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A．英国权力推行殖民政策 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C．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民族矛盾D．中国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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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A．英国权力推行殖民政策 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C．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民族矛盾D．中国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单选题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因为A.英国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B.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C.中国经济、军事落后D.林则徐禁烟运动激怒了英国人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单选题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A.英国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C.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中英矛盾D.中国的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同步题
题型：单选题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
[&&&& ]A．英国权力推行殖民政策 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C．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民族矛盾D．中国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
科目：初中历史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　 A．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 &&&&&&&&&&&&&&&&&&
B．英国把殖民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 C．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落后&&& &&&&&&&&&&&&&&&&&&
D．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中英矛盾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标准学案历史　　八年级（上册）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
A．英国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C．中国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
D．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中英矛盾
科目：初中历史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
A．英国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B．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C．林则徐禁烟运动激化了中英矛盾
D．中国的经济、军事落后于英国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江苏省苏州新区二中学年八年级10月月考历史试题
之所以说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因为
英国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经济、军事落后
林则徐禁烟运动激怒了英国人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甘肃省中考真题
题型：材料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刚刚过去的2011辛卯，是辛亥百年，入世十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则有一百七十年之久。在这段难以尽说的历史中，我们民族从悲痛与屈辱、困惑与反思，走向了光荣与梦想，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之一，是我们与世界的“对话”。对话无疑包括文化上的。其状况，让人想起《千万次地问》这首歌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制度、主张，寻找自强和现代化的道路，这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但是，西方国家却并没有等量地引进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和价值观。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这叫“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剪头发，穿西服，用电脑，打手机，过情人节、圣诞节，送巧克力、玫瑰花。喝的是人头马，学的是数理化，看的是《阿凡达》，逛的是东南亚，没有谁再之乎者也，长袍马褂。这叫“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中国，也没有因为中国而产生文化上的巨变或质变，这叫“可是你却依然是你”。这未免让人不爽，尤其是在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以后。因此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为什么我们没能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骂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是没有用的。没人强迫你看好莱坞，吃麦当劳，穿牛仔裤，也没人拦着你卖炸酱面、狗不理。所以这事恐怕赖不到别人头上，得从自身找原因。　　　　　
――易中天《“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回答：（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先进技术以“自强”，中国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材料中的“剪头发”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请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找出一条自身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目：初中历史
题型：阅读理解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1辛卯，是辛亥百年，入世十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则有一百七十年之久。在这段难以尽说的历史中，我们民族从悲痛与屈辱、困惑与反思，走向了光荣与梦想，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之一，是我们与世界的“对话”。 对话无疑包括文化上的。其状况，让人想起《千万次地问》这首歌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制度、主张，寻找自强和现代化的道路，这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但是，西方国家却并没有等量地引进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和价值观。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这叫“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剪头发，穿西服，用电脑，打手机，过情人节、圣诞节，送巧克力、玫瑰花。喝的是人头马，学的是数理化，看的是《阿凡达》，逛的是东南亚，没有谁再之乎者也，长袍马褂。这叫“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中国，也没有因为中国而产生文化上的巨变或质变，这叫“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这未免让人不爽，尤其是在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以后。因此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为什么我们没能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骂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是没有用的。没人强迫你看好莱坞，吃麦当劳，穿牛仔裤，也没人拦着你卖炸酱面、狗不理。所以这事恐怕赖不到别人头上，得从自身找原因。 　　　　　　　　　　―――易中天《“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 回答： （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先进技术以“自强”，中国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5分） （2）材料中的“剪头发”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10分） （3）请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找出一条自身原因。（5分）
科目：初中历史
来源：甘肃省兰州市2012年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历史部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刚刚过去的2011辛卯，是辛亥百年，入世十年，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则有一百七十年之久。在这段难以尽说的历史中，我们民族从悲痛与屈辱、困惑与反思，走向了光荣与梦想，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之一，是我们与世界的“对话”。
　　对话无疑包括文化上的。其状况，让人想起《千万次地问》这首歌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制度、主张，寻找自强和现代化的道路，这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但是，西方国家却并没有等量地引进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和价值观。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这叫“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结果是，我们的生活“半盘西化”。剪头发，穿西服，用电脑，打手机，过情人节、圣诞节，送巧克力、玫瑰花。喝的是人头马，学的是数理化，看的是《阿凡达》，逛的是东南亚，没有谁再之乎者也，长袍马褂。这叫“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变得像中国，也没有因为中国而产生文化上的巨变或质变，这叫“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这未免让人不爽，尤其是在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以后。因此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为什么我们没能像汉代、唐代、宋代那样，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大国”？骂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是没有用的。没人强迫你看好莱坞，吃麦当劳，穿牛仔裤，也没人拦着你卖炸酱面、狗不理。所以这事恐怕赖不到别人头上，得从自身找原因。
——易中天《“文化入世”与“文化航母”》
（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了学习西方造船制炮的先进技术以“自强”，中国掀起了一场什么运动？
（2）材料中的“剪头发”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3）请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走出去”找出一条自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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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可避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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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有些砖家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让散乱的国民意识得到统一,才能让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有压力得到自律,才能推动技术革新,也只有战争的威胁,能刺激一个国家避免死于安乐.
