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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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山革命烈士陵园座落于陇右名山──兴隆山风景区腹地，始建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占地三万八千六百二十八平方米，整个陵园由牌坊门、革命烈士纪念碑、墓群、烈士纪念亭组成。
&&& 革命烈士纪念碑高二十五点七米，碑座四周刻有献词，碑座东南刻有"兰州解放纪略"。纪念碑后是革命烈士群墓，这里掩埋着在解放兰州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三百一十四名烈士遗骨。西南方建有无名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周围掩埋着六百一十五名无名烈士遗骨。纪念亭正中建有复制的早期革命先烈张一悟烈士墓碑，碑高二米八五。
&&& 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一仗。由于国民党马步芳准备长期盘踞兰州，所以在十里山、马家山、窦家山、古城岭、皋兰山、营盘岭、沈家岭和狗娃山一带修筑了无数钢筋混凝土碉堡、地堡和堑壕、铁丝网、地雷群等工事。要接近碉堡，必须经过三道宽、深均约七、八米的堑壕，中间还要穿越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和互相连接的地雷群。在机枪的扫射和轰鸣的炮火中，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牺牲。但是，革命战士以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钢铁意志，在枪林弹雨中冲杀。
&&& 在窦家山战斗中，守军是马步芳的"王牌师"八十二军一○○师二团和其警卫部队青海省保安一团。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九师以五六六团和五六七团三营实施主攻，五六五团配合主攻，五六七团一、二营为二梯队。二十五日十点二十分，我强大的炮火向窦家山守敌发起进攻。但是炮火只摧毁了敌人的前沿工事和防御设施，而地堡工事的火力点射出的弹雨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五六六团二连副连长王勇禄冒着弹雨抓起两个手雷，冲向地堡。敌人用机枪向他扫射，他身体多处受伤，便艰难的匍匐爬行，身后留下一条殷红的血迹。实然，他猛的一跃而起，把手雷扔进了地堡，暗堡炸毁了，部队前进了，可王勇禄倒在血泊中。五六六团一营三连战士周万顺是窦家山战斗的红旗手，在进攻中，胳膊负伤，鲜血直流，他仍然举着红旗向前冲去。敌人枪炮集中射向红旗，红旗上出现的十几个弹孔，旗杆也被打断，周万顺多处受伤，全身是血，在将要倒下的时刻，将红旗插在窦家山山巅。这场战斗，消灭敌人三千余人，保证了六十三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东门。
&&& 在古城岭战斗中，守军为马步芳一○○师，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和一九四师两个团但任主攻任务。战斗开始后，一九三师五七七团三连一直冲在全团最前面，为全团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后来该连荣获"尖刀插入古城岭"荣誉。在通向古城岭敌人核心工事的道路上，一九三师五七九团九连七班班长卢振声在夺取的碉堡里向敌人猛烈扫射，前面的敌人一片片的倒下了，后面的敌人又扑了上来。卢振生跃出碉堡，正要举枪射击，不料在背后敌人的鬼头刀下壮烈牺牲。战士董茂秀在部队发起进攻前，只吃了两个洋芋，当他战斗了一天，傍晚连续拼死两个敌人后，将刺刀插入另一个敌人胸膛，却没有力气将刺刀拔出来，连同敌人一起倒在阵地上。至八月二十六日清晨，古城岭战斗结束，歼敌两千六百人。
&&& 在马家山战斗中，守军是马步芳的主力八十二军一○○师二九九团一个营，二九八团一个山炮营。解放军以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但任主攻任务，一九四师但任助攻，在争夺第二道外壕时，双方往返拉锯二十余次，激烈争夺几小时，解放军才得以打退敌人。为加速战斗进程，二十五日中午十二时许，一九三师预备队五七九团和五七八团加入战斗。五七九团杨顺文带领一个班，一连炸掉了敌人两个地堡，占领了山头，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全班战士壮烈牺牲。
杨顺文臂上负伤，混身是血。这时又有一百多个敌人冲了上来，疯狂的向他扫射，一发子弹射中他的头部，他抱着机枪扫射着扑向敌群。吓的敌人滚下山脊，杨顺文也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血旗下。
