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那年的高考，独家的记忆_新消息报_传送门
【独家】那年的高考，独家的记忆
日，《人民日报》一则“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点燃了无数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当年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570万考生走进考场，27万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当年宁夏1156人受益于这一政策，通过高考上了大学。
新消息报记者 陈勇恢复高考四十年大事记●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983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政策实行。●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 的自费生。●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民办大学开始兴起，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30%，甚至50%。●1999年，扩招、实行“3+X”的高考模式、考后填报志愿。●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2001年，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不限。●2003年，实施了20多年的7月高考制度迎来变革，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的7、8、9日。●2007年，山东、宁夏、广东、海南作为全国高中新课改首批实验区，迎来课程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2012年，长达13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走到终点。●2014年，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2015年，全国性加分项目及鼓励类加分项目全部取消，只保留一些扶持性加分项目。●2016年，全国26个省份高考使用统一命题试卷。时间如白驹过隙，40年弹指一挥间。40年来，无数考生度过“魔鬼六月”“黑色七月”，走进精英汇集的大学时代。正如宁夏社科院学者姜歆所说：除了高考，很少有哪种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三四十年还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年年岁岁“考”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宁夏的高考与改革和全国各地一样，“小步走，不停步”，年年稳中有变。40年来，高考制度历经许多变化。无论是考试内容和题型，还是试卷的难度，现在的高考与1977年的高考都不可同日而语。记者注意到，1977年，宁夏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7%，当年全区才录取1156人；而到了2006年，宁夏高考招生录取率近60%；2015年，宁夏高考录取率达到81.3%。2016年底，宁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3.15%，全国平均水平为42.7%，宁夏高出全国0.45个百分点。全区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转变。近年来，宁夏不断推动政策创新，高等教育各项发展指标实现了新跨越。2016年全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2010年提高13%。自治区属普通高校（不含北方民族大学）在校生规模由2006年的8.06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12.84万人，增长59.31%。其中，研究生规模由1768人增加到4016人，增长127.1%。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校生结构也不断优化，其中普通本科生与高职（专科）生比例由2006年的5:5提高到2016年的5.8:4.2，接近全国6：4的平均水平。据了解，2006年，自治区属普通高校有13所，其中本科5所、高职8所；到2016年，自治区属普通高校数量增加到17所，其中本科7所、专科10所。区属高校普通高考招生人数由2006年的2.49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4.22万人，增长69.5%。其中，研究生招生人数由2006年的671人增加到2016年的1573人，增长134.4%，实现了由百人招生规模向千人招生规模的跨越式发展。40年来，一批批考上大学的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初那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给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时代，成为现在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时值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写了高考恢复后宁夏考取大学的一些人，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相关新闻孙涛——从赤脚医生成长为神经外科专家“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让我从农村来到城市，更让我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孙涛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受益人，他感慨，如果没有高考，他也许还在农村，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新消息报记者 邱曦高中毕业 他成了赤脚医生现年60岁的孙涛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969年举家来到宁夏原陶乐县。1975年，他从陶乐中学高中毕业后，成为陶乐县六顷地大队东方红公社的一名知青，当过码头工、挖过渠，后来参加相关培训后做了公社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提起第一次从生死线上救人，孙涛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村里一对夫妻因为家庭琐事吵架后，丈夫外出，回家后发现妻子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旁边放着一个空农药瓶。正在村里巡诊的孙涛得知情况后，背着药箱、骑着自行车立即赶到这位村民家中，给他妻子注射针剂“阿托品”急救，没多久就恢复了意识。