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连载十
雷尼河畔（三）
那个人心里全都明白……二十年后再回首，那个孕育、延续了我的生命的地方和那段经历依然如此清晰。在蒂普托普旅馆期间，我曾经有过那种感觉：
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躯，在空中徘徊了几英尺远，这时，有个可怜的傻瓜，名字、面容和我一样，正在奋力朝着他不理解和不想要的那种未来前进。即使现在，我似乎还能看见那时的我自己是什么样，就像看一部老的家庭影片：
一个皮肤黝黑、健康的年轻人，满头乌发、不吸烟、不喝酒，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白色马球衫。临近黄昏时，我坐在埃尔罗伊·伯达尔的船坞上，天边是大片粉红色的晚霞，我给父母的信刚好写完，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做，我多么惭愧一直没有勇气跟他们讲这件事，我请他们不要生气。我竭力说明自己的一些情感，却找不到更多的言语——这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在信的结尾，我谈到我们过去常在这块北部边陲度假的事情，这个地方叫怀特菲什湖，这里的风景令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我告诉他们我没事，我还会从温尼伯或蒙特利尔或我最终去的地方写信给他们。第六天，老人带我到雷尼河钓鱼。那个下午风和日丽，却带着一丝寒气。一阵强劲的微风从北面吹来，当我们撑船离开船坞时，那条十四英尺长的小船剧烈地摇晃着。水流很急。在我们周围，是一个浩瀚的世界，一种没有人烟的原始状态，只有树木、天空和水域，在向无尽的空间延伸。空气中透着十月份才有的清凉气息。
我们向上游行驶了十或十五分钟，浪花在水中翻滚，洒下一片银灰。接着，埃尔罗伊直转向北，全速前进。我感到船头在我的脚下竖了起来，耳边响起了风声和挂在船尾的那台老艾温路德牌发动机的声音。有一段时间，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只感到寒冷的浪花打在我的脸上。但后来，我猛地意识到我们驶过的某一点已经进入了加拿大的海域。我记得，当我抬起头，看着那边的河岸向我靠近时，心里突然紧张起来。这不是在做梦，是真实的，有形的。当船渐渐接近陆地时，埃尔罗伊关闭了引擎，让船尾自然地离河岸约二十码远。老人家不看我，也不说话。他弯下腰，打开钓具箱，摆弄起一根钓鱼线和线上的浮子，哼着小曲，双目低垂。
那时，我突然感到，他一定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当我要自己选择人生的时候，他特意让我面对现实，引导我越过这条河，把我带到边缘，而他则以某种方式守望。
我盯着老人，然后，又盯着自己的双手，接着，我望向加拿大。河岸线布满丛林和森林。我能看到灌木丛上的红色小浆果，一只松鼠在一棵桦树上跳动，一只大乌鸦正站在沿河的一块大卵石上看着我，那么近——只有二十码——我能看到树叶上细微的斜条格状结构、土壤的结构、松树下褐色松针、地质轮廓和人类历史的形成。二十码距离，我本可以过去的。为了我的生活，我本可以跳下船，游过去。在我的体内，在我的内心，我都感到有一种可怕的挤压力。即使现在，当我写到这些的时候，仍然有那种紧张感——河风、波浪、寂静、森林边陲……二十一岁的我坐在雷尼河上一条小船的船头，胸中涌起一股强大的挤压力。
如果你是那时的我，你会做什么？
你会跳下去吗？你会觉得自己可怜吗？你会考虑你的家人、你的童年、你的梦想和你走后的所有事情吗？你会心痛吗？会有像要死去的感觉吗？你会哭吗？
我强忍着不表露出所有的复杂情绪，我尽力微笑，可我却好想哭。
或许，你们现在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以前从未讲起这个故事。这不只是流泪的难堪——当然，流泪也是难堪的一部分，但是，真正令我无地自容的是把我心带走的那种麻痹症，一种道德的冻结——我不能决定、不能行动、不能表现出起码的人类尊严，哪怕是虚假的。
我所能做的就是哭。默默地，不是号啕大哭，而是小声哽咽。
在船的尾部，埃尔罗伊佯装什么也没看见。他手里握着长长的钓鱼竿，低着头，一直哼哼着一曲轻柔单一的小调。树林、水域、天空以及四面八方，一种硕大的悲伤，似乎都向我压来，那是一种心碎肠断的悲伤，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悲伤。因为我意识到，加拿大已经成为一处可怜的梦幻之地，到加拿大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了。在离河岸那么近的情况下，我意识到我不会从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和我的生活中游走的。我没有那么勇敢。过去那种自诩为英雄形象，自诩为有良知、有勇气的男人形象——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陈腐乏味的白日梦。徘徊在雷尼河上，回头看着明尼苏达州的河岸，我感到一种无助突然向我袭来，那是一种淹没的感觉，仿佛我从船边坠入水中，正在被银色的波浪冲走。我自己的过去，一段段地掠过。