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淄川地区不同名称的来历
以现淄博市淄川区为主要区域、以现淄川区政府驻地为治所的行政区划单位历史上多次变更，或为县、为郡，或为州、为府、为路，而其名称也发生过几次变化，作为县级行政单位，秦汉时为般阳县，其中新朝为济南亭，南北朝时为贝丘县，隋唐以来名淄川。
般阳县是秦时所置。《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载：“济南郡，故齐。文帝十六年别为济南国。景帝二年为郡。莽曰乐安。属青州。户十四万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四。县十四：东平陵，有工官、铁官。邹平，台，莽曰台治。梁邹，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陆。阳丘，般阳，莽曰济南亭。菅，朝阳，侯国。莽曰修治。历城，有铁官。猇，侯国。莽曰利成。著，宜成。侯国。”这是般阳县建置最早的文字记载。而近年来有人依据秦代“般阳县丞”泥封认定为秦设，查维基百科《秦代郡县表》也有专家考证为秦设，属泰山郡。从道理上讲也能说得过去，因《汉书》的文字记载，只是点名而已，并没有记述般阳县何时设置，逻辑上讲，最少是同时甚至早于景帝二年建，且景帝二年据秦并不远。
那么初为县名，为何名之为般阳呢？这就要从般河说起。般河，一名峪头河，位于淄川县南十八里。流经龙口庄涌泉寺前，会本庄诸泉，冬则东温西凉，夏则东凉西温，呼为温凉二河。抵城东南窑头庄，筑坝障水，一支达东门外，一支由东门外北注，又经北门外俱入孝妇河，环城皆水，颇称奇胜焉。邑名般阳以此。郦道元《水经注》卷八载“又东过梁邹县北，陇水南出长城中，北流至般阳县故城西南与般水会。水出县东南龙山，俗亦谓之为左阜水，西北迳其城南，王莽之济南亭也。应劭曰：县在般水之阳，故资名焉。”现在淄川区城西南部正是孝妇河与般河交汇处。所以，般阳县之命名是因其治所位于般河之阳的缘故。
新朝王莽时将济南郡般阳县更名为济南郡济南亭。亭，亭驿或设在边塞观察敌情的岗亭。此时名之亭的地方特别多，至于为何将般阳县改为济南亭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要塞的意思？瞎猜了。
贝丘县，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置，隶属河北清河郡。治所在今大辛庄办事处近古村西南。刘宋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原属齐郡的般阳县改名为贝丘县。隋开皇十六年（596）改贝丘县置清平县，属清河郡，治所迁至今临清戴湾乡水城屯村。
原为河北清河郡的贝丘县因何来到了齐郡的般阳城呢？这缘于我国古代的侨置制度，所谓侨置，就是古代政权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用其旧名的行政管理制度。
在我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争连绵不断的动乱年代，在北方，大批流民南迁，公元420&年刘裕灭晋称帝，遂重命天下郡县。据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十九记载：宋元嘉五年，于淄州置清河郡，仍于州理立贝丘县。后魏又为东清河郡。高齐天保七年，废清河郡，以贝丘属齐郡。开皇十六年，于今理改置淄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1于“淄川县”下记载：“刘宋侨置清河郡及贝丘县，后魏因之，曰东清河郡。”于“般阳城”下注：“魏收《志》‘刘宋置东清河郡于盘阳’，即此。”
由此看来，清河郡为刘宋时侨置。《山东通志》卷十八疆域志第三记，清河郡领县七，七县是：清河(注云：当在济南府境)、武城(注云：今济南府淄川县地)、绎幕(注云：在济南府淄川县境)、贝丘(注云：济南府淄川县地)、零(注云：在济南府境)、鄃(注云：当在淄川县与益都县接境)、安次(注云：当在济南府境)。由此可知，贝丘县原为一侨置县，淄川王母山曾称为“贝丘山”，就与此有关。而有着六百年历史的般阳县却于此时移治今临朐县东南，北齐废。般阳县作为一县名，从此成为了历史。
隋开皇十六年，设淄州，十八年改贝丘县为淄川县。
淄川关于为何新设州为淄州，新设县为淄川县，历代也是争论不休。
淄川一词并不是隋时才有，西汉即设淄（菑）川国。公元前一六四年，汉文帝采纳贾谊的上书陈述政见，首先把淮南王刘长的封国分为三个小国。同时，乘齐王刘则死时，将齐国分为六个小国，即齐国、济北国、济南国、胶东国、胶西国和淄川国，尽封故齐王刘肥六子孙为王，其中三子武城侯刘贤被封为淄川王。从此，历史上出现了淄川国，也就有了“淄川”这个名称。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菑川王贤……都剧。”经考证，剧城在寿光县南三十一里的故纪国，现在的寿光县纪台，所以此淄川却非彼淄川。淄川县志云：“淄水，淄川县名所由命也。县境昔广而今狭，淄水经流久不在境内，故旧志但引《禹贡》经文，而不考其原委”p167。淄川县志p80又云：《地志》云：“原山，淄水出其阴。山跨淄川、益都两县界”云。今按：淄河不在淄川，而原山远在莱芜。原夫立县之义，或以县属他国，或并淄水皆兼摄之，偶而因事立名，其详皆不可考。必如旧志所称孝妇、怀德二乡极南之地，牵合之谈，正不必尔。”明末清初学者、蒲松龄之馆东毕际有在其《淄乘征》中言：郡县立名，惟汉为当，淄水绝不经今县境内，何取于淄耶？国名菑字从草，县名淄字从水，原自较然。前此之称菑川，宜属之剧；后此之称淄川，宜溯之般阳。
