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发展_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词语概念/外交
基本信息【词目】外交【拼音】wài jiāo【英文】diplomacy；foreign affairs基本解释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互派使节、进行谈判、会谈等。忘记了外交本身就是一门巧妙的艺术。引证解释周恩来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1、古代指人臣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范宁注：“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谓之寰内诸侯。”《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 郑玄注：“私觌是外交也。”2、今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涉为外交。3、指与外国私相交往、勾结。《韩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进其与。” 陈奇猷 集释：“谓释其国法而私与外国为交也。”《史记·苏秦列传》：“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 唐 白居易《得景为将敌人遗之药景受而饮之或责失人臣之节不伏》：“军尚隐情，臣宜守道，况幄中之权要，当绝外交之嫌。”4、指与之交往的外国。《国语·晋语八》：“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 韦昭注：“谓赂其所适之国，厚寄托之而劝勉焉。” 明 何景明《何子·策术》：“赍宝玉以亲外交，市土地以厚与国。”5、谓与朝臣交往、勾结。亦指依附于朝廷中某种势力。《东观汉记·郑众传》：“太子储君无外交义。汉有旧防，诸王不宜通客。”《三国志·魏志·蒋济传》：“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续资治通鉴·宋英宗治平四年》：“朕以家世用卿，卿当谨家法。人臣病外交阴附，卿宜自结主知。”6、与朋友、外人的交际。《墨子·修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史记·佞幸列传》：“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 明 刘基《拟连珠》：“绝外交则可以守淡泊，专内视则可以全淳精。”7、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定条约和协定等。
基本含义/外交
外交活动历史悠久。能够进行外交事务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定义元素。胡锦涛同加什帕罗维奇会谈从上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开始人类就开始从事外交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外交官被派到另一个国家里就一个特别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后立刻回到该国。外交官一般出自统治者家庭或者是高级官员，来使得他们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结果有一定的合法性。现代外交一般被看作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的，最早的大使馆是在13世纪里设立的。米兰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尤其重要的作用，它首先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里设立常驻大使馆。今天的许多外交习俗就是从当时的意大利开始的，一个例子是大使上任时向对方国家元首提交其任命书。从意大利出发这个实践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1455年米兰首次向法国派遣代表。但由于它惧怕法国代表会从事间谍活动或干涉米兰内政它拒绝接受法国的使者。很快大的欧洲国家开始互派代表。1487年西班牙向英国派遣大使。到16世纪末常驻外交代表已经成为一个习俗。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般不派遣常驻大使，原因是他在德国的权利有限，无法代表所有德国贵族的意见。许多现代外交的仪式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大使成为最高级的外交官。当时的大使都是贵族，随着他代表的国家的地位大使的贵族地位也各不相同。大使们需要拥有巨大的驻地，经常举办豪华的庆祝，在他们所驻的国家里是宫廷中的重要任务。在罗马，最重要的大使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他们每年的花费惊人。即使是小国家的大使的花费也很大。因此小国家往往只派遣公使，其地位低于大使。全权公使的地位位于两者之间。当时的外交比今天的还要复杂，各国大使的地位按照他们的家族不同而不同。国家的地位按照它们的君主的地位而不同。在天主教国家里梵蒂冈的大使的地位最高，随后是王国的大使，然后是公国的大使，共和国的大使的地位最低。两个王国的大使哪个更高更是一件不断变换的和争吵不休的事情。许多贵族大使即没有外交经验也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因此大多数事务是他们的大使馆人员办理的。这些大使馆雇员地位虽然很低，但往往对所驻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加好。许多大使馆里有大量的雇员，包括专门从事间谍事务的人员。由于大使馆的大量人员需要，许多大学加强了对国际法、现代语言和历史的培训来满足这个需要。大清帝国外交部及外交官们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开始建立外交部长一职来协调其大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当时的外交部长与今天的还相差甚远，许多这些部长同时还有许多内政责任。直到1782年为止英国有两个任务交错的外交部，当时的外交部比今天的也小得多。1780年代最大的外交部是法国的外交部，共有70名全时间雇员。18世纪初外交习俗到达了俄国。法国大革命大大地破坏了当时的外交风俗，法国和法国占领地区派出的外交官往往是平民，过去的贵族等级关系完全被废除。拿破仑也不遵守外交习俗，他对缓慢的外交过程没有耐性，不承认外交豁免权，他逮捕了多名英国外交官，指责他们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拿破仑倒台后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正式建立了国际公认的外交级别。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会出现国家之间就其先后的争吵。欧洲以外的外交传统与今天的外交习俗差异非常大，东亚的传统外交习俗参见朝贡体系。中东地区、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很长时间里不愿接受欧洲的外交方法。比如奥斯曼帝国不肯向其他国家派遣大使，而是要其他国家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使馆。一直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才向欧洲国家派遣使者。随着欧洲殖民政策在全世界的普及，欧洲的外交系统也被推广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东有使用外交官作为保障人的习俗，在这里外交官有一定的类似于今天的人质的作用。类似的习俗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也有过。外交官被看作是对方履行条约的保障。假如对方违约的话外交官要被受惩罚。为了保障这样的惩罚设计，对方的统治者外交官必须是高级官员或者是对方统治者的亲属。1979年的伊朗危机也被看作是这个习俗所造成的。当时伊朗革命的支持者占领美国使馆以此作为对美国的惩罚。外交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扩张，使首先形成于欧洲的外交理论、原则、制度、惯例和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并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交通和通讯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电讯和航空的发达，更加便利了国际交往，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外交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国际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称外交为外事，清末称外务，近代才开始使用外交一词。英文外交一词源于希腊语δiπλωμα，意为君主派出使节时用以证明身份的证书。外交活动历史悠久。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20世纪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国际交往的便利，形成了现代外交的开放、联系和世界性的特点。外交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的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各国外交都受该国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内政策和需要的制约。综合国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和后盾。外交也需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官方对外联系以及各类民间对外交往，则是对外交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
周恩来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外交在实施过程中，各国应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这些准则主要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等。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是平等和正义的外交，否则就是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外交。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以和平和发展为主要目标，才有可能建立。
外交豁免权/外交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交机关外交官受到的保护有很长的历史，这个保护被称为外交豁免权。外交官之权利主要是在17世纪中于欧洲形成的。今天正式的关于外交官权利的国际法规是1961年设定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其中有为求保护派驻国之尊严，而规定外交官在从事外交任务的过程中不受迫害和不受法律制裁。假如一名外交官在他所驻的国家里的确犯法的话可以被驱逐。一般这些外交官在本国受法律制裁。外交通讯一般被看作是不容受侵犯的，外交官一般允许携带任何档通过边境而不被搜查。外交邮袋也不受海关或边防的检查。但是近年里由于窃听和侦探系统的不断完善，外交邮袋越来越少被使用了。假如两国关系恶化或者由于所驻国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外交官有可能被撤回。撤回大使或其他高级外交官也是一种对所驻国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有下级的外交官留守在外交驻地来完成一般的工作。历史上始终有因某些因素或政治情况而杀害或谋杀外交官的事件发生，但一般来说这个行为被看作是野蛮的和非常不光彩的。
和间谍/外交
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哈里·波立特外交与间谍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大使馆同时是外交官和间谍的基地，有些外交官是明的间谍。比如武官的任务包括尽量获取所驻国的军事情报。他们不隐蔽他们的这个任务，一般也只能获得所驻国愿意让他们获得的情报。许多大使馆内也有隐蔽的间谍，他们在大使馆内的职务只不过是一个掩护，而他们的真正任务是收取非法的情报，一般是管理和调节当地的间谍圈。一般来说大使馆内的间谍本身很少直接去偷取情报，他们的真正身份也很容易暴露。有时这样的间谍身份暴露后会被驱逐，但更可能的是当地的反间谍机关会利用这些间谍来试图监视他们、利用他们来暴露其他间谍的身份或者利用他们来提供假情报。间谍获取的情报在外交过程中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间谍卫星和间谍报告的帮助裁军条约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间谍获取的情报对外交的任何方面，从贸易协议到领土争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外交政策/外交