&&& 解放后，人民群众将他们就地安葬。仅榆中境内就有十七处。一九八八年十月，榆中县人民政府在兴隆山卧龙湾建立革命烈士陵园，将分葬在各处的九百一十五名烈士合葬在这里。二○○五年，县民政局在度将陵园进行了修缮。（责任编辑& 王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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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一分区的前身一一五师独立团
此文九千多字，长了点，请耐心读完。
2014年的一件大事，就是习近平主席高调宣布：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军队（“党军”），而不是国家领导的军队（“国军”）。
这使得刘亚洲将军曾经的“军队国家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泡影；也使得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无数爱国人士但又非爱党人士寄希望于军队国家化的愿望也成为泡影；这还使得海峡对岸那些爱国统一人士寄希望于军队国家化的努力也成为泡影。
既然是“党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就要追寻它的前身，看它是如何在共产党的一手领导下建立并发展的。
解放军驻宣化的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1978年以前）的军史记载中，将自己的“出身”定位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11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我觉得这是准确的，也是贴切的。说这个观点准确和贴切，是因为这个观点符合实际情况。
一九三师的前身是晋察冀野战军八纵二十二旅，而八纵二十二旅的前身是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依次再往前推，就出现了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即冀察军区郭天民纵队）六旅。而这个六旅，是由1945年的一分区机关及所属部队改编而组成的。这也是直接的成因。
但至今看到的，一九三师的军史记载中有一个检讨，认为这个记述是不准确的，是由于军史资料的缺乏所造成的。“由于战争时期丢失了很多重要资料，加上难以查找，在1978年之前，‘红一师’为部队讲传统时，一直认为自己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
纠正这个认识的，是1978年夏天，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上将特意找到驻扎在河北北部的“红一师”。原来在1933年建军时，“红一师”下辖三个团，邓华是红三团团政委，后来又成为师政委。邓华向“红一师”的干部们回忆，1937年后“红一师”又开始叫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以及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他分别是师和分区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这次的访问中，邓华将一九三师成立的时间从抗战初期的一分区往前推了四年，确定为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红一师。从此以后，一九三师就将红一师作为自己的最初出身，直至今日。
谈一支部队的“出身”，无非有两种“成因”，一种是直接的，即从某一个旧部队改编过来的；还有一种是间接的，即所谓从某一个旧部队的支流“派生”出来的。比如1937年11月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是从独立团升格的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改编过来的；1945年9月的晋察冀军区冀察军区所属第一军分区，改编为冀察军区所属第六旅，都属于直接的成因。
从这个认识原则出发，1978年以前所讲的一九三师军史，认定的是直接的成因；而1979年邓华以后所讲的一九三师军史，采用的是间接的成因。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作为“党军”，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来自绝对的改编，它一定包含有某种程度的派生因素。
我们看一九三师的编制部队，即五七七团、五七八团、五七九团中，五七七团、五七八团均来自一分区。是由一分区所派生出来的。五七七团成立自1938年8月的一分区主力三团，这个团是从原赵侗的国民抗日军改编过来的；五七八团成立自1939年8月的一分区主力二十五团，这个团是从原赵玉昆的河北农民军冀中三总队改编过来的。五七九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四十团。从这个团的编号排序上就可以知道，它成立的较晚，应该是1942年以后成立的小团。
