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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困境是欧洲的宿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于海洋
欧洲的反恐困境、难民困境乃至整个战略困境是历史、文明与地缘政治等几乎不可克服要素的合力导致的。欧洲因这些“力”而成为欧洲，欧洲也因为这些“力”流出鲜血
11月15日，法国驻柏林大使馆前，脸上印有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和平印章的民众。&反恐困境是欧洲的宿命&　　《中国新闻周刊》文|于海洋&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风情万种的11区街头枪声大作，塔巴克兰剧场的轻歌曼舞转眼间化为修罗场，数百人伤亡。2015年的法兰西，在经历了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6月里法国东部省份的“砍头案”后， 11月13日再次遭遇了流血之夜。放眼法兰西之外，欧洲大陆又谈何太平?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IS攻城掠地，地中海沿岸拖家带口的难民潮汹涌而来。　　法国将何处去，欧洲将何处去?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析已经汗牛充栋，对于法国反恐战略、对策的批评也详细得不能再详细。但是，这些“迟来的清醒”对法国并不公平，对欧洲所面临局势的分析也过于理想主义。欧洲的反恐困境、难民困境乃至整个战略困境是历史、文明与地缘政治等几乎不可克服要素的合力导致的。欧洲因这些“力”而成为欧洲，欧洲也因为这些“力”流出鲜血。这是欧洲的命运，如果它能避免，那它就不再是命运。&　　三个“共识”的误读　　11月13日流血之夜以后，许多舆论都把矛头指向法国政府。相信万事有其理由的人们认为，恐怖主义袭击屡次发生在法国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法国反恐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必然后果。　　这种“共识”应该说部分正确。如此恶性的案件发生，如此多的平民罹难，安全部门当然要进行检讨。恐怖主义分子目标明确、手段残忍、自杀坚决、撤退干净，IS煞费苦心搞这种大举措当然与法军在中东和马里的军事存在和国际关系战略有关。但是，我们所有的推理和分析都需要建立一个底线，如果法国是因为坚持政治社会制度的世俗主义和反恐政策招来IS的报复，惨案不是法兰西的责任而是IS的罪恶。法兰西应该为其坚定的国际政治立场自豪而非自责。　　在这一底线上，有关法国反恐不利的指责对于那些法兰西安全人员而言，其实并不公平。要知道，自年初《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以来，法国国内的反恐政策不但不能说松懈，甚至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法国启动的Vigipirate安全计划使反恐情报部门新增预算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7亿元)，军队追加 38 亿欧元资金用于反恐，实施重要地点军队巡逻常态化。仅巴黎地区就部署了10000军人参与反恐巡逻和干预行动，强力部门全年都在减少和取消休假，一线人员负荷过重疲惫不堪。法国政府在反恐执法时重申并强化了上世纪90年代“存在犯罪意图即构成犯罪”的反恐特别法律规定。警方可以在判断恐怖袭击即将发生的情况下逮捕可疑分子并执行90天以内拘留。法国还在公共场所增加监控设施，取消手机用户匿名入网监控互联网信息，并大范围保存电话录音。　　坦率来讲，法国所执行的反恐政策已达到甚至时而越过了西方民主国家在法律许可范围的极限。说到其对人权侵犯的程度，美国臭名昭著的“爱国者法案”都瞠乎其后。此次流血之夜发生后，法国情报专家接受公开采访时就提出可以“没有例外”地把所有去过叙利亚的青年都加以逮捕，其底气就来自反恐特别法。除非法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的警察国家，或者说再次执行上世纪50年代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时期的残酷军法审判体系，否则法国很难做得更严格了。　　有关此次恐怖主义袭击的第二个“共识”就是此次发生在法国的惨案，既是欧洲移民与难民政策失败的结果，又会导致欧洲进一步收紧移民与难民政策。这种说法可能正确，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说欧洲移民难民政策真的如此失败，那么收紧政策限制进入就不算是错误;如果欧洲的政策没有外界批评的那么不堪，那么恐怖袭击似乎就不该发生在欧洲。　　德国在本年度接收的难民数量超过了其国民数量的1%，法国作为欧盟第五大难民接收国所接受难民申请数量不到德国的1/6，但是德国却并未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也就是说，尽管有证据显示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凭借难民身份混进来的，但是我们无法推导出难民接受数量与恐怖袭击发生几率存在某种比例关系的结论。　　事实上，即便欧洲迅速收紧难民审批手续，那也未必是基于反恐的需要。早在巴黎血案发生的四天前，欧洲难民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德国就已经表态要恢复执行《都柏林条例》、收紧难民政策。而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艾兰事件后新增的难民配额即将用完，10月份一个月内从地中海涌入的难民已经和2014年全年的数量相当。欧洲在年末严控难民数量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这与恐怖袭击关系不大。　　至于欧洲移民融入失败与移民二三代的极端化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但它不是欧洲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存在的严峻问题。　　无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多元认同，形形色色的文明融合理论一旦遇到民族独立性这种“花岗岩式的顽固壁垒”，几乎都是举步维艰的局面。渲染主体文明与少数族裔的融入难题，固然可以直观地解释恐怖分子本土化的问题。但这其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伦理困境：它要么暗示了融合失败使一个人选择恐怖主义手段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要么暗示心怀不满的少数族裔似乎都是居心叵测之徒。用追究某个族群的责任的方式(无论是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裔)来解释民族矛盾，看似简单明了，但实则把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法国2008年的新年纵火，美国弗格森骚乱时的随意抢劫，英国伯明翰种族冲突中的枪击事件，再到此次的巴黎流血之夜，都是民族大义名下的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所伤害的也都是无差别的各族平民。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些行为辩解或制造悲情，也没有任何替代性的措施足以证明其比欧洲目前的移民政策要好。所有类似关于移民政策与恐怖主义关系的探讨都似乎正确但无解。　　