约富人，中产，穷人都能买得起房子。当时我一直有一个疑惑，是什么决定了曼哈顿的房价？&&&&后来在我开始明白，曼哈顿的房价虽然和美国经济有关系，但更多是和全球富豪人数有关系。许多拥有曼哈顿豪宅公寓楼的，不是美国人。十年前许多俄罗斯人在曼哈顿买房，五年前许多中东富豪在曼哈顿买房，而这几年来自中国的土豪在曼哈顿买房比例很高。曼哈顿才是真正的New York City，而能够在曼哈顿买房子的人，却来自全球各地。&&&&前一段时间在知乎上看到一位来自NYU的校友，笔名Haoran，Economics & Urban Studies，他写了一篇类似的分析，认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只和高净值人群成正比。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了北京、上海、纽约和洛杉矶的房价，以及当地富豪人数的相关度。这个富豪是净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数量，我们从下图看到，这个人群和房价的相关度居然高达0.91。&&&&&&&&背后的逻辑也容易理解，上海、北京、纽约这些地方房价，基本上是普通人要在这些城市买房支付80到137年的平均年收入。就算你毕业进了大投行，一年几十万年薪，没做到大VP之前也想都不要想。而且还要生活开支、家庭开支、税收开支等等。我们剔除本来就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本地人”外，全世界真正能在一线城市购房的人都是少数富豪、精英。&&&&纽约的房价全世界最贵，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大城市。这里有全世界各种文化，有联合国总部、博物馆、各类美食，以及金融、科技的投资机会。&&&&所以就算美国经济一般，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快，日本经济增长快，或者中东经济增长快，全世界的富豪都会来纽约买房。&&&&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也是同样的道理。富豪虽然遍布在全国，但是从生活舒适度、配套方面来说，上海和北京都是最好的。中国最有钱的人基本上都愿意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这里的房价也是中国最贵的。当然，前几年有一家叫做阿里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也带动了一波杭州的房价。创业板大牛市的时候，结合腾讯股价的牛市，也带动了一次深圳的房价。所以富豪的数量，决定了一线城市的房价。&&&&未来什么将终结房价上涨？&&&&&&&&事实上，随着经济转型和人口红利拐点消失，大部分二线以下城市的房价都出现了下跌。目前依然坚挺的是一二线城市，也是我们所谓的超大城市和大城市。大家生活在上海，也会讨论上海房价到底是不是要跌了？&&&&我觉得如果经济继续发展，整个都市化进程不会放缓。大城市拥有人才、机制、更好的医疗、教育水平，以及更健全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他们将是受益的。越来越多三四五线城市人口涌入大都市。虽然生活成本很高，但是这里有机会。&&&&而对于其他城市的超级富豪来说，一轮经济周期结束后，这些城市制造财富的机会也会下降，他们也会去大都市开始享受新的生活。这几年我们就看到许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土豪涌入北上深。和日本对比，房价整体开始下跌来源于经济停滞增长。&&&&另一个当然是房产税。&&&&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房地产的投资成为了一个避税工具。今天你开一个工厂，赚了1000万利润，你是要交税的。而且税收也是以一种复合增长的方式进行，长期以往，十年下来交税很多。但是持有1000万的房子，是不需要交税的。就算最后卖掉的时候交税，也是可以以各种手段转移。在相同回报率的假设下，1000万投资房地产比投资开工厂要好得多。当然，如果房产税出台，将改变一切。&&&&所以真正决定一线城市房价的是人口，特别是富豪的人口数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一线城市购房，生活，都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而经济停止增长，以及房产税的推出，将是终结一线城市房价的紧箍咒。不过短期看，发生的概率并不大。&&&&作者：朱昂&&&&来源：点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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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14 &&
年一线城市房价都在跌，人口在增加，现在人口在减少。所以，房价跟人口关系不大，跟囤房的人关系大，一个为女儿相亲的大妈就有五套房，这还是少的，有的有几十套，囤房的加上炒房的，这才是房价泡沫的根本原因，只要有百分之十这样的人，那就很可怕了，更何况现在是百分之五六十。北京如果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四十岁以上平均有五套房，那大概有五百万人，这就得2500万套房，再加上全国来炒房的，一个炒房客炒十套房，100万炒房客就又得一千万套，如果任由炒作，盖多少房都会被炒作一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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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7 &&
脑残文，题目应该是：房价为什么会上涨而不仅是一线城市。答案吗，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关键问题没抓住，答案猫友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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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09 &&
贾药停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的明天。都在玩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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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52 &&
大城市的人口哪来的？还不是小城市流出来的，你以为小城市房价涨得少吗？关键是，谁在定价，真是市场在定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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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帖]是什么决定了一线城市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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