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经济在全球的地位经济政治文化事务中的地位和角色正在发生什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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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的世界上追求中国的地位(10.31)
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本文所说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place),主要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比如一个国家处在地球的哪个洲的哪个区位上,虽然这里也包含着地缘的考虑;这里所说的地位也还不仅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外交承认的多少,虽然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包括它在国际上享有的政治承认。本文强调的国际地位主要是一个国际关系概念,指一国在全球体系和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份量,与一个国家在全球与国际社会的“角色”(role)这个概念十分相关。
全球体系和国际社会是一种宏观复合结构。按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释,国际社会是一种等级结构(hierarchy),国家之间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国家是全球与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之一类,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指的是它在这个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高低、发挥的作用大小。全世界已有近200个国家,但不同的国家处于非常不同的地位。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问题之一,而且是一个“永恒”的研究对象,除非国家不再存在或无足轻重。国家的地位问题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如何客观地认识某个国家在世界上现有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二是对这个国家可能的未来地位目标的主观界定。美国学者南瑟与罗斯在《长城与空城计》一书中的第一章就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为题。一些来自一些中小国(尤其是一些小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如位于南太平洋的新西兰和东南亚的新加坡,他们的学者、研究机构不厌其烦地探讨一个问题:“我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围绕这个题目召开的会议和写作的文章很多。新西兰人老是在说,他们的国家虽小,但确是在世界上有独特影响的国际社会好公民(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新加坡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人口不过300万,但新加坡人衡量自己国家在世界的地位不是拿领土、人口、经济、军事实力和自然资源,而是别的众所周知的非传统力量,例如,他们作为东南亚甚至整个东亚的国际事务中心、金融和运输中心、知识中心等,他们认为“国家领土大小并不重要”(Size is not destiny),由此在国际事务中给国家赢得自己远比一些中等国家还要重要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地位。那么大国的学者呢?他们同样更重视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时刻关心着自己的全球地位,这是无需多说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持续提高,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中国仍然处在这个进程中(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处在崛起过程中)。笼统而粗略地讲,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稍加具体化地说,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核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名列世界上前10位,中国是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5个大国之一,但这并不等于搞清楚了中国在全球和国际社会的地位。因为,大国是一个很模糊而相对的概念,而且衡量大国的传统指标越来越与今天衡量一个国家的世界与国际地位的新尺度相去很远。例如,人口规模巨大反而不一定是地位的重要标志,恰恰是降低地位的因素。
看来,如何衡量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成了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西方的亚洲与中国问题学者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苏联解体和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又一次加快发展后,关于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象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的论调已经广为人知。然而,最近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评估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会变成主流意见的声音,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实力其实很有限。美国《世界政策学报》主编施瓦茨称中国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伦敦经济学院中国与东亚问题教授雅胡达认为,中国作为大国还是不确定的和令人困惑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西格尔(战略研究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最近发表的《中国重要吗?》一文,断言“中国不过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已”(The Middle Kingdom,is merely a middle power),属于“二流国家”(second-rank power)。上述看法也许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多少也该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不容乐观。
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最近也多有发人深思的评论与建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沈力军研究员认为,中国缺乏成为超级大国的三个关键因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剩余、军事和经济等硬件实力以及政治、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软件实力。作者认为,从地理位置上说,中国不具有美国那样优越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想要成为世界强国,将受到众多邻国所形成的强大地缘政治制约力量的牵制。当前,中国在其所需要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除技术、资源和资金等方面因素外,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妨碍经济、军事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在软件实力发面,中国在人才制度、社会学理
论研究以及外交策略上的表现尚不劲如人意。而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永年则指出,“中国不仅不主动创造国际空间,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接受应当属于中国的空间”,“中国的做法使得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产生疑惑”。“中国只会用外交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不会用已经有的权力去争取国际空间”。他所说的“国际空间”,其实就是“国际地位”的同义词。