我查了一下，实际上也的确如此。1942年2月，新成立的第十二军分区在赤城县前孤山村创建平北军分区第四十团，团长钟辉琨、政委王启刚，下辖两个大队，六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与此同时，挺进军以第九团三营和原宋支队骑兵大队一个连及部分红军骨干（原陕北红军第二十八军沿革下来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了第八团，与第四十团合并，全团八个连，团长詹大南，政委曾威，随即挺进平北。
解放战争中，这三个团一度被称作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四旅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在大清河、清风店战役中，因表现出色，第十团、第十二团被授予“大功团”称号。今天，一九三师保留了五七七团、五七九团两个团的编制，五七八团的编号被撤销，改编为没有编号的装甲团，我猜当年在战争环境下没有被授予“大功团”的称号有很大的关系。
一分区成立以来的历史线索谈得较多，比较清楚了，而一分区成立以前的历史线索谈得较少，有必要再回顾一下。
一分区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但这个团从成立到消失，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历史。但对一分区的影响却极大。
根据肖锋的史料比较齐全的回忆，1935年11月间，直罗镇战役胜利后，一军团奉命转到延长县南的临其镇进行休整。11月18日，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了红一师建制，由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耿飚任参谋长，旷任农任供给处长，张杰任卫生处长。一师最初辖两个团：一团和十三团。
在上面的这个名单中，以后出现在一分区领导干部中的只有杨成武和张杰。
以后，从红一军团部和红一、红十三团部分干部骨干及两个连四个排185人和陕北325名新兵合编，重新组建了三团，由曾宝堂任团长，肖锋任政委，阮金庭任副团长，陈英伍任参谋长，严雄任总支书记，张明友任特派员。其余的干部中，以后在一分区出现的熟悉面孔有青年干事郑三生。陕北补充师拨来的这三百多新兵，一连长贺发祥，副政指白儒生；二连长陈川胜、政指曾海庭，副政指刘子进；三连长何进勇，政指罗永祥，副政指赖发祥；四连长谭康龙，副连长王振山，政指谢权武，副政指张仁辉，特务连长冯符浩，政指潘武斌；机枪连长阮洪树。全团共有五百—十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参加过长征。陕北新兵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党员三百二十人。武器装备，步枪三百零五枝，轻机检十六挺，八二迫击炮二门，重机枪四挺。骡马二十匹。
在这里既然谈到了陕北新兵，我也就顺便多说几句有关陕北红军的事情。
以前每逢讲到陕北的肃反扩大化，都有一个简单化的趋向：认为陕北的肃反扩大化是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搞的。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陕北肃反扩大化的开端，源自陕北红军中陕北帮对陕甘帮的残酷镇压。
中国人搞帮派团伙是有了名的，人一多，就开始内讧，自己先打起来。陕北巴掌大点地方，以延安为中心分界线，分成两块地方。以子长、清涧为中心地区的陕北帮，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为首，成立了以陕北独立师为首的红二十七军；以志丹、吴旗、定边、靖边为中心的陕甘帮，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为首，则率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维埃政权。从上海回来的谢子长为首的陕北帮看不上陕甘帮，这是问题的实质。陕北帮认为陕甘帮是假红军，假革命，打仗屁股后面跟着毛驴，驮着一家老小，跟土匪一样。
1934年7月，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商讨联合对抗国民党的事宜，谢子长在会上突然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萧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有浓厚的土匪色彩。对这两封莫名其妙的信，红二十六军的一些领导开始有不满情绪，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讨论联合对敌的事情被搁置一边。
