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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47&& 来源： 《长征史稿》
红军到达陕北后，誓师抗日[资料]
　　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不同意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6月18日中央红军全部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等，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
　　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3日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中断电讯联络。
　　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报告着重说明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周恩来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有雪山、草地，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北上“站不住脚”；并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批评，进一步说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争取仕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出由王稼祥、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中央决定。
　　6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越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马尔康的卓克基。
　　7月1日张国焘参加两河口会议后，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杂谷脑(今理县)，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行动，并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对中央慰问团实行封锁。是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7月2日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雷山――长板山。
　　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定家沟口全歼杨虎城警一旅。毙伤敌军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枪千余枝。
　　7月6日中央红军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
　　7月7日中央红军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岗(又名仓德山)。
　　7月9日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
　　7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尔盖，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被缴械，红军俘敌三百余，缴获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
　　7月18日在张国焘策动下，陈昌浩提出“集中军事领导”，否则“无法顺利灭敌”，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
　　7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转到外线作战，前锋直达西安南面之王曲、杜曲、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西安为之震动。在子午镇鄂豫陕省委从《大公报》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并继续北上。省委在子午镇以西的佛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当前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北上，牵制敌人。会议决定在陕南留下部分红军，由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陈先瑞领导，华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向甘南挺进，以迎接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上。
　　7月中旬自5月上旬以来，至7月中旬，陕北红军在刘志丹等指挥下，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先后攻占延长、延川、签定、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等六座县城，歼敌五千才人，至此胜利地粉碎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打通陕北和陕甘边两苏区的联系。陕北主力红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根据地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万。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组织问题，对张国焘反对北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希望他改正错误，共同北上。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是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豁为红军前放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兼)，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叶剑英任参谋长；另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个、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7月2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酌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
　　7月26日，皮克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肯定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说中国红军虽然“不得不离开江西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对以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最早刊载于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十期上。
　　8月1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交界的凤县双石铺，歼灭敌军四个连，俘敌少将参议。接着，红二十五军进攻天水，因敌增援。乃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挺进通渭，威逼静宁，进抵静宁城北五十里之兴隆镇。红二十五军转战甘南，但得不到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确切消息，于是鄂豫陕省委在兴隆镇决定去陕北，会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
　　8月3日由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时间，《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施。鉴于敌已形成对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红军不得不改变松潘战役计划，改向夏河流域前进。是日，中央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指出松潘战役已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域发展之局势”。
　　8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参加沙窝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等。
　　会议讨论由于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所造成的局势和当前任务。5日，政治局草拟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6日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功在西北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决议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决议号召党和红军，与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8月15日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北出夏河、洮河流域，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有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过草地，向班佑、巴西开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及中央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左路军以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且决定左路军到达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同右路军靠拢，而后齐头并进，向甘南前进。是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徐向前、凯丰、邓发、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决定立即组织实施夏洮战役计划。
　　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的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向班佑开进。26日到达班佑。
　　8月24日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电令所部第四十九师由漳腊向包座疾进，在包座河一线堵击红军东进北上。
　　8月29日至31日红军右路军第三十。军于29日发起包座战斗，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攻占上下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为促左路军北上电张国焘，并提出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的计划。
　　9月3日左路军先头部队五军进抵墨洼附近。张国焘借口墨曲河(一说噶曲河)水涨和草地不易通过，强令部队返回阿坝，并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要右路军“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的主张。
　　9月8日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的意见。
　　9月9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致电中共中央，鼓吹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懋功、甘孜、道孚等地的退却逃跑计划，说“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说南下“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同日，中共中央电张国焘：南下“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侧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9日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是日夜半从巴西出发，次日晨到达阿西，继续北上。
