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度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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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制度又称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为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明代在与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内统于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划片管辖（云南都属于中央）。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
卫所制度历史沿革
卫所制度设立及军户制度
元朝户部尚书最早提出[1]
。十七年（1384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
长城沿线的卫所制
地，设立军卫。[2]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3]
其下依序有所、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亦隶属于，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明代的，实乃吸取中国历史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4]
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5]
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二十一年（1388年）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免，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日久仍日渐减少, 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6]
因此後来有使因犯罪而者入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卫所制度军户的负担及军人的生活
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後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以後，官侵占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7]
这个目标渐难以达到。[8]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47986人，[9]
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年），逃亡官军竟达1633664人[10]
这时开始有募兵之举。[11]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上疏：“天下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窝藏不回。”[12]
嘉靖八年，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13]
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70%左右。[14]
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15]
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16]
募兵不同于，不，来去相对自由。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守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必须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明朝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尤以的“”更为有名，逐渐转变成为个别军官所拥有的势力。
卫所制度职能管理
卫所制度所管理大抵5600名军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
海防重镇：灵山卫
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设总旗2个（每总旗辖50人）、小旗10个（每小旗辖10人）。此外，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叫做千户所；还有一种称为“御”（设置数量不多）的军事机构，管2到3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
卫所制度分布区域
军队都有固定的戍所。卫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
威海卫地名邮戳
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视各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否而定，固定驻屯戍守。从云南来说，明代云南都司所统领的卫所数量，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最多时有20卫、3御、18（）所，共有133个千户所，卫军约148960人。这些遍布全省各地，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如云为都司城，曲靖、、、蒙化为卫城，陆凉、、越州也是卫城，宜良、安宁、易门、杨林、、、木密、凤梧为千户所城，通海为御城。其余瀓江、广西（今泸西）等府、州、县的城里亦有卫所兵分驻，负责城防，所谓的“以武卫文”。近城的坝区分千户、、总旗、小旗，屯戍垦殖，散为村落。交通沿线也有屯田，在驿站冲要之地，设堡军屯田。而哨戍大都在山区，拨军驻守。[17]
卫所制度级别定义
、、千户所、官员称谓及其：都指挥使司有都（）、都指挥（），都（），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等高级军官都不，由朝廷从中升任或从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其下属有经历（）、知事（）、吏目（）、、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从五品）、所镇抚（），其下属为吏目；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17]
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卷90）：「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馀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今区别其名於左，以资考镜。
佘一元，《山海关志》：明初建关，设一卫、十千户所，领军万人，以侯伯统之。
《明史·卷五十三·食货志一》
《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开种抛荒屯田，给开种者永为己业，从嘉靖以後几乎成了救止屯军逃亡，屯田抛荒的最重要的方法。
正统六年（1441），尚书王骥奏称，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馀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正统九年（1444），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弘治年间，陕西榆林地区管屯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其馀官舍，彼此效尤，用强霸耕，不纳子粒，往往均摊於诸卫，或捐月粮扣补，或变家产包赔”，“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
《明史·兵志》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四》
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第89—90页。
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
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
《明史·兵志》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范莱，《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二载：浙江有戎行39总，其中募兵有27总，占69.2%。
．重庆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引用日期]为什么需要设立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为什么会成为直辖市？ - 知乎4056被浏览801323分享邀请回答5.3K93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E%96%E5%B8%82 461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19 个回答被折叠（）卫是明朝的驻军单位，一个卫有五千六百人，下面还设有千户所，百户所等。
天津卫，威海卫都是明朝在这两地的驻军，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原来都不是城市，是先有的驻军，后来才发展成城镇。
类似的还有铁岭卫等。
其他答案（共2个回答）
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开始发兵的“龙兴之地”，把“直沽”这个曾的“天子渡河之地”赐名为天津。“天”是天子的意思，而“津”是指渡口的意思。天津得到赐名后，于同年设置了...
准确地说乳山的核电站是在红石峪,海阳是烟台的一个县级市,乳山是威海的一个县级市,海阳所是乳山市的一个镇.
日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年的纪念日。天津设卫建城600 年，决不是说天津只有600年的发展史。从秦汉到宋元，历代在天津地区挖渠开河，运粮建寨，...
