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华富士康地址员工试用其可以申请进其它部门?

劳工组织进入富士康调查:独立性令人怀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富士康来了调查组
  劳工组织FLA将调查深圳成都工厂情况。这家靠会员企业付费的组织能否给出独立报告令人怀疑
  卢丽涛 盛媛 黎闵功 潘播
  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等。
  这是一名深圳富士康中层员工收到的内部邮件中的内容。
  昨天,这名员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集团上级领导已经下达通知,2月13日起将会有苹果公司指派的第三方劳工组织前来调查,涉及生产工艺和生产安全等。
  这家第三方组织即为公平劳工协会(下称“FLA”,Fair Labor Assosiation)。
  当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FLA获得的声明显示,该机构于13日开始对富士康深圳工厂进行独立调查。
  声明称,鉴于此前有报道披露富士康工厂恶劣的劳工生存环境,FLA决定介入调查。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告诉本报记者,FLA在富士康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
  刘坤称,富士康方面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根据FLA对本报披露的信息,接下来几周将前往富士康成都厂区。而此前媒体报道的郑州厂区并未列入调查范围。
  忐忑还是坦然?
  吸引外界目光的不只是富士康。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批评者试图将FLA拉下道德的高地。
  本报记者查阅FLA章程发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截至发稿时,该机构执行董事洛佩斯(Jorge Perez-Lopez)尚未回复本报记者邮件以回应有关其独立性的质疑。
  内部邮件
  本周,苹果官网披露,应该公司要求,FLA着手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苹果总装供应商展开特殊的志愿性督察。
  FLA声明称,上个月,苹果加入FLA,成为会员公司。像所有FLA的会员公司一样,苹果同意其所有供应链遵守FLA的工作行为守则。
  守则明确,企业支付薪水不得低于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原则上,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多于48小时,加班时间不得多于12小时。
  刘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作为苹果产品最大的生产商,在苹果公司的安排下,配合做这方面的调研。从富士康角度,积极欢迎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富士康员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独立评估,也将对富士康未来合理化的建设有所帮助。
  刘坤说,FLA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为了保证评估的独立和客观,富士康的职能部门只能配合调研,但富士康方面并不确切知道哪位员工接受了访谈或调查。
  当被问及富士康方面是否会提前告知员工,在暂时调整工期、控制言论方面有所应对时,刘坤说,第三方评估对富士康来说不是第一次,但和FLA的接触是首次,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员工有发言的权利,我们并不避讳员工说富士康存在问题。”刘坤说。
  昨天上午,本报记者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园区门口看到,时值午餐交班时段,大批工人外出就餐。
  上述富士康员工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收到了集团上级领导发送的一封内部邮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方面内容。”
  另一名在苹果产品主板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她们确实听说有劳工组织前来工厂调查,但在厂区里并没有见到他们。
  今年,深圳富士康的招聘高潮比返工潮来得更早,农历初八,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招聘到5000名新员工,其中多为“80后”、“90后”。
  排队应聘的场面堪比苹果门店前的抢购队伍。
  围城困惑
  招工荒之下的深圳富士康招工热显示,工人已经懂得用脚投票。
  刘坤此前表示,2011年,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涨到1750元,经过6个月考核期工资可以在2200元以上。
  从2月1日开始,深圳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1500元。
  “高薪”诱惑让一些农民工即使听过“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应聘时也没有顾忌。
  刘坤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各个园区都有心理咨询中心,每天他都会收到关爱中心发来的短信。
  其中一条短信如此写道:“10点多,某某到关爱中心,初步判断为抑郁症待查。”
  一名在富士康工作一年多的女孩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围城心态。
  “进来也后悔,出去也后悔。”她说,“进来刚开始不熟悉环境,有的线长说话不客气,会把我们女孩子骂哭,工作压力大,也挺累的。出去吧,外面的工资还没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
