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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珊瑚乡上珊瑚村梦宏居：毛泽东三到才溪的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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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县珊瑚乡上珊瑚村梦宏居：毛泽东到才溪的住地
　　上杭县珊瑚乡上珊瑚村溪背有座“梦宏居”，坐落在著名的圆通山脚下，是胡梦甲之别墅，2010年7月被上杭县列为第九批县级文保单位。
　　梦宏居建于1903年，占地面积一万余平方米，整个建筑有三栋厅堂六摆横屋，大厅正中有“梦宏居”烫金匾牌一块，大门面向紫金山顶，门框上有“溪山聚秀”石牌，旁边有石刻对联，“系由安定文宗第，族起晋陵吏部家”。此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冬暖夏凉，主厅宽敞明亮，中厅上方雕梁画栋，地板用红糖、糯米粉、细砂、石灰凝合而成，光亮、坚固、防潮。整个建筑伟宇雄浑，气势磅礴，门前月塘拱照，小溪环绕，景色秀丽。“梦宏居”曾是红军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在此居住过。
　　1929年3月，红四军进入闽西，开创革命根据地。短时间里在长汀、上杭、连城、龙岩、永定、武平六县纵横300多里，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当年红军在“梦宏居”留下了两首墙头山歌和80多条标语，现在仍依稀可辨。如：
　　《告白军士兵歌》（四川调）
　　白军士兵你来听，你们都是穷苦人，无职业，才去当兵，哎哟，无职业才去当兵。
　　你们当兵有几年，身上仍然无文钱，生活上，苦不堪言，哎哟，生活上苦不堪言。
　　《欢送白军歌 》
　　（一）欢送白军弟兄们，当兵要当工农军；
　　（二）欢送白军弟兄们，贫农阶级要认清；
　　（三）欢送白军弟兄们，千万苦楚已受尽；
　　（四）欢送白军弟兄们，军阀压迫真恨心；
　　（五）不杀白军弟兄们，只杀军阀与豪绅；
　　（六）害人阶级国民党，穷人阶级工农兵；
　　（七）只有分田是出路，回去赶快把田分；
　　（八）回去□□士兵□，拖枪再来当红军。
　　墙上除歌谣外，还有“扩大铁的红军”，“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不卖粮食给白军”等标语。标语的旁边都书有红军部队番号落款。这些标语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的百姓语言，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因而广泛流传。
　　据介绍，1929年、1933年，红四军曾在梦宏居驻扎，二楼曾是红军学校。厢房门板上书有“红十二军政治部”、“军需处”，在右厢房二楼西墙上留有“第一课：红军好，工农当红军”字样，还发现红军在厢房向东的门楣上留下的一副对联，联曰：“工农红军呱呱叫，军事政治都学到”，可见当年红军在紧张的战斗之余仍坚持政治学习。据上杭县湖洋乡新山村的失散红军温同芳回忆，他曾于1933年上半年随红军到珊瑚乡千家村驻扎半年多，住在大屋里，吃的是地瓜等干粮，白天坚持军事训练，晚上点松明火学习政治理论，每天早上集合唱红军歌曲。
　　1930年6月、1932年6月、1933年11月, 毛泽东曾先后三次亲临才溪，进行社会调查。三次去才溪，三次都经过珊瑚，并住在“梦宏居”上厅左厢房，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看到毛泽东用过的一张书桌，桌上有墨水痕迹，有巴掌大，形似一只奋飞的鸟儿。毛泽东在珊瑚乡千家村到田间和群众同劳动，夜里走家串户，探望烈军属，访贫问苦，在此毛泽东亲笔起草许多革命文稿。但本地村民不会讲普通话，难以沟通，后面转移到才溪完成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据房屋主人蓝五妹介绍，三次毛泽东从长汀经过官庄至珊瑚千家村，然后渡过汀江栗子湖抄近路去才溪。蓝五妹的丈夫胡万锋能说会写，由他给毛泽东带路前往才溪。据现年93岁老人陈官生（当年的儿童团）回忆，当年的古田会议原定就在“梦宏居”召开，懂军事的林彪提出此地四周群山环抱，武平的中堡、武北当时是白区，万一出事被包围会成“瓮中之鳖”。古田地理位置优越，向大池、小池及龙岩方向撤退很顺畅，出于安全考虑，改为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文章欣赏：梦宏居旧事
　　□ 胡和春
　　我的家乡在很偏很穷的小山村，住着六七千人，名字很好听叫“珊瑚”。我老屋的名字也取得很好，叫“梦宏居”。有好事者问我，名字这么时髦是不是刚刚取的？我说，不是的，老屋的奠基者胡梦甲，以“梦”取名。
　　梦宏居建于1903年，占地面积一万余平方米，整个建筑有三栋厅堂六摆横屋，大厅正中有“梦宏居”烫金匾牌一块，大门面向紫金山顶，门框上有“溪山聚秀”石牌，旁边有石刻对联，“系由安定文宗第，族起晋陵吏部家”。此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冬暖夏凉，主厅宽敞明亮，中厅上方雕梁画栋，地板用红糖、糯米粉、细砂、石灰凝合而成，光亮、坚固、防潮。整个建筑伟宇雄浑，气势磅礴，门前月塘拱照，小溪环绕，景色秀丽。老屋后山栽满了树，夏天绿荫一片，也是鸟儿的天堂。我从出生到参加工作、结婚典礼，都在这个老院子里，老屋也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几经修补，成为我童年的摇篮。我记得老屋住了二十几户人家200多人。小时候，大厅有二三十个小孩，在十几个老婆婆、老公公的招抚下嘻嘻哈哈翻滚摸爬。那时候谁家办喜事，小孩子们很高兴，可以在厅堂吃两三天米饭配猪肉豆腐，但男女老少爱泻肚，争夺茅坑的人很多。死了老人，乌黑棺材摆在大厅右侧，小孩子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吱声。
　　老屋只是普通的客家厅堂，没有悬挂匾牌字画，不过四周墙壁上涂满了字。饥荒年代屋里的人天天吃地瓜、野菜，谁也不会去看墙上写了什么字。改革开放后，大家日子好过了，吃饱喝足后发现是红军写的标语。一传出去，电视台、报社文人墨客相继报道，博物馆忙着来挂牌，政府立碑“文物保护单位”，村干部叫房子主人要注意火烛不要把房子烧掉了。这些年我也年过半百，比较会怀旧，爱邀着亲朋好友回去泡泡茶，喝喝小酒。这个年纪看的不是一砖一瓦了，而是关注老屋的一些文化内涵。我注意到当年红军在“梦宏居”留下了两首墙头山歌和80多条标语，现在仍依稀可辨。有首题为《告白军士兵歌》（四川调）：白军士兵你来听，你们都是穷苦人，无职业，才去当兵，哎哟，无职业才去当兵。你们当兵有几年，身上仍然无文钱，生活上，苦不堪言，哎哟，生活上苦不堪言。还有一首《欢送白军歌》：（一）欢送白军弟兄们，当兵要当工农军；（二）欢送白军弟兄们，贫农阶级要认清；（三）欢送白军弟兄们，千万苦楚已受尽；（四）欢送白军弟兄们，军阀压迫真恨心；（五）不杀白军弟兄们，只杀军阀与豪绅；（六）害人阶级国民党，穷人阶级工农兵；（七）只有分田是出路，回去赶快把田分；（八）回去□□士兵□，拖枪再来当红军。墙上除歌谣外，还有“扩大铁的红军”，“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不卖粮食给白军”等标语。标语的旁边都书有红军部队番号落款。这些标语使用了非常口语化、大众化的百姓语言，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因而广泛流传。墙上红军留下的墨宝共同为这沉睡着的老屋添上更陈旧的元素。