300元左右，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银滩道荣成差不多一个小时把，荣成市区没什么好酒店，好像荣成就有一个四星级酒店----石岛宾馆，不过也不算太好，太旧了！
答: 关于上海英签翻译的问题
答: “有知识 没文化”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受过各类高等教育，却不懂如何待人接物，没有教养。这里的知识侧重指人们的专业技能，是人们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手段。主要是指具体...
答: 西方的艺术可以说是由希腊人带来与开拓的，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艺术的表现上也是各具特色。从绘画为例，东方是泼墨写意，强调的是一种意境，而西方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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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殖民者在威海卫修建的坞口花园　　庄士敦在威海卫归还仪式上宣读归还条约,前左为王家桢,前右为徐祖善　　王家桢(左二)、徐祖善(左三)在庄士敦的陪同下检阅英军仪仗队
　　□　陶遵臣　　日,继沙俄强租旅顺、大连之后,英国以与沙俄保持均势为由,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同年10月15日,双方在伦敦交换批准书。《专条》规定:英国“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地方”；“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即以25年为期限。回归首次出现一线希望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次年9月,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俄国被迫将旅顺、大连转交于日本,这一变局使英国租借威海卫“专为抵制沙俄”的借口失去依据,本应按规定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威海卫的回归首次出现一线希望。　　英国驻香港总督弥敦虽赞成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但需以中国答应将九龙新界改“租借”为“永租”为条件。英国陆军部、海军部和殖民部则坚持认为威海卫是一块有价值的“战争飞地”,足可借以抵制德国在华北的势力。尤其英海军部认为,威海卫是其驻华舰队极好的疗养基地,坚决反对归还威海卫。日本作为英国在远东的盟国,为借助英国势力牵制占据胶州湾的德国,也强烈反对英国归还威海卫,并声明“德一时居胶州,英国就应一时留在威海卫”。当时英驻华公使萨道义亦坚决拒还威海卫,认为旅顺虽已非俄占,但仍为日本所占据,故英方不应将威海卫归还中国。英国政府于是确定了拒绝归还的政策。同时,为防止中国可能采取的索还行动,英国殖民部还决定通过修约将威海卫交归香港统辖,以达到其长期占据的目的。英国驻香港总督弥敦接到指令后,立即做好了接管准备。英方已经大张旗鼓地准备付之实施,反应迟缓的清政府才于1906年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归还威海卫的要求,并由外务部发出了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当即表示:旅顺并非俄国退让,且仍控制于外国之手,不管条约如何规定,英国没有放弃威海卫的打算。腐朽的清政府不敢据理力争,只能忍气吞声,妥协退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终。中国在战争中参加了协约国一方而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废除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　　日,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代表团前往出席。会上,中国代表在向大会提出的要求中,除要求德国归还在山东及他处的各项权益外,还包括“希望条件”7项,其中即包括归还租借地一项。但为英法美三国操纵的巴黎和会却拒绝予以讨论。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会对日本在华利益的肯定,巩固了日本在中国的独占地位,进一步加剧了英美列强与日本的利害冲突。为进一步同日本争夺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权利,在美国倡议下,日至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9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等除要求日本归还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外,又提出各项具体方案,要求撤废中外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种种束缚。