  有请进来的,也有请出去的。
  2011年12月,有曾经在富士康成都南区生产六部工作的员工反映富士康“涨薪”出尔反尔。
  他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人资会议中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会议内容》。
  文件显示,“依日总裁办会议精神,特对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
  按照原来实行的“6+3”模式,以深圳工厂员级员工为例,试用期前6个月起薪为1550元,而3+3+3模式则是第一~第三个月,起薪1550元,第四~第六个月1600元~1650元,第七~第九个月1650元~1750元。
  这意味着,新考核模式将提高员工的待遇。
  上述文件显示,规定自日起生效实施,成都工厂于9月1日起先试行。
  该员工表示,这一规定到2011年12月中旬都没有施行。
  他称,自己曾到成都工厂人力资源部理论,但此后被辞退。
  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iPad工厂在2010年10月投产,2011年出货量就突破了2000万台。
  有知情人士介绍,为了赶工iPad生产厂房,成都仅用66天时间就建成15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76天时间完成投产,被富士康称为“成都速度”。
  独立质疑
  与富士康一样,FLA也不缺少争议。
  根据FLA官网的描述,该协会是个非营利机构。
  1999年,FLA由一些大学、非营利组织以及耐克公司、丽诗加邦公司(Liz Claiborne)等美国服饰公司建立。
  自创始至今,FLA已经调查了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超过1300家工厂。
  FLA会员包括34家公司、近200所大学。
  在成立之初,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FLA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为那些纷纷到中国、孟加拉国等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供应商的公司设置底线。
  但在早期,由于对会员过于宽容和保护,FLA遭到了众多劳工组织和反血汗工厂倡导者的批评。
  对于此次调查,很多反对者再次提出了对FLA的质疑。
  “FLA确实有一些不错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为那足以令其自称为独立调查机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企业的资金运营。”一家由大学支持的工厂监督组织执行总监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称。
  FLA章程在企业、零售商和供应商加入FLA的准则条目下称,FLA会员企业每年要支付会费。而会费多少则将根据每个会员公司年收入相关的计算公式,由协会董事会决定。
  同时,FLA在去年2月发布的《公平劳工和责任来源条例》中也写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由于该组织只有数十位工作人员,其主要调查工作均采取与其他符合FLA标准的顾问机构合作的形式完成,被称为外部独立监督(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根据章程,FLA已经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FLA外部独立监督公司(FLA 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LLC,FLA IEM,LLC),用于进行独家外部独立监督。每家会员公司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向FLA IEM,LLC支付费用,用于支付FLA对会员公司工厂进行外部独立调查时产生的费用。
  一家反血汗工厂组织国际行动协调人特蕾莎·成(Teresa Cheng)称,此前的一个案例显示,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供应商PT Nikomas已经同意支付95万美元,补偿4500位工人在过去两年中总共60万小时加班费,“如果他们(FLA)的调查足够彻底,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被揭露。”
  对此洛佩斯称,FLA没有逐一调查每一家公司,耐克公司已经在其供应链上部署了鉴定和纠错体系。
  本报记者发现,在FLA的董事会构成中,有六人来自企业界代表,目前其中一人来自耐克。
  “血汗工厂”背后的现实与逻辑
  不经意间,“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落入了在华“血汗工厂”的舆论风暴中。目前,苹果公司已经请求第三方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LA)介入督察苹果供应链条上的相关企业,其中,包括名声很大的富士康。
  这些相关企业能不能算作“血汗工厂”,要靠事实说话。在一些海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看来,苹果享受着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不道德的。类似“iPad是用中国工人血汗打造”这样的评价,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样形式的现代社会中,也不论“血汗工厂”究竟该如何定义,“血汗工厂”对劳工合法权利的漠视都是难以被容忍的。既为“血汗”,也就意味着不只是劳资间的天平稍有倾斜的问题。
  应该向那些关心中国劳工生存状况的海外朋友表达敬意。他们对劳动者权利的尊重,从他们的内心,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中国。尊重劳动者的必要权利,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怀。也正是一些劳工组织和媒体的指责,推动了苹果公司对其供应商劳工状况的更多重视。