　　梦宏居我了解的人和事不多。据传，当年新居落成后，一个风水先生在梦宏居住了三年，有一次因为调戏一个漂亮的丫鬟，就被族长赶走了……三十年代“梦宏居”曾是红军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均在此居住过。厢房门板上书有“红十二军政治部”、“军需处”，在右厢房二楼西墙上留有“第一课：红军好，工农当红军”字样，还发现红军在厢房向东的门楣上留下的一副对联，联曰：“工农红军呱呱叫，军事政治都学到”。据上杭县湖洋乡新山村的失散红军温同芳回忆，他曾于1933年上半年随红军到珊瑚乡千家村驻扎半年多，住在大屋里，吃的是地瓜等干粮，白天坚持军事训练，晚上点松明火学习政治理论，每天早上集合唱红军歌曲。老婆婆蓝五妹跟我说过，毛主席三次去才溪，三次都经过珊瑚，并住在上厅左厢房。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看到毛泽东用过的一张书桌，桌上有墨水痕迹，有巴掌大，形似一只奋飞的鸟儿。那时候毛泽东在千家村到田间和群众同劳动，夜里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在此毛泽东亲笔起草许多文稿。但本地村民不会讲普通话，难以沟通，后面转移到才溪完成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
　　如今，我时时站在老屋的门口，打量着这一屋子的春秋，想着那些早已随风飘逝的平常小事。流转的思绪，如泉涌般，浸淹了我的心骸！
　　我家的老屋，作为历史的见证，我总以它为傲。现在，住在老屋的人一家家搬走，她越来越孤独了。我想老了会回去陪伴她。
　　珊瑚乡：梦宏居现存大量红军标语
　　珊瑚乡上珊瑚村有一座酷似古田会址的古建筑――梦宏居。梦宏居始建于1903年，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坐西北朝东南，砖木结构，用材硕大，雕梁画栋，是上杭客家民居的典型实例。
　　梦宏居主座上、中、下厅两侧墙壁上都留有大量红军标语。据介绍，1933年春天，红军从长汀沿汀江而下来到珊瑚千家村，在这里驻军半年之久。当时，驻扎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白天坚持军事训练，晚上点松明火学习政治理论，每天早上集合唱红军歌曲。在墙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扩大革命战争！努力向外发展！”“扩大铁的红军！”等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高昂的革命斗志；“欢送白军弟兄歌”、“告白军士兵歌”等墙头歌则充分反映了红军战士丰富的斗争艺术。据了解，梦宏居已于2011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采访中，房屋的主人也告诉记者，他们会努力保护好梦宏居，保护好这些红军标语，让子孙后代记住那段光辉的岁月。（
　　梦宏居的标语
梦宏居外景
　　口李迎春
　　梦宏居就是一栋老建筑，1903年建成至今已有一个世纪。胡氏家庭以梦为信念，筑起动荡岁月中的安澜一片，庇护着她的子孙繁衍昌盛。
　　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未被解构成的最后影像。之后不久，清王朝轰然倒塌，民国来了，新思潮新做法如飓风随形，大山之中的梦宏居基本还能保持它原有秩序。但很快，革命风潮浪起云涌，北伐军来了，红四军来了，还有数不清的地方部队来了又走，梦宏居的梦在不断破碎，最后只能在社会变革中风吹云散。
　　来到下珊瑚，向梦宏居走去，半月池边，苍翠的绿荫下，古老的青砖黑瓦如一袭长衫安稳地立在那里。在嘈杂的人群里，它始终沉默不语，能看见的都让你见，你不知道的任你猜测。每个人都试图解读你的百年，你根本不用发笑，就知道这是一句多么浅薄的狂言。
　　外墙的青砖上，高高地刷着“扩大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红军学校”等字样。这是谁刷的?什么时间?红军学校是哪个红军学校?我们注意到在闽西境内的红军学校，即为彭杨军校第三分校，前身就是红四军随营学校，于1930年初改名为福建红军学校。彭杨军校第三分校自1930年底改名后，仅一年时间就迁到江西瑞金，与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那么，留在梦宏居里的红军学校是不是这所彭杨军事学校呢?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除了彭杨军事学校，各部队之间也可能会有随营学校训练红军。
　　屋内，留下了大量红军标语墨迹。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还只是三十年左右的房子怎样被刷上一条条充满革命与激情的战斗口号。放眼望去，一幅幅宣传标语将历史一下推到了面前:“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及满州新政府!”“不卖粮食给白军红军火对宣”“不替白军带路”“白军士兵们，你们替军阀进攻革命，于你们到底有什么好处红军火对宣”“全国群众动员起来，实行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十二军政治部”，甚至还有配上简谱的《欢送白军弟兄歌》。
　　由于手头资料不够齐全，仅从目之所及和当时形势判断，我认为梦宏居里有可能来过这样一些红军队伍:一是1929年六七月间，红四军第一纵队在司令员林彪的带领下分兵在杭永边的坎市、合溪、丰稔、蓝溪、庐丰、安乡、湖洋、寨背、千家村、官庄、回龙和才溪等地。很明确，红四军一纵队在这时领导了千家村的农民暴动，至于来的领导有谁还有待考证。此外，我还注意到一纵队分兵活动时并没有打着红四军一纵队的番号，而都称游击队，这样与墙上标语只有简单的“红军火对(这两个字存疑)宣”等字样是否有些接近?二是1931年8月间，红军新十二军从回龙随汀江而下，与彭杨军事学校第三分校学员向上杭东部庐丰等地进攻，此时新十二军和彭杨军事学校学员是否到过梦宏居?三是1932年2月红十二军复克武平县城和上杭县城期间，是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第四次反“围剿”到来之前，这一时期红军有可能在梦宏居活动，也有可能随营的红军学校举行一些训练课目。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支队伍，那就是毛泽东是否曾在梦宏居停留。我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1930年6月初，当时毛泽东从江西寻邬经武平、千家村到才溪，稍后到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经过千家村时，毛泽东是有可能住在梦宏居的。
　　从梦宏居的标语上看，体现出比较特殊的地域性，即珊瑚(千家村)在苏区时期经常用处于红白区域的边缘，较之才溪等地稳定的苏区而言，很多标语就是直接刷给国民党的官兵看的，也有直接教育民众不能对国民党军做什么(如不能卖粮食、不能带路等)，甚至也还有出现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内容。
　　梦宏居的标语斑驳陆离，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料进行考证。这一处处梦一般的墨迹留痕，究竟给予了我们多少信息与启示?
