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生担任印度外交秘书&曾任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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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1月29日讯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免去史瓦拉吉的外交秘书的职务，由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今天，苏杰生正式就任印度外交秘书。
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此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
2013年12月，印度驻纽约副总领事柯布拉加德因被指伪造签证而被逮捕，此后美印关系出现倒退。柯布拉加德去年1月离开美国，目前在新德里就职。
苏杰生曾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和驻新加坡大使。（老任）
(责编：宋煦冬、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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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国务部长辞职 以权谋私丑闻危机执政党
　　据印度媒体19日凌晨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18日晚接受了总理辛格及内阁关于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的辞职请求。
　　印度报业托拉斯引述总统府发言人的话称，“根据总理的建议，总统本人已接受了内阁会议关于外交国务部长沙希?塔鲁尔的辞呈，并立即生效”。据悉，总统帕蒂尔眼下正在印度中西部城市浦那进行工作访问。
　　另据《印度时报》当天报道，54岁的塔鲁尔是国际政治外交领域的一名新手，他是一名作家，也曾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他于18日深夜被总理辛格传唤至其住所，并被要求提出辞呈。报道称，塔鲁尔的辞职是由印度内阁高级别会议讨论通过的结果。内阁会议认为，塔鲁尔应当以辞职来对近日有关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的金钱风波负责，以此结束已长达一周的可能会威胁到政府及党派的执政地位的戏剧性事件。
　　报道称，在塔鲁尔担任新一任执政联盟政府外交国务部长11个月以来，他的身上一直招来许多争议，而此次事件的曝光，更使得他在政府中站不住脚。此次事件源起于印度板球超级联赛主席拉里特-莫迪披露称，塔鲁尔的朋友普什卡在拥有科钦板球队的财团主要投资方“世界汇合体育”中持有股份。此后更被披露称，普什卡曾获得“世界汇合体育”价值7亿卢比(1美元约合46卢比)的“血汗股权”，而塔鲁尔本人则被反对党炮轰说，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金钱利益。
　　报道说，塔鲁尔一直尝试通过否认曾在普什卡获得股权中扮演任何角色来为自己正名。他甚至还在议会中发表了声明，但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大。而塔鲁尔的解释似乎也未能让其所在的印度国大党信服，最终导致了塔鲁尔的辞职。据悉，在过去两天里，塔鲁尔曾分别见过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财政部长慕克吉和国防部长安东尼，试图说服他们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报道还说，普什卡18日提出将其股权上交，同时撤出“世界汇合体育”持股，但这些都未能说服印度国大党高层放弃要求塔鲁尔辞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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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考说起
　　和很多国家一样，印度也有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之分。国家公务员由联邦公务员局(Unio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统一考试选拔，地方公务员则由各邦自行考录。如果说帝都国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印度就是&千军万马走钢丝桥&，其国家公务员考试Civil Services Examination (CSE) 是全印竞争最激烈、全球录取比例最低的考试，整体录取率为0.1%-0.3%，其中金字塔顶端的IAS和IFS录取率仅0.02-0.03%。
　　从报名到录取约持续整整一年时间，考试分两个阶段进行：1、海选阶段有文理大综合卷和综合能力测试，此系资格赛，考分不计入最终成绩。2、正式考试，共7项笔试(包括语言、申论、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安全、思想道德、2门自选专业等)+口试。
　　每年的国考都是大事，上榜者(特别是考中IAS的佼佼者)不亚于中科举，清楚的记得今年7月4日发榜时，各大报纸均在头版报道，各邦也都以上榜者为荣。2015年国考总共录取1236人，其中一半以上为其他落后种姓OBC、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保留。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前四名都是巾帼英雄，状元还是残疾人，又一个励志的印度故事。
　　印度外交官没有语言要求
　　金字塔顶端的行政官员IAS，与其地位相当的外交队伍Indian Foreign Service,IFS，也就一千多人，分别在外交部总部、驻外使领馆任职(少数在地方和总理办公室)。外交职衔与国际接轨(随员、三秘、二秘、一秘、参赞、公使衔参赞、公使、大使)，就不再赘述。
　　说起外交，这段时间朋友圈有两篇文章比较火，《翻译当成外交家的误区》和《外长不能再缩在一个&等&字当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外交官的语言和外交部的权力。不妨从这两个角度着手，谈谈在印度当外交官是什么感觉？
　　印度外交部入部前没有语言要求，也没有单独的外交部考试，而是根据国家统一公务员考试招生。一来，印度国考考的不是专业，而是能力，背后的逻辑是综合能力强的人学什么都行，语言自然也不成问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人家是说着英语长大的孩子，在大部分国家没有语言障碍。而在普通话取代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之前，外语一定是中国外交官，特别是高级外交官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说什么翻译外交家误国的大约是搞混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区别)。
　　那除了英语，非通用语种怎么办呢？入部后培训。新入部的外交官在经过公务员统一培训和入部基本培训后，即为随员，然后选择一门目标语言，如中文，公费派往目标国家学习语言1-2年。学成后通过语言考试即升为二秘(副处级，就不说天朝二秘需要熬几年了，说多了都是泪)，开始在该国常驻。我问，没通过考试怎么办，外交部的同事想了许久说，据他所知好像没有通不过的，考试虽然包过，但语言这东西，说得好不好，开口便明了，语言好自然机会多、进步快。如外交部投资促进司代司长高志远(Nagaraj Naidu)，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莫迪总理会见中国代表团时多次兼任翻译，不到40岁就荣升驻广州总领事，为印度最年轻的总领事(至少是之一)，今年四月外交部新设投资促进司，42岁的他回国主持工作，可谓外交新星。
　　晋升轻松，副处长都有秘书
　　年轻外交官首次常驻三年后回国任副处长Under Secretary。毕竟人少，印度外交官的晋升之路也相对直接些，几乎是人人可以轮到大使的节奏。但近年来，印度外交&有声有色&，不免增编压力，也开始扩招，每年新招干部从过去的10人增加到了二、三十人，如此一来，大使想必是要&选升&的了。
　　当然大使和大使也不一样，相对于我们的十几个副部级使馆，印度有差不多30个副部级大使职位secretary-level ambassadors。解释一下这句话的两个知识点：1、印度不设固定的副部级馆，大使级别主要还是跟人走，当然什么级别的人去什么馆也是八九不离十的。2、印度外交官人数不足我们三分之一，但副部级大使却两倍于我们，一个重要原因是&周边外交&。印度惯以&南亚老大&自居，视南亚为自己的地盘，凡事都要管起来(最近与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故驻南亚周边国家的使馆/高专署中很多副部级。
　　穿插个知识竞赛：印度驻外人员最多的馆在哪里？
　　？(独立初印度在曾经殖民宗主国的外交队伍共700人，后减半，再削减，现约200人。)
　　中国？？？
　　你肯定想不到!就是它，尼~泊~尔~
　　印尼之间边界开放，尼泊尔人在印享受&国民待遇&(印度从事家政服务的多为尼泊尔人，屈指可数的中餐馆中大多也是尼泊尔厨师)，可在印参军，退伍后通常回尼泊尔安享晚年，每年由印度政府发放老兵福利。印度驻尼使馆领事部光发放老兵福利就有上百名工作人员。(注意是工作人员，不是外交官)
　　在印度，外交官(IFS)属稀缺人才，通常20个外交官的馆就是大馆配置(驻华使馆就有约20名外交官)，同时配有大量文职雇员(经过考试录取的staff members)，从事文案辅助工作，从接电话到办签证，更别说复印、跑签之类。此外还有不少当地雇员，承担服务类及少量文职工作。
　　不仅在使领馆，本部也有大量文职雇员，差不多为外交官的两倍，以至于连副处长都有秘书。有次接到外交部电话，对方说，&您好，我们副处长想和您通话。&顿时语塞......
　　难怪人家不到两千外交官，既搞&有声有色大国外交&，还不怎么加班(虽然莫迪上台以来各部委也开始加班了)，让我们这些凡事亲力亲为到&白加黑&、&5+2&，每天忙得只有三班没有倒的同行们情何以堪......
　　说到另一个槽点，印度外交部的权力隐约似乎应该稍稍大一些。不管&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只要涉外，貌似都要它画圈，还不是走过场的虚圈，而是个大大的实圈。先说&引进来&，接待国内团组或是去地方出差，跟各部门联系时常得到的答复就是：需要MEA的clearance。再说&走出去&，上到议员下到地方领导出访，都需经其批准。今年原定某高级别代表团访华，忙活俩月，万事俱备，结果就在出发前一天，团长无比郁闷地告知，MEA未批准，不得不取消行程......