不是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吗？
奥，你指的是马列的那个啊，我以为你指的是美国60、70年代提出的那个了。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平等，那么就要触及已经富裕阶层的利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百万富翁，突然一帮人喊着要人人平等，就来你家里搬东西走，你会怎样？肯定会雇人帮你打~~这样，斗争就免不了了。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被剥夺，而防止这种思想在自己国家蔓延，并出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敌对势力，御敌于国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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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鸦片战争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据联合国《2004年全球毒品形势报告》，全球共有吸毒人员1.8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占全球15至64岁人口总数的4.7%。
根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数字，截止到2004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为114万人，吸毒人群的现患率为万分之八点七。涉毒地区占全国县市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和经贸发达地区。云、贵、川三省占现有吸毒人数的25.9%，广东、广西两省区占 25.7%，濒临港澳的广东一个省就占15.6%。
114万，这还是登记在册的。在民间，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实际吸毒人数，再翻2、3倍恐怕都不止。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文明高度发达，文化教育高度普及，互联网信息资讯传播高度发达，全球打击毒品工作高度紧张，依然有3%的人类在吸毒。
为了巨额的利润，依然有大量的亡命徒在贩毒。
两百年前的人类，其文明开化素质当然比现在要差多了。一边是视吸食鸦片为高级享受的未开化人类，另一边是不讲道德昧着良心去贩毒的不法奸商，结果呢？必然就是毒品泛滥，可以遍布全国，毒品交易猖獗，可以渗腐官民。
现在亡命徒们把头系在裤腰带上贩毒，缉毒警察也把头系在裤腰带上工作。在此，向全世界的缉毒警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来个假设，如果全球的缉毒工作人员都被毒贩子贿赂收买，结果呢？那自然就是“全球病夫”时代了。
遗憾的是，上述悲惨的可能性结果和假设，曾经真实地发生在两百年前的中国，还没来得及学会半点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就被毒品和腐败搞成了“东亚病夫”。
鸦片，在明末清初，曾以“药材”为名，进口合法。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1)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又改订为“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2)入清以后，鸦片仍列入税则。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海禁开放后，鸦片即列入药材项下，“每斤征税银三分”。（3）
之后，清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1729年，雍正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禁止贩售鸦片和私开烟馆，但没有禁止进口。乾隆也禁烟，规定开烟馆者拟绞律。但是，没有成效，贩毒吸毒反而越来越猖獗。“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两广总督吉庆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是“立法不为不严”。(4)十五年(一八一○年)三月，因在北京广宁门盘获携带鸦片进城之锡姓烟犯而重申禁令，一方面对购食者“严密访查”，另一方面又着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5)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定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6)二十年(一八一五年)三月根据两广总督蒋攸铦所奏“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外船至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并确定了官吏禁烟的奖惩办法。(7)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即据两广总督阮元“申明鸦片事例”之奏请而重申禁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无鸦片之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有夹带即将行商照例治罪。(8)同年又有“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规定。(9)一八二三年八月，清政府又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地方官吏如对“夹带鸦片进口”、“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等问题失察，则按“鸦片多寡”而予以处分(10)。”（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来新夏）
一八三一年，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的条款(21)。并在全国许多省分调查鸦片销种情况，根据疆吏报告结果：未种有销的省分有山西、陕西、山东、贵州等省；只栽而未卖的省分有甘肃省；种卖均无的省分有热河、广西等省；既种且销的有四川、湖南、云南、广东等省；另有一种如河南省，一方面说“均无种卖”又说“奸民私种罂粟等花渔利，事所必有”。实际仍应属种烟省分(22)。
经过这次几乎遍于全国的查禁，清朝政府才明白鸦片的输入箱数由十一年（1831）的一万六千余箱增至十二年（1832）的二万一千余箱，而在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尚有人在京城以二百四十金购买自粤中携来之鸦片百两的情形(23)。
可见自雍正开始，禁烟就开始了，可是，没用。为什么呢？因为腐败。国内外的鸦片贩子贿赂收买了海关官员以及所涉大员，乃至皇帝也靠这个发财！！！
自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四关并于一口以后，粤海关成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关口。粤海关监督是皇帝的亲信，实际上就是替满清皇帝驻广东收受贿赂的一个奴才。“摩尔斯“中西公行考”中曾说到粤海关监督的职权是： “他应当本其征收关税的职责收得一笔相当的款项，并且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维持他应收敛一笔更大的款额，用之以贿赂首都的王公显宦及抚慰其所在地的高级官员。此外他还应收集一笔费用，以偿还贿得此职时所需的费用，以买得退休后的安静，及为自己聚积相当的财富”(2)。 粤海关监督的这种“职权”，正表明了皇帝、中央官吏、粤海关监督的共同的贪污活动。 粤海关监督为了完成这种“职权”，便向外商勒取各种名目的陋规，其中属于入口的有三十项，属于出口的有三十八项(3)。但是，这些陋规隔若干年一次便被皇帝以“陋规归公”的名义全部攫为己有。于是，海关监督又增立新的名目，以致造成“归公未几，规费又渐如故，转多一归公正饷”(4)的情形。既然上下都已向外船索取“陋规”，则外船夹带鸦片人口自然也就不便过问了。”（（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来新夏）
