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4月26日在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他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服务社会、报效人民，努力作出新的更突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更要自觉地成为勇立潮头、勇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主力推手，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引入者和传播者。在当时思潮纷繁的社会转型期，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反思总结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经验教训，主动探寻救国救民之路。经过论争、比较、甄别，最终在众多的&方案&之中，他们发现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随后，这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创造性地用中国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顶住重重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执着追求不懈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知和接受。从这个角度上说，近一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其先进性和历史担当集中体现为自觉选择并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更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引入生动的历史实践的主要实行者。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推动、领导并完成了为实现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侵略瓜分的屈辱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倾注了心血，使得我国在社会经济建设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防科技建设等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为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集中体现为勇于投身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一批批知识分子担当起国家主人翁的角色，他们身上蕴含的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热情和巨大能量进一步被焕发出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各行各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亦空前高涨，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或缺，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亦前所未有。广大知识分子无不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自觉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在中国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知识分子都不是过客，更不是看客，而是勇立潮头、勇于担当，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的重要群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90多年的历程中，广大知识分子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就是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得比较深的一个群体，他们劳动方式的特点是运用和传授知识、总结和生产知识。这就规定了这个群体在不同的时代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更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担当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作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更为巨大的贡献。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就要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要以自身的特殊优势、更为自觉的历史担当，投身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当知识分子越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把自己锤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时，就越能深刻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就越能把握时代脉搏、就越能够有担当、就越能作出不辜负时代的贡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要有情怀，要讲奉献，要秉持操守，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勠力，锐意创新，勇于担当，甘于奉献。时代要求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担当勇气、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要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职业操守。广大知识分子要秉持勇立潮头、引领创新的品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要自觉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努力成为勇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用得着、能干事、干成事的中坚力量，从而不辜负时代的召唤，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辜负知识分子自身的天然使命。 　（汪澎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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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不断探索新路，努力做到趋利避害。专家学者：五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约定――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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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五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约定
　　五四之约
　　展望未来，我们是否依然应该以及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奋然前行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陈泽伟
　　实习生赖申申
　　尽管五四运动已过去了90年，但作为标志着东方巨人觉醒、开创中国现代史新纪元的伟大爱国运动，她所高扬的民主科学旗帜，自此引领着中国历史一路斩关夺隘，不断书写着新的篇章。
　　如今，中华民族又一次进入了历史转型的重要关口。回望历史，五四精神将给予我们哪些重要的历史启迪？直面现实，五四精神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动力支撑？展望未来，我们是否依然应该以及如何弘扬五四精神奋然前行？多位学者为此接受了《t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约定
　　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教授看来，五四运动以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扩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通过五四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很多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打开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新境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胡明指出，五四运动给中国传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一个提法，也是历史约定下来的一种说法。
　　五四时期，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组织革命团体、创办进步刊物，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全国各种进步社团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数百种之多。
　　在1919年5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个月，《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专号”，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首，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还有《马克思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史》和《马克思传略》等几篇文章组成了这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五四运动的当月刊发出来，非常恰当地配合了五四运动高潮当中对于民主和科学的呼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相互激荡，为什么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此，胡明阐释道：马克思主义以及新俄的种种政治实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一是耳目新鲜，二是现实意义很大。俄国革命把俄国的沙皇统治推翻了，消息传到中国来，激动了无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心，胡适做了《新俄万岁》的诗(尽管欢呼的是二月革命)，郭沫若也写了歌颂列宁的诗。因为俄国革命的意义太大了，冲击力、震动烈度太大了。
　　中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全国的注意力、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道路选择的层面上。此前的洋务运动还是搞些经济体制的，国计民生的，兵器的，造船的，着重的是工业和国防方面的发展。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社会精英的注意力已经移到政治层面上了，所以俄国的革命对中国的冲击特别大。