由于陕甘帮的力量强大，陕北帮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对陕甘帮进行“肃反”，于是，联合了1935年9月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对刘志丹为首的陕甘帮进行肃反。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后，共同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时间是在1935年的9月。同年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会师。也就是说，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七军联手对红二十六军的“肃反扩大化”，只有一个月时间。
由于陕北帮的最主要核心人物谢子长，于1935年2月在安定县灯盏湾因伤去世，没有成为这次对陕甘帮大肃反的领导人物，这次对陕甘帮的大肃反，是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来展开的。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陕甘帮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被一网打尽，关押了起来，连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下连排干部四百多人已经被先一部屠杀。关键时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保住了性命。
当时的中央红军都驻扎在被称作“陕甘边苏维埃”的陕甘帮地盘上，红军大学所在的“保安县”，就是现在的志丹县。红一师驻扎在甘肃省正宁县期间补充进来的陕甘籍士兵，基本上全都是刘、高、习的部下。
在红二十六军被整肃期间，一部分军队哗变，跑回家乡。以后被再次征入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时轮任军政委。所以，红二十八军同红二十六军一样，基本上是由亲刘志丹的人员所组成的。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期间牺牲，他同谢子长都已不在，陕北肃反扩大化的恩怨成为往事。以后，毛泽东一度重用高岗、习仲勋，这两个陕甘领导干部都被委以要职重任。
解放以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出现，重翻老案。这一次，陕北籍上将阎红彦首先发难，告状到康生那里，康生再向毛泽东告状，形成株连到习仲勋的文字大狱。众人每看到这间文字狱，都只看到毛泽东和康生起的作用，却看不到始作俑者，却想不到是当年的陕北帮死灰复燃。
一位父亲是陕北帮的红军子弟告诉我，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中纪委驻国家科委工作组组长。他想要拉近乎，于是在一次身边无人打搅的时候向谢绍明谈起陕北的往事，他说他想不到，谢绍明一听，骤然翻脸，训斥他：你打听这干什么？
搞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独立团老兵1700余人，陕北籍战士占去三分之一，这部分老兵都来自被整肃的陕甘地区。宋时轮带到平西的原一二〇师部队，就是刘志丹任军长、他任军政委的红二十八军老兵。此时的原红二十八军缩编为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团长宋时轮。
这两部分陕甘籍老兵，都对陕北大肃反恨之入骨，因此也对原二十五军骨干恨之入骨。半个多世纪后，我翻看这些老兵写成的未能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保留着对当年大肃反的刻骨铭心之痛。
1938年底，原二分区新兵营教导员王志廉调到一分区，任保卫科干事。时间不长，又离开一分区，到平西挺进军任九团特派员。但时间不长，又离开平西，去了平北。以后在冀察军校，他对李青川、杨浩说过，那些老陕士兵心胸狭窄、爱记仇，经常对他怒目相向是主要的原因。他不好开展工作。
在肖锋的这个三团干部名单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三个人。两个是副指导员白儒生、刘子进，这两个陕北人抗战期间都在杨成武手下得到重用：1939年，刘子进任一分区机要科科长；年底，白儒生接姜洪照任一分区侦察情报科科长。还有一个青年干事郑三生，1938年被分到一团二营五连任连指导员，1939年提升为二营教导员（营长宋玉琳）。
肖锋的原红一师三团的领导名单中，还有一项重要改变，就是团参谋长改为福建人熊招来，抗战后期改名熊奎。熊招来在一分区很受到重用，很快从独立团时期的侦察参谋、提拔为一分区一团的参谋长（杨上堃的前任）、副团长。1942年跟着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一起到十一军分区，黄寿发任十一军分区司令员，他任参谋长兼十一军分区主力七团团长。1942年跟黄寿发一起被罢官，1944年底被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启用，任十三军分区（察南）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跟着被晋察冀罢官的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离开了晋察冀。