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蒂在罗马的地位人的宗教生活中,哪个神的宗教地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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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伊德教:古代不列颠的神秘宗教
10:20 来源:澎湃新闻
人类在大不列颠岛上生活始于约一万年前。古代不列颠人在宗教上有迹可循的历史,或许要从仍像神迹一样矗立在英格兰东南开阔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地带的巨石阵说起。今天的人们往往把这一神秘奇迹与不列颠先民的太阳祭祀活动联系起来,但确切情况已不可考。相对于巨石文明留下来的“无字天书”,铁器时代的“督伊德教”似乎是能够确认的——基督教传入以前不列颠影响最大的神秘宗教。我们能够依据古罗马作家留下的约略记述和不多的考古材料掀开不列颠督伊德教“神秘面纱”的一角,以窥一斑。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早期英国学者常把巨石阵与督伊德教联系在一起。起源公元前800年左右,来自欧洲大陆的铁器文化开始影响到不列颠。伴随着后来凯尔特人的民族迁徙,人们更为熟知的凯尔特文化开始渗透到不列颠。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凯尔特文化是通过凯尔特人的大规模入侵传入的,但这种观点正遭到质疑,更令人接受的观点或许是,小规模的入侵与迁徙给不列颠带来了铁器文明,而这种更高水平的文明会自然地“征服”不列颠落后的青铜文明。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凯尔特文化不断向不列颠各地渗透,至公元前1世纪凯撒率军侵入不列颠时期,凯尔特文化至少在凯尔特人征服和融合的沿海地区广为流行。凯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不列颠岛上生活的人大体有两支,生活在内陆的一支是原住民;另一支生活在沿海地区。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凯尔特人“为了劫掠和战争”,从大陆迁居于此,“打完仗之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下来,并且开始耕种田地”。这一时期,凯尔特人中盛行的宗教——督伊德教(Druid)应是凯尔特不列颠人中宗教的主流。对于督伊德教的基本状况,古典时代的作家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凯撒的著作中都留下了相关的史料。凯旋仪式上的不列颠征服者凯撒。关于“督伊德”之名的起源问题,存在较多争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应与作为督伊德教圣树的“橡树”有关。起源时间也不可考,就目前的史料显示,最早提及“督伊德教”的古典文献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如亚里士多德在《麦基库斯篇》中就提到这一宗教。对于起源的地点,不列颠应是主要起源地之一。凯撒记载高卢的督伊德教传统受到不列颠的强烈影响,如其一年一度的祭司会议制度就是由不列颠传入高卢的。督伊德教传播的范围主要受到古代凯尔特人迁徙的影响,古典作家们提及的督伊德教活跃的地区主要是高卢、爱尔兰和不列颠等地区,后世的考古发现也基本证实了这一点。总之,在基督教传入之前,督伊德教应是不列颠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发展凯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了督伊德教在公元前1世纪的基本活动状况。尽管凯撒的记述主要是以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也提到居住在不列颠滨海地区的凯尔特人“习俗与高卢人没有多大差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凯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发现他的敌人总能从不列颠得到支持,这也反映了海峡两岸的族群应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应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因而,凯撒的记述与其他作家的佐证基本能够反映出这一时期不列颠凯尔特人督伊德教发展的基本状况。