　　把岁月老成了相思，我在这里等你，你会御风驾鸾而来吗？
　　珊瑚百尺珠千斛
　　□ 熊永富
　　生长在海里的珊瑚是美丽而珍贵的，在唐诗、宋词里描写海里珊瑚的诗句有很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歌阑赏尽珊瑚树，情厚重斟琥珀杯”“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其中还不乏借珊瑚寄托情思，“ 谩重记、罗浮梦觉，步芳影、如宿杏花村。一树珊瑚淡月，独照黄昏。”淡雅的相思与绵长的孤独溢满词间，读着这些诗句感伤的格调占据你的心灵。“秦王龙剑燕后琴，珊瑚宝匣镂双心”“何以表劳思，东海珊瑚枝”写得又是一种心境。生长在海底的珊瑚竟勾起诗人如此的情思，可见在航海还不发达的唐宋时期，珊瑚或高洁的品质或艳丽的色彩已为人们所喜欢，有的成为情人寄托情思的信物，有的作为礼物赠送友人，表情达意，“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读古人的诗文，体会这些饱含感情的文字触摸他们温暖的灵魂，那些遥远的生命气息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徐徐展来，像是一幅画山水画。这是一种难得的快意和美好。多年前一个秋雨频至的午夜，我在离海遥远的闽西小城读着这些诗句，心中对珊瑚的印象不断被强化，加深。
　　美好的事物是“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当珊瑚走出大海的时候，那种光芒更加耀眼夺目，让人赏心悦目。而珊瑚的美好又一次被人发现，并把它作为一个村庄的名字而写入了客家人记忆，那就是珊瑚乡了。在一个美好的日子，带着对珊瑚的美好憧憬，我走进了青山四野，葱郁连绵的珊瑚乡，品读着这个淡水盈盈，青山苍翠名叫珊瑚的村庄。这里距海遥远，不产珊瑚，却把珊瑚用作了自己的名字，这里没有大海的蓝，却有青山绿水，有着珊瑚一样的美丽。
　　珊瑚乡的美是完全把自己置身在汀江边上的绿色世界里。汀江水从绕着她的东面大门昂然而过，像嫦娥挥动的轻柔广绣，横卧于青山之下，衬托出珊瑚的秀美与恬静，又像一个多情的女子，头也不回地去赶赴杭川顾盼回眸的约会去了。而珊瑚这个面积只有43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八千的小乡镇，却因了汀江而变得清新柔美起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随处可见。明代的九一和尚隐居珊瑚圆通山发出了“渊明到此应惊羡”的感叹。
　　珊瑚乡的美来自于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珊瑚村原来叫“千家村”，这里长期聚居着客家“陈胡雷林梁，王罗朱潘石，饶华张周郭”等十五姓上千户以上的人家，因名为“千家村”。一直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千家村才改名为珊瑚村。这要从一个叫胡广的出生开始说起。据胡氏族谱记载，胡广又名胡月广，字光太，号彦博，出生于明朝永乐乙亥年间。他天资聪颖，自幼喜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能过目成诵。到了入私塾的年龄，他又负笈“爱溪书屋”，师从陈秀才。终不负众望，十八岁中了秀才，十三年之后又高中举人，且以明经通儒成为名震江南的饱学之士，后成为海丰知县。康熙版《上杭县志》记载“胡广，字光太，平安里人，历任海丰知县。”
　　明嘉靖版《惠州府志》载“胡侯，名广，字彦博，有为有条，治民神政。”胡广来到海丰县，“兴言教，敦教化”“劳心焦思”，修建儒学，使教化蔚然，“师生得优游于采芹，来歌弦诵之声洋洋盈耳，礼让之风，行浇漓之。”胡知县还“体恤民情，恩泽似海”，经过胡广的励精图治，三年后，海丰百姓安居乐业，饱食无忧。明成化十年（1474年）升任为沔阳知州。然而胡月广年事渐高，任知州不到一年就告老还乡，当地官员、百姓苦苦挽留，但胡广归意已决。于是，珊瑚流传着胡广的更多传说，说胡广告老还乡时，海丰当地万人空巷，百店歇业，十里相送胡广，并捧上一盆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产――珊瑚赠与两袖清风的胡广，寓意胡广的品格像珊瑚那样洁白无瑕、晶莹美好，家乡父老乡亲深为感动，在族长的提议下，村名由“千家”改称“珊瑚”，沿用至今。
　　珊瑚，这个生活在海底的软体到动，形象像树枝，颜色鲜艳美丽，可以做装饰品。宝石级珊瑚为红色、粉红色、橙红色。但是，珊瑚对其生长环境的反应很敏感，它适宜生长在25～30℃的水温、27～48的盐度以及20米水深以内的热带亚热带浅海地区，并要求有不断扰动但又不激烈而较清晰的海水，这样才能为珊瑚提供丰富的养料和氧，并带走排泄的废物。珊瑚对环境品质的要求很严格，也对环境的改变非常敏感，在评估环境污染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指针生物。只有良好的海洋环境才能养育出美丽珊瑚。无怪乎，它会成为一个意象被历代的诗人写入诗行，成了民众心中美好心灵的化物，用于寄语心声。
　　如果胡广受赠海丰珊瑚真有其事，那是“千家村”的荣幸。珊瑚百尺珠千斛，难换胡候一片心。一树珊瑚彰表了一代清官，也成就了一个村庄。一个和海毫不相关的内陆山川，却用一个来自遥远海域的美丽珊瑚来命名，其中的意义除了彰表之外，在提倡物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想它还有另一番内涵。珊瑚人像呵护大海的馈赠一样呵护着这里的山水，努力把珊瑚打造成“山青、水秀、清洁、舒适、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生态型高优农业区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清新的横滩水源地，和谐的生态，原生态的圆通山，以及澄澈明净的杨梅水库都在昭示珊瑚的美丽和珊瑚人像珊瑚一样的情怀。
　　珊瑚乡“梦宏居”红军标语书写时间探析
　　□林汉扬
　　坐落于上杭县珊瑚乡上珊瑚村溪背的“梦宏居”，是一座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古民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梦宏居”曾为红军驻地，在其大厅、厢房、横屋等处，红军书写了四五十条标语。少数标语署有“红军第四军”“十二军政治部”等落款，说明这些标语分别由红四军、红十二军所书写。然而，所有标语均未署书写时间。
　　据有关史料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领袖和将士共五次到珊瑚。
　　1929年红四军“七月分兵”时，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良，率部到千家村（今上珊瑚、下珊瑚村，下同），住在下坊祠堂等处，住了六七天。此次红军到珊瑚，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暴动。该支队在珊瑚期间，曾支持发动“六三暴动”，在坪埔岗召开群众大会，枪毙恶棍陈如珠等人。“梦宏居”大厅左墙署有“红军第四军”字样，说明该支队可能书写如“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土豪分田地”“拥护苏维埃政府”“扩大红军”等标语。
　　1929年11月中旬，红四军出击东江失利后，朱德等率红四军经广东平远县返回闽西，17日经武平十方高梧到千家村。此次红军返回闽西，主要任务是迅速传达中央“九月来信”（9月28日中共中央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统一思想认识。18日，朱德、陈毅在上杭官庄鹧鸪坪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由于时间紧迫，此次红军书写标语的可能性很小。
　　日，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开展社会调查后，带一个警卫连，经武平袁畲、中堡到千家村，晚在溪背宿营，第二天经栗子湖渡过汀江往才溪。因逗留时间短，警卫连的性质任务特殊，此次红军书写标语的可能性也很小。
　　1932年５月29日，毛泽东在漳州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要红军东路军开赴赣南同侵入的粤军作战。6月6日，毛泽东、叶剑英率红军东路军回师赣南途中从才溪经栗子湖到千家村。6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等在上杭官庄召开红军东路军总司令部会议。从部队面临任务的紧急程度和逗留时间分析，此次红军书写标语的可能性亦很小。
　　1932年2月下旬红十二军克复武平、上杭后，军长罗炳辉率部在千家村休整，驻扎15天左右。从标语内容的历史背景看，“梦宏居”大量标语是红十二军在千家村休整时所书写。
　　1931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到兴国县城岗乡观察地形，准备在这一带打好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二仗，并应邀为乡党支部经常开会的书院大门写了“主义尊马列，政权归工农”这副对联。这说明，“梦宏居”中“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这条标语，书写时间应为1931年7月之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内，东北沦陷。日本扶植“满洲政府”。中国人民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梦宏居”内“拥护对日作战”“全国群众动员起来，实行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标语，书写时间应为1931年9月之后。“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及满洲新政府”“推翻满洲政府”等标语，书写时间最早为1932年3月。