但淄河（水）是一条贯穿鲁中的一条大河。从现在区域划分看，淄河南起博山区的原山，经淄川区东部进临淄区，随于广饶县辛庄东北由右岸注入小清河。临淄、广饶东部都与寿光临界，这是不是淄川国的由来呢？再者清河郡的鄃又当位于淄川县与益都县接境，而这正是淄河流经之地。至于淄川县境内还有孝妇河、范阳河、般河等水多条，城东西南也是群山起伏，城东十华里既有名山黉山，为何独自钟情淄河呢？
（此材料系搜集网上有关材料掇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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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王莽的新朝改革为什么会失败？_楚南_新浪博客
王莽的新朝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作为中国古代“篡位者”的代表，王莽一直为传统价值观所不容，他创立的新朝被视为伪政权，他推行的改革被讥为荒唐乱政。甚至他在“篡位”之前谦恭克己、兢兢业业的表现，也被认为是为篡位做铺垫的伪装矫饰。那么，历史上的王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处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是怎样走上最高权力宝座又缘何身死国灭？本期“王立新论史”继续为你解读：新朝复古的失败带给我们什么教训？
亦天时 非人力：王莽得帝位有哪些条件
&在班固的评价中，只有说王莽得位当皇帝，“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这句话，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王莽代汉而立，是汉已溃烂，而王莽人脉最盛，天下不可无君，于是王莽在众官迎请之下，经过太皇太后同意才当上了皇帝。他这个权力真正是通过禅让得来的，而不是像曹操，尤其不是像司马懿那样欺人之弱，窃夺来的。所以我把这一讲的题目叫做“到底是王莽篡汉还是王莽禅汉”。因为王莽是汉臣，他自己的新朝政权，又直接断送在他自己的手上，没有传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王朝的历史学家。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都站在汉王朝的立场上，说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政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王莽的后起者是刘秀，他自称是延续汉代的江山，所以王莽作为乱臣贼子，就仿佛铁案如山了一样。如果接下来的政权占有者不是刘秀，而是马秀、牛秀、羊秀之类，那王莽至少也能像隋朝的皇帝一样，虽然短命，也不至于被一口声的全都说成是篡权的奸贼。
&其实刘秀也算不得什么汉朝的继承者或者拯救者。《东观汉记》和《后汉书&光武帝纪》为他列的族谱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就算从汉景帝算起，也有七世了。如果从汉武帝算起，也已出了五服。按照古礼，五世亲绝，可以另为别姓。他跟汉武帝以下的据位帝王，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血亲关系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的儿子，连官二代都算不上。而且，他于王莽天凤年间，“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如此，他已经接受王莽通过禅让成为皇帝的事实，又是王莽时代培养出来的学生，他虽然名义上是刘氏的宗亲，而实际上应当是王莽的臣子。“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这也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当然也是完全出于美化他的记载。不过各位请仔细看看这段文字：刘秀既为王莽新朝的太学生，乘天下方乱而起兵，想要推翻王莽，取而代之。咱们就不算他是王莽新朝的乱臣贼子，至少也是不忠的叛逆！恢复刘氏的江山，只不过是一个仅仅能被俗人理解的理由，唬弄愚众的借口而已。绿林军扶持的更始皇帝刘玄，是刘秀的族兄，也只是刘氏可以改姓的远族，至于赤眉军所立刘盘子，当时只是军中放牛的奴仆，更谈不上可以代表刘汉皇室。
&班固说王莽获大宝之位，是天时所致，什么叫天时？班固只是不好说是天意。那么王莽得了什么天时，当上了皇帝呢？
&从当时历史的实际情况看来，有三点重要的东西异常值得重视：
一是汉室衰败，天下崩溃；二是禅位让贤的历史传统没有断绝；三是五德终始说在社会生活中广有信众。