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村医得知“阿托品”能救人，照猫画虎为一个摔伤的孩子也注射“阿托品”治疗。这让孙涛感到无助又难过，萌生了学习医学知识改变农村落后医疗状况的想法。那时候，要想学习深造，唯一的办法是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为此，孙涛每天努力表现，做什么事都力争做到最好。他除了每天巡诊外，还利用自身特长进入公社文艺队兼做编剧和演员，写群口词、说唱歌词、相声等。因为才艺突出，后来他从公社文艺队被推荐到县文艺队，经常代表县文艺队到银川演出。恢复高考 他成了大学生“工农群众当上了哎，当了大学生哎……”回忆起恢复高考那一天，孙涛禁不住哼唱起当时电影《决裂》里的插曲《工农当上了大学生》，这首歌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现在还记得曲调。我渴望离开农村到外面学习，有了高考，就不用任何人推荐，可以凭本事考上大学，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了一步。”孙涛从小学习成绩就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对高考充满信心。“从恢复高考到参加考试，仅有一个月复习时间。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当天，我就托人从县城的家里把书带过来。”那时，公社承担了苦水河修公路工程，孙涛作为随队医生进驻工程现场。在苦水河边，他一边工作一边看书。谈起学习，孙涛充满自信：“别的不敢说，但化学课程我绝对厉害，每次模拟考试我都是班上第一，基本是满分。”1977年12月，终于迎来了高考。“高考那天特别冷，我的手都冻僵了。”孙涛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陶乐中学参加考试，坐在靠窗的位置，呼啸的寒风从窗户缝隙吹进来，他拿着笔的手冷得不停哆嗦。不过，试卷发下来后，身体的寒冷被内心的火热驱散，他伸了伸胳膊、搓了搓冻僵的双手，开始答卷。当时在农村，高考录取率特别低，很多同学都报了中专，陶乐县仅有7人考上大学，孙涛就是其中之一。填报志愿时，他在“第一志愿”填了当时的宁夏医学院。“记得张贴榜单那天，家家户户都有人来看，看到谁的名字，就会有人大喊。听到我的名字，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孙涛说，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日子特别难熬，他几乎每天都去大队询问通知书到了没，心早已飞向梦想中的大学。1978年2月，孙涛正在田间干活，远远听到有老乡喊通知书到了。他扔下锄头，连跑几公里路，硬是跑回家里，浑身大汗淋漓。看到桌上的通知书，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将手在衣服上蹭了蹭，这才拿起通知书端详，激动得跳了起来。大学毕业 他成长为医学专家在宁夏医学院就读的5年，孙涛努力学习，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进入当时的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从此，他开始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一线绽放人生魅力。31岁时，孙涛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出国留学，37岁走上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管理岗位，44岁时担任宁夏医学院院长，这一干就是16年。在此期间，宁夏医学院也升格为宁夏医科大学。“我刚到宁医大总院神经外科时，只有15张床位，现在达到180张。十几年间，我将不起眼的神经外科做到了全国知名。”说起事业，孙涛自信又自豪。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等因素限制，神经外科起步晚，技术力量薄弱，为了提高地区医疗水平、改善群众医疗条件，孙涛不但自己情牵西部、扎根宁夏，还长期致力于宁夏神经外科人才的培养工作。作为宁夏神经外科界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孙涛2010年创建了自治区颅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并被列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获得了“973”项目资金200万元。他一手引进、培养、选拔实验室科研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0人、学科带头人6人，获得博士学位6人、在读博士1人、硕士学位21人。有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9名科研人员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支首批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团队，已经成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神经科学人才的培养基地、颅脑疾病研究的科技创新平台。正如王忠诚院士为孙涛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老年神经外科疾病诊治的专著——《老年神经外科》写的序中所述：“本书主编及多数编者系宁夏神经外科医师，他们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值得称赞，也反映了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区域性全面发展。”人物名片 孙涛，河南巩县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宁夏医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委员，宁夏科协副主席，宁夏医学会副会长，宁夏神经外科分会主任，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神经外科等杂志编委。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编学术著作《神经外科与癫痫》《老年神经外科》等5部，参编著作5部。获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19项，其中14项为省部级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杜建录——从同心县“状元”到西夏学研究领军人“要不是恢复高考，有可能我现在还在山里放羊呢……”谈起恢复高考40年这个话题时，我国著名西夏学研究专家、宁夏唯一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杜建录博士感慨万千。
