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张学良还有机会翻盘 不听蒋介石命令自毁长城|九一八|张学良|东北军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九一八后张学良还有机会翻盘 不听蒋介石命令自毁长城
　　作者：光亭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序幕。提起九一八，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东北军放弃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大好河山，其实在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还是有机会可以翻盘，重新夺回对东北的控制权。
　　　日本一直觊觎东北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取得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也就是所谓的南满铁路）及附属设施。随后，日本成立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负责南满铁路的经营和管理。不久，日本又将辽东半岛改名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日本在关 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成立关东军司令部，下辖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旅顺重炮大队和宪兵队等部队，主要就是保护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权益以及南 满铁路的设备。
　　192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并 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侵略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
　　东北军阀张作霖早年曾与日本有过合作关系，但他在借助日本势力的支持下统一东北后，反而开始反对日本在东北的渗透，因此日本关东军于1928年6月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
　　日本希望造成东北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染指东北。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不但很快控制住了局面，并在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用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随后，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并以低廉的价格与南满铁路竞争，使南满铁路陷入经营危机。这些引起日本关东军的强烈不满，甚至开始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在东北的特权。
　　1929年，美国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全世界，日本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到1931年，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 地，并引起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便策划冲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既可以转移国 内矛盾，又可以得到资源和市场的战争红利，中国东北自然就是最理想的目标。
　　　张学良本来可以翻盘，然而……
　　日深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7500米处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引爆炸 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 大营。
　　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 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奉天，至9月19目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 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 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 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 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但是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 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 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 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 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 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会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 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 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也是相当棘手。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放弃锦州是个大昏招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从史料来看，蒋介石是否曾经下过不抵抗的命令还有争议，相关证据只是孤证，算不上确凿。要知道 当时张学良对东北军是有绝对控制权的，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南京的不抵抗命令，他要下令抵抗，东北军肯定是服从指挥。所以张学良难辞其咎。
　　但不可否认，张学良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贯对日政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在此前的济南事变、中村事件、万宝山 事件等中日纠纷中，南京国民政府都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不惜以满足日本的要求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对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都缺乏足够清醒准 确的判断，依然还是延续既定方针，这无疑对于张学良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是有很大影响的，即使蒋介石没有明令，他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九一八还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原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此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 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 的安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既然准备这样解决，锦州自然不容有失。时任外交部代理部长、与张学良私人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1月23日致电张学良：“弟意锦州一隅 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 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与今晨外委会讨论众意佥同。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日，顾维钧和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 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言辞之严 厉，前所未有，但从文字来看，外交考虑仍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仍旧以“外交”为第一出发点，考虑战略问题。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的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 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 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
