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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阶层差距与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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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对二战后美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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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对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作者：&&&&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6933&&&&更新时间：
　　吕国光1 徐喜元2
　　[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摘要：目前对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较多，但教育对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尚未引起充分关注。本文介绍了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现状，并通过对教育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历史的回顾，得出教育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社会阶层流动：教育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教育是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教育是促进个体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提出了应该从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加大教育投入、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成人教育、建立教育终身化体系等方面来促进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合理。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教育公平　　社会阶层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范畴，是指“就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言，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1]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形式。垂直流动也可分为上升流动和下降流动，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而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不改变，则称之为水平流动。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课题，从宏观上看，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大系统中的其它子系统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从微观上看，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一、我国社会阶层流动　　一定社会的流动状况是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进步程度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相联系的。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2]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阶层结构却被凝固化了，阶层分化被人为地终止了。[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代，由于我国单位制与身份制的限制，社会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同单位、不同身份间的社会流动非常缺乏，由两大基本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信息闭塞的当时，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它禁锢了人们的生机与活力，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即改革开放的理论[4]使得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瓦解，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200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十个阶层。　　按照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说法，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或者工业化的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具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并享有中等或者中等以上的收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离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距离，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说，还是一个中低社会阶层过大，上中层刚发育还没有壮大，而最上层和底层都较小的结构，形象地说，是个洋葱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5]　　在我国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态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上升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相对缓慢。上升的社会流动对社会稳定产生的效益要比下降的社会流动重要得多。因为人们从社会上升流动中看到了希望，会从心理上更多的倾向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6]如果在某个阶段，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呈下降趋势，则预示着社会的稳定受到威胁。我国现阶段上升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相对缓慢，尤其表现在社会中下阶层者身上。一般来说上升的社会流动需要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或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比原来的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社会中下阶层大都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社会关系网不大，还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因此他们的社会流动大多数只能是水平流动或下降流动。例如，改革开放前，国家会在农村举办招工、招干或招生，社会中下阶层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改革开放以后，按国家计划在农村招工、招干的方式已经取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规渠道仅有通过国家的考试制度这条途径，而农村教育体系落后，农民思想观念陈旧，再加上农民收入的限制，通过国家正规考试制度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大部分通过非正规渠道转移，其在城市的就业形式大部分是非正规就业。历年的公务员招考中，参加者大多是原来就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这些人即使不进入公务员队伍也是很有希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阶层的分化虽然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达到了某种职业就属于某个阶层，但从整体上来说，上升性的社会阶层流动还相对缓慢。　　其次，“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很多，有个人教育程度、努力程度、政治表现等“自致性因素”，也有家庭背景、父母职业、阶级成分等“先赋性因素”。理论上而言，“先赋性因素”作用越大的社会，越是封闭；反之，“自致性因素”为主导的社会，往往意味着有较大的个人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的做法，改变了原来以阶级出身成份作为选拔干部、人才标准的做法，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合理程度和顺畅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从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与标准来看，“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先赋性因索”仍起着重要作用，社会流动机会不平等现象仍大量存在。据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7]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相较于其它阶层具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出身于不同阶层家庭的人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概率有明显不同。有数据显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的比例的6倍”。[8]“92．8％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的子女(54．9％)仍然是农业劳动者”。[9]户籍制度也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较高的社会阶层，上亿农民工就业于城市，却不能享受市民的权益、劳动报酬与劳动保障，其向上流动受着农民身份等“先赋性因素”的限制。