&有关刘汉皇室的衰微，首先表现在皇帝昏庸无能，其次就是子嗣不旺。成帝虽然在位二十六年，但是自己无能，一切政务委托王凤、王音、王根等。至哀帝得位，虽然想抑制王氏，但还是要依托远比王氏更差的自己的外戚傅氏、丁氏等，哀帝在位不足七年，崩而无子。迎中山孝王子刘衍为帝。这个刘衍的母亲，是中山孝王的姬妾，姓卫。卫姬的姑姑，是汉宣帝的婕妤，生了楚孝王。卫姬的姐姐，又是汉元帝的婕妤，为元帝生了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成帝将卫姬的妹妹赐给他，生子刘衍，这就是汉平帝。平帝两岁时，其父孝王崩，继为中山王。哀帝死，立为帝，时年九岁。立五年而崩，无子，又立汉宣帝玄孙婴为帝，当时只有两岁，而到他五岁的时候就把天下禅让给了王莽。已经找到汉宣帝的玄孙那里去了，可见汉皇后嗣匮乏之程度。还要王莽把刘邦的堂叔伯兄弟的子嗣们找出来当皇帝，才算是王莽忠孝吗？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再说这些人跟皇朝的继承权，完全已经八竿子打不着了。
&至于天下崩溃的情形，从汉武帝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汉承秦末战乱之弊，社会经济十分匮乏，经历惠文景时代的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但是很快就又被好大喜功、徒务虚名的汉武帝以对匈奴的战争，还有封禅、巡狩等方式，挥霍殆尽。刘汉王朝，随即正式走上全面下滑之路。昭帝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因为土地兼并和买卖奴隶等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汉元帝时期，易学家京房，列举众多灾异，告诉汉元帝，国家衰败之势已经难于抑止。汉元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天下确实是“衰乱已极”。到了汉成帝时，谷永在与成帝面对面谈话时，指出当时严峻的社会情况说：“饿死于道者，以百万数。”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哀帝以下的情形，更是每况愈下，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汉家天下实在已经是衰败到了溃烂无救的地步。
&这种情况，说明了汉家天下已经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刘氏的统治已经没有可能再进行下去。
&当此之际，并未陨灭的上古时期的禅位让贤的传统开始在社会上复活。
我在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有关上古时期的禅让，也就是所谓尧让舜、舜让禹，近世以来一直被世人认定为儒家创造的神话。其实这完全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敢肯定地说，尧舜禹之禅让，绝对是实有其事。有关禅让，虽然距离过于遥远，缺少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是不仅儒家，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有相同或者相类的记载，这本身就是证明。儒家所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一古代的事实，上升为一种理想的目标，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应当永远在贤人的统领下走向和谐美满。
《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上天只护佑有德的贤者，老百姓只感念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最早的好老师，他们不可能编瞎话来骗人，否则他们不会在历史中产生那么久远的良好影响。《论语&尧曰》记载尧对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又称：“舜亦以是命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尧告诫舜说：“皇天把拯救万民和养育万民的任务放置在你的肩上了，你要努力呀！如果你要是让百姓陷入困苦和贫穷，那么你的大位也就会被收回去，从此不再属于你了。”后来舜又把同样的话语，原封不动地说给了大禹。《尧曰》篇接下去记录了商汤和周武的话语，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个人有了罪错，不会殃及天下百姓；天下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统治的不好，不怪他们。周武说：“虽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我虽然有血亲家族，但是不如我拥有天下的贤才。如果百姓犯了罪错，那都是我犯的罪错。
