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_网易新闻
王通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原标题：王通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来自“纪念王通逝世1400周年暨王通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报道6月9日，农历五月十五，是文中子王通逝世1400周年祭日。这一天的上午，万荣县通化镇王通庙前，旗幡招展，古乐悠悠。来自全国各地热爱敬仰王通、致力研究王通的专家学者们相约于此，共同参加“纪念王通逝世1400周年”的祭祀活动。整个祭祀大典设置了诵读文中子语录、恭读祭文、敬献花篮、行施拜礼等一系列程序，以表达对文中子王通的崇敬之情。这次祭祀活动是文中子王通逝世1400年以来的首次。　　王通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今山西万荣通化镇）人，史上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唐朝的开国功臣薛收、魏征、杜淹、房玄龄等都是他的门生。著名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王通的学术思想和执政理念，对当今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日下午，“王通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不仅是对圣贤思想的弘扬，更是助力万荣“文化名县”建设的一次盛会。研讨会上，诸多专家学者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对王通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交流研讨，并对王通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出很多有思想、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据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方克立先生发来贺信，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改变“学术界对王通其入其学的研究不够，以至 河汾道统 在中国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得不到正确评价”这种现状，深化对他的儒学创新思想的研究，尽可能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6月10日，专家学者们还对稷山县紫金山河汾讲堂遗址进行了考察和祭拜。　　本期，我们将摘选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或意见，以飨读者。　　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研究传统文化　　郭裕怀（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研究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眼光很重要，第一要有历史的眼光，第二要有世界的眼光。　　十多年后，我再次来到万荣，切身感受到了万荣县近年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这两天通过观看万荣笑话剧和万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我认为，万荣的文化很厚重，很幽默，乡土味很浓厚。　　如今，三晋文化研究会已为万荣县授牌，成立了“万荣县王通研究基地”，希望万荣县在文化发展方面不断进步，不断创新。　　研究王通，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李玉明（三晋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这次学术研讨会举办会更好地促进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王通躬耕、讲学、《续六经》遗址及河汾学派文化资源的开发，为促进当地文化旅游发展以及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王通（文中子）是山西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大儒。王通对后世的贡献在于他的学术成就，即躬耕、讲学、续六经，并创立“河汾学派”。众门人盛赞其为“王孔子”，把他与孔圣人相提并论。　　王通创立的河汾道通学派真正地做到了知行合一，也真正具备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儒风范，对当今学术研究和学者的生活方式有许多启示。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王通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其关键之处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躬身践履的学问，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学问。因此，举办这样一次学术活动很有意义，一定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王通研究是一个文化工程　　李中元（山西省社科院院长）“王通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是超越万荣、超越运城、超越山西面向全国的第一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要怎样研究王通？首先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站在运城以及山西发展传统文化的角度，用历史视角、价值视角和未来视角，研究王通思想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王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文化文明体系的建设意义究竟何在？　　其次，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文化方向，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地推动王通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将王通文化研究推向深入、推广开来呢？我认为，不仅需要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也需要跨界合作。　　最后，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王通思想和当代价值，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　　另外，我想提三个建议：一是成立一个王通研究会；二是省市县联合设立王通研究基金会，用于学术研究、文化产业开发。三是出版一套王通研究系列丛书。
