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头像_头像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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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军头像:抗美援朝的英雄人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援助朝鲜人民的自卫战争。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内政，扩大侵略战争，并派第七舰队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仁川登陆。 同时，美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 抗每救国战争，保卫新中国，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志愿军远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接受命令后，在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于10月25日开赴朝鲜前线，在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 志愿军出国后，结合朝鲜战场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党中央制定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和朝鲜人民军密切协同，并肩作战，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连续发动两次反击战役，歼敌5万余人，并于12月5日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在志愿军赴朝作战同时，国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11月4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抗美援朝总会，各地党组织对各阶层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广泛开展了支援志愿军的活动。 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到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在国内，人民纷纷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开展增产节约，优待军人家属，支援前线斗争。至1951年6月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五次攻势战役，歼敌23万，终于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为一进行停战盘盘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诵现出一批英雄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冒岸英等，黄继光是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在朝鲜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战役夺取某高地的战斗中，担任爆破任务。 在****掷完后，毅然用胸膛堵住敌地堡的机枪射孔，为保证部队攻客高地而壮烈牺牲，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邱少云，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日随所在部队在朝鲜金化以西三九一高地参加反击战。潜伏在敌人阵地之前；此日被敌人发射的******引起的烈火烧身。 为不暴露目标，忍受巨大痛苦，坚持不屈灭水，直至壮烈牺牲，保证了战斗的最终胜利，后被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光荣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还有罗盛教，日，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冒着零下20度严寒跳入冰窟救出落水的朝鲜少年，自己光荣牺牲。毛岸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总部秘书。同年11月25日在朝鲜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牺牲。 在抗美援朝中，上甘岭战役是其最著名的一场战役。日，美帝国主义中断停战谈判，于14日发动“金化攻势”，妄图夺取朝鲜金化东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上甘岭阵地。志愿军依托坑道，打退了敌人数百次冲击，坚守阵地四十三天，于11月25日粉碎了人的进攻。此役歼敌两万五千五百余人，志愿军指战员在缺水、缺氧、缺粮、缺弹等极端困难残酷的作战中，发扬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于次年4月恢复了其无理中断的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行动。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根据这一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显示中国人民能力的战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正义
　　中国海军头像: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华诞的光辉日子。通过阅兵大会，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庆典开始时，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了整个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束火焰在天幕上燃烧。胡锦涛总书记肃立在敞篷车的正中央驶过金水桥，向海陆空三军问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胡锦涛总书记的问候如和煦春风，温暖军心。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似惊雷回荡，山呼海应。包括三支“娘子军”在内共徒步方队14个，装备方队30个，空中梯队12个，共计4732人，每个方阵都有着雄伟的气势，精良的装备，高昂的士气，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力量。
60周年的国庆阅兵庆典，激起了我们滚滚心潮！我情不自禁地感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啊！伴随着共和国逐步发展壮大的步伐，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解放军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几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发扬光大我国优良传统的美德。他们为了中国能够更好的发展，不惜献出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他们是多么的无私、伟大啊！如果没有他们，本文来自于免费范文网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了……这次国庆阅兵典礼，向全中国展现了他们一生心血的结晶，向世界展示了新时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自豪；我为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感到自豪……
记得60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解放全中国”！今天，胡锦涛总书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如今，中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作为中华民族子女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发扬光大吗？难道不应该为祖国作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吗？是啊，我们是祖国的花朵，祖国未来的发展需要靠我们的努力。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也曾写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让我们五十六个名族的兄弟姐妹，团结一致，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奋斗吧！让我们的祖国为有我们而骄傲！