目前,较为学术性地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大多是中国之外的学者。国外的人看中国,恰如国内的人看世界,自然有着独特的优势,因为身份与环境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认识“庐山真面目”。确实,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认识庐山之真面目,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研究的国际问题是不包括中国的国际问题,只停留在“知彼”,不去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是说我们自己更有责任深入搞清楚中国的世界地位,这是一种“知己”的任务。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方法是从理解中国的力量的角度理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思考问题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性质和国家力量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亚欧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幅员辽阔的中国虽然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在东部,但却地跨中亚和南亚,与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上几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相邻,与俄罗斯以及从中亚伊斯兰国家有几千公里的共同边界;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南亚夙敌、新兴的核国家通过克什米尔相连,特别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尚未完全解决的边界问题,与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邻。中国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亚欧大陆东端、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对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特别关键的意义。
但是,中国一直承受着强大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压力,苏联解体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局面,反而更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除俄罗斯外,中国是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至少有19个国家与中国通过陆地或海洋相邻,其中人口超过1亿,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就有5个(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中国国家尚未统一,台湾是美国实质上的军事盟友,台湾问题加深了中国与美国的对抗程度,如果中国要坚定地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可能爆发战争。中国一向把睦邻友好当作目标来追求,抽象地看,这是因为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所谓“周边”国际环境以保证安全与发展;具体地看,这是因为亚洲邻国大都不是中国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盟友,一些反而是中国的强劲对手和潜在敌人。军事上,从印度到日本到俄罗斯,这些围绕着中国的都是地区级以上的强权,“安全困境”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上看,中国地位的弱点是明显的,比如中国很难成为海洋强国(maritime power),中国的广大沿海地带实际上受到了从南朝鲜开始,中经日本、菲律宾,到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美国控制下的安全链条的制约。中国只是部分意义上的亚太国家。亚太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它应该意味着这是一个海洋意义超过陆地意义的地区;它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取决于控制了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强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美国海军一直牢牢地独霸太平洋,费尽心机地经营着上述西太平洋的由双边军事联盟组成的安全链条,中国实际上由此委屈为一个巨大的大陆国家(continental country)。
归根到底,中国现在国际上享有的地位,主要来自其自身的份量,而不是其力量的亚洲地缘(陆海)所及。就是这样的地位,也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存在:中国确保了自身的国家稳定和发展,以及与数量众多的邻国相安无事。正象基辛格最近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在主观上可能威胁别国,实际上也做不到,因为中国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增长和领土安全。
从联系性权力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之一斯特兰奇(Susan trange)把“联系性权力”界定为“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的力量。除此外,她并未进一步解释。我认为,联系性权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直观的通过相互联系施加的影响力。一国的联系性权力的获得来自于别国对它的绝对(在少数情况下)和相对(在多数情况下)依赖。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总能拥有一些联系性权力。根据联系性权力的不同,各国处于不同的地位上。当今世界,美国拥有最大的联系性权力。例如,美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存在军事关系,其形式包括军事同盟、协定、军售、援助、技术转让、人员培训等。由于与美国在军事上有关系的国家实际上绝对或者相对依赖美国,所以美国由此获得了影响甚至支配这些国家的权力。比如,1999年9月,美国中断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关系,原因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允
许一支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全民公决后陷入暴乱的东帝汶上不情愿。美国之所以能向印尼施加这种压力,是因为印尼在军事上与美国有着长期的广泛联系,这个国家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于是美国从双边军事关系中获得了影响印尼的联系性权力。美国行使联系性权力奏效了,印尼政府后来不得不同意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部队进入东帝汶。经济上也是如此,世界上许多开放经济绝对或者相对地依赖美国,美国获得了经济上的联系性权力,在对别国实行经济制裁、惩罚就是在行使这种权力。
美国之所以要与后苏联东欧集团国家、中国以及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尼、尼日利亚、哥伦比亚等转型中国家保持所谓“接触”、“交往”或者“约定”(engagement),就是为了获得影响、支配这些国家走向,以及实现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的联系性权力。
中国越来越与世界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从中获得了多少联系性权力,从而帮助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按照上述联系性权力的定义,这些年来,中国获得的联系性权力其实是有限的,原因是仍没有多少国家在经济和知识上更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相反,由于中国的庞大现代化建设需要西方的资本、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和市场,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更大些,西方国家由此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中国的联系性权力。从1989年以来,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审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美国曾经把贸易与人权挂钩,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马拉松努力,反映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明了这点的美国,不断在中国加入的条件上做文章,压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图扩大美国工商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所占的份额。
当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市场扩大和市场潜力,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中国在90年代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跨国公司之间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中国政府握有政策上(特别是税收和区位政策)的手段,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处理关系时似乎获得了相当的联系性权力,即外国观察家所说的“经济牌”。这种联系性权力似与上述联系性权力不同,可叫做反向联系性权力。