　　看来这个外交官，当的着实有点&官&的味道，相比之下，其他的恐怕只能叫外交工作者了。
责编：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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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腐败
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的腐败最近，腐败治理问题又再次引发大家的热议。其中一个讨论方向是，菲律宾、印尼、印度等民主国家的腐败极其严重，所以民主治不了腐败。…[详细]&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又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无疑是腐败的民主国家中最让国人关注的。郎咸平教授也曾经说过，“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那么，真实的印度腐败程度究竟如何？为什么民主的印度也腐败？绝食抗议的印度反腐活动家哈扎尔 第 2082 期今日话题印度的“小腐败”与“大腐败”不少印度贫民住房补贴也被基层官员贪污印度的“小腐败”无处不在，基层公务员四处“要钱”在“透明国际”的“国际清廉指数”等许多调查中，印度的得分都非常靠后。去年，印度排在第95位，比中国要落后20位。这类调查很大程度上反应的是投资者和当地居民对当地腐败程度的感知，而印度的腐败的确无处不在。在印度，如果要让基层政府部门为市民服务——获取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结婚证、驾驶证——人们几乎都会主动向基层办事人员行贿。举例而言，在“透明国际”2008的调查中，一半的受访者都承认他们向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行贿；而在印度，买一个驾照是65美元（中间人只给政府工作人员1美元）。而许多企业也会遇到各种障碍，“求人办事”就得给钱。基层腐败还体现在贪污上，有四分之一的印度“农民补贴”项目的资金都被盗用了，而“盗贼”多是村一级官员。《印度腐败研究2005》的调查显示，印度国民每年向11个公共服务部门行贿的金额为2106.8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因此，印度的腐败可以说深深扎根于基层。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的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她说，“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详细]印度的“大腐败”也依然存在，近年来有好几个影响极大的案例“小腐败”是基层的腐败，“大腐败”自然指的是高层的大数额腐败。印度的高层政治家们也并非是“清泉”。2004年，《印度时报》在全国六大城市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有98%的人认为政治家和部长是腐败的，另有85%的人认为腐败还在呈上升趋势。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印度特别报道提及，印度的522名国会议员中，120名面临犯罪指控，绝大多数都和腐败有关。近年来，印度发生了不少腐败大案。2010年，印度史上最大腐败丑闻曝光，印度电信部长拉贾被爆用“白菜价”向部分不合格企业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据估计，印度政府由此遭受的损失高达310亿美元（一说为400亿美元）。同年10月，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被曝天价采购。22卢比的卫生卷纸的购买价格每卷高达3751卢比。80亿美元的最终支出远远超过7500万美元的初期预算。印度奥委会主席卡尔曼迪被印度中央调查局逮捕。同年11月，印度国有金融部门的多名高管又因为涉嫌收受数亿美元的贿赂，向房地产公司违规放贷被曝光。去年，作为印度最富有的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把手”，阿舒克·恰范卷入了孟买房产腐败案。恰范在孟买海边黄金地段一个社区内，以自己亲戚的名字拥有至少三套住房。这些房子是政府出资，在政府的土地上兴建的，计划分给1999年印巴冲突中阵亡士兵遗孀的。据报道，由于地段好，这些公寓每套市值高达80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200万元)……类似的案子还有好几宗，都涉及到印度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详细]不过印度“三公消费”不严重，腐败的深度比不上腐败的广度印度政府对使用公车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内阁部长、文官中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辅秘（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除了少数重要的联秘因公配备专车外，其他联秘办理公务都是临时要车，有时是两个联秘共用一辆车。联秘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一律不配车。而在印度的官场中也没有“公款吃喝”的“文化”，甚至没有什么机关食堂。从公费旅游来说，根据印度规定，如果官员想要出国学习深造的话，那得自己掏腰包。根据1998年的文件，只有内阁部长、国务秘书这样级别的人才能坐头等舱。辅秘和联秘也只能坐商务舱或者经济舱，其它官员一律坐经济舱。而刚刚过去的5月，印度为了紧缩银根，又规定，只有确实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必要的官员出行才能被允许，并且也要乘坐经济舱。同时，政府部长花大钱出国参加研讨会和学习考察也将被禁止，部长在国内出差只能乘坐经济舱。不过印度的公费出差也有钻空子的，印度《教徒报》5月21日发文讽刺称，一个农村印度人每天只花22.5卢比，在印度规划委员会看来，这人不算是穷人，而该委员会的副手去年5月到10月之间的出国游每天平均花费20万卢比。那么，方方面面都腐败的印度到底有多少见不得光的钱呢？有一个数字可以做参考。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在2010年11月的报告中估算，从1948年到2008年，印度的非法转移资金（包括贪污、逃税等的“黑钱”）为4620亿美元。而该组织还有另一个报告——《年“非法转移资金最多的10个国家”》。这个报告中没有印度，前三甲为：中国，2.74万亿美元；墨西哥，5040亿美元；俄罗斯，5010亿美元。该组织的报告是由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高级财务人员所作，因此，有参考价值。…[详细1]…[详细2]印度处在转轨时期一般认为民主带来的监督、问责、制衡机制能克制腐败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可以被用来抑制腐败。通过公民和政治对手对腐败问题的攻击, 以及公众听证和选举等手段, 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可以将腐败行为公之于众。还有人认为, 民主的优势在于横向问责，具体包括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效应、新闻自由、社会舆论和制裁等各种手段。但是，在民主国家印度，好像选举、司法独立等因素并没有能有效地克制住腐败。…[详细]从司法看，印度的司法独立只体现在最高法院，并且司法体制很不顺畅印度的确是秉承着司法独立这项原则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可以判驱赶小贩的“城管”违宪。不过，在基层和中层，印度的司法系统非常腐败，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经常索贿。印度电视台的记者曾经做过一个可笑的实验。记者给了印度古查拉得邦高等法院法官巴特4万卢比(约850美元)，这位法官立即签发了对印度总统卡拉姆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卡尔等4位政界人物的逮捕令。他只是觉得名字很熟，却没多想。当然，印度最高法院也有大法官受贿的丑闻，只是相对而言很少。印度司法系统除了腐败而外，办事还非常地低效率。腐败诉讼过程复杂，进展缓慢，让许多不法分子直接钻了法律漏洞。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印度的司法体系并非完全照搬英国。当初，英国殖民者想要把程序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引进到印度法庭，结果和印度本土价值观冲突，印度官员们非但不用法庭去妥善解决争端，反而加剧了争执。结果造成印度的司法和法治不调和。在印度诉讼是件痛苦事，一个案件被分成许许多多小的节点，反反复复。也有学者认为，圣雄甘地创造的反抗模式造成印度排斥任何形式的权威，政府不守法，连政府自己都是一身“无法无天”的习气。司法体制的不顺畅也是受到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影响。在印度，竟然没有一部对告发腐败的告密者的保护的法律。结果年都有告密者被暗杀。而印度一些法律完全就是过时的。…[详细]从政党之间的监督制衡来看，印度政党其实沆瀣一气，大家都沾染了腐败事实上，印度电信部长拉贾的受贿丑闻在2008年就被引爆，但是印度总理辛格拖了十多个月才有反应，颇有庇护之嫌。这是因为拉贾是印度平等党的一员，该党是国大党的有力同盟。而平等党原来是国大党的对手人民党的同盟。可见，印度政坛倒戈很常见。…[详细]那么，反对党会自然来形成监督制衡吗？也不能，因为反对党自身也不“干净”，他们为了竞选也都接受了“政治献金”。国大党的主要对手人民党也曾经连党主席都陷入过腐败丑闻。如果“天下乌鸦一般黑”，政治精英之间就不会再互相揭短，而是心照不宣甚或互相掩饰，政治竞争也就无益于腐败治理。当然，这并不是民主选举的问题，而是选举制度的规范性问题。印度政党的腐败也和家族裙带有关。印度是文明古国，在传统上，首先是效忠家庭、部落、村社和宗教的。这样，许多官员的腐败其实是为了家族，而裙带政治更容易腐败。比如拉贾的平等党就是一个由家族政治产生的政党。…[详细]从选举来看，印度普通选民对“小腐败”的容忍程度高，不能容忍的另有其事假若选民觉得一个政党腐败不堪，当然可以不选。但是印度的腐败情况不同，印度人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小腐败”，许多人习惯了“给钱办事”，不去等耗时耗力的程序。同时，从历史渊源来看，印度人也确实更容忍“小腐败”，或者不认为这是腐败。16世纪起，印度被莫卧儿王朝统治，只要是有求于官员办事，就得给一笔“跑腿费”，久而久之成为不成文的规定。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逃避繁重的税赋，人们便想出各种行贿办法隐瞒自己的收入，这也造成现在仍有不少印度人对腐败现象十分宽容。另外，根据印度教的精神，人们也选择容忍和不干涉别人。那么，有什么比腐败更让印度民众不能容忍？一个很重要的答案是剥夺自由。英吉拉·甘地在1975年到1977年之间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限制自由能够换来更有效率的社会，能缓解腐败和带来发展。结果她的国大党在选举中败北。还有，印度的社会构成也很复杂，有民众对那些反腐活动家的绝食抗议并不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这样成功了的话，那么下次有可能有别的阶层的人效法同样的方式来威胁修改宪法，这会对本阶层不利。反而呼吁大家要相信民选的官员。不过，年的几单腐败大案还是普遍激起了人民的愤怒。而一些有名的反腐活动家也很好地煽动了人们的愤怒情绪。…[详细]从经济看，印度仍然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残余，转轨时期给官员带来各种寻租机会1991年，当时印度遭遇了一场经济危机，技术官僚辛格主政（现在的印度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自由化”改革。辛格专门拿印度臭名昭著的“许可证”制度开刀。“许可证”是一种政府对企业进入进行许可管制的制度，企业必须打通政府关节才能获得许可审批，企业拥有许可就相当于拥有某种垄断资源。“许可证”也为印度官员带来许多寻租的机会。现在“许可证”制度虽然废除，但是要在印度做事仍然繁琐。举例说，根据世界银行的最近报告，在印度，一个公司如果想得到建筑工程许可，要经过34道行政审批程序，平均下来要耗费227天，费用是印度人均GDP的1631%。另外，印度的放开管制其实限于几个部门，底层谋生者仍然没有。人力车夫和街头小贩始终要受到警察和发放许可证官员的“骚扰”。而印度仍然有很多容易滋生腐败的国企，与中国类似，国有企业分享了40%的股票市场利润、主导了能源和金融产业。…[详细]总之，印度的各项民主并不完善，并且处于转轨期，所以容易滋生腐败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在选举、司法、行政等方面的民主制度其实都很不完善。而且印度刚好还处于转型期。在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 尽管私人利益对政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政府官员仍然可以有权威地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但是印度的政治家其实严重受到家族等私人利益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政治机会比经济机会多的地方，人们会用权力追求财富。