　　中国海军头像: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竟然未能命中（****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中国海军头像: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发射管，管内****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 关天培 关天培（.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另铸6000斤以上大炮40门，安置各炮台。同时抓紧训练,制定春、秋操章程。1838年,在镇远、威远炮台间增建靖远炮台，首次安设西洋铜炮，并在横档东侧水道架设排链两道。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粤禁烟，协助缉拿烟贩，收缴鸦片，并指挥水师多次与英舰船交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琦善至广东,一意主和，懈于防务。日,英方发动虎门之战，企图以武力迫使琦善屈服，出动舰船10余艘，攻占沙角、大角炮台。2月26日，英军又以战舰10艘、汽船3艘，配以登陆部队，猛攻横档岛一线6炮台。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军顽强抵抗，并亲燃大炮对敌轰击，负伤力战殉国。其办理广东海防的奏折公牍，辑为《筹海村集》。 陈露，中国第一位世界女单滑冰冠军[真冰] 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滑冰界开始出现强人 李四光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邓亚萍小球（乒乓球）为国家赚来无数荣誉；抗日英雄赵一曼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年代，在党的队伍里涌现出一大批女性豪杰。昔日东北抗日战场上便有一位名扬四方的女英烈，连敌伪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枪白马”的英姿。她就是郭沫若所盛赞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 ■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战士们尊称她“我们的女政委” ■敌人在公开处决前把她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中国海军头像: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一间培养了许多在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的中国军事学校。原指设在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上的军官学校，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军校在1924年由国民党成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军训练军官，然后北伐统一中国。目前指在台湾之陆军官校，即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旧址于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录 [隐藏]1 历史沿革 1.1 校史 1.2 旧址建筑 1.3 大陆时期机构设置 1.4 大陆时期分校 2 校训校歌 3 历任校长 4 重大事件 5 著名校友 5.1 国民党指挥官 5.2 共产党指挥官 6 参见 7 外部连接 历史沿革 校史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923年9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访问苏联，学习建军经验。日，孙中山命名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8日选定广州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堂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上建立军校。5月，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孙中山在开学典礼结束后，同蒋介石（中）、何应钦（左）、王柏龄（右）合影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的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歌歌词。1925年2月，军校出师东征使用的校名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以排斥共产党人在校内的地位。学校在当时集中了革命军中有才能的人。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于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盛况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于是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分别出现了三所黄埔军校。在武汉，3月22日，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将武汉分校扩大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展讨蒋斗争。“七一五”反共事变后，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成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主力，武汉军校便不复存在；在广州，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依然开办，1928年5月，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将学校改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校只剩下718人坚持至毕业，其余散往武汉、南京等地，称黄埔六期生。日，校长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称学校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第七期学生毕业后，1930年9月，学校被要求停办；在南京，1927年底，由蒋介石决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反共。1928年3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明令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1937年8月迁至成都。在八年抗战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结束后，实行军校改制，于1946年元旦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 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决定在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学校停办，共办23期。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的子弟200余人空运到台湾。1950年10月，学校在台湾高雄县凤山市以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被重新建立，并续办第二十四期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至2004年已办至七十三期。 旧址建筑黄埔军校大部分建筑物于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1965年，做了一次较大修缮，基本恢复原貌。