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屠杀后，欧洲还会对穆斯林敞开怀抱么？
作者：廖保平
　　文｜无界新闻评论员 廖保平
　　发生在时间11月13日晚上的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给法国乃至全世界民众的震惊都是巨大的，这是法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当然，给世界民众尤其是欧洲的反思也将是深刻的――多元化政策何去何从?
　　二战后，欧洲国家吸收了大量来自原殖民地的移民。据统计，法国战后吸纳的移民有2000万人之多，其中许多是穆斯林移民。
　　法国对穆斯林的接纳是任何一个非穆斯林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法国有大约6400万人口，穆斯林人口占11%，其中大量从国外移入。有学者称，预计25年之后，法国一半人口会是穆斯林。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法国对穆斯林敞开了多大的胸怀。
　　法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对移民采取多元文化政策，就是鼓励移民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要求主流社会赋予少数民族以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并在很多方面给予照顾(有点像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这种政策有别于日本和的政策――日本实行单一文化政策，基本不接纳移民;美国则实行熔炉政策，无论你来自何处，到了美国就要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多元文化政策显示了欧洲的博大胸怀，哪怕是最近接纳了几十万中东难民，包括穆斯林难民，他们也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们确实有平等博爱之心，他们热忱地拥抱多元。
　　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各种族、民族、文化、信仰、习俗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法国等欧洲国家试图让不同的种族、民族、文化、信洽相处。欧洲人成立的欧盟，就是要消除国界并期望消灭人心的隔阂的一种实践。欧洲人的心胸不可谓不博大，理想不可谓不伟大。
　　然而，深入到欧洲社会可能会发现，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欧洲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又是封闭的、隔阂的，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信仰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融合，而是彼此独立并形成体系――形成以宗教与社群为特征的一个个独立体系。
　　比如，穆斯林只进清真寺、上穆斯林学校、加入穆斯林的社团，参加穆斯林的活动。新教徒也有类似独立体系，彼此之间交集甚少。
　　因为主张多元文化，就意味着各个独立的体系会在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保持原有特色，这就形成了交流障碍，外来各独立体系要想进入主流社会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语言就是一种障碍。一旦不能容入主流社会，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小独立体系就会产生大共同体的认同危机，成为孕育极端化的温床。许多穆斯林融入欧洲的主流社会难度则更大，极端化思想也容易影响这类“新欧洲人”。
　　当种族、民族、文化、信仰碰撞冲突时，不同的独立体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冲突越多抱团越紧，开放性越差，社会隔阂与相互排斥越严重。――这几乎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社会表面上看是多元的，生态丰富的，什么人都能在里面生存发展，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被允许去做，但那只是在没有伤害到对方的时候。一旦不同亚文化体的成员彼此有一点伤害甚至误会，矛盾就来了，宽容不见了。
　　以法国《查理周刊》为例，这是一本创立于1970年、政治意识极强的杂志，以刊载讽刺性漫画和恶搞时政文章为主。它言辞幽默且尖锐，讽刺意味很强，喜欢用粗俗的语言，在表达态度时不喜欢遮遮掩掩。这本杂志宣称自己立场偏左，反对独裁主义，反宗教并且反制度性。
　　在多元的社会里，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查理周刊》的立场和做法是应该被包容的，事实上，更多的法国人恪守言论自由的原则，并没有拿《查理周刊》怎么样。但是，穆斯林对该杂志多年来发表的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不满了，对其进行暴力袭击，造成惨剧发生。
　　这其实就是在貌似多元之下封闭体系的冲突，一些穆斯林不容许别的体系冒犯自己，其中的极端分子采取暴力来反对冒犯。
　　类似的事在荷兰也发生过，2004年11月电影制片人特奥?梵高拍摄了一部描述穆斯林妇女生活的纪录片《屈从》，只因该电影批评了伊斯兰教妇女的低下地位，被一个名叫Mohammed Bouyeri的摩洛哥裔荷兰穆斯林所暗杀于街头。
　　多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细分再细分”，独立体系之下还有独立体系，这一特征在穆斯林体系内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一体系内分为“逊尼派”、“什叶派”、“温和派”、“极端派”、“叛逆派”等等。比如前面提到的《屈从》的剧本创作者阿娅?赫西?阿里，是属穆斯的“叛逆人物”，她反对割礼，反对穆斯林妇女带头巾，并因创作《屈从》而遭到极端派的追杀，只因被重点保护而幸免于难。
　　这些封闭独立的、互不侵犯的多元文化体系，让融合的边际效力不断递减，最后社会形成深刻的隔阂与相互排斥，多元变成多极，反而成为多事的开端，酿成悲剧。所以，欧洲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思甚至抨击多元文化政策，欧洲的右翼排外势力也在进一步抬头。