　　1930年12月，在南昌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将张贞部的番号改称陆军第四十九师，张贞任师长。南京政府为利用张贞进攻红军，任命张贞兼福建“剿匪”司令，张贞多次参加“围剿”闽西苏区和红军。1932年3月，蒋介石任命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1932年，钟绍葵投靠广东军阀陈济棠，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新编独立第一旅，钟任旅长，成为割据闽西的主要势力。钟绍葵多次率部进攻武北、武西苏区，攻打工农武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苏区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梦宏居”内“打倒张贞”“消灭广东军阀”“消灭广东军阀陈济堂（棠）”“打倒钟少（绍）奎（葵）”等标语，书写时间应该为1932年3月。
　　日，中共临时中央通过《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该“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看，红军书写“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标语，应该属于宣传贯彻中央的决议，时间应该在1932年1月之后。
　　此外，“梦宏居”红军标语还有《告白军士兵歌》《欢送白军弟兄歌》和“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红军不杀白军士兵”“白军士兵们，你们替军阀进攻革命，于你们到底有什么好处？”等内容。红军书写这些标语，体现出比较特殊的地域性。在苏区时期，珊瑚经常处于红白区域的边缘，常遭豪绅地主武装、军阀的摧残。这些标语，就是直接书写给国民党官兵看的，时间应该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后，因为《告白军士兵歌》产生于第一次反“围剿”期间。
　　综上所述，“梦宏居”中的大部分标语由红十二军书写于1932年3月，少数标语由红四军书写于192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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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政策到武平
为什么会到武平？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年代，
‘人’不外乎是一颗“锣丝钉”，一切都得服从“组织”安排，“组织”要你到那里，你就得到那里，根本不存在“为什么”不为什么？；而那时的青年，思想都很单纯、很进步，都愿意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正象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样：“祖国要我守边疆，扛起枪来我就走”，只要“组织”调令一下，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上路。但是我之所以来到武平，却另有一番原由，一个过程，得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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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季，我由清流调宁洋初中（地址在小陶，小瑛就是当年年底在这里出生）任校长，只干了一个学期，就以“加强重点学校”为名调永安一中当政治教员，后来风闻是因为台湾那段“政历问题”校长职务未被省教育厅批准。但因为上头并没有明说，自己也只好阿Q式地姑且相信而聊以自慰。当时永安一中校长是一个南下的老同志，叫刘乃武，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长者，曾任大田县委副书记，看来宦途也非得意，才会派来学校。52年寒假五专区中学教师集中省里进行思想改造时，他是永安分会的负责人，我们早先派校的原土改队七位同志，都曾在他领导下当干事，他对我们颇为关怀爱护，我们对他也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亲切感，似乎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1955年春季我来永安一中，在他的领导下，除了担任初三的政治（历史？）外，还负责全校团的工作，曾经到福州参加在南台青年会召开的学校团工作会议，并举办一次游园晚会，干得似乎颇为欢快，好象并不感到特别失落。可惜最多不过一学期，刘校长就调动了，先调农学院，后调三门峡，接他任的叫张岳，原永安师范副校长，大概是南下服务团的吧，此人年轻得志，当然没有刘校长那样涵养和恃重了，言行之中总使人有种轻浮的感觉；而他可能也觉得来自省委土改队的庄某人骄傲自大，不那麽好领导，我们之间虽没有脸红耳赤过，但彼此思想中都有些隔阂。这时刚好永安合并于龙岩专区，56年秋季开学一个多月后我突然被通知调动到龙岩师范，借口也是“工作需要”，实际原因不言自明是领导人在排斥异己，不过那时工作调动是常有的事，也就没有多去想什么。张后来调省教育厅，“文革”时期曾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后来自杀，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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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专区撤消后，原来在《永安日报》工作的陈瑛，被调到“粮油公司”，这时刚从福州分娩小东回来十多天，住在公司的一个没有门户的阁楼上，四弟也还在一中读书，10月下旬的一天清晨，我离开永安前来龙岩，我担任班主任的高一（1）班许多同学为我送行，这个班共有五十多位学生，行前还同他们合拍了一张团体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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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龙岩师范后，我担任普一（3）班班主任，教普一两个班语文，和陈允全（惠安老乡，教教育学）、雷风畴（宁化人，教语文）住同一房间。语文组的老师还有黄玉爱（也是永安一中调来）、陈祖武、刘剑川、林静文等人。校长何方，但长期被借调，实际主持校务的是副校长（教导主任？）陈丹心，此人厦大历史系肄业，与炳章兄同学，脾气古怪，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时常口出狂言，人望极差，我一到师范，就听到对他的许多议论，后来被打成右派，在逆境中丑态百出，原形毕露，受尽折磨，老婆检举揭发他，离他而去，平反后与一农妇结合，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剧人物。我对他避而远之，没有交葛，也没有个人恩怨。学期结束后，我回永安度寒假，这时家已搬在戏院旁的一座楼上，曾抱着小东和四弟照了一张像片。过年后不久，接行署教育科通知，要我立即返岩，原来是指派我参加省厅举办的哲学讲习班。讲习班设在福州城内一条叫“城守前”的小巷内，班主任是省厅一位叫汪胡家的女同志，原土改队的林泗太好象也参加了。在这里，我认识了张哲（唐应栋爱人）、杨文华（周密爱人）、李新（后来任武平一中校长）、黄蔚（后任才溪中学校长）、温天寿（后任武平二中校长、县教育科长）等一些人，这几个月的学习生活心情舒畅，过得还是满愉快的。抱着晓瑛和景华照的那张相片就是这时候照的。讲习班结束时已临近期末，我回校后便被借去协助龙岩县教育科招生工作，所以事实上我第一次在师范教书只有很短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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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政策可能已有些松动，组织上开始考虑为我平反，所以派我先去学习。当时地委宣传部干部科科长环加银同志、宣传科科长郑嗣庭同志都找我谈话，承认当时无缘无故撤我校长职务是不对的，郑还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做我的思想工作。教育科提出两个去处让我选抉：一是永定湖雷初中校长、一是武平一中教导主任，并说完中教导相当于初中校长，我当时可能认为在完中工作更有利自己水平的提高，所以选抉后者，于是便来到武平，开始了此后六年的风雨历程。
二．&&&&&&&&&&&&&&&&&&&&&&&&&&
“同来百越文身地”
武平地处闽、粤、赣三省结合部，是福建最西边的一个偏远小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民风剽悍，旧社会匪患频仍，特别是武北一带，许多人都当过土匪。据说解放初期要找几个手脚干净的农民当农会干部都不容易。
日，我离开龙岩前来武平，那时交通还不很方便，龙—武之间虽有班车往来，但路面极差，有些路段旅客还得下车帮推汽车；蛟洋那段也还未开通，得绕过新泉、才溪，行程190余公里，早间出发直到太阳西下傍晚时分才到达武平。车站在东门桥这头，过了桥（那时还是木桥）才是旧城区。工友兰榕江来接我，又走了一个多公里，才到达学校所在地——亭子岗。这时已是晚饭过后，第一个遇到的是阙副校长抱着他的大儿子小周在散步。