关于此次巴黎流血之夜的第三个“共识”，就是近年来欧洲恐怖主义袭击频繁的原因在于欧洲固执追随美国中东战略。统计数据支持这样的论断，自2007年至2013年，欧洲已经遭遇恐怖主义袭击2208次，各国安全部门所逮捕的恐怖主义嫌疑人达到了4843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极端主义分子在欧洲异常活跃是不争的事实，欧洲追随美国反恐战略要为中东地区四分五裂承担责任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东传统的强人政治被美利坚大兵打了个稀巴烂，各路豪强群雄并起，百姓流离失所，恐怖分子借机做大，笔者无意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仅仅是这些，或者说过度强调这些，不能带来对恐怖主义力量尤其是IS这样的恐怖主义巨枭以正确理解。英国情报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IS网上招募和宣称资料中，就明确将自己定位成伊斯兰世界的解放者、中东民众苦难的复仇者和中东地区2015年终结者。他们事实上故意模仿大众传媒的观点，把自己屠杀平民、恐怖袭击的恶行解释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避免的附带伤亡。　　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如果说IS的恐怖袭击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只针对那些侵略过中东土地的欧美新殖民者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接纳和培训来自其他地方的极端分子。　　绝大多数凭直觉断定IS只与西方世界作对的媒体，都忽视了包括IS在内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政治纲领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它们看来，这个世界的终极矛盾是真主主权的乌玛体系与当代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在IS看来，所有的世俗主义——无论它以帝国主义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其本质都是和古兰经的神圣教义、和伊斯兰世界作对。而现代国际体系中一切强大的国家都会维系这一主权国家体系，他们都不会允许真主成为唯一权威和法律的来源。　　在这套可怕逻辑下，IS猖狂地四处试图发动“圣战”，借以获得各国恐怖势力的投靠与效忠。美国的追随者固然是不安全的，但非美国的追随者也不是安全的。IS固然会在资源投入上有所侧重，但为了获得更多小团体的投效，它在发现哪堵墙上有缝隙后也会不遗余力地扑上去。&　　因为离得太近　　11月13日的悲剧，人们已经谈论太多。所有人都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所有人都知道也更担心悲剧可能会在哪一天哪一个角落再次发生。逮捕一个或一批恐怖分子已经不能带给欧洲民众安全感，他们一定比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们更渴望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但是，已经没有哪位政治家敢于像当年的小布什、布莱尔那样大言不惭地宣布，反恐战争会迅速结束。　　自9·11之后，美国再未遭遇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反倒是欧洲自此陷入多事之秋。2005年伦敦爆炸袭击死难202人，2007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190人遇难，单从伤亡数字看都大于此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说起满手鲜血，美国在中东的劣迹远多于欧洲，但为什么反倒是欧洲人频频倒在恐怖主义黑手之下。其实最核心的要素无非一个字——“近”，套用地缘政治的术语解释就是地理毗邻性了。　　因为离得近，欧洲文明自古与中东文明磕磕碰碰，积怨甚深。从十字军东征到列强的殖民扩张，从阿拉伯弯刀到土耳其铁骑，温暖易渡的地中海自古以来你来我往，双方纠缠了无数回合。可以说，宗教战争在某个侧面塑造了欧洲，也塑造了中东。任何双方的摩擦都会在瞬间引爆潜藏于两大文明间不愉快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在解释移民困境和族际仇恨上可能比教育程度、代际关系更具解释力。　　还是因为离得近，无论中东的难民还是欧洲的恐怖分子，都会以更低的成本涌入欧洲而非美国。而欧洲根本无法拒绝反恐战争的担子，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地中海是这个星球上最易偷渡的海域，而欧洲是来自中东的迁徙者最能理解最易达到的域外文明。　　即便老欧洲可以断然拒绝参与美国的反恐战争，他们也无法对战争造成的混乱置身事外。伊拉克流散出的武器进入欧洲黑市，伊拉克流出的难民逃过大海，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油价飞涨套紧了欧洲人的口袋。最后，伊战后被美军扫地出门又在内战中锤炼了若干年的逊尼派军人成了今天IS的骨干。地中海有多远、大西洋又有多远，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欧洲是不是心甘情愿加入反恐战争。反正最后欧洲是逃不了的，主动加入美国阵营还会多些油水，欲拒还迎也不见得能被中东各国谅解。因为离得太近，欧洲甚至连在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含混表态左右逢源这种外交故伎都做不到。　　那么，收紧难民政策或者移民政策，是否会降低欧洲遭受恐怖袭击的几率呢?截至目前，除了波兰以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发生为名拒绝继续履行已经达成的难民容留协议，欧洲各国并无将移民与反恐安全关联的政策表态。要知道，欧洲的难民及移民政策并非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临时性决策，它是欧盟基于联合国人权条约、难民条约和地区性协定做出的长期承诺。因此，任何统计数据难以支持有关欧洲难民政策苛刻或不人道的指责。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在2015年将接纳超过100万难民，10月份单月接收的难民就超过2014年全年的数量。10月25日举行的欧盟国家与巴尔干地区部分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国达成了17项协议，欧洲将出资在自希腊至德国沿线建立10万个难民接待中心。欧盟这样做固然包含了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考虑，但关上大门的做法都将直接迅速地伤害到欧洲本身，其效果糟糕已为历史的实践所反复证明过。　　首先，严格和规范的难民和移民申请审批制度本身就是欧洲反恐安全体制的一部分而非负担。欧洲的边界是锁不住的，匈牙利人张牙舞爪修建的铁丝网只能拦得住老实巴交的真难民，却挡不住偷渡客、蛇头还有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的步伐。从希腊、黑山到意大利、马其顿，欧洲的大门对形形色色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偷渡分子敞开着。“牛虻”利用这些秘密通道搞意大利独立，黑手党走私葡萄酒橄榄油，科索沃解放军贩卖人口，IS自然也不例外。既然大门无法关上，那么鼓励大家规规矩矩走大门就成了主人掌握客人真实可靠信息的最好办法。