　　面对穆斯林极端势力的屡屡报复，欧洲人展示了足够的文明姿态和绅士风度。比如当暴徒血洗《查理周刊》时，欧洲人走向欧洲抗议暴行、重申言论自由的原则，并没有质疑宗教宽容的精神，宗教信仰自由仍然“政治正确”。
　　但是遭到法国版的“911”，法国和欧洲还能这样从容面对吗?或者说，今后遭遇比法国版更沉重的袭击，欧洲还能这样从容面对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宽容不可能无限度，更不能凌驾于欧洲人的价值观之上。自2011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多国领导人都宣布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既然政策失败，就会改变政策，但如何改变呢?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问题，欧洲人可能真的需要做痛苦的抉择了。
（责任编辑：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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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集体右转？谈谈欧洲穆斯林问题
1972年让·玛丽·勒庞组建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2012年，法国大选，3月19日，图卢兹枪击案发生，“国民阵线”支持率得到迅速提升。日巴黎暴恐案发生，“国民阵线”在法国大区议会选举第一轮选举中获胜，成为第一大党。在丹麦，2015年，反对穆斯林移民的丹麦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瑞典，2015年，反对移民的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从2010年的5.7％飙升至2015年9月的26.5％，而其口号就是“在接受移民和维持福利标准间做出抉择”。除此之外，在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比利时的弗拉芒利益党、希腊的金色黎明党、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等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以及——2014年，德国萨克森州发起反移民、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PEGIDA”运动。“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在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欧洲国家达到一定的规模。声势之大令人始料未及。”日，英国公投，以51.9%：48.1%，脱离欧盟。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强势崛起。7月19日，以44%：39%反超希拉里5个百分点。……近些年以来，欧美政局右转倾向明显，民族主义情绪盛行，反移民，反穆斯林，抵制少数族裔，成为社会主流。各国迫于形势，开始审视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逐渐采取了封闭保守的策略。有人说，21世纪的前三十年将是反全球化的三十年。从难民危机开始，伊斯兰国崛起，英国公投脱欧，欧洲各右翼政党迅速崛起，如果奉持“本土主义”的特朗普当选，大概可以看做一个风向——全世界开始逐渐进入一个“反全球化”的逆转时期。而这颗种子，或许在日那天，就已埋下。后911时代的世界格局。1、穆斯林 = 恐怖袭击？近些年部分带有伊斯兰背景的恐怖袭击的频发，大概是导致欧洲各右翼政党崛起，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主要导火索。针对欧洲的穆斯林问题，最为通行的看法是，这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属性”问题，最好全面禁止。认为穆斯林就是危险分子，主张驱逐、隔离穆斯林移民。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观点有：认为欧洲“白左”幼稚，圣母病泛滥，纯属好日子过惯了；支持美国特朗普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本土主义”政策；支持包括法国勒庞“国民阵线”在内的欧洲各极右翼政党；支持德国PEGIDA运动。诸如此类。看完《疯狂动物城》，我把它比作现代版的《动物农场》。不仅因为其深刻的现实隐喻，其英文原名Zootopia也昭然若揭——Zoo和Utopia的结合。动物乌托邦。如果将欧美现在的局势与“Zootopia”相比，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电影的主要情节，食肉动物莫名变得狂乱，民众因此变得恐慌，认为这是食肉动物的“本质属性”问题，由此展开了一场歧视、驱逐、隔离食肉动物的运动。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对立日益变得严重，整个动物城面临一场分裂。由难民危机引发的，欧洲也分裂成了左右两派，且对立日益严重。左派以法国的奥朗德政府，德国默克尔政府为主要代表，对难民进行积极救援。而保守的右派则有明确表示拒绝接收难民的葡萄牙政府，以及英国政府等。我们不能说食肉动物的现实隐喻就是欧洲穆斯林，但是毫无疑问，食肉动物在人类社会的隐喻，必然是社会中的少数族裔——《Zootopia》里明确提到，食草动物占动物城的90%，而食肉动物仅占10%。你可以把它看做是欧美社会中的亚裔拉美裔，自然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相比于世俗文明而言，占绝对少数的伊斯兰文明——整体看来，欧盟内穆斯林人口约为2100多万，占总人口比例的5％.对于数十个动物的莫名变异，从中找出共同点——他们全部都是食肉动物——大概是最为简单的、最显而易见的了。然而通常说来，对于一个需要通盘考虑，深入思考的复杂性问题，这样“一眼看出”的表面性判断，往往都有待商榷。具备常识的人们很清楚了解，部分并不代表整体，相关性也并不等于必然性。然而在真正面对难民危机以及频发的恐怖袭击时，人们往往难以做出理智的选择，相反，代之以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根源，出于应急反应，人们往往倾向于一种情绪的宣泄，甚至毋宁直接宣布穆斯林为非法，将一切沾有恐袭，穆斯林的人事都加以禁绝和隔离。而事实上，接收叙利亚难民会带来“安全威胁”的说法站不住脚，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肖河在其论文《巴黎事件与欧洲穆斯林问题》中的表述，其理由有三：第一，多国官方都已证明，巴黎事件中被击毙恐怖分子身边的叙利亚难民证件确系伪造，而其目的可能就是煽动欧洲对叙难民的敌视情绪；第二，就伊斯兰国而言，其领土上的人员流出不仅不符合其利益，甚至还构成了“叛教行为”，需要加以制止而非鼓励；第三，欧洲恐怖袭击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本地穆斯林，并不需要假扮难民、混入欧洲。既然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他们恐袭的原因又是什么？2、种族歧视与偏见欧盟基本权利署在2010年出版的报告中指出：穆斯林青少年相比于非穆斯林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更为普遍的歧视。（见下图）
