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难：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难民
中国人遭遇的第一次恐怖袭击是日军在日进攻上海。次日，发生了三次事故，中国空军的炸弹误击虹口，一枚落在公共租界东面附近，一枚落在六层楼高的大世界门口挤满了难民的十字路口，还有一枚落在南京路外滩靠近和平饭店的地方。近1200人被炸身亡，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来自浙江溧水县的赵彰泰亲眼目睹了大世界门口的爆炸及其惨烈场景：&一煞时，尸首遍地，血肉模糊，摩登小姐，坐在黄包车上，只剩长筒丝袜，高跟皮鞋，人头不见了&&哭声震天，满目凄惨。&大世界的爆炸尤其悲惨，因为当时正好有数千难民在大世界门口排队领救济。
难民潮涌到公共租界，很快，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了著名的&孤岛&，在日前，这里一直未被日军控制。到1937年11月，公共租界有142个设在公园和大学校园里的难民收容中心和收容所，共收容9.2万名难民（其中有3600多人仍流落街头巷尾）；法租界有40个收容所，收容了2.6万名难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13平方英里。此外，各种同乡会和商会收容了数量更多但未有记录的难民。基本的衣（由秋入冬之际）食供给和疾病防御、防止犯罪和骚乱的难题给租界当局带来巨大危机。
许多难民认为，留在被日本人四面包围的城市并不安全。有些人逃往西边，实际上，据估计有3千万人从战争前线艰苦跋涉向西，许多人最后抵达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东南日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记载无锡难民收容所的长篇报道。无锡位于太湖北岸附近和沪宁铁路沿线，距离上海西北约75英里。为了了解难民的困境，有必要全文引用该篇报道：
在风雨凄厉的昨天午后，偕文化界数同志，到&&桥挽临时难民收容所，去慰问给敌人飞机大炮迫走的受难同胞。
我们很惭愧，一些儿物质上的安慰都没有，只是带着满腔的热忱和同情，聊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抚慰。收容所的房屋并不大，而里面却收容了一百多个贫苦无告的难民。地上铺着柴，柴面上盖着芦席，他们就这样栉比地睡在上面。我们走到里面，似乎有一股浓浊的气味送进鼻子里来。难民们带着惊异的目光，向我们注视。我们由门丁的引导走向办公室去。首先，办事员孙老先生给我们谈了一些该所的概况：&这里是临时性质，因为交通（方）便，所以由战区运来的&有家可归&的难民，都聚集在这里，假以时日，然后分别遣送回籍。所以长时间收容的难民是没有的。我们每天给他们吃两次粥，晚上睡觉，我借被头给他们&&&&这里的难民性情很坏，常常噪闹，甚至为了吃东西打架。&&&
转身，我们开始向难民访问，在办公室的旁边，也住满了许多难民。有一个年约五旬的老妪，她低低地向我申说她这两个月来的生活：&我是住在吴淞的，儿子在工部局当差役，七月初&日，东洋鬼子来打我们的上海，于是迫得我们一家四口搬向浦东区。哪里知道在浦东住上三天，东洋鬼子又用大炮来轰击。不得已，又搬到租界去。这样几次搬场，我和我的儿子就在极度纷扰中抛散了。我带着我十一岁的小女儿，在难民收容所里住了几天，就胡乱地给他们遣送到源阳乡间我亲戚那里去。亲戚家里贫苦得连自己的肚皮也吃不饱，哪里能容我长时间住下去。&
据她自己说，这几天常常不能吃饱肚子，每天只是吃上一碗粥，小孩子饥饿得哭，自己又没体力去和人家抢粥。她时刻希望能够和她的爱儿见面。但是事实终是给她以失望。她想上芦头店去，脱离难民的生活，但又舍不得十一岁的女儿，这使她每天在惨痛中生。
无锡的难民收容所拥挤不堪，令人不快，泛滥着没有洗澡和脏衣服的难闻气味。难民们眼睛里的多疑目光显然是源于他们拥挤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房间里，源于他们不知道要困在这里多久的茫然，源于对别人可能会抢占并喝光自己稀粥的恐惧。这成了适者生存的案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强者和最好斗者生存。难民家庭的许多遭遇似乎是标准的逃难历程。绝大多数难民收容中心的目标是尽快将难民送上路；如果他们附近有亲友，难民收容中心会给他们提供车旅费买汽车票、船票或火车票。
来自吴淞的妇女们打算回家，结束难民生活。这一点上，孙先生可能认为一直有点不太现实：许多人的家园已经被日军的炸弹摧毁，对有些人来说，回家已是不可能的事。
日军进攻上海时，在上海的数千浙江人决定回老家，那里至少在理论上还是和平、有稳定支撑的堡垒。描写过大世界爆炸的赵彰泰说，开往浙江的船只&非常拥挤&。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此时楼适夷正打算带着年老病弱的母亲回余姚县的老家。他这般形容黄浦江浦东码头的景象：