首先,督伊德教的宗教组织发展比较完善。根据凯撒的记载,督伊德教存在一个祭司阶层,“专管有关神灵方面的事情,主持公私祀典,以及解释教仪上的问题”。同时,由于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他们还在实际的凯尔特人日常社会生活中充当教师和法官,受到普遍的尊重。在这些祭司周围,聚集了许多凯尔特青年,他们学习文化、习俗和宗教仪礼,成为凯尔特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同时,这些祭司也构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享有免税、免服兵役的权利。其次,凯尔特人的宗教主张也反映在督伊德教的基本教义中,其中,最突出与最基本的信仰是“灵魂不灭”。凯撒的《高卢战记》记载了督伊德教徒“第一要反复论证的信条是灵魂不灭,人的死亡不过是灵魂从一个身躯转入另一个而已”。这一主张尽管并非古代凯尔特人的专属,但其对凯尔特人的影响较之其他民族或许更为深刻,它直接决定了督伊德教徒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正是由于对灵魂不灭的信奉,督伊德教信徒在现世生活中往往表现出“不重今生重来生的”的特征。事实上,督伊德教徒不仅认为这一主张适用于人类,而且对于自然界的万物都是适用的。他们坚信万物有灵,对自然界怀有一种极为虔诚的崇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作为督伊德教象征的橡树被认为是圣树,它们拥有神圣的灵魂,当冬天到来后,长在橡树上的槲寄生依然保持绿色,这被认为是橡树灵魂转移的证明。再次,多神信仰是督伊德教的重要特征。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凯尔特人的神祇主要是各部落的守护神,但随着凯尔特人的流动和相互联合,一些神祇就超越了部落的狭隘范畴,而具有了“泛凯尔特”的性质,这些共同的神包括贝莱诺斯、卡穆洛斯、奥格米奥斯、埃苏斯等。凯撒借用罗马神的名字来称呼在职能上与诸神相近的高卢神祇,可以约略看出,有不同的神掌管战争、工艺、商业、疾病和瘟疫等,在督伊德教诸神如同希腊、罗马诸神“谱系化”的过程中,督伊德教的信仰也日益成熟。最后,督伊德教的宗教礼仪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督伊德祭司的日常祭祀形式是温和而隐秘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对于这种祭祀活动有详细的介绍。祭祀的地点一般选在“神圣”的橡树林中,祭祀时间也具有神性色彩,一般选在一轮新月开始后的第六个晚上,据说,此时是能量的上升阶段,适于与神交流。在祭祀中,督伊德祭司会身穿白色的祭服,用金镰刀割下槲寄生枝条,再用白色衣服包裹。督伊德教最受古罗马时代作家关注和诟病的是其以“人祭”为特征的“献祭”。每当一些重要人物患疾病、部落准备战争或重大的公事活动时,一般会由督伊德祭司主持一场献祭活动。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这种献祭在以“文明”自诩的罗马人看来,非常野蛮和血腥。献祭具体操作流程是:督伊德祭司的助手们用柳条等编制成硕大无朋的人像,把一些活人装进去,然后放到火中烧烤,直至活活烧成灰烬。对于献祭人的选择,凯撒记载说,督伊德教徒认为“如能够用在偷窥、抢劫、或犯别的罪行时被捉住的人作为牺牲作供献,格外能讨好不朽之神,但如果这种人无法提供,便用无辜的人来充数”。1984年,英国柴郡威姆斯洛一带的泥碳沼泽中发现了一具古尸,被称为“林道人”(Lindow Man)。这位被暴力杀害的男性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之间,在其胃里发现了督伊德教的圣物槲寄生的花粉。在学者们对其死因的解释中,一种观点认为他可能死于宗教献祭。18世纪画家根据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述的督伊德教“人祭”场景所绘。督伊德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信仰和基本教义,宗教组织和礼拜仪式也日臻成熟。