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理论文萃：《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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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作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课题组&&&&&&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网络编辑：俣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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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发展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人口发展的诸多态势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21世纪是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的世纪，是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世纪，也是人口移动全球化的世纪。这三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和方面，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要在全球发展的格局中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清醒的人口意识，不要继续盲目地夸大人口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妖魔化以人为主体的人口增长。
关键词：人口发展 老龄化 移民 世界政治
　　人口发展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力量。21世纪是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的世纪，是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世纪，也是人口移动全球化的世纪，人口发展的诸多态势必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
　　一、人口增长的政治影响
　　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国家实力的最初源泉。人口因素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件，深刻影响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全球人口增长趋势必然对世界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在决定国家的世界政治实力与地位的主要因素中，人口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政治实力与地位。
　　人口因素与国家政治地位及实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人口因素中，人口规模是重要方面。古往今来，尽管国家的人口规模与其国际政治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庞大的人口规模通常是世界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老牌政治经济大国如英、法、德、俄同为欧洲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作为美洲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美国是世界政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超级大国，巴西则是新兴的全球政治经济体。而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和印度，不仅在亚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
　　人口规模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历史的眼光，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历史表明，古代国家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地位。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且绵延不绝的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口总量远高于周边国家。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如汉、唐、明、清无一不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古代西方文明发源地与发祥地，如古埃及、古罗马，同样拥有庞大的人口总量。庞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数量众多的生产人口，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也最终确立了这些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位与作用。
　　传统人口具有较强的结构上的同质性，例如，生育率高且保持常态、文盲人口多、年轻人口多，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经济建立在体力劳动力供给和使用的基础上。所以，人口的数量对工业化之前的古代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现代国家的很多实力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使得上一代和这一代的人口素质作用被外化了，例如，军事实力通过远程武器、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来显示和交锋，对峙的不是军事人口数量而是国家以军事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素质，不同于古代冷兵器时代需要军事人口的直接对抗和杀戮。
　　近代以来，受科技革命影响，国家间的人口规模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弱化，但工业革命发源地及发扬地均为欧美洲大陆的人口大国，说明人口因素是大国地位确立的必要条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进步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繁荣，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开始向世界各地迁移过剩国内人口，占据了全球众多陆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反过来，不断膨胀的英国海内外人口也在不断巩固和强化着英国的国际政治强权地位。
　　虽然人口因素并不直接决定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科技进步与经济腾飞可以直接提升国家世界政治地位，但是人口增长会促进科技革新与经济发展，这就是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口推力假说”。人口增长是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产物。工业革命促进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显著提升，人口增长进入快车道。尤以英国为典型代表：1740年以前，年增长率只有2.5‰，以后增加到6‰至8‰，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年增长率为1.45‰，在年期间，增加到了18‰。19世纪头30年，大不列颠增加的人口比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到第一次人口普查(1801年)的140年间增加的人口还多。这种增长速度在英国人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刺激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压力与激增的资本扩张需求相结合，使英国人口开始流向世界其他地方，在此过程中，使英国军事实力大大提升，“日不落帝国”形成，英国国际政治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到达顶峰。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规模成为影响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人口总量是国家军事人口的基础，军事实力又是国家世界政治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迄今为止，全球每天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战争，但人类历史上仅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基本局限在欧洲，而二战名副其实地影响了全世界。回顾两次大战的过程，总结两次大战的特征，可以发现：（1）挑起战争者和战争主要参与者一般是所在地区的人口大国，如欧洲的德、意、英、法、俄，美洲的美国，亚洲的中、日、印；（2）战争的最终胜利一方似乎都为人口总量更大的一方，比如，一战中的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二战中以美、苏、英、法、中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战胜了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联盟。