负责执行禁令的地方官吏被鸦片贩子贿赂收买。“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此项银两，皆预备存在英国，或他国鸦片船上，以便分派。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1)。现银与鸦片成为贿赂的两种主要东西。这些官吏的左右，如幕友门丁之类也都沾润贿赂，所以鸦片战争后有一位史学家夏燮曾经感慨地说：“迨吏觉其奸，则查船之门丁胥吏皆得而分润之；官觉其奸，则查税之幕友官亲皆得而分润之”(2)。夏燮所指的能觉贪污之奸的官与吏当然是极个别的例子而共同分润贿赂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甚至还有些更无耻的地方官吏因向包运鸦片的中国私烟贩索取定额贿赂不遂而弄成僵局的情形，如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福建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索取晋江衙口乡鸦片陋规八百余圆，该处土棍施叔宝以陋规经前任取去，不肯再缴，该署府即以该犯窝卖鸦片详禀会拏，该犯闻风远扬，缉捕无获”。这明明是以禁令作索贿工具的证据，结果：“该督抚竟置不问，旋将沈汝瀚委署台湾道缺”(3)。福建地方疆吏不仅对此不加追究，反而将索贿者调升，是督抚之与贿赂的关系也极为显然。企图以这些官吏来执行禁烟法令，禁令适足成为其贪污勒索的工具而不会发生任何效力的。(1)一八四○年正月十八日“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Ⅱ，第四二七一四二八页)。 (2)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三，管蠡一得，第二页(申报馆)。 　(3)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十一——十二页)。（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来新夏
可见，国家的禁烟令竟然成为地方大吏受贿发财的特权。
负责缉私的水师巡逻船也变成了第一线的勒索受贿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立巡船，顾名思义巡船应当是负责缉私，实际上“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5)。鸦片成为公开走私，输入量必然因之增加。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曾废巡船，十七年(一八三七年)总督邓廷祯又恢复巡船，这时贪污的手段又进一步，如“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烟遂至四五万箱矣”(6)。福建也有同样情形：“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7)。水师员弁都靠着鸦片偷运贪污肥己，造成“水师生计得自月饷者十之一，得自土规者十之九”(8)的腐败现象。海口兵弁则有代藏毒品的情事，如广东炮台的守兵，“竟有勾通沿海奸民，窝藏违禁之物，如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9)。是鸦片偷运不仅有可靠的包运者，还有稳妥的储藏处。至于转销内地也与兵役包庇有关，道光十八年十月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奏文中曾说：
　　“臣查烟泥行之内地，无论夷商之夹带，奸民之贩运，总须由海口而来，若不勾通兵役，及沿海地方匪徒节节包护递送，断不敢拢岸入口，即其销售内地，经过乡村市镇，民皆知其物系违禁，必各起而挟制，群相攫取，以故兴贩之徒，必贿通兵役人等为之接护乃能到处流通，无虞沮碍，是烟贩实兵役之利薮，而兵役即烟贩之护符”。(10) *** (5)(6)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第四四页(申报馆)。
　　(7)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十页)。
　　(8)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三，管蠡一得，第二页(申报馆)。
　　(9)道光十八年六月河南巡抚桂良奏(道光朝“筹边夷务始末”，卷三，第十九页)。
(10)道光十八年十月署理四川总督苏廷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第十一页)。“（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来新夏）
当然，也有很多未卷入鸦片贿赂体系的人士官员对屡禁不止的鸦片提出严厉追问。政府只好要求调查。结果呢，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自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即在零丁洋进行偷贩。零丁洋是在广东海洋蛟门之外老万山之内的洋面，“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都能“就地交兑”，因之鸦片“销数之畅如故也”。(14)并且在零丁洋还形成了一套偷运组织：有终岁停泊收貯外船运来之鸦片的“趸船”；有“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又称“扒龙”；有“包庇走私”的“巡船”，有负责在内地行销的“小窑口”。因之，零丁洋已完全成为“藏垢纳污之所”，(15)而鸦片之偷运入口者，自此以后，也逐年上增了。二年(一八二二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的理由，奏请“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之事，(16)清政府即命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17)。当时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嵩孚的奏复是：“海关监督收受黑烟重税，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18)。新任海关监督达三也矢口否认说：“实无征收鸦片重税之事”(19)。这种答复显然是用“查无实据”的办法来因循敷衍，何况海关监督既不肯自绝贿源，而皇帝实际上乃是鸦片的最大受贿者，因此也就不再深究。”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来新夏
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人民的健康不顾民族的未来，满清官员和皇帝上下一气，名义禁烟，实则与烟贩合流一起发黑财。所以，责骂英美等外国鸦片贩子卑鄙不道德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痛骂国内的卑鄙昧良心的鸦片贩子；谴责当时英国政府纵容鸦片贩子向中国大肆倾销鸦片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痛骂为了私利而纵容鸦片交易荼毒生灵毁灭同胞的满清官员皇帝！
既然满清官员如此“欢迎”鸦片进口，明白鸦片交易可获暴利的英美等外国商贩自然就会更加放肆地向中国输入鸦片，特别是当英商发现在中国很难销售毛纺织品为主的正当商品之后。