在不断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督伊德教日益在整个凯尔特人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消亡随着公元1世纪罗马的再次大规模征服及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统治的巩固,督伊德教的传播和发展受到限制。奥古斯都时期,督伊德教的合法地位被取消,至其继任者提比略时期,高卢的督伊德教徒受到残酷迫害,许多教徒甚至被迫害至死。有资料显示,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高卢地区的督伊德教已经基本消亡。不过,根据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载,这一时期不列颠督伊德教仍然盛行。随着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入侵,宗教迫害也接踵而至。公元1世纪后半叶,根据古罗马作家塔西佗在为其岳父所写的传记《阿古利可拉传》中,在罗马大将阿古利可拉任不列颠总督时期,不列颠的督伊德教的最后据点也被征服,督伊德教走向衰亡。威尔士西北的海岛——安格尔西(Anglesey)被认为是督伊德教徒躲避罗马人迫害的最后避难地。近代画家根据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中描绘的场景所绘:罗马士兵在督伊德教最后的避难地安格尔西迫害督伊德教徒。对于罗马帝国实施迫害督伊德教政策的缘由,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一些古典时代作家的文献中得到一个大体的认知:其一,罗马人对凯尔特人文明怀有歧视态度,督伊德教中的一些残酷野蛮行径,如人祭等被罗马人认为是野蛮的。其二,督伊德教是凯尔特人反抗罗马征服和统治的精神武器,即这种信仰“呈现民族主义的倾向”,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和征服,消灭这种凝聚凯尔特人的精神信仰是帝国的必然政策。结合罗马帝国初期在帝国其他地区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后者应是主要原因。确实,从凯撒入侵至不列颠被彻底征服的一个世纪里,不列颠的反罗马运动从未止歇。凯撒入侵后,东南部地区被纳入到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泰晤士河沿岸的一些地方还须向罗马交纳贡金。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有学者推测罗马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有一些督伊德祭司逃到不列颠,他们与不列颠的督伊德祭司联合,在不列颠各部落间宣扬反罗马的敌对思想。的确,督伊德教祭司阶层应是不列颠反罗马运动中的主导力量,他们利用自身的宗教和文化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不列颠凯尔特人的政治,使之倾向于反对罗马的政治和军事压迫。在这一过程中,不列颠的反罗马势力和亲罗马势力也存在较量,而一旦督伊德祭司支持的反罗马一方获得绝对优势,罗马方面一般会应亲罗马一方的恳请亲自干预。事实上,这正是克劳狄皇帝即位后重启征服不列颠事业的重要诱因。当然,在征服的过程中,站在反罗马一方的督伊德祭司自然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不过,当今的一些学者对于罗马征服不列颠前后的诸多历史事实有诸多争论,甚至我们主要依据的古典作家的记载是否属实也值得商榷。正如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中所说:“早先的作者们用健笔华辞所润饰的种种记载仍多系揣想之辞”。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合理的方式去考证和“揣想”这一时期督伊德教发展的基本状况。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英国兴起了一股研究和讨论督伊德教教义的文化运动。19世纪以后,这场文化运动还被赋予了宗教形式。20世纪以来,督伊德教仍然在英国社会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必须指出,现代督伊德教与铁器时代的督伊德教并没有直接联系。现代督伊德教徒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倡导对自然的尊重和崇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与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其“教义”更倾向于是一种哲学或思想流派,而非宗教主张。现代督伊德教徒在巨石阵从事祭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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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