大格局、高境界的研究和传承王通思想文化　　范世康（太原市原宣传部长、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在万荣县召开这样一次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首次“王通思想文化研讨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研究和探讨王通，首先要回归本体，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角度，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和探讨；其次，放在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上，恰如其分、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探讨；最后，要具备恢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格局、高境界。　　今天，万荣县率先迈出一步。那么，在今后，希望万荣县可以从先贤身上多多汲取营养，与万荣精神勾连起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于我们伟大的自信，在于我们伟大的自觉。希望这次学术研讨会，成为振兴河东文化，振兴三晋文化，乃至成为恢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自觉行动。　　创新发展创造文化发展高峰　　王志超（山西省社科联副主席）　　王通是隋唐的大儒，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他更是河东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现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践行核心主义价值观现实情况下，王通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城市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利用，运城人有着不可比拟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断地创新发展，就一定会创造文化发展高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地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王志峰（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梦想。这个中国梦承载着中华民族既古老又常青的光荣和梦想，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　　近年来，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推广，高度重视从先贤先辈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　　此次学术研讨会深入研讨王通的思想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传承而传承，而是紧紧围绕建设“平安运城、和谐运城和幸福运城”这一目标，研究王通思想文化，在新时期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是为深入挖掘王通思想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增砖添瓦。　　深挖王通这座高品位的文化矿山　　杜中伟（万荣县委书记）　　举办“纪念王通逝世1400周年暨王通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万荣“文化名县”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实际举措。　　“十三五”以来，万荣县认真落实运城市“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决策部署，立足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积极开发后土文化、笑话文化、名贤文化等八大特色文化，精心打造“中华笑城·欢乐万荣”“尊崇后土·感恩万荣”“文化产业开发示范县”等七大品牌，扎实推进“文化名县”建设，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隋朝大儒王通，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培育了房玄龄、魏征等名臣将相，留下了《中说》《止学》等学术论著。王通文化历经千年，就像一座高品位的文化矿山，博大厚重、积淀深厚。　　这次在万荣举办学术研讨会，是对万荣的宣传，也是对万荣的支持，对于我们深入挖掘王通文化的精神内涵，不断扩大王通文化的价值认同，提升万荣县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上德而居下位 光大道德文化　　贾克勤（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研究王通，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时，可以贻厥孙谋。　　“六经注我，古为今用”，是激活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传统的“我注六经”，以意逆志，返古以寻求与古人共鸣。这固然重要，但“六经注我”以意合理，开出新果，何尝不是文明再生的一种路径？　　我对王通思想文化有三点思考：首先，为万事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王通的《太平十二册》是其代表作品。《太平十二册》谈的是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就是为万事开太平；《续六经》谈的是在隋末唐初之际，结合社会发展时机，对旧儒学进行大胆改革并提出新理学。　　其次，对《中说》文化内涵的思考。在《中说》中，王通提出：“通其变，天下无蔽法；执一方，天下无善教。”“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以上这些话是对《中说》最好的解释。“中”并不仅是指方位，主要是指变通。　　第三，对河汾治学理念的理解。王通不是一介章句之儒，是一个注重理论与实践互相联系的大儒。他不但能够继承传统的“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教育理念，而且在对“道”的理解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文中子王通　　尹协理（山西省社科院文化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首先，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延续。在我们长期的文明发展中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生活在隋代的文中子王通，以他坚韧顽强的毅力和超出常人的智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中子王通在天人观、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学、史学、对待外来文化和非儒家文化的态度等方面都有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新的政治思想、民族平等观和对外来文化有取舍的包容吸收的新思想，为唐初的政治家所接受并付诸实践，从而创造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空前繁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初唐盛世。　　文中子王通的这些重要思想，还为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即宋明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大增强了儒学的文化自信，激发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文中子王通自觉地为新时代服务，为新时代呐喊，为新时代创建新理论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我们要像文中子王通那样，既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思想文化，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就用，而是一切以新时代的需要为准绳，做适应新时代的转化与发展。　　