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将这场战役称之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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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部队的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睿，原题：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1938年底，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蒋介石：“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提出“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政府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出一个30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国民党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糟糕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10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对于打好游击战，共产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然而，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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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子一鸣、周斌)蒋介石为何铁了心抗战：美英苏德背信弃义|蒋介石|抗战|战争_新浪军事
蒋介石为何铁了心抗战：美英苏德背信弃义
资料图：蒋介石
　　8月29日，梁华盛第一九师阻敌任务已完成，奉命撤出东孤岭战场，转到德安县城，配合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守卫德安，华振中第一六师和冷欣第五十二师奉命接防东孤岭阵地。
　　李觉第七十军和梁华盛第一九师在金官桥和东孤岭胜利的消息，让蒋介石兴奋不已。
　　连续一个多月，日军在南浔线的崇山峻岭间处处碰壁，损兵折将，让蒋介石在世界和国人面前挺起了脊梁。他一连几次给薛岳打电话，对第一兵团在南浔线的战绩评价甚高。
　　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抗日更铁心了，他对国际社会不再抱有幻想。一个多月前发生的那件事，让他伤透了心。这件事情的发生，让蒋介石更相信了那句话：切莫把赌注压在别人身上！指望别人，永远是靠不住的。
　　1938年7月，也就是日军进攻九江的当儿，在吉林中苏边境一个叫张鼓峰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事件，后来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张鼓峰事件”。
　　当时有40多名苏联红军越过边境进入张鼓峰，被日军第十九师团发现，于是双方激烈交火，并由此为导火线，引起了双方调兵遣将，大动干戈。紧接着，英勇善战的苏联红军将日军第十九师团铁桶似的包围住了，日军第十九师团随时面临着覆灭的厄运。
　　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欣喜万分。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苏联红军向日军第十九师团发起攻击，势必引发苏、日间的战争。如此一来，日军大本营必然会从中国战场分兵北上，这样，日军就会首尾不能相顾，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
　　为了促使斯大林下定决心，为中国战场的分量增加筹码，蒋介石不顾一切地命令张发奎死守九江。其实蒋介石何尝不知，在无险可依的九江，让张发奎与据有陆、海、空绝对优势的日军硬拼硬，会是个什么结果！由此可知，蒋介石内心对斯大林出兵对日作战的期望是何等殷切。
　　然而，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日军第十九师团行将覆灭之际，斯大林却下令收兵，停战言和。
　　原来，苏联怕事态扩大，因为这时苏联与希特勒正打得难解难分，如果这个时候与日本作战，势必顾此失彼。苏联草草收兵之后，日本大本营却从此事中摸得了莫斯科的底牌，他们断定：苏联对日本并无大举动之意。因此，到了10月份，日本大本营便大胆地从大连分兵南下，一举攻下广州，从而加速了武汉的陷落。
　　“张鼓峰事件”的结果，又一次让蒋介石对斯大林感到失望。
　　更让蒋介石失望的是，这样的事件在不到一年之后的1939年5月又重演了一次，不过那次的规模更大，牵涉的国际关系也更为复杂，地点则是在“蒙”、“满”交界的“诺门坎”，起因则为苏联扶持的伪蒙和日本傀儡伪满之间的冲突。这一场大战，持续了四个多月，日本又陷入绝境。日本大本营于9月9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和议，谁知斯大林这回又和“张鼓峰事件”一样，很痛快地答应了
　　“张鼓峰事件”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更让蒋介石倍感伤心和失望的是，自20年代起一直和中国处于蜜月期的德国，也“墙倒众人推”，于1938年7月间，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武器出售，同时撤走军事专家。希特勒为讨好日本，态度竟是十分的坚决，如德国军事专家在限期内不回国，则以叛国罪论处。
　　德国的背信弃义，给蒋介石的打击很大。
　　这些年来，德国不仅向中国出售了大量武器装备，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成了十多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这十多个师可以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无论装备、训练、编制、战术诸方面现代化程度都最高的部队，在抗战初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诚然，德国也从中国获得了自己年缺少的工业原料和外汇。
　　作为欧洲陆军强国的德国，一直是蒋介石仿效的对象。当时，德国的援助也确实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德国不仅卖给中国大量先进武器，1934年德国兵工署还向中国免费提供马克沁重机枪全套制造图纸，供中国仿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闻中国还从德国进口了大量7.63毫米毛瑟M1932型半自动手枪，这就是声名遐迩的驳壳枪，又称“大肚匣子”。这种手枪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极高的评价，很多中国军人莫不以得到一支驳壳枪为荣可如今，随着德国的背信弃义，这一切都没有了。
　　环顾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除了苏联和德国让蒋介石失望之外，英、美隔岸观火的态度，也让蒋介石七窍生烟。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怕触怒日本，不仅不肯因帮助中国而卷入战争，甚至于1937年9月便单方面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军火的协定。更可笑的是，当英国将少数战机高价卖给中国的时候，却不允许提供战机所必需的机枪。美国的“中立立场”则表现得更彻底，1937年12月，日机炸沉美舰帕奈号及美孚油轮，美国士兵3人死亡，17人受伤，美国却不敢向日本兴师问罪。事实上，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国。日本战略资源奇缺，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将大量废钢铁、汽油和橡胶卖给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机扔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美军头顶上的炸弹，就是日本用美国卖给他们的废钢铁制造的。难怪美国前国务卿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但得到了我国的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的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以被制止和停止。”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蒋介石就被苏联、德国、英、美等军事强国无情地抛弃了，这些昔日的盟友，将往日的信誓旦旦置之脑后，而让蒋介石陷入了十分尴尬而艰难的境地。
　　一连串接踵而至、猝不及防的打击，让蒋介石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利益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除此之外，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精神，都是外交场合上骗人的辞令。