相对而言，严格的审批使欧洲更加清楚状况，宽厚的待遇则使远道而来的难民心存感激，这是收拢人心的正道。　　其次，难民和移民是欧洲经济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难民和移民们，实际上为欧洲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人力资本。欧洲人不停地抱怨移民们夺走了原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忘记了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本就是当地人拒绝应聘的。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使人力成本昂贵化的举措都将最终反映到商品的价格当中，而那些对廉价工作机会敏感的群体同样是对商业必须品最为敏感的群体。欧洲在老化，欧洲在衰弱，欧洲经济复苏所必须的内需扩张和成本下降都高度依赖难民的不断涌入。自工业化以来的移民史已经把移民和难民融入到欧洲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当中，撕裂他们只能让欧洲经济皮开肉绽。　　最后，难民和移民接收还是全球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而非负担。那些大喊着赶走难民的右翼政党们，那些以为可以关上门过小日子的公众们，把难民和移民当做一盘独立的菜，却浑然忘却了这本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套餐中的一道菜。如果你能取其一舍其二，那它就不能称作套餐了。　　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人开启了全球化，成就了全球化，又在全球化当中获益匪浅。纵观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商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到生产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任何试图切断这一复杂网络的举措都无法取得成功。欧洲人如果关上移民的大门，它不担心后发国家邯郸学步关闭新兴市场吗?它不担心劳动力市场波动引发连锁反应威胁欧洲在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的话语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吗? ★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3期&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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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法国恐怖袭击，是西方的失败还是恐怖主义的成功
14日晚，法国尼斯一卡车冲入人群，已造成至少80人死亡
　　法国又发生了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和上次恐怖袭击相隔不远。实际上，自从美国“911”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似乎已经成了社会常态。
　　既然是常态，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似乎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政治人物就会象往常那样，对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问，对恐怖主义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现可以理解，但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一边哀悼一边悲愤，以示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就俨然把悲剧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正常，没有做什么，似乎所能做的只是下一波恐怖袭击的到来。
　　更不为人理解的是，有关恐怖主义的话题经常被政治化，无论是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内部，不同的政党尽管都对反恐表现出兴趣，但就反恐政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共识，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对反对党来说，似乎执政党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会损害反对党的政治利益。此外，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经常违背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精神，这也是反对党加以反对的法律因素。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尽管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经常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国家，就演变成为“人权”等不同性质的问题了。所以，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合作，但这种双重标准一直在有效地阻碍着国际合作。
　　“911恐怖主义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了，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整个西方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如果从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局面，人们无需回到很久远的历史，而是看看“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简单地说，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产生着更多的恐怖主义，反恐本身成为新型恐怖主义崛起的温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恐怖主义会继续扩展，社会会越来越没有稳定和安全的常态。
　　这里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多的失败国家？在西方，中东等地区失败国家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恐怖主义崛起的政治背景？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推行硬软两大方面的反恐计划。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击，用暴力摧毁和清除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基地、基点和主要人员。其次是“软”的，即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西方认为象萨达姆那样的专制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过在中东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权来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义。