第三，文中子王通的时代担当精神和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第四，文中子王通的民族平等观，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第五，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文中子王通的主张，也值得我们借鉴。　　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文中子王通的观点值得借鉴。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西方文化不应该原样照搬过来，需要中国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来进一步充实我们的传统文化。　　第六，通过纪念文中子王通，进一步促进对文中子与河东学派、河汾文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的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源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产生的。文中子王通的学说与河汾学派、河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就必然要纪念这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胡发贵（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忧思王道，可以说是王通学术大旨，“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通的“王道”之思，其间不乏真知灼见。　　王通心中的“王道”、或说理想之治，是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人民的安危为出发点，他有一句极生动和典型的话：“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或也感于南北朝之后的乱世，但其对暴政的反感，对人民权益的维护，对生命的敬畏，则接续了孔孟儒学的一贯精神，并以“不易”之论，极大地突出了传统儒家仁政爱民思想。　　王通所萦怀的王道，还有一大特征就是“先德后刑”。而他所强调的“先德后刑”，更为鲜明地拒绝严刑峻法，可谓是在中央集权时代再一次对远古德政传统的回顾与光大。　　王通所预想的王道，还是一个广开言路的社会——“尧有衢室之问”。他强调往古圣王的“兼采而博听”，实为人民的议政权力，为开放言路，进行了历史性的辩护；就其力论“议政”合理性而言，无疑也是对先贤“民之有口”认知的肯定与传扬。　　历史上多认为王通为孔孟之后的大儒，仅从其王道政治内容来看，洵然有理。他对民命的珍视，对德政的推崇，对广开言路的宣扬，无不上承孔孟精髓，下启后世思绪，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更是影响深远，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一代大儒王通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柳河东（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　　王通，隋代大儒，被尊为 “文中子”，为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关于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贡献，我进行五方面的析评：一、复兴儒学，承传周孔道统。王通以儒门传承与振兴人自许、自任、自励，倾其一生致力于弘扬儒学，守护儒家道统，传承儒家文脉，力图推行仁政礼制，挽救因道德危机而导致的巨大社会危机，实现王道理想的周孔之志，当时就有“王孔子”之美称，更获得“河汾道统”之美誉。　　二、因应时变，发展政治儒学。王通因应时代变化，顺应时代要求，抛弃了汉武以来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反对玄学玄思玄想，取佛、道之优长，挺立中道，强调王道，力兴仁政礼制，提出了以“道”和“理”为核心的新思想，开创了以关切时政、经世之用，中道为本、王道为圭，仁义为本，礼乐为制的“河汾之学”，创新发展了孔子奠基、卜子开创的政治儒学。　　三、三教可一，奠定盛世文基。针对魏晋以来，佛、道文化兴起的现实，王通第一个站在儒家立场上明确提出“三教可一”，以开阔大气的学术气量与文化胸襟，主张以儒学为主体，兼融佛、道二教，取二者之优长，以充实、改造、提升和发展儒学。　　四、兴教育英，缔造河东学派。学生、友人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温彦博、王王圭、陈叔达等大唐重臣在其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时期，深受王通凌霄志向、高洁人格及注重经世之用、崇尚王道理想的“河汾之教”之熏习、影响，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培养了极高的人生境界，打下了扎实的治学、经学根基，开启了人生大慧，为日后迭处卿相要位、成为贞观功臣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　　五、名齐荀老，位尊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传播近千年、流传布最广、家喻户晓的著名启蒙读物《三字经》将王通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与先秦大家老子、庄子、荀子及西汉大儒扬雄齐名并称。而且《三字经》言简意赅、惜字如金、字字珍贵，其他四大家仅用一字，而独对王通厚爱有加，用了三字，足见后人对王通的喜爱、敬仰、推崇，足显其极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综上所述，王通实为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一代大儒，堪称中国历史文化上一个丰碑式重要人物。　　结合当今时代背景，研究王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王通的“王道理想”“王道仁政”对当下推行仁义、倡导礼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处，王通“三教可一”智慧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治理方略的启示。最后，王通以圣贤境界为圭臬，以君子理想人格为高标，这样的理念也值得我们借鉴。　　王通研究中若干地理问题的文献记载与现实定位　　骆天荣（王通地理问题研究专家）　　文中子王通研究中最为专家、学者发愁的，是文献记载中一些地名现在的位置，古今不少学者闹出了错误。　　2010年以来，为考察、考证以下地理问题，我们先后上紫金山40多次，去沁县、襄汾、河津、万荣多次。在考察、考证中大家反复比较，多角度论证，几个文献记载地名的地理位置逐渐清晰起来，特别是使“白牛溪在哪儿”这个千古之谜得到破解，真实地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一、文中子河汾隐居、讲堂遗址。现实定位：今稷山县化峪镇刘家庄村北之紫金山。　　二、白牛溪。从文献记载看，有八个地理特征：一是白牛溪，也叫牛首之溪，和牛有关；二是白牛溪旁有一条大的南北走向的山峰，东西是山，溪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峪；三是入峪一定距离山涧拐了个小弯，山形由东西对峙，变成四面环山；四是有抱腹岩地貌；五是有片石砌成的石城；六是石城北有石壁；七是溪上即文中子授经地；八是讲堂前有形成溪流的泉水。经考察，可以满足此八大地理特征的，唯有现今稷山县化峪镇刘家庄村北之后岔沟。
　　三、东皋、南渚。从文献记载看，“东皋、南渚”有这样几个地理特征：一是在牛首山的西边有一条南北向的峪；二是进峪数里，路拐往东北；三是在折拐处有一状似“石楼”的山；四是峪外壤广阔；五是比河津方向地理位置高。经考察，有此五大地理特征的，唯有现今稷山县化峪镇佛峪口村北之佛峪和村南之冲积台地。　　四、疏属山。疏属山在全国有若干个，但王通所说的疏属山有两大地理特征：一是王通的家乡龙门县万春乡（即今万荣县通化镇）在疏属山之南，且离得不远；二是疏属山临着汾水。经考察，具备此两大特征的，只有现今河津县城南吴村旁的疏属山。山上现有文中子庙。