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哦？武平历史上本来就是蛮荒之地，这时候依然是满目荒凉：走过东门那座木桥，迎面是一道残存的城墙和它上面班班驳驳的门楼（县文化馆就设在里面），墙下有一条盲肠般的“街道”，又短又窄，几家“店铺”，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左手买香烟，右手买火柴”。几座新盖的机关楼房和礼堂都在城墙的那一边——“城内”，没有一条直路可通，且又高低不平，南面那一条路，虽然比较平直，但不见店铺，两旁都是一些破旧的民房，南门一带，则更是破败不堪。出了南门，有一片广场，那就是体育场了。从这里到亭子岗，要经过一处“风口”——西山蜿蜒到这里有个缺口，冬天西北风由此劲吹。而亭子岗又是一番怎样景象呢？
亭子岗是城南西山脚下的一片山丘，属南通村地界。武平一中原在城厢“考棚”，不久前才在这里建新校址。我到校时，还只有高中部和初三迁来，初一、二还留在那里，南安那位女教师陈素绸就在这里教历史。到达亭岗，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栋膳厅和厨房，还有一口水井以及矗立在井边的平台和吊杆，再进去是分布在山坡上、排成几列的一座座平房，中间有一方池塘，教室、办公厅、教研室、教师宿舍都设在这里，一座二层楼房是图书馆和仪器室，另一座为学生宿舍。还有一座破庙，住着阙校长、郭达鑫、廖均发老师等家。没有礼堂，没有一个完整的操场，校道都是人脚踩踏而成的泥土路。左右两旁是连片的水田农地，前面路边大树下蓬藁杂生荒草萋萋，住着几户南通村民，后来带小鹏的小褓姆“全玉麻”的家就在这里。
“后头山”上则是光秃秃地一片赤赭，沟豁道道，伤痕累累，放眼望去，尽是凄凉一片。这里原是一处乱葬岗，墓穴很多，便于虫豸栖憩，我刚到校便有许多老师告戒我岗上蛇多，晚上出门要特别小心。
到校后没几天便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于我尤甚：当夜无眠，起坐彷徨，步出室外，站在双杠旁遐思绵绵：想我父兄，重洋阻隔，母亲和老祖母，远在乡下，而游子一家、小明放在祖母身边，小瑛抛在姥姥家里，妻和幼子丢在永安，我只身到此荒芜之地，亲人四散，天各一方，月圆人不圆，怎不令人怅然泪下！山区秋来早，凉风习习，秋意已深，天上浮云飘忽，明月时隐时现，四周寂寂，万籁无声，如此中秋夜，使我终生难忘！
平心而论，当时组织上对我还是相当照顾的。我到校不久，环科长便致函学校，县委同志也告诉我欲发函调我爱人到新华书店。但我想这样地方，宁可自己一人受孤寂之苦何忍让妻儿也来受罪呢？而妻子以既然作为夫妻倘是天涯海角她也愿来同甘共苦，遂于11月6日携小东自永安动身，我到上杭接他们，不料连续天雨，公路塌方，被阻于新泉，9日才到达武平。从此一呆便是六个整年，直到1963年秋我和小明小瑛、64年春妻带着小莎小鹏才先后离开这个地方。遗憾的是那可怜的小东，我们把他带进去却没能把他也带出来，而让他孤零零地一个人永远留在那举目无亲的异乡，造成爸妈心头永难抹去的痛！
三．&&&&&&&&&&&&&&&&&&&&&&&&&&
三年高考争红旗
我到武平一中时，校长是不久前在讲习班结识的李新同志
，但不久之后他就调走了。大约在58年春夏之交吧，从省里下来一位叫魏玉屏的老同志当校长，他是山东昌邑人，原是省商业厅的一位副处长，五十左右岁，相当于我们的父兄辈。对于他的经历、政历，以及他为何会来到这里当校长？我们作为小辈、下级，自然不便多问，只是从他后来自己的谈话中，仿佛知道他革命前是一个走南串北的小商贩，参加革命后在部队里大概是干后勤工作的。他酒糟鼻子红面孔，眼睛有点异样，大约也是一个杜康之徒吧。他只身一人出来干革命，妻儿老少都留在老家，家庭状况自己很少提及，别人也不大了解。魏校长大概念过几年私塾吧，有点古文底子，还会吼几句京戏，又因为到过的地方多，社会经验丰富，聊起天来，说古论今，谈资甚多。他经常到教师宿舍串门，谈天说地，特别是和老教师，小酒一杯，聊得就更欢了。深夜，他在校园里到处逡巡，看到那个窗口灯还亮着，便上前敲窗，请老师休息，以示关怀，因此被公认为能较好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长期被歧视、备受屈辱的中小学教师来说，一旦遇到这样一位“好”领导，自然是感恩戴德，众口交誉，久而久之，他在师生中也就享有近乎个人崇拜的威信。我在武平六年，除了中间有一段他调地委党校任副校长外，都是在他的领导下的。魏校长主要是抓思想、抓政治，至于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教学业务，则放手交给阕副校长和我这个教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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阕副校长名叫硕龄，永定湖雷人，厦大法律系学生。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党外人士，家庭成分地主，大概因为这样一些客观原因吧，他不能不“诸葛一生唯谨慎”、如毛泽东所告戒那样“夹起尾巴做人”，是一个不愠不火很有涵养的人。他虽与我同龄，但他待人接物处世之道，却比我成熟得多，令我自叹弗如。而且他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能说会道，文理皆通。我们彼此互相尊重，配合得很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这样一套班子还是比较合理、比较健全的，而事实上那几年，我们的确也演出了几幕还算精采的话剧，把那所学校搞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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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分管高中部（初中则由一位姓张的副主任分管），特别是高中毕业班工作。那时省教育厅长是叶飞夫人王于耕，她公开号召争夺全国“高考红旗”，并且由此衍生了初中考高中的“中考红旗”和小学考初中的“初考红旗”，这样一来，除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大“三面红旗”外，教育界还有自己的小“三面红旗”，同样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结果福建连续三年高考成绩都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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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平一中共搞了六届高中毕业班工作，每届大概都是两个班上百个毕业生吧。从57
年起最初几年，我都兼任高三政治课教学，直到派来专职政治教师（陈正兴）。那时候高考政治试题主要是问答题，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而我有几届“抓题”抓得相当准确。方式是在全面复习基础上、在该科临考前通过所谓“画龙点睛”把重点告诉学生，有些届甚至50%以上的题目都被我猜中了，58届毕业的何永华同学到现在都还在提起。当时武平不设考点，58届就是我带到龙岩一中应试的，后来还到过上杭一中，直到武平设考点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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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导主任，我还要全面抓毕业班的各科教学和复习，检查教师教案，抽查学生作业，经常下班听课。在日常业务工作中，我对数学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从初中代数课本学起，拜数学教研组长郭达鑫等老师为师，听他们的课，向他们请教，而后又参加福建师院函授，一直学到四年级，涉猎了微积分等高等数学，而且成积不错，有一年全省函授学员集中师院面授，还被推选为大班班长，可惜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有拿到正式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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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工作积极，热情很高，家安顿在城里，由妻子照料，除星期天外，吃住都在校内，可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各科教师也都很努力，山区学生，农民子弟，艰苦朴素，勤奋学习，早读晚修，孜孜不倦。这样上下同心，师生协力，天道酬勤，年年都有一大批学生考上大专院校，各科分数，不时出现喜人成积。特别是59届钟维贞老师所担任的数学单科平均成积出现奇迹，高达近九十分，居全省之冠，山窝窝终于飞起了金凤凰，一时轰动省内外，专区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议，广东一些学校也前来“取经”，武平一中的消息，竟然登上《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顺便说说，我看到这天报纸时，正在福州仓山一家理发店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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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武平一中的办学成积（包括教学、生产劳动、勤工俭学……）经常刊登在包括《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我们把这些报道、资料、实物收集、陈列起来，开辟了一个“红旗馆”（会议室）。不妨直说，所有这些报道的稿件以及平时全校的工作计划、总结等文字资料，大都出自本人拙笔。有时为了赶时间，连夜开车，写完一张，送阕校长审阅一张，然后交给教导处两位职员谢维康、赖启聪刻写，他俩都是耳聋，也都刻得一手好钢板字，最后由工友蓝榕江油印、装订，及时把材料赶出来。