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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提升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美德山东建设的要义是提高全社会“四德”水平，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儒家传统修身重德与美德山东建设关系密切，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山东&济南250103）
　　〔摘&要〕修身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提升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美德山东建设的要义是提高全社会“四德”水平，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儒家传统修身重德与美德山东建设关系密切，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关键词〕儒家；修身重德；美德山东
　　修身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其内涵是通过陶冶、锻炼自身的道德品质提升素质、完善自我、实现理想人格，进而影响他人、奉献社会。美德山东建设的要义是提高全社会“四德”水平，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每一位公民的修养身心、洁身自好是美德山东建设的基础，而美德山东建设的落脚点最终在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的同时让社会更加文明和谐，这是美德山东建设的最高理想和神圣使命。
　　《礼记?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要把修身作为为人处世的基础与根本。
　　修身能够抑恶彰善、濯污扬清，成就道德高尚之人。古人对人性的认识，说法不一。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倡“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秦汉以后，董仲舒、扬雄等则认为性兼善恶。不管怎么样，人性只是一个内在的、潜藏的某种可能性，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须下一番结结实实的修身功夫。孔子认为人后天所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长至关重要，即所谓“习相远也”[1]（《阳货》，《尚书?太甲上》曰“习与性成”，也是此意。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情感，但这四种道德情感只是“善端”，即善的萌芽，能不能显露出来且成长壮大，有待于后天的努力，需要自我修养、爱护、培养。就像树苗需要阳光照耀、雨露滋润，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斧斤砍伐、牛羊啃食，再好的树苗也会夭折。他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2]（《告子上》）。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疾恶、有耳目之欲，如果顺从这些天性，就会出现争抢掠夺、残杀暴乱、淫荡混乱之事，故必须制定礼仪法则和制度规范，强制人们遵守。他说：“枸木必将待隐栝、A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3]（《性恶》）董仲舒认为人性兼善恶，善须后天着力培育才能成就。他举例说：“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4]（《深察名号》）即是说，虽然善是一种先天的秉赋，若不加以修炼，也可能会成恶。扬雄说得更为简洁明了：“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5]（《修身》）总之，自先秦以来，思想家们不管对人性的认识如何，无一例外都强调后天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修身才能抑恶扬善，成就世间最高贵的人。
　　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礼记?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是“齐家”的基础，因为一个人首先处于家庭关系之中，是家庭中的一员，他或是为人父或是为人子或是为人夫，那么身修之后，足以为一家表率，家庭便自然而然地会治理好；“齐家”是“治国”的前提，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是一个小社会，家庭和睦团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和和美美、其乐融融，那么就会国家太平、天下太平。孟子把这一过程说得更为直接：“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离娄上》）朱熹注曰：“身正，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6]（《孟子集注》）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要想使家齐、国治、天下一统，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与情操，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
　　修身能够自我谦卑、关爱他人、诚实守信，有利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美德山东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人文环境。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以和为贵，即常怀友爱良善之心，不仅爱亲人、爱朋友，即使是对不相干的他人，也要宽厚仁慈。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颜渊》）这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的方法，已经被视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金律。作为统治者来讲，仁爱主要体现为施仁政，行德治，爱民，亲民，重民。孔子继承周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政思想，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为政》）。继而孔子以舟水关系喻君和民的关系，提醒君主们要有危机意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3]（《哀公》）孟子认为“君行仁政”，则“民亲其上”，就会“仁者无敌”[2]（《梁惠王下》）。他认为得天下之道在得民，而得民最重要的得其心，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离娄上》）孟子呼吁“君行仁政”，则“民亲其上”，就会“仁者无敌”[2]（《梁惠王下》）。“信”也是五常之一，孔子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r，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1]（《为政》）r、是车前横木以驾牛马者，车无此二者，则不能行，孔子以此来说明无信之人不能存于世。仁爱、诚实对于营造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推动社会健康运行，大有裨益。