　　二战期间的军事大国基本上也都是人口大国，美、苏分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而英、法、德、意和中、日又分别为欧洲、亚洲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
　　在当代，各国人口规模与其科技、经济及国际政治地位显著相关。当代具有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中既有部分发达国家，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日、英、法、德，发展中国家包括以“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国家都属于世界上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虽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重要世界政治影响力的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总体偏小（美国除外），但这些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地都属于发达国家中的人口大国。
　　二战以来，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形成和其科技、军事、经济实力密切相关，而广泛吸纳世界各地移民（尤其是世界各地科技人才及其他各类人才）和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二战前美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移民，大量移民人口促进了美国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二战后，婴儿潮大大促进了美国人口增长，这一时期也是美国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二战后的日本同样经历了人口迅速增长与经济高速发展。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目前的出生率相当之高。20世纪90年代末，除了小国冰岛之外，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生育二胎以上，而其他发达国家中这一数字仅为1.4。从历史传统和目前状况来看，美国非常乐于接受外来移民。由于具有这样的双重特点——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必将走上一条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美国在将来几十年内人口将会持续增长。中期预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从现在到2050年，其他发达国家总人口将减少15％，而美国人口却将增长约40％——比目前任何发达国家都要高。从国际政治实力、地位与影响力看，目前，美国人口位居世界第三；联合国人口处的中期报告称，50年后，美国的人口仍将居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中国）。不过，美国与其他地区的人口对比也将发生有趣的变化。目前，美国人口是俄罗斯的两倍。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变为4∶1，美国与日本的人口比例也将近4∶1。即使把目前的欧盟合并为一个国家，其2050年的人口数也要比美国少得多。从人口影响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在未来若干年内，人口变化趋势似乎将巩固甚至是增强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和中国一样拥有超过十亿的人口总量。也和中国相似，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是促进印度国际政治地位与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旨在减缓人口增长的政策是非强制性的，总和生育率仍然较高，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印度人口总量将达到17.48亿，超过中国的14.37亿，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目前，世界数一数二的人口规模及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让印度在南亚、亚洲甚至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印度赶超中国的最大资本就是其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更为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
　　人口小国的世界政治实力较弱、政治地位较低。人口小国如文莱、尼泊尔、锡金、斯里兰卡，国际政治地位低下；中亚的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人口规模较小，处在美俄争斗中间，处境尴尬；除此以外，欧洲及拉美的诸多小国也很少能够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当然，也存在极个别的例外，如号称城市之国的新加坡，人口规模仅约500万，但却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政治影响力。
　　欧洲很少人口规模过亿的国家，欧洲国家总人口不过四亿。为了提升欧洲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主导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令世界瞩目。欧洲一体化和整合人口、扩大人口规模及整合各国市场有密切关系。西欧国家人口规模最大的是德国和法国，分别为8100万和6300万，其他西欧国家人口都没有超过2000万。西欧诸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规模与国家实力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美国人口咨询局曾经计算了年人口总量排世界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19.77%）、印度（17.52%）、美国（4.53%）、印度尼西亚（3.47%）、巴西（2.8%）、巴基斯坦（2.45%）、孟加拉（2.38%）、尼日利亚（2.21%）、俄罗斯（2.14%）、日本（1.91%）。显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发达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具备将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强大社会机制，如高度发达的科学教育技术培训体系。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以人口数量取胜，发达国家则以人口素质取胜——归根结底要看人口的素质构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这是决定人口竞争力的关键，但一定的人口规模也是完全必要的。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具备了双重的人口优势，既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也有很高的人口素质。