日,顾维钧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并再次提出归还在华租借地的议案,强烈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会上对此颇有争议,特别是英国,根本无意归还香港和九龙,但迫于威海卫租期快要结束,又不能不有所答复。恰在这时,法国代表魏裴尼亚发表声明,称法国准备随同各国在适当时机有条件地归还在华租借地。这使英国震动很大。加上迫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民族运动的压力及列强间矛盾重重,英国不得不有所表态。日的一次大会闭幕礼中,英国代表、枢密院院长贝尔福即发表声明,表示“惟威海卫即可归还(中国)”。第一个以和平谈判归还的租借地　　由于威海卫将是第一个以和平谈判方式归还的租借地,英方在正式谈判前即采取了强硬态度。在稍后双方互换函件时,英国表明了其强硬立场。2月3日,英代表贝尔福致中方代表施肇基函中声称:“必有若干事项须互相解决,以期两政府满意,然后方能实行交还。”同时进一步列举了须互相解决的若干事项,包括:(1)准英船夏季使用威海卫,以装卸、存储海军军需物品；(2)保留上述事项所需产业；(3)借用海面训练海军；(4)保护外人财产权；(5)准外人参与市政；(6)中国允准建筑铁路以联络威海卫与内地。最后又拟照中日解决胶澳事项前例,“设一中英委员会,就地研究此问题,并向两国政府建议办法”。由此可知,英国所谓归还威海卫,不仅一开始就不情愿,而且自始就是有条件的归还,同时其归还条件也是相当苛刻的。如果承认英方的条件,威海卫就等于仍然归英国人管辖。　　中英双方交收威海卫的具体谈判,中方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初步拟由驻英公使顾维钧与英方在伦敦进行。其后,英驻华公使艾斯顿奉其政府训令,于4月14日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以贝尔福宣言为主旨,向北京政府提出归还威海卫的具体条件。4月16日,艾斯顿再次照会中国外交部,请求合组中英委员会赴威海卫调查,以便着手交还。这样,中英谈判遂改在中国进行。　　早在华盛顿会议之后,北京政府即成立了以外交部为主要成员的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专司华盛顿会议各项建议及决议方案的落实。4月27日,北京政府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从事筹备”。9月11日,北京政府又特派梁如浩为接收威海卫委员长,吴应科、吴佩参邮瘴,具体负责与英人的谈判与接收等事宜。19日,梁如浩偕其助理2人、技术顾问1人及秘书等一行,专程抵达威海卫,以备与英人谈判。与此同时,英政府亦派外交部官员翟比南为委员长,威海卫行政委员白兰德、英海军司令高林士为委员。　　10月2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两国委员在威海卫开议之初,英委员曾提出“关于海军上需要之意见”9项,并用书面询问:“中国收回(威海卫)后,是否取关闭主义,不许外人经商居住,请中政府负责声明。”至10月7日,经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议,将威海卫码头自行开辟商埠,其余重要区域全部仍保留备作军港。但英方最看重的是续租刘公岛10年,及期满后可续租之事。因为刘公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更重要的是,刘公岛还一直“作为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为达到续租刘公岛的目的,英方又提出要求:中国应就英国在威海卫所交还的土地、房产的购价与改造费用给予经济补偿,其初步估价为200万元。梁如浩自然不敢答应,这样,双方在威海卫开议5次,终因英方所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迄无结果。至11月3日,英方代表便以欲电伦敦请示为由停止谈判,使中英交涉为之中辍。　　鉴于中英双方“有几个问题难达成协议”,更为了便于梁如浩随时“与外交部保持联系,进行磋商,及时听候政府指示”,北京政府乃将梁如浩“召回北京进行磋商”。1923年1月,梁如浩奉命返回北京。不久,根据梁如浩建议,中国政府外交部于2月11日与英国驻华公使代办商定,将谈判地点由威海卫迁至北京。回归谈判费尽曲折　　1923年3月,中英谈判开始在北京进行。1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18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马列克至京,参加谈判会议。当时中国提出议案23条,英国提出议案33条,双方互相交换,以备制定交收威海卫草约时参考。4月19日,中国又派陈绍唐帮办威海卫接收事宜。4月底,英方原任代表盖曼尔回国,遂改派使署商务参赞福克斯为交收威海卫委员会英方代表。至5月31日,双方共举行会谈34次,始议定《接收威海卫委员会中英委员协商意见书》(下称《意见书》)24条及附件4件,并同时发表。