　　修身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更好地发挥示范群体的表率作用。儒家文化特别重视当政者的道德修养，认为他们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颜渊》）“正”是对“政”的最佳诠释。正人先正己，执政者自身端正，才可要求百姓端正。要想使政治迅速实行，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与示范效应，他的一言一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所谓“君子所履，小人所视”[7]（《小雅?大东》）；“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8]（《中庸》）。如果为政者正直无私、清正廉洁，那么上行下效，民众自然就走正道，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1]（《子路》）；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民众眼里就威信扫地，指令也得不到贯彻，即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子路》）。孔子形象地把为政者的作风比做风，把百姓的作为比做草，指出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颜渊》）所以说，要想正别人，须先正自己：“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子路》）孟子曾以伯夷、柳下惠为例说明圣贤之士对整个社会风气的良好的影响带动作用：“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亲炙之者乎？”[2]（《尽心下》）孟子还强调应把道德修养高尚的人置于领导地位，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离娄上》）正因为其地位高、影响大，如果品行邪恶、道德堕落，就极容易把恶劣的影响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孟子?告子下》记：鲁国打算任用一个叫乐正子的人治理国政，孟子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朋友公孙丑问孟子乐正子是否很坚强？孟子说不；公孙丑问是不是乐正子非常聪明有主意？孟子回答不；公孙丑又问是不是乐正子见多识广？孟子的回答依然否，但他接着道出自己高兴的原因：“其为人也好善”。可见孟子认为为政者有“好善”的品德胜过足智多谋与精明强干。为什么“好善”如此重要呢？孟子说：“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予既已知之矣。’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2]（《告子下》）意谓一个道德修养高的当政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能把良善正直之士吸引过来，大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就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美德山东建设对人的要求很高，如果没有一大批遵守四德、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为创造者，那么美德山东建设就只是一句空话，根本不可能实现。修身重德根本上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梁启超说：“儒家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9]（P83）修身重德是儒家的根本问题，也是美德山东建设的着力点和归宿。美德山东建设要求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和特征呢？
　　首先，他应该忠厚正直、崇礼尚义。山东人历来以憨厚正直著称，“厚”、“直”是山东人的典型特征。“厚”最重要的内涵是宽厚仁爱，包容万物。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本质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颜渊》）；孔子还说：“好仁者无以尚之”[1]（《里仁》），“泛爱众，而亲仁”[1]（《学而》）。爱的内涵很广，爱亲人、爱朋友、爱民众、爱社稷、爱自然等。先说爱自己的亲人。儒家文化把孝视为为人之本，《论语》开篇第二节便讲：“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学而》）将孝作为评价人之道德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孟子以“亲亲”定义“仁”：“亲亲，仁也。”[2]（《尽心上》）他还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2]（《梁惠王上》），“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2]（《尽心上》）。他将“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视为“君子三乐”之一[2]（《尽心下》）。再说尊重朋友。朋友是除了血缘亲情之外最重要的感情，孔子很重朋友与友情，他将有仁德的好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参照。他对朋友的要求首先是正直，其次则诚实，再次是见闻广博，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会得益；相反与那些谄媚奉承、口蜜腹剑、夸夸其谈的人作朋友，就会有害，这便是《季氏》中所说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第三，要宽容他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孟子也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梁惠王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离娄下》），都是强调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勿以势压人，以财骄人，勿以自我为中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第四，要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儒家思想自觉地把人的存在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把自然环境作为文明的一个要素或变项来考虑，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共生共存，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8]（《中庸》），希望达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3]（《王制》的和谐状态。
　　礼在先秦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用以维护社会等级、区别尊卑贵贱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强调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按照礼所规定的准则行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颜渊》）。孔子到齐国游历，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的问题，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颜渊》），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各自的规范准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明确规定，不能僭越，不能违背，否则便是失礼。所以当鲁国的大夫季氏在家里用六十四人奏乐舞蹈，――这是天子才能用的，诸侯只能用四十八人的舞队，大夫只能用三十二人的舞队，季氏应用三十二人的舞队――孔子十分愤怒，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八佾》）他把违礼视为图谋不规之心的表现。礼的第二个含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相当于现在的礼仪。言谈举止要符合规范，不能轻举妄动，“礼之用，和为贵”[1]（《学而》），无过无不及，不张狂，不猥琐；待人接物态度恭敬，谦逊礼让，礼的内涵在“敬人”，所谓：“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8]（《曲礼上》）自谦并尊重别人，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
　　何为义？孔子曰：“义者，宜也。”&[8]（《中庸》）即按照仁与礼的规范，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尚义就是以义为行为规则，讲原则，讲正义，惟义是从。当义利相连时，要重义轻利。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1]（《里仁》）。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梁惠王上》）当义跟勇相连时，要见义勇为。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1]（《为政》）当义跟生命相连时，舍生取义。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2]（《万章上》）尚义的最高准则是舍生取义，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告子上》）为追求真理，维护正义，可以舍生忘死，在所不惜。