“乒乓外交”成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本世纪头二十年内，中国将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将继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继续推进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公众外交，积极发展与各国经济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与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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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中国近代外交思想(一)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大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来,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势虚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物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然则,我们若深入研究下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处我们着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义。
&& “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中国古代把国与过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或是“夷务”。
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词，意思是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牛津字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在辞海中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综上所述，纯粹意义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二.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进。
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割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注意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领域内，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一）.中国晚清时期的“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势须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戎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李鸿章还接受了郭嵩焘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礼外交”思想。在郭嵩焘等人看来，“循礼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理.势.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热门要善于适应形势百年化而把握，据理办外交。李鸿章对“循礼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多有发挥。并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强不是蛮夷小邦，对他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就当时的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西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戕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而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演变历程。
1.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思想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治国以礼为首，礼险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中国历代王朝的这种治国的思想，制度，对于中国历代王朝同外国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根据这种思想，中国是礼教之国，非中国臣民都是属于化外之民，都是蛮夷。《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阵脚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篇议论，成为历代统治王朝对待外国关系的总的指导思想。
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开始受到了非常惨重而且具有延续发展性的损害。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关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会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2.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时间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渺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夷务”外交观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粗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连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饿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不如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物的饿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3.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现状而言，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因此导致清朝官员有一种看法就是可进行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就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而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默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过果实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经述及，晚清士人认为喜人在华“图例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权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上午机密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由来。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上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务，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与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显示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架，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
4.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主要运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它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己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国牌，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外交原则在清朝官员中很流行,林则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别主张以此法对付外敌。而李鸿章尤甚，他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然则,他并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未看清。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那样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边式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而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中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止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他所依据的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时间，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曾纪泽也是这一外交原则的主张者。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军事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
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得益于工商而使国势陡增，并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相互隔绝变为互相“联属”。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的残酷现实，迫使中过经世派士绅饭馆到本国的劣势，由此产生了结盟合作的想法。但无论是均势还是结盟理论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9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曾被尝试过，尽管其实际命运并不乐观，但在晚清外交理论思想和实践中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以夷制夷”还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变理论，都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对于清朝廷的冲击,使得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思想理念.战略和原则渐渐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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