论罗马人的宗教政策宗教之所以能在罗马人当中站稳脚跟,既不是出于恐惧,也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如同任何一个社会那样,罗马也需要一种宗教。先王们对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的关心,丝毫不亚于立法和修筑城墙。我发现,罗马立法者与其他民族的立法者不同,罗马立法者为国家而确立宗教,其他民族则为宗教而建立国家。塔提乌斯和努玛让诸神服务于政治,他们创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被认为极为明智,以至于先王们被驱逐之后,宗教竟然是人民在疯狂地追求自由时唯一不敢摆脱的枷锁。罗马的立法家们创立宗教时,并不想改变人们的习俗,也不是为了订立道德原则,他们丝毫不想为那些刚刚进入社会,因而对自己的社会义务尚无认识的人制造麻烦;他们只有一个总体看法,那就是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百姓对诸神有所畏惧,借此把老百姓引导到他们异想天开的方向去。凡是努玛未曾做过的事,他的继任者们一件也不敢做。人民如今远非从前那样凶残和粗暴,他们能够接受更为严格的纪律。把宗教礼仪所缺的道德原则和规矩增添进去,原本并非难事,可是,罗马的立法者们十分明智,他们意识到这种改革所蕴涵的巨大的风险,因为若是在宗教礼仪中增添道德原则和规矩,那就等于承认宗教有缺陷,默认宗教已经衰老了;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本意是增强宗教的威望,结果却是削弱宗教的威望。▲&罗马维斯塔(灶神)庙罗马人凭借自己的智慧,采用另一种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制定新的法律。人间的机制可以变化,神界的机制应该像诸神那样永远不变。罗马元老院于是任命佩里乌斯为大法官,负责审读努玛死后四百年在一个石匣里发现的这位国王的著作。这位大法官在审读报告中指出,努玛的著作中所规定的宗教礼仪与现今实施的宗教礼仪差异甚大,若是实施努玛制定的宗教礼仪,普通百姓可能心生疑虑,怀疑当今所宗奉的这种宗教的创立者并非早年的立法者,而是女神埃吉里娅。元老院于是通过决议,把努玛的著作付之一炬。▲&《女神埃吉里娅向努玛口述罗马法》乌尔比安·切卡(1885)元老们还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措施,进一步作出规定:未经元老院许可,不得阅读女神埃吉里娅的书籍;只有在重大时刻需要抚慰人民时,方才准许阅读这些书籍。即便如此,也不准对这些书籍作任何诠释,况且这些书籍始终都处于封存状态。由于采取这些明智的措施,狂热分子和反叛分子被解除了武装。未经官员许可,预言家们不得就公共事务发表任何意见,这样一来,他们的预言才能就被置于元老院意志的绝对支配之下。大祭司们的著作对此作出了规定,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这些著作的片断。&波利比乌斯把迷信也视为罗马人胜过其他民族的优越性之一。他说,对智者来说是可笑的事,对愚者来说却是必要的。罗马人民动辄怒气冲天,有必要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束缚他们。预言家和肠卜师们都是信奉异教的怪异人物,可是,我们如果想到,在一种深得民心的宗教中,任何事情都不显得荒诞怪异,那么,这些预言家和占卜师就丝毫也不滑稽可笑。罗马人的轻信可以弥补一切,在他们看来,与人的理性越是相悖的事情越具有神性。一个简单的真理不可能强烈地触动他们,他们需要赞美的对象和神性的朕兆,而这些只有在神奇的事物和可笑的事物中才能找到。国家能否得到拯救竟然取决于母鸡的胃口和牺牲品内脏的位置,这确实荒唐透顶;不过,把这些宗教礼仪引进来的人,对于这些宗教礼仪的长处和短处一清二楚。他们只不过是以正当理由为名,行反对理性之实。▲&两名妇女向女巫询问这种宗教信仰倘若比较合乎理性,聪明人当初或许如同民众一样会上当受骗,人们原本期待这种宗教带来的优越性也就荡然无存。