　　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都在追求一个更大的人口，无论是人口过亿的美国和日本，还是人口发展处在萎缩状态的欧洲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的政治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态势。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日国际老年人年发起日的献辞中提到人口革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大大超出人口学的范围，给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均带来重大影响。”20年前只是欧洲发达国家老龄问题比较严重，然而，真正的“人口老龄化震动”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势将在21世纪上半叶迅速老龄化。更显紧迫的是，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步伐迅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世界上的老年人口中将有3/4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有1/5生活在中国，目前已达到1.67亿。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两亿，到21世纪中叶将达到四亿。更为突出的是，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目前已达到1300万，占世界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的18％。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现象，各国根据其具体国情，正在和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不少国家还决定将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力度。
　　（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
　　在经济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持续下降。欧盟委员会估计，老龄化可能导致欧洲的经济增长从现在的2％—2.25％下降到2040年的1.25％。欧盟理事会预计，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公共财政压力、私人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效应、公共储蓄恶化、劳动供给减少、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多种问题，使欧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
　　欧洲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劳动力供给取决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与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参与率。老龄化对劳动力规模的影响显然日渐重要。欧洲劳动力预测表明，可用的劳动力储备呈下降趋势，即便就业率按0.7％的速度增长，最大就业率达到75％，到2015年劳动力储备也将下降一半。根据欧洲统计局预测，年间，20—29岁年龄组人口将减少1100万人以上。例如，2007年估计意大利大约55%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2006年他们共支出80亿欧元从东欧国家雇用了80万名家庭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一直特别重视老龄化政策。日，欧盟发表《应对人口变化：构建新的代际团结》的人口绿皮书，希望把欧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型经济体，促进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消除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基本政策措施是要促进更多的老年劳动力供给、青年劳动力供给和移民劳动力供给。这些措施将同时增加养老金缴费和减少养老金支出，因而势必大大地缓解欧洲养老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将大大地缓解欧洲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为欧洲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奠定基础。
　　积极老龄化政策受到重视。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开始限制提前退休。意大利、丹麦、荷兰、法国、奥地利和芬兰等，都制定了严格的提前退休条件；丹麦、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法国和英国则引入激励措施，鼓励老龄工人推迟退休。为了消除对老龄工人的歧视，荷兰专门成立了反年龄歧视局；为了老年人延长退休年龄，芬兰出台“国家老龄工人计划”。此外，欧盟还关注老年人就业能力的提升，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参与就业。2001年《欧洲就业指南》要求，各成员国应坚持积极的老龄化政策，采取措施确保老龄工人享有充分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维持老龄工人的工作能力和技能，引入灵活的用工机制，提高雇主对老龄工人潜力的认识程度。欧盟委员会要求成员国制定综合性的、积极的老龄化战略，将预防性措施（终生培训与工作再设计）和补救性措施（对老年工人的特殊培训）贯穿于整个工作生涯，以缓解老龄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
　　人口出生率很低的发达国家受老龄化的影响最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年预测，在35个国家，老龄化将与人口总数下降同时出现。到2040年时，俄罗斯总人口将减少2400万,降幅为21%。人口注定会减少的国家还有日本，预计减少2300万，同时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由22.6%提高到34.4%，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长期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发达国家已经体会到退休系统所受的影响。在日本和意大利，2008年平均两个在职者供养一个退休者。医疗保险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将越来越多地为发展中国家所感同身受。人口老龄化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在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保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对各国财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将会加重，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国家统计，65岁以后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倍增加。因此，社会保障收入难以承受老龄化必然带来的不断增高的支出需求，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出现了支付危机。老龄化导致各国社会保险和福利开支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
　　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欧洲的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承受巨大压力。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预测，如果各成员国不采取相应行动，到2050年，大多数成员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将增加3—7个百分点，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等。老龄化对大多数国家预算的影响将于2010年开始显现，年间达到高峰。养老金、卫生保健和长期照顾服务支出的快速增加，不但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人口的经济负担，相应地还会导致对教育支出和失业福利的“挤占”。现有的欧洲公共社会保护体系是几十年前建立的，该体系运行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未来几十年里无疑还将继续变化。公共社会保护体系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增强灵活性，同时又必须确保安全性。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向以“最发达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自诩，认为这种福利国家的模式不同于“弱肉强食”的美国式资本主义，既平息了民众的不满，又实现了各国的共同繁荣。