　　其次，他应该光明磊落、豁达淳朴。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述而》）君子心地平坦宽广，思想上坦率洁净，外貌动作也显得十分舒畅安定；小人心里欲念太多，心理负担很重，常常忧心忡忡，因此外貌、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一副坐不定、站不稳的样子。君子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心胸豁达，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心宁静，不猜疑，不抱怨，不嘀咕；还因为他能大度包容，能忍受委屈，别人暂时不了解自己也不生气：“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1]（《卫灵公》），“人不知而不愠”&[1]（《学而》）。敢于坚持正义与原则，敢说真话，敢作敢当，不虚与委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子路》）；“当仁，不让于师”&[1]（《卫灵公》）。不弄虚作假，不搞阴谋诡计，对君主不阿谀奉迎，而勇于犯颜直谏：“勿欺也，而犯之”&[1]（《宪问》）。在生命与道义（真理）面前，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卫灵公》）
　　豁达意味着对待事物、分析问题灵活变通，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不死板拘泥，循规蹈矩。孔子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他认为做儿女的对父母不能盲从，而要看父母有没有道理，如果父母无理要求，就要敢于劝谏，据理力争，“国有诤臣，则封疆不削，社稷不危；士有诤友，不为无义；父有诤子，不行无礼”[3]（《子道》）。孔子提倡尊君，却不主张臣下无原则地服从君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君必须以礼待臣，然后臣才忠于君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先进》）侍奉君主要把握一个度，勿自取其辱。孔子重视友情，却不主张过分亲密，以至没有距离，“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1]（《颜渊》）给他提供必要的忠告，如果他不听从，就适可而止，不要自取侮辱。孔子一方面将守诚信实当作人之为人的根本，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言必信，行必果，nn然小人哉！”[1]（《子路》）孟子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使之更充分明确，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离娄下》）就是要根据义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孔子渴望从政，却从之有道。孔子有从政的热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一番功业，但是却并不急不择食，轻易委身，而是有所选择。他宣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10](孔子世家))显示出一种“良禽择木而栖”的潇洒自由，还有那么一点高自标持的自尊自爱。孔子承认人有追求富贵的本能，但强调取之有道。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里仁》），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财富，因为不见得一定能得到，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述而》）表现出一副心平气和的心态；他特别注意致富与贵的手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述而》）不以正道得来的富贵一钱不值；相反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则因为能显出个人的聪明智慧而得到孔子的赞赏，如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先进》）。总之孔子为人处世的态度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子罕》），也就是说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孔子的这种灵活变通、因地制宜的特点使他显得豁达大度。
　　再次，他应该淡薄名利、乐于奉献。儒家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里仁》）主张奉献在先，获取在后：“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1]（《卫灵公》）孔子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薄：“子罕言利。”&[1]（《子罕》）他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述而》）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食无求饱，居无求暖”&[1]（《学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述而》）他瞧不起那些一味注重吃喝玩乐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出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里仁》）对那些生活简朴但又自得其乐之人，孔子总是由衷地尊敬，即使是自己的弟子，也不吝赞美之词：“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雍也》）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2]（《尽心下》）他还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告子下》）对于统治阶层，儒家特别强调要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孔子认为：“为君难，为臣不易。”[1]（《子路》）正因为不易，所以对从政者内在的德性修养要求更高。为政者掌管一方权柄，眼前往往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果稍加放纵，就会产生不良后果：“放于利而行，多怨”[1]（《里仁》），即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欲望太多会削弱一个人的品德：“枨也欲，焉得刚？”[1]（《公冶长》）枨即孔子弟子申枨，有人认为申枨是一个刚毅不屈之人，孔子认为不然，因为在他看来申枨欲望太多，而私欲太多，难免会降低做人的标准和原则，因此很难做到刚毅不屈。
　　第四，他应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儒家文化具有入世的特点，强调责任与使命，为社稷民生作贡献。《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1]（《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1]（《坤》）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生生不息，每时每刻都在向前运行发展，从来不会停下脚步，人也一样，永远不要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大地胸怀阔大，无所不包，兼容万物，君子应如大地般心胸宽广，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孔子积极从政，希望有所作为，他急切地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于治理国家，为社稷做出贡献。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子罕》）他不想将自己的才华如美玉一般藏之箱盒自我欣赏，他希望展示出来并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游走，到处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仕途受挫，遭遇冷眼和奚落，狼狈的样子被人讥为“丧家之犬”，但他从不灰心失意。他对劝阻的人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微子》）说明孔子不能忘怀世事，他心里放不下这个纷纷扰扰的社会，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子路》）只要有机会，他就全力以赴，力求将事情做得完美无缺。他在二十六七岁就担任过一些小官职，如“乘田”，“委吏”，替人家饲养牛羊，管理帐目。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帐目也清清楚楚[2]（《万章下》）。