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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行 政 的伦 理 精 神
黑 龙 江 人 民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 目
公共行政 的伦理精神/
王文科著 .―哈尔滨 : 黑龙江
人 民出版社 , 2005
Ⅰ.公 . . .
Ⅱ .王 . . .
Ⅲ .行政学 : 伦理学
中国版本 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4062 号
责任编辑 : 魏杰恒
装帧设计 : 李
公共行政的伦理精神
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 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E- mailhljrmcbs@ yeah.net
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激光照排 中心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
850 ×1168 毫米 1/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7 - 06801 - 8/
如 发现本 书有 印制质 量 问题 , 印刷厂 负责 调换
本书写作受到韩山师范学院
科学研究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1954 年生, 黑龙 江省勃利人 。“文革”时期读 中学, 改革开放
上大学, 嗜学问而不厌, 好求异而久恒。现为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哲 学、生命伦理、行政伦 理研 究, 出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公务员的道德风险及其控制_小宗师专辑：摘要：公务员的道德风险是指公务员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做出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选择。研究公务员的道德风险，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它。控制公务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有两条，一是外部控制，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加强对公务员控制，使其行为合乎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二是内部控制，凭借公务员自身内在的道德价值与道德力量对自己行为自我控制。关键词：公务员；道德风险；外部控制；内部控制中图分类号：D63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39—03“道德风险”是最早在经济领域中被发现的一种现象。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道德风险指自利的个人由于受某种因素的引诱，做出违反有关诚实和可靠一般行为准则的选择。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不仅在经济领域存在着道德风险，在政府活动等领域也存在着道德风险。一、公务员的道德风险对于公务员来说，道德风险是指他们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做出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选择。现代社会被分离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西方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在人的生活中，有些东西需要隐藏起来，而另一些东西则需要公开地展露。所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相当于应该显现出来的东西与应该隐藏起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对于每个人来说，需要隐藏起来的东西是很多的，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决定了人都需要有私人生活的领域。但是，人的生活又充满了矛盾，既不能始终生活在公众面前，又不能不生活在公众面前。在黑格尔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每个人得到他人的承认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鉴于以上原因，人既生活在公共领域，又生活在私人领域，这两个领域对于人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共与私人两个不同的领域体现了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利益追求，公共领域体现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而私人领域更多地体现的是个人利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在公务员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公共人”角色与“经济人”角色的二元分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公务员作为“经济人”与“公共人”双重角色的统一，在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兼顾公共利益最大化与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双重利益取向。这个时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截然相反的利益取向，就都集中到了公务员的身上。公务员作为“经济人”，是私人领域中的成员，以自身的私人利益作为行为追求；公务员又是一个“公共人”，是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公务员的“经济人”角色与“公共人”角色在行为选择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直接反映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取舍上。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要么是选择私人利益而放弃公共利益，要么是选择公共利益而放弃私人利益，前者构成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后者是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掩盖。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作为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缺乏了解、监督或制约时，公务员就会受“经济人”的角色驱动，放弃自身职位所赋予的“公共人”的角色要求，在其行为选择中，经常不是按照“集体逻辑行动”，而是与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一样，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因此，建立在公务员都遵循“公共人”的角色要求、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取向基础之上的现有制度，将毋庸置疑地面对公务员的道德风险。一旦失去道德目标的规范和约束，公务员经常会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提出并研究公务员的道德风险，是为了在行政中有效地控制它。而控制公务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有两条，一是外部控制，二是内部控制。二、外部控制公务员道德风险的外部控制，指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诸如通过新的立法、制定新的规则、颁布新的制度，或者重新安排组织机构、建立新的组织，以加强对公务员的控制，使其行政行为合乎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用美国行政学教授库珀的话来说，“外部控制，即试图强行对公务员个人进行控制，这些控制因素来源于公务员自身之外的。”公务员道德风险的外部控制是与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是建立在制度建设基础之上的。库珀认为：“实施外部控制的理论基础是：个人判断力和职业水平不足以保证人们合乎道德规范地行为。”库珀的这个观点还没有触及在现代社会对公务员实施道德风险外部控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这一点也体现在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中。公务员必须依法行政。因而，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行政制度之中，有的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例如，美国“水门事件”以后伦理立法工作的兴起和“政府伦理办公室”等机构的设置，就是加强公务员道德风险外部控制的结果。公务员道德风险的外部控制因素起作用的条件有三个：1．