但受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等因素影响，欧洲的福利模式超越其自身经济承受力，不仅成为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削弱了创新动力，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束缚。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各国政府都在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降低社会保障支出成本，减轻政府和企业的支出压力。主要措施有以下六个方面：（1）引入和实行养老基金积累制。（2）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抗风险的能力。（3）发展补充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减轻基本社会保险的压力。（4）鼓励老年人推迟退休，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推迟退休或再就业、鼓励企业和社会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等。如瑞典、日本、德国、俄罗斯都有类似的规定，既可以缓解国内劳动力紧张状况，又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功能。（5）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监管体系，确保社会保障资金安全。（6）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投资运营体系，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中国目前也正在加速奔向人口老龄化，延长退休年龄看来也将是必然之举。而在日本，因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曾不懈推进改革其现行社会体制，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
　　（三）人口老龄化与国家政治
　　在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政治方面将产生明显的影响，选民结构将会发生有利于老年人的变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居多，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口是政治选举投票人的中坚力量，银发族成为各大政党拉拢的对象，给予老人更好的福利和安养照顾将会成为选举中争取老年人选票的重要砝码。同时，这种现象反映了对政治与人口结构的关系的重视。人口老龄化造成有权投票选举阶层年龄的增加，为了保住自身的选票，社会就容易为老年人谋利益，出现过分重视分配，减轻老年人口负担而增加在职劳动人口负担的政治倾向。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投票率远高于青年人，政府可能倾向多制订照顾长者的政策，忽略青年的福利。
　　（四）人口老龄化与国际行动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的大趋势。联合国作为第一大国际组织，在老龄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联合国人口司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专著《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后果》，经常出版的重要统计资料有《世界人口前景》、《世界人口性别、年龄分布》、《世界人口长期预测》等。在过去1/4世纪中，联合国就与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有关的问题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人口会议，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例如，1974年举行的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确认了人口老龄化对所有社会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日，大会第二十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为进一步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采取的重大行动，重申所有社会都必须正视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后果。联合国人口司在研究人口老龄化方面有长久的传统，包括估计和预测老年人口及审查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从1956年的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奠基性报告起，其中主要关注较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到1999年出版的第一次联合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挂图，人口司一直设法使国际社会注意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有，联合国地区社会经济委员会资助了很多研究项目和研讨会等。
　　在联合国系统内对人口老龄化研究最多的首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很多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跨国比较研究，其中尤其着重于人人健康、预期寿命、健康寿命、死因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健康老龄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老年学学会等于1993年共同推向全世界的。《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介绍有关促进健康和积极老龄化的讨论和行动计划的形成过程而撰写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向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一个书面建议。提供讨论用的初稿题为“健康与老龄化”，已于2001年刊印，经过由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发展中心组织召开的、来自21个国家的29名代表参加的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修订，并于— 4日，经巴伦西亚国际老年学论坛讨论后报送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大会接受了有关建议，并把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写进了政治宣言。
　　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关心老年人和老年社会保障的国际机构。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时候主要从老年工人就业和社会保险及保障方面，特别是关于退休政策、灵活退休制度以及老年人再就业等方面进行研究。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合作组织(JOICFP)是一个民间组织，过去主要是同国外合作研究控制人口增长，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从事人口老龄化研究。该机构支持同我国和联合国合作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开过多次研究老龄化的国际研讨会，也出版过一些专门研究老龄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人口老龄化》、《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人口老龄化》(与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等。世界银行和欧盟以及国际保障学会则主要从财政金融和经济的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因此涉及大量养老资金的储备、经营和增值、保值等货币问题。
　　三、人口国际迁移的政治影响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新一轮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当移民增多在很多国家成为事实时，一个国家能不能更大程度地达成和谐、保持活力，关键在于国家内部克服族群和阶层隔阂的能力。这两大隔阂存在与否，是衡量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重要指标。
　　（一）人口国际迁移的影响
　　1．技术移民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