18世纪中期，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同时，让英国骄傲的毛纺织品却很难在中国销售。逐渐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 当时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手工业经济，虽然也有专业的手工场，但依然是低级的人力做工，有一个数量巨大的民间阶层靠这个手工经济吃饭。所以当英国机器生产的质优价低的纺织品到了中国之后，就遭到中国纺织手工业从业阶层的竭力抵制。甚至发生烧毁进口棉纱，贩卖进口棉纱的小贩被打死的情况。这个状况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鸦片战争开始前就已经非常激烈了，可以说一直到19世纪末。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因为对抗进口纺织品而损失惨重，不得不认输。
二． 非法关税。清政府的官方关税很低，大概只有几个点。但地方官吏扣加勒索之后就非常高了，达几十个百分点，甚至翻好几倍。如此，英国商品价格昂贵，能买的起的中国人就很少，销量很难上去。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Macortney）觐见乾隆时就曾提出降低关税和整顿进口税务的要求。乾隆答应并且的确命令广东官员整顿过进口税务，但也没什么效果，因为广东地方还指望这个敛财。
商品打不进中国封建市场，怎么办？英商了解到鸦片交易在中国比较行的通之后，就逐渐开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中国官员收买而大开鸦片交易之便的时候，鸦片贸易成了英美商人最红火的买卖。当时还有一个现实环境大大地支持了这个买卖。美国独立之前，英国商人用毛纺制品换北美殖民地的小麦，再把小麦运到印度，换印度出产的棉花和鸦片，再把鸦片和棉花卖到中国。如此形成非常暴利的贸易循环。对任何商人都是极大的诱惑。18世纪末期，大名鼎鼎的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居然把鸦片贸易作为了英对华贸易的主要业务，并且是垄断经营。
1832年英国议会第一次改革成功，新生的工商业阶层开始能同英国传统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地参与政治。在广大工商业阶层的要求下，英国于1833年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经济特权，把原来的东印度公司机构转变成不能直接经商的政府部门，几乎全部开放了英国的对外贸易，任何英国商人都可以自由地同外国做贸易了。大量的英国鸦片贩子涌向了中国广州城外，和中国鸦片贩子贪官污吏们勾结起来，鸦片输入更大了。
当然，这与中国烟民大增分不开。“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卢恩溥：《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可以说是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有的省份除了有进口的鸦片，而且种植生产土烟，祸及农村。有人悲愤地说：“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陈澧《炮子谣》）。到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居然多达三万五千余箱，几乎全民吸食，皇帝都吸。现在说起来，真是可笑。三万万华夏子孙居然都成了鸦片烟鬼。
鸦片贸易的直接效果就是英国贸易的巨大顺差，对于中国，是严重的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前20年间，中国外流白银折合银元（银元一元，约折合白银七钱二分），大概累计当在一亿元以上。
和现在的贪污受贿有一点不同，贪污受贿在满清，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封建时期，是地方及中央“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官员的俸禄，其实是非常少的，根本没办法满足官场“应酬”，而“应酬”于官场，犹如田地于农民，市井于商贩。特别是在朝廷困难的时候，拨款很少甚至没有，为了办好差事，只能由地方官员自己想办法。如果是为了关系社稷安危的战事，就更需要巧取豪夺盘剥勒索到处搜刮大搞权钱交易官商合作了。曾国藩集团打败太平天国、左宗棠西北战捷靠的就是这样的经济支持。所以当英国鸦片贩子发现鸦片可以发财的时候，满清官员及皇帝也明白了可以靠鸦片来充实财政。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及其派生出的财政经济乃至社会组织体系注定禁烟无效而全民吸毒最终成“东亚病夫”。
有一天，有官僚向道光皇帝反映了一件“怪事”，说各地官员都在说银子越来越少了，民间也在抱怨银子越来越不多见了，物以稀为贵，银子价格猛涨。原来一两银子约合一千文铜钱，后来涨到一千五六百文才能换一两银子。而清政府收税只要银子，赋税不变，百姓实际上缴税款却大增而无法承担。赋税不够，财政收入减少，兵饷都发不出。
名义禁烟，实际却靠鸦片发财，道光心里清楚这个道理。虽然林则徐等人一直强烈要求禁烟，却实际认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以及广东按察使反对严禁的意见，容鸦片来养财政。结果发现鸦片不仅没让他们发财，反而把全国的银子都给搞没了，皇帝急了，命令官员仔细调查鸦片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发展实际状况。
有“一把手”的认真切实重视，办事情是不难的。很快，各种报告交到皇帝手里。自然，反对严禁的报告还在标榜鸦片之繁荣经济增加税收，但是，从支持严禁的报告里，道光逐渐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银子少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流到国外去了。进口鸦片，全民消费，结果自然就是白银外流。道光明白了，自己和全国官员百姓原来是在给国外的鸦片贩子们打工，结果让外国人发了财。这个不能干！岂有此理！堂堂中国皇帝由于一时疏忽和国外的鸦片贩子们同流合污了倒也罢了，谁不想发财呢是不？可结果却让中国皇帝赔了全国的血本！再怎么重农抑商，不做赔本的买卖这个道理还是明白的。鸦片买卖，的确不能干了。
其实呢，道光以及满清官员还是不懂。除了把近乎一大半的中国人的身体搞垮神经系统熏瘫痪，鸦片还把国家经济的神经系统给搞瘫痪了。大量白银外流导致的“银贵钱贱”其实已经是国家金融体系出了严重问题。和前几年东南亚以及韩国发生过的金融危机性质几乎差不多。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金融体系都受不起任何的威胁折腾，道光的那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是小菜一碟。
道光终于决定要真正地严禁了。名义么，当然不能说是自己率领全国人民给英国鸦片贩子打了小工结果没挣到工钱还赔了血本。皇帝办事，还得讲究顺乎天意体恤民情，说经过仔细调查，林则徐等人的禁烟主张的确能够保护百姓的身体健康，消除官兵的颓废士气，为了百姓为了社稷，决定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份，着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禁烟。
林则徐（，今福州人）的人生鼎盛时期已经到来。嘉庆十六年进士及第以来，仔细能干，官运亨通，道光十七年已经是湖广总督。总督任上，他屡次上书要求严厉禁烟，甚至提出以死刑为戒。许是该他志得意满人生得意，正好到这个时候，道光皇帝明白了鸦片是个什么东西，所以雍乾嘉道一百多年来的禁烟大任居然真的落在他的身上。可谓显赫天下鼎盛至极还可名留青史，作为一个人，足够了。
十九年正月到达广州。经过私访明察，林则徐很快掌握了鸦片走私贩卖犯罪集团的实际状况。要求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整顿水师，杜绝受贿，仔细巡查。抓捕严惩了一批国内烟贩子，命令英美烟贩子三天内交出所有鸦片。