亚太地区的一些中小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呈现上升的势头,如果中国经济通过扩大内需保持合理增长,这些中小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还将加深。中国实际上在亚太地区获得了某种联系性权力,在与美国和日本的互动中可以把一些中小国家作为“中介”(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可以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桥梁”),因为这些国家确实不愿意看到本地区的三个大国美、中、日之间的任何经济、外交和军事紧张、甚至对抗关系出现。
从结构性力量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斯特兰奇的知识体系中,“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是“决定办事方法”,“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不是存在于单一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权力是通过这四种结构对特定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包括“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
斯氏从结构上分析国家权力的框架是理解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一个有效工具。椐此,她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的不同看法。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际研究和历史学界认为美国已经在国际体系中丧失了霸权(所谓“霸权衰落论”),但斯氏却认为,从四种权力结构总体来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丧失结构性权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失去这种权力。因为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不仅建立在对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主宰上,而且建立在人们最容易忽视和低估的对知识结构的控制上,因为知识也是权力。“美国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实际上并没有失去权力,由于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美国的权力来源已从土地和人民变成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控制”。后来事态的发展(包括冷战结束以来10年美国霸权的新发展)证明斯氏这个论断的大体正确性,也说明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这里,使用斯氏的结构性权力分析看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一,在安全结构方面,中国除了能确保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外,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结构不仅无法控制,反而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与地区安全体系。因此,中国缺少安全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例如,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之所以拖到今日,与美国控制东亚的安全结构(通过各种有关安排和承诺)有关,因为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第二,在生产结构方面,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扮演了外国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角色,缺少在全球进行国际生产的跨国公司,至于在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服务业(金融、保险、知识产权等)市场所占的份额几乎微不足道,不可能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结构性影响。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的国家权力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是一个迫切要研究的课题。我的看法是,从中国市场的世界重要性上升而言,中
国的结构性权力增加了;但由于受外国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左右,中国的结构性权力又减少了。第三,在金融结构方面,作为需要巨额信贷和资本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组织和全球金融市场控制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金融权力(包括是否提供国际信贷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因而在这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结构中,中国的结构性权力是有限的。第四,在知识结构方面,中国目前处在大规模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的引进阶段,在经济模式、科学、技术(特别是研究与开发)、价值观(包括信仰体系)等上,中国不是全球和地区体系的供给者,虽然中国可能提供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东方文化的母文化。
因此,从结构性权力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地位看,我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比从联系性权力角度得出的更悲观一些。
从国家概念的演化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在国际关系上,国家的概念经历了深刻的演变。1648年开始在欧洲出现的国际社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认构成国家的要素是领土、领土上的人口及其政府。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家是一种“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由于历史上处在一个相对简单的世界上,领土国家特别重视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寡、军事实力(特别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国民经济、自然资源禀赋、民族性格、有效率的政府及其外交能力等要素。然而,以国际相互依存和全球化(包括跨国公司、信息技术、全球资本市场和军事革命)为标志,当代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国家的概念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今天,领土国家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国家的对外边界不再那么清晰,国民经济不再是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不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唯一因素(有时甚至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美学者罗森克拉斯在10多年前就认为,领土国家的概念应该由通商国家(trading state)的概念取代。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通商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些大国,也包括象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这些领土上的小国。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岛国却是世界上位椐第15左右的通商国家,高于领土面积很大的中等国家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和阿根廷。
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邦比特(Philip Bobbit)博士提出的市场国家(market
state)的概念。这是一个与通商国家差不多的提法。何谓市场国家?邦比特定义说,这是一类成功地利用国际贸易、边界开放、全球化、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流动的新机会的国家,这类国家是排名靠前的国际贸易大国、全球直接投资的接受国与直接投资的供给者,拥有全球性的金融、通讯和知识中心(全球城市),跨国公司选择它们为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最成功的市场国家,它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中心,拥有最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是全球的通讯和知识中心。除美国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市场国家,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等都是。