江岸黑压压一片，万头攒动，全是狼狈不堪的回乡难民，日本宪兵像凶神恶煞似的监视两旁，他们的爪牙手舞皮鞭大声吆喝，要随时悄悄在他们手里塞上几张伪币，才能通过重重关隘和刁难，排上栈桥行列，攀登船梯，有些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就带同背上的包裹一起被拉出了行列。人好像进入了阿鼻地狱，小的孩子吓得哭了，被扶着的老母还不时地要瘫痪下去。&&四周是一片鬼哭神嚎的世界。
1937年10月末，在逃难的中国人潮中，火车车厢里人挤人，疯狂的难民们甚至扒在了车顶。有一次，火车即将出发，人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飞机声。火车司机显然被吓了一跳，因担心被炸弹袭击，突然发动了火车：车顶上的许多人跌下来，有些人跌到车轮前的轨道上，手脚被车轮碾断。
大部分浙江难民是在日军发动三次对浙军事攻势期间逃离的。第一次是1937年11月到12月末，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占领了浙江最北的三个城市&杭州、嘉兴和湖州（见地图3）。日军登陆杭州湾的目标之一是结束从8月开始的上海苦战。有学者曾指出，淞沪会战&伤亡比例高得可怕，伤亡的总数当时仅次于凡尔登战役&。据说，日军士兵震惊并愤怒于中国人在淞沪血战中的战斗力和不屈不挠。10月末，在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命令下，日军三个半师团组成第十军，其任务是消灭中国军队，保护上海及附近的日本人。正是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这部分兵力还会继续前进，与上海派遣军一同在12月占领首都南京，也因此，他们成了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
淞沪会战开始后，日军很快对浙北虎视眈眈。嘉善一带的报告说，从8月末开始，日军的飞机多次飞越该县，甚至投掷炸弹&但多数未引爆。另外，还有报告提到日军的巡洋舰多次在平湖县的乍浦港出没。11月5日，日军在雾蒙蒙的拂晓登陆，恰好在中国军队提防不及之时。防卫平湖县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第62师接到命令，向黄浦江东岸的浦东一带撤离；11月3日，国民党部队开始转移。因此，日军登陆时，只有人数极少的国民党小部队驻扎在平湖县境内三个地方和江浙的东部交界处。这与用了155艘运输舰登陆的10万日军相比，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朝正东方向，最终结束了淞沪会战；一路通过平湖县各镇向东北方向进发，占领了松江。11月12日，上海和松江陷落。平湖县人数极少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地抵抗&有些甚至坚持了七八个小时之久&但几乎所有中国士兵都阵亡或被杀害。日军伤亡同样很大，登陆的海滩处散落着不少日军的尸体。
从一开始，日军的整个战争战略和策略就非常清楚。日军一开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大城镇，轰炸可能具备大规模空中力量的城镇，恐吓当地百姓&这种举动必然引发恐慌性撤退。几天的轰炸后，日军长驱直入，实施他们的恐怖战略，即用火作为主要的恐怖武器，常常纵火焚烧大部分民房和商店。日军通常还轰炸县城和城镇，不过，县城往往是最重要的战利品。11月6日、8日、13日、14日，平湖县城被轰炸；19日，日军占领平湖县城。接下来的7年零9个多月的时间里，平湖县城一直被日军占领。在此期间，有1548名平民被杀，这还不包括被炸死者在内，另外，3520间房屋被焚为平地。
中国人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反应模式从自始就极为明显。日军的轰炸、纵火和屠杀平民引发了强烈的恐慌，这种铺天盖地的恐慌使人们为避免死亡、伤害、强奸而尽可能迅速地逃离本地。不仅是个体和家庭在逃难，连县政府（后来是省政府）也撤往稍平静的地方。11月15日，平湖县政府撤退。在一个月稍多的时间里，随着中国军队的西撤，日军的战争机器看似势不可挡。日军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县城&嘉善、嘉兴、海盐、海宁、桐乡、吴兴、长兴、武康、德清（见地图1），并且向西占领了安徽和江西部分县。许多学校也加入了个体难民和县政府组成的逃难阵营。在浙江一等县嘉兴，两个月内，一千多人被杀，20%的房屋被焚毁。为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况，11月11日，省立嘉兴中学的师生在校长张印通的率领下，先是流亡到距离杭州75英里的新登县。途中与嘉兴县立女子中学的师生们会合；两校师生决定一路跋涉前往距离杭州180英里的丽水县。