新消息报记者 陈勇靠地图册学完地理课杜建录回忆，他1977年上高中，因为当时高中是两年制，所以1979年就参加了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杜建录当时就读的同心县预旺中学在当地很有名气，学习氛围浓厚。上高中时，他是班长兼校学生会主席，与他学习成绩好有很大关系。因为历史原因，预旺中学有很多老师来自北京、上海，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包括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江之浒老师，所以虽是农村中学，但还是教出不少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江之浒老师非常厉害，学生们非常崇拜他。他从来不让学生死记硬背，都是理解记忆。当我拿到高考语文试卷，古文竟然是江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我们那几届学生的语文功底都比较好，很多学生因为江老师才报考了文科。”杜建录回忆，那时候他的作文经常被江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当然，那时候的学习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杜建录回忆，预旺中学很多课都没有开，也缺少教材，上地理课是靠江老师给的一本《中国地图册》和墙上的世界地图学完的。杜建录说，江老师经常把他找去，让他背《世界地图》，说出各国的首都、物产、河流、山脉、海峡等，并逐一讲解，帮他学完了高中地理。至于外语课，当时没有专门的老师，只是江老师讲授了一学期课，好在当时外语成绩只按20%计入，对升学影响不大，重点还是语数政史地等。当时的学生不比吃穿，只看谁的学习好。杜建录常常是熄灯后还点着煤油灯学习。有时，连煤油灯都没有的情况下，还借着月光读书，学习劲头非常足。乡下中学考出县“状元”当时高考的时间在7月7日至9日，没有送考，也没有家长在考场外等候，杜建录是跟同学一起坐班车赶到同心县城，住在同心中学的学生宿舍里。宿舍就是几排简易平房，房间里除了铺席子的土炕，没有别的寝具。杜建录花了5块钱从供销社买了一条薄线毯，和同学一起合盖。晚上土炕很硬，还有跳蚤让人无法安睡，但他们当时卯足了劲，第二天早上也不觉得困，匆匆吃点自带的干粮，喝一口凉水，就进了考场。考完后，杜建录就回到家乡。夏季正是农忙时节，有一天，他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喇叭响起来，通知他去乡里领取高考录取通知书，很快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知道他考上了大学。县城的电影院墙上公布了当年全县的高考榜单，杜建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1979年同心县状元。预旺中学当年的高考上线考生总数、总成绩均名列同心县第一名，超过县城中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由于当时信息闭塞，杜建录只看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等为数不多的高校招生信息，他的高考志愿也就填了陕西师范大学，最终被录取。后来，杜建录才知道，还有其他著名大学也在宁夏招生，不过让他欣慰的是陕西师范大学也是一所重点大学，为他之后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杜建录印象深刻的是，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去县医院体检，和几位同学去县招待所食堂吃饭。当时县招待所只接待出公差的人员，因为他们考上大学，破例让他们交粮票和现金吃饭。盛菜的大师傅听同学介绍，杜建录是县里的高考状元，还是农村孩子，连说考得好，为村里争了光，还给他多舀了一勺菜。杜建录说，预旺中学还培养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家马鸿儒以及宁夏社科联主席杨占武等一批著名教授、学者，这在宁夏乡村中学里是非常罕见的。西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高考改变了杜建录的人生航向。1983年，杜建录大学毕业后到固原师专（今宁夏师范学院）任教。1992年，因科研成果优异，被宁夏大学引进，专门从事西夏学研究。1999年，教育部启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杜建录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获得博士学位。在学校和自治区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他抓住机遇，积极整合学术队伍，凝炼学科方向，申报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过教育部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2001年3月教育部发文批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由教育部和自治区共同建设，这是宁夏大学第一个国家层面上的研究平台。从此，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和民族学学科建设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此后的十几年里，杜建录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为平台，整合学校相关力量，2006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点，2009年获得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0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史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这是宁夏第一个文科博士点、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第一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011年，以杜建录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被自治区政府批准为“西夏学人才高地”。在杜建录的组织下，2001年-2007年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等20多个单位的专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编纂”，出版17卷20册《中国藏西夏文献》。这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在整个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与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改变了以往研究重点聚焦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状况，大大提升了我国西夏学的国际影响力。人物名片杜建录，教授。先后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自治区“塞上英才”荣誉称号……2013年获自治区“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宁夏大学继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专家。