英美鸦片贩子不知深浅，拒绝上缴。有的见形势不好企图逃跑，林则徐采取强硬手段，撤出英美商馆里工作的中国人，包围了商馆。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Elliot，Charles）从澳门赶过来，企图组织英美商人反抗，但最后也被软禁在商馆里。义律见硬抗不行，最后想出了一招，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命令英国鸦片贩子上缴鸦片。
林则徐共收缴鸦片两万箱左右，大概两百三十七万多斤。于日至25日，在虎门集中销毁。
之后，林则徐宣布，只要不夹带鸦片，可以继续进行中外贸易。美国商船开始按照这个规定接受审查继续做生意。但是，英国商船却集结在香港、澳门附近的海域不动。甚至发生英兵杀害中国村民的挑衅事件。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仅拒绝而且表现嚣张，还组织武装，作出很想打仗的样子。
虽然销毁了鸦片，完成了禁烟的钦差使命，但是，林则徐深刻认识到中国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接触到很多关于西方世界的事情。为了明白鸦片走私真相，他曾组织人员翻译了英国人出的报刊，逐渐地他意识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绝对不是中国人先前认为的蛮族不开化国家，而是非常的繁荣发达，不比中国差，甚至很可能已经超过中国。意识到落后，他更有意地组织人员搜集翻译西方国家的文献资料。
看到英国人态度蛮横，聚集在海外不进行贸易，甚至武装挑衅，林则徐预感到很可能真的会引发中英之间的战争。便开始修整炮台，研究作战方案，下令如有英兵来犯，人人可以杀敌，作好了战争准备。
林则徐的判断是正确的，义律开始武装挑衅，就是在给英国政府压力，希望英国政府同中国开战。虎门销烟之前，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说中国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已经算是动用了武力，要求英国政府也动武力，给中国人军事打击，为以后能“正常贸易”扫平道路。
其实，在这之前，英国国内就有要求对华开战的强烈呼声。但是，英国政府也清楚他们的商人一直干的是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这样不光彩的生意，如果在鸦片贩子的要求下就对中国开战，造成英国政府同不法商人同流合污的形象，必然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在复杂的国际外交舞台上不好说话。
何况英国内也有对英国鸦片贩子的强烈谴责。许多议员和大臣反对和中国打仗。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议会改革，中产阶级以上阶层获得了参政权，民主制度正在激烈而快速地发展着。可以说是言论自由。就对华政策上，各种声音都有。正直的议员大臣或从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或从法律角度，论辩反对对华开战。
大力支持本国工商业发展是英国执行了几百年的基本国策，也是当时所有西方大国的基本国策。开展对华贸易，不仅是英国的外贸政策，也是当时所有西方大国所希望的。从18世纪后期的乔治三世时代开始，英国政府多次派出英使团到中国，要求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开展平等互惠的经济往来，最著名的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GeorgeMacortney）率领了庞大的使团觐见乾隆，结果遭到了乾隆的拒绝。英国等外国商人只能依旧在广州一地同清政府特许的商行们做贸易。
起初，英国商人也觉的同中国特许商行们做生意比较方便。不久，英国商人开始沮丧起来。货船到广州后，他们没有地方储存自己的货物，必须马上转交给中国商行们，却不能马上全部拿回货款。当然了，在一般的贸易合作上，赊账是很正常的。但是，中国商行们的赊帐销售，却是没有保障的。背景复杂的特许商行们动不动莫名其妙地就倒闭了，虽然清政府依然承认债务，但是，实际还款遥遥无期，如果地方官员变了，几乎就拿不回货款。英国商人的利益遭受到严重的损失，风险太高了。
另外，没有一个公开的双方能遵守的关税。实际关税几乎就是中国官员说了算，要收多少，就收多少，如果再转卖到内地，又要被勒索很多。从广州到富庶的江浙一带，通过许多关口盘剥，英国商品的价格变的很高，销售很难。
所以，客观来讲，几乎没办法同当时腐败的封建专制的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也是很清楚的。在政治上，当时封建专制的中国同共和民主的英国根本不对口，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同自由竞争的商品市场经济也是根本不对口，不兼容。即使道光不宣布停止对英贸易，中英正当贸易也几乎无法开展。
严中和先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中编引了一些档案，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同中国贸易局面是很艰难的。
“[一八三五年][六月二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致外交大臣巴麦尊(Viscount Palmerston)函][中国行商垄断贸易，压迫英商，且常常发生破产事件，而广州英商又无生命财产的保障，]凡此，都妨碍英国对华贸易不得相应于中国的庞大市场与英国开放贸易自由的机会作迅速而广泛的扩张，[因而我会不得不促请陛下政府采取步骤，和中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扫除障碍；如果可能的话，并恢复从前我们享有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口岸通商的特权。……我们认为直接向北京朝廷去接洽，远比通过地方当局进行交涉更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则我们认为陛下政府倘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进行贸易的基地，借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与烦扰。则必将对于我们的对华贸易大有好处。(马地臣：“不列颠对华贸易现状及其前景”[James Ma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together with some Leading Occurrances in its Past　History，London，1836]，页一二八。)
　　[七月十七日财政部巴林(Baring)转交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理事会(Director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Glasgow)上首相迈尔本子爵(Viscount Melbourne)备忘录]开放对华贸易的立法所期望获得的利益，势将因中国政府坚持[要外商]遵守的那些交易条件而受到根本的损害。在现行限制交易条件之下，要使贸易超出有限的范围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国政府所规定的章则，不列颠商人的货物要放在行商手里去出卖，而货主对于行商卖货收款却又无所控驭，对于他们的交易手续，也不能作任何监督。中国对 外贸易背负许许多多的税饷和沉重的勒索，税率和征税方法是随意决定的，绝大部分由政府责令行商负责缴纳，这样英人财产就有被行商用来归还对政府欠债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行商多数都是在破产状态中的。只要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固的状态中，所望于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富饶的帝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损害。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商业国家的利益而言，目标是太重要了，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妨害达到目标的障碍的。(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2)