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担任了鲁国的中都宰，一年就很有成绩，其他诸候国都到鲁国来取经学习，于是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寇。但这样的机会对孔子来说不是很多，因为当时的国君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孔子的仁政学说更注重长远的利益，在国君眼里显得迂阔而不实用。他们欣赏孔子的人品学问但却不想真正运用它，所以孔子经常处于一种寻寻觅觅、栖栖惶惶的状态。他曾形象地说自己“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阳货》）颇有怀才不遇之感。但他并不因此就颓废消沉，一蹶不振。他曾对弟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微子》）政治主张行不通，他便转而开办学校教授学生，在他门下出现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他晚年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古籍，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宪问》）。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百折不挠、永往直前的精神啊！孔子认为士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而不应该目光短浅，只是满足于吃饱喝足、无所作为。他很瞧不起后一种人，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宪问》）要成就事业，必须勇于付出、踏实肯干，不知疲倦、永不懈怠：“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1]（《颜渊》）；“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1]&（《子路》）。因为主张实干，所以孔子不喜欢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往往说到做不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1]（《宪问》）更有甚者，这样的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浮夸少德：“巧言令色，鲜矣仁”[1]（《学而》），“巧言乱德”[1]（《卫灵公》）。他提倡少说多做，认为“刚毅木讷近仁”[1]（《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里仁》）。
　　对当政者，儒家特别要求其要有一种宽宏大度、目光远大的政治风度。不纠缠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1]（《卫灵公》）不打击排除异己，而是求同存异，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孔子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攻乎异端，斯害也矣。”&[1]（《为政》）在用人上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卫灵公》）；不计较小过错，不求全责备：“赦小过，举贤才”&[1]（《子路》），他还引周公的话说：“无求备于一人。”&[1]（《微子》）他最反对意气用事，感情用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1]（《颜渊》），这不是理智而科学的做法。在评价人上不能道听途说，要多做调查研究：“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1]（《卫灵公》）对别人有意见，要摆在桌面上，不在背后嘀咕议论：“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1]（《宪问》），这是孔子对子贡喜欢讥评人物的委婉批评。有主动及时地改正缺点与错误的自觉性，因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卫灵公》）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尊重客观规律，讲求实效。针对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孔子告诫说不要一味追求速度，而要考虑实际后果：“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1]（《子路》）成绩是一点一滴做出来的，多大的付出就会有多大的收获；否则，一味追求高效快速，弄虚作假，瞒天过海，那些伪装炒作出来的虚假的繁荣经不住检验，最终吃苦头的还是急功近利的人自身。同时，也不要意气用事，要仔细谨慎，考虑周全。孔子在回答子路的问题时表明了自己对蛮干与无谓的勇敢的不认可态度：“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1]（《述而》）孔子的意思是徒手搏虎、徒步过大川大河，是莽夫之勇，凭一时头脑发热，不讲智慧不讲策略，凭着一时头脑发热，不计后果，固然勇气可嘉，却极有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人不可取；那些面临任务时谨慎恐惧且周密部署认真准备的人，做事才能让人放心，也容易取得成功。
　　除此之外，儒家修身重德思想所要求于人的还要拥有一个好的性情气质，从容坦荡，恬静自然，安祥稳重。所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7]（《秦风?小戎》），性情温和圆润，宽厚包容，而不是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雍也》），文质相配，温文尔雅。“君子不重则不威”[1]（《学而》），言行大方得体，庄重威严。孔子就是一个性情温和、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这从《论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子贡说老师：“夫子温、良、恭、俭、让。”[1]（《学而》）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也是一派悠柔和悦的姿态：“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1]（《述而》）即是说：孔子闲居时，放松惬意，怡然自得，一副舒适和乐的模样。他很少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却让人感到一种严谨威严的气势和风度：“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述而》）
　　修身对内要达到的效果是“慎其独”。《礼记》之《大学》、《中庸》篇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君子在别人看不见他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别人听不到他的地方也要畏惧小心；再隐蔽的东西也没有不被发现的，再细微的东西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要非常谨慎，就像时时刻刻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正因为君子重修身，注意培育理想的道德情操，因此便拥有了高贵的品格，让人尊重，让人敬服，且不怒而威，就像荀子所说：“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3]（《儒效》）。
　　修身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复杂过程，美德山东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化的是人心，影响的是人的灵魂，需要时间、耐心、功夫，需要一点一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工作。科学发展观已经被确立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更需要科学发展。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儒家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修身的途径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