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一般都是这样的。印度全国许多地方都还很贫穷，贫富差距很大。印度的弱政府、政治精英易受影响性超过精英自主性、政治机会较多、经济短缺交织在一起, 产生了独特的腐败。还一些分析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民主国家都会经历腐败。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对不同历史时期英美两国的腐败状况进行过考察，他发现，“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这是因为19世纪的美国和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期，现代化的进行导致了腐败的高发。亨廷顿因此得出结论：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腐败现象就特别猖獗，社会的腐化程度也最为严重。而印度现在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各种配套没有跟上。…[详细]印度的“小腐败”大于“大腐败”，原因在于转型社会里“事务官”的腐败更严重事实上，印度的腐败还有个特点，就是基层的“小腐败”更多，更高一级的腐败相对而言好一些。而这和事务官有关。简单说，所谓事务官具体做事的，政务官就是跟选举息息相关，当权的。政务官需要向选民负责，因此腐败会多大减少。但是事务官不同，不是选民产生。本来政务官也能监督事务官。但是印度却出现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勾结。比如，印度各邦的最高行政长官都是总理和内阁提出，总统任命，而各邦的县长又由邦最高行政长官来任命。这样，政务官和事务官和容易就存在利益交换，一起腐败。而印度有1000万公务员，被认为严重人浮于事。当然，普遍的是，在转轨时期，民主社会一般缺少对事务官的约束力，事务官缺乏有效监督。所以事务官的腐败会比较严重。但是随着各种规范的建立，这种腐败会越来越减弱。…[详细]不过印度的媒体、公民组织监督很有效印度总理辛格也陷入公民的腐败指控印度的腐败大案多由媒体、公民组织揭露2001年，印度著名反腐网站泰赫尔卡网站的记者以“军火商”的身份揭露了印度政坛和军界的腐败行为。网站记者在这次调查中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有替高级军官召妓的行为。他们的做法引起争论，但是成功地让印度人民党前主席拉克西曼因受贿10万卢比而辞职。最近，印度的一位反腐名人甚至指认印度总理辛格和多位高官都受贿，搞得辛格很头大，发誓自己绝无受贿。实际上，许多印度的大型腐败案都是媒体和反腐组织揭露出来的。可以说，在选举、司法、监督等等民主机制都不完善的时候，幸好印度还有媒体和公民组织。而也是因为媒体和公民组织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的腐败才会被暴露得如此彻底，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印度确实很腐败的印象。…[详细]腐败已成印度生活方式 官员受贿肆无忌惮日09:33新华网张旭我要评论(16)字号：T|T“腐败或恐怖主义，哪个是印度在2011年更急需应对的问题？”2011年1月，印度的一份网络调查这样问道。提问前的两个月间，印度曾接连曝出多起贪腐丑闻：日，国大党发言人宣布接受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阿肖克·恰范(Ashok Chavan)的辞职，恰范在任期间，曾利用职权将该邦首府孟买市专为印军阵亡士兵及其家属建造的安居公寓，分给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和自己的亲属。就在宣布恰范辞职后不到半小时，国大党发言人告知公众，由于2010年10月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组织混乱，且80亿美元的最终支出远远超过7500万美元的初期预算，涉嫌贪污的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莱什·卡尔马蒂(Suresh Kalmadi)宣布辞职。11月14日，印度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长安迪穆图·拉贾(Andimuthu Raja)宣布辞职，这位来自平等党(DMK)的前部长，曾在2008年将2G手机运营牌照发给85个不具资质的企业并从中收受贿赂。按照印度《今日印度》杂志(India Today)一篇社论的话说，“2010年，有一个单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于是，2011年初的那份网络调查，其调查结果便在预料之中——超过90%的参访者认为，在印度，腐败猛于恐怖主义。印度贪腐高官在2010年底相继落马以及由此激发的民众肃贪诉求，显然说明印度的腐败问题已严重到相当程度。日，14位印度社会知名人士在致国家领导人的联名公开信中更是直言，腐败作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印度必须以“紧迫感、决心和战时体制应对这种病症。”只是，在这个腐败几乎是作为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国家，腐败是否比恐怖主义更容易应对或许才是真正结果难料的问题。小腐败，大腐败美国非盈利机构“追踪国际”(Trace International)是一家旨在为企业提供守法建议和培训的组织，该组织的总裁、反腐专家亚历桑德拉·瑞吉(Alexandra Wrage)女士曾将印度的腐败模式形容为“金字塔型”。“其主体是在基层易手的大量小额钱款，较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则对受贿持反感态度”，瑞吉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采访时说，“尽管并非全部，但一些官员在官僚体系中攀升时会脱离腐败。”与瑞吉观点相类似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早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印度腐败研究2005——改善治理》(India Corruption Study 2005 —To improve Governance)中就指出，印度的公安、法院、土地管理、市政服务、公立医院、农业小额贷款等公共服务部门，存在大量“小腐败”(petty corruption)问题。比如，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市的道路交通办公室门外，有一群人常年守在那里，当地居民来此办事的时候，这些人会一窝蜂似地将其围住，“需要驾驶证吗？不用考试！”为了省去“繁琐”的过程，急于开上车的人往往愿意付给这些“中介”3000卢比(约合65美元)，然后买到一本如假包换的驾驶证。至于“中介”们如何与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交易，没人知道。通过这种不合法手段获得驾驶证的人时常会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不过只要违章司机懂事，贿赂交警的钱几乎就是对他们的唯一惩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国家，从前行贿只是为了能做错事，而现在即便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人们也要破财。”“亚洲论坛”(Asian Tribune)网站在一篇题为《印度腐败年》(The Indian Year Of Corruption)的文章中说。如此讽刺的事例包括，当一个农民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时，他就不得不向所在村庄的会计行贿，因为银行需要农民提供与其生产和财务相关的记录，而这样的文件只能由本村的会计出具。这项工作可能3天完成，也可能需要30天，关键在于农民究竟给了会计2美元、50美元还是250美元。为了让银行批准贷款申请，申请人根据惯例要用贷款额的10%贿赂银行官员。又如当一个人到警察局报警时，如果他不向警察行贿，那么他的案件很可能就不被受理。医院里的“小腐败”问题就更多。人们在向医院申请一份合法的出生证明或死亡证明时，行贿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妇产医院，母亲们为了看一眼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也要花钱打点护士。对于印度人来说，这样的事并非个案，而是常识。“在印度某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参访者曾向公立医院行贿，而在小城镇的医院中，这个比例上升到近9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发布的题为《应对腐败，改善生活》(Tackling Corruption, Transforming Lives)的报告中，有以上这样的调查数据为证。真正与“小腐败”少有牵连的或许只能是离基层较远的印度高官，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如瑞吉所说的脱离了腐败，而是像2010年底去职的三位大员那样奔向了大腐败。事实上，印度从来不乏高官腐败的记录。比如1987年，瑞典媒体就曾揭露印度高官在收受4620万美元贿赂后从瑞典一家军火公司购买了价值13亿美元劣质武器的丑闻，事发时任印度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因被认为涉嫌贪腐而在1989年的大选中惨败；2000年，印度前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因腐败问题被判入狱；2005年，印度外交部长纳特瓦尔·辛格(Natwar Singh)则由于涉嫌在与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交易中受贿而辞职。与基层公务员相比，印度官员在受贿时甚至更加肆无忌惮。2004年初，印度ZEE电视台记者维贾伊·谢卡尔假扮成商人，向艾哈迈达巴德市地方法官巴拉姆·巴特行贿4万卢比(约合860美元)并提供了一份人名单，要求法官逮捕名单上列出的四个人。收了钱的法官巴特很可能根本没看名单就下达了逮捕令。几天后，记者谢卡尔将“交易”时偷拍的录像和逮捕令交给了印度首席大法官克雷。克雷看后怒不可遏，并呼吁严惩司法腐败，而那四张逮捕令上的名字则分别是大法官克雷、印度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内损伤，外损伤大大小小的腐败问题使得印度国民和政府每年都要花大钱为之埋单。《印度腐败研究2005》的调查显示，印度国民每年向11个公共服务部门行贿的金额为2106.8亿卢比(约合46亿美元)；而据印度审计部门估计，仅2010年11月曝出的三起高官腐败案就给印度政府造成约450亿美元的损失。对于印度来说，45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如果用来购买食品，能供印度所有穷人生活十年；连续五年资助印度最大的就业计划，通过这个计划，任何印度人都可获得100天、每天工资100卢比的就业机会；未来三年期间，保证印度所有女孩接受初等教育；建立十个空军飞行中队、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几百辆坦克；未来一年间，将所有印度人的税率降低15%。”《华尔街日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如此计算。2010年11月，美国非盈利机构“全球财政健全”(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ity)发布报告称，1948年至2008年间，印度因逃税漏税、行贿受贿、收受回扣和犯罪等行为流向国外的非法资产高达4620亿美元，约为目前印度外债的两倍，而这样的“黑钱”还在以每年增长11.5%的幅度加速外流。该机构的组织主管雷蒙德－贝克(Raymond Baker)表示，“这份报告清楚地显示了逃税、腐败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给印度造成了巨大损失。与此同时，非法资金外流还加剧了印度的贫困并扩大了贫富差距。”“发展速度排名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正被其‘邪恶’的本性所阻碍”，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这样认为，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则直言，“腐败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唯一且最大威胁。”对于这样的“阻碍”和“威胁”，世界银行(World Bank)早在1999年就已做出量化分析。当年“世行”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印度的腐败能降至许多北欧国家的水平，那么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1.5%，外国直接投资则可增加12%。