其《意见书》主要内容包括:(1)刘公岛内照单所开之房产,无偿借与英海军10年,期满或展期,俟两国同意才可交还中国；(2)刘公岛上市政,中英海军各派代表一人组织一会,以备顾问；(3)准英舰赴刘公岛歇夏,并得至岛外操练；(4)威海卫港区为自治区,设董事会辅助地方行政长官办理市政,董事人数,外人不能少于2人,华人不能多于5人；(5)外人地契可换给30年租契,期满可续租；(6)英方可租用有关房产、坟地30年,期满可继续租用。可见《意见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实际上仍是贝尔福宣言的翻版。　　日,山东民众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省内外抗议浪潮风起云涌。7月1日,听闻英方提出“土地永租,操纵财权”等苛刻条件,当时正与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王正廷谈判接收青岛、青岛海关与胶济铁路等具体事项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也声言要援照英国交还威海卫的条件办理。山东省议会遂电请北京政府,要求拒绝英方的严酷条件,严禁梁如浩与英方谈判之秘密进行,并令其不能草草签字。山东各界则以梁如浩在谈判中丧权辱国,要求予以惩办,另组中英委员会,重行交涉。山东各界联合会、山东学生会、山东总工会、威海卫商会联合会、商学联合会等团体也纷纷上书国会与外交部,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严惩卖国贼。威海卫附近的文登、荣成两县也分别成立抵制英货的政治性组织,坚决支持拒签约定行动。山东省议会及各团体还共同公举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山东旅京同乡联合会也以梁如浩《意见书》如获批准,将为未来归还之租借地开一个恶例,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在国外,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则公函外交部长顾维钧,劝勿承认祸国之金法郎案及威海卫新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自1922年至1923年间,先后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上连续发表了《英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英国与威海卫》、《可惊可骇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国民党应号召国民反对英国的侵略》、《山东人民为威海卫交涉而奋斗》等一系列战斗檄文,提出“威海交涉,关系全国命脉”,“威海之吞并危在旦夕”,号召全国“急以对日手段,来抵制英国之侵略”,“何致前此能去曹章陆而今不能去一梁如浩”,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帝、维护主权的鲜明态度和严正立场,推动了无条件收回威海卫的群众斗争。　　由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反对,迫于舆论压力,梁如浩于6月30日上书国务院,请求辞职。北京政府外交部也表示《意见书》“有应行修正之必要”,且“尤以英海军借用刘公岛房屋及外侨市政参与权各项问题最关重要”。顾维钧就任外交总长时,值山东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之函电纷驰,并两次派代表进京请愿,顾维钧遂在外交部开会讨论。但外交部既不能将《意见书》推翻,也不能置山东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只好向山东代表表示:《意见书》由外交部修改,将来再征求国会同意。后来,中国代表先后于9月20日、10月2日两次将《意见书》中关于英国海军借用刘公岛房屋及外侨参与市政等严重影响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条文“拟具说帖”,向英使提出修改意见。英使却表示坚决拒绝,声称如果中国不允许签字,英国政府就不能交还威海卫。嗣经中方多次往返磋商,英使才答应“再电英政府考虑”。时值英内阁更迭,未能获复。　　此时,中国处于遍地开战的军阀混乱状态,政局持续动荡。因忙于内战,北京政府几乎再未正式向英国提出归还威海卫租借地的要求。直到1927年山东督办张宗昌为扩充地盘起见,曾提请北京政府任命杨度为接收威海卫督办,并拟计划仿青岛旧例将威海卫作为特别区归山东管辖。北京政府外交部私下征询英驻华公使意见,遭到拒绝,此事遂不了了之。“革命外交”促使收回威海卫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国内要求收回威海卫的呼声日高。南京政府为彰扬其所谓“革命外交”,也想尽快收回威海卫。1929年开始,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已与日本以外的各主要列强解决了收回关税自治权问题。当年1月9日,王正廷与英使蓝普森会晤时,便重提中国收回威海卫事宜,表示愿就此问题进行谈判。24日,王正廷在南京广播电台演说时,再度提到收回威海卫问题,蓝普森遂开始筹备下一轮中英交还威海卫交涉有关事宜。