　　如果说武力打击激进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必然，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暴制暴导致更多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循环。用“软”的方式因此也成为必然。可惜的是，美国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仅仅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大中东民主计划”因此事与愿违。在这些政权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后，所出现的不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而是失败国家，或者类失败国家。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象萨达姆那样的目标存在着的时候，西方诸国还可以同仇敌忾，加以围堵或者绞杀；但是当目标变得极其分散的时候，西方就束手无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极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动用数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的行踪。被界定为可疑的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员比较，这些“可疑者”占据着有利的战略地位。他们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而是可以挑选任何时候来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就说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强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赢得胜利的机会并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各国视恐怖主义为常态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不是说，西方政府承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单单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胜利，这表明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西方政府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失败表现在哪里？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败。西方传统上是“一神教”传统。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无穷的冲突和战争。小布什当时把反恐战争称之为新的宗教战争并非一点也没有道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这仅仅是理想，要转化成有效的现实非常困难。例如，法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过，究其实质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因为只有接受了法国的“共和”精神，才有资格成为法国国民。从这数十年的历史来看，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很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预见，这次庞大的欧洲难民潮会给未来的西方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么这些难民将改变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图。从历史经验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行为。
　　其次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尽管西方崇尚社会公平，但这个任何社会都接受的价值并没有反映在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况是，西方少数族群处于社会的边缘，接受教育程度低、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从事的往往是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的差异巨大、日常生活空间流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等等。很显然，尽管西方社会往往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显然并没有延伸到少数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推到一个极端。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这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但凡事不只有好处，而没有负面结果。自从西方开展规模庞大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界也利用自言论自由的优势，毫无顾忌地讽刺和谩骂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
　　实际上，言论自由历来都是有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迄今仍然有“诽谤罪”。如果言论没有边界，那么行为也就不会有边界。如果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而自由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行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个人对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言论自由者有自己的定义，而激进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定义。