哈若蕙——从小城播音员到宁夏出版业的骄傲日下午6点15分。这是哈若蕙记忆中的一个光点，它闪烁着独特的光芒。那一刻，她从县招办拿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说起高考的意义，哈若蕙也认同“高考改变命运”。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她很可能就在县城的广播站待下去了。大学改变了她的命运，给了她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新消息报记者 倪会智对上大学充满向往1966年，哈若蕙小学毕业。在特殊历史时期，她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上初中时，课上上停停，一晃3年多。到了1969年底，初中毕业时，哈若蕙所在的县城第一中学决定开办高中班。许多同学选择早早参加工作，而哈若蕙不假思索地选择继续上学。高中毕业后，她留在母校做了中学教师。一年后，她到小城近郊的红旗公社李闸渠大队插队，但是一有时间就会拿起书本温习功课，天天盼望着招生推荐。1974年深秋，哈若蕙成了宁夏吴忠师范的一名工农兵学员。1976年，哈若蕙毕业后没有去当中学教师，而是被地区文教局选中筹办“五七大学”。当年10月，哈若蕙从地区教育局“回归”到县广播站成为小城播音员。20岁出头的哈若惠在县城算得上小有名气，她想过不了一两年就该结婚生子了吧，但是大学梦似乎遥遥无期。在广播站工作，很多最新消息都是第一时间得知。日，在值机时，哈若蕙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是一种怎样的兴奋呢？无法形容，就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小城的年轻人奔走相告，摩拳擦掌，两眼散发出从未有过的光芒……盼了6年得偿所愿因为当时“参加工作不满两年者不能报考”的报名限制，哈若蕙没能赶上1977年的高考，失望之余只好鼓足劲头备考下一次考试。备考时，她认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她认为23岁已不适合再去搏击数理化，于是改报文科，数学是她的强项，语文中古典文学的底子虽然薄弱，但是写作能力强，地理、历史、政治大不了从头再学。于是她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借来辅导材料，将知识点编成口诀、顺口溜，反复记诵。师范学校的恩师马复礼，为她辅导功课，开出了古典文学的阅读背诵书目，每天背诵一篇，加强作文写作……终于到了高考的日子。前的头一个晚上，月朗风清，表面的宁静掩饰不住内心的躁动，哈若惠还是大胆地给自己放了假，看了场电影。时隔多年，哈若蕙对参加高考的情境仍记忆犹新。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清晨，准备停当，直奔设在县城小学的考场。坐在靠南偏后的位置，面对着局促狭窄，凹凸不平的桌椅，一屋子你熟他也熟的考友。几天下来，政治顺利，语文前半部分的基础知识题手到擒拿，作文部分出乎意料，不是作文是缩写，有些迟疑，做得忐忑，有种有劲使不上的怅惘。随后的历史、地理，有不大不小的失误，那完全是自己半生不熟的学科知识所致，不会也罢，错也坦然。”让她痛心的是数学考试，也许是太过于自信，以至于“大意失荆州”。“卷子一发，快速流览后，顿时激动难耐。在我眼里，那张考卷上全是做过无数遍的小题，根本难不倒我……就连最后一道几何加试题也用师范老师讲授的‘弦切角’概念解了出来……只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不仅做完了所有的题，还假模假样地检查了一遍，自认无误，但再也无法坐住，起身交卷，在一片愕然中离开了考场。事后，别人来找我对题，才发现自己竟然漏做了那道对数题，用我早早写下的公式，用一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很快解出的对数题。天啊，整整15分啊!紧接着，又发现自己在最简单的幂指数的综合运算上也出了差错……”考试过程中，她感觉大学的大门已向自己敞开，那时的兴奋自不必说；对题之后又是极度的懊悔与失落……这种情绪的过山车，是人生少有的体会。在希望与失望交织的等待中，分数终于公布了。哈若蕙考了366分，全县文科第一，特别是政治考了89分。一个月后，日下午6点15分，哈若惠拿到了上海师范大学（1980年恢复华东师范大学校名）的录取通知书，这张录取通知书，她盼望了整整6年!宁夏出版业的骄傲大学毕业后，哈若蕙在宁夏广播电视大学一干就是17年，她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在三尺讲台上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生命热度，好像要把过去耽误的大好时光再补偿回来。1999年哈若惠从宁夏广播电视大学来到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她的人生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同年秋天，哈若蕙随宁夏人民出版社展团参加了第十三届长沙全国书市。这次书市让她重新认识了出版行业，她意识到一个称职的编辑最重要的是拿得出创意新颖、内涵丰厚的选题。回到银川后，哈若蕙拿出了一整套关于“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策划方案。可是，策划方案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推进，不断出现状况、出现反复，在无助与痛苦中她坚持下来，选题最终正式立项，并成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规划的重点图书项目，历经5年终于圆满结题。事实证明，这套丛书是宁夏人民出版业图书出版结构转型的重要标志，被中外学者热情称誉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印度卷：《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十多年，哈若蕙担任责任编辑的数十本图书都凝聚着她大量心血，也因此有了丰厚的收获。由她担任策划并编辑的《撑起生命的蓝天——空难与我》和《我的岁月我的歌》分别于2002年、2004年获得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从而成为宁夏人民出版社首位一人连续两次获得中国出版界三大奖之一的中国图书奖的人选。人物名片哈若蕙，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联原副主席、巡视员，《朔方》文学杂志原主编。中国作协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出版有文艺评论集《一片冰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主编《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当代卷》(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曹有龙——如果没有高考，我还在种地打工“农村孩子要改变命运，高考是一条重要途径。”曹有龙回忆说：“如果当年我没有充满对大学的向往，没有咬牙坚持一边干农活一边学习，没有多考一门后上了高中，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生活与事业。”