（来源：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
欧洲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政策各有不同。英国的政策有些类似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穆斯林拥有相对独立的社区和宗教设施，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英国对穆斯林移民可以说是，“善意的忽视”，互不干扰，和谐共存。而德国在移民政策上则相对保守，强调德意志民族性，限制性公民身份制度将外来移民和文化排除在外，时至今日伊斯兰教还被定性为“外来和移民宗教”荷兰则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承认文化差异并赋予少数族裔特殊的文化权利，提倡“保留认同的融入”，甚至试图将穆斯林社群打造为与传统的新教、天主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四大社群并立的“第五支柱”，使其拥有一套“自成一体、平行存在”的独立制度系。而法国“共和模式”与上面几个国家皆有不同，其坚持“同化”（assimilation），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践行政教分离原则，禁止宗教活动对公共领域的任何侵入。以法国的“共和模式”为例，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494∶36)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法案(俗称“头巾法”)，头巾法禁止穆斯林女性戴着头巾进入公共场所。总统萨科齐公开宣布，“伊斯兰头巾在我们领土不受欢迎”。
（来源：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
“头巾法”的实施实际上是法国“共和模式”同化穆斯林群体的产物。然而这一方案的实施并不顺利，其实施政教分离而措施的尝试，实际上让穆斯林群体离“同化”的目标反倒愈来愈远。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存在需要起码多数与少数的“重叠共识”存在，而法国政府的“头巾法”，其依据的基础，实际上是“规范共识”而非“伦理共识”，于是这样一种基于“规范共识”的民主，实际上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并未足够尊重穆斯林群体的意见。实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其他欧洲国家，情况也类似。除此之外，在法国，1972年勒庞组建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制造出的伊斯兰恐慌，移民恐慌，对穆斯林群体的自尊亦造成极大损害。而在德国，2014年开始的PEGIDA运动渲染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给欧洲安全与欧洲本土文明带来的危害，煽动伊斯兰恐惧症，提出限制移民、禁止穆斯林长袍……除过政府层面的歧视之外，还有社会民众层面的歧视。民众层面的歧视（恐惧来源于无知）2014年的PEGIDA运动发端于极右翼势力较强的萨克森州。但事实上，这一地区的穆斯林数量并不多，对于伊斯兰的恐慌心理更多只是由于陌生、不接触而臆想产生的。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几年前瑞士关于伊斯兰宣礼塔的公投中，最充满敌意投反对票的往往是那些生活在偏远村庄、根本接触不到穆斯林移民的人。据下图所示，年长的，思维保守或接近固化的，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偏见，从而导致歧视的发生。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失败。在大多数人对某个特定群体怀有强烈敌意与歧视的时候，民主与否对改变现状帮助并不大。此时，民主通常是用来反映偏见，而不是改变偏见的。一般领袖迎合民众，当偏见成为大多数人确定不移的“常识”之后，政府就会迅速采取措施，实际造成火上浇油。极右翼政党更进一步，他们制造穆斯林恐慌，非法移民恐慌，加剧这种偏见。而伟大领袖则教导其追随者认识他们所处群体以外的世界。3、身份认同危机由歧视进一步发展，第二代穆斯林群体开始更多地回归宗教去寻找身份认同。他们更多地把自己首先看做一个穆斯林，其次才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英国人。
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穆斯林群体由于歧视、抵制而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归属感，于是只能转头回去寻找自己的传统。欧洲社会的第一代移民往往只是来这里赚钱，与母国联系尚为紧密，对压迫也较能容忍。然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从小生长在法国、德国等现代社会，思维与西方渐渐趋同，头脑中已经有了平等的观念。然而现实生活却经常遭受歧视，他们感到迷茫，没有归属感，进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焦虑，当一旦在现代社会中遭到强大的歧视压力时，他们更容易转头拥抱自己的宗教。而对于伊斯兰教，我们往往集中于他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另一点更重要的，它还涉及到居民的饮食起居，服饰穿戴，工作救济等等一系列生活层面的服务。而后一点，对于居于社会底层，遭人歧视的第二代穆斯林青年尤为重要。