　　“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反恐已经有些年了，人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反恐运动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反恐的无效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表示人们并没有在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相反，因为很多无效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反恐运动本身在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着无穷的资源，拓展着无限的空间。数万人从西方各国投奔战乱的中东加入“ISIS”这个组织，而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这个形成中的庞大网络本身更在预示着一个不祥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国也要硬软两手一起抓，但关切点必须在软的一方面。反恐的重点必须是社会层面的民族整合。如果社会整合层面失败了，政府最强大的力量也会在恐怖主义面前无济于事。在社会整合方面，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社会的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社会的力量。作为个体或者集体行为的恐怖主义，只有在社会层面，受到同样是个体和集体的制约（监督和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现实地说，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会层面，那么任何形式的反恐只会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仅仅是临时的和运动式的。只有植入社会层面的反恐才能成为“内部的”，是可持续的反恐。从长远看，国家的反恐政策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才有可能转变成为社会的反恐意识。
　　一句话，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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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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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反恐总是失败？
时间： 13:05:25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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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现在是一门世界级显学。自「全球化」以来，能够家喻户晓，人人都想掺和一把的世界级事情很多，但称得上显学的则得有一定级别。反恐，大数据，「互联网＋」，微信，勉强可以算作这个层级的事情。大到实际工作，小到茶余饭后，如果没说到这几个词，可能你已经阿瓦特了。为了不做阿瓦特先生，我们讨论一下反恐这个问题。为了显示高大上的层次，我们就一步到位，直接讨论西式反恐的「阿喀琉斯之踵」。「阿喀琉斯之踵」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阿喀琉斯，古希腊神话中人和神的儿子，西方比较早练习金钟罩的。踵，就是脚后跟，成语中寓意强者的弱点，相当于中国武功里面的罩门。罩门，就是自诩特别厉害的武功大师被人一剑击穿，一招干掉。佛家讲是「漏」，而且是大漏。图片来源：forums.canadiancontent.net比如，「9&11」美国被恐怖袭击，五角大楼就是美国的罩门，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武装到舌头的这么一个大块头，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中枢神经被击穿了一个屋角。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彼得堡会见白俄罗斯总统，结果彼得堡的地铁被恐怖袭击，这个「时机」就是阿喀琉斯之踵。这就等于夜黑风高时在大内高手密布的紫禁城（清代）的勤政殿屋顶比武，最安全的地方最是灯下黑。西式反恐，主要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恐战略与行动组织原则。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讲反恐，一是符合现在学术研究等诸多事情司空见惯的符号化、标签化原则。二因为美国是近代以来受恐怖袭击最多，损失最大的国家。「9&11」之前，美国在肯尼亚使馆被炸、也门亚丁湾停泊的军舰被洞穿。「9&11」的损失和伤害自不必说，阿富汗战场损兵折将，单是中情局最大的损失就发生在阿富汗（2009，霍斯特「前哨基地」，7死6伤），海豹突击队更是因黑鹰折翼损失惨重（2006，红翼行动）。卡扎菲本人，图片来源：卡扎菲被击毙之后，美国损失了利比亚大使，这个损失不亚于戈登在苏丹被马赫迪起义军击毙。迄今为止，美俄两国都经历了损失大使之痛，大使是国际法意义上国家与元首的代表，其后果无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三是美国目前处在与伊斯兰文明对抗的最前沿，舞台最大，场面最壮观，雇得员工最多，所谓决心大、下手早、成效显著。总此三个原因，我们讨论西式反恐的罩门（踵）。西式反恐的特点归纳研究一件文物是不是赝品，研究一件事情做得正确与否，得了解这个行业、历史特点与规律，否则，恐怕就陷入言不及义，胡说八道，甚至还会有泼妇骂名人的嫌疑。美国自「9&11」以来，反恐呈现出一下几个特点：第一，反恐的战略由打打杀杀最后转向新威慑战略。「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略从茫然不知所措逐渐走向战略、敌人都非常清楚；反恐行动从打打杀杀逐渐发展成为以「新威慑战略」为指导综合打击敌人。美国人并不是圣人，也不是这个地球上的超级战士，他们在重大威胁面前表现出来的同样是慌乱和手足无措。「9&11」刚发生之际，「到处都有人连『基地』组织这个词都不会拼写。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记得有人问「基地组织」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反恐秘密战》，新华出版社，2015）小布什的官员们对新敌人的本质没有清晰认识，对当面的敌人如何界定，他们居住在哪里一无所知。本&拉登，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这种情况导致的混乱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而使最初的行动体现在打打杀杀这个层次。当时美国军方提出了一个计划，追捕8到10个「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和秘密成员，包括至少本&拉登的一个儿子，而根据美方的说法，这个儿子当时已经跑到伊朗加勒比海度假胜地恰卢斯寻求避难（注：原材料如此，同上，28页）。小布什最初指望赢得胜利的方法局限于打死和抓捕敌人。然而，美国的体制之内培养了足够多的聪明人，他们迅速扭转了局势。这些聪明人很快就意识到反恐战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战争。美国优秀的反恐官员迈尔斯指出：「你很快就会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无法平息大多数叛乱，要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力量。