我们那时就是这样地“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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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来都是莘莘学子的一座“独木桥”，过得去，农村户口可以变为城市户口，穿皮鞋，吃商品粮；过不去，只好留在农村“战天斗地”“锈地球“，穿草鞋吃工分粮，真的是“一场考试定终身”。粥少僧多，“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自然就竞争得十分激烈，因此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往往以高考成积的高低评价一所学校的好坏，学校承受着重大压力，加上上级公开号召，各校无不倾其全力，千方百计，各显神通，力争高考上游。风闻哪里有新经验，便都涌向哪里“取经”，我们便曾经不止一次组织教师到梅县东山中学等校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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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夺高考红旗，各校对高三毕业班都采取了一些举措，如文理分班，好差编班，加快进度，提前复习，甚至不顾学生健康，挤掉学生的节假日和课外活动，加班加点，满堂灌，大量的作业，频繁的考试，还有什么“精雕细刻”、“三犁三耙”（复习三遍，检查三次）……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形成一整套所谓的“应试教育”，总之，一切都围拢高考这根“指挥棒”运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高考成绩。几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已经到了我们孙子一辈，其间虽然三令五申禁止按高考成积排名次，反对以高考成绩作为评价一所学校的唯一标准，提倡所谓的“素质教育”，但收效甚微，高考这个“幽灵”仍然在中学校园里游荡着，学生的负担有增无减，这到底是中国教育之幸欤？之不幸欤？
四．&&&&&&&&&&&&&&&&&&&&&&&&&&
在“大跃进”年代里
1957年上半年我在福州学习，下半年工作调动，当年夏季所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我没有参加鸣放，在记忆中也只参加过一次师范对语文教师林静文、物理教师罗汝武的批斗（后均划为右派），以及初到武平一中时批判原负责人赖炯贤的一次党小组会，因此，感受并不深刻，一切都相信报纸，毫不怀疑这是一场“击退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运动。最多只是朦胧地觉得“祸从口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古训似乎有点道理，至于什么“扩大化”、“阳谋阴谋”、“引蛇出洞”……，那是以后才听说的事。
反右运动后全国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于是迎来了1958年的“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在这个“伟大”的年代里，大陆的芸芸众生包括象我这样远在山旮旯里的平民百姓都只能被卷进这“时代潮流”翻腾滚转而无一幸免。
首先是大炼钢铁，当时叫“以钢为纲”、叫“钢铁元帅升帐”。党中央提出“1080万吨”，号召“全民大炼钢”、“小、土、群”，于是，一夜之间，学校操场、机关大院、城市广场、农村谷坪，高炉林立，神州大地，到处伐木烧炭，砸锅取铁，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我们学校也停课，“土法上马”在膳厅旁边建起一座小高炉，有的班级被指派上山烧木炭，有的班级下河掏铁沙，要求学生每人交多少斤废铜烂铁……，也大炼起钢铁来。我参加上料、拉风箱……等“战斗”，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不眠之夜。那时干劲冲天，一切听党的，连夜到城里听县委报告，连夜回校传达贯彻。一次听刘部长介绍某地利用农村炮楼做高炉炼出了大量钢铁，为之惊讶不已、兴奋不已。我曾到万安那一带山上砍树挖炕快速烧炭，有次挑了一担木炭路过街上的家已是傍晚时份顺便歇在家里。临近冬天，可能是为了就地取材，我又带领高中一、两个班级到距城数十里的中堡建炉掏沙烧炭，同行的除有关班主任外，还有一位姓傅的校医，这位同志跟群众很有联系，因此我们在乡下生活也得到一些方便。在农村，青壮劳力都抽去炼铁，许多成熟的作物被抛撒在地里没人收拾。这场风暴当然也波及我的家乡，为了炼铁，村里仅有的几棵古榕树被砍倒锯断，我家以及许多侨户的天井罩，铁窗栅都被敲下来“炼”，惹得海外华侨破口大骂“共产仔“。付出了这样惨重代价，而结果炼出来的又只是一砣砣毫无用处的“铁渣疙瘩”，劳民伤财，莫此为甚！运动结束时我好象还被评为“积极分子”，参加县委召开的表彰大会，算是本人此生绝无仅有的一次“殊荣”。
接着，还有“以粮为纲”、“大办粮食”。说：“一个钢铁，一个粮食，这两个有了，就什麽都有了”，鼓吹“高度密植”，据说有的地方密到小孩站上去都塌不下来，密到需要在田头安装鼓风机给稻田通风透气，似乎越密越好，后来才改为“适当密植”。还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号召“大放粮食卫星”。那时的报纸包括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天天头版头条大号套红标题报道各地的“卫星上天”，从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为了放卫星，还介绍“移苗并丘”的“经验”，那就是把好多丘即将成熟的禾苗移植到一丘田里计算产量，我就曾经参加过南通村大红铺农田的这种“劳动”。对于报纸上日新月异的天文数字，人们没有、也不敢怀疑，都愿意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说教。我在邻近的南通村劳动或带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收割时，虽然看到水田里尽是稀稀拉拉的几株稻禾，割几十下还抓不满一把，心里也曾萌发一丝疑惑，但谁也不敢说出口，只好用“个人看到的只是沧海一粟，全国大局肯定不是这样”来说服自己。
以此同时，大力推行“公社化”。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工农兵学商”合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有一种议论，说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军事化”，象太平天国那样，男女分别编队过集体生活，消灭家庭，幸好最终未见施行。此外，还提倡“大办食堂”，不许一家一户自己开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因为原来就是在食堂开饭，而妻和孩子们的户口粮食，则都转到县府食堂，三餐得到食堂打饭。自古以来农村那种家家生火做饭，户户炊烟袅袅，鸡鸣狗吠、诗情画意般的景象消失了，剩下的是死一样的寂静。还吹嘘什么“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理发不要钱”、“看戏不要钱”，这不要钱那不要钱，一时间仿佛“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的就到来了人间。
当时这一场又一场运动，都是或同时或先后发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犬”，当政者视民如草芥，不断要求百姓们“鼓足干劲”、“大干苦干”，动不动就发动“大兵团作战”，要求“挑灯夜战”，吃、住在田头，老人要学老黄忠，妇女要学穆桂英，超强度地使用民力，无休止地奴役民众，随意剥夺人们的休息权，（那时根本不懂“休息”是一种人权，）连一年一度的春节都不让人好好过，而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正月初一大清早就荷锄戴笠出门积肥。学校每学期都要放农忙假十天半月，每次我都得带学生下乡（大都是到东留）支农，参加“五夏”、“三秋”，还不只一次到东留挑粮，几十斤担子压在肩上，“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挨上来，下山时则两脚发抖摇摇欲倒，好在老乡陈素绸老师帮了我度过难关。当时名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工农化”，实为把师生当劳力使用，学校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教学。武平这地方还别出心裁，出台土政策，要男的剃光头，女的留短发，为的是拿头发当肥料做酱油，以致58年那年我带应届毕业生到龙岩高考，女同学曹清莲进厕所时被认为是男孩子而引起一场虚惊。
回顾当时一切的一切，竟是如此荒唐、如此不可思议，
如此违反常识（且不说科学），如此几近疯狂，如此难于为后人所相信，但却都被当作真理，奉若神明，什么都是“英明决策”、“正确领导”。其所以如此，皆源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连不同的声音都不允许存在。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诺诺者众”而“谔谔者寡”，“反右派”后，更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则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况且，新制多顶帽子：什么“白旗”、“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随时可以扣在人家头上，党内党外，舆论高度一律。“领袖”登峰造极，至大至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导致一个又一个民族灾难。往事长已矣！好在今日之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以民为本，政通人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又提倡政治文明……，已大不同于当年，但抚今思昔，仍不由人感慨万千！