领土国家、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这类概念本身、它们之间是否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相互替代关系,都是可以予以讨论的,笔者引用它们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此种观点,但我想指出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确实不一定取决于它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多寡,一国奠定其在国际等级结构中位置的要素在于它能不能适应国际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世界,因此领土国家到通商国家到市场国家转化的“公式”的价值之一是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超级领土国家,然而,最近20年,由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是排名世界第10的通商国家(姑且不算中国的外贸中跨国公司和境外公司所占的相当大的比重);我们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方面(主要是外资和技术)抓住了一些机会,整个国家正在向市场国家方向转变。但是,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因为:(1)中国经济靠的仍然是工业社会的基本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是传统经济智慧强调的财富三要素),而不是奠定新世纪国家实力基础的知识产业。世界上一些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已经把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高素质的人民当作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中国却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很远,我们实现经济资源重点的转移谈何容易!因为教育(特别是先进的素质教育)还没有普及,受过教育的公民在整个社会中占的比重很低,教育投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仍然很低,“如果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数目按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折算,那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实际上是很小的,出口量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3)中国经济在经历将近两个10年的高增长后,由于缺乏新的推力而在最近两年中放慢了速度。如果没有创新,包括保障、促进新经济模式生长的制度变革,以及信息革命成就的广泛应用,中国经济潜伏着在
相对低水平上徘徊的长期危险。
其实,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不过是衡量国家力量的另一个代名词。通商国家和市场国家很可能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力量。例如,信息革命加强了美国力量,美国率先进入到“新经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能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生产效率方面有所突破,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可能扩大,影响到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积极追求中国的地位
上面我只是采用了几个不同的框架或概念分析中国的国际地位,其实还可以从其它角度分析,比如从国际(世界)秩序(这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和中国与西方的世界观之差异)、世界体系(这可能是非常深刻的认识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方法)、生态环境、文明(民族、族群和种族)等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仅从上面简要涉及到的几个角度得出的结论看,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是不容乐观的,我们面对着深刻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50年的历程,我们为伟大的祖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感到无比自豪,但是世界的变化是这样的迅速,迫使严肃的国际问题研究不得不对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作出客观的、少一些主观色彩的学术讨论。这种讨论的目的在于使心中有数,产生一种危机感,从而为新中国的下个50年,为21世纪作好充分的准备,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小,这是因为国际相互依存是一个根本趋势;同时,世界又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同时也全球化了。全球化下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国家兴衰将习以为常。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地位将继续迅速提高,而另一些国家则面对着一系列矛盾与挑战,国际地位有可能急剧下跌。
中国如何在全球化世界中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立足亚洲做文章。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事务上发挥中国的建设性的、积极的、负责的作用,加强与亚洲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坚定地支持东亚框架之内的国际经济合作,并起到龙头作用。经历20-30年的高速经济成长,一些亚洲国家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亚洲国家在世纪之交的最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增长,中国应通过改造、提升自身的经济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为亚洲经济在下世纪初重新回到健康的轨道而贡献力量。不仅如此,中国要利用诸如香港、上海、北京等国际城市和广大的沿海开放地带的优势,开展建设国际性知识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大学的国际化),使之成为东亚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产生至少是地区性的辐射力量。如若这样,中国将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作出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奠定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牢固国际地位。
――建立大体对称的大国关系。发展与美欧日国家的关系无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要牢记的一点是,中国与这些西方大国的关系要尽可能建立在相对而言大体对称的基础上,因为一旦这种联系非常不对称,西方国家将获得支配中国的更大的联系性权力。相反,如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体上是对称的和平衡的,中国将从中同样获得影响西方的联系性权力。
――增强结构性权力。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是薄弱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因而必须认识到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上的结构性权力。
――追求国际领导权。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不断追求的结果。21世纪的国际关系在各种舞台上仍将充满着为权力和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因而主动争取扩大国际生存空间、接近“国际权力运作的中心”、反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力量的遏制(containment)和限制(constrainment)更加必要,其中获取国际领导权力(international leadership)是问题的核心。国际领导权力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行为体都可能具有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多边世界中,各种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组织和机制将进一步发展,以便开展新的国际治理。在多边事务中,增加我们的国际领导权力将会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造就国际人才。培养新一代国际问题思想家和国际关系实践者,是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发挥中国的国际领导作用的关键。
(作于日,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月刊2000年第1期)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应用写作文书、中学教育、各类资格考试、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文学作品欣赏、71在变化的世界上追求中国的地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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