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经济援助与邻里互助。教会比国家对教徒生活的帮助更大，教民而非公民的身份为不通语言的难民提供了生活中的基本保护，而且越是社会底层这种保护作用就越明显。一位名为Khaled Kelkal的阿尔及利亚裔移民青年的遭遇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是第二代移民，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长大。1990年,他父亲失业了，曾经是一位优秀学生的他，逐渐堕落到行窃入狱。获释后，他再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陪着父母回了一趟阿尔及利亚，回来后，法国警方认为他在阿期间，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招募。后来他接受采访，谈到，“我既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法国人，而是一名穆斯林。当走进清真寺时，我如释重负。他们握着我的手，他们对我犹如对待一位老朋友。当我走在大街上遇见另一位穆斯林时，没有猜疑，没有偏见。他笑了，我们都停下来，谈了起来。虽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如同文艺复兴，复古只是对现实不满。也如同我们一般人，现实受挫，便遁入佛经或老庄中求得解脱。如果一味歧视、排斥穆斯林，只会把他们进一步推向恐怖主义的巢穴。4、穆斯林的“无产阶级化”——宗教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点原因或许才是最为根本的内因。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在全球开拓殖民地，殖民地国家作为生产链的底端，经受着剥削，其后，欧洲又把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即使如此，本国内部依然存在着足够多数量的被压迫者，而他们恰恰主要就是由少数族裔，非法移民，穆斯林群体所组成。同时根据前面第2点所述，社会层面的歧视，造成穆斯林就业的困难，造成穆斯林群体的无产阶级化。有些地方，仅仅因为有一个阿拉伯名字就不允许登记入住酒店。据调查，欧洲穆斯林失业率是欧洲非穆斯林失业率的两倍以上。他们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移民和全国平均水平——在同等标准下,阿尔及利亚移民中持有中学文凭的、30岁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是32%,而全法国的平均失业率为15%。刘益梅在《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及其解决路径》一文中谈到，穆斯林移民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第二代移民，他们大多都聚居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郊区犹如贫民窟一样的街区。如果用阿拉伯名字去找工作，几乎很难找到。很多穆斯林青年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法国人，但是长大后发现自己除了当兵、做保安、到超市做收银员，几乎找不到工作。而且在同等条件下，就业后的升职和加薪，也都普遍不如父辈是法国人或东欧移民的孩子来得容易。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深深地感觉自己被隔离。而研究表明，在个人的基本权利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来实现的时候，备受压迫、忍气吞声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反而可能会展现出高度侵略性、颠覆性的性格特征。例如，在美国，比较凶悍的匪徒是瘦小的柬埔寨第二代移民，他们作为难民的后代在成长中备受凌虐，因此也形成了暴虐的性格与对暴虐的崇拜。车臣的恐怖分子同样是苏联高压民族政策的产物，而今天欧洲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类似的成长背景。如果这样彼此对立，一直不加节制地发展下去，恶性循环，会是什么结果？看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吧：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互相杀戮，全家灭门，有小女孩躲在树上，人们像打小鸟一样把她打下来；把不同信仰的男孩剥了皮，挂在树上；把怀孕妇女杀死，用铁钎挑出未出生的孩子；把人砍成肉酱，凭鞋子才能认出来是谁……历史上不乏鲜明的例子。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的屠杀，各类宗教迫害。只是如今，他们的身份换成了穆斯林。同当下最为通行的看法不同，宗教只是穆斯林群体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身处欧洲现代社会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穆斯林群体对社会阶层固化的冲击。而至于他们为何采取这样极端的举动，除了上面所说的歧视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和他们的宗教组织形式有关。欧洲的穆斯林其主体是逊尼派，不同于教阶明确的什叶派，逊尼派组织较为分散，而这使得穆斯林群体无法有效通过和平的民主议程表达民意，比如2004年法国通过的“头巾法”，这实际造成了多数人的暴政，从而进一步造成穆斯林群体的离心。而在文明渠道无法充分表达其意见的时候，暴力——作为一种更能引起社会关注的形式——就发生了。它能够以最极端的方式，强迫多数人正视现实中被忽视或被默认的不公正。参考文献
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J]，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魏秀春，“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J]，世界民族，2007年第5期
刘益梅，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及其解决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肖河，巴黎事件与欧洲穆斯林问题[J]，国际论坛，2016年3月.