&&& 二、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前后持续1300余年，作为古代社会最主要和历时最久的一种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对于当时的社会阶层流动影响是很大的。在等级制度森严、尊卑分明，以官员、官僚构成的权力体系主宰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的传统社会，人们安贫乐道、安土重迁，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很小。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成为社会成员实现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以成绩优劣来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作为下层知识分子的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人士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10]比此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及个人色彩极浓的察举、征辟、讲究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无疑进步许多。[11]“虽然富贵人家的学子有教师个别指导，比在私塾中的平民学子条件优越很多，但是学习内容没有任何差别，而且，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往往会更加努力学习。为了维护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利用锁院、糊名、誊录、搜检、严惩舞弊等手段，有效地刹住了请托奔竞之风，将选官中的人为干扰因素尽可能地降到最低点。[12]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无疑在当时社会是相当可贵的、颇具进步意义的。科举考试为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注入了一定的活力，对当时的社会阶层流动意义重大。所以，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来自于各地的贫寒之士均占据了很大数量，不仅大大拓宽了封建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还使得社会下层的人能够依靠自身后天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社会的分层是在再分配体制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建构的，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国家依靠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和垄断，通过政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以国家权力为保证的制度性强加的身份，意味着农民主动选择自我身份道路的堵死。[13]因而这种身份也具有世袭的特点，一个个体如果出生在农民家庭，他将来就很有可能是农民，变更身份的机会是极其稀少的，而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基本上又是终身不变的。城镇人口即使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照样有商品粮供应，有正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单位成员的子女可以通过顶替或内招理所当然地进入理想的单位，而一旦进入某一单位，就会长久地嵌入其中，拥有“铁饭碗”。所以在当时，教育可以改变农业人口的身份，但对于已经拥有非农身份的城镇人口，他们所得到的社会地位与所受的教育并非密切地相关，教育对他们实现上升流动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再分配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个人地位越来越远离国家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社会阶层的划分也从权力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14]身份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减小，虽然农业和非农的差别仍然存在，但城镇的大门对农业人口不再是完全关闭的，城乡之间的流动空前地提高。教育越来越成为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文凭和学历不仅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大多数人获得不同职业的最重要的依据与凭证，是个人未来职业和收入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取得成功的人未必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未必与受过高等教育直接相关，但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个体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许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工作，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的训练，根本无法胜任。正是因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与流动作用越来越重要，个人将来得到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与所受的教育和所取得的学历如此密切的相关，因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不断提高，相关费用也日益膨胀，但即使是相对贫困的家庭也愿意资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后辈的社会地位，改变子女与家庭日后的社会声望与经济收入。　　教育是个体获得文化资源的主要手段，而且其公平性要远胜于其他手段。教育本身并非文化资源的量化形式，而只是促进个体提升自身资源占有水平的途径和手段。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相等的。教育强调个人通过努力学习，获得教育地位，在平等的情况下达到社会流动、改善个人社会地位的目的，能有效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注入活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合理性。反之，会形成懒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社会风气，且容易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的良性发展。　　教育是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15]而合理的社会流动又必须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来予以支撑。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机制，是指人们通过获得教育地位，而达到获得社会地位或社会流动机会的目的。现在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悬殊、城乡贫富差距大，虽然政府加强了经济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各项扶贫及低保政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质的提升，因而难以有效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经济资源占有程度。组织资源的转移和分布则更为复杂，暂时也没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组织资源占有程度。为了避免社会结构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有必要建立起公正、合理、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相对于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而言，社会中下阶层最易获得的是文化资源。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能让政府实现转移支付，通过对社会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或者对社会中下阶层实施政策性倾斜补偿，有效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资源占有程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乃至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