　　在五四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责任、中国的历史命运摆在一代中国人的面前。当时，民主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起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但是到了后期，一批冷静的、先进的、眼光远大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1920年，在组织层面上已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步的工作。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建设改造没有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陈独秀对区声白等人的批判铿锵有力，无政府主义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时列宁领导的一个现实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实验的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因此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很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络，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组织工作一旦完成，就把五四新文化、新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中国的命运也因此完全改变了。所以说，五四的价值，还在于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层面上、政治层面上、组织层面上进行了准备。
　　胡明接着指出，五四运动前后，除了在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外，当时还有几个不同团队在寻求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救国之道、救国真理。其一，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立三等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很早就在张申府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旅欧支部，这些青年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高层骨干；其二，还有一部分青年到了日本，他们在日本虽然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正统、纯粹的理论，但通过日本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家，如福本和夫等人，从文艺创造、文化批判等方面急剧向左转。当时日本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文学运动风起云涌。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以及创造社的一些人都是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沉淀、凝聚在文艺和文学上，回到国内后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骨干和传播共产党阶级斗争文艺理论的先锋。
　　此外，还有少数特例。如瞿秋白被供职机构派到俄国去做采访，很快掌握了新俄国革命理论的精华、布尔什维克政治理论最核心的东西。
　　这些青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在手，回到国内来很快进入到一种炽热的实战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以及中共早期的重要骨干力量。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之后的90年间，对于五四的价值，不断有人怀疑，不断有人反对，不断有人歪曲。对此，胡明指出，五四是绝对不能被淡忘，更不能被否定的。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之一――科学、民主、改革、创新的精神，是不能被误解、曲解，更不能被消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当中，必然有很多复杂的新问题要产生，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正因为这样，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都是我们非常珍贵的政治遗产、理论遗产、文化遗产。
　　杨河认为，尽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还需要不断的奋斗和努力，是一个不断从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其条件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本人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指手划脚。
　　恩格斯也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由此，杨河指出，党的全部奋斗历程启示我们：实事求是之风兴，则党的事业兴；党的事业遭受的每一次重大失误和挫折，主要都同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指导下，我们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挫折中觉醒、在挑战中前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就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这既是对党的奋斗历程的根本总结，也是我们党继续发展前进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依然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开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民主一旦被践踏科学就难以立足
　　五四的基本价值主要还是当时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最基本的制度构想，科学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这是胡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抗日、解放过程中，包括夺取政权后的建设运动，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民主和科学这一基本原则。
　　在胡明看来，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一些时期，我们解释世界的工作本身还是科学的，还是在一个比较正确的实践理性框架里进行的，但是改造世界的狂热，让我们把科学民主的核心精神给抛弃了。因此，解释世界好像很准确，但已经不谨慎了，转过头来在改造世界狂热的实践中却犯了大错误，在冷酷的事实面前撞得鼻青脸肿。尤其是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对民主和科学的践踏莫此为甚，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胡明评述道：那段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歪曲、践踏，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一个典型是，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毛泽东承认这个错误时说，我是农民出身，我也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但是经不住有些科学家言之凿凿的科学论证呀。大炼钢铁也一样，不少冶金专家权威齐声论证小高炉炼出的钢质量决不亚于洋高炉。当时，“人定胜天”的思维已经推到了极端。尽管“人定胜天”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真理性的，但真理跨过一步，便成荒谬，何况跨过不止一步。
　　如今，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规范。但是，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人归结为中国仍存在着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胡明认为，相信科学和不相信科学的问题，表面上是科学信仰的问题，服膺真理的真诚问题，背后还是有民主到不到位的问题。
　　中国能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不能违反科学本身，包括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如果违反了就会出很多古怪的问题。而出了问题，其实还不是科学出问题，而是民主出问题。例如，本来应该用民主方式组织一个社会活动或策划一个政治选择的时候，相信了权力，苟同了利益，遵循了一些潜规则，甚至谎称这才是民主，那最后肯定会出问题。因为这违背了科学的原则，也是对民主的歪曲和践踏。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条基本思想路线就凿实在这里。
　　胡明坦言：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干部对民主科学本身的消化和理解存在误区，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根本上不相信民主与科学，而相信权力，甚至迷恋权力。“之所以有这样的干部存在，我认为关键还是干部选拔标准上出了一些问题。选拔一个干部，到底是以亲疏和顺逆来取人，还是真正以科学发展观的标准考察一个人的德与才。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解决不民主不科学的问题，是最大的制约。”
　　“法治”补课刻不容缓
　　回头看，五四运动并未举起法治的旗帜。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化国家，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认真“补课”。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大缺憾，还是因为“革命”对法治具有天然的抵制倾向？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李民教授认为，五四运动没有提出法治的口号并不是一个缺憾。这需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量。
　　五四时期，中国的现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是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因此，看待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胡明则认为，革命和法治必然有冲突。革命一来，就会冲击法治。革命年代的观念是，只要革命的大方向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文革”时期，革命被确立为根本的目标，为了革命可以不顾一切，遑论法治。例如，1954年的《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私人信件保密的权利，但第二年，胡风事件就以私人信件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到了“文革”期间，私人信件就可以公开拿出来作为罪状。这不是《宪法》出台时就不想好好执行，而是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目的是正确的，法治要让步。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是尖锐的。