新消息报记者 李奕辰文/图用知识武装头脑便不会被淘汰高考对于曹有龙来说，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幸运的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假若没有高考，用曹有龙自己的话说：“现在可能在种地，也可能在工地打工，好一些或许倒腾点小商品做个小生意。”必然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就像小时候摘枸杞只能看到枸杞有大有小、有圆有扁，有的人吃会流鼻血，有的就不会。可只有上了大学，才知道生物机理、植物代谢对每个生物个体都不一样，慢慢地通过研究，在枸杞领域我才能从微观到宏观有所了解，并着手解决一些问题。”曹有龙认为，农村孩子要改变命运，高考是一条重要途径，“用知识武装头脑，永远不会被社会淘汰。”作为国家枸杞产业战略创新联盟首席专家的曹有龙博士是1983年高考大军的一员。“当年高考，我们班95%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如今大家在各行各业都有所成就，这样的成绩和坚持吃苦密不可分。家境贫困妹妹为我辍学“我出身于农村，从上小学开始除了学习就是干农活，对外界了解很少，上了初中才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也对外界有了向往，但那时最远就去过中宁县城，银川是什么样完全没有概念。”曹有龙回忆，第一次让他对银川、对大学这些概念有了认识，应该是在他初二时，邻居家孩子参加高考考取了宁夏大学，这给了他很大触动，“我也要上大学”成了曹有龙的梦想。那年暑假，上大学的邻居回来了，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邻居口中的银川、宁夏以及百姓生活，甚至于当时位于新市区的电视塔都让他感到神圣而向往。“大学应该是一个非常能锻炼人的地方。”曹有龙思忖，对大学的向往更加迫切。“当时我上初三了，妹妹上初一，我们两个都在鸣沙中学。因为父亲去世早，家中只有母亲一人，既要种地又要供给我们兄妹，七块五毛钱的学费都交不起。权衡之下，最终妹妹辍学回家劳动，让我上学，我必须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家人的付出。”曹有龙回忆。“我记得当时考了政治、数学、语文3门后，成绩已经够上高中了。还剩最后一门时，班主任又让我做决定，如果想第二年再考中专，那剩下的课程就不能再考了，一旦考完就只能上高中。”提起这件事，曹有龙因当年的纠结笑了起来，前面的都考了就剩最后一门不考好像也不好，直到考试铃声响了他才跑进考场。考试结束，曹有龙的成绩出乎意料得好。那年他应该能去县城的中宁中学上学，后来被鸣沙中学强留下来上了高中。每到周末骑自行车回家干农活上了高中，学习没有预想得轻松。新开的物理、化学、数学矩阵等都让他头疼不已，“真是想放弃了，但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曹有龙说，高一班级里，有一半学生是上届的留级生，所以人家听起课来很轻松，做作业都是唰唰就写完了，相较而言，自己学习起来就有些吃力，因此只能把玩耍的时间用来刻苦学习。即使这样，每周六中午放学，曹有龙还要骑上自行车赶回6公里之外的家里，帮母亲打药、除草、给地里淌水直到周日下午6点再骑着自行车回学校。“等回到教室我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但也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老师为此还亲自到家里找我母亲了解情况。”说起曾经的班主任，曹有龙充满感激：“还记得当时老师找到我母亲，说我是个好苗子，不能再这样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了，怕耽误了我的前程。可当时家里条件太糟糕，活还是要干！”就这样，一边帮衬家里一边学习的曹有龙，从第二学期开始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到高二时成绩已经名列班级前茅，最终在高考考场上发挥得游刃有余。尤其是数学试卷最后一道解方程大题，他一口气写下16组答案。考完后，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班主任老师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因为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写了2组或4组答案，最多的也只能解8组。”曹有龙自豪地说。高考成绩超出录取线110分7月高考结束，曹有龙赶回家收小麦。8月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带来好消息，“你考上了！考了360分。”亲戚告诉他，当时录取线只有305分。曹有龙兴冲冲地去学校拿成绩单时，眼前的成绩让他惊呆了：415分，排名中宁县第7名。“高出录取线整整110分，按照现在的录取分数比例，相当于考了600多分，肯定是重点大学啊！”曹有龙很兴奋，但因为当时的眼界所限，周围也没有人能为他填报志愿提供建议，所以面对志愿填报表，他第一个想法是能上大学，第二个就是省钱。“别人都是正着填，我胆小就倒着填。”曹有龙回忆，在普通志愿一栏，他依次写了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大学，在重点志愿他依次写下能管吃管住还发衣服的第四军医大学、能当工程师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北京上海都没敢填，我想着自己从农村来，和植物、粮食打交道多，植物学专业可能好学一点，稀里糊涂填完，没想到过了几天真被四川大学录取了。”曹有龙笑着说，等他毕业时宁夏还专门向四川大学发函要求他和另一位宁夏籍同学回来，最终他被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和枸杞结了缘，也就此成就了他在枸杞领域的卓越建树。人物名片曹有龙，1963年生，宁夏中宁县恩和乡人，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现任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兼任自治区枸杞专家服务团团长、自治区枸杞种植创新与遗传改良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宁夏农林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宁夏生物学会副理事长；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313人才”），宁夏农林科学院生物学科一级学科带头人，入选自治区第三批“塞上英才”。郎伟——大学让你知道人生有诗与远方第一次见到郎伟教授，是在新消息报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读书日活动上，当日郎伟教授不凡的谈吐中透露出的文人风骨让人印象深刻。此次借采访之便，与郎伟教授探讨高考、人文及人生，更是受益匪浅，正如郎伟教授说的：“不上大学，也可以生活，但也许你将经历的是庸长的一生；上了大学，你会亲手推开通往完美人生的窗户，会知道生活不仅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所以，大学对于人生有着启蒙意义。”
新消息报记者