《论语&尧曰》，是孔子给学生讲历史课的辑录。既是讲课，肯定有史实依据，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况且这样的故事，在先秦时期几乎众口一词，怎么会大家都编出了完全相同的故事？至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只不过是在久已被世人所认可的尧舜禹禅让的事实基础上，强调贤人政治，反对霸权政治和庸碌政治的价值宣言而已。
&所以，禅让政治确实是曾经的事实，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主的权力欲望越来越膨胀，于是互相征战，他们招揽贤人，已经不出于养育苍生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满足各自日益膨胀的私欲。所以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
&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使得君主都想争抢到更多、更大的地盘。而最大的地盘，就是天下都是他一个人的。统一的国家的理念，在这些君主的心目中，根本就不是出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承载历史文化，养育天下苍生的意愿，而完全是出于他们各自的私人欲望得到满足的要求。最终秦始皇得逞其恶了。王船山说这是天道假私济公。各位只听说过假公济私，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假私济公。假私济公，就是上天借助历史人物的个人自私的欲望，以完成有利于天下众生的事业。这是船山先生就秦始皇统一天下一事所发的高论。就算不是秦始皇，也会是别人，统一的欲望膨胀之后，使得统一成为事实，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谁先统一，谁都会很快灭亡，这也是趋势和潮流，因为大家还不习惯于真正的统一。同时，被统一的势力，一定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报复行为。仅此两点就已经足够，何况还要加上暴虐和专制？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实在是生逢其时，捡了历史的大便宜。说秦国的统一只是为了圣王作前期的驱除和打扫工作，未免把刘邦看得太高，同时也不了解历史的趋势。就个人人品、学养、才智而言，刘邦比秦始皇差得不知道究竟有多遥远。
&那么当汉朝的统治一团溃烂，遍体疮痍之时，统一的家天下虽然已经运行了两百余年，但是旧有而尚未泯灭的禅位让贤的传统，正好乘势勃发。这是导致王莽得以成为帝王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早在汉昭帝时，研究公羊春秋的学者睦弘，就征引古义，让汉昭帝把皇位禅让给天下的贤人，此时王氏根本还没有出现。他要汉统治者“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希望汉昭帝效法殷、周，自封百里，以嗣血统，“顺承天命”。虽然他因此被杀，但是已经足以表明禅位让贤的传统，在特定历史情形之下，已经复活。同时，也表示汉代到昭帝时期——此时武帝刚刚过世不久，已经失去士望和民心，到了行将就墓的时候了，不必等到王莽出场。接续昭帝的是宣帝，此时王氏依然杳无踪影。一位叫盖宽饶的学者，又据易理提出让汉宣帝禅让的要求，他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又说：“若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意思是汉代统治已经完成了使命，该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汉代的君王，既然已经失去君临天下的德与才，就应该识时务，知进退，主动让位，不要赖着不下去。当然，他也因此被迫自杀。以上两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说坚持了儒家的政治原则立场，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尽管招致杀身之祸，但是确实应当被历史所牢记，他们是对中国政治的贤良，对生民的生存负责的社会精英。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他们为了中国政治的正常化和合理化舍出了生命的代价！
&前面所说的易学学者谷永，在汉成帝时更进一步提出了：“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他说：上天任命君王，让他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自身，而是为了臣民。他说天“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他提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种话语，后来一直沉寂不闻于世了。直到明朝中后期以后，才被唐甄、黄宗羲和王船山、顾炎武等拾起来，重新进一步阐发。汉成帝这一次并没有杀掉谷永，却诚实地说了一句“甚感其言”的话语。