不过直到今天，印度的腐败程度仍远甚于这些国家。“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2010”报告(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0)显示：2010年，印度的清廉水平在178个被评估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7位，中国排名第78位，而北欧国家中的丹麦排名第一，即使成绩最不济的冰岛也排在第11位。“博茨瓦纳(“清廉指数2010”排名第33位)，这个1960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小国，如今也领先印度约50个名次”，因而“亚洲论坛”的文章说道，“腐败损害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而且使我们失去了外国的尊重和很多机会。”事实如此。一家名为“印度之窗”(WindowIndia)的网站在题为《外国投资在印度：投资者的担忧》(Foreign investments in India: investor concerns)的文章中指出，印度的政治现状和植根于各级政府的腐败是阻碍外国投资者进入印度的主要因素。”或许“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能够反映出人们究竟如何看待腐败与印度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1年，印度的竞争力在被评估的139个经济体中居于第51位；而在印度“对经营生意影响最大的消极因素”排行榜上，“腐败”位列第二。“为保护印度健康的形象并使国家发展免受损害，我们迫切地需要能够遏止腐败的法规。”印度工商联合会在日，即联合国“国际反腐败日”当天郑重表示。反也难，防也难其实印度并不缺少反腐法规。目前，印度拥有包括《防止腐败法1988》、《反洗钱法2002》、《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全印度文官行为准则》等在内的一系列反腐法规，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Vigilance Commission)、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等反腐机构。然而问题在于，印度与反腐相关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比如作为印度的最高监察机构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需通过各层级的监控官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和国有企业等进行反腐监控。监控官虽然在业务上向上级监控官负责，但在行政上却需要服从本部门首长的领导。事实上，印度的监控官通常就是由其所在部门的人员，甚至是部门首长兼任。如是，由各级监控官组成的印度反腐监控体系虽非形同虚设，但在解决腐败问题时显然效率不高。与官方监察相比，印度的反腐舆论监督和民间行为似乎更具活力。事实上，如ZEE电视台记者那样设圈套取证的事例在印度并不少见，印度民众则大多对这种“钓鱼反腐”持支持态度，因为通过偷拍的录像，他们得以知晓官场中的大人物其实和街上的交通警一样热衷索贿这个真相。为了对付几乎无处不在的“小腐败”，2007年，一家总部位于印度钦奈市的非政府组织“第五支柱”(5th Pillar)别出心裁地印制了零面值的卢比钞票。这种钞票看上去与50卢比的钞票差不多，只是面额为“0”，而且用“根除所有层面的腐败”和“我承诺绝不受贿行贿”代替了50卢比钞票上“印度储备银行”和“我承诺付给持票人50卢比”的字样。0卢比钞票推出后颇有些效果。据说泰米尔纳德邦一位负责供电服务的官员在收到这样的钞票后极为震惊，然后他把从一个村子里索取的贿赂全部退了回去。另有一位银行职员，在审核一位女士的贷款申请时试图索贿，结果接到了0卢比钞票。这位银行职员最终批准了贷款，而且还为那位女士献茶一杯。不过，若要有效解决印度的腐败问题，0卢比钞票及类似措施的力量显然不够。事实上，腐败之所以成为印度的社会顽疾，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印度的反腐机制重“治”不重“防”；而若要有效预防腐败问题，印度无疑还需找到促成腐败的深层原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莫顿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强调经济成就，但又使人们获得经济成就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比如许多人因种族、缺乏技能或资金等难以接近社会的机会结构，那么这个国家的腐败就会比较严重。莫顿的理论，无疑有助于理解印度的问题。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于2005年发布的《反腐败指导手册》则认为，印度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的社会结构有关。事实上，由于家族关系和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所以印度人通常更忠诚于其所在的集团而非整个社会，官员利用职权为集团成员谋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此外，印度的民主政治也被认为对腐败长期存在负有责任——如果前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长拉贾所在的平等党不是国大党执政联盟中的重要成员，那么总理辛格很可能在2008年拉贾刚被举报时就对其下手了。换句话说，在印度民主政治的语境中，廉洁者的成功并非源于对腐败者的打击，而是妥协。当这些复杂的原因交织纠缠着这个国家时，想要反腐的印度，究竟能有多少胜算？盘点各国公车使用规定日09:08光明日报周戎我要评论(27)字号：T|T印度政府对使用公车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内阁部长、文官中的国务秘书(相当于常务副部长)、辅秘(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除了少数重要的联秘因公配备专车外，其他联秘办理公务都是临时要车，有时是两个联秘共用一辆车。联秘以下的各级官员原则上一律不配车，如确因公务用车，经批准和办理一定的登记手续后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临时要车。印度政府对无权使用政府公车的官员每月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补贴数额根据级别而定，分别为1000卢比、800卢比、400卢比，交通补贴同工资一起发放。印度政府部门均使用国产车。印度总统的座车是“大使”牌国产车，档次相当于中国的夏利。印度政府在有关公务用车的规定中特别强调，政府各级官员，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必须使用国产汽车，严格禁止使用进口车。印度国产汽车绝大多数是“大使”牌，少数为“总理”牌。官员乘坐国产车是铁的规定，至今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更不敢违反，这大概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有很大关系。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各级领导人坐这种国产车外，外国国家元首等贵宾来访，印方也一律用国产车接待。为了解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使用公车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巴新闻部国内宣传局副局长伊克巴尔先生。他说，最近巴总理发布了政府官员使用公车的条例，即除了各个部委的常务秘书外，一般政府官员都不配公车，但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都有政府的公车，而且还配警车护送。一般而言，巴基斯坦部长都有专车，但多数部长均用自己的私车，而非政府的车，这是因为政府提供的车辆往往不是名牌，档次不高，而巴基斯坦多数部长在就任前就已十分显赫和富有，因此他们更愿意乘坐自己购买的档次较高的名牌车，以显示身份，同时享受政府对私车公用的补贴。对部长以上官员，政府免费提供警车护送。但有一点巴基斯坦政府比较严格：任何私车都必须是合法注册的车，不允许官员驾驶来历不明的黑车上班。常务秘书以上官员的车辆也仅限于上班时间，如果有重要活动需要加班，则需临时填写用车单。上班时，局级以上官员的公派小轿车能够随叫随到。下班后任何人都必须开私车回家，公用车不得开回家。一旦巴基斯坦官员离开现职，不论级别高低都不再享受公车待遇，更不可能享受私车公用的用车补贴待遇。多数巴政府中级官员(处长到副司长级官员)往往开私家车上班，而中级官员往往都有自己的车。国家对上班时间私车公用的油票予以报销，但节假日的用车则不予报销。在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各部，下级官员要出公差可租车。伊斯兰堡有专营的政府官员租车业务，可根据各自的级别选租不同档次的车，政府报销租车费用。不少科、处级官员都乘坐公交车上班，公家一般不提供班车。处级以下官员，一般只能乘坐面包车参加大型活动。巴军方少将以上的将领都有军方配备的车辆，以吉普车为主。军方高级将领的车辆普遍不如政府官员的好。退役以后，即使是中将以上的官员，也没有好车可开。记者认识一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退役中将，他常开着巴基斯坦组装的日本“奥拓”车出席各类活动，一些巴基斯坦陆军退役上将也是如此。记者认识的穆沙拉夫时代之前的两任陆军参谋长，他们的私家车都很普通。(记者 周戎)(光明日报)印度严控公款出游 部长出差须坐经济舱日07:51新京报储信艳我要评论(21)字号：T|T日，贫民区的印度妇女正在挑米，这些米是政府补贴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坐经济舱出行、不住五星级宾馆、不能出国考察……近日，印度媒体报道称，为了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印度官员将实行“紧缩政策”，本来“养尊处优”的待遇将受到种种限制。据悉，今年4月印度通货膨胀率达到7.23%，食品价格一路飙升，民众对政府无力应对经济疲软颇为不满，特别是不久前，印度民航部长邀请官员赴美豪华游。对于政府这项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希望这不仅仅是作秀。拟禁止官员买新车印度商业报纸《商业标准报》5月18日发表题为“财政紧缩：政府裁减五星级会见和旅游”的文章，称印度政府将采取紧缩政策，削减政府部长和官员出国开销，禁止在五星级宾馆召开会议。印度财长穆克吉5月16日在印度国会谈到紧缩政策时说：“我将要进行一些不受欢迎的步骤。”印度政府官员表示，具体的花费方案将与部长们协商决定。虽然具体的紧缩计划过一阵才会公布，不过据消息人士称，只有确实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必要的官员出行才能被允许，并且也要乘坐经济舱。同时，政府部长花大钱出国参加研讨会和学习考察也将被禁止，部长在国内出差只能乘坐经济舱。另据报道，印度政府也计划禁止官员购买新车，在雇用顾问方面也会实施“严格”措施。印度政府的这些紧缩政策也波及大型公司，比如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印度石油公司、印度巴拉特重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BHEL）、印度钢铁管理局（Sail）和印度国家火电公司（NTPC）等。政府将通知这些公司限制出国旅游和宾馆的支出。一名印度高层官员说：“（这些公司）将更多地依赖视频会议，公司招待客人的宾馆费也要削减。”官员“苦日子”乃作秀？虽然这一系列针对高官权贵的政策听起来“振奋人心”，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印度《教徒报》21日发文讽刺称，一个农村印度人每天只花22.5卢比，在印度规划委员会看来，这人不算是穷人，而该委员会的副手去年5月到10月之间的出国游每天平均花费20万卢比。《教徒报》认为近年来印度人民才是真正体会到了财政紧缩，两位数的食物通胀，一年之中蔬菜价格涨了60%，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还高，不断高企的医疗开销令很多家庭破产，很多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针对精英的这些紧缩开支政策怎么能值得称颂呢？印度《快报》18日在名为“穆克吉陈腐的紧缩”的文章中引用印度马德拉斯经济学院院长斯里瓦斯特夫的话称，“这样的紧缩政策对控制财政赤字收效甚微，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印度《先锋报》在5月19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名为“政府沉溺于廉价的诡计”，其中写道“财政部长穆克吉对政府采取紧缩政策的决定确实正确，但是削减公务员的补贴并且限制政府官员旅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这无助于政府克服财政赤字”。削减公车燃油费事实上，印度政府官员并不是第一次戴上预算“紧箍咒”。