政府制度民主化趋势的不断增强许多学者都指出，政府从来就是一个必要的“恶”。政府的“恶”不仅表现在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基于“经济人”的各种各样的自私行为之上。尽管如此，人们一直在努力创立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一个尽可能“善”的政府。其中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政府制度的民主化趋势不断增强。尽管民主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它毕竟或多或少地让政客和行政官僚们对公众负责，受公众的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人性上的劣根性在政治和行政行为上的发作。就此而言，政府制度民主取向的增强，可以增加公务员道德风险的成本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此从外部对公务员道德风险进行控制。2．反官僚和反过度蔑视权威的社会文化的建立在社会文化方面，既要破除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的思想，同时又要避免西方文化中的过度蔑视权威的思想，要形成一种视政府为服务的政府而不是统治的政府，视公务员为服务于公共事业的人员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官僚人员的文化取向。3．法律制度的伦理关怀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从来就不能离开法律的强制性作用，同样在控制公务员道德风险方面也离不开法律的外在强制作用，尤其是对道德品质恶劣的公务员更是离不开法律的作用。除此之外，法律制度在伦理上的关怀更是法律这种外部控制方式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法律制度的伦理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法律制定上的道德价值追求，二是在适当的时候将一部分伦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即伦理立法。“法律的限制和惩罚功能已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个人的决策过程，这是事实。然而，还有可能将立法活动看作是一种集体道德裁决、一种政治性社团建立的道德最低标准。法律剥夺人们进行某种行为的基础最终还是伦理问题，尽管这其中也牵涉到了政治性和经济性因素。伦理准则的先后序列不仅对个人决策很重要，它对立法决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中。三、内部控制公务员道德风险的内部控制，则是指公务员凭借自身内在的道德价值与道德力量对自己行为进行自我控制，是由一系列“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组成的，而且它们想要在缺乏规则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鼓励从事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公务员道德风险的内部控制因素起作用的条件有两个：1．公务员特殊的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价值观，是其有效控制道德风险的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任何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在行动时都会受到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和引导，公务员也不例外。公务员的道德价值观，是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政府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是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中的伦理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凝结与升华。它是一种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需要拥有作为社会成员的一般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又必须具有作为公务员特殊的道德价值取向。而且，在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中，他的作为公务员的那种特殊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他的行政行为准则。他只有时刻用这种特殊的公务员道德价值观来控制自己的道德风险，矫正自己的行政行为，他才能成为社会公众所期望的合格的公务员。公务员道德价值观，作为一种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包括三个主要的“向量”：“其一，行政人员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行政人员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第三，行政人员必须确立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公务员的道德价值观与一般公民的道德价值观不同，如果它不是善的，那必定是恶的。一种善的道德价值观，能够使公务员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具体表现为能使公务员“在复杂的价值冲突中合理地区分各种不同价值要求的善恶性质及其价值优先性次序，合理选择自己的行为；即使是在缺少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也能不为威逼利诱所动，自律自尊，保持人格的完整性，进而较好地履行其公共职责义务”。2．公务员的道德自律“自律”及它的对立面“他律”这两个概念最早由康德引入伦理学。在康德看来，自律就是法则由自己决定，即人作为道德主体自主地为自己的意志设定道德法则，也就是人作为道德主体自主地决定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他律则是按照外在的“法”而行动，这种行动即使是符合道德的，也只有合法性和没有道德性，即人作为道德主体所执行的规则和法则不是由他自己所制定的，而是由他自身以外的力量所制定。可见，道德主体通过“自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者是自我情愿的，或者是自我强制的，而道德主体通过“他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它是一种不得不执行的外在强制。所以，可以这样说，人们遵循“自律”而采取的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自律是道德的基本法则，也是道德的最高准则。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自律学说中有价值的思想，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备，而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是相对于公务员的制度他律而言的。“在制度性安排中，起约束作用的规范是公共管理主体自身以外存在着的、并以某种外在强制性力量为保证的规范。而依靠公共管理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良知、信念、人格实现的规范力量，则是源自于主体自身的自我约束。在制度规范约束中，起警戒作用的是外部的异己力量，在道德自律中起警戒作用的力量则存在于人的内心。”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在控制其道德风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制度他律的作用大得多。尽管公务员制度以及相关的一些制度已经被设计得比较完善了，并且不断趋于更加完善，但是，在现实中总是难免有缺陷。要弥补制度的缺陷，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依靠有道德的公务员，即只有依靠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才能弥补制度的缺陷。因而在这里，可以借用康德的说法，制度规范最多只能使人的行为合乎律令，道德自律则可以使人的行为本乎律令。公务员的道德自律，尽管具体内容多种多样，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觉将遵守制度规范作为一种道德责任与义务，并且有不利用制度缺陷的道德义务精神；另一方面，有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意识与良知，自觉不将个人利益掺杂进公共管理活动中。”综上所述，公务员的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要进行有效控制；而要进行有效控制，“应该全面考虑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全面考虑的结果，就是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的结合。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控制，公务员的利己主义动机和行为就会肆意泛滥，使得公务员完全以私人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控制，公务员会陷入现代行政模式中的“道德困境”而无法自拔，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自律等公务员个人品质将消失殆尽。所以，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对于控制公务员的道德风险，都是必不可少的。(责任编辑　鈜　云)提醒您本文地址：相关文章> 问题详情