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为策应张学良、杨虎城，制止内战，红军第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后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一军团进驻甘肃庆阳市正宁、宁县一带。军团机关驻正县宫河镇。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及政治部主任邓小平驻该镇王录村。一师所辖一、三、十三团驻正宁县罗川、山河及原属新正县之旬邑一带，二师师部驻正宁县早胜镇，所辖二、四、五、六团驻宫河、政平、中村及新庄村。
杨成武是在这一时间，从保安的红军大学毕业，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彭德怀、主任邓小平）报到之后，然后赶赴甘肃省正宁县的红一师担任师长的。从三原县云阳镇到甘肃省的正宁县罗川一师师部，这一段路近三百里地，杨成武骑马走了三天，第四天傍晚到达师部，和新任的师政委邓华、师政治部主任罗元发见了面。此时的红一师三个团，全师1500余人，杨成武记忆说，这三个团分别是原红一军团的一师一团、红三军团的五师十三团、陕北红军的第三团（与肖锋的回忆稍有不同）。
我记载杨成武上任师长的这一时间十分重要。这说明：杨成武上任时的三个团、后来独立团时期的三个营的领导配备非他所愿，他是“继承”过来的一套干部领导班子。以后独立团升格为独立师，又组建一分区，杨成武逐渐以自己中意的干部人选配备新的团营两级干部班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下旬，红一军团奉命撤离正宁、宁县，南下三原参加改编，开赴抗日的最前线。一师在正宁县的罗川举行了抗日誓师动员大会，部队和驻地群众数千人参加。师长杨成武作了讲话。正宁县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邱立山代表全县人民把一面绣有“抗日先锋”大字的锦旗赠送给红一师。
1937年8月20日，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红一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参谋长熊伯涛，政治处主任罗元发，供给处长董永清。副官李光汉。原所属一团、十三团、三团，分别编成一营、二营、三营。全团十三个连、1500余人，又补充了200名陕甘籍新战士，总计1700余人。整编未完，8月22日，部队就出发上抗日前线。
《杨成武回忆录》中红一师接到编为独立团的命令在先，将这个命令通报下去，然后接到了开赴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地区集结的命令。经过四天行军，红一师、或独立团到达了三原县的云阳镇。杨成武回忆的时间是8月，此时的红军刚脱下穿了大半年的棉衣，换上刚领到的单军装。此外还有两万多法币。
在这里稍停一下，谈谈已经到八月暑夏季节了，为什么红军才刚脱下棉衣。难道没有衣服换吗？
这些年来，无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影视剧给人造成一个假相，认为1936年10月的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衣衫齐整、营养良好。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前不久，为探究习仲勋等老一辈陕甘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凤凰卫视拍了一档有关陕北根据地的电视节目。节目中，刘志丹的女儿、谢子长的儿子，以及马文瑞等老一辈陕甘革命家的子女都位列在节目之中。通过他们的介绍，他们的父母当年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真实面目的描述，我们才得以知道了当年长征到达陕北的这些红军的凄惨面貌。
这些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对自己的子女说，一、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有三个看不出来：第一，男人女人看不出来，因为个个头发都老长，看不出谁是男谁是女来；二是看不出谁穿军装谁穿便衣，因为个个都衣衫褴褛，像叫花子一样；三是枪支棍棒看不出来，因为长途行军都当拐杖用，已经分不出枪支棍棒。所以现在三大方面军在陕北会师的镜头，是经过大大美化的想象镜头，长征后的真实景象是很凄惨的。
这里出现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对中央红军“不恭”的说法，以前从未出现过，起码从没有公开出现过，现在却可以公开说了。这背后的内幕是什么？
这就牵涉到半个世纪以前的一桩公案，即：到底是谁挽救了谁？是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最后的一块红色根据地，还是陕北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存在，为走投无路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和栖身之地。