　　[七月二十四日外交部复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函]格拉斯哥商人备忘录所说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他们所申诉的不方便情况是真实的。只是解除的办法还不很明确。但是陛下政府一定严重注意这个问题，不会不加以慎重考虑的。(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2)
[一八三六年][二月曼切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对华贸易维持英国航船十万吨，而这又是可能大为扩张的。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三百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借以能够大量消费我们的制造品。[为了换取英印进口货物]，中国输出茶叶和生丝，生丝价值在一百万镑以上，没有生丝，我们这一门极重要的迅速增长着的制造业便将大大地瘫痪了。然而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她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镑的损失。[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和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迴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马地臣：前引书，页一二三。)
　　[二月利物浦印度协会上首相迈尔本备忘录][对华贸易有两件大灾难：一是地方官吏任意勒收税饷；一是行商垄断贸易。其他种种，都是由这两项派生出来的。如果陛下政府对于律劳卑之死与停止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忍受下去，我们认为不独灾难势将加深，且将经常地发生冲突，停止贸易。这对商人固然不利，政府的税收也受损失。须知对华贸易，事关六百万镑资本，九万吨航运，四百万到五百万镑的税收。因此，我们特向陛下政府请求保护。](马地臣：前引书，页一二五。)
　　[一八三六年][四月一日和怡和洋行有密切联系的奥斯瓦尔特·斯密斯(Oswald smith)致害外交部，送交格拉斯哥印度协会与工商联合会分别向巴麦尊所提备忘录，要求保护对华贸易。](外交部档案，F.O.17/16)
　　[一八三六年][七月一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第三次向巴麦尊提备忘录，要求保护对华贸易。](外交部档案，F.O.17/17)
[一八三七年][伦敦印度中国协会委员会第一次报告书][去年本会曾经注意到并敦促陛下政府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在华英商的利益给以更大保护的重要性问题。不仅从现在所进行的贸易方面去看，这是重要的；而且从扩张对华商务这观点去看，也是重要的。本会获悉陛下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深为忧虑，受命提供意见，并已向外交大臣呈述过本会的看法。本会主张派遣商务代表或领事驻在广州，不赋以任何政治权力，借以避免与中国法律相抵触。同时，本会并向陛下政府请求为英商在华获取下列各点：〕1.允许英商及其眷属在广州居留；2.允许英商有权占有或建造仓库，借以存储货物，保障他们货物的安全；3.允许英商和一般中国人与行商同样做生意；4.遇有地方性不平事件影响英商商务时，允许英商和广东当局直接接触；5.给予英商在厦门、宁波及北部接近北京的另一口岸进行贸易的特权；6.必要时占据或交涉占有或收买北部海岸的其一岛屿，在那上面和平地维持一个英商商馆，受英国本国法律统治，借以避免和中国人民及中国当局发生冲突与争执。本会已经获得保证，陛下政府在考虑中国问题时将对这些建议作恰当的注意。(同前第一次报告书，一八三七年，页九——十，The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Presen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Held Jan.3，1837.)
无法开展正当的中外贸易，现在看来，主要责任的确在当时的中国。而且，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后来中国国内鸦片猖獗，直至全民吸毒，白银外流。
“[八月五日，义律三月二十二日自澳门发致巴麦尊的报告到达外交部；同日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也经私人方面传到伦敦。](外交部档案，F.O.17/31)
　[八月六日，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等致函外交部，要求谒见外交大臣巴麦尊，巴麦尊批示次日接见。]
[八月七日，伦敦侵华集团为讨论如何掀起侵华战争问题，有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是由曼切斯特纺织资本家、对华棉货出口商、曼切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Vicar)召集的，与会的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银行家、下院议员、巴麦尊的亲密伙伴、对华航运投资人约翰·阿拜·斯密斯(John Abel　Smith)，斯密斯的两个兄弟、怡和洋行关系人奥斯瓦尔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汤玛斯·斯密斯(Thomas Smith)，下院议员、对华贸易商人威廉·克劳复(William Crawford)，伦敦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对华利益关系公司的拜兹(Bates)，宝顺洋行(Dent & Co.)老板、大鸦片贩子颠地(Dent)，怡和洋行鸦片走私船船长格兰特(Grant)等九人。会后，莫克·维卡、拉本德等八人(拜兹不在内)都依约在巴麦尊私人住宅与巴麦尊会谈约一小时。据威廉·克劳复表示，巴麦尊向莫克·维卡等]查问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就把他的企图在我们心上造成深刻的印象。我们预计政府要采取强硬行动，派出足量的海军，让中国感觉得到海军的威胁。譬如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或者还要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这种供应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一八三九年八月八日威廉·克劳复致罗伯特·克劳复(Robert Crawford)的信，见怡和洋行档案。)[按：八月七日至十一月四日，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和鸦片集团完全合流，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呈献对策、列举要求条款、积极策动战争。
[八月十八日，斯密斯致函巴麦尊，送交广州英商寄给斯密斯的情报。](外交部档案，F.O.17/35)
[八月二十三日，莫克·维卡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外交部档案，F.O.17/35)
[八月二十九日，巴麦尊收到义律四月三日自广州发来的报告。](外交部档案，F.O.17/31)
[九月十六日，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在华英人生命财产，并为将来对华贸易之永久性安全基础而筹划对策；又要求巴麦尊接见该会代表，面呈意见。](外交部档案，F.O.17/35)