在我看来，必须同时动用这些力量。」（同上，29页）这是一个睿智的变化，战略的变化导致了美国在反恐行动上很快就脱离了李逵和许褚式的鲁莽行动。因为打打杀杀的行动具有非常大的潜在威胁，美国反恐官员阿瑟说：「我们很快意识到，当你遏制了某人的行动，其实你真的没有弄明白他们参与的是什么阴谋或者所在的网络是什么，而实际上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这个判断，其原理就是急于收网，搂头就打，结果是割了韭菜留着根。正因为如此，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形成了新的反恐战略，那就是以国家力量为统一体，譬如技击从腰间发力。这个新战略概括为：增加防御以降低恐怖分子成功袭击的概率；破坏他们的筹款、招兵买马以及规划网络；开展活动，劝阻那些可能会支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但不想为这一事业丢掉性命的人；甚至包括制定威慑战略，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是核武器、放射性武器还是生化武器（小布什《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2006）。这些内容，到奥巴马的时候有了一些更新和升级，基本理念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更为丰富和充实。战略的变化除了影响领导人的决策外，最重要的是影响行动模式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联邦调查局开始意识到，梳理出一个潜在的恐怖网络的轮廓变得比立即逮捕更为重要。不要小瞧了这点耐心，这是流血和智慧的结晶。第二，反恐由以十字军骑士自居到「谁为伊斯兰说话」。体制内的人绞尽脑汁找到合适的反恐战略和行动模式的时候，美国社会的有识之士也行动起来。他们很快意识到小布什「十字军骑士」的说法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美国总统不仅说出如此挑动文明冲突的言论，而且还放风如果「9&11」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对美国攻击行为，美国政府打算攻击穆斯林的圣地麦加，这个想法，历史上有人干过，不过是穆斯林自己的极端分子。说起来，特朗普比起小布什来，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还真没啥可吹牛的。小布什把美国的精英们吓坏了，尤其是反恐部门的精英们，他们开始火急火燎地研究伊斯兰世界的现状，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阿拉伯复兴党的关系，研究对穆斯林的妖魔化和没事就去挑逗穆斯林敏感神经的危害。然后就是说服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那个老头，让那个睿智的老头去说动像蛮牛一样的小布什。理性迅速产生了效果，软实力开始发挥作用。美国的学者深入到穆斯林世界每一个角落，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与穆斯林构建沟通的桥梁，约翰&L&埃斯波西托，达丽亚&莫罗海德出版了《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著者依据自己的研究指出：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是多元的，不是铁板一块；绝大多数虔诚的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是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怖主义分子更可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而不一定是虔诚的信士；穆斯林女性对自由有自己的理解，她们不需要以西方的名义解放自己，通过诉诸伊斯兰的传统，她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权益，而西方扮演的可能是负面角色。埃斯波西托杰出的论断在于创造了「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这个词：将「反恐」等同于反伊斯兰教；不加区分地将穆斯林视为恐怖主义罪犯或推到治理的对立面；宣扬穆斯林移民将使欧洲在100年内「阿拉伯化」等等。埃斯波西托等人的努力只不过是美国有学术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她们的努力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智囊们，美国的战略规划师们也意识到要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文化影响力和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等「软实力」，以对抗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过，悖论的是特朗普也是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人。可悲的是，老美本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恐惧症」仍在重演，包括特朗普政府。第三，反恐由分兵把守到事权集中。「9&11」之前，美国反恐行动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以军方为主导。「9&11」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反恐体制仍然混乱不堪，政出多门，信息不能统一并高效使用。但是，形势比人强。残酷的斗争实践驱动美国各反恐部门很快整合。到2007年，美国反恐官员莱特就一直领导着国家反恐中心、政府中央结算中心（资金流动）以及有关恐怖分子威胁的情报分析中心，他是少数几个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政府的有影响力的反恐人物之一。懂行的人在关键的岗位上，这大概是美国行动体制的优势，这位优秀反恐官员的口头禅就是政治派别无法影响他干自己的老本行。美国军事部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机构、国土安全部等等，都被高效整合在一起，很多人甚至合署办公，养着猫的电脑技术人员和挺着大肚子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在一个办公室，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沟通着蛛丝马迹的信息。每一个战斗小组变得就跟部队的作战体制一样，既是信息的搜集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还是信息的分析者，最后是用户。美国的实践证明，反恐力量的分散毫无意义。只有把所有的反恐力量整合在一面旗帜下，建构在一个系统之中，而不是部门林立，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才能够发挥巨大的效能。美国固然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海外基地和强大的海外行动能力，但是，反恐行动最后产生巨大的井喷式能量与效率，归根结底来自于理念的彻底变化，而不是东修西修的小打小闹式的修补；归根结底来自于真正懂行的专家型人员坐镇主要的关口，他们清楚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况，他们了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结构，他们在那些复杂地区有足够的实践和人脉网络。