&之后，刘向又提出了“富贵无常”，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的说法。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性质如何，努力怎样，它总是要灭亡的，总是要被其它的新兴政权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想挣脱也挣脱不掉。大家不要以为刘向是为王莽张本，刘向是反对王氏专权的，尽管他的幼子刘歆后来成了王莽的国师。刘向留下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做《说苑》，其中有一篇叫做《至公》，就是大公至正的意思。在这篇文字中，他说：“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他说这才是人君真正的公心所在。
&以上这些学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不仅为一个朝代张本，真可谓优秀士大夫。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作，也是因为禅让是古已有之的实事，虽然经历了秦汉两百年的专制，并没有被大家遗忘，大家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一美好的理想。
&禅让是非暴力解决政权问题的良好方式，不必使用武力，免得天下苍生受难，也不至于耗竭社会经济和其它物质资源。但是后世的统治者们私心过重，不愿意让出权力，即便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情势之下，仍然要拼命一搏，致使生灵涂炭，血流成渠。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之源。为了牢牢把持权力，而不顾天下苍生死活，竟然到了不辨时局、甚至不知羞耻的地步。死皮赖脸地占据皇位不放，就好像泡泡糖粘在上面一样，非动大的外科手术，不肯松手。
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把天下当成自己私家的产业，汉高祖刘邦在当上皇帝的时候，面对群臣对他父亲恬不知耻地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说从前您总是说我不如二哥，骂我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治产业。现在您再看看，我的产业跟他的产业相比，谁的更多些？当时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把天下当成他自己的产业，大臣无耻逢迎，可为一叹！刘邦年轻时，是个标准的二流子，连他亲爹都瞧不起他！
既然把天下当成自己的产业，所以就不许人家夺走。即使在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管理天下，人心离散，社会崩溃的末日之时，还要拼死一搏，不惜天下苍生的死活，非要弄到血海尸山，不肯罢手。普通的老百姓不懂历史，跟着人家瞎起哄，人家说刘邦厉害，他们也说刘邦厉害，甚至把电视剧中的情节都当成历史的真实去对待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之类，就连很多大学老师都说很好。当然，他们可能指的是“拍摄手段”和“表现技巧”，还有扮演得“像不像”之类的东西。汉武帝究竟怎么样？穷兵黩武，尽情巡狩，挑起汉族与匈奴族的争端，使无数将士殒命，汉、匈两族生灵涂炭。而且巡狩之时，不顾民生疾苦，肆意践踏庄稼，致使百姓大骂不已，有的乡民甚至想联合起来绑架暗杀他。
&后来的一些好图虚名的功利之徒们，欣赏汉武帝极具侵略性的“开疆拓土”，虚美他，管他叫“汉武大帝”。正是只看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和“夜黑燕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果敢与英勇，只看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和“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的雄壮与迈；却看不到“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的凄苦和无奈，看不到“古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惨痛与悲凉。大家都回去好好读一读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感受一下将士们出征时，“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是什么滋味？去想象一下“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一种什么样的人间景象？如果读过了“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样的诗句，还是坚持认为汉武帝开疆拓土是丰功伟绩，那咱们就无话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了。王莽的失败让中国历史错过了什么