  有人说,这些旁观者只是在乱扣帽子,是脱离市场和法律环境的指责。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依据发达国家的劳工权利标准来观照中国的相关企业,使得问题容易被放大。这些意见称,劳工们其实是“用脚投票”的,外人认为富士康们对于工人过于苛刻,却仍有许多工人挤破头想进入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中。因为,相比于他们此前的生存状况来说,进入这些工厂,条件已经是有改善了。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其表达的是“国情论”。支持“国情论”者一向认为,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情,承认劳工权益的不断提升,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则依照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定。
  不过,在似乎尊重现实的“国情论”背后,也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目前劳资之间的财富分配并不尽合理,尤其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通过权力、垄断等手段,占据着财富积累的主导权,并使财富分配过于向自身倾斜。很多时候,与资方相比,劳工在利益博弈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同时,劳工应有的保障远不完备,尤其是在劳动安全、环境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较为严重的问题。犹记得在2009年,一位青年工人曾“开胸验肺”的悲怆之举轰动社会,而在这个自戕行为的背后,却隐含着职业病防治远不到位的严肃命题。企业主与工人间的欠薪纠纷,仍然屡见不鲜。企业主明明有钱却拖延支付薪水的现象,一再刺激着社会舆论的神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视苹果供应商们可能的“血汗”行为,也就不难理解。比之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富士康们的劳工状况未必更差,或许还会略好一些。在海外媒体与劳工组织目光紧盯着著名的苹果公司和其上游的供应链条时,更多的不知名小企业中劳工的工作环境,有理由得到更多的重视。
  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要靠法治,要靠政府劳动部门的监管。过去,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过于亲近资本,这样的扭曲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同时,也要增强劳工们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并借助包括NGO之类的机构,强化外部监督。概言之,劳资之间要有基本的利益平衡;劳工们的底线保障,必须到位。
  当然,中国劳工生存现状的背后,还有经济的逻辑。这个逻辑多年来已经被一再阐述,大致情形至今没有本质改善。苹果们拿走了太多的利润,留给富士康们一份薄薄的收成,劳工所得低廉,也正是这个逻辑作用下的结果。中国经济需要结构升级,需要发展方式的转型,自然也绝不是空洞的口号。以历史的视角观之,那种以透支劳动力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必然会走到尽头。否则,苹果们应更多让利的呼吁,会显得苍白无力。在苹果公司所谓“血汗工厂”的舆论风暴之外,这方面的警钟也在更沉重地敲响。
(责任编辑: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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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农村女孩进富士康4年把自己的工资做了份表格,这个月的工资亮了
导读:很多农村出来的女孩子选择第一份职场的工作都会比较盲目,不知道怎么选择,有时候回跟着朋友一起,有时候会看到哪个在招牌就选择哪个,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看到富士康的招牌,就去了,看她坚持4年后的成果是什么样的,最近一个月的工作很亮。
小曹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子,学习出来以后就进入富士康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4年时间从试用到师4,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只有自己知道,上晚班经常的事情,头2年还好,但是后面有时候会扛不住。但是还是坚持过来了。小曹说,没有太高的学历想要拿到高点的工资只能坚持。或者跟她朋友一样去做销售。
富士康对工资的保密制度做的还是很好,每个月都会发,一个像小信封的工资表,里面记录了这个月收入的情况。拿到人生的第一步工资的时候,那个兴奋啊,记得好像是8月份2000多。请了好朋友吃个饭,自己买了几十块钱的化妆品奖励自己,那个是小曹进入职场第一份工资,所以记的很清楚。
晋升的道路苦不苦只有自己知道,很多人都羡慕小曹说,这么短的时机晋升到师4,小曹说,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坚持4年,有多少人能够在4年里面每天都兢兢业业的工作,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呢?小曹在这4年里面,从来没有请过事假,除了生病没有办法。所以有现在的工资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对现在工资小曹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自己能力就只能赚税后10万的工资。