明摆着，以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就是毛老人家。而且很显然，毛老人家只愿意第一种答案，不喜欢第二种答案。因为毛老人家已经把自己看作了“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在解放前抬举高岗、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在解放后打压这个陕北帮，道理都是同一个。那些陕北帮的元老们不是傻子，他们深知毛老人家的这个心思，于是把真相牢牢的埋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只悄悄告诉给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还知道，如果不这么做，他们自己很快就会被埋在土里。
从今天看这个问题，谁挽救谁也好，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挽救。如果当年的中央红军晚十天到达陕北，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些领导人均被杀害，你让中央红军如何是好？领导人均被杀害的陕甘边苏维埃人民很可能为了自身的安全，起兵反抗外来的湖北佬和陕北佬，你让初来乍到的中央红军如何表态？是与搞大肃反的红十五军团作对？还是支持红十五军团的做法？这是个两难的处境。陕北地区的红军一打起内战，国民党和张杨这些东北、西北的地方势力还会跟你共产党谈判吗？以后抗战的结局也是很难预料的。
所以，挽救是相互的。陕甘边苏维埃为长征而来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安身之地，而中央红军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些领导人的抢救，使得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各路长征红军都有了一块喘息之地。
红一师改编为一一五师独立团，这是一个在国民革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编制中所没有的黑户口，在国民军中没有它的合法身份，当然也就没有它的军饷、军装及其它补给。在下达红一师改编为独立团的命令中，还有一个副团长黄永胜，但从杨成武回忆录中和所有独立团干部的回忆中，黄永胜从未在独立团出现过。但独立团渡黄河时，杨得志倒险些被留在独立团成为副团长。独立团过黄河时，来了二营副营长肖思明，原红一师作战参谋，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
红一师改编的顺序是一团、十三团、三团分别改编成一营、二营、三营。
一营营长曾保堂、教导员张文松、副营长袁升平。一连连长张德仁。三连连长宋玉琳。郑三生调四连任连指导员。
二营长季光顺、教导员张襄国。独立团过黄河时，来了二营副营长肖思明，原红一师作战参谋。二营七连长王茂全，二排长沙玉祥，改叫陈玉祥，全国解放后，他还见过老连长王茂全。
三营营长黄寿发、教导员李水清、副营长邱蔚。
一位一分区的红军子弟肯定的告诉我，李水清并没有在独立团担任营教导员的记载，他只担任过团部直属特务连指导员，以后就调走了。我查对《杨成武回忆录》中，冯家沟伏击战中，三营教导员是张襄国，不是李水清。
曾保堂是原三团团长，团政委肖锋的搭档。改编之后，曾保堂改任一营营长，肖锋则不在独立团任职的干部名单中。在《杨成武回忆录》中，曾保堂带领的一营在腰站阻击战中打得不错，但冯家沟伏击战中表现不佳，这是曾保堂在1938年阜平东西庄保卫战后被调离一分区的原因吗？据我知道的还另有原因。
黄寿发、邱蔚的身份是原十三团团长和副团长，此时改任三营长和副营长。
担任二营长的季光顺，长征时期是杨成武在红二师四团团政委时期的一营长；1939年初被提拔为一团三营营长，1940年初被提升为一团团参谋长、一支队参谋长的杨上堃，长征时期也在杨成武手下，在季光顺的一营担任连长。
1937年11月独立团升格为独立师，原一营改编为一团、三营改编为二团、二营改编为三团。1938年2月，一分区政委邓华奉命开辟平西根据地，要带走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三团。杨成武不同意，两个人大吵一架。我猜想，杨成武不愿意他熟悉的季光顺被调走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1937.10邓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主任于蔚县
独立团中后来在一分区的一些重要人物：王道邦是团宣传股长，肖应棠是作战参谋（一参谋或首席参谋），马辉是侦察参谋（二参谋），随即被派去担任团直属特务连连长（连指导员李水清）。熊招来接替马辉的侦察参谋。朱遵斌是连指导员。张英辉副指导员。郑旭煜是独立团四个特派员之一（每营一个）。张杰是独立团卫生队队长，黄连秋是卫生队指导员。