袁晓聪，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政策评析[J]，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6期
张历历，欧洲难民危机引发人道主义思潮新动向[J]，中外思潮，2016.6
汪波，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性质和内在结构研究[J]，国际观察，2015年第4期。
汪波，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研究[J]，阿拉伯世界，2015年3月
作者：江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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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people/jiang-han-yuan多元还是同化：欧洲对待穆斯林的难题
[摘要]如何对待穆斯林？是文化多元，还是强制同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欧洲所出现的双重困境，同样摆放在中国面前。巴黎的“黑色星期五”震撼了整个世界。从纽约到巴黎，从“9·11”到“11·13”，来自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不仅没有随本·拉登的击毙而销声匿迹，反而因IS国的崛起而更加猖獗，日益成为欧洲的内部问题。冷战结束之后，许多人曾经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但如今更多的人感到迷茫：这个世界怎么了？本期“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邀请了对这一问题有密切关注和长期思考的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刘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郑戈教授，这是他们对话的第三篇。(第一篇： 第二篇：巴黎恐袭案暴露了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化问题许纪霖教授许纪霖：这次巴黎恐袭案，不仅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有关，也是一个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化问题。欧洲在历史传统上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欧洲现在与美国一样，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世界。如何化解世俗化的欧洲与穆斯林后裔的矛盾？英国与法国是不一样的，英国采取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方针，而法国是强制同化的政策，但似乎都失败了，欧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之中。先说英国，英国在19世纪是头号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被统治的种族、民族和所信奉的宗教也五花八门。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是造就一个上层法律政治结构，抓住一批上层讲英文的本土精英，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则放任自流，保持你的原生态，相当自由和开放。这一文化多元主义的治理模式英国驾轻就熟，非常有效。但这些年在应对国内的穆斯林的时候，发生了尴尬。十年前伦敦的地铁爆炸案，虽然由基地组织策划，但参与者竟然都是有英国国籍的阿拉伯穆斯林。最近有一个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写的《政治正确与文明》文章在网络上疯传。他说，英美旨在保护少数族群和宗教的“政治正确”，对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变得不能批评，一味纵容，最后姑息养奸。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当初土耳其建国时的凯末尔方式：强制同化！将宗教驱逐到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强制实行世俗化政策，女人不许戴面纱，男人不许蓄胡子。巴黎恐袭案证明法国的强制同化政策并未成功强制同化是否能够成功呢？法国与英国不同，它一直实行的是同化政策。因为法国人的启蒙传统与英国尊重传统、尊重经验不一样，法国相信人的普遍理性，相信启蒙与教育的改造功能。当年法国管理殖民地的方式，不仅要建构一套政治法律，还要创造新文化，创造新国民，因此法国这些年对外来的穆斯林，花了大量的资金和措施，试图同化他们，让他们融入世俗化的欧洲，但这些巴黎恐袭案，证明这一政策同样没有成功。不仅是第一、二代移民，如今到了第三。四代，穆斯林依然没有被同化，反而出现了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欧洲所出现的双重困境，同样摆放在中国面前，如何对待新疆的穆斯林？是文化多元，还是强制同化？这同样是一个内在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大问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生活处境悲惨的移民更有可能被极端宗教思想俘获刘擎教授刘擎：也不是没有好的例子，比如，穆斯林移民在德国的融入相对而言比较成功。不是说没有宗教和文化的冲突，德国也有反穆斯林的排外运动，但遭到了政治精英和社会主流的谴责，而穆斯林社群面对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歧视，虽然有不满和回应，但相对比较克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抗议，也没有发生恐怖袭击。这可能有不同的因素，一方面可能是到德国的穆斯林移民大多来自土耳其，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德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使得穆斯林移民在就业、医疗和福利等方面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处境。我想，社会经济的处境与宗教文化的实践，不能完全分离。生活处境越是悲惨，就越是容易失落甚至陷入绝望，也就更有可能被极端的宗教思想所俘获。如果你的处境越好，也就更倾向于温和。德国是一个例子，美国相对来说也比较好，这与美国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有关。积极同化和多元宽容是政治治理的两种不同思路对于移民的公共政策，大概有积极同化和多元宽容这两种模式，各有不同的论证逻辑。同化多少有些压制，所谓“积极同化”多少有点强制同化的意思，同化派的理由是，严格而不是放任，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极端势力。相反，主张多元宽容政策的理由是，压制会导致反抗。这两种模式各持己见，互相反驳。