所以,宗教礼仪应该既能维持一些人的迷信,又能进入另一些人的政治,占卜正是如此。元老们见多识广,既明白占卜的荒谬,也深知占卜的用处,于是,天上的决断便在占卜中通过他们的嘴传达出来。西塞罗曾说,占卜师法比乌斯认定的一条规律说出表明,凡有利于共和国的事必有吉兆。他跟马塞路斯的想法相同,他认为,当初因民众的轻信而使占卜师应运而生,但那时对占卜师的使用仅限于对国家有利的事。他认为罗马人与外邦人不同,外邦人无论什么做事情都求助于占卜师,而罗马人则仅仅在事关公众利益时方才求助于占卜师。西塞罗告诉我们,击打在左侧的雷电都是吉兆,唯有公民大会召开时例外。在公民大会召开时,判断朕兆的常规不起作用了,官员们随心所欲地对朕兆的吉凶作出判断,朕兆于是就变成了他们勒在民众脖子上的缰绳。西塞罗还说,为国家作出决定、反召开公民会议、票决法律、审判民众、选举新的官员等事项,均需询问主要公民。此前他还说,圣书中有如下表述:当朱庇特因发怒而打雷时,不应召开公民大会。他指出,官员们作出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中断公民大会提供借口。▲&牲畜献祭此外,对于为祭祀而被杀的牲畜来说,显示的朕兆是吉是凶无关紧要;因为,第一头作为牺牲被杀的牲畜若是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接着就杀第二头、第三头和被叫作“替死鬼”的第四头。埃米利乌斯·保鲁斯想要圆满完成祭祀,不得不接连杀了二十头牲畜,直到杀死了第二十头牲畜时,才在这头牲畜身上发现了有望取胜的朕兆,此时诸神方才息怒。由此而形成的习惯认为,祭牲时后杀的牲畜永远比先杀的价值大。恺撒不像埃米利乌斯·保鲁斯那样有耐心,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杀了几头牲畜后没有发现吉兆,当即以不屑的神情离开祭坛,径直走进元老院。由于官员掌控着预兆,所以他们握有可靠的手段,既能让人民避免一场必定惨败的战争, 也能让人民进行一场定能带来好处的战争。始终跟随军队行动的占卜师们,与其说是诸神旨意的表述者,毋宁说是统帅意志的诠释者,他们总是能够让士兵们充满自信。▲&罗马将领德西乌斯·穆斯讲述诸神赐他的梦万一官兵们因出现了凶兆而心生恐惧,机智的统帅总会将朕兆的含义作另一番解释,把凶兆说成吉兆。西庇阿就是这样,他从战船跳上陆地时不慎跌倒,他机灵地抓起一把泥土,说道:“哦,非洲的土地,我把你抓在手中了!”跌倒本来是个凶兆,但是他却用这句话变凶为吉了。西西里人登舟出征非洲时发生日食,官兵们惊恐万状,想要放弃此次远征,统帅见状对官兵们说道:“日食如果发生在我们登舟之前,那确实是凶兆,可是,事实是日食发生在我们登舟之后,那就只能是非洲人的凶兆了。”他以这番话把令人丧气的朕兆,变成了鼓舞士气的手段。占卜师多次警告恺撒,不要在冬季之前渡海前往非洲,他置若罔闻,敌人因此而获得情报,如果不是因为恺撒行动敏捷,敌人就有足够时间调集兵力。克拉苏在祭牲时无意中将刀子失落在地上,众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凶兆,他却不以为然,安抚众人道:“打起精神来!毕竟我的利剑从未掉在地上。”鲁库拉斯即将对提格兰开战,有人跑来对他说,这一天不是吉日。他回答道:“好极了,我们用胜利来把它变成吉日。”▲&占卜师傲慢者塔克文想要为女神马涅娅举行一些竞技比赛,于是祈求阿波罗降谕,阿波罗含糊其词地回应说,要祭献许许多多脑袋方可。这个迷信而又残忍的君主于是杀死了好几个儿童;但是,布鲁图斯改变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祭献,他祭献的是大蒜头和罂粟头,神谕就这样被执行了,或者说被规避了。死结若是解不开就干脆剪断;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想要进行一场海战,于是把一些神圣的小鸡扔进海里,他说,既然它们不想吃食,那就让它们喝水。将领若不依照预兆行事,有时会受到惩处,这是罗马的一项新政策。主政者希望借此告诉民众,事情没有办成、城市被夺走和作战失利,这些都不是国家机制不佳的后果,也不是共和国国力不强的结果,而是某位公民亵渎神明,招致诸神发怒的后果。▲&《维斯塔贞女的奉献》Alessandro Marchesini (18世纪早期)用这种道理进行说服,进而为民众所信服并不困难,只须进行若干宗教礼仪和祭牲就可以做到。所以,每当城市受到威胁或是遭遇天灾人祸时,总是归咎于因疏于敬奉而触怒了某位神祗。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需要举行祭礼和列队游行,用火把、硫磺和盐水把整个城市化净一次。用作牺牲所牲畜在勒死前被人牵着绕城堡走一圈,这叫绕城祭献礼。