继占领南京后，日军攫取的最大战利品是杭州。12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从三路将杭州城封死。省政府早已制定了撤退到浙江中部金华县的应急计划。据估计，战前杭州人口约为50万，到沦陷时，城内只剩下10万人。其他被日军占领的各县人口同样剧减：平湖县城及四个主要集镇的人口锐减了47%，嘉兴县人口减少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杭州&减少了83%。1938年，逃离杭州的3.1万名难民重返家园；到1940年，杭州城的人口回增到32万。浙北的其他城市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这样的态势清晰地表明，比起当难民的不稳定生活，大部分人宁可在占领军控制下苟安；这样的现实让我们在考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深度时有所斟酌。不过，也许仅是稍有斟酌。至关重要的不是强烈的民族感情，而是安定：故乡、本地关系和危急时刻的&已知&生活&即便这意味着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压倒了民族主义，尽管为国献身和忠诚于家乡这两种感情可能共存，并且仍是许多人的态度的基础。那些回归日本人统治之下而生活的中国难民是出于民族和民族命运的考虑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在这种险象环生、变化不定、危险重重的时刻，他们的考虑更为地方化。当我们在&原爆点&（groundzero）观察战争并宣扬中国的抵抗是民族主义热情的证据时,是否我们是在透过我们自己的文化透镜来追忆？看到的是并不存在或至少不在同样优先级上的东西？
自战争开打起，难民们的策略总体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快地离开城市和城镇&但走得并不是特别远。到离家几个小时或至多一天距离的乡下亲友家似乎是理想的安全之处。短途奔波意味着不用携带&常常是靠手&许多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这样的奔波还意味着可以回来看看家里的状况，或是取留下的东西&如果确实日军还未毁坏他们家园的话。短途奔波对更贫困些的家庭或中等之家有好处&对他们来说，长途跋涉根本没有可能。此外，短途奔波虽然令人烦乱，但不会引起长途跋涉所带来的那种让难民远离故土和舒适群体关系的社会心理创伤。如果一个家庭在农村没有什么关系，临时性的洞穴或附近山里的其他地点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临时藏身之所。浙北日占区的四个短途难民的经历揭示了他们面临的某些难处和担忧。
家在嘉兴县城西北塘汇镇的孙佐良描述了短途逃亡生活以及大部分人被迫逃亡的原因（见地图3）。他说，当日军第一次进入镇上时，几乎所有百姓都逃到附近农村投靠亲友。一小部分人仍留守家中&老人、无处可去者和留下来保护家园者，多数都被日军杀害。大约五天后，百姓们开始返回家中查看情况。许多人的家已经被日军轰炸或纵火摧毁，由于木材短缺，重建房子几乎不可能。
李玉昌一家在石门湾&大运河在此四十五度角拐向东北和嘉兴&开南货店。日军侵入石门湾时，李玉昌一家已经逃到了距离石门湾镇东南3英里的乡村。几天后，当他们一家回来时，房子和店铺全被烧光了。他们又回到避难处，但李玉昌仍每天回石门湾做生意维持生活，挑着担子向同乡兜售东西。他每一次前往石门湾都是一次冒险&由于中日两军在石门湾来回拉锯，他从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嘉善县李根盘和桐乡县冯振华的叙述更长，不仅强调了短途难民所面临的现实和问题，也广泛突显了战争地带的生活。8月末，日军到嘉善的侦察飞机让县城百姓惊恐不已。由于害怕被炸，有些人在家里挖防空洞。中秋节（9月19日），日军飞机投下的第一波炸弹造成了部分伤亡；此后，日军飞机经常投掷炸弹。百姓惊惶万状。李根盘提到，经常看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街头巷尾，商量避难去所。由于沿着沪杭铁路而来的难民潮涌入，形势更趋紧张。李根盘证实，车顶上挤满了惊慌狂乱的百姓。日军已经登陆并且随意滥杀无辜和焚毁房屋的传言如野火般四处蔓延。永远都是传言！战争时期，在缺乏现代快速传播手段前，新闻通过传言播散。这些传言似乎常常靠它们自己虚构的翅膀而高涨高飞。当然，问题在于，它们从未被确认，并且，确实有多少虚假传言就有多少真实传言。
李根盘的父母明智地对这一传言信以为真。他母亲带着他的弟妹暂时待在距离县城以西几公里外的姚庄乡亲戚处。李根盘和父亲仍待在县城。两三天后，日军发动了全面轰炸，炸毁了城隍庙和大片房屋。此时尚未逃离的百姓手足无措。有些人认为逃难比留在原处还要危险。日复一日的选择实际上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但由于百姓不知道日军会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许多人动身不得。不过，很快投靠姚庄乡亲友的李根盘父子不在此列。