强制同化者相信，极端主义都是宽容惹的祸，是放任所导致的；而主张多元宽容的论者会反驳，意思差不多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越是强制同化就越会逼迫少数族裔转向极端主义。这实际上是政治治理的两种不同思路。法国的困境可能有许多因素。在思想层面上，法国存在两种不同的传统，彼此之间是有紧张的。一种是法国启蒙主义传统，主张普遍主义的价值标准，这可能倾向于支持同化政策，比如反对在公共场合对女性服饰的特殊限制，这被认为是歧视。另一面，法国有一个很强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左翼传统一般不敢轻易批评伊斯兰的宗教文化实践。为什么？因为在许多左翼人士看来，当今的伊斯兰宗教力量是在对抗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如果你批评了伊斯兰组织，好像就站错了位置。左翼知识分子应当站在主流势力的对立面，跟弱者站在一起。如果批评了伊斯兰，就有跟主流勾结的嫌疑，这也是在最近西方思想界争论的问题。移民政策涉及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的平等、自由和人权价值原则，可能需要有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否则会导致自我挫败的实践。严格按照普遍人权和尊严的规范性道德，我们可能就没有理由限制移民，甚至不能够设定国界。加拿大有一位资深的政治哲学家，就曾论证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国境线应当向所有移民开放。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自由主义主张，任何偶然的或天生的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在道德上是武断的（morallyarbitrary），不能因此而受到区别对待。人的性别、种族和出生地等等，这些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偶然因素，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那些自己无法决定国籍的人拒之门外呢？但无限制地接受移民或难民，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承受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当然，做到尽善尽美就干脆不做任何好事，这并不是严肃的政治思考。重要的是如何依据理想的原则制定和实施可行的政策。穆斯林移民可能必须调整和放弃部分与公民身份相抵触的宗教实践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选择移民欧洲，是否应当有所改变和适应？或者说是不是有理由完全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你当然可以不移民，但你要选择移民到欧洲生活，必须接受当地的法律和公共文化，但同时又要坚持像在母国一样完全保持自己的宗教文化习惯，这两者之间一定会存在紧张，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事情，这就要求调整和妥协。某些文化习俗，比如一夫多妻，比如强制婚姻、比如“荣誉谋杀”（主要针对女性，如果背弃自己丈夫，就是“令家庭蒙羞”，可以由家族成员实施杀害），诸如此类的宗教习俗，如何可能与欧洲的法律与公共文化兼容？我想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主义（比如罗尔斯的理论）并不是说政治上的正当完全不会影响公民的“整全性信仰”。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是相当“薄”的同时又是相当“强”（具有强制性）的。正因为“薄”才留有足够的空间让公民自己追求个人的人生理想，但也需要“强”，否则多元主义会误解民主政治的公共基础。对于穆斯林移民，认同的关键问题在于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只一个宗教信徒，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公民，而作为公民，可能必须调整和放弃一部分与公民身份相抵触的宗教实践。这当然是极为困难甚至是痛苦的适应过程，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移民，你可能不得不做这个调整。整合主义以平等公民权建立国家认同以取代小群体认同郑戈教授郑戈：其实谈到欧洲便越来越进入到我们比较熟悉的现代法律制度的话题了，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了如何设计出一种制度模式，能够消解穆斯林的仇恨，使他们去激进化。这在宪法里面，我专门写过一篇长文，论述过相关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宪法上面有两种模式：一个是整合主义、一个是兼容主义。整合主义，就是用一种统一的公民身份来取代族群和宗教认同，你既然到了我这个国家，入了籍以后，我们只有义务给你平等公民待遇，而没有义务给你特殊待遇，照顾你这个宗教或民族群体的特殊需求，这基本上是现在世界各国比较主流的模式。当然整合主义也可以分成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整合主义基本上就认为族群差异、宗教差异都是伪装了的阶级差异。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一旦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很严重的分化，就可以消除所有的差异，无论是哪一种整合主义，都是以平等公民权建立国家认同，取代小群体认同。兼容主义认为平等对待不同人群其实构成压迫和歧视所谓的兼容主义，里面包括许老师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其核心要义是对不同的人群给予平等对待其实构成压迫和歧视，国家需要给宗教和民族认同以公共表达和政治动员空间。实际上英国也不是一个奉行兼容主义的社会，也是强调平等的公民权。但是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统治殖民地的时候，它确实发展出了一种规范多元主义，就是对不同的、在他们看来不够文明的社会，要先尊重他们的习惯法，然后通过把他们的上层精英教育成英国绅士，再由这样的本土英国绅士教育他们自己的民众，然后慢慢地改变他们的习惯法。穆斯林德国的社会国模式更有利于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刚才刘老师提到德国在整合穆斯林方面比法国成功。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德国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德国是一个社会国，它十分所谓重视社会福利和分配正义，不仅仅是给你自由、给你形式上的平等权就可以了。它会使你在社会生活当中得到一定的实质正义，这种制度显然比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仅保障形式平等的制度更为优越，因为后者不管你平等之后实际生活处境怎么样。