　　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日本方面，关东军“下克上”吞并整个东北的行为取得了完全胜利，这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坚持侵略路线的疯狂野心。日本人的性格，在干一件 事情最初的阶段是典型的“高高抬起，轻轻落下”，小心翼翼，试探性质很强，可一旦得手，就立刻进入癫狂的兴奋状态，开始不顾一切地冒进蛮干。之前的甲午战 争、之后的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 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
　　东北的沦陷，土地、人民和资源的损失，就暂且不说了，在军事上最直接的就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落入日军之手，有步枪约15万 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全部成为日军战利品。此后，沈阳兵工 厂更是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军火基地，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华部队70%的武器弹药都是由沈阳兵工厂生产的！1944年遭到美军大规模空袭前，沈阳兵工厂每月可生 产步枪6000支、轻机枪80挺、重机枪50挺、75毫米野炮约20门、75毫米步兵炮约8门、75毫米高射炮约8门、37毫米平射炮约40门、81毫米 迫击炮约20门……这些每月生产的步兵武器及其弹药就可以装备日军2个步兵旅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1个师）和1个炮兵联队。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4年， 仅步枪一项就生产了约90万支，相当于日军90个师团的装备数量！
　　这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在迅速提高，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和日本的战争将无法避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民意也是相当强烈，如果再继续对日妥协，很可能会引起民众甚至军队的反对，因此在“围剿”共产党之余，开始加紧备战，强化落实修建国防工事和公路铁路、采购武器装备、整训部队等等措施。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团结日益增强。但遗憾的是，要直到1936年，被逼着打内战的张学 良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丢失东北的少帅也算是将功补过，而蒋介石重视“国际援助”的思维惯性却还将继续多年……东方网-东方新闻-中国新闻-“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
保护视力色：
“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
北日报》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对于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中国社科院曾景忠研究员有新的看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曾景忠研究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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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方党部反对不抵抗政策活动述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洪升 孙继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在这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热潮中，除了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和包括国民党爱国将士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
参与之外，还有一个过去鲜为人道及而在当时颇引人注目的动向，这就是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也投身其中，进行了一系列要求抗日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华北事变，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前后共有两波。第一波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报载：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来，华北各地党部“工作同志异常激愤，星夜召集各机关各团体紧急会议”（北平《民国日报》日）。9月19日，北平市党部连发三电，一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重对付”；一电两广当局，要求“速蠲小嫌，同赴国难”；一电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御外侮，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北平《民国日报》日）。20日为星期天，河北省党部全体人员自动放弃休假，照常工作，他们选拟电稿，缮写文件，书写标语，编印各种宣传品，“无一不异常紧张，无人不悲愤填胸”，当日连发四电，呼吁全国同胞忍辱负重、共赴国难，要求各县加紧宣传，“俾民众全得醒悟觉起”（北平《民国日报》日），建议国民党中央允许各地民众组织救国义勇军，以备交涉无效时，与之决一死战。省党部除留极少数工作人员处理会内事务外，还组成了10支宣传队，分赴北平城内外演讲宣传。察哈尔省党部更是态度坚决，电请中央“厉行革命外交，驱逐日兵出境，恢复我沈阳等地，并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担保以后不再发生此事，以挽回国权，保我领土”，表示“全省民众誓愿一致拥护中央，作外交后盾”（天津《民国日报》日）。热河省党部致电蒋介石、张学良，称“怵国难临头，灭亡无日，誓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决组农民抗日救国军，效命疆场，以为民族先驱”（同前）。
第二波发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九一八事变后仅一年有余，日军又得寸进尺，将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1933年1月，日军先是在山海关挑衅，接着进占临榆县城，以后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奋起反抗，长城抗战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的推动下，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再次卷入各阶层人民抗日的洪流之中。1月3日，当日军进占临榆县城后，冀、平、津等六省市党部立刻在北平联合举行谈话会，坚决反对日军侵占临榆县城，当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切恳中央迅集大军，戢彼凶焰，还我河山，捍卫国土。本会等率华北全体党员民众，誓为后盾，以振士气”；通电海内外，“积极唤起全国同胞，共同救助，努力募捐，以为后援”（天津《大公报》，日）。3月1日，鉴于日军猛攻热河，公然宣称要进攻华北，冀、平、津、热、察、辽、吉、黑等11省市党部又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建议宣布对日绝交，撤回使节，并电促张学良至前线督师。3月4日，华北12党部还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立刻总动员，号召全国民众做好募捐慰劳、侦察反动、抵制仇货、人民自卫等工作（北平《民国日报》，日）。热河省会承德失陷后，冀、平、津、察、热等11省市党部联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办热河临阵逃跑的将领，“一体截拿，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天津《大公报》，日）。