这使得美国的反恐总是在正确的战略（或策略）下，以高效合一的机制来运行。第四，反恐从人海战术到大数据合网为一。美国反恐行动也经历了人海战术的盲动到大数据与人相结合的阶段。这得益于克林顿时期就开始建设的「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那是一个基础－尽管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和雏形。随后的几十年，美国政府一直重视数据的收集、分享和消化使用。在大数据用于国家利益方面，美国估计领先其它国家很长时间。这才是美国政府反恐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密钥。毛泽东固然是料事如神，不过毛泽东背后的无线电台和潜伏在敌人心脏的无声电波恐怕才是魔法棒。美国政府的有识之士解决了门户壁垒，成功利用虚拟世界的神秘努力来打击恐怖分子。信息革命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巧实力、软实力、硬实力的基础。尽管美国政府也赔上了斯诺登和跑出去嫁给「伊斯兰国」骨干的联邦女探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西式反恐的罩门所在美国反恐行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可惜，所有的行动不能抵消美国反恐的阿喀琉斯之踵。第一，美国反恐战略中坚持的是零和游戏规则。美国的反恐战争，建立在破坏其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是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中国古话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套逻辑对美国人而言那简直就是二傻子讲的话。正因为如此，美国反恐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全球范围内是孤家寡人的行动，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最经典的说法莫过于小布什的十字军自喻，小布什在「9&11」之后目瞪口呆，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布什口误与十字军东征》，姜楠，2002）。十字军东征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是一段家喻户晓的历史。这段历史，对基督文明是所谓的英雄主义与扩张，以及取得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对于伊斯兰世界，则充满了基督文明对伊斯兰世界的伤害与侵略，是一段非常不光彩的历史。当本&拉登1998年宣布第一场圣战时，他指责美国向伊斯兰世界发起了一场十字军战争。在已公布的一盘录像带中，他发誓要在世人面前重现萨拉丁（萨拉丁&阿尤布&本，年，中世纪穆斯林世界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手提利剑，异教徒的鲜血从剑锋滴落的情景。日收复耶路撒冷的埃及苏丹萨拉丁是仁慈者，而十字军骑士的领袖英王理查一世（年，仅在阿卡城一次屠杀了2000多名无辜的穆斯林）则是残暴者。小布什的思维，延续了一部分（也可能是极少数）受基督文化（思维）影响深刻的人，内心深处对伊斯兰文明仇恨和鄙视，其本质就是文明冲突、有你无我。这种思想，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已经有泛化的趋势，导致整个欧洲对穆斯林世界移民的态度，在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欧洲对近东、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但是，随着移民及难民在欧洲国家的失败情绪蔓延，加之沙特无节制地向德、法、比等国输出瓦哈比教义，被世俗歪曲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成为影响移民和难民生活的重要思想，一部分极端分子利用这一武器，发起了一系列对欧洲国家的攻击，这种歇斯底里的报复以及对平民尤其是对女性恶劣的攻击，激怒了欧洲的普通民众，使得欧洲右翼政治家和右翼势力变得非常有市场。马克龙与勒庞，图片来源：.cn大英帝国率先脚底抹油，脱离欧洲；法国女勒庞步其后尘，在大选中选票大比例上升，动摇并裂变了法国的政局，马克龙虽然战胜勒庞，但是，整个法国政治的右倾化和民众「厌恶穆斯林」的情绪在蔓延；美国总统特朗普百折不挠地推行「禁穆令」，都是这种思维在灵魂的深处作祟。美国是始作俑者之一，美国打烂了近东、中东的政治格局，恶化了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态，催生了百万计的难民涌向欧洲，为库特布式的原教旨主义思潮煽动仇恨情绪培育了土壤，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右倾化，使欧洲联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对中华文明，美国体制内外的鹰派采取的是二战时英美对苏联的态度，也即把希特勒引向苏联的祸水东移策略。这也是老牌帝国主义的一贯伎俩。美国人左手反恐，右手扶植对它国有害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类似于全聚德就餐，鸭皮鸭肉的下脚料一定要做成椒盐鸭架或者鸭架汤，蚀本的买卖美国资本家是不干的。众所周知，本&拉登是美国、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和沙特王室三家的杰作，三家精诚合作、各司其职，美国人出教官和武器，三军情报局出场地和牛经纪，沙特王室掏腰包，共同组织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发动反苏圣战。反苏战争结束后，三家弃之如敝帚，也就是俗话说的管杀不管埋，任战场上活跃的圣战斗士自生自灭。「伊斯兰国」组织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预留的后门，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阿拉伯复兴党成员，从美国和伊拉克新政府的监狱里被放出来的；不仅如此，曾经一度被关塔那摩关押的一部分中国籍恐怖分子，本应该被引渡回中国，美国阴险地与中国讨价还价，最后以所谓中国不具有管辖权为由，把这批人移交到第三国家，结果，这些人最终基本上都成了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场的骨干。放虎归山，以邻为壑，这种战略促使美国的鹰派（通常被称为遏制战略的遂行者）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在行动上扶植对中国敌对的民族分裂行动。这是典型的在反恐问题上祸水东移，双重标准，目的是制造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所幸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们（包括高举为主道而奋斗旗帜的人，目前看来非常清楚这个时期穆斯林所应秉承的「主道」是何种含义）非常清楚美国的策略。到目前为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伊斯兰精英，虽然还不承认无节制地向中国输出瓦哈比教义的副产品极其有害，但是，矛头还没有指向中国。有着悠久友好交往历史的两个文明不要堕入阴谋者的彀中，应该是真主的旨意，是中国人民之幸，也是穆斯林之幸。