1984年，建立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1996年，广州市政府按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原位、原尺度、原面貌”原则重建，6月16日奠基，11月12日落成，面积10,600平方米，耗资2000余万元，复原了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及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各部的办公室和课室、师生的饭堂、寝室等，但由于赶工期而埋下了不少质量隐患。2005年，又投入1400多万元进行全面修缮，将严格按照“修旧如旧”和“不赶工期”两大原则。 1995年，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被评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0年，又被评为广东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有军校正门、校本部、孙总理纪念碑、中山故居、俱乐部、游泳池、东征烈士墓、北伐纪念碑、济深公园、教思亭等十几处建筑。 黄埔军校大门原貌黄埔军校大门风格非常朴实，中央上方横匾上“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是清末谭延所书。校门于1965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重新修建。在二门门口挂着一副对联：“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二门右侧墙壁上，挂着蒋介石手书的“亲爱精诚”校训。军校大门彩楼两旁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住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额为“革命都来”。孙中山逝世后改为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黄埔军校校本部是一座日字形的二层砖木结构、三路四进、回廊相通的楼房。军校创办时在原陆军小学堂祠堂式大门前面增建欧陆式大门。中山故居即“史迹陈列室”，原为清朝广东海关黄埔分关的旧址，称为学海楼。砖瓦混凝土混合结构两层，建筑面积805平方米，1952年重修。其中陈列有伴随聂荣臻数十年的皮箱、自己装了轮子的椅子、墨镜、墨盒，解放军中唯一外籍将军洪水使用过的手纺毛毯，抗日远征军名将郑洞国的私章等珍贵文物及不少校友的捐赠。 位于孙中山故居西的学生俱乐部是欧式红色建筑，礼堂讲台中央和两侧分别悬挂孙中山像、总理遗训、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和林则徐焚鸦片、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犯天津、沙基惨案和攻打惠州四幅大型油画；礼堂悬挂廖仲恺、朱执信、史坚如等名人像。黄埔军校当年的“清党”便是在俱乐部举行。俱乐部西侧的游泳池原是小船坞改建。 东征烈士墓园座落在军校西南的平冈，是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为纪念因讨伐陈炯明等叛军而阵亡将士修建的，安葬有国共两党516位烈士遗体，面积5万多平方米，1926年6月落成。墓园前有1928年修建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是一座凯旋门式建筑，上覆民族特色的琉璃瓦。1936年在墓园正门增建东征阵亡烈士纪功坊和码头，有小黄花岗之称。纪念坊后由墓道、墓冢、纪功坊、入伍生墓碑群构成长数百米的中轴线，墓冢东侧有蔡光举烈士墓，西侧有17位出身军校的将校墓。墓园于1984年修缮，1991年新建了“东征史迹陈列室”。北伐纪念碑矗立在长洲岛平岗，是一座高10米的花岗石碑，为纪念北伐阵亡的军校生建立的。由军校代校务何遂撰写的碑文“平冈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万世兮，将以垂纪于无穷”。碑的正面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纪念碑”，碑座的东、西、北三面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等353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但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大部分共产党员阵亡者的名字未能刻记。 黄埔军校后山的八卦山顶建有孙总理纪念碑，碑顶塑有孙总理铜像。1928年孙总理纪念碑奠基，日落成，碑座高40米，孙中山先生铜像高达2.6米，重逾2000斤，是先生当年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出资，牧田祥哉敬作，筱原金作工场铸造。碑的正面为“孙中山纪念碑”六个隶书大字，背面为总理像，东面为总理遗训，西面为总理开学训词。从山底到山顶的阶梯所在的山壁用石材装饰，表面镶有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大字。 此外还有中山公园、仲恺公园、黄埔公园（又称中正公园）、济深公园；张之洞倡建的大坡地炮台、白鹤岗炮台；中国海军的黄埔军港等景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埔军校旧址
广东省广州市
分类 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 时代 1924年-1927年 编号 3-21 大陆时期机构设置 军校由六个部门组成：政治、教育、训练、管理、医学和补给。 军校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 大陆时期分校武汉分校校门潮州分校 长沙分校 洛阳分校（中央军校第一分校） 武汉分校（中央军校第二分校） 江西分校（中央军校第三分校） 广州分校（中央军校第四分校） 昆明分校（中央军校第五分校） 南宁分校（中央军校第六分校） 西安分校（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湖北分校（中央军校第八分校） 迪化分校（中央军校第九分校） 凤山分校（中央军校第十分校） 汪伪军校 校训校歌 校训“亲爱精诚”是由蒋中正亲自拟选，孙中山在开学典礼时宣布的。校庆日定为每年的6月16日。 1924年制定的《陆军军官学校歌》：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1926年制定延用至今：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澈，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历任校长第一任 蒋中正先生 第二任 关麟征将军 第三任 张耀明将军 第四任 罗友伦将军 第五任 谢肇齐将军 第六任 徐汝诚将军 第七任 艾将军 第八任 张立夫将军 第九任 林初耀将军 第十任 秦祖熙将军 第十一任 言百谦将军 第十二任 许历农将军 第十三任 朱致远将军 第十四任 卢光义将军 第十五任 黄幸强将军 第十六任 黄耀羽将军 第十七任 汤元普将军 第十八任 胡家麒将军 第十九任 杨德智将军 第二十任 马登鹤将军 第廿一任 童兆阳将军 第廿二任 丁渝洲将军 第廿三任 张岳衡将军 第廿四任 杨国强将军 第廿五任 王根林将军 重大事件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日，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1枚，面值20分，票面为黄埔军校大门全景。台湾的中华邮政亦发行邮票1枚，票面为黄埔军校大门全景与蒋中正校长头像。 日，台湾国防部长李杰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参观“黄埔军校八十周年史迹展”。 日，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纪念日，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同编辑的《黄埔风云人物》专题邮品纪念册在北京首发，收入50余枚有关黄埔军校人物、历史事件的邮票。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来自台湾各地的万名黄埔军校校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著名校友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 胡宗南 张灵甫 黄维 戴笠 郝柏村 共产党指挥官左权 陈赓 徐向前 林彪 蒋先云 刘志丹 罗瑞卿 周士第
开放分类：军事、学校、历史参考资料： 1.参考资料：
2. 1.参考书目
3. 2.《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长城出版社，香港，1984。
4. 3.《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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