　　修身需要自我努力。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颜渊》）仁是孔子确立的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修身主要取决于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孔子还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对于一般人来讲，仁似乎高不可攀，遥不可及，难以实现，实则不然，仁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只要心中存仁，按照仁的标准去做，向着仁的目标不断努力，那么仁就召之即来了。所以修身只是一个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而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孟子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2]（《梁惠王上》）屈原曰：“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12]（《九章?抽思》）美善不是外面得来的，而是自我内在的努力；好的名气也不是虚张声势得来的，而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屈原曾自问自答：“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12]（《离骚》）屈原以芳草喻贤人君子，以萧艾比蜕变堕落了的人，意谓若不自觉修养，“君子”也会变为“小人”。一旦确立了道德修养的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奋进，纵然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12]（《离骚》）
　　修身需要自我克制，自我反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颜渊》）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视、听、言、动均合乎礼义规范，这样便是有仁德的人了。台湾学者韦政通先生说：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意谓着“只要能克制造成人心麻痹堕落的私欲，重建与礼的谐和关系，就可以算是仁。……克己的修养是儒家内圣之学的起点，也是内圣之学的终站。因为在道德生活中，克己的工夫是一持久性的过程，在人的一生中，绝没有完成的时候，‘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就是这个意思。’”[13]（P16）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是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犯了不应犯的错误，应该怎么办？孔子的主张是“过则勿惮改”[1]（《学而》），即勇于改过。如有人能指出自己的毛病，孔子就会很高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述而》）他认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就可以远离怨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1]（《卫灵公》）但是孔子很遗憾地表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1]（《公冶长》），“以约失之者鲜矣。”[1]（《里仁》）于是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子罕》），“知德者鲜矣。”[1]（《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进而提出“反求诸己”的观点，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2]（《离娄上》）就是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那得反问自己，仁爱不够吗？我管理别人，没管好，需反问自己，智慧和知识不够吗？我有礼貌地对待别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回答，要反问自己，恭敬还不够吗？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责。通过不断的克制反省，将自己身上的毛病连根拔起。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去除私心杂念，就要有“省察克治之功”与“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14]（卷上）。
　　修身需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能力。孔子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论语》开篇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1]（《学而》）学习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但坚持下来却不那么容易。他曾不客气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公冶长》）。在回答别人对他博学多识的好奇时，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述而》）。孔子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述而》）。他时时处处学习，乐于拜师求教，曾自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述而》）。其弟子子贡尝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子张》）孔子将学习的重要性总结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阳货》）就是说：仁爱、聪明、诚实、勇敢、刚强都是好品质，但如果不注意学习，不注意在学习的过程中加以巩固和提高，那么也会产生各种弊端。
　　修身要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立志修身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贵在坚守，有坚强的意志，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尚书?说命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行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小心警惕：“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7]（《小雅?小F》），一旦确立了目标，就要马上行动起来，并且脚踏实地，从小处做起：“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3]（《修身》）。要坚持不懈。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1]（《子罕》）朱熹注曰：“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6]（《论语集注》）如果遇难而退，等于自暴自弃，这种人不会成就任何事情：“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2]（《离娄下》）
&&&&修身是一个永无止息的漫长过程，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应该注意克服的问题。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季氏》）意思是说：年轻时，欲望强一些，儿女情长多一些，易沉湎女色不能自拔；壮年以后，争强好胜，天不怕地不怕，容易引起争斗；年老了，容易产生居功自傲心理，躺在功劳簿上倚老卖老。“得”字的内涵非常复杂：“得”意忘形、志“得”意满、“得”意洋洋、患“得”患失等等，可当贪“得”无厌之时，就有可能落得一个“得”不偿失，悔之莫及。
　　总之，只有经过艰苦不辍、持之以恒的自觉修炼，才有可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成为知耻向荣之人；而只要每一个人都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自觉向善，远离邪恶，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习俗与道德氛围，美德山东建设的愿景才能早日呈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论语[M].
　　[2]孟子[M].
　　[3]荀子[M].
　　[4]董仲舒.春秋繁露[M].
　　[5]法言[M].
　　[6]朱熹.四书集注[M].
　　[7]诗经[M].
　　[8]礼记[M].
　　[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0]史记[M].
　　[11]周易[M].
　　[12]楚辞[M].
　　[13]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4]王阳明.传习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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