(原标题：王通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发展导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用手机扫描以上二维码直接访问此文。
王通“三教可一”思想简论
　　摘 要：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立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王通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将其“中道”的观点，合理地运用到了如何处理三教关系上面，明确地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这是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吸收和借鉴佛、道两家的思想，兼容并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也对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在处理三角关系上有所启示。 　　关键词：王通；中道；儒释道；三教可一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8-02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出身世宦和儒学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20岁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后居于河汾之间，以授徒著述为业。其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早已遗失不存。现存《中说》十卷，由其子记述编纂，旨在光大儒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通是一位长期不受重视的儒家学者，然而，被冷落往往是先驱者的命运。王通之所以不受重视，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超前，他在儒学改造还不成熟的隋代，就提出了儒学改造的课题，并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佛学和道家，从“三教可一”观念出发大量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构建了融合儒释道的思想体系。王通一生致力于推崇周公、孔孟之道，在儒家思想走向没落的危急关头，王通走在世人的前面，他的思想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韩愈、李翱以及后世的宋明理学都起到了启蒙和引导作用。王通的“三教可一”论正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而吸收佛道两家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显示了儒家的未来发展，也预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王通时代的三教关系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天人感应”的思想，为当时汉朝的大一统的局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从实际上使得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思想，成就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所宣扬的“天命”和“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越来越显得粗陋和呆板。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而且，佛教自传入之时起就不断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尤其是儒家的精髓，不断地实现“本土化”。与此同时，本土的道家在东汉时也正式形成。到了南北朝时期，社会战乱不断，使得老百姓长期生活在黑暗和混乱之中，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摆脱苦难的人民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就把精神寄托于号称能让人们长生不老、延年益寿、驱邪避祸的道教，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苦集灭谛等教义也正适合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观心情，这样就使得佛教和道教空前繁荣。此消彼长，缺乏细密严谨的思辨性的儒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到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儒释道为了争夺主导地位不断地争斗，也使得三教融合的课题摆在了历史发展的道路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道教和佛教不断发展兴盛，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佛道二教的严峻挑战。为了解决三教纷争的问题，各派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平等三教”、“三教合一”、“三教并用”等，但是这些观点都不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同时，这些主张三教调和论者一般都是把三教进行简单的对照和比附，皆是泛泛而论，三教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融合。而且。此时的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教为主的会同三教，三教仍然是各自以“己教为本，它教为末”来会同三教。“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1]302这是以道教为本，来会同儒道二教。明僧绍《正二教论》中说：“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这是推崇以佛教为本、道教为末的观点。由此可知，两汉时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已经衰落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如何对待佛教、道教，在理论上是一个十分严峻和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兼容并蓄，“三教可一” 　　王通的主要思想是“中道”，包含三个方面：一为他抛弃两汉以来的儒学神学化的“天人感应”说，把“天道”和“人道”区分开来，主张要回归“人道”。二为“复礼”，其中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外为“圣人之道”，内为“穷理尽性”。三为“三教可一”说，王通兼容并蓄，不偏执一说，统合佛、道等不同的思想资源，但是也不折中妥协，仍然坚持以儒为主，融合三教，使儒家思想在中国在传统文化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王通首先申明他的儒家立场，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和支持。他曾经说过：“若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用？”“千载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之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2]37王通不只在理论上复兴儒学，而且企图像周公那样，辅助当权者，把儒学付之于实践，用以治理国家和安民。