但是还是想要提升自己能力,因为自己的老乡,一起进入职场的,在万达做房地产销售的,已经年薪30万了。但是自己没有选择做销售,现在有点后悔,小曹说因为学历不是很高,能赚钱的,或者能进入大公司的只有做销售,或者选择富士康了。看到这个月自己的工资明细,在对比4年前的今天,真的是亮点很多。坚持跟努力换来了的。
现在小曹在慢慢的跟老乡学习销售,准备跟着老乡看看能不能提升下自己的能力,还有自己的薪资,因为她知道,农村女孩子想要靠自己在城市里面生活,买房、买车10万年薪好像不够的。朋友房子买好,现在小曹就住在朋友家。
这个月的工资
小曹的朋友说,做好销售先要了解的自己的产品,把沙盘每一个细节,都要背出来,房型,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没有想到2个星期,在用业余的时间小曹全都背了出来,朋友开玩笑的说,你可以来做销售了。但是小曹还在考虑自己的职场前景,看自己是否要进入销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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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百亿税收下的孤岛生活
关键字:代工
  短短5个月,号称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的科技集团,仅其在深圳的园区就接连发生了11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9死2伤,令人震惊。
  有人因此更加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但也有人说它管理相当规范。有人说这是产业链末端的无奈,还有人则把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农民工的脆弱。分析已经汗牛充栋,但真相却依旧模糊。基于此,早报记者深入到富士康深圳园区内外,广泛接触富士康员工以及各方人员,力求用一种平实的视角呈现富士康深圳园区及其员工真实的生存、工作和生活状况。
  【核心提示】
  自成系统的“封闭王国”,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苛刻严厉的惩戒机制,内部优先的申诉、求助机制,不仅使富士康成为一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也使每个员工在内心深处都构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宇宙”,它的能量和压力只有在自我体内循环,沉默、寡言、默默忍受――不习惯于与他人交流,更不善于向外界求助,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承受。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今年5月,深圳龙华富士康工业园东大门口,保安站在刷卡机前。 IC 图
  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筑成了一个“富士康王国”。庞大、富有、神秘,是富士康留给“外面”世界的人最直观的印象。
  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作为深圳的战略腹地,这里与紧邻的东莞市相似,支撑起整个区域经济命脉的是那些以数量庞大、出口为主的代工制造。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企业之一。1996年初,富士康在宝安区当时仍一片荒凉的龙华镇油松地块选址,建起了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这块面积仅3平方公里的科技园区,目前已有员工30多万,成为富士康在国内20余个城市布局的最为重要的基地。
  几乎每个定居在深圳的人都深知富士康对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它的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按富士康科技集团自己的说法,它力争成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力推手。
  在外人眼里,富士康是一个“独立王国”:一堵高高的围墙,严格的门禁、安检制度,将其员工以外的其他人隔离在外。你进不去,也出不来。今年以来,接连发生的11起员工跳楼事件更是为这个“围墙内的城市”增添了无数的神秘和诡异。
  无论是网民的责难,还是媒体的评论,多数人的批评均是建立在他们“想象中的富士康”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真正走进富士康,一睹其真面目。日前,早报记者潜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内采访后发现:富士康内部的诸多员工对他们就职的公司也并不了解。在他们眼中,富士康有着太多的神秘。
  “富士康城”唯一通行证
  员工们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与这个小小的胸卡相关。它会自动捕捉该员工在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每天早晨7点左右,浩浩荡荡的数万人大军,身着整齐的工作服,步履飞快地穿越马路,从四周的宿舍向富士康龙华厂区不断围拢。当成群的男男女女走在马路上方的人行天桥时,你能感受到整个天桥都在发出有节奏感的颤抖。
  这是上班时间。年轻的员工们须列队刷卡进入厂门。尽管龙华园区有近10个出入大门,但每个门前,排队的人仍显得异常拥挤。
  员工们拿出含有IC磁卡信息的胸牌,贴近一个读卡器,读卡器会显示出绿色,获准通行。否则,读卡器会显示为醒目的红色――这会引来值班保安的警觉。异常者会被“请”出,甚至会被盘问、搜查。
  今年5月,多起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安保系统再次升级,除了读卡器外,还增添了语音播报器。有人靠近设置了仪器的通道时,语音播报器就会自动播报:“进出请刷卡……”