闫晶那年在枣花香中逐梦的少年在采访郎伟教授之前，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三十载，如今桃李遍天下，但打开采访本向他抛出问题时，才知道眼前的这位教授竟然是1980年宁夏高考文科状元，以401分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在当年绝对是学霸。谈起当年的高考，郎伟教授回忆说：“高考那年，我家住在银川市和平新村一座简易的二层小楼里，考试的考场在银川十中二楼中间的某间教室里，依稀记得桌椅简陋，坐的还是长条凳。当时骑自行车去考场得半个小时，路途遥远。我的父亲是一位筑路工程师，母亲是银川市毛巾厂的一位普通女工，因为工作原因，父亲有时一两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母亲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中午放学后得先收拾好炉灶，洗拣好青菜，等母亲下班回来匆忙炒菜吃饭再去上学。高考的那几天也不例外。那时候社会对于高考生的关注度和宠爱度都没有现在这么高，家长正常去上班，学生正常去考试，就像平常的每一天，附近的工地不要求停工，高考路段亦不会封路，社会的平常心反而让考生的心态平和从容。”“那时候的高考还设在7月的7日、8日、9日3天，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黑色7月’。当时文科共考6门，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因为当时的英语教育还不是太普及，所以分数只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我中考是从银川十一中考进银川一中的，而我们那一届的高中其实只上了高一和高二两年，也就是说文理分科一年后就迎来了高考，个中缘由我到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高考那年，5月之后状态就特别好，每天一早起来就能闻到街道上弥漫的沙枣花香，而我也是在这花香里从和平新村一直骑到银川一中，这香味让人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对于文科状元这件事，老师、同学包括我自己都不是特别意外，因为当时的银川一中本来就是重点中学，而我在文科班又是数一数二的领跑者，每次模拟考试都拔得头筹。因为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读书看报，这让我的人文视角和文字功底都有相当的基础，我的作文习作屡屡被当做范文在班里品读。我只能说，那一次高考对于我来说只是平常的几天，平常的一次考试，优异的成绩靠平时的点滴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得来。当时我也想过，如果高考失利我该怎么办？我准备给自己3次机会，如果连考三年都未如愿，那只能说明这条路我走不通。”高考帮你架起通往梦想的桥梁“与前三届的高考相比，我觉得1980年高考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届高考是真正的同龄人之间的竞争，应届生比例达到了90%，这一次决定人生的较量是同龄人之间硬碰硬的比试。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每天下午都是自习课，没有老师监督管教，但是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儿暗暗比拼。这种压力其实是一种适度的紧张感，是战役来临之前严肃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并不是如今高考前夕的那种濒临崩溃的压抑。”“谈起高考题目，大家最热衷讨论的就是每一年的作文题。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材料作文《达芬奇画鸡蛋》，其实就是说练习基本功的重要性。这个题目比起这些年的一些奇葩试题来说算是中规中矩，不难理解也不难写作，但难就难在怎么写出新意，怎么在800字的局限之内写得好，写得妙。我清楚地记得我写的题目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主要内容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应该如何练就自己的基本功，比如丰富的词汇量、多样的修辞方法以及富于变化的写作手法等等。这个题目可以说是让我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作家，所以这个题目我写得十分顺畅，甚至是感觉愉快。”“高考3天匆匆而过，但是相同的考试，不同的分数，有可能造就了迥异的人生。我的意思不是说当年落榜的同学过得有多么不好，甚至他们很多人可能要比我现在的生活富足，我想说的是因为高考，它让我获得了我想拥有的那种人生，那种精神生活极其丰富的人生。高考过后，我如愿以偿地走进心目中的学府，那富饶而多样的大学生活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此后的精神生活，它让我哪怕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依然心灵丰满，不会觉得生活匮乏。它让我知道，生活不仅仅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触之可及的诗与远方。而它也让我与自己的梦想无比接近，我现在是一名文学评论家，这与作家的身份似乎只有一纸之隔。”作为被高考改变了命运的佼佼者，郎伟一直用他特有的方式来反哺社会。郎伟是一位颇具权威且影响深远的文学及文艺评论家，他利用自己所有的闲暇时间撰写文学评论，已发表文章200余篇，近107万字，其中大部分都根植于宁夏本土作家作品。他作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的评委，一直以客观而严谨的专业态度向全国推荐宁夏本土作家和本土作品，不仅为宁夏文学“六棵树”撰写评论，也为很多中短篇小说家的作品撰写评论，这让许许多多的宁夏作家走进了全国读者的视野，也让宁夏中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作为一名从业33年的高等教育专家，郎伟亲授的学生逾千名，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新闻、出版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郎伟始终以培养优秀的、具有人文素质的学者为己任，在每一届的开学典礼上，入学新生都会听到他关于培养“优等公民”的谆谆教诲。在郎伟看来，大学生不仅要专业知识过硬，更要具有温暖人心的人文情怀，一名合格的大学生需要具备优美的人格，在社会中播撒文明而高尚的火种。人物名片 郎伟，曾任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为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文学评论著作《人类重要文学命题》《负重的文学》《写作是为时代作证》等多部作品。文学评论著作《负重的文学》曾获国家级文学大奖——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韩宏——从37名弟子到桃李满天下“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助我实现了教育理想。”6月2日，在固原市一家幼儿园办公室，韩宏向记者讲述恢复高考对他一生的影响。1977年，韩宏与固原当地上千名学子一起参加高考，并在数百名文科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韩宏放弃外出就业机会，选择回到老家从事教育事业。这一干就是几十年，直至退休。