　　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
　　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在移民的比例中开始增加，特别是在因家庭团聚的移民比例开始下降以后。年间，进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中37%的都是技术移民，前往加拿大的移民中49%的都是技术移民或商业移民，而去美国的移民中13%是为了就业。因为移入国的劳工缺乏具有周期性，许多劳工移民是暂时移民。近年来，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劳工移民增加得很快。
　　如何制止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现象，是目前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移民逐渐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其中越境难民和非法入境者占主流，知识型移民逐年提高。随着发达国家对人才吸引力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知识型移民已成为一种潮流。自2000年以来，亚太人口年增长率已降至1.1%，为全世界发展中地区的最低水平。在许多亚太国家，人口向外国迁移也是造成本国人口增长放缓的因素。一般来说，移民多在亚太区域内部流动，由低收入国家迁至较为富裕的经济体，但也有许多前往中东、欧洲和北美。年间，亚太地区每年净流失130万人。
　　2．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考验国际人道主义
　　非法移民是指非本国公民透过非法的方式跨越边境的“移民”。这个名词通常暗示着许多社会问题，如经济、社会福利、教育、犯罪、公共福利、健康保险、人权等。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统计办公室五年一度的非法移民报告，截至2005年1月，全美约有105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有23万非法移民来自中国，比2000年增加了4万人。报告指出，约301万非法移民是2000年及2000年后来美的。在1050万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居首，约有597万人；其次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及印度，中国排名第五。据统计，年间，每年有48.5万名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追求自己的美国梦。受大量移民进入的影响，到2050年，西语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将由2000年的13％上升至24％，而非西语裔白人将只占总人口的50％。此外，非洲北部和西部国家人口急剧膨胀，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偷渡欧洲。美欧迎来非法移民潮，政府担忧人口构成变化。
　　国际难民不是国际移民，他们是特殊的迁移人口。难民多数会回到本国去的，他们是因为政治、战争和灾荒等原因形成的。这些原因可以忽然产生，也可能会忽然消失，难民的人数也因此会忽然增加和忽然减少。然而难民有着许多移民的特性，他们都跨过了国界，在新国家居住了一定的时间。近年来的国际难民还不一定就住在邻国，许多的亚洲难民到美洲、欧洲和澳洲定居去了，他们最终都变成了移民。广义的难民还包括政治庇护申请者，他们人数很少，但最终也可能成为移民。在2004年底，发达国家大约有300万难民，而在年间估计有570万人申请政治庇护，其中3/4是在欧洲国家，1/4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有40%来自亚洲国家，主要是阿富汗、伊拉克和土耳其。另外1/4源于欧洲，特别是那些前南斯拉夫解散以后建立的国家。还有1/5来自非洲和拉美国家。
　　非洲的难民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稳定、传统的民族和种族纠纷、殖民主义遗留下的后患等使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利比里亚、苏丹、莫桑比克、安哥拉、卢旺达、赞比亚和刚果等有不同性质和规模的难民问题。
　　亚洲是世界上难民最多的地区。除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因为以色列建国所产生的250万巴勒斯坦难民以外，近年来的难民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产生的，他们被迫离家去到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的难民在战争解决以后多数也回到了家乡。在欧洲国家的难民因为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达一个高峰，估计约有380万人。随着各国政局的变化，到90年代中难民的人数也剧降到210万。
　　难民对于世界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的增长、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发展等影响不很大，这些影响也是地区性的和局部性的。但是对难民迁出和移入的地区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不仅是对移入地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对迁出地国家所引起的破坏和骚乱也影响极大。
　　（二）国际迁移政治影响的若干案例
　　1．美国
　　目前美国人口相对年轻的主要原因是其每年吸引了大量新移民。但据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目前每年吸引的非法移民数量已从21世纪初的85万人降到30万人，而且过去两年里，因受美国高失业率的影响，已经有超过100万的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的非法移民离开了美国。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也许会与其他国家争抢移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竭力阻止移民了。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长相对维持在较高速度，人口超过三亿，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国推行“人才进口”政策，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科学技术人才移居美国。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最快的国家，每年大约有20%的人口在流动。包括国际人口流动和国内人口流动，这两股潮流汇集形成美国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美国是世界上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移民政策是美国人口管理政策的重要部分。
　　迁入美国的国际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移民法不断制定、修订和完善等方面。进入20世纪后，面临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美国国会于1921年讨论通过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配额法案》，1965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移民和国籍法》废除了以民族来源制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制定了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打破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模式，而且把西半球移民纳入全球限额制，在法理上承认了各族移民的平等地位，承认了各族移民在美国发展史上的作用。此后，1986年《移民改革与管理法案》和1990年《美国移民法和国籍法》相继出台，美国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规范和接纳移民，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移民制度体系。