如果没有12月9日和10日晚间的惊吓，他们本来会在姚庄乡待得更久。12月9日和10日，他们听到县城传来的密集枪声，看到火光冲天。李根盘形容当地的农民&惊慌失措&。在这个运河交错的平原，最快的离开方式是坐船。李根盘一家借用了亲戚家的一艘船。不过，他们并不孤单。李根盘说，逃难船首尾相连。船里的农民和其他人不知道哪里比较安全，并且每当碰到其他船只时，大家都相互探询最好去何处。李家逃到距离西边和北边12英里（约19公里）的地方，在浙赣边境的南汇镇停顿下来，这里距离嘉善县城和嘉兴县城都很远了，他们决定暂时在此安顿。
此后不久，嘉善陷落、日军到处奸淫烧杀的传言四起。李家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一听到嘉善&维持会&已经成立，他们知道局势已经相对平静，便雇了一艘船，在3月中旬过后回到嘉善。此时，他们已经流离了四个月。房子虽在，但满目狼藉：只有几件连日军都搬不动的笨重家具留了下来。
11月，日军来到桐乡县的崇福镇时，冯振华开小酒店的父亲正卧病在床。冯父最后死于未知的传染病，年仅35岁。因此，冯振华一家未能像镇上大多数人一样逃走。由于日军已经占领崇福镇，冯振华的母亲既找不到医生也买不到药。镇上几乎见不到人，所有商店都关了门。冯振华的母亲想起&割股疗亲&的传说，从自己手臂上割掉一块肉煎汤给丈夫喝。不管这是真是假，情况并未好转：她丈夫死了。杀害人们的是，日军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而非炸弹和烈火。在冯家的例子中，前者导致了冯父没法治病。
这种离奇的吃人肉细节的描述警醒我们，冯振华在此段回忆中所记得的极有可能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当年他年仅六岁。尽管他可能对某些创伤性事件或连绵的磨难记忆犹新，但他的记忆可能一直依赖于别人所述，其母亲肯定想用这件事向儿子和家人表明她是个德行高洁的妻子。
冯父死后，冯母和三个孩子&冯振华和两个姐妹（一个14岁，一个4岁）回到距离崇福镇几公里远的夫家。虽然冯振华的祖父已经去世，但祖母和两个婶婶仍住在那里。冯振华的父亲是长子。冯振华的二叔在上海绸厂工作，战争爆发时，他&既有趣也可能一开始是莫名其妙&跟随厂里同事而不是与妻子一道撤退到安徽。然而，这一选择可能正突出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婚姻的论述，他指出，夫妻之间缺乏亲密关系（特别是感情上的亲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群体中。冯振华的三叔在离老家30英里远的一家嘉兴酱酒厂做工，这个距离太远，没法正常通勤往来。不过，战争一爆发，他就回了老家，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待在一起。战时的选择仓促拼凑或（更雅致地说）组成了一个新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包括一个成年男人，一个祖母，三名妇女和五个孩子（年龄从2岁到14岁不等）。战争和危机带来了新的社会组合，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也提供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冯振华的祖母和两个婶婶带着两个堂弟妹一起生活时，显然是女人当家。三叔回家后，整个局面为之一变。作为家里的成年男人，冯三叔认为祖宅太靠近沪杭铁路，留在老家太过危险。他坚持（当然，他独行其是并成功了）全家搬到离祖宅西面22公里外的永秀乡。对于他为何要选择永秀乡以及他在那里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不过，最终事实证明这非明智之举，永秀乡和附近一带饱受强盗的骚扰。侵华日军的到来如同台风,催生了诸多如同龙卷风般的小强盗团体。这些为非作歹的团体（用中文的说法即&土匪&）趁乱偷窃打劫。在杭州湾的海宁县，大量难民从县城逃到镇上、乡村和西边的山区后，一伙盗匪打劫了硖石港。后来，他们又被地方保卫队打退。
永秀乡的土匪尤其暴力。据说，晚上经常能听到枪声混合着哭喊声。冯振华一家寝食难安。祖母埋怨冯振华的母亲把家搬到强盗窝里&这是个不合逻辑的推论，但又是个符合传统家庭动力学的反应。冯振华说他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在强盗窝里避难显然并非逃难之旅的目的（冯振华的母亲认为离家太远，不应搬到此地）。