新消息报记者 剡文鑫 文/图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民办教师1975年，韩宏高中毕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只能回到老家，将上学时的意气风发、凌云壮志深埋心底，与父辈一起拿起锄头开始田间耕作。日复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让韩宏逐渐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我当时很迷茫，不知道前途在何方。”韩宏说，从小学到高中，家人全力供养他上学，期盼他能走出黄土地，但一切都戛然而止。幸好，当时村里的高中生并不多，为了能让韩宏学有所用，村里的大队干部建议他做一名民办教师。“刚开始，我对当民办老师还有些抵触情绪，一心只想着干农活帮家人减轻负担。”韩宏说，1976年9月，经不住大队干部多次诚心相邀，他最终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民办老师。这次选择，也为韩宏今后从事教育事业埋下了伏笔。煤油灯下苦读经常被熏黑脸1977年9月，韩宏从事民办老师工作一年了。由于教学有方，他所带的初中班37名学生，在当年参加中考，一半学生被录入高中择优班。看着学生和家长们兴奋的表情，韩宏特别有成就感，也逐渐喜欢上了教师这个行业。就在此时，喜讯传来，高考恢复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韩宏回忆说，当时距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因为学的是文科。离开高中课堂已经两年，很多知识点都淡忘了，所以考试题纲拿到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复习中。那时候点的是煤油灯，韩宏每天晚上到学习到凌晨一两点，休息两三个小时后，再起来接着复习，脸经常被煤烟熏得黑黑的。韩宏说，家人都非常支持他高考，很多农活都不让他干了。凭借高中时扎实的学习基础，1977年12月，韩宏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大考”。高考大军中他是幸运的一员考试的情景，韩宏历历在目。当天，他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在北方冬季凛冽的寒风中，一路从七营镇骑到固原一中考点。“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第14考场。”韩宏回忆说，刚进考场还有些紧张，对能否考好患得患失，等到监考老师把卷子发下来，快速看一遍后，一下子就放心了，试题不是很难。成绩张榜公布后，当年固原县650名文科考生中，韩宏成功进入38名预选名单，而且排在前二十名。可以想象1977年有多少人报考，竞争压力有多大，录取比较有多低，而我就是这里面幸运的一员。”韩宏说。当时，与韩宏一起参加高考的高中往届毕业生中，有的年龄比他大十几岁，有的已结婚生子，离开课堂太久以至于完全忘了高中所学。韩宏高中毕业两年后就参加高考，期间从事民办教师一年，对以前所学也有一定程度巩固，这也是他能金榜题名的重要原因。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执教“进入预选名单后，我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韩宏说，由于没有达到第一和第二志愿的分数线，最终被宁夏大学录取。1978年春天，韩宏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银川。到了大学，当时学校征求学生意见，可以重新选择专业，韩宏还是选择了教育专业。韩宏表示，选择教育专业，也与曾做民办教师有关。韩宏在不知疲倦的学习中，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大学毕业后，韩宏选择回到固原。在行政岗位和教育岗位双选中，他又一次选择了教育。步入学校，走上讲台，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期间，韩宏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被选调到其他部门任职，但他都拒绝了。此后，从代课教师到学校校长，韩宏一直坚守在教育岗位上。“让山区的孩子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上学是最好的途径。”韩宏认为，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要通过自己所学，帮助更多的山区孩子改变命运。教学期间，韩宏兢兢业业，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1993年9月他被自治区劳动人事厅、教育厅评为全区优秀教师；1993年9月荣获宁夏大学首届桃李奖；2001年8月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自治区高中特级教师称号；2008年6月荣获自治区组织部、宣传部、老干部局、人事厅、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2008年9月荣获“宁夏大学建校50周年杰出校友奖”。在固原二中任校长的22年多时间内，韩宏培养了一大批教师，在同固原一中竞争中提升了固原二中的品位，推动了固原高中教育的发展；倡导实施“因材施教”、个性发展，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每年给高校输送数百名新生；德育教育、高中部的贫困生救助工作、初中部的英语实验班和古诗文诵读堪称特色；建立了一流的图书馆，引导师生读书形成了风气。看着自己教的学生一个个考上大学，步入工作岗位，韩宏感到特别骄傲。“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助我实现了教育理想。”现在已经从教育岗位上退休的韩宏，向记者讲述恢复高考对他一生的影响时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后，韩宏又开始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人物名片韩宏，1956年生，固原市人。1977年考入宁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三营中学任教。1983年起任该校副校长。1985年5月调任固原三中校长，1986年8月至2009年2月任固原二中校长。2009年任固原一中工会主席并授课于宁夏教育学院教育教科学学院。2013年2月至2015年8月受聘于青铜峡市一中校长。袁炜——从矿区走出的煤化工专家“是高考让我走出了黄土地和石头山，是家乡给了我更大的发展舞台。”6月2日，袁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的袁炜毅然回到家乡，来到神华宁煤集团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立志把黑乎乎的煤变成液体清洁燃料。在追寻理想的路上，他从未停止脚步。