　　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绝路”。
　　9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既定方针，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境)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俄界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刘少奇、邓发、彭德怀、叶剑英、林伯渠、车维汉、杨尚昆等二十一人。会上，毛泽东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
　　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未向全党公布。
　　关于北上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俄界会议鉴于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北上红军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乃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经过陕北、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俄界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9月13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七八千人，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右岸，通过栈道，向岷山要隘腊子口前进。14日到达麻牙寺。
　　9月12日张国焘电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首长，电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又说“不拖死也会冻死”。要一、三军团“速归来”，一同南下，说什么“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同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第四军、三十军南返。14日，四军、三十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过草地南下。19日前后，到达毛儿盖地区。
　　9月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说明率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中央仍希望张国焘改正错误，率军北上。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决议，行指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为“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会上，张国焘策动一些人以突然袭击方式，威逼朱德、刘伯承接受南下退却的主张，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据理驳斥，坚持北上。
　　是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首先赤化四川”。17日，又发布南下命令。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击溃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三个团。
　　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于16日到达陕北苏区延长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
　　9月20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眠县的哈达铺。21日至22日，在哈达铺休息整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一份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阎锡山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于是决定去陕北苏区。22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宣布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会台刘志丹的红军。同时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统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李富春；原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共约七干多人。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
　　9月26日红军陕甘支队自陇南武山县之鸳鸯铺出发，以急行军通过渭水封锁线，占领通渭镇。27日，红军先头部队急袭通渭，占领通渭城。27日，陕甘支队主力在榜罗镇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政治局常委参加。会议讨论了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正式决定去陕北，以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接着召开全支队军政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报告，解释北上抗日的意义，提出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贾拓夫(到瑞金出席“二苏”大会的陕北苏区代表、后随中央红军长征)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在榜罗镇，部队检查了群众纪律，进行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
　　9月26日蒋介石决定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并任朱绍良为所属之第一路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二路总司令，杨虎城为第二路总司令，马鸿逵为第一边防区司令，马麟为第二边防区司令。尔后，蒋介石又安排晏道刚和曾扩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和政训处长，以监视张学良。张学良在就职后，即率东北军主力及陕、甘、宁、晋、绥等地方军计十万人，向陕北和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9月30日红二、六军团于29日致电周恩来，寻找中央军委，是日与红四方田军沟通电讯联络。此后，张国焘即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与二、六军团联络。
　　9月底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加紧“肃反”、逮捕刘志丹等一大批创造红军和苏区的干部，造成陕北竞与苏区约严重危机。
　　10月5日张国焘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县境)另立伪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主席”。作出所谓组织决议，要求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栈十一个省(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根据地)和在这个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决定。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休整七日，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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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书评马维
[摘要]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数次兴致勃勃的长谈，但这位大人物却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的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严苛的粮食和食用油定量，也常会令普通人感受到饥饿的困扰。于是，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埃德加·斯诺不能不说，这个问题提得颇为聪明：既不露声色地透露了自己“已经发现某些实情”，又在试探对方的反应，以便在不让对方过于难堪的情形下，设法获得更多可用于报道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但以他的个性，自然不会承认“出了问题”，所以，他干脆直接将话锋一转，让对方跟着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尽管毛泽东针对斯诺问题的回答确乎是在掩饰着什么，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说实话。正如在此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所说的：“那时候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其惊心动魄程度远超其它时刻，毕竟，当年长征路上的这场争论和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时刻”，而且这还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这样想来，它能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例如，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为何在短暂会合后分道扬镳？毛泽东所说的“中央当俘虏”是什么意思？当时，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张国焘，是否曾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极其惨烈的牺牲，以几乎全军覆灭的代价结束了失败的西征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一般读者的能力范围，而只能依靠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并拥有良好的档案解读能力的学者来作答。刘统教授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既能解决史学专业领域问题，又能让普通读者读来不感枯燥的现代史作品。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和到分手事情还得从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各支队伍中，当时驻扎于江西境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方面军，又被称为“中央红军”，因为中央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都是随着这支部队一起行动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一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一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一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尽管从士兵到军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着整洁。