有时甚至要对所有陆军和海军都搞一次净化,说是净化后的官兵人人士气重振。大卜师斯凯沃拉和大神学家瓦罗说,许多真事必须不让民众知道,而让他们相信许多假事。圣奥古斯丁说,瓦罗由此发现了国家高官们的全部政治秘密。据圣奥古斯丁的报告说,就是这个斯凯沃拉把诸神分成三类,一类是诗人认定的,一类是哲人认定的,一类是官员即主要公民认定的。既熟读罗马史又多少有点洞察力的人,每一步都能发现我们所说的政策的踪迹。例如, 我们看到,西塞罗时刻都在独自和向众多的朋友忏悔自己的不信神,还在公众面前以异乎寻常的激情谈论弗里斯的不信教。我们看到了克劳狄乌斯蛮横无礼地亵渎善良女神的隐秘,元老院鉴于他不信教而先后作出二十次谴责他的决议,元老院曾经狠狠地打击过他,他向元老院发表一通激情四射的演说,指责元老院鄙视古老的做法和宗教。我们看到,所有公民中最腐败的萨鲁斯特为自己的著作写了一篇序言,其严肃与庄重堪与伽图相比。我若想穷尽所有的实例,决不会像他这样做。尽管官员们自己并未落入宗教陷阱,但不能因此而以为他们根本不信宗教。拉夫·卡德沃斯先生有力地证明,不信教者当中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敬仰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明,民众对他们的崇拜只是一种分享。不信教者在信仰方面比较随便,他们认为,敬奉神明本身与信奉神明显灵没有区别。▲&维纳斯比如,首先,敬奉维纳斯所体现的大自然的消极力量或曰至高无上的神性,是因为她能产生一切;敬奉太阳或最高存在物,因为他给所有植物以生命,以其热能使土地肥沃。所以,斯多葛主义者巴尔布斯在西塞罗的著作中说,“上帝以其本性照看世上一切事物,刻瑞斯以其本性照看大地,尼普顿以其本性照看大海。”如果我们拥有阿斯克勒比阿德编纂的那部名为《一切神学的和谐》的书,我们就能知道得更多。世界灵魂教条几乎被普遍接受,人们把宇宙的每个部分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成员,世界灵魂就散布在每一个有生命的成员中,所以,人们好像可以不加区别地敬奉宇宙的任何部分,信仰似乎应该是任意的,恰如教条一般。由此而萌生了主导不信教世界的宽容和宽和精神。人们绝不会彼此迫害,相互撕打,各种宗教和各种神学各得其所,战争以及宗教争执在那里闻所未闻;只要去神庙敬神,每个公民就都是自家的大祭司。▲&庞贝居民家里的神龛罗马人比希腊人更加宽容,希腊人总是把一切搞糟,人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悲惨的结局。埃及宗教在罗马确实一贯被禁,这是因为埃及宗教缺乏宽容精神,总想唯我独尊,有我无他,把自己建立在其他宗教的碎片上;以至于罗马人一贯秉持的温柔与平和精神,反倒成了他们与埃及宗教不断进行战争的真正原因。元老院下令拆毁供奉埃及神祗的庙宇,据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说,埃米里乌斯·保鲁斯以身作则,带头发难,鼓动受到迷信惊吓的人们。但是,塞拉皮斯和依希丝的祭司们建立这些礼仪的热情极高,远远胜过罗马人禁止这些礼仪的热情。据狄奥说,尽管奥古斯都禁止在罗马采用这些礼仪,可是,当奥古斯都不在罗马时,负责掌管罗马全城的阿格里帕却不得不重申禁令。在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中可以读到,元老院不得不多次颁布决定,把埃及宗教逐出罗马。应该指出,罗马人分不清犹太人和埃及人,恰如他们分不清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埃及人的宗教和基督教长期被视为犹太教的两个分支,并与犹太教一起受到罗马人的仇恨、卑视和迫害。罗马废除埃及宗教礼仪的法令,总是把犹太教礼仪包括在内。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在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的传记中都是这样记述的。更为明显的事实是,史学家们从未把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信仰区分开来。▲&塞拉皮斯哈德良时期的错误似乎始终未能得到纠正,这一点在这位皇帝从埃及写给执政官塞维亚努斯的信中看得很清楚:“所有崇拜塞拉皮斯的埃及人都是基督教徒,就连那些被称作主教的人也都信奉塞拉皮斯。无论是犹太人、王子、犹太教堂、撒玛利亚人、基督教教士、数学家、卜师、洗浴者,不信仰塞拉皮斯的人一个也没有。犹太人的教士不加区别地既崇敬塞拉皮斯, 也崇敬耶稣基督。对于这些人来说,塞拉皮斯就是上帝,基督徒的上帝,犹太人的上帝,所有各族人民的上帝,此外再无别的上帝。”