　　法治和民主是一个问题的两翼，缺一不可。过分强调了大民主、泛民主，没有法治作基础，这个民族是很难有前途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有时也是很荒唐的；单向度强调法制，强调集中，抛弃了民主，那是更可悲的。
　　胡明指出，我们走过弯路，当年运动一来法治就松口，包括《宪法》在内的原有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革命”、“运动”在那个历史时段是最高的最有效的解决方式，“革命”、“运动”一来，已有的常规法治必须要让路。所有的法律文本，所有的制度建设，现有的政治文明成果，全都忽略不计。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反思的地方很多。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大计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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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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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一&&&&&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即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前四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同年），即出了全书的中文单行本。从近年查到的资料获悉，广学会在189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泰西民法志》的书，系英国人所写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其中也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这本书发行有限，没有什么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刊物上多次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毛泽东在日所作报告中曾讲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归于失败。因此，它被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孙中山的一些良法美意，诸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等，都只能限于纸上谈兵。&&&&&历史的教训使一切志士仁人陷入深思：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二&&&&辛亥志士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并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即思想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这场新文化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使中国青年从长期的封建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被称为20世纪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在封建主义的禁锢下，好像“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喷沫鸣溅”，各种新思潮滚滚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作为新思潮的一种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则成为这种新思潮流传的催化剂。&&&&&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一鳞半爪虽已为少数先进人物所知，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并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而李大钊则成为在中国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不论在启蒙学者中（包括陈独秀等），还是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先后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成为它的很有影响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不背离，而是其新发展。&&&&&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六三”以后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前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予他的影响，他在日《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F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1924年1月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采取以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孙中山的意图就在于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他对那些反对合作的国民党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抱着无比的信任和期待。&&&&&&&&&&&&&&&&&&&&&&&&&&&&&&&&&&&&&&&&&&三&&&&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纪念论文中指出：“2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在同年“五四”纪念会的演说中又说：“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明确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而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以纪念“五四”为契机，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自“五四”以来20年的革命发展道路，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宏篇巨著，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驳斥了各种“左”、右倾错误论调。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联系起来观察，明确提出1919年至1921年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由此看来，中国革命从实践到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五四”当年甚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若干年，并没有完整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只是到了抗战期间，才由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在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又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当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一旦被认识之后，中国革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仅迅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迅速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望所归的历史伟人。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二十世纪继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历史巨变。它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长期处于混战之中，是不可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四&&&&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许多国家都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半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以“西化”为模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继出现了苏俄、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都没有成功而相继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有对外国模式的借鉴，也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虽然成绩斐然，但也道路坎坷，长期处于探索之中。&&&&&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使自己繁荣、富强，建成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中国化，不要“西化”，但又切忌闭关自守。邓小平说：“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根据从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地判断国情，果断地把195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设计出“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温饱，第二步小康，第三步比较富裕，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根据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且发展迅速。在新的世纪之交，不仅完成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奋勇迈进。因此，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巨变。&&&&&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完了80年的光辉路程。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老人在参观上海“一大”纪念馆时题词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可谓语重心长。但是，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无往而不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就能够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能够带领他们不断地去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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