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卡斯特罗提议将古巴领导人任期制度化-中新网
劳尔?卡斯特罗提议将古巴领导人任期制度化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24日提议修改宪法，将古巴国家高层领导人任期的规定制度化，以适应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模式现代化”改革进程的需要。
　　当天，古巴举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劳尔再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在大会闭幕讲话中明确表示：“这是我最后一个任期。”他说，未来古巴领导集体的建立应该通过渐进有序的方式将年青一代领导干部送上重要岗位，但“这个过程需要15年”，并且需要有意识、有准备地去做，加强人才培养，使政权交替成为一个“自然的、制度化的”进程。劳尔同时提议，对领导人参政的最高年龄进行限定，但没有具体说明年龄上限。
　　这一举措是古巴政府为促进古巴领导集体“系统年轻化”的努力，也为未来最高领导层的新老更替和政权的平稳交接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劳尔执政后不断提及古巴领导层后备力量缺乏的问题，目前在古巴政府和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已经形成了共识。
　　在2011年4月的古共六大上，劳尔第一次提议个人担任国家和政党重要职务的最长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5年。2012年1月，这个提议在古共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被批准，劳尔当时表示，“有关部门的政策一经敲定，我们就将缓慢付诸实施而无需等待(程序上必要的)修宪”。(记者 林如萱)
【编辑:况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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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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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作协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 铁凝连任中国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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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铁凝连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王安忆（女）、叶辛、白庚胜（纳西族）、吉狄马加（彝族）、刘恒、李敬泽、何建明、张炜、张抗抗（女）、陈建功、莫言、贾平凹、钱小芊、徐贵祥、高洪波15人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副主席。
　　王跃文、扎西达娃（藏族）、叶梅（女，土家族）、冯艺（壮族）、刘兆林、刘震云、池莉（女）、麦家、苏童、杨克、吴义勤、迟子建（女）、阿来（藏族）、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阿尔泰（蒙古族）、邵丽（女）、周梅森、柳建伟、施战军、格非、唐家三少、曹文轩、阎晶明、梁鸿鹰、韩少功、舒婷（女）26人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主席团推举钱小芊、吉狄马加（彝族）、何建明、李敬泽、白庚胜（纳西族）、阎晶明、吴义勤7人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还推举为繁荣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139位资深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和名誉委员。
编辑：郭倩
责任编辑：王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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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点击排行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蒋介石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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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脑袋！”
蒋介石于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责任编辑: 康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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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精英流动路向与权力转移
&&&&孙代尧&&&&政治继承的制度化是整个政治体系制度化的关键，为避免正式制度与惯例的拉扯，有必要把已经形成的制度要素有机连接起来，譬如党章和宪法规定的连接，形成一个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的流动，基于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党的精英群体的整体流动路向，这是观察政党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和自身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是处于这个群体顶端的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机制，这是衡量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理性化程度的标尺。&&&&代际更替与精英流动&&&&首先看中共领导精英的代际变化，以党的高级干部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为变量。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精英经历了从“创党一代”到“延安一代”的世代更替。“创党一代”就其社会成分而言都属于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日本、西欧和苏联）经历。“延安一代”的领导干部则多是从工农优秀分子中甄补，专业知识和学历背景并不被看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领导干部在知识化和专业化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干部年轻化是世界性的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如果说解决干部老化、补充新血是执政党保持活力所必须，那么更大的问题则是要解决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中共高级干部都是职业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退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比较年轻，大部分的省部级干部才40岁左右。文革结束后，这些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大都成了老人。邓小平在1982年独具匠心地设立了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中央顾问委员会，专门用来安置资深的老革命，并亲自出任主任，以鼓励老干部集体退休（“退居二线”）。&中顾委存在了两届，1992年十四大时被撤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大致可以根据职能和权力结构划分出三类精英群体：党务官员群体、军人官员群体和技术官员群体。一般来说，建政之初，军事和党务出身的官员在领导层居主流，学历背景倒在其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几乎全部是“革命精英”（党务官员）和“军事精英”（开国将帅）。到1982年，十二届中央政治局的28位委员，几乎全是70多岁的老革命，其中有18人参加过长征，直到1984年，大约还有200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工作。&&&&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要求“专家政治”的出现。特别是经济的日益专业化和国际化，需要有技术型的专家担负主要决策工作，技术精英特别是科技精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一般来说，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员更具工具理性和现实取向，倾向于审慎计划，较少目标理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熟习理科和工程学的技术官员更有发挥空间，作用也更重要。这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约2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技术官员层崛起和“专家政治”出现的原因，这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员运动”。