五．&&&&&&&&&&&&&&&&&&&&&&&&&&
忍饥挨饿的岁月
欲速则不达。“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大失调、大破坏，接踵而来的便是1959——1961三年所谓“暂时困难”的大饥荒时期。
粮食定量逐步调低，副食品几乎没有，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物质极度匮乏。吃的粮、油、肉、糖，穿的布料针织品，以至肥皂、香烟、火柴等等日常用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而且买任何东西都得排长队，以至人们一看到街头的“长龙”，不问三七廿一先排进去再说，并且常常因为“加塞”和我先你后发生争吵。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消失。
“民以食为天”，此话不假。习惯上说是吃“大锅饭”，实际上那时吃饭都是按个人定量一盒一盒分开蒸的，一钵二、三两的饭，三下五除二一下子便就扒光，或许因为刺激肠胃蠕动引起更强烈的饥饿感，吃完了更想吃：心里总希望要是再来一钵该有多好！肚子里油水早已刮得净光，老是觉得饥肠辘辘，正如一首古诗所吟那样：“青虫不易捕，黄口无饱期”，有人不无调侃地说：中国人见面相互动问的那句“吃饱了没有？”应该改为“吃完了没有？”。人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希望填饱肚子，“发明”了许多办法，什么“小球藻”、“双蒸饭”以及后来广泛推行的“瓜菜代”等等。所谓“双蒸饭”就是把蒸熟了的饭再蒸一次，让饭粒充分吸收水分，看起来满满当当，为了学习这个“好经验”，我还特地到龙岩二中“取经”参观他们的食堂；而所谓“瓜菜代”，指的是上山采野果摘野菜，要是真有“瓜”“菜”可以代食，那是求之不得的，那时连地瓜叶都是稀罕的珍品，而米糠则属于“照顾”、只有特殊人物才能享受。
在农村，公社化后，农民被编成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进行集体劳动，赚工分，分口粮，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老百姓一根草、一粒粟都控制在生产队手里。农村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肢爪”，他们掌握分配大权，明里暗里尽可多分多占外，广大贫下中农，同样在忍饥挨饿，社会普遍贫穷已经到了如闽南话说的“做乞吃（丐）都无地（处）赏（讨）”的地步。而造成这场全国性大灾荒的原因，官方说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二是苏修背信弃义。谁知道呢？其实要说天灾，偌大的中国，那一年不是这灾便是那灾；不是这地方发生便是那地方发生，但是正如一部经典著作也说过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总不至于整个中国同时、而且连续三年都“自然灾害”吧！天何言哉？老天是不会申辩的。至于苏修的“背信弃义”，影响的应该也不是我们的粮油肉蛋吧！但那时的人已有“反右”的教训，是不敢独立思考更不敢说三道四的，只能默默承受着。过了很久，才风闻中央有位首长说了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位首长和彭大将军一样，在文革中都遭迫害致死，那个时代说实话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家乡有句俗语，说是“讲长讲短，讲吃煞尾”，饥荒时期更是这样，那时，人们一坐下来，便是谈吃弄吃。老师们把仅有的口粮挤下半斤八两，请校工做糍粑打平伙，学生们到了下午第二节课便上不下去，三三五五，墙头壁尾，垒灶支锅，校园内“狼烟”四起，屡禁不止。妻子也想方设法，弄点豌豆（陈列的展品）南瓜木薯什么的，晚上搞小锅小灶，以至养成习惯，一到那时候，要是不弄点什么塞进肚里，肠胃便要提出抗议。
人说“饥不择食”，果不其然。曾经有次，我在房前一棵树下，种下一株藤蔓类豆科植物，好象叫“刀豆”，结出的果实很大，十分诱人，那天午饭吃罢又把它煮来吃，结果中毒，头晕呕吐，倒床一整天；至于吃野果“椎子”、“杜兰子”而几天拉不出屎，更是常有的事。
圣人云：“仓廪实而后知廉耻，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何等深刻！何等“唯物”！那年月，人性“恶”的一面，更加凸显。高中有一姓徐的学生，孤儿出身，学习很好，只因饥饿难忍，屡次偷窃，被公安抓去关押，放出来还未回到学校，又在街上偷东西吃；也有一位教师，偷田里的瓜，被农民追到学校告状，学生食堂开膳形同开战，行政、值日教师、班主任都要下去四周监视如临大敌，但每餐仍有这个同学那个同学丢掉饭钵，防工友如防盗贼，每天都要派教师下厨，当晚还要在那里睡觉，以便监督第二天稀饭放米下锅。且不说“率人相食”是否真有其事，而夫妻父子因一把米一口饭而争吵反目，互相怀疑，以至各人口粮各自保管之类的事，却是耳闻目睹大有人在的。道德沦丧，斯文扫地，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人们普遍浮肿，体质极端虚弱，正如闽西一位老革命说的：“男人无精，女人无经”。妻子瘦成皮包骨，一次晕到在田头劳动，一次休克在医院侯诊。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死于非正常，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这场灾难是如此深深地烙在人们心头，以至后来在忆（旧社会）苦思（新社会）甜教育时，学生一扯便是“困难时期”的感受，弄得老师啼笑皆非下不了台。
童孩无辜，却也同样遭罪。小明在去厨房蒸饭途中偷抓生米吃被我狠揍，他妈妈心痛万分，写信告诉母亲，老母把此信转给父亲，父亲来信说如此饥饿痛苦，“大人尚可，小孩何堪？”，责备我为何不说。我如何能说呢？当时与海外通信，肯定要受监视，万一检查出来，说你不满现实，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吃不了兜着走”。父亲千方百计托广东水客带来物资（没有收到），汇钱到香港请大嫂买东西寄来。这期间母亲也蒙准去港，老人惦记国内两双儿女，挤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不时寄东寄西回来接济。第一次接到的是日母亲寄来的1。5斤猪油渣。武平地处偏远，没有侨联组织，不能大宗托运，只能寄小包裹，从香港寄出，不但要纳税，而且要四、五十天才能收到，尤其是几次中途遗失、减少（估计是开包检查被人偷盗），也无处可以寻讨。后来一批计有大米、面粉、白糖、猪油、奶粉数十公斤的物资，是托运到惠安侨联，世宗弟帮我用单车驮回，然后经福州、龙岩带来武平，小鹏就是靠这些奶粉长大的。这一件件、一宗宗都饱含着父母的深恩，亲人的情谊，我都一、一记录在一本笔记本上，后来定名为《又是一份深情录》。我那老母亲为了给国内三月（又何止三月）不知肉味的子女一快朵颐，红烧了一大钵猪肉带回乡，过罗湖海关时，不顾自己缠着一双小脚，竟和人家一起奔跑，终于扑倒在地，把红烧肉撒了满地；还有一次，她拖回一些旧衣服、布料以及有钱人丢弃的床单等，过厦门海关被课去一大笔税，害得老人心痛欲碎泣不成声。没法养活自己的子民，却对并非商品的日用品课以如此重税，难怪那些只凭直觉判断的乡下老婶老姆们大骂“臭政府”。
这场噩梦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市场物资丰富，商品琳琅满目，一生克勤克俭的母亲，要是能活到现在，过上几天好日子，那该多好啊！
六．&&&&&&&&&&&&&&&&&&&&&&&&&&
往事辛酸谁与说
闽南话里有两句形容“前人子”之于後娘、“媳妇仔”（童养媳）之于恶公婆的处境，一句是“做有、吃无”；还有一句是“吃无、打骂有”。当时的芸芸众生，所处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如前所述，在那大饥馑袭来的困难时期，人们饿着肚子照样得参加频繁而繁重的劳动，只是后来浮肿严重了才提出需让人民“劳逸结合”；不仅如此，大大小小的“运动”，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搅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人人忧心忡忡，人心惶惶，不知什么时候“祸从天降”，精神上的不安，甚于物质的匮乏和体力的疲劳。
如果说全民性的大灾荒有全体人民在承担，那末，个人的不幸，则只有自己来忍受了。
日这可诅咒的一天，不幸降临在我们头上。我们那调皮捣蛋活泼可爱的小东，一夜之间竟然离我们而去！小东之死，死于庸医之手，死于恶医之手！下半夜孩子突然发病，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打电话到县医院，实际上医院与书店只有一桥之隔，但医生借口明天要下乡拒绝出诊，待到天亮送进医院，也没有采取急救措施，临时翻看药书，折腾了半天，终于只经过几个小时便断送了一条小性命。
1961年年底，已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三个年头，灾情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小曦不该在这种时候来到人间。妻子分娩时我向学校借支五十元只够买一头公鸡给她坐月子，婴儿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刚坠地时看来还正常，几天后便一天不如一天，夜半啼哭，浑身黄疸，12月27日下午突变，脸色惨白，呼吸急促，当即抱入医院。是夜全城停电，病房漆黑如磐，翌晨一时，护士进来打针，打开手电筒，才发现婴儿不知什么时候已在妈妈怀里咽气了，距出生前后只有十二天！