[九月十八日，斯密斯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外交部档案，F.O.17/35)
[九月十八日，拉本德致函巴麦尊，送交他所收到的全部广州方面的报纸资料。](外交部档案，F.O.17/35)
[九月十九日，伦敦侵华集团开会讨论策动对华战争问题，决定由拉本德、查甸(William Jardine)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进行。](怡和档案)
　[九月二十一日，巴麦尊收到义律自澳门发来的报告，叙事截至五月二十九日为止。](外交部档案，F.O.17/31)
　[九月二十二日，斯密斯谒见巴麦尊商谈侵华问题；巴麦尊通过斯密斯嘱查甸留伦敦以备谘询。](怡和档案)
　[九月二十三日，巴麦尊致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私人信件，提出“实际问题”六点：]
　　1.政府对于卡尔斯·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
　　2.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3.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地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做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做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4.财产是如此其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的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员的绝大失敬(gross indignity)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
　　5.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
　　6.截至现在为止，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
　　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
　　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为此，需要很大的海军力，两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可以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
　　已有一艘主力舰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途中还可以停靠阿里斯(Buenos Ayres)，帮助那边进行中的谈判交涉。(桑德斯编：“迈尔本勋爵的文书”[Lloyd C.Sanders，Lord Melbourne’s Papers，London，1889]，页四五七——四五八)
　　[九月二十四，拉本德等九人委员会集会讨论侵华问题，决定以拉本德、斯密斯和查甸三人组成核心小组，付以行动权力，以便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怡和档案)
　　[九月二十七日，拉本德等三人核心小组谒见巴麦尊；同日，并与利物浦印度协会代表会晤。](怡和档案)
　　[九月二十七日，利物浦印度协会代表谒见巴麦尊](外交部档案，F.O.17/35)
[九月三十日，曼切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制造家与商人三十九家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利用机会，为对华贸易获致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二册)
　　[十月一日，伦敦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商人九十八家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表明意图。](“鸦片战争”，第二册。) ”（以上内容引自严中和先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在这样的情势下，英国内阁于日召开了内阁会议，基本敲定对华开战，没有公布，但秘密通知了在中国的义律，可能在第二年三四月份开战，要求义律作好相关的战争准备。
“ [十月一日，内阁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据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爵士(Sir J.C.Hobhouse)所记开会情况如下：]
　　我们开了一次很早的内阁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巴麦尊把广州事件的详细情况都摆在我们面前。他说明怎样用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船只就可以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我告诉他说，律劳卑死后，胡夏米(H.H.Lindsay)早在一八三六年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了。
　　[军政大臣]麦考莱(MaCaulay)特别口若悬河地反对中国人，坚决主张采取敌对行动，他和往常一样，火辣辣地滔滔不绝，可是我看他说得太多了。[贸易大臣]拉保契尔(Labouchere)凑近我的耳朵说，假如他总是用这么大力气说话，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财政大臣]巴林(Baring)问到商人为了保全义律和其他英国人的生命而缴出鸦片，以致损失两百万镑，事情应该怎么办？[首相]迈尔本勋爵坚持英国政府不应该付这笔钱。拉保契尔以为东印度公司应该付。麦考莱则主张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来付]，巴麦尊持同样主张。
　　我对于封锁约及一千或一千多英里海岸线的结果，表示某种怀疑，迈尔本支持我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予以合作。
散会以前，我和麦考莱耳语说，责备我们无所事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次内阁会议我们就决定对于以法国作后盾的叙利亚和埃及的主人作战，同时我们又决定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他笑笑说，他对于我们的中国政策没有疑虑，对于埃及政策则感觉保不定。(道切斯特夫人[Lady Dorchester]编：“一个长寿人，布劳顿勋爵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Lord　Broughton，London，1911]，卷五，页二二七——二二九。)
[一八四○年][二月二十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一号秘密训令，提出与满清政府谈判交涉的条约草案。](外交部档案，F.O.17/37)[参看摩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一，页六二六——六三一。]
（以上内容引自严中和先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日,林则徐遵照道光的旨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 这个消息传到了英国后,更大地刺激了英国工商业阶层,要求对华开仗的舆论越来越强了.
