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稳定”到“负面”,怎么看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级结果

标普确认中国AA-评级 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标普|中国主权评级|评级展望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标普确认中国AA-评级 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北京报道
  继穆迪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也在周四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但标普仍维持中国长期“AA-”和短期“A-1+”的主权信用评级,中国长期“cnAAA”和短期“cnA-1+”的大中华区信用体系评级,对中国的汇款和可兑换性风险评估(汇兑评估)为“AA-”。
  这是继穆迪之后,国际评级机构标普也将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
  标普表示,调整对中国评级展望,是因为他们预期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正逐步上升。同时,标普表示他们相信未来五年内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会取得小幅进展,并且信贷增长会放缓。
  他们预计,未来三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将维持在至少6%, 然而政府和企业的财务杠杆会恶化,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可能还会远高于标普认为可持续的30%-35%的水平,这在标普目前主权评级的国家中最高。这些预期趋势,可能削弱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弹性,限制政府的政策选项,并且增加趋势增长率更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
  标普表示,负面展望反映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信用度面临的经济和金融风险逐步上升,这可能导致今年或明年评级下调。
  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市场上并没有因为评级公司评级的调整,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离岸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
  楼继伟表示,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当时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等信息并未公布,中国政府列出了系列改革,中国有信心和能力来践行这些改革承诺,他表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3月初两会期间,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也表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是没有远见的举动。
  3月30日,财政部金融司相关负责人在回应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时表示,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我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金融司相关负责人也重申,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金融司重申,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新的发展动能加快培育,持续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为主权信用评级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标普今日表示,对中国的评级反映了对中国政府在近期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的改革议程,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及其强劲的外部指标的看法。除了这些优势,也考虑了中国一些相对较弱的的信用因素,比如和处于相同主权评级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透明度较低,信息流动的受限制程度较大。
  标普还列举了其他调整评级展望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和深度,可能不足以减轻信贷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二是部委和国务院之间的协调问题有时会导致不可预测的、突然的政策执行;政府机构也未形成与市场沟通,传递政策意图的有效途径,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此外,通常由信息自由流动带来的制衡在中国还有所欠缺——这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并引发不满情绪。
  但标普仍然确认中国长期“AA-”和短期“A-1+”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较为强劲,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些状况会更趋改善。
  标普预期,至少到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保持不低于6%的强劲年增长率,对应不低于5.5%的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中国政府将试图依靠强劲的信贷增长支持公共投资,进而支持经济增长。随着汇率政策的信号更加明确,汇率预期调整,由此产生的金融账户流出应会缓解。人民币在全球使用的不断提升,也将增强中国的外部财务弹性。
  标普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大体上是可信的、有效的,中国较低的通胀率记录以及对金融业改革的追求就是例证。
  再如,标普指出,中国正在实施1994年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财政改革,以改善财政透明度,预算规划和执行,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由于经济环境较弱,改革执行的速度相对较慢。然而,随着上述改革的推进,可能有助于政府管理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伴随而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以及降低对土地出售相关收入的依赖。
  评级公司下调主权国家信用,实际产生什么效果呢?财政部金融司指出,在一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评级公司往往会提升其信用评级,很难预警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经济增长潜在风险就会显得突出,评级公司就会调降一国的评级和展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评级公司分别连续下调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编辑:李博)
责任编辑:王元平 SF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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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穆迪、标普两家机构先后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惠誉则在4月6日发布的报告中,仍维持对中国信贷评级前景“稳定”的判断。这些机构的评级结果为何存在偏差,该如何看待?张连起:用“盲人摸象”的故事可以解释为何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出现偏差。因为穆迪和标普更多是根据某个时间节点得出的结论,很多涉及经济的改革举措、最新的经济数据还没有公布,贸然宣布下调评级显得非常草率。惠誉4月6日发布的结果,就是结合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对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的判断,较为客观。事实上,个别机构下调对中国信用评级的展望也并不等于降级。所谓主权债务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穆迪、标普、惠誉这些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大多分12个左右的档次,每个评级后面都带有展望。举例来说,评级如果对应的是一个人“恋爱—订婚—结婚”中的“恋爱”阶段,那么展望对应的就是“恋爱”下一步的趋势预测。由此看出,判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并不一定完全客观准确。评级结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大可不必过于看重。从行业内部看,毕竟这些机构是以“出售报告”来盈利的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因“短视”给出不够客观的评级。2011年穆迪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49家中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给出警示,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违反了香港证券期货条例。近日,香港证券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宣布,对穆迪处以1100万港元的罚金,这就是给出不负责任的报告后必须承担的责任。贾康: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既定的计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且评级结果前瞻性不足的缺陷不断暴露。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际评级机构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因为其提供的评判本应该具有前瞻性,但事实上大多是“马后炮”。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些评级机构并没有发挥提示和预警作用,危机之后却普遍下调各国评级,对复苏过程的反映也不够准确。亚洲金融危机时,穆迪在一天之内将韩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11个档次。事后表明,穆迪当时的评级是错误的,并没有预见到韩国未来经济走势,反映的情况也不够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定力,不能听风就是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此前的两家机构评级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发展趋势,也没有反映出我国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最新进展。最新发布的惠誉的评级,与当前中国经济触底反弹、趋于稳定的实际形势较为吻合。不过,也应该从这些评级机构的判断中得到一些警示,认清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存在重重困难,须注重在稳增长上加力增效。于国龙:当前,三大评级机构在主权信用评级的理念层面,主要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以私有化、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肯定和推广。这直接导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此框架下的评级相对较低。主权评级是信用评级领域最不成熟的业务板块。这不仅在于影响主权信用质量的因素过于庞杂、信用风险传导路径难以判断把握,更重要的是主权信用评级与企业评级在理念上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对企业信用质量的衡量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与企业评级不同,主权评级涉及的分析要素众多,并且横跨政治学、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发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导致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业务在最初开展时缺乏系统性的指导理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际分工地位,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也会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予以应对。评级机构在开展主权评级业务时,应秉持评级理念的包容性,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更准确地揭示主权信用发行人真实的信用风险水平,进而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和信赖,最终也才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投资者仍保持较强信心
目前的信用评级结果,市场层面是否已经有所反馈?会否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形势?