  这张贴有员工照片、印有编号的胸牌(门卡)成为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吃饭、进入部门或宿舍、上下班时间甚至加班时间的记录,都记录在这张胸卡上。它捕捉了该员工一天内的工作或生活的信息。
  不同部门员工的胸卡有着不同的权限。一个部门的员工,只能进出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如食堂),以及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特定区域。
  除了进出大门的门口设有保安外,富士康还会在重要的岗线设置保安人员及读卡设备。据富士康内部员工介绍,有的部门设有四线门岗甚至五线门岗,每进入一个递进区域,就要刷卡一次。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定“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甚至搜查。负责任的保安人员有时候甚至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检查车上的人员。
  强悍的保安力量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
  “在富士康,有三种人不能得罪。”新晋的员工总能从相熟的老乡或学长那里得到一个生存秘笈,“老大、保安和人资。”
  “老大”是指员工的直接主管,如: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基层员工的线长、组长等基层管理者,他(她)掌管着员工是否经常挨骂或者能否被公正对待;“人资”是人力资源部(处)的简称,它掌管着员工的考勤,如请假能否被批准,往往最终的决定权属于人资的人员。
  在富士康的正规场合及书面用语中,“保安”会被描述成“警勤人员”。这是一支直属于富士康总裁以及另一副总裁的独立力量。它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或管控。在外界眼中,富士康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半军事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维系这种威权力量的,正是这支作风强悍的保安力量。行伍出身的“执行力大帅”郭台铭一手创建的富士康集团,带有明显的郭氏风格,强调纪律、秩序,被渗透到整个的血液中。
  保安的月收入约3000元,明显高于一线的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甚至也高于那些“新干班”(新世纪干部储备班)的员工收入。
  “千万别小看保安,他甚至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他可以开除你。”一名富士康员工对早报记者说。譬如,下班后,员工走出工作岗位或者大门后,保安有权拦住一个“可疑员工”对其进行检查、搜身。这时,有经验的员工总会非常顺从地配合,否则有可能会引发冲突。在网络上,诸如“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的传言及视频屡有出现。
  在上班的时候,保安可以对那些“不顺从的员工”进行盘问、检查。通常的结果是,这名员工会迟到,而多次迟到将面临除名的危险。
  富士康的《员工守则》上规定:“禁止员工携带可拍照、智慧型手机等进入三线门岗(各厂房门岗)。”一旦发现有员工携带个人电脑、光碟、U盘等设备或者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进入厂区或办公场所,保安也有权将这些人员“揪出法办”。一位员工称,哪怕是误带这些物品,只要在检查前,没主动申报,就有可能被开除。
  但在一系列跳楼事件发生后,保安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前没带厂牌或误入园区,很可能会遭到保安的毒打,但现在基本很少打人,大多是把人“请出去”。
  “开除”是富士康对员工最严厉的处罚。它导致的后果是:该员工不仅在解除劳动合同后,无法获得因工作多年而应得的经济赔偿金,甚至还将会被富士康永不录用。
  早报记者翻阅富士康内部的《员工手册》发现,这份100页正文的小册子中,其中“员工奖惩”一项就多达16页,其中多数为惩戒性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员工可被富士康开除的理由多达85个,如:未经许可,私自在厂区内使用上网者;不服从保安正常检查与指示,致发生冲突者,等等。未佩戴胸卡而强行进入厂区或集体宿舍、在宿舍使用“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也是被开除的理由。
  “在社会上再调皮捣蛋的小伙子,到富士康后,都变得很乖。”富士康一内部员工说,“只要是在园区内,如果与人家吵架,不管他吵得多凶,就是不敢碰对方一下,不敢打架。”这名已入职3年的员工说,他从未见过有员工在厂区内打架。按规定,一旦发现打架行为,就将被开除。
  无所不在的保密制度
  新入职的员工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
  走进富士康园区,陌生人通常会变得手足无措。龙华厂区3平方公里的园区没有一个平面示意图。园区被划为10个区域,每个区域用英文字母如“A区”“B区”来命名。每幢大楼(包括办公场所与生产场所)都以诸如“G5”这样“英文字母+数字”的抽象符号来表示。员工通常只清楚自己工作及住宿的区域,对于其他部门的工作、住宿区域并不了解。
  富士康各公司也多是以英语缩写字母来命名的。据了解,目前富士康约有10多个事业群(事业群是富士康自己创设的概念,每个事业群是不同的法人,近似于通常所说的“子公司”),其中9个事业群的名字是英文缩写命名,如PCEBG、CMMSG、CCPBG、CNSBG、IDPBG、SHZBG、WLBG、NWIWG、TMSBG等。而每个事业群下面还细分为多个部门,部门也是用英文缩写字母来命名。
  一位曾在富士康工作过两年、现已离职的员工,仅能对自己所在的事业群及部门的名称作出准确解释,而无法“翻译”其他事业群及部门的。在他看来,富士康之所以用艰涩难懂、令外人费解的英文缩写来命名各个部门,一方面是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使外界的人及其潜在的竞争对手难以迅速打探到各事业群及其部门的含义及所负责的领域,“相当于提高了保密的门槛。”