2009年在世界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印度财政处要求不同政府部门减少10%非必要性的花费。所谓非必要性花费指出版物、专业服务、广告和公关花销，办公室花费和燃油花费。印度政府的部长们此前也曾被要求乘坐经济舱出行，不过并不受欢迎。曾任印度外交国务部长的沙希塔鲁尔曾在社交网站上暗示会乘坐经济舱出行，但是他揶揄称坐经济舱等于坐“牛舱”，如同和一大群“神圣的牛”一起旅行。他的评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最终以公开道歉收场。不过，印度政府高官也承认，官员曾经的“苦日子”并未使财政赤字大幅削减。印度政府2011年到2012年的财政赤字高涨至GDP的5.9%，主要原因是政府补贴开销太大。上一个财年，印度政府拿出6500亿卢比作为燃油补贴，在财年，印度政府预计将此补贴数目降低至4000亿卢比。印度政府计划在本财年将补贴开支降到GDP的2%以下，在下一年降至1.75%。印度政府决心在财年将财政赤字降到5.1%。（储信艳）一个农村印度人每天只花22.5卢比，在印度规划委员会看来，这人不算是穷人，而该委员会的副手去年5月到10月之间的出国游每天平均花费20万卢比。 ——印度《教徒报》讽刺削减官员开支政策■ 链接法国 新总统主动降薪30%法国总统奥朗德5月17日主持其就职后首次内阁会议。在会上，他带领新政府内阁部长们自动减薪30%。会议公报说，总统、总理和政府部长将被降薪30%，承诺不介入利益冲突，不兼职，不参加与本身公务不符的社会活动，政务活动公开透明。此次降薪意味着法国总统和总理的税前月薪将降至约1.49万欧元，政府部长的税前月薪将降至约9940欧元。有分析认为，奥朗德的减薪行动是要与前总统萨科齐做对比。萨科齐2007年任法国总统后，将自己的薪水增加了170%，达到每年约30万美元。约旦 参谋总长薪水交国库约旦内阁19日通过了节约开支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冻结雇用和对银行和矿产公司增税，以便节省4230亿美元。一直以来，约旦政府深受补贴系统和政府官僚作风所累。根据这项方案，约旦首相和内阁成员将减薪20%。20日，约旦军方宣布实施紧缩政策。约旦参谋总长马绍尔-阿尔-扎本将军和其他将军级官员会减薪15%提交国库，时间长达6个月，从5月底开始。去年，由于沙特阿拉伯投资14亿美元，约旦经济仍然保持活力，但是今年沙特目前没有再注资。约旦财长苏莱曼-哈菲兹表示，政府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避免财政预算赤字高企。不过，为穷人提供面包的补贴不会停止。美国 加州拟减83亿美元开支美国加州州长布朗近日公布修正的州预算计划，建议削减州政府支出83亿美元，并增加税收收入59亿美元，以弥补该州157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削减支出计划包括对州政府雇员减薪5%；通过对州消费税增税0.25%，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人调高所得税率等途径增加税收收入。民调显示，加州民众支持加税，此提案如果通过，公立学校的经费将增加16%，如未被通过，将自动触动总额61亿美元的一系列削减计划，主要是对公立学校、加州州立大学及加州大学经费的削减。 （储信艳）(新京报)民主可以阻止腐败吗?日09:23求是理论网我要评论(70)字号：T|T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可以被用来抑制腐败。通过公民和政治对手对腐败问题的攻击，以及公众听证和选举等手段，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可以将腐败行为公之于众。还有人认为，民主的优势在于横向问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具体包括独立司法、制约与平衡效应（check and balance）、新闻自由、社会舆论和制裁等各种手段，后者常常通过私人协会、援助性法规、对法治的公开承诺等方式来执行。的确，全球腐败排名（尽管还不完善）直观地显示出，民主国家的腐败程度较低，而不民主国家的腐败程度较高。但是，就这种尚有争议的排名来说，民主真的能够解释腐败的国别差异吗？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和实践，更是一种结果，它可以对腐败的深层次因素进行反省，也可以用来分析缺乏何种民主因素，社会将会失去正常运转的动力。民主可以与富裕、强大的公民社会等发展指标相混同吗？如果可以，那些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就会在应对腐败问题上捉襟见肘了。为了检验上述命题，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腐败问题。我们选取的应该是民主制度完备且运行了一段时间的案例，并将其与社会规模相近的不民主国家进行比较。我们不仅要研究腐败的共性，而且要探讨腐败的特性。因此，我们不只是考察经济落后这一项影响因素，还要考察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例如影响腐败和民主的机会和制度。本文对印度和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比较。印度是一个民主制度还不太完善的大国；中国是一个未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相似点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规模庞大所产生的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支持裙带关系和人格主义的独特文化；拥有集权经济的遗产；以及经济自由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集权和总体发展水平以一种复杂且互动的方式影响着腐败。相比较印度而言，中国经历了更长时间的集权经济体制，但经济改革较早启动，发展的速度更快，国家也相对富裕些。而印度的情况是，直到1992年，其经济集权程度还很高，融入世界的程度也相对有限。民主体制下的印度在控制腐败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吗？然而，民主本身并没有加重或减轻腐败程度。不论是过去还是近期，中国与印度的腐败程度似乎分不出高下。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否能够抑制腐败，关键取决于经济发展。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可以提供资源和重要的制度来保护合法行为，并规划出获取和使用财富的正当途径。不过，发达的经济体却为腐败性掠夺提供了机会。印度的案例表明，不完善的民主易于受到破坏性、掠夺性腐败行为的侵蚀，这种腐败很难得到控制或根除。这些发现不仅在与腐败和民主相关的研究上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唤起了人们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腐败控制和自由化改革思想的重新评估。这里的“民主”指的是制度和程序。这些制度和程序可以促使统治者对公民承担起责任，以便进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在结构上保证公民权利，实现法治。以这些标准来衡量，在过去的60年间，印度在诸多方面就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而中国则算不上。印度越来越陷入“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之中：在这一选举政体内，理论上，自由和法治是有保障的，但现实却与之相反，如出现了宗教隔离、大量的腐败、无视法治等现象。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在政治上却奉行“自由化专制”（liberalizing autocracy）。这里界定的“腐败”主要是一些当地官员和学者的看法。印度和中国的权威文献都强调腐败的核心特征是“官员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这一思想在英语文献中也广为流行。在印度的英式政体和中国早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公与私之间的界线是很清晰的，但是，在两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分权化后，这种界线就有些模糊了。我们所做的比较分析既不能忽略也不能掩盖公与私相交叉的部分。为此，我们需要参考一些当地的报告、基于这些报告所作的海外研究成果，以及二手文献中对这两个国家的一些高质量的研究。一、民主、经济活动和腐败之间的平衡亨廷顿研究了政治程序与经济程序的平衡问题，他告诉我们，一种给定的民主怎样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起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公众偏好负责的民主应该能遏制腐败；从实践上讲，有效的民主依赖于如下几对因素的平衡，即，自由与秩序、精英自主性（autonomy）与问责制（accountability）、政治与市场、利己与利他的平衡。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必须受到健全的、合法的制度的保护和制约。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有助于相互支撑，但是二者怎样渗透以及渗透到什么程度，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控制腐败不是简单地考察有无民主，而是要质询追求、运用、交换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以及这些行为赖以发生的制度框架（包括国家、政治和社会）。问责制不是仅仅依靠选举和其他制度硬件就可以创造出来的，这种问责制即使被创造出来也很难维持下去。在实践中，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存在制度缺陷和社会预期的变化，这就使得对腐败行为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尽管在大多数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竞争性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协调得比较好，但是在民主不完善的国家，二者的协调性却很差。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仅在物质上不富裕，它们还普遍缺乏获取财富的合法渠道。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财产权、银行体系、契约履行机制、有序的征税体制等）也很薄弱。尽管通过某些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可以弥补这些缺陷，但是，像信息公开、安定有序、契约履行和财富保护等在经济发达国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贫穷的国家（无论何种政体）不仅缺乏，而且还常常被腐败官员变成了商品。二、不平衡因素的比较1996年，本文的作者之一迈克尔·约翰斯顿（Michael Johnston）运用上述平衡对腐败的程度和变异情况进行了国际比较。第一个平衡是精英易受影响性（accessibility）和政治精英自主性之间的平衡，即政治家是否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的影响。在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尽管私人利益对政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政府官员仍然可以有权威地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不过，在精英易受影响性超过精英自主性的地方，政府官员容易受到私人需求的左右；反之，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就会淡薄，他们就会侵占私人利益。第二个平衡是政治机会与经济机会之间的平衡，即究竟是获取权力容易些，还是获得财富容易些。亨廷顿认为，在政治机会多于经济机会的地方，人们可能会滥用权力来追求财富；反之，人们则倾向于运用财富去获取政治权力。关键在于两种机会的相对平衡，而不是财富和权力在绝对意义上哪种更容易被获取。第一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正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第二种情况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更为普遍。在公民主导与官员主导、政治机会与经济机会相平衡的地方，腐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精英自主性与精英易受影响性、权力与财富之间失去平衡的地方，就容易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如表1所示，我们将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精英易受影响性超过精英自主性，经济机会多于政治机会。