贾康:市场专业人士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也会有更为全面和科学的分析判断,因此评级结果还未对市场上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对于评级结果,社会的重视程度在降低,认识也趋于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对其产生过度悲观和恐慌的情绪,应对评级结果进行充分的讨论,用中肯的态度,对确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今年中国经济有望阶段性触底,开始企稳向好,对接中高速发展平台,这将开启新的发展阶段。阶段性触底的信号已经在逐步释放。比如,制造业利润实现正增长,PMI指数这一先行指标也开始向好;施工机械的订单数全线飘红,印证了前一段时间项目落实陆续到位;钢铁行业的订单数也在增加……这些都是好兆头。另外,大力推进PPP等稳增长的措施继续发挥作用,积极财政政策也在继续发力,这些在评级中都没有得以体现的“正能量”,恰恰是判断中国经济向好最真实有效的指标。未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方面改革进程中,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还要在注重机制创新,通过PPP、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产业基金等供给侧改革的机制创新,加快结构优化,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继续支持生产率整体跃升的超常规发展。张连起: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并未受其影响,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力量。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极其复杂的形势,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主动承担国际社会责任、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一份力量的切实举措。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据有关数据显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非常广阔,不能因为某些机构在某个节点得出“短视”的评级结果,就否认向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根据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将为主权信用评级的长期稳定提供坚实的保证。另外,希望未来几年,中国本土的专业性评级机构能快速发展,增强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不要错估中国经济韧性这些评级机构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债务、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担忧,请问这些判断是否准确?贾康: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并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出现一定的不良率、企业资金链紧张,这些现象是正常的。因此,政府阶段性适当增加财政赤字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公共部门赤字率和负债率在国际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自己跟自己比是上升了,但仍处于安全区。关键是要通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规范管理政府债务,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对于评级机构所担心的金融市场风险,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比如,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有效消化一些金融风险因素。事实上,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其金融市场始终都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我们要做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加快,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淘汰落后产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在逐步释放,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对于评级机构所指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但不能因此丧失信心。张连起:对于评级机构指出的问题,有些我们或多或少确实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有关评级机构低估了中国单一制财政的支付能力,错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以及供给侧改革激活新动能的强大助推力。以债务问题为例,按照穆迪的预测,即使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到2017年进一步升至43%,依然远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以及众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政府的债务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有本质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将债务用于养老等消费,中国的大多数债务通过投资变为资产。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隐患,远远不能与其他负债国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得到系统加强,“借、用、还”的一系列规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因此,中国财政赤字和负债在偿付能力以内适度扩大,并不是单纯利空,反而是利好,适当花明天的钱解决当前结构性问题,补齐民生短板。对于个别评级机构认为有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人民币汇率坚实,投资并没有撤出中国的现象,中国资本市场回报率仍高于其他国家,这都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截至2016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降至3.2万亿美元,比2014年6月的峰值少了762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庞大,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满足国家对外清偿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绰绰有余。在中国对外清偿能力无虞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减少,意味着中国“藏汇于民”和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取得了较大进展。于国龙: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准确性会受影响。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至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方法经历了不断修正的过程。在此期间,评级机构逐步吸纳了一些新兴的发展学理论,并依据相关理论将其评级方法进一步系统化与逻辑化,最终体现出较为清晰的评级理念、评级标准。然而,发展学理论本身并不十分完善,其中的大部分理论缺乏普世性,并存在观点迥异的分支流派,因此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念也显示出较强的主观性色彩,所以其评级结果的准确性不可避免也会受其影响。主权信用状况的分析应充分尊重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国情特征。目前的情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采取其他政治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制度要素”方面得分普遍较低,而制度要素是西方评级机构主权评级方法中首要关注的要素,其权重也相对较高。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一场渐进、持久的改革,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渐进式改革有助于在维持经济社会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荐阅读?【观点】党报:再权威信用评级也不能代替对经济客观审慎评估?【关注】继深圳之后,北京也将限行电动车,“电动车限行潮”来了?来源:经济日报(记者崔文苑、曹力水)编辑:王玥、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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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信用评级结果,市场层面是否已经有所反馈?会否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形势?