这种社会国模式更有利于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德国很多学者都在论证这种社会国模式。比如，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霍耐特，他提出一个社会自由的概念。所谓的社会自由，说直白一点儿，就是你在一个社会当中生活，应当有“在家”的感觉，不会感到被排斥、被剥削。这和自由主义脉络里的个人自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德国在这些方面确实做得比较好，所以穆斯林激进主义的问题在德国会解决得好一些。而且在这一轮难民潮里面它是唯一一个表态可以接受80万难民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种底气，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制度自信，觉得自己的社会足够好。强制性同化措施容易导致穆斯林的怨恨法国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法国其实和土耳其一样，是严格的世俗主义国家。它在2004年专门通过了一部法律，在学校，在所有的公共场合不能穿戴具有民族和宗教标识的服饰。这样就导致有很多的穆斯林女孩上学之后因为穿戴那样的服饰被开除了。穆斯林是一个非常难以被同化的族群，你只有先把总体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做得比较宽松，然后慢慢同化会比较好一些，这样比较强制性的措施容易导致怨恨。有了怨恨之后，就会有很多人被吸引到极端主义的阵营里面去。这个说起来比较容易，但真正做起来确实在方方面面需要耗费很大的社会成本。比如说穆斯林甚至不允许男女在同一个游泳池里面游泳，你为了包容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就需要多修很多游泳馆，不只是增加一倍，因为其他德国人用的男女混合游泳池穆斯林都不会去。这样做不仅耗费的成本比较大，也会导致主流人群的反对，认为这不公平。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当我们批评别的国家的政策的时候，往往也要考虑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实现起来都有很多现实难题。而且，在一个利益和价值多元的社会，对一部分人好的政策，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恰好是不公的。德国的移民政策还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许纪霖：对于德国，我保留谨慎的乐观，因为德国还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因为过去接受的移民主体是比较世俗化的土耳其突厥族穆斯林，但如今大量的叙利亚移民去了以后，阿拉伯的穆斯林经过一代、两代，是否可以像土耳其人那样融入德国社会，这还需要长时段的观察。外来移民核心的问题是认同的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属于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最困难部分，是打造一个国家的公共精神。这个国家的公共精神，在美国和欧洲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美国国家的公共认同，按照罗伯特·贝拉的观点，乃是一种“公民宗教”。美国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大部分国民都有宗教信仰，虽然所信的神各有不同，但作为美国公民，他们在政治信仰上，都相信同一个世俗宗教，那就是美国宪法所体现的美国价值：自由、平等、民主。贝拉将其称为叫“公民宗教”，用约翰·罗尔斯的话说，叫做公共理性。“公民宗教”中所说的上帝，也就是美国总统向之宣誓的“上帝”，不是仅仅指基督教的上帝，他是各种宗教共享之“神”，这个上帝，就是美国国家的灵魂。伊斯兰教义中没有公域与私域的区别欧洲比较起美国，相当的世俗化，大部分欧洲白人都不是教徒，欧洲更多地采取“宪法爱国主义”的方式实现国家意志的整合。宪法爱国主义德国人谈得比较多，过去比较多的是针对东西德合并后的的问题，但如今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强势的穆斯林。无论是美国的“公民宗教”，还是欧洲的“宪法爱国主义”，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但在伊斯兰教义之中，并没有这样的公域与私域的区别。所谓的世俗化，首先是区分公与私。在公共领域，作为国民，必须是公共的“正当”优先于个人的信仰“善”，你的信仰不能违背“公民宗教”和宪法意志，而在私人领域，你如何理解“善”，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而，问题就出现在公与私交界的空间，比如穆斯林的女生是否可以在学校里面戴面纱？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蓄胡子？游泳池必须分男女吗？在这些不涉及到根本的“正当”的社会公域，究竟是强制同化，还是容许文化多元，就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与冲突。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都不是天生的刘擎：刚才郑戈讲的，整合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一支，将所有问题都视为经济社会阶级的变种，这个当然有点过于化约主义了。但反过来，我们不要一谈到宗教认同就好像是顽石般的难以化解，好像人生下来就如此，是血液、家族和种族传承的。其实没有这么个顽石，所有认同都是建构的，都是社会化的结果。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都不是天生的，不是生物性的，不是什么在“血液”里遗传下来的。那种“我身上流着什么什么血液”的说法无非是一套神秘修辞。信仰和认同都是获得的，是社会化过程塑造的。如果你从小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单一封闭的文化环境中，那么社会化过程也就是那个单一文化的再生产，看上去就和遗传差不多。如果你的社会化过程不一样，你的教育情景不一样，形成的信仰和认同就会不一样。学校教育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如果在学校教育与家庭灌输的内容有所不同，孩子就可能有了不同的视野，也可能导致不同选择。穆斯林的绝大多数都有和平、宽容和温和的品质，甚至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中也有少数改宗皈依基督教的。所以克服宗教极端主义，教育可能是一个关键环节。“整合主义”导致的问题或许被夸大了郑戈所说的“整合主义”仍然是较为普遍的政策导向，它有强制性的一面，可能会造成问题，但这个问题严重性或许被夸大了。因为这里可能涉及所谓“举手现象”。在课堂上有问题的学生才举手，而举手才引人注目。我们现在看到了恐怖袭击，这些有问题的少数穆斯林“举手”了，突显出来，我们就怀疑“整合主义”可能失败了。但那些绝大多数不“举手”的人，可能没问题或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法国在学校教育中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强硬的同化措施，是不是真的失败了？