&&& 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现实选择　　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各个领域体现出公平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内容。[16]教育是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的主要动力，通过教育，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竞争机制，激励人们为进入更高阶层而努力。但是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在教育中又处于弱势地位，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致使他们无法通过教育程度的提升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学领域有一个人人皆知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取决于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如果我们把社会阶层流动比作一只木桶中所盛的水，那么其合理程度就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就是取决于公平、公正底线。如果对于这块最短的木板不加重视，那么即使我国人均GDP等最长板长到无限之长，“木桶”里的幸福之水将注定永远不会装满，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永远谈不上合理。因此，要想使社会阶层的流动越来越趋于合理，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教育公平。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教育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符合社会制定道德的目的，促进每个人的教育利益，另一方面要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制定公平原则，真正做到教育公平，促进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合理。&&& 保证起点公平，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首先是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在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有时候也可以称为生存教育。所谓生存教育，就是一个人为适应某一社会的基本生存而必须接受的教育。[17]我国1986年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年满六周岁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此后，又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不受生长环境、社会阶层、性别等因素的限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从制度的层面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仅有法律或法理的依据和支持并不足以在实践的层面保证每个公民都有相等的入学机会。据教育部统计资料表明，2004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93．6％，但西部实现“两基”的．人口覆盖率仅为77％。同时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流失率、辍学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大量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学生入学机会得不到保证。另外，近年出现在教育中的暗箱操作现象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钱、权成为一些高质量学校学生入学的高门槛，家庭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谁拥有高质量学校入学机会以及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优先权。贫困葬送了社会中下阶层子女的未来，他们由于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成人后进人社会流动，与其他人相比起点就不公平，根本就谈不上站在同一起跑线赛跑，又怎么可能在社会流动中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和全面发展?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作用是明显的。[18]针对这些问题，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义务教育法切切实实落到实处，让所有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够平等地受到应当受到的教育，为他们将来的社会流动提供一个最为重要的公平起点。　　其次，从公共决策的角度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基本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值，在我国，多年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到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我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这个目标到现在还没达到。由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城乡差异一直是比较严重的，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均有明显的提高，但差别仍然存在。特别在教育政策导向上，长期偏重优先发展城市教育事业，造成教育投入和师资条件倾斜的局面，农村的教育无论是在办学条件、教学水平，还是在教育机会和教育投入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19]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用在农村的只有23％。[20]另外，东西部差异也相当严重，无论在教学仪器配备方面、师资力量方面，还是在学校房舍建设方面，西部都远远不如东部。从公平、正义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必须通过教育政策的制定，转变观念，创新教育公平体制，完善教育公平机制。应当确立新的资源配置理念：在发展中缩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顾各地历史形成的差距时，应当将逐步缩小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作为重要原则之一。通过公平配置教育资源，甚至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实行政策性倾斜补偿，改善他们的办学条件，加强他们的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提高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为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后代创造提高、发展的机会，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源，使他们有机会流动到较高的社会阶层。　　第三，稳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这里所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做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另一方面还应降低高等教育的收费。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接受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和个人收入带来很大影响，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因此，只有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最大程度上享受教育平等，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优化自致性因素，增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竞争能力，才能加速社会分层的垂直向上流动。[21]而且，每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不因地区、城乡、阶层的差别而不同。另外，普及高等教育还应降低高等教育的收费。1996年，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发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标准可以有所区别。学费标准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学校办学条件和群众经济承受能力。《暂行办法》还规定除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外，未经有关部委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再向学生收取其它任何费用。高等教育不等于高收费，只有降低高等教育的收费，才能有更多的中下阶层接受高等教育，才能有更多的中下阶层向中上阶层流动。　　最后，发展成人教育，建立教育终身化体系。终身教育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教育思潮，并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制定本国各种教育制度、方针及政策的依据。而对于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成人教育，我们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在对象的界定上，在保证其特殊性的基础上注重成人的广泛性，不仅从生理和心理角度理解，更要看到成人的社会性，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成人是所有具备生活、工作和劳动能力的人；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人教育应被视为在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之外的广泛教育的途径，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其内容可以无所不包；在目标上，成人教育在终身化的发展趋势下，更加注重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契合，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服务功能，注重成人人格的完善，从而实现社会对成人的要求，促进社会的发展。