在这种类型中，利益集团——特别是企业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政治精英的力量比较薄弱。其结果是人们运用金钱（合法的方式是政治献金，非法的方式是贿赂）去影响政治精英。在第二种类型中，嵌入型精英把持着能够获取经济收益的政治通道（因稀缺而成为价值高昂的商品）。相对广泛的经济机会可以创造出众多旨在接近政治精英的行贿者，而由政治精英控制着寻租的程度和方向。在第三种类型中，精英易受影响性、各种政治机会和经济短缺混合在一起，造就了不可靠的政治精英。由于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其权力的稳固依赖于赞助，且无法保证能够长期执政，这些不可靠的政治精英就尽可能快地敛财。在这种类型中，官员的腐败行为是不稳定的，而且非常贪婪。在第四种类型中，嵌入型精英通过垄断而非赞助的方式控制着政治竞争和物质回报，从而形成了机械式腐败。表1把上述四种类型的腐败分别归入四种不同的政权类型：（1）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分权化的政治精英与利益集团相互竞标；（2）集权化腐败（与垄断相勾结）采取的方式是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勾结串通，且后者支配前者；（3）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国家，碎片化的赞助导致分散的、具有破坏性的腐败；（4）政治精英和经济寡头相互瓜分租金，不是企业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以追逐特定的目标，而是合伙以专制的方式支配整个社会。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可分别用中国和印度来做例证。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寻租行为，但是二者摄取租金的结构却是不同的：中国的特征是自由化专制，其腐败过程是联合垄断（joint monopoly）造成的；而民主体制下的印度则与独立垄断（independent monopoly）在作抗争。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Vishny）以公路收费站为比喻，对腐败的类型进行了区分。每个收费者都是一个把门的垄断者，他可以决定谁能进入，谁不能进入。联合垄断者可能会联合起来，只收取一定数额的过路费，目的是为了达到有利可图的交通流量；而独立垄断者则既不受竞争的限制，也不受共谋的限制，他们会收取过高的过路费，以至过路者会选择其他的道路，从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了损失。前者是中国的情形，后者是印度的情形。中国的联合垄断对腐败行为构成了制约，而印度的独立垄断则无法形成这种制约机制。我们对各种不平衡与腐败类型的理论和实证辨析得到了最新的腐败研究成果的支持。康（Kang）对韩国和菲律宾的分析发现，韩国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着相对平衡的竞争，这是其腐败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呈螺旋状失控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力量和精英的动机，哈奇克罗弗特（Hutchcroft）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东亚的发展型国家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一些在行政上世袭的或实行寡头政治的东南亚国家则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或“分赃式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通过考察究竟是多数官员与私人利益集团参与腐败过程，或一个统治者与少数私人利益集团联合起来支配着一国的腐败，还是只有统治者单方面主导着整个国家的腐败，罗斯-阿克尔曼（Rose-Ackerman）区分了竞争型、双寡头垄断型和盗贼统治型腐败。她发现，后两种类型的腐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最具破坏性。三、印度和中国的腐败状况中国和印度的腐败状况如何呢？相关证据表明，两国差别不大。让我们来看一下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考虑到这一指数的正确性、精确性和可变性广受争议，我们仅仅将其用来做泛泛的比较，而不是作为一种定性的手段。从清廉指数上来看，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和印度的腐败情况虽然不是最严重的，但是却看不到控制腐败的有效措施。民主体制下的印度在过去这些年的腐败甚至更严重了。这些建立在外企经理人调查基础上的数据能够真实地反映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状况吗？总体上来看，与印度相比，中国的外企更多，也更为多样化。这些外企的经理人通常来自周边国家或地区，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中的非正式因素。因此，他们善于和中国官员做非法的交易，同时，他们经验丰富，能判断出这类行为的可接受程度及重要性。在印度，外资企业则被限制在少数几块工业飞地内，很少会受到飞地之外非正式因素的影响，这为外国移民和外资企业创造了一个更加合理的商业环境。在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清廉指数就越低吗？下文将重点考察经济落后与腐败控制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也许还停留在认知层面。如今，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总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印度来说，如果做出这样的判断，即，腐败损害了发展，而印度的发展又比较落后，那么，我们就能说印度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了吗？答案是不清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持续实行了近六十年的民主制度后，印度依然没有成功地控制住腐败。当人们观察亚洲民主政体的反腐记录时，上述评价得到了证实。日本和台湾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好，而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和间歇地实行过民主制度的巴基斯坦则相对较差。在表2中，平均数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或地区中有3个（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从来就未完全实行民主制度；排名第四位的台湾地区也只是近些年才刚刚推行民主制。即使是排名靠前且长期持续实行民主制的日本，也以改良的一党政治著称。正如表2所示，在不民主的国家或地区，其清廉指数相对较低；而在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清廉指数有的高，有的低。所以，仅有民主化这一种手段是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在这样一个把民主善治提升到国际议程的时代，上述结论值得注意。许多反腐败战略都特别依赖民主思想，如拥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独立的司法系统等。但是如果民主与善治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如果经济落后的民主国家更容易受到腐败侵扰的话，那么，期望通过民主化来进行改革的做法也许太幼稚了，甚至是有害的。四、经济短缺与腐败这些思想对民主体制下的印度和威权体制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贫穷加重了腐败控制的难度，这一点成为了学者们的共识。我们必须详细地探究何种形式的经济落后能够维护民主政体的问责制，遏制寻租行为，并阻止官员在私人市场中的自我交易行为。从统计上来说，与前述民主措施相比，富裕程度更能对清廉指数做出预测。2007年，清廉指数的平均数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是0.93。这种相关程度不只是存在于民主政体之中，诸如亚洲几个比较贫穷且腐败程度较高的威权政体（如缅甸、越南）、几个时断时续地实行过民主制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几个持续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如印度和泰国）也能达到相似的水平。而在这一地区最富裕的香港和新加坡，虽然其反腐成绩最好，但是它们却不能称为民主政体。这就是说，富裕似乎与腐败的有效控制互为因果。不过，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既有利于民主程序的加强，又可以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控制好腐败。经济发展以多种方式影响着腐败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第一种观点可以概括为“量入为出”（make ends meet）。帕鲁米尔（Palmier）对南亚的研究发现：“低报酬是引发腐败的一个强大动因，即使只是为了量入为出……当公务人员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日常支出时，他们就可能会利用各种机会攫取非法所得。”萨克斯（Sachs）提出，穷国的腐败可以用贫穷程度来测量，他把这种“相对腐败”的思想运用到了对非洲的腐败的研究上。这种传导机制具有循环性，例如，贫穷引发了腐败，反过来，腐败又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第二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更容易导致腐败，因为与穷人相比，富人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与官员进行接触，以获取更大的优先权和更多的利益（You & Khagram，2005）。他们发现，一般来说，威权政体中腐败更多一些，而民主政体中的不平等对腐败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在有些国家，如加纳，人们总是认为，具有一定职位的官员应该拥有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住房、车辆以及其他财物，同时肩负着帮助人们“拥有家园”（back home）的任务。但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民主政治在赋予官员以适当地位的同时，却滋生了腐败。此外，腐败还扩大了有权力的人与无权力的人之间的不平等，把权力变成了一种可市场化的商品，使得社会底层的人们很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印度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经济激励的核心作用。很多年前，缪尔达尔（Myrdal）就认为，“官员，特别是中低级别的官员的真实工资水平较低”将会带来普遍的腐败。印度政府第三届薪酬委员会（年）总结道，在较高的薪酬尚不能保证员工忠诚的情况下，那种不能满足政府雇员最低合理需求的薪水必然会成为腐败的直接诱因。韦德（Wade）把“极度短缺”（acute scarcity）看作是导致印度官僚渎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印度，帕鲁米尔把贫穷排在腐败诱因的前三位，其他两个诱因是滥用权力的机会和无效的监管。奎阿（Quah）证实，在新加坡，高薪对于官员保持廉洁具有很高的价值。他还指出，在亚洲国家或地区中，印度官员的薪酬标准是最低的。帕瓦拉拉（Pavarala）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了许多精英，发现大多数官员、实业家和法官都把经济掠夺谴责为政治和官僚腐败，这种腐败尤其发生在基层。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短缺为官僚滥用权力创造了动力。但是，与改革后的腐败相比，其程度可以忽略不计。改革时期，在那些较为发达的地区，结构性因素以及官员与企业之间的非法的市场化勾结激发了权力的滥用。当然，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机会的持续欠缺，贫穷仍然是腐败的一个主要诱因。在这些地方，贪污犯掠夺公共资金，并把官位作为其黑色收入的来源。在贫困的农村地区，近些年来，卖官鬻爵已经成为腐败的重要根源。任命不胜任的买官者以及挪用发展资金将会导致落后与腐败的恶性循环。五、体制对腐败的影响虽然物质剥夺在任何地方都会影响到腐败控制的效果，但是，在民主政体中，经济落后的体制性因素也许是最为有害的。在表1中，中国被归为第二种类型——发展型国家或自由化专制，其腐败形式表现为：官员和利益集团整合成联合垄断者竞相出价。