我仿佛看到一个七岁的男孩，头上顶着白色牛仔帽，脸上戴着孤独巡警的面罩，腰间挎着两把带枪套的六响左轮手枪；看到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游击手正在急速转身挡开一个双杀；看到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衣冠楚楚参加他的第一次班级舞会，白色的无尾礼服，黑色的蝶形领结，平整的发型，崭新锃亮的皮鞋，看上去潇洒帅气……我的全部生活似乎一下子坠入河中，旋转着离我而去。我喘不过气来，我不能浮出水面，我弄不清往哪个方向游——那似乎是一种幻觉，但是，它却与我曾经感受到的事情一模一样。我仿佛听见父母在远方的河岸处朝我呼喊。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姑、舅、姨、叔、大伯们，所有的镇民，市长，整个商会的人，所有我过去的老师，女朋友和中学的同学们都在那里呼喊。就像某个怪诞的体育项目：
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喊叫，为我鼓气——体育馆的声音响彻云霄。热狗、爆米花——体育馆的气味、体育馆的热浪。一组拉拉队队员在雷尼河岸边做着侧手翻，她们拿着喇叭筒、挥舞着绣球，她们棕色的大腿优美迷人。人声鼎沸。行进乐队演奏着战斗歌曲。而且，亚伯拉罕·林肯、圣·乔治、那个名叫琳达死于脑瘤的九岁女孩、美国参议院的一些议员、一位创作随笔的盲人诗人、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赫克·芬恩、阿比·霍夫曼、从坟墓里回来的所有死去的士兵、即将死去的数千人——严重烧伤的村民、缺胳膊断腿的小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在那儿，还有两位教皇、一位名叫吉米·克罗斯的中尉、最后一位美国国内战争幸存老兵、装扮成巴巴雷拉的简·方达、一位四肢摊开倒在猪圈旁边的老人、我的爷爷、加里·库伯、一位拿着一把雨伞和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面善妇女、一百万挥舞着各种形状和各种颜色旗帜的可怕市民——人们有的戴着硬礼帽，有的扎着发带——所有的人都在高声呐喊，在重复地呼叫，在敦促我游向一边或另一边的河岸。我在这瞬间的过去和瞬间的未来中看到了一些面孔。我的妻子在那儿，我没出生的女儿也在向我招手，我的两个儿子上蹿下跳，一位名叫布莱顿的军士面带嘲讽，伸出一个手指，摇摇头。还有一个身穿鲜艳紫色衣袍的唱诗班、一位来自布朗克斯的出租汽车司机、一位某一天被我在美溪村外的红土小路上用手榴弹杀死的瘦削的年轻人……
铝制的小船在我的脚下轻轻地摇动。
我尽力用意志驱使自己翻越船舷。
我抓住船的边缘，身体前倾。
我确实尽力了，就是不能！
所有的眼睛在盯着我——那个城镇，以及整个宇宙——我不能不顾及羞愧。河岸人头涌动，好像是我生活的观众，在我的大脑里，我能听到人们正在对我大喊：
叛徒！变节者！不是男人！我感到脸红，我无法忍受这种讥讽，或耻辱，或爱国的嘲笑。尽管河岸离我只有二十码远，我却没有勇气越过这短短的二十码。这与道德观念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感到羞愧，仅此而已。
就在那时，我屈服了。
我要去打仗——我要杀人，也可能被杀——因为不去打仗，我将终生为此而羞愧。
我坐在船头，哭了。
这回的哭声很大。大哭，痛哭。
埃尔罗伊仍然保持着沉默，继续钓鱼。他用指尖摆弄着钓鱼线，非常耐心，眯着眼睛看着雷尼河上他那红色和白色的浮子。他的眼神平平淡淡，无动于衷。他没有说话，只静静地待在那里，一如那条河和夏末的太阳。然而，由于他的存在和他的缄默观察，事情才变得无比真实。他是真正的观众，是一个证人，就像上帝或老天爷。当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时，当我们做我们的选择或没做我们的选择时，他们就在一旁一声不吭地观望着。
“不会咬钩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老人收回鱼线，掉转船头，驶回了明尼苏达州。我想不起来是否和老人道别了。最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过晚饭后，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一早，埃尔罗伊为我准备好了早餐。当我告诉他我要离开时，老人点点头，好像他早已经知道了。他低头看着餐桌，脸上露出了微笑。
当我收拾完东西时，老人已经不见了。临近中午，当我拎着手提箱走到车跟前时，发现老人的轻型货车已经不在房前。我进屋等了一会儿，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我站起身，把早餐的餐具洗了，把他给我的二百元钱留在了厨房的台子上。后来，我上了车，一路向南，驶往家乡。
一路上，我驶过那些名称熟悉的城镇，穿越松林，在草原上奔驰。接着，我到了越南，成为一名士兵，然后，又回到家乡。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结局。我是一个懦夫，我参加了那场战争。
（雷尼河畔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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