也许，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同化成功了，但他们没有“举手”，也许他们就是第二代、第三段移民中温和的伊斯兰教徒，也许就是在《查理周刊》事件之后，出来加入集会的穆斯林。所以，用比较鲜明和强硬的整合主义政策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可能还需要更多可靠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来评估。郑戈：我还是接着刘擎老师这个来说，我也同意他这个说法，整合主义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了，其实我们很难从几个事件当中来判断，比如说刚才许老师也说过德国现在还没有经受考验，万一下一场恐怖袭击发生在德国呢？这样岂不使批评法国模式的人又被打耳光了？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单个的事件来判断一种政策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比如说在法国，很可能因为强行推行世俗化，反倒真的使绝大部分穆斯林都认同了法国的世俗化价值，这也是有可能的。这里我想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宪法在宗教自由这一块是很有趣的，保护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活动自由，这就涉及到刚才两位提到的公与私的区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很难接受宗教活动私人化的模式但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因为就各大宗教来说，基督教里面新教教徒比较容易接受宗教活动私人化的模式，因为他们只要有一本《圣经》就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但是有很多别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里面的天主教，是非常拒绝私人化的，因为天主教的活动大多是集体活动，比如弥撒，要是私人化了，就不存在天主教了，天主教就被新教化了，这是天主教教徒很难接受的。伊斯兰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伊斯兰教大部分的宗教活动都是需要集体完成的，它有很多的宗教仪式，小到每个穆斯林都要完成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大到开斋节等宗教节日的大型仪典，都是需要集体完成的。邪教在世俗化所造就的孤独的个人当中比较容易传播许纪霖：在世俗化社会之中，社群非常重要，这个社群不仅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自愿性的社群，也包括穆斯林、基督教这些传统的社群。为什么？你可以看到，邪教在什么样的人群里面比较容易传播？恰恰是那些世俗化以后所造就的孤独的个人当中。我举一个例子，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1995年在东京地铁上释放毒气，这个邪教的成员很多人竟然是日本名牌大学的工科生。这些工科生，一是内心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念，比较虚无，二是生存方式比较原子化，非常孤独，那就很容易被邪教钻空子。如果一个社会社群生活比较完整，无论是家庭、还是NGO志愿性社群，还是宗教团体，都比较发达，而且合法，那么很多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从属于某个社群，有归属感，他就不容易走火入魔，进入邪教。一旦正常的社群受到压抑，得不到正常发展，处于某种不合法的灰色地带，那么会将许多感到孤独、有疏离倾向的人被驱使到更为偏激的极端组织当中。基地组织人员基地组织的激进主义是针对异教徒的郑戈：所谓的认同，其实就是说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是原子式的个人，他永远要找归宿，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同伴。实际上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黎恐袭之后的马里恐袭。在巴黎恐袭，ISIS对屠杀对象是没有区分的，不管这群人里面有没有穆斯林，都一概予以杀害。但是马里，最近新闻公布说是基地组织干的，不是ISIS干的。基地组织恰恰是为了和ISIS竞争，采取了新的恐怖主义策略，只要你会背《古兰经》就不杀你。所以有人开玩笑，以后大家最好背一下《古兰经》，以备不时之需。基地组织和ISIS这两个组织，在我们看来都是恐怖主义组织，但是他们的策略会有区别，是为了吸引不同的、想寻找不同认同的群体。比如说基地组织现在会标榜自己不会杀自己的穆斯林同胞，可能会吸引穆斯林群体里重视“兄弟情”的人。他们仍然是激进主义分子，但是他们这个激进主义针对的是异教徒。ISIS可能也不会丧失招募新人的能力，它会吸引到更加极端的人，对自己的穆斯林同胞里面，在他们看来不够纯洁、不够极端的人，他们仍然要予以打击。而对于我们来说，应当团结穆斯林同胞当中绝大多数的善良人士，不能搞宗教和民族歧视，歧视只会导致极端主义滋生。回应一下刚才刘擎老师比较乐观的判断，认为ISIS在巴黎恐袭之后是自掘坟墓，我并不如此乐观。美俄之间战略利益的冲突、以及中东各国各自的小算盘，都会导致联合行动难以奏效。比如伊朗很愿意出兵打ISIS，美国就不想让伊朗借此做大。而穆斯林里面的极端主义分子中，还是会有人嫌基地组织比较温和，仍然要寻找更加极端的阵营。有很多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知道，实际上现在连基地组织都把ISIS定性为恐怖主义了，他们也要反恐。最狂热的人本身对《古兰经》是不尊重的刘擎：IS也不是说不加区别，在音乐会杀了一百个人，那为什么不区别是不是穆斯林？他不用区别。因为你哪怕会背《古兰经》，但你到音乐会去听这种堕落的音乐就足以证明你已经变成一个异教徒了。许纪霖：我看到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段子。说是有一对叙利亚来的难民夫妇出逃时，被IS拦下，要求背《古兰经》。于是，那位先生就叽里咕噜地背了一段《圣经》。“好，你走吧。”IS放过了他们。他太太很就问先生：“万一他们听出来你背的不是《古兰经》，不是很危险吗？”。先生说：“假如他们真的读过《古兰经》，他们就不会杀人了！”这就意味着说，这些IS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那些最狂热的人本身对《古兰经》是不尊重的，他们看得起只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自己不仅是哈里发，而且就是默罕默德的化身，将自己当作了神。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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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freda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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