新消息报记者 李瑞红 文/图母亲缝纫机的哒哒声伴我学习父亲初中毕后进入石炭井矿区成为一名井下矿工，带着家人从黄土地来到了石头山。爷爷奶奶和父亲的7个兄弟姐妹都在老家，父母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的小家，还要把一部分寄回老家，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虽然父母都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有着共识，那就是全力支持孩子考大学，让他们走出大山。袁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对他说的话：“老家比较穷，矿上的工作很辛苦，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只能顶替你父亲去井下干活，你身体瘦弱，又戴着近视眼镜，我们怎么能放心。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将来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母亲朴实的话一直激励着他。袁炜至今还记得，石炭井食堂烘烤的面包里虽然不时能吃出一些鸡蛋壳来，但却是记忆深处最香甜的食物。那时候，父亲为了能多领一个面包，给他补充营养，经常要“多下一个井”。那时，上下井只能靠步行，井下采煤还没有机械化，辛苦又危险，往往“下一个井”就得12个小时。一次，吃饭的时间过了很久，父亲还没回家，袁炜跑到井口去迎父亲。他看到，从井下上来的矿工，个个脸上漆黑，根本看不出谁是谁。这一刻，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父亲的辛苦。母亲为了给他攒学费，白天除了要做选煤楼上的临时工外，晚上还要在家加工工作服。袁炜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家里只有两间房，大点的是父母的卧室兼客厅，小点的三个孩子住。灶台、书桌和缝纫机则并排放在过道的一边。每到夜晚，父亲和弟弟妹妹都睡了。袁炜和母亲则在过道，一个看书，一个加工工作服。在袁炜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比他早睡过，伴随着缝纫机的哒哒声，他每天学习到深夜。通过“三个第一”实现三级跳袁炜从小就喜欢读书，他一直梦想能走出黄土地和石头山，去看看书本里描绘的精彩世界。在他求学的原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中学，师生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最好的一个班，高考升学率达80%。前几届考上北京市大学的校友假期回来，会告诉他关于北京的许多新鲜事儿：北京天安门、故宫、长城……这对袁炜的激励特别大。高考结束后，他把卷子又重新做了一遍，据此估分，并根据前一年的录取分数填报志愿。“儿子，你尽管报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爸妈全力支持你。”听着父母的话，袁炜非常感动，但他也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最终，袁炜报了离家近的兰州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袁炜的心情却非常复杂，同样被兰州大学录取的另一名同学的高考成绩比他低了50分。按照他的分数，完全可以上更好大学。他的遗憾被母亲看在眼里：“你只有继续努力，才会另有天地。”袁炜知道其中的含义，四年大学时光，他都在不懈地学习，最终考上了北京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袁炜讲述了他的“三个第一”。第一次坐火车是去兰州上大学，坐了12个小时的车，他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一次坐地铁去北京读研究生，由于不知道地铁是双向的，竟坐反了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一家企业做研发工作，第一次坐飞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瑞士南部考察，不知道机场要安检差点迟到，最后一个上飞机，狼狈不堪。袁炜说，他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就如这“三个第一”，实现了三级跳。“在宁夏，我就是六百万分之一”硕士毕业后，为给父母分担负担，袁炜没有继续深造。父母希望他去搞科研，袁炜则希望从事技术工作。他留在北京一家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工作。2009年，父亲意外离世，袁炜回宁陪伴母亲5个多月。父亲单位领导和老同事来慰问时告诉他，宁夏组建成立了神华宁煤集团，搞煤化工缺专业技术人才，希望他能留下来。考虑到母亲年龄大了需要照顾，经过慎重思考和实地查看，袁炜觉得这里确实适合自己发展。他决定留下来。有很多同学、同事和朋友不理解：“你在北京工作很顺利，为啥绕一圈又回到银川了？”袁炜说：“除家园情怀外，更多的是家乡给了我更大的舞台。”他说：“如果在北京，我是两千万分之一，我再能干，强过一千万人，也不过是一千万分之一；在宁夏，我就是六百万分之一，只要努力干，就有可能成为一百万分之一，我的价值和贡献在这里要远远大于在北京。而且身为一个宁夏人，我理所当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带着他多年在外打拼获得的“学术资源”，他聚合技术力，想把黑色的煤变成白色的聚丙烯。“中国的发展路线和欧洲完全不一样，国外的配方到中国60%以上不适用。”袁炜说，从德国一家工程公司引进的聚丙烯产品配方，分析、试生产后发现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个配方，灰分高，容易断丝、不能连续化生产，在一些应用领域受到限制。配方重新研发后，成为名牌产品，在同类产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按第二个配方做出来的一次性餐盒，无毒但有味，不能被消费者接受。配方进行改进后，去除了异味。第三个配方做洗衣机内桶料，经过创新研发，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用一吨材料能做出更多产品。就这样，他和他的团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开发、配方研究、结构分析、加工工艺研究，成功开发出6个牌号聚丙稀新产品配方，现在已陆续投产5个，其中3个牌号的产品配方实现大规格的工业化应用。目前的煤制油项目是把煤制成柴油，下一步还将制成汽油、润滑油，“把黑呼呼的煤变成液体清洁燃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袁炜说。人物名片袁炜，1972年出生，1990年从原石炭井矿务局第一中学以高出重点线近70分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4年后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硕士研究生。现在已是神华宁煤集团煤制油化工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的袁炜，前不久获得了首届宁夏创新争先奖。他主持成功研发了6个牌号聚丙烯新产品，已有3个牌号产品实现工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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