当时，日军的船天天挤在附近的大运河里。冯家讨论，如果要搬家的话，哪里更容易找到船只。冯母天天去河边寻找渔船，好不容易联系到有专门运送难民的船只，其上装有渔网做掩护。付了船费后，冯家第二天晚上启程回老家。当他们途经崇德北门外的茅桥埭时，被桥上的国民党军队拦住了。一开始冯家以为对方是要强行征用这艘船做军用。对于坐船的百姓而言，这是普遍而又完全现实的恐惧。士兵们在冯家的行李里翻来翻去找钱。要注意到，大战在即，正常的社会秩序已陷落，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冯家的钱都分藏在几个成人身上&这是个很可能因搜身而被挫败的战略。两个婶婶在行李中的衣服里藏了点私房钱，都被士兵们拿走了。不过，冯家还是回了老家。
由于冯振华的父亲已死，一家人决定让三叔在一个老伙计的帮助下掌管酒店，这个决定似乎很明智。然而，到1938年初，冯振华的三叔决定回嘉兴的酱酒厂工作。冯母试图自己掌管酒店，不过，由于崇福镇沦陷，社会极不安定：汉奸与日本人狼狈为奸；恶霸横行的新权力结构意味着，要成功经营酒店，就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酒店里有时还发生斗殴，显然，冯母难以应对。最终，由于入不敷出，冯母将酒店歇业。冯母带着孩子们去杭州当街头小贩，这是个冯母没有解释而且表面上也无可解释的举动。
冯振华的故事揭示出难民生活中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首先，冯父的生病和去世（后者部分是由于日军入侵造成的）妨碍了一家人一开始就能逃离。只有一个叔叔回到祖宅，改变了家庭动态结构，使他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也是搬家到土匪窝的决策者。冯母认为搬家距离太远，显示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安土重迁的影响力。关键是运输难民但以渔网作掩饰的渔船的存在，不仅显示出船主的足智多谋，还揭示了保护难民们免遭日军袭扰的必要。中国士兵的抢劫一方面表明劫掠者不仅是日军和当地土匪，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比起和平时期，战乱中的中国几于敞开大门，任人鱼肉和为非作歹&不过，这也是任何战争中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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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朝代、地区索引:发现信息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接收了多少外国难民？
15:13 转帖发表在
现在中国境内有来自非洲等地的难民100多人，每月领取1200元生活费。 近日，有关中国是否应接收中东难民的话题，引起热议。回顾历史，中国近代以来曾两次大规模接收难民：二战时期及70年代末，分别收容约3万犹太难民和近30万印支难民。除此之外，中国还收容有一些非洲和西亚难民。 民国时期，中国收容了很多犹太难民，仅上海就有约3万人1、大量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避难 1938年“水晶之夜”后，掌控德国、奥地利的纳粹势力加大对境内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寻求出国避难，但盛行反犹主义的欧美各国大都拒绝接收，中国几乎成为犹太人唯一的选择。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从人道主义出发，在1938年~1940年给数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被联合国誉为“中国辛德勒”。获得中国签证后，犹太人即能合法离开奥地利，除中国外，他们的目的地还有加拿大、古巴、菲律宾、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 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聚居地，除何凤山发放签证的原因外，与当时上海地位特殊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旧是自由地带，并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地区——外国人从海路进入上海租界，无需签证、资金担保、警方证明等一切手续；上海租界的生活习惯也比较接近欧洲社会。①从1933年~1941年，共有约3万犹太难民利用此种便利，进入上海避难。②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原摩西会堂 70年代末，中国曾接收约30万“印支难民”1、中国接收的“印支难民”，大多数为越南华裔，现基本融入中国社会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政权鼎革等原因，约160万来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印支难民”流向20多个国家，其中27.9万人被中国接收。