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A．组织的行政人事关系B．组织的生产和市场关系C．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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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是()。A．组织的行政人事关系B．组织的生产和市场关系C．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沟通关系D．组织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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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关系的客体是(&&)。A．个人B．团体C．组织D．公众2公共关系的主体是(&&)。A．社会组织B．传播活动C．社会公众D．社会舆论3公共关系主要研究的关系不包括(&&)的关系。A．组织与个人之间B．组织与群众之间C．组织内部个人之间D．组织与组织之间4公共关系的根本职能是(&&)。A．协调沟通B．提供服务C．辅助决策D．传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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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体理性与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在教师道德研究领域得到了一定应用。依照“经济人”的分析思路：教师也是“经济人”，应尊重教师的个人利益，不应该提出超越性的道德要求。但这种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一定问题，倘若完全依此制定教师专业道德规范，则可能有道德滑坡的危险。反思“经济人假设”的悖谬，可以找到“公共人”这一人性坐标，以此建立的教师道德规范可以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
一、公务员聘任制界定对比
1.美国临时雇员的定义。美国人事管理总署把联邦临时雇员定义为：服务年限不超过1年,在竞争性的岗位上,临时的有限的雇员服务年限最长可以为4年。临时雇员也可以在那些法律和规章不要求竞争的岗位上就业,在这些岗位上,临时雇员的服务年限可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联邦机构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要使用临时雇员：（1）为了完成高峰期的工作量。
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特,是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学生,而阿伦特又是海德格尔最得意的门生,桑内特在这样的师门背景下,并没有延续老师的道路,而是敢于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最终形成研究西方公共生活理论,与哈贝马斯、阿伦特鼎足而立的第三种学派。这种西方学术传统中质疑与批判的传统,本身就是令人鼓舞和兴奋的。
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的竞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和分裂,使人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孤立人＂。孤立人对他人和社会往往持着疏离、冷漠、不信任的态度,割裂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公民共同体之间的联系纽带,最终引发公民品格和公共精神的沦落。面对现代人（包括青少年群体）公共品格的衰落,道德教育应通过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的教育,来提升受教育者的公共理性、公共德性、公共参与精神,从而促进公共品德的发展,培养具有公共德性的＂公共人＂。
思想政治教育在校内外公共空间的'缺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碎片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裂、思想政治教育封闭化倾向等,致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大学生这一政治主体的肯定和建构难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阶层利益的分化带来的政治意识的分化、系统结构的分化凸显的'多元化'和'去政治化',这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放、多元化、民主的逻辑,同时又是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再生产的时代遭遇。在此境遇下,我们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公共人',既是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与政治共识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言之,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培养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立足于校内外公共生活实践,自觉实现话语内容和方式向公共话语转变;高校公共空间的利用与重建;提升新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实现对大学生的价值引导。
“公共行政中的人是什么”是自公共行政创立以来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事实层面，行政人员有着个人的利益诉求，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公共行政组织的规范目的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行政人员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价值取向，这也是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欲使行政人员成为真正的“公共人”，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很重要，只有双管齐下，行政人员才有可能自觉接受公共精神准则的制约，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人性假设的不同决定着公务员的职责的不同,对公务员的人性假设做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得出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应将其定位为公共人的角色,主要采用内部激励的手段和措施来激励公务员的行为。内部激励手段对公务员的职业素质的提高,自我角色意识的增强有重要的作用,其中,高峰体验理论是内部激励理论的典型代表。为达到高峰体验时刻应采用具体的手段和措施,通过精神灌输,建立共同愿景,认真思考,塑造文化沉淀,产生顿悟并不断地审视自己来使公务员达到高峰体验的时刻,从而真正从高峰体验的角度激励公务员群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不断转移，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向也随即进行了调整。从建国初期的“接班人”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建设者”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四有”公民．反映出德育培养目标与国家人才期望之间的有机联系。文章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德育目标变化的解读，并结合当前我国培养接班人的德育目标所面临的困境．提出要满足新形势的需求并顺利实现转型。就要努力寻求我国德育目标从“接班人”到“公共人”的重新定位。
&正&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内特著,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从西方到中国,"公共性"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理查德·桑内特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阿伦特相信曾有一个超越必然性的纯粹公共领域的存在,其中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超越个体经济利益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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