&&&&&&&&一旦经济现代化初步完成和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结构从相对简单变得复杂，另一方面，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逐渐转移到如何实现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创新，以建立起现代国家上。这对治理专业化的要求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流动的转折点。现代化的“深化”和社会管理的复杂化，需要有更多有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等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效率。社会科学精英因此有了更多用武的空间，这也是从中共十七大前后开始，法学、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大量走上前台，文科背景的官员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政治领导人大都有法学（法律、政治学）或经济学教育背景。美国历任总统和副总统中，超过70%都受过法学教育或是律师出身。在德国、日本等国，这个比例也相当高。2000年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政党领袖也都是学法律和政治学出身。中国领导精英群体从科技精英到社会科学精英（工程师→法学、经济学专家）的代际转换，适应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五位一体”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治国方略的调整，及在这一调整背景下对社会科学精英的需求。&&&&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正式制度与惯例创制&&&&从各国经验来看，最高领导人权力更迭制度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民主政体下的民选领导人制度，二是王位继承制度即世袭制，三是指定接班人制度。后两者都发生在非民主政体中，但与一些国家通过政变实现最高权力更迭不同，无论是世袭制还是指定接班制，都以“制度”的形式存在，而且实行世袭制的国家，权力更迭一般还都很平稳。不过，制度确有优劣之分，如同法律有“良法”和“恶法”一样。世袭制下权力更迭的平稳，只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竞争；指定接班制则常常引发“权力继承危机”，不但造成钦定接班人接掌权力的困难，也易导致政局不稳和政治衰败。&&&&改革建立在人治或人格化基础上的领导体制，以制定好的制度改造传统型权威和魅力（chrisma）型权威的支配，形成法定—理性型权威，是邓小平思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着重考虑解决的问题。&&&&1982年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走向制度化的权力转移的初步尝试，不过这种以“半退”形式对老革命的权力限制主要是折中妥协的结果，是过渡性的权宜设计，少数革命元老事实上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这也使上世纪80年代的几次权力交接充满“非正式政治”的色彩。倒是省部级干部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198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副部级以下官员60岁为退休年龄。这一规定适用至今。&&&&《中国共产党章程》并没有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任期，仅规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但宪法第7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因此当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家主席时，从法理上讲总书记应遵守宪法对国家主席的任期规定。199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五年后再次当选。在任职十年之后，江泽民于2003年3月卸任，总书记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次年9月又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这是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实现权力平稳交接。其意义在于宪法有明文规定的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正式制度得到遵从，而党章没有明文规定的党的总书记的任职期限，经此创制形成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即“十年换届”的惯例，从而使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承诺在最高权力交接的层面得以落实。而胡锦涛在今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退”（此前已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则是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正式制度和惯例。&&&&同历史、传统和习俗一样，“惯例”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也会产生“路径依赖”。但毕竟相比于正规制度，惯例在实际操作中有相当大的弹性，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品格和胸怀。&政治继承的制度化是整个政治体系制度化的关键，为避免正式制度与惯例的拉扯，有必要把已经形成的制度要素有机连接起来，譬如党章和宪法规定的连接，形成一个制度体系。至于新领导人的选择及新旧领导人权力关系的界定，现有的共治式协商政治尚不能有效解决政治运行和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问题，这些都要通过制度深化来解决。这当然需要执政领导人有更大的胆识和勇气，但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取向的政党走向现代政党的必经途径，进一步说，是维系执政党可持续执政必须通过的考验。&&&&（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越南新一届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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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7月20日电
河内消息：越南新一届国会2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准备在为期9天的会议里选举国会主席、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等国家领导人。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0日上午，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在河内国会大厦开幕，高层人事安排工作成为会议核心任务。在为期9天的会议里，494名代表将投票选举国会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政府总理、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署审计长等国家领导人，任期5年。
今年3月21日至4月1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选举阮氏金银为国会主席、陈大光为国家主席、阮春福为政府总理，任期至第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为止。今年5月，越南6700多万选民投票选出新一届国会（第十四届国会）代表，任期至2021年。根据越南法律，第十四届国会将在第一次会议再度选举国家领导人。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阮氏金银、陈大光、阮春福均会成功连任。资料显示，阮氏金银曾任越南副财长和国会副主席，陈大光曾任越南公安部长，阮春福曾任越南副总理，而阮氏金银今年3月当选国会主席后，更成为越南首位跻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女性。
除高层人士安排，第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将审议今年上半年越南经济社会情况及下半年发展计划、今年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预算计划等报告，并对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决策。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开幕式上强调，国会应完善立法，加强监督，对国家重大决策承担更多责任。
越南国会系越南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最高代表机构，其基本任务是制定宪法和法律、决定国家基本政策、行使最高监督权。国会代表由全国普选产生，总数不得超过500人。在第十四届国会中，当选代表496名，经资格审查合格代表494名，包括133名女性、86名少数民族代表和20名越共党外人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