竟然把这三种宗教混做一团,还有比这更加糊涂的观念吗?埃及人的教士属于特殊人群,由民众供养,由此产生了诸多不便:国家的所有财富被一群人吞噬,他们永远只收入,不偿还,声色不动地把一切都弄到自己这边来。衣食无忧的埃及教士们无所事事,在闲逸中消磨时光,唯有闲逸带来的恶习能让他们走出闲逸;他们稀里糊涂、焦虑不安、殷勤谄媚;他们沾染了这些毛病之后就变得非常危险。总之,这是一群怪物,其利益与国家利益毫不相干;谁制造这个怪物,谁就在社会中播下了不和与内战的种子。罗马不是这样,罗马人把教士这个职务变为民事职务,占卜师和大祭司都是官员,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都是元老院的成员,因此,他们没有不同于元老院的利益。他们非但不会利用迷信欺诈共和国,反而有效地借助迷信支持共和国。西塞罗说:“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前的国王和后来接替国王的官员都具有双重身份,都借助宗教权威执掌国家权力。”双头执政者执掌着圣事,十五掌礼官照看宗教仪式,保管女预言家的书籍,也就是过去十大执政官和双头执政官所作的那些事。每当元老院命令他们向神谕传达者进行咨询时,他们都遵照执行,然后提出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同时也是负责执行女预言家在书籍中提出的所要求的官员,他们还要组织世俗竞技比赛,借此让所有宗教仪式都经由官员之手来完成。罗马的诸王负有一种圣职,某些宗教仪式只能由他们来主持完成。几位塔克文被赶下台后,有人担心人民会发现宗教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设立一种官职,叫做祭典王,这位官员在祭祀中担当过去由国王担当的角色,他的妻子则被称作祭典王后。这是罗马所保留的王政时期的唯一遗存。罗马人的一个长处是他们的立法者是最睿智的君主,世俗历史从未谈及这一点。这位伟大的君主在他在位期间,竭尽全力实现正义和公正。他不仅让他的臣民感受到他宽松政策,也让他的邻国感受到这一点。他建立了祭司团,团员都是祭司,没有他们的参与,媾和与开战都不可能。▲&古罗马祭司像(约公元250-260年)这些祭司团员在与某个民族媾和时使用的若干誓言格式一直流传至今。一位祭司团员在罗马与阿尔巴媾和时的讲话,保存在李维的著作中:“如果罗马人民通过公开讨论或是借由欺骗手段,率先违背誓言,请朱比特击打他们,就像击打在他掌控下的猪一样。”言毕,他立即用石头把那头猪击倒。开战之前,派出一位祭司团员到给共和国造成损害的那个国家去表示不满。他给他们留下一段时间相互商量,以便找出重建良好关系的办法来;如果对方对于调整彼此关系不热心,这位祭祀团员就立即掉头,离开这个不地道的国家,告辞之前要向对方援引两位天神和两位地狱之神;直到此时,元老院只是下令做它认为正确和虔诚的事。所以,凡是发生战争,从来都不是仓卒之间发生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开战的。罗马人的宗教政策在他们获得胜利之时发展得更好。倘若当初迷信被听取,胜利者的诸神早已被送到战败者那里,战败者的庙宇早已被推倒;通过建立新的宗教信仰,战败者早已被置于比原先更加悲惨的被奴役地位。▲&罗马十二主神(Dii Consentes)不过,罗马人的实际作为要好得多,他们主动信奉外邦的神明,并把外邦的神明接纳到自己内部来,借助这人与人之间种最强大的联系,罗马与各族人民联接在一起,在外邦人眼里,罗马是宗教神坛的坛主,而不是世界的主人。不过,为了不增加神的数量,罗马人以希腊人的榜样,巧妙地把外邦的神与他们自己的神融为一体,如果他们在征服战争中发现某个神与罗马人所崇敬的神有某个相似之处,他们就崇敬他,同时用一位罗马神的名字来称呼他,与此同时,如果我敢这样说的话,罗马人还赋予这位神以罗马市民权。所以,当他们发现,某位著名的英雄将某个妖魔从国土上清除去,或是征服了某个野蛮民族时,他们立即赋予此人以赫丘利的美名,塔西佗说:“我们一直打到了大西洋,在那里找到了赫丘利之柱,或许赫丘利确实到过那里,或许是我们把一切与他的光荣相称的东西,一股脑儿都记在他的名下了”。据瓦罗统计,驯服这些妖怪的人有四十四位,而依据西塞罗的统计只有六位、二十二位缪斯、五个太阳、四个火神、五个墨丘利、四个阿波罗、三个朱庇特。尤塞比乌斯走得更远,据他统计,有多少民众就有多少朱庇特。严格地说,除了共和国之神,罗马人没有别的神,他们不大在意他们在神话中造成的混乱和混淆。人民的轻信始终超越可笑和怪诞,一切因此而得到弥补。《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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