　　二战后，美国移民政策在注重调节合法移民流入的同时，开始向调节非法移民问题倾斜。新移民法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注重吸纳高端人才移民。同时，新移民政策致力于解决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美国，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非法移民的立法，即《移民改革和控制条例》。根据这一法规，1982年以前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得以居住下来，并申请美国公民身份。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管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即凡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婴儿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这就是出生公民权制度。属非法移民的父母在生了孩子后就可以变“非法”身份为“合法”,孩子则可以得到小学至高中的免费教育。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20多年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项移民法案，一是使美国大约1200万非法移民当中的一部分人获得合法身份，二是加强边境管理，防止非法入境。法案根据在美居留工作时间长短将非法移民分为三个档次。那些非法进入美国，并已经在美国居留五年或五年以上的移民，将被允许留在美国继续工作，而且最终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乃至成为美国公民。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缴纳至少3250美元的罚款和相关费用，补缴税款，同时学习英语；那些在美国居留时间多于两年不足五年的非法移民，必须重新开始申请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漫长过程；那些居留时间不满两年的非法移民则必须离境。此外，凡犯有一项重罪或三项轻罪的非法移民，不论居住时间长短，一律遣送出境。
　　人口流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心由面向合法移民转为面向非法移民，是美国政府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调整人口流动政策及管理方式的结果。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人口流动与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政策、管理更具有代表性。
　　2．德国和法国
　　迁入德国的国际移民对德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德国对移民的社会融合管理方面。德国联邦政府为希望加入德国籍的外国人提供统一的入籍课程，希望入籍的外国人将有机会了解德国宪法、历史和价值观。欧盟委员会强调，要保持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在移民、融合和就业政策上的一致性，促进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解决移民融合的问题。
　　面对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人口和日趋复杂的穆斯林问题，法国普遍采取了加速同化的政策。法国政府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学校里不准进行宗教教育；要求移民掌握法语，学习并接受法国社会价值观；政府推动成立了各派伊斯兰组织的联合机构——穆斯林委员会，作为法国政府与穆斯林对话的代表机构,穆斯林委员会受政府委托要促进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法国政府2006年5月通过“有选择移民”新法案，宣布抛弃过去不加挑选地接纳移民的方式，将针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发放有效期三至四年并可续延的长期居留许可证，对其他人群则增高移民门槛。
　　3．加拿大
　　加拿大移民政策曾经先后经历了自由移民政策、有选择接受移民政策、鼓励限制并举的移民政策、严格限制移民政策、适度放开的移民政策和平等、开放、多元化的移民政策等阶段。
　　加拿大始终根据本国的利益，调整自己的移民政策。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移民，加拿大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包括移民规划、移民分类、移民计分选拔等。这些制度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为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仿效。
　　加拿大对移民进行分类，具体区分为家庭团聚类、经济移民类和难民类。其中经济移民又分为技术移民类、商业移民类等，其下又进行细化，例如商业移民类又分为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自雇型移民等。对于每类移民均设定不同的接纳比例和数额以及不同的接纳条件。加拿大从1967年起对各类移民实行计分选拔制度。由于它摒弃了过去以种族作为吸收外来移民的标准，因而较为公平。
　　加拿大实行计分选拔移民制度后，得到了国民和媒体的积极反应。这项政策的实行已经使得每年移民加拿大的人员中技术人员比例大幅增加，而非技术移民的名额则相对受到限制，从而使得加拿大人口素质得到改善，移民者结构发生变化。
　　加拿大移民法律中，设置了较为独特的出入境人员权利保障机制，突出表现就是移民及难民委员会制度。根据《移民及难民保护法》的规定，加拿大设置有移民及难民委员会。该移民及难民保护委员会具有准司法性质，专门处理移民及难民事务。其主要职能为受理涉及移民及难民事务的各种案件。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委员会非常有特色。它既通过超然于行政机关的公正地位和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给予争讼当事人以司法正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又以快速、简易的程序来快速解决涉及移民、难民等案件，减少成本。
　　90年代加拿大和美国的外来移民制度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外来移民制度改革均是为了在全球人才市场上争夺所需人才，均是基于技术移民能够造福国家、造福社会和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这个理念。其二，两国在全球人才市场上争夺人才的要求同人道主义的考虑相调和，家庭团聚仍然是移民首屈一指的原因。
　　四、结论
　　21世纪是人口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世纪，持续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新移民实际上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三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彼此影响和相互制约，成为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首先，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竞争力”。在21世纪更加重视知识和智力的经济形态下，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而不是人口规模将成为决定国家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要保持国家的人口竞争力，不仅需要维持必要的人口规模，而且需要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挖掘老年红利。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人口发展，“人口竞争力”概念需要引起重视。“人口竞争力”是指在一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根植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力量和功能。我们看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竞争力，一要看人口结构的权数效应，例如年轻人口的比重、高素质人口的比重等。适度的人口增长是保证人口竞争力的人口学条件，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则是激发人口竞争力的社会学基础。二要看人口数量的乘数效应，这里的人口数量是具备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亚人口”（Sup?population）的规模和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概念。只有具备优良的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的乘数效应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例如，目前印度人平均年龄为25岁，约1/3人口年龄低于14岁，且被抚养人口将从2000年的64%再降低至2010年的55%。印度每年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大学毕业人数达70万以上，高于中国、欧洲、美国和日本，显示印度具有人口结构年轻和高素质劳力充沛的双重优势，成为印度经济维持高增长的强劲动能。