平心而论，当时的隋朝除王通外，确实没有这样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代表人物。而王通则自觉地“继周公”“绍宣尼”，当仁不让。后世有人批评王通以圣人自居，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正是当时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通也很清楚佛、道二教的社会危害，但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佛教也是西方圣人创造的，只是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或问佛子。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3]77他还认为道教不讲仁义道德的修养，而只讲神仙长生不老之术，所以，这种长生不老是没有意义的。“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4]122虽然如此，在他看来，佛、道二教的思想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两者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中说&立命》上说：“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显然是取自老子的“无为”之说。《述史》篇上还对“问知”、“问识”的回答是“无知”、“无识”，这种思想又是融合了庄子“无思无虑”和僧肇的“般若无知”的观点而来的。在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通对佛、道两家的吸收和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王通在处理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时，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第一次比较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三教可一”。他说：“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3]69王通认为儒释道三教各有利弊，所以他希望能够出现“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以“共言九流”、“共叙九畴”，使各家能够相互借鉴、融合与吸收，取长补短，吸收他家之长以“通其变”，这样就可以使“天下无弊法”。 “共言九流”与“共叙九畴” 就是讲的三教之间应该融合、借鉴，虽然，这样的思想佛教学者早就提出过，但是，在儒家的立场上，却是第一次被王通所提出来。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使三教在社会中有各自的地位。《中说&问易》记载：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出多门矣！”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儒释道三教之间如果相互攻击，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同时用三教来治理国家就会造成“政出多门”，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会造成社会的长期混乱，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只保留儒教，而废止佛、道两教呢？在王通看来，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曾进行过废止佛、道两教的活动，不但没有成功，反倒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作用，适得其反。所以他认为三教不但应该合一，而且能够合一。另一方面，王通主张“三教可一”，也受到了秦汉学术诸家殊途同归的启示。所以他在《中说&周公》里面说： 　　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 　　各种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看起来好像水火不容，实际上则是“相反相成”。所以在对待三教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三教的差异。“知其长，则不可废；知其短，则不可独任一教。通其变，则三教各有各的功能；执其方，则任何一教都不完善。”[5]401所以，王通希望能够有“圆机之士”理解他的主张，更希望能够有“皇极之主”来完善他的主张。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王通所说的“三教可一”，不是将三者简单的罗列，不是“归一”，也不是综合创新。从他的思想我们可知，应该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借鉴吸收，共存共荣，不因为一教而消灭另一教。有人说“三教可一”是“合一”即合而为一，这绝不是王通的本意。后来的李翱和宋明理学家，在实践中，以儒学为主，吸收异教思想，提高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更像是王通本人的意愿。 　　三、小结 　　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佛教和道家学说都有长足的发展，此消彼长，这两者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中独尊的儒家学说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下降，到了隋朝时期，佛、道两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儒家的发展，在这基础之上，隋代大儒王通第一次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足见其可贵之处。 　　后来的陆九渊曾经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6]137。而实际上，王通对佛、道两家都是有批评的，有“讥贬”的。他所主张的“三教可一”不是简单地折中混合，而是明确地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为根本。后来的唐王朝以儒学为基础，实行三教并存的政策，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基础，终于实现了三教合一。王通的“三教可一”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但是，毫不犹豫地说，王通的主张预示了未来的方向，而后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王通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抱朴子内篇&朔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中说&天地篇[G]//文中子《中说》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中说&周公篇[G]//文中子《中说》译注.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中说&礼乐篇[G]//文中子《中说》译注.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中国哲学史&上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陆九渊集&策问[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用手机扫描以上二维码直接访问此文。
系统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