  “保密”是一把随时悬在基层员工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员工入职须和公司签订知识产权保密协定,甚至连自己的薪资水平也要保密。遇到有人泄密薪资的,则要“主动检举并积极配合调查”。稍有违反,则被认为“泄露公司机密”而除名。
  每位员工必须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要有极强的保密意识。譬如,在厂区、宿舍内不能随意收发电子邮件;若要收发,需逐级申报至最高层,经批准后,才可开通权限,而每日收发的量也会有严格的限制。此外,员工不能私自接受媒体的采访,否则会受到处分。
  一位在IDPBG上班的员工介绍,该事业群是公司的全球唯一代工工厂,这个事业群的车间被人们通俗地称为“无铁车间”:员工进出车间都要经过异常严格的安检,不仅连一元硬币也不能带进去,甚至连女员工也不能穿含有铁质的内衣。
  被视为开启富士康“跳楼门”的是孙丹勇,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2009年9月,IDPBG的孙丹勇因为交其保管的一部苹果第四代产品样机失踪,而遭到公司内部调查。最后,孙丹勇从12楼纵身跳下,以证清白。自杀前,孙丹勇向好友透露,曾遭保安的殴打。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有时候也可能为保密所利用。富士康内许多普工的宿舍里,同住在一起的舍友,彼此连姓名也叫不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员工们解释,虽同住一个宿舍,但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每个人都分属于不同的事业群,彼此的生活没有交集。而且,这里的流动性很大,有的人走了,空出的床铺会被另一个“新来的”所占据。
  生活在抽象符号宿舍与厂房的富士康员工们,上班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下班面对的是熟悉的陌生人。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投诉与求助“内部优先”
  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
  “有一天晚上,我拨打110求助。接电话的竟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安保人员。这令我大为吃惊。”富士康的一位前员工说。后来,她才知道,不仅富士康鼓励员工及管理者使用集团内部的手机“短号”(5位数字,相互间通话免费,但外面的人无法拨打),而且110报警求助等公共服务电话也是“内部先受理”。
  在富士康厂区内的宣传橱窗处,到处张贴着的一系列宣传图文资料。无论是员工对食宿有意见,还是对自己的加班时间、薪资波动有异议,均有多种申诉的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申诉的渠道几乎全为公司内部的受理途径。如,与自己的直接主管面谈,拨打人力资源部门的电话,甚至可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集团总裁反映。根据富士康内部规定,所有的投诉、举报、申诉必须实名,而匿名的反映不被受理。
  这种看似健全的投诉(申诉)机制,在员工眼里,更多的是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权利”。“我不可能直接向自己的‘老大’反映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吧?即使向他的上级投诉,‘老大’仍然很容易就知道是谁反映的,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在他手下混了?”一位员工说。
  甚至连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常用电话”,在富士康也是内外两个独立的系统。例如:火警、匪警、派出所、医疗急救、安全生产等公共服务部门的电话,富士康一般均会分为“内线电话”与“外线电话”。换句话说,在富士康内部,有两个110、两个120、两个119,等等。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拨打110时,只能你提起办公(宿舍)电话,最先接通的一定是“内线110”。一位员工说,他当然有办法拨打外部的“110”,但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除了保安会质问你为什么不先告诉他们外,还要受到直接主管的盘问与非难:“你居心何在?”
  也正是因为这种“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的习惯模式,常常导致基层员工在遇到问题时,要么寻求内部系统的渠道解决,要么只能默默承受。一位富士康员工说,前者是一些刚入厂的“菜鸟”的做法,“吃过多次苦头”后,他也会“默默承受”了。在最近发生的“第十跳”的案例中,据深圳警方披露,经历两次失恋打击后,南某赌博欠下数千元赌债。他与工友打架后,雇请社会上有劣迹的人员出面教训对方,但反遭对方敲诈勒索。若这一细节属实的话,至少说明“自力救济”在富士康内部颇为流行。
  孙丹勇事件也一样,在重大失窃事故发生后,他也并未拨打外面的110报警,而是由公司内的保安人员对其展开调查。这不仅有违社会的通常做法,也难以平息外界对富士康的种种质疑。
  “九连跳”发生后,记者曾联系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人员。对方称,没有发现富士康在用工、劳动者超时加班等方面存在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因此不便干涉企业内部的自主管理权。――这个说法其实也代表了此前政府部门对富士康监管的普遍心态。当富士康依靠其内部的纪律、规定和制度“解决”各种纠纷与分歧后,“外面的”的各种公共力量自然有缺位的理由。
  投诉是如此,求助也是如此。5月份以来,密集的“跳楼事件”也让富士康开始更加重视员工的心理问题。公司开通的关爱员工的热线、心理咨询热线等,也是集团内部的号码。
[ 责任编辑:曹增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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