印度则被归为第三种类型——不自由的民主，即，碎片化的赞助和分散化的腐败。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呢？在第一个维度上，中国的经济机会比政治机会要多，印度则完全相反。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较早，范围较大，创造了大量充满生机的非国有和非农业部门。官员纷纷“下海经商”。那些仍在官位上的官员则以其他形式涉足商界，分享利益。与中国相比，印度的经济自由化不仅起步较晚，还遇到了国内强力联盟和底层人民对私有化的抵抗，大部分农村地区很少受到自由化改革的影响。相比较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乡镇企业、外资和其他非国有企业，而印度的私营企业大部分掌握在一小撮贵族阶级和种姓家族手里。印度的知名IT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只雇用了一小部分劳动力，虽对全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其溢出效应却相当有限。印度纷繁的政府机构、选举程序和政党比中国的一党制政体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会。此外，印度的官僚机构从广泛的社会阶层和种姓家族中选拔各级官员。选举制度为乡村精英提供了政治晋升的机会，改变了政治精英的社会基础，即，在独立前和独立后的早期阶段，政治精英主要来自城市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近些年来有向农村倾斜的倾向。这种政治上的开放性并不总是能够确保官员的责任意识。国会议员中大地主占到50%~60%，他们为国家带来了封建观念。就像在中国的农村，官僚和政治家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官位市场”，他们关心的是以既定的价格来获取职位和提升。虽然地方官员与公民之间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官场的进入权已被中间人和说客市场化了，他们使人们持续地将政府视为缺乏回应性的政府。在中国，政治机会远少于经济机会。政治选举只在基层开放。获得较高的职位还是靠常规的提拔和可控的绩效评估。从财富而非权力的角度来看，官员职位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职位仍是有吸引力的，而没有实权的党内虚职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在城市地区，党很难招募并留住有才能的人来担任一定的职位，如支部书记，因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这些职位无法与赚钱的岗位相竞争。大多数非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党员来组成党支部，并定期开展活动，因为党员身份与职务升迁无关。“官位市场”大多存在于经济匮乏的穷乡僻壤。在第二个维度上，就精英易受影响性和精英自主性而言，印度与中国也是不同的。印度的经济问题激发了赞助行为；受私人利益影响的精英易受影响性使得这种赞助行为出现了碎片化。在制度不完善、政治竞争激烈、经济机会稀缺的情况下，寻求权力的政治捐助人将运用赞助来保持权力。他们建立了私人党羽，由于基础不牢，后者很难得到控制和维系，因为这些党羽的忠诚来源于维持生计的利益，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迅速倒戈。因此，印度的政治家为建立广泛的组织性支持而作出的努力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普通的投票者对公共责任表现出了极其狭隘的观念：在不能得到即期物质回报的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愿付出时间和努力。韦德发现，印度的选民“常常在物质利益的诱导下摇摆不定。”这种制度缺陷使得那些以政策为导向的政党很难拉到选票，甚至难以生存下去。因此，它们只有通过行贿来收买短期的支持者和议会中的变节者。金钱甚至可以通过暴力或犯罪团伙敲诈赞助者，吓跑反对者并胁迫投票者屈服来建立所谓的“实力”。这种结果也就是扎卡里亚（Zakaria）所称的“强盗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根本阻止不了腐败。与印度相比，中国的集权化和非竞争性结构产生的是联合垄断型腐败。中国把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但是决策权还掌握在每一级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手中。这就产生了地方性集权：地方领导变成了庇护不正当行为的核心，特别是在落后的内陆基层地区更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管理是最薄弱的。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建立在权力和物质庇护基础之上的地方联合垄断形成了“诸侯”。不过，这种联合垄断型腐败对经济发展却没有什么破坏性。相反，与碎片化的赞助体制相比，它存在两种效能：一方面，寻求政府庇护的竞拍者只需收买主要的掌权者，而不是浪费各个机构的资源；另一方面，在威权体制下，中下层官员无需培养自己的党羽。因此，他们控制了利害相关者。这多少会带来一些腐败，但这种腐败是可预测的。证据表明，腐败越不可预测，它对经济生活所产生的伤害就越大。中国的腐败不仅是非法的公私交易，而且包括直接偷盗公共资金。许多工程和关键部门仍然控制在国家手中，私有化项目、土地分配、发展援助、资金再分配、基建项目、行政性资金、银行、交通运输变成了官僚掠夺者的现成目标。地方垄断通常不会受到多少限制。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发展，而且强化了垄断权力与物质利益的暗中勾结。我们再来考察私人利益集团对决策的影响。印度政治家依靠企业资金进行竞选并控制选民。技术变迁强化了这种依赖性：过去，当政党作为政治机器运作时，通过公共部门的动员就能拉到充盈的赞助；而现在依靠电视商业化渠道，民意测验者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当然，竞选融资的腐败程度取决于制度的规范性，而不是民主本身存在与否。在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前，企业可以通过正式的游说，以及与国家部门和政党进行非正式的分散化接触来施加影响。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这些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实际上，经济自由化只是削弱了高层政府的规制，它与选举政治的结合扩大了腐败。印度的一小撮企业大亨和承包商重新获得了影响高层决策的机会，这些决策涉及政治投资、对国有资产的优先处置权、补贴资金的提供、在新的公共工程上的投资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交易。不健全的制度、不可靠的精英与经济短缺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完善的民主政体更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在中国，对精英和企业集团来讲，筹款不是问题。大多数腐败主要发生在中央政策下达后基层政府的执行阶段。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驻京办事处，以争取到中央部委的各种项目和资金；工业集团也寻求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就在印度的政治家和政党筹集竞选资金的时候，中国的官员却在接受回扣。印度的企业集团通过捐赠影响政治家，以寻求庇护；而在中国，要想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政治局成员、政府高官或立法者的可能性很小。在中国，腐败是公共机构的集体行为，贿赂常常是集体分赃，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人犯罪。六、印度与中国的共同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考察了印度的民主不能阻止腐败的原因，而中国则以各种方式在遏制腐败。不过，如果不考虑民主存在与否的话，其它因素也会导致腐败的产生。以政治家与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为例。在政治家和行政官僚之间，民主体制应该是有优势的。定期的选举可以使政治家受到制衡；反之，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应当监督行政官僚。在印度的传统中，负责决策的政治家和负责执行的行政官僚之间存在着非常严格的区分。这应该是印度的一种额外的优势。不过，印度的行政官僚一直拥有重要的政治权力，因而问题是政治家与行政官僚的勾结。韦德的早期观察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通过控制对行政官僚的任命，印度的政治家强迫行政官僚默许他们的违法行为。作为回报，行政官僚可以不被派遣去他们不愿去的地方和不受欢迎的岗位，并可以与政治家分赃。因此，在政治家与行政官僚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政治家为行政官僚提供任职机会和庇护；而行政官僚则施与官方支持与资助。经济自由化虽然重新调整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弱化这种联系。中国尝试着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实行党政分开。不过，在解决过分集权问题的同时，却产生了新的混乱。据称，党组织及其干部已经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和管理职能，只保留了重要的人事权和监督权。但是，在党的干部与行政官僚出现共谋时，党的形式监督大多失效了。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党的干部通常不是管理职能的决策者，而管理职能的决策才是实权之所在，也是非法交易的发生地。第二，非高级领导职位的人事任命权现在也落入了行政管理部门的手中，并成为它们的特权。因此，党的职位对最优秀的、最有前途的人再也没有吸引力了。在小型国有企业，党的干部都是内部任命的，他们甚至还面临着被经理撤职的危险。他们的职位随时都可能被管理人员接管，这就激发了二者的共谋，使得党的监督形同虚设。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党的干部与行政负责人之间的共谋关系与印度的情况相类似。前者“出售”官位，后者“购买”官位。地方“腐败网络”把党的各级干部与私人行贿者串通在一起。近十年来，在中国，特别是贫困地区，这类“串谋案”层出不穷。与中国的强政府、精英自主性超过精英易受影响性、政治机会较少、经济机会较多相比，印度的弱政府、精英易受影响性超过精英自主性、政治机会较多、经济短缺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独特的腐败。这种总体性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腐败控制方面民主状况差的国家没有胜过发展型集权国家。经济落后似乎会破坏民主国家的反腐能力。这样的腐败具有范围广、碎片化和破坏性的特点。在印度或其他国家，腐败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希望通过民主（如印度）或经济自由化（如中国）的方式限制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以减少这种破坏性。但是，结果都不理想。在印度，反对现任政府的情绪可能很高涨，然而，赶走了一任腐败的政府，将会选出另一任腐败的政府。在印度，毫不奇怪的是，公众对政府极端不信任，而腐败对政党合法性的净影响也是不合逻辑的。使印度的民主程序失效的另一个因素是反对派加入了政治腐败和官僚腐败共谋的网络。像执政党一样，反对党领袖也依靠私人的捐赠。他们很容易变节。自从尼赫鲁时代以来，虽然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但是，作为反腐的一项工具，它已经失去了效力。长期的拖延、对程序的操控以及有问题的司法任命，这一切都使得媒体和公民的批评很难落到实处。在中国，一党执政成为腐败的主要指责对象。人们常常把现在的体制与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和平等主义作比较，也把它与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作比较。第一种比较从左的方面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基础；而第二种比较又使它远离了右派。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底层工人通过骚乱来表达他们被压抑的挫败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社会基础，变成了不平等和腐败的主要受害者。农村干部对土地的掠夺已经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同时，国有企业管理不善和内部人私有化导致了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首先，中国共产党需要赋予公众对腐败行为以更多的知情权。