他一方面通知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征求其对交还威海卫的看法；一方面又请驻华英国海军司令参与意见,并请他另派卫生官员与庄士敦参酌,确定拟在刘公岛上应用医疗设备的计划与地图。英殖民部赞成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但中国政府必须有效地控制山东局势,并保证威海卫居民的安全。英陆军部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同时认为:威海卫建立疗养复健设施已刻不容缓,并表示对此“最为关切”。庄士敦一面赞成交还威海卫,一面又深以该港亟须英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成为英国的财政负担为虑及胶东地区局势不稳为虑。当时,王正廷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正在谈判解决济南“五三惨案”善后问题。因而庄士敦还担心中日在山东的关系趋于缓和后,中国反英运动可能复燃,从而可能强迫英国交还威海卫。英外务部次官威力斯勒也感到1924年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可酌予修改。他在给蓝普森的训令中指出:“威海卫当然应当归还中国”,但“我们系要认定在1924年协定草案的条款下而归还”。　　蓝普森在接到上述意见尤其英外务部训令后,决定在与王正廷的未来谈判中,坚持以1924年的《专约草案》为谈判的基础原则,并特别想到要坚持其中的两大要项,即有关续借刘公岛设施及威海卫港区英当局所发给外人土地产权状应换持中国30年租契并可续租的问题。在整个谈判战略上,意欲将谈判时间拖延得越长越好,将1924年《专约草案》修改得越少越好；必要时,甚至可将谈判时间拖至两年之久。　　日,王正廷通知英驻南京总领事牛顿,提出要与蓝普森谈判收交威海卫问题。5月20日,王正廷与蓝普森谈判交收威海卫的首次会谈在南京举行。王正廷首先表示:希望威海卫的交收能在本年秋后办理,蓝普森则称:如中国愿意接受1924年的《专约草案》,威海卫交收可以马上办理。对此,王正廷当场予以拒绝,坚持该草案必须予以修改。6月2日,双方第二次会晤,决定英方派台柯曼、中方派张履鳌(前汉口英租界的管理官员)为代表,就原草案之保留与应行修改之处,予以详细审查。6月21日,王、蓝举行第三次会商。王提出拟订新约,无条件收回威海卫与刘公岛,因中国拟利用威海卫港与刘公岛重建海军基地,故1924年草案有关这部分内容(第23条)应行修改,即刘公岛上的某些设施可租予英国3年,期满不再延期。同时,由于威海卫港即将改为军港,原草案中有关允许开放该港以供外人居住与贸易内容,亦应酌予修改。但蓝普森仍要求照1924年《专约草案》签字,并表示:只能就原草案作细小修改,所借刘公岛上设施仍应为期10年,期满应准延期；同时要求保护在威外国人利益。最后再次以将归还威海卫作悬案处理相威胁。22日,双方继续会谈,王正廷虽答应尽力保持威海卫港为商港,但刘公岛则仍拟作军港,同时坚持刘公岛上设施借予英国的期限仍只限于3年,以便于英国撤退前作必要之安排。23日,蓝普森专访海军部政务次官陈绍宽,就威海卫应否改为军港及借用刘公岛设施问题进行了讨论。蓝氏声称:威海卫港距刘公岛仅3英里,其沿岸多为浅海沙洲,实不宜作一海军基地,只适宜于作健康疗养处所；如必将其改作军港,迫使当地的英人撤离,势必激起他们的反对。而刘公岛设施之借用,则为英国海军疗养所必须,为能达成协议,蓝初步作了让步,表示愿意只借用10年,可不再续租。　　6月28日,蓝普森与王正廷再次举行会谈,但双方仍坚持己见,致使谈判宣告破裂。　　这一时期,全国舆论界又兴起无条件收回威海卫的高潮。国内新闻报刊纷纷登载文章,抨击英国的无耻行径,督促国民政府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威海卫一带的反英运动也很活跃。1929年2月开始,“独立主权”、“中国人管理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威海卫的耻辱”等反英传单遍布全区。同年12月,威海卫爱国学生又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学潮。这些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收回威海卫的进程。　　此间,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南京政府急于收回威海卫,遂采取了向英方妥协的态度。在外交上,王正廷特别看重原定日起撤废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对于处在极大内部危机中的南京政府,英方在外交上是持坚定支持态度的。即使在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南京政府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之际,蓝普森仍愿中英撤废领事裁判权的谈判继续进行,而对于交还威海卫的交涉,则被视为上述重大问题之下的次要问题了。故当王正廷、蓝普森于日商谈撤废领事裁判权一些原则与方案之次日,蓝普森即分别与王正廷及海军部政务次官陈绍宽谈判威海卫问题,并劝说陈绍宽支持英国海军借用刘公岛设施10年,期满经双方同意仍可续借。