　　写到这里，令人不由得想起国内出版的诸多有关抗日的书籍，在为数不少的这类书籍中，将美、英、苏联等国在抗战后期的对日作战，推上了道德的祭坛。特别是将美英太平洋战场大反攻、东京大轰炸、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个原子弹、百万苏联红军出师东北吹得天花乱坠。诚然，美、英、苏联等国这些强有力的攻势，对加速日本的投降，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别忘了一个道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不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无利不早起”，永远是人类社会的至理名言。
　　在一连串的失望面前，蒋介石没有退路了。
　　这个时候，蒋百里在庐山上讲的那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又一次回旋在蒋介石的脑际：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穷亲戚自身若是不争气，永远会被人看不起。人与人的交往是势利眼，国与国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求人不如求己！无路可退的蒋介石选择了坚决抵抗，这是摆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如果不抵抗，别人皆有退路，唯独他没有退路！等着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做阶下囚。一想起北宋末年的宋钦宗和宋徽宗那两位倒霉皇帝的命运，蒋介石便不寒而栗起来。蒋介石无数次想过，自己是一位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岂能做阶下囚！
　　蒋介石铁了心，就是拼光了老本，他也要坚定不移地拼下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浔线的几个漂亮仗，让蒋介石长了脸，蒋介石的脸上一扫多日的愁云，紧皱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了。
　　薛岳真是好样的！这只“老虎崽”名不虚传，打起仗来，果然一点也不含糊。连续一个多月，薛岳硬是将骄横的日军缠在南浔线的崇山峻岭间不得动弹。特别是听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汇报后，蒋介石更是对薛岳垂爱有加，他特别郑重地对陈诚说：
　　“辞修，伯陵指挥作战章法严谨，缜密有度，具古之大将遗风！党国有如此帅才，乃民族之大幸也！南浔线上的战事，你就放手让他去打好了”
　　蒋介石一高兴，便有些忘乎所以，他自己喜欢冷不丁地对下级的指挥插一竿杠子，便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好在陈诚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顺着蒋介石的话题，朗声应道：
　　“请委座放心，南浔线上的指挥，我会放手交给伯陵”
　　“好，这就好，这就好”
　　蒋介石对陈诚的回答似乎很满意。
　　作为蒋介石十分器重的爱将，薛岳为蒋介石挣足了面子。
（新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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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抗战时，扩大敌方伤亡数10倍
《张发奎口述自传》作者：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问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日军撤退，国军报捷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蒋介石有意“缩减”国军伤亡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缩减”国军损失。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不仅前方高级“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５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由于国军的宣传，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日军方面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作者即将在《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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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戴笠抗战胜利后哀叹:早晚死在蒋介石手里
　　在习惯独裁专权的蒋介石看来，戴笠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自己养虎遗患，若不及时“削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发生的事件，让隐患彻底消除，是完全合乎蒋介石的品性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
　　不过，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乃蒋介石的“削藩”之举。可能，早已自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的戴笠，在蒋介石尚未动手之时，就已经先死了。
　　那么，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
　　马汉三谋杀说认为：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得力干将、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
　　不为别的，只为一把九龙宝剑。
　　说来话长。早在东陵大盗孙殿英掘坟挖墓后不久，这把从乾隆墓中盗得的国宝——九龙宝剑就到了戴笠手中。原来，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蒋介石，以求逃避罪责。戴笠既不想为孙殿英开脱，又不愿此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部下马汉三保管。并言明，以后待机再收回。不想，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为保命，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并随之变节投敌，做起了“两面间谍”。对此情节，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他人一无所知。戴笠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仍在马汉三手中呢！
　　日本投降时，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站站长。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川岛芳子住处，挖地三尺，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失而复得，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戴笠，以掩盖献剑投敌的罪行。不想，戴笠到北平巡视，竟亲自提审了已被收押在监的川岛芳子。戴笠本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不想为活命，川岛芳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献剑投降的情节，戴笠大为震怒，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
　　不过，在表面上老奸巨猾的戴笠仍不动声色，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马汉三呢，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从戴笠出乎意料的过分平静和恩宠中察言观色到了潜藏的杀机。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戴笠差。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戴笠，表示完璧归赵；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兼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戴笠，好见机行事。果然，好色如命的戴笠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
　　孰不知，色字头上一把刀，销魂之时往往就是魂断之日。
　　果然，就是那位有着华北督导员公开身份的床上尤物刘玉珠，在青岛陪同戴笠时，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
　　是一时失算？还是宿命如此？
　　戴笠死后，马汉三、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田玉川）
】【】【】老照片：抗战时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决心抗战，在1937年—1945年期间，他成为中国最高抗战统帅，领导国民党军队坚持八年抗日战争。
　　1.1935年，南京，蒋介石在军官学校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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