当年的这些重要人物，只要后来不牺牲，不犯错误，一般都能跨进将军的行列。这些人物中至今还在的，是当时任独立团二营七连长，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55年少将王茂全。
1937年9月23日、24日、25日，驿马岭阻击战，张文松、张德仁牺牲。10月10日，解放涞源县城。接着，冯家沟伏击战。当天，三营又打了义泉岭伏击战（战后，杨成武在报告中特地表扬三营长黄寿发）。之后，独立团攻占广灵县城。以后十几天，又收复灵丘、易县、蔚县、阳原、浑原总共七座县城（山西四座以后的雁北抗日根据地、河北三座以后的一分区抗日根据地）。
10月底，独立团从出发时的1700多人，发展到7000多人。
1937年10月底，在察哈尔省蔚县，独立团奉总部命令恢复师的建制，改称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委为杨成武，不久邓华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熊伯涛，供给部长董永清，卫生部长张杰。
此时的独立第一师（11月兼一分区，12月为一支队）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邓华（兼）。平型关战役结束后，独立团向东面的河北发展，杨成武亲率独立团一营、三营去蔚县；二营单独向涞源县发展。以后成立独立一师，杨成武身边的一营、三营，组成独立师一团、二团；在涞源的二营组成三团。编为独立一师时，红三团基本上与一团合并，独立一师三团其实是二营，即红十三团团部。
重新调整后的独立师：
一团由6个红军连队（原独立团1营的2、3、4连和3营的1、2、3连）与地方抗日游击支队编成，团长陈正湘，政委罗元发。
二团由两个红军连队（原独立团2营的3、4连）与地方抗日游击支队和活动于阳原、天镇、阳高地区的王天存“黑马队”编成，最初团长黄寿发，以后改为王天存（王天存38年7月独自溜走），政委袁升平；黄寿发改任副团长。
三团由4个红军连队（原独立团1营的1连、2营的1、2连和3营的4连）与地方抗日游击支队编成，团长季光顺，政委王道邦（以后王道邦接一团团政委、三团政委改为张襄国）。
师特务连即原独立团特务连（红军连队），连长马辉，指导员肖治华（不久特务连升格为特务营）。
师卫生队即原独立团卫生队。
原独立团宣传队（原红一师宣传队，队长王星，队员有邓经纬、肖光华等十余人）正式改编为一分区战线剧社。新加入队员有雷香萱等，战线剧社扩大到四五十人，三个分队，全部为男性。
此时的一分区机要科：曾宗汉从1937年11月25日由三团一连调到分区机要科任译电员。机要科长刘子进（陕北米脂人），副科长吴开彬（福建上杭人）。同时被调来的还有谢毓行。
如果将1937年8月20日，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红一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的时间作为起点，那么1937年11月7日，一分区正式成立的时间就是独立团的终点。独立团全部存在的时间只有两个半月，不足八十天。
如果说，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力量只有2200人，那么，杨成武带领的独立团就占去一大半，1700人。独立团到1937年11月7日改编为一分区的时候，前后攻占了广灵、灵丘、阳原、浑原、易县、蔚县、涞源共七座县城，部队发展到7000之众，实实在在的三个团。也是晋察冀军区在1939年初的仅有的三个主力团。
一年以后的1938年底，原独立团成立时期的团营两级的带兵骨干，仍留在一分区的仅有黄寿发、袁升平、邱蔚三个人，其余的如团参谋长熊伯涛，一营、二营几个重要骨干曾保堂、肖锋、季光顺、张襄国都已调走，到了其它军分区。
独立团最早牺牲的红军干部，是1937年9月23日、24日、25日三天在驿马岭阻击战中牺牲的一营教导员张文松和一连长张德仁。其次是1939年9月在平西牺牲的原三团团政委张襄国。再往后是1940年8月牺牲的原三团团长季光顺。接替张德仁任一连长的林必元，以后任一营营长（接曾保堂），1943年11月任二分区三十四团团长时牺牲。
到了1940年初，一分区仅剩下的原独立团带兵团营级骨干只有黄寿发和邱蔚两个人，其余都是新提拔的原连一级干部。此时的一分区，发展到鼎盛，七个主力团、四个游击支队，总计人数达一万九千多人。
1944年2月，一分区整风刚刚完毕，一分区接到要一团重返陕北的命令。杨成武除了给一团重新配备干部和武器装备之外，还做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凡有愿望想回到陕甘家乡的西北老兵，都可以跟一团回去。而一团中年岁偏大又不想重返回陕北的红军战士，可以继续留在一分区。
邱蔚走，黄寿发去送，送出很远，我已经讲过了，不再讲了。再以后，1944年的10月，杨成武、黄寿发都离开了一分区，去了冀中。独立团的故事永远成为了历史。
1949年1月，六十五军成立，第一任军长邱蔚、军政委王道邦、肖应棠任副军长兼军参谋长，都是当年独立团老资格的红军干部。
所以，说六十五军的一九三师出自抗战初期的一分区，他们三个都是亲历者，一点都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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