1月11日,蓝普森在与王正廷继续谈判时,着重讲明借用刘公岛设施对英驻华海军“绝对的”重要性,要求依照1924年《专约草案》的协议照办。对威海卫港区外人财产问题,蓝普森则作了相应的让步。若依原《专约草案》改为“永租”为最好,否则,当中国改为军港而封闭该港的对外贸易时,同意由中国按时价全部购回。对于借用刘公岛设施,王正廷仍想讨价还价,只愿将刘公岛借用期自3年延长至5年,并可延续一次。最后,王正廷为尽快收回威海卫,只得同英方妥协,答应照原《专约草案》第23条的规定办理,即按照英方所坚持的10年借期,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借。　　1月13日,王正廷又提议将整个协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交收威海卫专约,凡属于主权地产应归中国且有永久性质的条款,均列入专约；第二部分为借用刘公岛某些设施的协定,凡属于借给英国享用且有期限的条款,均列入协定。嗣由双方助手徐诃与台柯曼对专约及协定逐条进行了审查,商定了措辞。　　《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主要内容如下:(1)英国将所租威海卫全湾沿岸10英里地方,及刘公岛与威海卫湾内之群岛交还中国,日所订《租借威海卫专条》即行取消；(2)所有英国在威海卫及刘公岛两处驻兵,自本专约发生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一律撤退；(3)英国政府允将威海卫行政公署所有一切档案、登记簿、契约及其他文卷等项,一律移交中国政府；(4)英国在威海卫区内所有官产、地亩、房屋、医院及附件之中所列各项存储公有物品,一律交给中国；(5)中国政府接收威海卫行政后,应在可能范围内维持现行规定,包括地主房屋税则,卫生及建筑章程及警政等项,从前威海卫英公署所发给之租契,中国政府视为有效；(7)中国地方自治制度未经制定通行之前,中国地方市政事件须征求英国侨民之意见；(8)中国将该区域内房地数处无偿租与英国政府,以为英国领事馆及居留民公益之用,以30年为期,期满后仍得续租。由上述规定看出,英国虽然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但在该区域内英国仍保留着领地与特权。　　《协定》主要内容有:(1)中国允将威海卫湾之刘公岛内房屋数所及便利数项,如附件所列举,借与英国政府,作为海军消夏养病之用,以10年为期,期满后仍可续租；(2)中国允许可能范围内善为维持刘公岛现有市政办法；(3)每年4月初至10月末,中国准英舰赴刘公岛海面抛锚及拖靶至外海操练,并得在刘公岛登岸操演、打靶；(4)中国允英海军输入存储、装卸、转运所需用各种物品；(5)英海军在威海卫海面所设置之现有浮标及泊船物在移交中国后,可继续使用。　　日,威海卫交收专约与协定的“草约”由双方交换。3月28日,英外务大臣亨德生对蓝普森所取的谈判结果感到满意,专电授其全权决定正式签字。但这两项约定仅有英文本,而王正廷又反对以英文本为“正本”,乃另准备“中文本”,称之为“中文核证翻译本”。4月18日晚,双方正式签字时,王正廷与蓝普森正式签字于英文本《专约》及《协定》,在中文本上却只“草签”姓名而已。至此,中英双方历时8年的交收威海卫谈判终以中方一再妥协而告结束。　　《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签字时,南京政府与阎锡山、冯玉祥间的中原大战已迫在眉睫。1930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终于在豫东、鲁西南全面展开,孰胜孰负尚难预料。盘踞胶东的军阀刘珍年在烟台究竟倾向哪方也不明朗。至7月,山东军事还在混沌中,庄士敦认为南京政府恐怕无法在预定的专约批准日――10月1日派员来接收威海卫了,因此很想就近请东北军张学良部海军司令沈鸿烈(兼青岛市市长)前往接收。不久,中原战场上,冯玉祥、阎锡山军接连败北,特别是9月19日东北军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并迅速入关后,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人所组织的北平国民政府很快宣布解体。山东则在北路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军政统治下,局势也渐趋稳定。为此,英殖民部即正式通知庄士敦,按原计划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因此得以按原计划于10月1日在南京交换“批准书”。　　在此期间,南京政府在筹备接收威海卫方面也做了―些准备工作。早在6月14日,即在南京成立筹办接收威海卫办事处,委任外交部司长徐祖善为特派员,朱世全为调查主任,吴天放为事务主任,开始筹备接收事宜。7月,徐祖善率同助理人员到达威海卫,“与英驻威长官庄士敦商定接收细目”。9月23日,南京政府又任命外交部次长王家桢为接收威海卫专员,徐祖善为首任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26日,《交收威海卫专约及协定》等件均经立法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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