党和媒体需要把已经曝光的重大腐败案件的细节公之于众。在党的许可下，媒体日益增加了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行为的报道。其次，司法机关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它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共产党，而在经济上又日益与利益集团相妥协。需要指出的是，对腐败的批评并不等于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过，中国的腐败还没有严重到能够破坏政权合法性的地步。就像印度一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腐败具有广泛性。腐败大多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像在经济改革初期那样遭到深恶痛绝。此外，当代的腐败已经不再被看成是中央决策直接导致的，而是由地方官员的错误行为造成的。实际上，当地方的抗议者在抱怨地方的不公正行为时，他们更希望得到中央政策的支持。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仍能保持廉洁，并献身于国家的发展。不过，高层以下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少数省长、书记、副部长、副省长卷进了腐败丑闻之中，其腐败行为的曝光的确损坏了党的公信力。因此，不论是一党制的中国，还是实行民主体制的印度，要想清除腐败，可能得进行全面的政治变革。七、结 论现实已经清楚地证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不会比威权的发展型国家更能成功地阻止腐败。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政体的可变性，以及体制类型与腐败之间如何动态地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显示出民主在控制腐败方面的局限性。在印度，易受影响的精英和经济短缺所产生的经济压力滋生了腐败，并弱化了各个层级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僚的责任意识。在中国，伴随着繁荣的经济增长，保守的政治和自主的精英对高层政权起着保护作用，腐败压力日益具有向下转移的倾向。对这些发现的含义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把民主作为改善治理、控制腐败和促进发展的工具。如果市场和民主不健全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就会同时出现。显然，作为一套价值观，民主具有巨大的内在吸引力。但是，作为一种寻求善治的工具性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中，民主的表现好坏参半。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不但公开了行政程序，而且也将腐败推向了议事日程。另一方面，虽然自由化专制能够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但它在控制腐败方面却不怎么理想。因此，对于实行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来讲，治理改革也许应该着眼于自由民主中的“自由”部分，如法治、宪政、财产权等权利的保护、分权以及媒体的开放。但是，考虑到经济自由化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政治的匆忙开放和精英易受影响性可能会扩大享有特权的新富阶层的影响，这些新富阶层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为腐败“添砖加瓦”。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无权群体的政治参与，并产生了新型的专制统治，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专制统治是由民主和市场自由化造成的。在印度，经济落后成为了制度不完善和大众穷困的根本原因。不完善和不规范的民主似乎破坏了自由和法治，而经济落后和腐败之间的恶性循环将一直延续下去。最后一点与改革的顺序有关。国际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是民主实践的平台，而非相反。这一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化理论，但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又是复杂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主不见得对增长有利。在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拥有发达的经济，而不民主社会都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上机能不良的盗贼统治型国家。从腐败控制和治理的角度来看，如果先建立起经济基础，再逐渐实现民主，成功将指日可待。几十年的转轨经验表明，政治变迁通常是艰难的、不连续的、剧烈的；而经济改革则是缓慢的、不平衡的，并受到政府分权的阻碍。发展仍被看作是建立关键制度和市场秩序的良方，也是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但是怎样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也至关重要。政府，无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不民主的政府，都应该为老百姓提供良好的生活，并赢得他们的信任。（孙雁，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迈克尔·约翰斯顿，美国高露洁大学政治学教授。译者：郤继红，中央编译局副编审。）(《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印地方法官瞎卖逮捕总统令(图)日10:40南方网我要评论(1)字号：T|T印地方法官瞎卖逮捕总统令记者设圈套爆出司法体系大漏洞，印度政界大为震惊本报综合报道印度媒体1月31日披露，印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故意以金钱来贿赂一名法官，以让其开出逮捕印度总统和大法官的逮捕令。结果这名法官在金钱的诱惑之下竟然照办。这一司法丑闻震惊了印度。目前，印度最高法院已经下令对此进行彻底调查。4万卢比买四张逮捕令策划这一行动的是印度ＺＥＥ电视台的记者谢卡尔——他买通了一名法官开出逮捕令以逮捕印度总统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据ＺＥＥ电视台称，印度古查拉得省高等法院法官巴特在收到谢卡尔给的4万卢比（约850美元）之后，立即签发了对印度总统卡拉姆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卡尔等4位政界人物的逮捕令。法官不知道总统身份谢卡尔说，他之所以要巴特签发4位名人的逮捕令，是因为他认为任何司法官员都会对这4人的名字很熟悉。但是巴特显然不知道他下令逮捕的这些人的身份，在谢卡尔交上了那4万卢比之后他欣然从命。谢卡尔笑称，或许巴特认为他们是同名同姓的人。谢卡尔还透露说，他当时拍下了巴特在收受贿贿后签发逮捕令的画面，并已将录影带交给了最高法院作为最后的证据。据报道，巴特签发的逮捕令上所写的罪名是欺诈，在印度，这项罪名可以让罪犯坐两年牢，当然这些逮捕令最终并未执行。司法体系大受打击这一事件使印度的司法体系受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震惊了政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卡尔愤怒地说：“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4万卢比就可以拿到逮捕令。现在该是采取严厉行动的时候了。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整个司法体系就要崩溃。”目前，印度最高法院已经指示中央调查局彻底调查此事。目前，调查局指控三名律师担任了中间人，为巴特和设行贿骗局的记者从中牵线。而高等法院已将巴特停职。在这一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ＺＥＥ电视台则表示，他们的这次行动并不是想要玷污司法界。电视台主管高尔说：“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而且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我们认为应该呈现事实。”（综）(本报综合)印度式反腐，谁拖了后腿日13:05环球时报我要评论(2)字号：T|T不到一年，英联邦运动会腐败案、电信腐败案、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受贿等丑闻像在印度半岛横行的热带季风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冲击着印度人的承受能力。腐败不得人心，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样如此。印度人把“抵抗贪婪和腐败”看成是“最大的一场战斗”，甚至超过了“反恐”，但却陷入“不反腐没法交代，反又反不掉”的怪圈。于是乎，瑜伽大师成为“反腐斗士”，召集民众绝食抗议；印度“海龟”创办“我行贿了”网站，揭露生活中的行贿受贿现象；“印度导弹之父”利用讲座机会，呼吁学生们今后做事时要想到“合乎道德”……印度总理坦言，手里没有根治腐败的“魔术棒”，但从一个独立反腐机构1968年就开始筹建到现在还没有建成来看，“民主与腐败”到底谁拖了谁的后腿还真有些说不清。反贪机构43年没建好印度瑜伽大师拉姆德夫6月初开始发起“绝食反腐”活动并造成警民冲突的消息，引来很多欧美国家媒体的议论。英国《卫报》6日以“谁能治理印度的腐败”为题评论说，瑜伽大师带头发起的反腐运动受到印度民众热捧，彰显了印度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文章说，对选举出的代表丧失信心的印度民众，如今正寻求宗教大师和社会活动人士的干涉以根除四处蔓延的痼疾。美国《纽约时报》以“瑜伽和绝食：反腐斗士震撼印度”为题评论说，面对对贪腐行为深恶痛绝的印度民众，印度能否拿出政治姿态，“修复其锈迹斑斑的民主齿轮”。文章说，印度议会从1968年就开始筹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来。“民主与腐败的关系”在印度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有关“腐败是不是印度民主的产物”的争论，在印度“研究奇想网”等网络上时常可以看到。有的说：“民主并没有直接产生腐败，但把权力交给了不能胜任且又自私自利的人。”有的说：“民主的风险是一种制度性风险，而腐败是一种个人反应，是人本身的贪婪和自私才滋生了腐败。”印度尼赫鲁大学学者克拉查尔2007年3月曾撰文论述“印度的民主与腐败”，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匮乏，腐败更容易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腐败在印度成了严重的社会毒瘤，偷偷谋取私利而滥用权力的政府官员使社会机构完全腐败了。在腐败官僚和政客关系网络基础上建立的反腐机构，对腐败群体来说无关痛痒，“看来与真正的民主相比，人们更偏爱腐败”。克拉查尔说，如果深入观察政府和议会的每位成员，就会发现民主与腐败之间的相互联系。印度的民主可能是最有趣的，因为它可以运用司法权力让腐败的政客和官僚继续掌权。中央政府与邦政府在腐败方面简直是在竞争。比如在卡纳塔克邦，在任何行政管理部门只付规定的费用是办不成事的，除非给经办人手上“抹油”。这就是在民主的印度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的普遍现象。克拉查尔还说，在印度，如果不给前辈施加恩惠，没有哪个人能够进入政坛，没有哪个政党可以闪亮登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南亚问题专家格里希·普雷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印度确实掉入了反腐难的怪圈，而和腐败挂钩的就是印度的政党选举。普雷斯强调，不是民主制止不了腐败，而是印度的民主并没有真正植根于民间。印度反腐模式缺少强制力印度总理辛格6月7日表示，政府对反腐十分认真，但手里并没有“魔术棒”，因此，警方驱散进行绝食的反腐民众实属无奈。据《印度斯坦时报》7日报道，现任纺织部长马兰被指控在担任电信部长期间利用发放电信牌照牟利后，辛格提醒内阁成员及其配偶和家属有责任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对此，印度民众的回应是，政府官员必须“每年在报纸和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否则辛格就是在“应付”百姓。印度民众对国家陷入反腐怪圈越来越感到不满。今年1月，印度一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