贾康:市场专业人士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也会有更为全面和科学的分析判断,因此评级结果还未对市场上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对于评级结果,社会的重视程度在降低,认识也趋于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对其产生过度悲观和恐慌的情绪,应对评级结果进行充分的讨论,用中肯的态度,对确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今年中国经济有望阶段性触底,开始企稳向好,对接中高速发展平台,这将开启新的发展阶段。阶段性触底的信号已经在逐步释放。比如,制造业利润实现正增长,PMI指数这一先行指标也开始向好;施工机械的订单数全线飘红,印证了前一段时间项目落实陆续到位;钢铁行业的订单数也在增加……这些都是好兆头。另外,大力推进PPP等稳增长的措施继续发挥作用,积极财政政策也在继续发力,这些在评级中都没有得以体现的“正能量”,恰恰是判断中国经济向好最真实有效的指标。未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各方面改革进程中,首先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还要在注重机制创新,通过PPP、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产业基金等供给侧改革的机制创新,加快结构优化,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继续支持生产率整体跃升的超常规发展。张连起: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并未受其影响,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力量。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极其复杂的形势,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主动承担国际社会责任、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一份力量的切实举措。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据有关数据显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非常广阔,不能因为某些机构在某个节点得出“短视”的评级结果,就否认向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根据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将为主权信用评级的长期稳定提供坚实的保证。另外,希望未来几年,中国本土的专业性评级机构能快速发展,增强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不要错估中国经济韧性这些评级机构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债务、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担忧,请问这些判断是否准确?贾康: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并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出现一定的不良率、企业资金链紧张,这些现象是正常的。因此,政府阶段性适当增加财政赤字是有必要的。目前,我国公共部门赤字率和负债率在国际仍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自己跟自己比是上升了,但仍处于安全区。关键是要通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规范管理政府债务,做好债务风险防范。对于评级机构所担心的金融市场风险,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比如,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有效消化一些金融风险因素。事实上,对于每个经济体而言,其金融市场始终都存在一些风险因素,我们要做的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在加快,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淘汰落后产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在逐步释放,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对于评级机构所指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但不能因此丧失信心。张连起:对于评级机构指出的问题,有些我们或多或少确实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有关评级机构低估了中国单一制财政的支付能力,错估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以及供给侧改革激活新动能的强大助推力。以债务问题为例,按照穆迪的预测,即使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到2017年进一步升至43%,依然远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以及众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政府的债务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有本质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将债务用于养老等消费,中国的大多数债务通过投资变为资产。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隐患,远远不能与其他负债国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得到系统加强,“借、用、还”的一系列规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因此,中国财政赤字和负债在偿付能力以内适度扩大,并不是单纯利空,反而是利好,适当花明天的钱解决当前结构性问题,补齐民生短板。对于个别评级机构认为有资本外流导致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人民币汇率坚实,投资并没有撤出中国的现象,中国资本市场回报率仍高于其他国家,这都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截至2016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降至3.2万亿美元,比2014年6月的峰值少了762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仍然庞大,远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满足国家对外清偿能力等方面的需求绰绰有余。在中国对外清偿能力无虞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减少,意味着中国“藏汇于民”和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取得了较大进展。于国龙: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准确性会受影响。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至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方法经历了不断修正的过程。在此期间,评级机构逐步吸纳了一些新兴的发展学理论,并依据相关理论将其评级方法进一步系统化与逻辑化,最终体现出较为清晰的评级理念、评级标准。然而,发展学理论本身并不十分完善,其中的大部分理论缺乏普世性,并存在观点迥异的分支流派,因此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念也显示出较强的主观性色彩,所以其评级结果的准确性不可避免也会受其影响。主权信用状况的分析应充分尊重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国情特征。目前的情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采取其他政治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制度要素”方面得分普遍较低,而制度要素是西方评级机构主权评级方法中首要关注的要素,其权重也相对较高。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一场渐进、持久的改革,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渐进式改革有助于在维持经济社会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荐阅读?【观点】党报:再权威信用评级也不能代替对经济客观审慎评估?【关注】继深圳之后,北京也将限行电动车,“电动车限行潮”来了?来源:经济日报(记者崔文苑、曹力水)编辑:王玥、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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