　　总结国际经验，除了提出“人口竞争力”概念外，还要提出“逆人口老龄化”概念。“逆人口老龄化”是开放系统条件下由于人口的净流迁入所带来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升高从而遏制了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速度。“逆人口老龄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人口的年轻化。在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人口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存在着系统内外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所带来的人口交流和人口增量，这样由于年轻人口的集聚作用，完全可能出现“逆人口老龄化”，降低老年人口的比重，缓解单一的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美国是一个人口活力强大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范围里，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是逆人口老龄化的先锋地区。逆人口老龄化是年轻人口双向竞争的产物，一方面素质相对高的年轻人口竞争进入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具备了更强的人口引力和拉力。
　　其次，“超低生育率”所造成的青年劳动力赤字将阻碍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21世纪全球社会将反思“人口爆炸”理论，重新发现人口发展的价值并为之建立新的国际共识、联盟和人口新秩序。
　　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甚至人口减少是最富有前瞻性意义的人口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和地区遭遇了“低生育率困境”。第二次人口转变昭示了21世纪全球人口的新挑战，即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社会活力萎缩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就开始困扰发达国家，之后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陆续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继续增长的美国和英国是例外。当今，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鼓励生育的国家，第二类是计划生育的国家，第三类是既不鼓励也不限制、随其自然生育的国家。第一类国家有日本、俄罗斯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大都比较发达。第二类国家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等。随其自然生育的第三类国家有美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补贴生育、鼓励生育率回升的政策措施。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发展具有较长的周期，中国在完善人口政策时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高度的国家责任。
　　其三，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挑战大于机遇，21世纪是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世纪，全球社会需要为实现普遍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和普遍适度的老龄化水平而奋斗。
　　适度的低生育是实际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左右，可以实现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生育水平。长寿固然是人类的胜利，但过多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必将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正如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老龄化也不是越高越好。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关系必将引起全球社会的关注，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中国，特别需要一种前瞻的战略眼光慎重处理好人口控制与人口失衡的关系。
　　人口构成变化对世界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人口老龄化普遍影响代际关系，会驱动老年友好的国际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在人口年龄结构革命性变迁的影响下，世界政治和国家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老年利益群体，如多国延长退休年龄、倡导积极老龄化战略等。人口老龄化是欧美和多数亚洲及拉美国家的变化趋势，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这样的变化，现在还在人口年轻化的阶段。按照人口转变学说，所有国家在未来都会经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迁过程的必然产物，但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短缺等发展问题，也带来了能否老有所养的人道主义问题。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提升生育水平、提高退休年龄、鼓励高龄劳动者的社会参与、引进青年移民等。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老龄化”更改为“积极老龄化”，从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尽可能延长其寿命，并保持健康与活力已成为时代赋予当今世界的重任。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所以中国学者提出的“和谐老龄化”主张也将成为全球社会的重大战略选择。和谐老龄化是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处理好老年人与自身的欲求、老年人与老年人、老年人与家庭、老年人与社区、老年人与政府、老年人与环境等诸多关系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龄化。
　　其四，21世纪的地球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国际迁移”的高潮期，除了传统上由于比较利益的诱导而持续不衰的国际移民潮，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政府主动出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工竞争”、“人才争夺”将成为国际迁移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多元文化下出现的国际移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将更为复杂。
　　人口全球化移动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将导致持续的国际迁移潮流和非法移民现象。一方面，新移民特别是人才流动和脑力流失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移民无论是合法和非法都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社会断裂，导致国际政治的冲突。
　　总之，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人口议题的国际化、政治化将成为21世纪的显著特点。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要在全球发展的格局中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国首先是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规模不可抗拒；其次是要保持清醒的人口意识，不要继续盲目地夸大人口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妖魔化以人为主体的人口增长。中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的“人为亏损”和“内在亏损”。其出路只能从内部寻找和解决。适度的、平衡的年轻人口的增长不是问题的扩张，而是未来的需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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