如果说这是命中注定无可奈何的天意，那么，人际关系之险恶，则更令人心寒。
1960年暮春三月，魏毓屏调地委党校任副校长，原十方二中校长郑正东被派来当第一副校长主持校务。魏未走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郑便先来学校，那段时间，各教研组、年段，纷纷为魏举行送别宴会，每次席上，郑致词都说：“魏校长要和我们‘诀别’了”，我总觉得这样说好象不妥当，曾经善意提醒他，但他不以为然，还特地回去翻字典并拿给我看，字典上果然说“诀别”就是“离别”、“分别”，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两人先后自杀，于是有人便说其实那时已有先兆了，可见当时怀有同感者不仅我一人，只是他们比较聪明，不象我这样多嘴多舌吧了。但我确实觉得太不吉利不得不说，不然的话，像他老是把“兢兢业业”说成“克克业业”，就没人去管他，而让他一直“克”下去。
武平一中是所完全中学，那时已经有点名气，魏的威望又是如此之高，郑以一个初中校长的身份来接掌一中校务，其内心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对一些事情过于敏感也是情理之中。但那时我涉世未深，不懂设身处地地替人着想，于是就难免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那是在郑接任不久，又是来了一个什么运动，又是发动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那天开行政碰头会，郑问起我分管的高三年段贴了多少大字报，都是些什么内容？我因为还没下去了解，回答不出，这时候要是我表示一点谦意，作一些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我修养太差，却硬绑绑地蹦出三个字：“不知道”，郑当即板下面孔责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压床板”（睡大觉）去了？于是，两人就这样口角了几句。但过后似乎没有怎样，表面上和好如初。
这年下学期，我又带学生下东留“支农”，秋收冬种完后，再转进东留腹地上山搞“瓜菜代”，在乡下劳苦奔波、忍饥挨饿二十多天，怎能想到这当儿人家正安坐在学校里磨刀霍霍准备批斗你呢？
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个人物。此人叫杨家访，广东人氏，当时任县教育科长，小人得志，皮不粘骨，对他下属的小学教师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背后小教们都叫他“洋家伙”。他与陈瑛同一个支部，在讨论他转正时，陈瑛因他解放初胡琏匪军路过武平时动摇逃跑回家，没有举手赞成得罪了他，怀恨在心；而我也因为与他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更没有对他毕恭毕敬逢迎讨好，这位嗜好奉承的“科座”肯定对我也没有好感，不过因为完中直属专署教育科领导，没有他置啄的余地，他也无奈我何，事实上在这之前他也知道一中没有他的市场，很少、甚至没有下来过。待到他原来的下属郑正东出长一中，“洋家伙”的身价似乎也陡然随之增高许多，于是便三不五时“莅校视察”，指手画脚，插手一中校务，还把他的一位姓吴的老丈人也安插进来。这时候据说龙岩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正在开展“补课”运动，于是在我下乡期间，杨便三天两头下来和郑密商合谋，企图把我作为“不彻底”的对象，乘机斗争我。我从乡下一回来，他们便开我的会、点我的名，要我检查交代。没有办法，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和妻子只好去找宣传部副部长罗玉华同志上访，罗说；“我刚从乡下回来，听说了，已经叫他们不能这样搞。”这样斗我的图谋才没有得逞。罗后来调地区新华书店当经理，罗是一位好同志，我们感念他一辈子。
但是，在这前后发生的“陈宣高事件”，却使我蒙受更大的屈辱。陈宣高是德化人，1957年毕业于福建师院，分配来武平一中任历史教员，家庭成份地主，个人历史应该没有问题，青年学生嘛。大概因为我也是闽南人，他有意和我套近乎靠近我，有事无事往我宿舍跑，我虽对他并不特别欢迎，可总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他讲话罗罗唆唆，吞吞吐吐，令人很不耐烦，但也无可奈何。他的教案写得密密麻麻，字体又小，审阅他的教案，也是令人不忍卒读，说实在话，对这样的教师我非但毫不欣赏，而且还有点厌恶，但作为教导主任，又不能不应付一番，真是“却之不恭，近之则厌”。这个人性格孤僻，猜疑心重，两眼看人，闪闪发光，今天回想起来，无论言行举止，形态眼神，都象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种病态可能越来越严重，终于在60年春夏之间的一天，他进到我的房间，塞给我一封信就走了，这封信内容主要是说谁、谁要迫害他使他提心吊胆彻夜难眠等等，我看完后便把它交给“组织”——校长兼书记魏毓屏同志，以后三天两头不断地塞信给我，而我如法炮制也是来一封上交一封，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当然经魏）批准让他请假回家休养，不料他照样隔三差五地继续从永安等地寄信来，而且内容越来越不象话，什么代号、暗号、通讯方法……显得非常神秘，似乎我与他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这样的信，我当然更是把它交上去，有的甚至未拆开就交上去。之后，一天晚饭后我陪老魏在后山散步，问起此事，魏泠泠地说：“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颚然，我与陈宣高能有什么关系呢？老实说连“小圈子”都谈不上。魏调走后，在郑正东手上，他有没有再来信、我有没有再交信，那就记不清楚了。总之，一天下午，我正参加教研组会议，校工通知我到校长室（郑的宿舍）去，我进去后，一个黑大汉（据说是地区公安处下来的）出示搜查证，要搜查我的房间，我当时住在办公厅旁边一间教室隔成的后间（前间住工友蓝榕江），我带这位“同志”（记得郑也同去）到房间搜查一番，什么也没有搜到，只把父亲给我的十几二十封信搜走，最后让我在搜查证上签名，对搜查有什么意见还可以在签名时表达。瞧！多么“民主”，多么“尊重人权”，一切依法办事，谁说中国无“法”？！
同时还宣布停止我的工作，规定我不许回家，三餐由榕江帮我打饭上来，实际上处于半囚禁状态。不必说，妻子也同时受到巨大压力，杨家访之流趁机鼓噪，要她站稳立场检举揭发，只是没有去搜那个我们共同的“家”而已。
在这期间，阕校长自龙岩开会回来曾到我房间看望我，说他到过党校找魏校长，魏说：老庄能有什么问题。似乎老魏也不赞同这样对待我。但当初陈宣高的信是交给他处理的，作为学校负责人和我的直接领导者，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此前此后他从没有找我谈过片言只语，那怕要我“忠诚老实，坦白交代”也好。神秘诡谲，扑朔迷离，令人莫测高深，而我却一厢情愿、深信不疑。我是否过于憨直轻信、过于天真幼稚？我的感情是否遭受别人的愚弄践踏？至今依然是个谜！
没有提审，也没有人要我交代或写书面材料什么的。随着时间消逝，这件事好象逐渐泠却。搜去的信也发还回来。暑假回家返校，阕校长告诉我，“上面”来开过教工大会，宣布这件事是陈宣高“陷害好人”，陈已被送去劳改。阕是党外人士，我想他只是以个人关系转告我，并非代表组织，至于“组织”则没有人正式对我宣布，这段公案就这样糊里糊涂不了了之。不满吗？埋怨吗？申诉吗？抗争吗？都不能！你只能把它当作党对你的“考验”，甚至还得感谢组织“英明”为你澄清问题，此外还能说什么呢！至于对陈宣高而言，说句公道话，可能同样也是一宗冤假错案，我与他前世无怨今世无仇，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那不过是神经错乱的行为吧了！我也曾反思，把人家给你的信交上去是否有失为人之道，造成陈宣高劳改，我是否也应负道义责任？但扪心自问，我当初确实是为了使领导了解他的精神状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更没有料到他后来会写那样乱七八糟的信。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这事已过去四十余年了，是非成败皆成空，当年的一些当事者有的早已不在人世，自然也可以一笑置之。但令我难于释怀的是、为什么一个神经错乱者的几封信，竟然惊动了这么多人直至地区公安处派人下来？他们当然是作为一起特务案件来对待，但世上有这样笨的“特务”吗？用的是明码实传邮寄通讯，还主动把每封信都缴交吗？如果我与他是特务关系，那谁为首？如果他是头子，这可能吗？如果我为头子，那为什么他来给我规定代号、暗号……什么的？我们那些可敬的办案先生们，他们是怎样逻辑推理分析判断的？他们的智商、办案水平都那里去了？轻易地搜查、停职、囚禁、限制人身自由，这难道符合毛泽东“对人的问题取慎重态度”的训示吗？
而且，有谁能知道，这才仅仅是一曲“前奏”，几年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还要向我、向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包括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的人袭来！让更多的人遍尝“屈辱”的滋味，并且终于使国人醒悟过来，彻底抛弃那条“杀人如草不闻声”、同样可以使“千万个人头落地”的极左路线，迎来了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本文写于2004年仲夏至深秋，其间曾于9月26日赴武平参加一中80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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