日，经过三天的辩论，英国下院以271对262的9票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的侵华决定。随后5月10日，英国上议院几乎未经讨论，便一致通过了上述议决案。其实，早在1840年2月，内阁已经确定了对华开战的详细计划，任命乔治·懿律（Elliot，George，曾任英印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司令，系查理·义律之堂兄）为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巴麦斯顿在给懿律的训令中，详尽交代了封锁广州及中国沿海口岸、占领舟山、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接受赔偿烟款、割让岛屿、订立条约等事宜。
“ [四月二十五日巴麦尊致全权代表懿律(Rear Admiral Elliot)和义律的第十一号训令]附送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给我的备忘录抄件一份。这份备忘录谈到中国省际之间货物通过税太高，因而实际上几乎只有帝国沿海省份的人才消费英国的以及其他国家进口货物；所以备忘录要求和中华帝国进行交涉时，应该尽力使该国这方面的财政规章放松。
　　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我必须训令你们，在你们和中国政府缔结的条约上，要努力做到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英国货物一经按照我二月二十日发给你们的第一号训令条约草案第四条(关于商务的)的规定缴纳进口税以后，这些货物自中国此省运赴彼省时，中国皇帝的官员就不得再征任何的税。
　　如果得不到这样的规定条款，那么你们就要求对于这类的运转货物，确定另加某种固定的税率，这种税率总计起来不超过货物价值的某种不高的百分比，或者相当于进口税的某种确定的比率。后一办法比较好，因为这可以防止货价上可能发生的争执。不过，陛下政府并不坚持上面所说两种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只要你们能够获致一条规定，把税率固定下来，这种税率，在你们看来是公允适当的，在确定税额和征收货税时是不致发生争执的，从而不致使英国货物在中国内地的消费受到不应有的阻碍就行。
　　我附送关于这个问题一条条款的草案，这一条应插在已经发给你们的草案第四第五(关于商务的)两条中间，你们可以向中国代表提出。
　　你们要知道，陛下政府无意以这一点当作先决条件来坚持；不过我必须训令你们用一切适当的办法和中国政府定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某种有利条款。
　　第十一号训令附件一：一八四○年三月二十日格拉斯哥上巴麦尊备忘录。和中国人交涉时所应该放在心上的目标，大部分已经本会以及其他极其同意本会建议的有关团体提出过了；据了解，这些建议已经政府全面地加以接受，因此备忘录提呈人就不再重复。
　　不过，备忘录提呈人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兹特提请勋爵阁下注意。
　　大家都知道，中国省际货物通过税的税率过份沉重，以致消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货的，实际上就只限于沿海的人，而沿海人民却只是那个庞大帝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
　　备忘录提呈人丝毫不怀疑，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不管和中国人有无协议，也不管英国货进口是合法的，还是永久禁止的，这些货物仍旧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某种办法，找到进入中国沿海省份的道路的；但是，要是货物的消费者，仅仅局限于沿海省份的有限人口，货物受阻于各省的苛捐杂税，达不到内地广大人民手里去，那么，就是给以最有利的条件允予进口，这进口就绝对不会有多大的重要意义。
　　备忘录提呈人充分知道，象中国这样的帝国里，修改国内财政规章的困难是很大的；不过照最近土耳其的事情看来，这种困难之可以克服，也是很明白的；当前我们这个目标，意义重大，殊值得一试。
　　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迫切的心情促请陛下政府经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并明确训令[陛下代表]在和中国当局交涉中紧紧地要求这一点。
　　第十一号训令附件二：条款草案
　　兹同意并宣布，凡英国臣民运入中国皇帝领土之货物，一经在输人口岸按照上款所列名目缴纳税金之后，“在中华帝国由一省转运另一 时，中国皇帝所属官员即不得对之再征任何其他税捐”。
　　如果不能达成上开条款，那么就以下文代替上段引号内的文字：
　　……中国皇帝所属官员对此项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超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所已缴纳之税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兹并同意，此项加征之税只在该项货物售于或转售于消费者时所在之帝国省份内加征，并不在货物首次进入之省份加征。(“内阁专用机密印件，有关中国事件的文书”[Private and Confidential，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China，，Printed Solely for the use of the Cabinet]，页二四——二六。)
（以上内容引自严中和先生在《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1840年6月下旬，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从印度到达广州珠江口外，计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载运地面部队四千人。6月28日，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
对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假设回顾：
如果在虎门销烟之前，道光同英国有比较成功的贸易谈判，以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为条件而同意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以及整顿好关税，建立正当的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那么，即使后来还发生林则徐虎门销烟，也是因为英国鸦片贩子不遵守假设的“中英贸易关系协议”；
那么，即使后来道光生气宣布停止中英贸易，也是因为英国政府对英国鸦片贩子管束不力，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
在这样的假设情况下，鸦片战争，绝对不会在林则徐禁烟后两年就爆发。如果能开展正当的贸易，满清中国就可以在和平状态下独立自主地了解学习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起码可以用西方世界的先进的火器来取代自己的刀箭冷兵器。如此，即使以后再爆发战争，输赢难定，英国海外而来，怕是很难取胜。如此，中国的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起码，不至于象历史事实那样丢人耻辱。
可见，满清政府没有与英国建立正当的贸易关系，是鸦片战争的经济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随时都有这样的机会，英国商人也在广州门外等了一百多年。遗憾的是，满清中国根本不理会。
1793年，昏老的乾隆拒绝，暂且可以理解。嘉庆时期，多次拒绝，也还可以理解。道光时期，多次拒绝，也再理解。
但是，虎门销烟后，道光依然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目的只是想做生意，而且是非常强烈地想做生意，而且是非常强烈地要求了几十年近百年。依然愚蠢盲目地摆皇帝架子，拒绝谈判，竟然宣布停止中英贸易！
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依然有机会改变命运。掌握第一事态的林则徐，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意识到了要向英国学习，意识到了要用西方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的部队而对抗西方，难道没有意识到中英矛盾只是贸易问题吗？
从历史事实来看，林则徐显然的确不明白。当然了，在意识到英国的武器比中国的厉害之后几个月内，再让他明白西方世界的习惯正当事情，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英军开到了广州门外，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微妙地存在最后的命运转折的机会。
哎！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当时的世界是一无所知，仅仅意识到西方的武器可能不比中国的差，指望他们能正确地处理国际经济合作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