[22]我国有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及农民工，有因缺乏新的专业技能而下岗失业的工人。为此，国家要广泛开展成人教育，改变传统的封闭型教育制度，并提供多形式、多层次、免费或收费低廉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为每个社会个体在人生各个阶段提供充分、多样的教育。国家应加快构建教育终身化体系，打破教育的年龄限制，为社会中下阶层创造终身学习、掌握技能的渠道，以免中下阶层在社会中因知识缺乏导致生存环境恶化，从而不能改善自身社会地位。要大力提高社会中下阶层的专业能力与职业能力，并把专业能力、职业能力的开发与教育，作为重点来抓。只有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并最终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终身教育体系，才能缩小并消除中下阶层与其他阶层在教育上的巨大差异，推动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　　参考文献：　　[1]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6，127　　[3]白蕴芳，陈安存．论社会阶层构成新变化对政治发展的挑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72　　[4]姜汉斌，颜晓峰．关于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52～58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江苏社会科学，2003(4)：1～9　　[6]鲁建彪．社会流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28　　[7][8][9]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174]　　[10]狄丹．试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作用与弊端[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2～35　　[11]史卫东．科举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稳定影响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56～59　　[12]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74～78　　[13]王毅杰，高燕．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2)：1～5、67　　[14]韩狄明，詹兆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分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4(2)：5～8　　[15]龚维斌．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与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4)：64～69　　[16]张必春，徐晓军．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公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3)：72～78　　[17]刘精明．教育选择方式及其后果[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64～7l　　[18]金本能，强晓华．教育机会均等概念划分的研究综述[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5～77、82　　[19]郑淮．略论我国的社会分层变化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影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50～56，62　　[20]陈锡文．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政策[J]．改革，2004(3)：5～11　　[21]李承先．高等教育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3(1)：28～30　　[22]罗文伟．我国成人教育终身化发展的问题分析及策略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2005(2)：34～36　　(责任编辑 韩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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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位致力于社会平等研究的专家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对于整个英国社会流动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促进或改善作用。相反，如今出身于较差家庭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时，尽管他们自身素质已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他们可预期的前景并没有好多少。牛津大学社会科学家约翰·戈德索普从事阶层研究，他的研究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社会阶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主要因为一些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家庭运用他们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优势保证了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继续在社会各阶层中居于顶层。历任政府都认为，促进人们接受教育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有力武器，但新的发现对于现有主流观点是一种严肃的修正。“历任政府都声称要提高流动性，把教育政策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戈德索普表示，“然而，尽管教育一直在扩大规模并进行改革，但相对来说，社会流动的机会却没有因此改变多少。”戈德索普及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分析了分别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3万名研究对象，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的研究表明，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这些人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相比，上升的流动性有所减低。与此同时，从所在社会阶层中开始下降的人数却在增长。他们把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上升流动归因为专业性和管理性工作的大增长，而那被戈德索普称之为“社会流动的黄金年代”。但是，相反地，这一代人的上升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中有更多人面临将从所在阶层向下流动的风险。“黄金年代的消极一面就是，如今，更多的人将在社会梯层中下降，更少的人上升。”戈德索普说，“在英国现代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努力在社会上上升的可能性远低于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名誉研究员，戈德索普创造了戈德索普量表，应用后成为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分类系统的一部分。而现在，他的演讲将帮助民众继续讨论英国的社会分裂。政府的社会流动咨询专家、社会流动与儿童贫困委员会主席艾伦·米尔本则发出警告：“由于代际之间的不平等继续拉大，英国社会可能将永远割裂。”“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观点已经是盲目的了。”他说，“我从小到大都被教育且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在学校很棒，那么生活也会是可以的。不幸的是，现在有大量的数据表明，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戈德索普的演讲可能会强化这一观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损失厌恶的心理理论相一致的是，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现在更关注如何避免向下流动，而不是如何实现向上流动。”他称，“因此父母在得天独厚的阶级立场时，将会对任何教育系统的扩张或改革行为作出回应，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优势，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的孩子保持竞争优势。这种强大的要避免自身阶层向下跌落的动机联合起来，通常会形成对改革的强大阻力。”如果情况变化，戈德索普认为政府必须专注于超越简单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些新举措包括增加研发经费，改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有什么可以通过只调整教育政策来实现呢？改变肯定是有限的。“戈德索普说，“把教育系统本身当作机会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对教育系统的不必要的负担。更确切地说，要想解决问题，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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