这种军容和装备上的显著反差，显然会不由自主地投射到这两支红军队伍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张国焘身上。因此，几乎从张国焘出现在第一方面军面前的那一刻开始，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情感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而最关键的是，在会师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的红军应向甘肃南部发展（即“南下”）的设想，就与中央多名领导人一致赞同的“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能相容。不久之后的某天早晨，受中央派遣，将要跟随张国焘一起返回四方面军的刘伯承，亲眼看见张国焘正在同毛泽东大声吵架：“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也难怪，张国焘早在北大读预科时，就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直接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而相比之下，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却远不如他风光，党内地位也远不及他显赫，他自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谁知此次重逢，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张国焘心里当然不会很舒服。不过，考虑到中央红军在前期损失过大，两军会合后，的确非常需要依靠张国焘手下的八万人马来实现中央的战略目标，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这已经是对张国焘做出的尺度很大妥协让步，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中央的战略方针。可事情似乎并未如中央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按照后来叶剑英的回忆，“当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进，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 突然有一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一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那么，这份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让毛泽东最终决定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且趁夜离开呢？按照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张国焘时的说法，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表述。不过，多年来，虽然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原件，而且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1935年9月间每天的往来电报，但却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事件的真实起因，也将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了。西路军：悲歌与谁说 西路军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的南下战略并不成功，加之刚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声称，斯大林本人及共产国际皆赞同北上而非南下计划（实际并无此表态），终于迫使张同意北上，自然也就使张放弃了他曾一度设想的建立临时中央的计划。最终，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了，张国焘最终也与其他领导人一起，顺利到达了陕北。那么，曾经在他指挥之下的四方面军主力，又是怎么会在刚刚会师、部队未及休整的情况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开进，秘密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的呢？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也就是说，西路军的渡河与之后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不过，根据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辞条的介绍，此次渡河，却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实施的，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拓一个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其中前期的具体做法是先消灭马步芳部，再行推进。而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其实，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为了保存军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在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表示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谈，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不过，蒋介石决意要消灭红军，所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决定积极准备宁夏战役。此前，由于跟中央闹了不少别扭，四方面军从张国焘到陈昌浩，再到徐向前，无不赞成积极准备，主动向中央请缨，派主力部队参加宁夏战役。而且，渡河对四方面军来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找到一块相对独立的安身之地，避免与一方面军的过多接触。并且，张国焘还天真地以为，苏联方面准备了大量武器弹药，等待过河部队去接收，因此他极力催促陈昌浩等人快速出击，期待他们迅速带着苏联装备打回来，自己便可以收获满满了。这下，中央不干了，觉得张国焘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于是中央决定不再实施宁夏战役，而是命令彭德怀抽调原本准备渡河的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去阻击胡宗南对陕北红军的进攻。此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早已渡过黄河，一直在盼望着原定后续跟进的一方面军早日与自己会合，却迟迟不见对方踪影。同时，中央又一再发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坚持按原计划行事。但其实，一方面，由于兵力匮乏，这样的命令乃是无法执行的；另一方面，中央对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应当作何长期打算也并未考虑成熟。此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种困难接踵而至，主要还是兵力不足，而军委的指示则总是要求他们坚守。身处一线的陈昌浩，由于背上了过去犯错误的包袱，盲目遵照上级指示指挥部队作战，更是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由于不断失利，又想避开蒋介石的军队，西路军只能一路西进，于是自然环境就变得越来越荒凉，部队人员和给养得不到补充，此时他们虽然一直发电报给中央，希望援军能够到来，但由于中央不了解西路军已经惨败的情况，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开展对马家军的斗争。西路军遵照命令执行，最终，打光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兵败祁连山，少数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动，各奔前程，又一次踏上了充满艰险的生死未卜之路。 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的幸存者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要数那些女战士。在红军各部队中，西路军的女战士本就最多，组成了一个妇女团，其中渡过黄河的有1300多人。西路军失败后，剩下的女战士只好躲避到山里，后来马家军趁她们在树林中熟睡之际，将她们全部俘虏，押送到凉州。关押在监狱期间，这些女战士不断受到马家军的强奸和凌辱，不少人都在监狱里病死了。有些女军官，如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则被强行嫁给马家军军官，备受折磨，逃出后找到历经艰辛，重新找到了组织，满以为归队了，谁承想，组织却不再承认其原先的身份，甚至不容其重新加入部队了。还有不少西路军中高级军官，或是部队打光了，或是被诬为有过“不清白”的历史，许多人即使在通过了组织的层层审查之后，仍然只能重新从战士做起。并未结束的故事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提到：“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线路的最后的破产。”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年被叶剑英截获的张国焘致陈昌浩电报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表述。长期以来，对西路军历史的定位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两条形成的。直到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终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增加了一条与原文意思并不一致的注释。这条注释明确了，当年西路军乃是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而非张国焘之个人意志行动的。《北上》这部书中讲述的细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张国焘在到达延安后不久，就听取了林育英的建议，不再过问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了。至于张国焘是否曾给陈昌浩发过表示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早在1982年，徐向前在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谈话中就态度鲜明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这封电报）的。”加之前文已经提及，这封“密电”至今未曾浮出水面，因此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的真实性，也就很值得质疑了。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此时对张国焘的批判也就拉开帷幕了。与此同时，在西路军幸存者集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兵营里，在陈云、邓发等人的主持下，一场在四方面军内部彻底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也在进行中。经过两次大规模批判的张国焘自觉颜面扫地，希望搬出延安城，后来又听说自己亲手培养的两位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和黄超，被不明不白地杀害于迪化，张就很怕自己步他们的后尘，于是逐渐起了另谋他路的想法。他最终设法离开了延安，投向了国民党，被分配在戴笠手下做事。不过由于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死后，他即遭冷落。1949初，张国焘移居香港，1977年底终老于加拿大的一家老人院。不过，与他留在大陆的“亲密战友”陈昌浩“文革”期间以安眠药自尽相比，如此结局，已经算是得着善终了。（文/马维）《北上》刘统/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6年9月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eeo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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