除上述两波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之外，华北地方党部还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抗日团体、捐献抗日款物和慰问抗日将士的活动。抗日宣传活动主要着眼于唤起民众，揭露日军暴行，为此出版了大量的宣传品。以河北省党部为例，月共印刷传单、标语、图表、小册子等宣传品112种，50余万份。当时的一些宣传品如《国快亡了，咱们快快救救自己吧！》、《亡国之惨》、《东北同胞快团结起来自救救国》、《从五九说到九一八》、《国土沦亡地图》等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日救国一时成为华北地方党部宣传工作的重点。组织抗日团体包括组建反日救国会和组织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民众“对于政府没有明文对日宣战觉得非常失望”（北平《民国日报》日），纷纷成立反日团体。河北省党部特于10月2日拟定《河北省各县市反日救国会组织大纲》，规定反日救国会以团结全县（市）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救国保种为宗旨；以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为组织基础。至10月30日，全省成立反日救国会的即达49县。义勇军组织是在华北各地党部指导下进行的，其目的“在组织爱国人民授以军事训练，以备国家对外宣战时随时由政府征用”。河北省党部制定有《河北省各县义勇军（临时）组织大纲》。当时各地义勇军中，以河北冀东及热河省等地的影响最大，如1931年12月迁安?河桥镇（今属迁西县）各界群众组织起的抗日义勇军多达千余人，他们高喊“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等口号，并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成立宣言，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尖锐批评国民党当局只知依赖国联，表示要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死保国。在为抗日捐献款物和慰问抗日将士方面，华北各地方党部也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河北省党部即与天津市党部、平绥路特别党部等联合发起募捐活动，将募集到的款项“专事接济东北义军棉衣及子弹，以资长期抵抗，得复失地”（天津《大公报》，日）。长城抗战期间，当中国军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冀、平、津、察等省市党部立即联电慰问抗日将士：“倭寇恣肆，举国共愤，麾下迎头痛击，大张挞伐，为军人吐气，为民族生色，近闻战讯，莫不踊跃，谨先电慰。伫盼灭敌朝食，复我河山”，鼓励官兵“誓竭心力，继续奋斗，攘彼仇虏”（天津《大公报》，日）。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地方党部之所以挺身而出反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和投入一系列抗日活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点：
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从而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热潮，从而推动了华北地方党部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促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参加抗日活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热情的推动是华北地方党部采取上述态度的基本原因。
第二，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华北地区成为日军侵略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处于日军刺刀的直接威胁之下。唇亡齿寒，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的切身利益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现实威胁，这是华北地方党部敢于反对不抵抗政策的直接原因。华北地区毗连东北，是东北地区与关内各地联系的通道和必经之地，日军欲征服整个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将侵略魔爪伸向冀、热、察和平津地区，将这一地区进一步变为其征服整个中国的前进基地，因此华北成为日军侵略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势所难免。后来事态的演变也的确如此。处于日军侵华必争之地的华北各党部，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痛感尤切。当时媒体所称的华北地方党部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华北地区的本地和驻在地党部，另一部分则是流亡于平津的原东北沦陷区的党部。华北地方党部或刚刚经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惨痛，或即将面临敌军压境铁骑蹂躏的前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认识到“若不举国一致奋起，共赴国难，则亡国灭种，行将不日”（北平《民国日报》日），因而忍无可忍，冲破禁令，发出了“决意抵抗到底，誓与倭奴不共戴天”、“还我河山，捍卫国土”的呼声。
第三，华北地方党部敢于反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还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华北各省市党部本非蒋系势力，他们对蒋介石在党内专断独裁、排斥异己早就不满，抗令不遵和进行反蒋活动时有发生。如1929年国民党中央通告各省党部，将“济南惨案”期间各地成立的反日会改名为国民救国会，命令停止一切反日活动，但北平、天津等地反日会却“抗命不遵”，拒绝改名。从1928年到1932年，华北党部就不断发生过反对国民党中央圈定和指派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撤换省市党部、参加反蒋“护党”运动等事件。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北、察哈尔等省党部还曾拥护阎锡山，公开反对蒋介石。可以这样说，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地方党部就具有一定的反蒋传统。
国民党华北地方党部的抗日主张尽管最后遭到蒋介石妥协投降政策的扼杀，华北地方党部也于1935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中央的双重压迫下“奉命结束”，但它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史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反映了华北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包括中下层组织直至高层组织的抗日要求和愿望，表达了对国民党当政者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抗议和不满，也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它是从国民党党务系统内部发生的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活动，与一般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有所不同，其抗日要求相对而言较少投机和趋利的色彩，因而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更具杀伤力；它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地方党部反对中央党部的活动，一方面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对日政策的裂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分裂，同时也预示着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即将走到尽头；它起到了孤立统治集团内部亲日派妥协投降派、增强抵抗派的作用，对国民党最终接受联共抗日政策应该说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客观上有利于抗日力量的壮大发展，有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总而言之，它应该属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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