对东正教文明，扶恐用恐策略，美国人用得也是炉火纯青。第二，反恐行动中破坏基本的国际正义。上个世纪上半叶，美国一度在国际正义中占领了道德高地，反对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肢解殖民地的策略，支持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呈现给世人的是公正仲裁者的形象。总体上，「麦卡锡主义」祸害美国政治之前，美国人在第三世界有自己的市场。但是，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冷战之后，「不支持我的人就是敌人」的划线法－－「9&11」之后的反恐同盟就是用的这个划线法，很快使美国成了国际正义的破坏者。美国扶植腐败的南越吴庭艳、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并卷入两场战争，最后以惨败收场。美国支持智利的独裁者，成为南美以及世界上其它地区一堆烂独裁政权的幕后大Boss，这些霸权主义的国际行径严重毒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破坏国际正义的思想和行动在反恐战争中成为畅销品。美国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向外输出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还有沙特打击也门的胡塞组织行动）。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时，没有起到建设者的作用，大批阿富汗平民被军事行动所误伤。联合国的援助机构，如无国界医生组织（MSF），2003年以来在阿富汗牺牲了30多名成员，结果被迫退出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最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谴责美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阿富汗人民需要的政治团结、安居乐业，都成了话柄；阿富汗成了美军新武器的实验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吓唬朝鲜，延续了以反恐为名践踏小国主权的做法，在阿富汗投下了巨型炸弹（,阿富汗楠格哈尔省亚钦地区，美国投下炸弹之母），结果，在美国舆论的引导下，全世界都去谴责朝鲜「莫须有」的新一次核试验，欢呼「炸弹之母」对朝鲜的威慑（毫无疑问，我们主张半岛地区的无核化），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去谴责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和领土悍然发动的攻击－－这是对国际正义公然的践踏。可怜的阿富汗政府领导人发出的微不足道的抗议声，几乎等同于旋转的螺旋桨下飞舞的蜜蜂发出的音频。美国对叙利亚内政的干涉更是促使一个风景如画的香格里拉国家，迅速变成了战争的屠宰场，巴沙尔政权固然有其问题，人民有怨言，但是，世界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公园反政府游行就向美国派出武装力量，就去干涉美国的内政。这种赤裸裸的霸权思想、殖民心态背离了美国支持民族自决的初衷。从入侵伊拉克消灭萨达姆，到入侵利比亚对卡扎菲执行死刑，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美国没有办法去关闭这个盒子，最终赔上了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9.11），这差不多相当于另一次「9&11」事件。第三，美国反恐理念本质上奉行的是「血亲复仇」原则。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奉行不谈判的政策，坚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以杀止杀。美国这种对恐怖分子的不妥协政策表面上看起来道理满满，背后却是西方对伊斯兰文明不妥协、不退让并坚决压制的思想在作祟。在实际行动中，「以杀还杀」是古老的、早已被抛弃的「血亲复仇」原则的现代翻版。美国在伊拉克执行的所谓反恐战争，两个理由，一是伊拉克资恐，二是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结果，美国的同盟者澳大利亚的政客和英国的布莱尔，最先披露了这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而伊拉克因之国破人亡，至今依然是政治混乱，民不聊生。「9&11」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对阿富汗发动了攻击，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同时对平民造成了极大伤害。美国意图掩盖事实真相，结果却引起了内讧，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开始反思这些战争与行动的非正义性。斯诺登事件之发生，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执行的所谓「善意杀戮」和「无节制监控」，超出了文明社会所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念。政客和鹰派们不择手段，但文明价值观存在于美国人民的心中。迄今为止，如前所述，美国对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加强了研究，有识之士倡导对伊斯兰文明的理解和尊重，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并没有放弃现代版的「血亲复仇」原则，而这最符合极端主义者的口味。极端主义者坚持的就是古老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部落法则。法国《查理周刊》辱穆事件后接连遭受恐怖袭击的报复（－9），就是这个原则的结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人必从之。尽管如此，大家都忘记了穆斯林世界基本的历史事实。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宪章》（622年）和「辞朝演说」（632年）中早就对「血亲复仇」原则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实际上限制了以命还命的做法，可以用百峰骆驼或者等价的金币来偿还血债。穆罕默德还率先废除了他的近亲的血债，为穆斯林做了示范。现代穆斯林社会，除了极少数偏远部落还保留了这样的陋习，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坚决限制私人执行「血亲复仇」。而美国粗暴地处治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的做法，显然违背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正义，使得双方已有的仇视更为加深，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打上了死结，是不明智的。反恐战争，是政治战，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反恐行动，是综合的系统行动，大数据是重要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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