来到中国的“印支难民”绝大多数为华裔越南人或越南籍华人，少数为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 中国接收这些“印支难民”后，主要将他们安置在南方五省区的233个国营农场和一些企业中，其中广东安置11万人、广西9万人、云南4万人、福建3万人、江西0.13万人。中国为大多数难民修建了住房、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截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已达29.5万人，带来治安及就业等压力。⑦ 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有所合作。1994年以前，中国从难民署争取到9000万美元无偿援助，用于针对难民安置区的工业创收、农业创收、水利工程、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600个项目；1994年以后，难民署对中国的援助方式改为“周转基金信贷基金”，帮助难民接受技能培训及自愿遣返。此外，中国同日本、澳大利亚在难民问题上也有一些合作。⑧ 2、中国境内现有来自非洲等地难民100多人，每月可从联合国难民署领取1200元生活费 中国于1982年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67年），正式参与国际难民事务。难民可按照国际公约，申请到中国避难。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关于难民的单独立法，只能按照《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难民进行管理。 作为国际难民“中转站”，中国在1979年暂时收容了6万余名阿富汗难民；80年代暂时收容2万名南亚难民；缅甸果敢地区爆发冲突以来，还先后收容了数万名缅甸难民，以上这些难民大多数都被遣返回国，或送往第三国。 目前申请到中国的难民主要来自非洲，如常年战乱的布隆迪、索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在中国的难民中，大多数为妇女及儿童，通过正当途径，持学生或旅游签证入境。⑨截至2014年7月，居住在中国的“非印支难民”有138人。这些难民在中国大陆等待被第三国接收期间，可以从联合国难民署获得每月每人1200元的生活补助。此外，难民署会报销难民95%的医疗费用，并教难民学习一些简单的汉语。⑩ 2015年，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撰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称，中国正在成为难民接收国。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未来可能更多地参与国际难民工作。
1979年9月，中国政府派出轮船，接往中国安置的越南难民 注释 ①周国建：《论三十年代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史林》1992年第2期；②唐培吉：《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6页；③若雪：《1939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2012年第1期；④《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⑤吴鹏：《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探析》，《昆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⑥房建昌：《外国驻昆明领事馆始末及其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34辑》，2000年，第51页；⑦金旭东：《试论印支难民问题的特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1；聿峨、郑建成：《在华印支难民与国际合作：一种历史的分析与思考》，《南洋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⑨刘国福：《中国难民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25—226页；⑩方澍晨：《外国难民 活在中国》，《Vista看天下》2014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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