&但是，王莽在整个禅让过程中，确实因为迎合社会崇尚，而采取了很多迂腐的行为。诸如利用谶纬，大书祥瑞，借用阴阳五行家的五行相生理论，借助五德终始说,来为自己当皇帝论证之类。汉人论证汉为尧后，得火德，王莽自编宗谱，是舜后，得土德，应当如同大舜接受唐尧的禅让一样，接受汉的禅让。这显然是迎合世俗，掩人耳目，实属不智的举动。但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做法。
&其实有关王莽和西汉政权的关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来达到禅让的结果，而是他通过禅让得到的政权在短短的瞬间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重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异常重大，因为王莽的失败，阻断了中国历史上皇位让贤的进程，从此之后，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了。钱穆先生说：“王莽失败后，变法让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这是最有见识的真正历史学家的话语！王莽身后，从来没有这样高妙无比的定论。众多的历史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朝的立场上讲话，无视中国历史的意义，更看不到历史上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为了限制专制的家天下的恶劣现实，所曾做过的卓越而艰辛的努力。
&汉代知识分子，鼓荡起最高统治权力的让贤、禅让的历史风潮，在此种潮流之下，王莽以其个人自律的努力，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以禅让的方式，最终得到了最高统治权。这是家天下以后，中国历史进程中绝无仅有的伟大胜利！
&倘使王莽的江山，能够坐到他自然死亡，那么，以王莽重贤的品格，以他自己得到权位的方式，他便不会把最高权力，轻易传给儿子。或许让贤禅位的传统，就可能持续下去。那样的话，中国的历史就会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不必再出现什么家天下的局面，也不必为了维持这种局面，而导致的天下苍生血流成渠、尸横遍野的悲惨情状。更不会出现什么朱元璋这种混混和恶棍得手的可能性。
&可惜王莽失败了！
&王莽的失败，导致了让贤传统的终结。这一次失败，阻断了中国历史处置最高权力的合理、合法的进程。从此，打江山，再度成为挟武力以运载私欲，而且又被公众认可的美妙借口。武力下的权力，彻底压服了人们对历史上政治的美好希望，中国人从此断绝了走向选贤与能，并授予最高权力，使其代行人道的政治的可能性。用仁义道德来控制最高统治权的道路，从此被宣布为“此路不通”！从此再对最高统治权进行不管是什么方式的挑战甚至怀疑，那怕是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都被认定为叛逆和图谋不轨。最高统治权力被习惯地认定为私家的财产，具有非法之法的绝对效力。王莽之可恨，在于他的迅速败灭，不在于他篡夺了汉代的江山！
&但是，王莽为什么会失败的如此之迅速？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王莽在获得最高统治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多半不合时宜，加剧了社会矛盾。钱穆先生虽然理解王莽的良苦用心，但却以为“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并举证三端以为证据，一是“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二是“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三是“多愚执不通情实处”。（《国史大纲》）
&王莽怀着改造社会，使其更加合理化、人道化、伦理化的崇高理想，急切的对社会弊病实施改造，并不一定出于单纯的书生意气。王莽既然以禅让的方式得到政权，他一定要急切地做出一个样子，好不使助成他禅让的社会各种力量伤心失望。而且，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到了急切需要改革的时候。所以，王莽骤然行使大权，托古改制，但却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而且由于频繁变更措施，使得民众的习惯式的生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这一点，虽然有他书生气的成分，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王莽推行“六筦”之法，将盐、铁、酒、山泽和铸钱，收归国家统一管理，限制地方官和商人从中牟利，制约他们对百姓的进一步盘剥。推行国家统一贷款，防止个人私放高利贷，都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设想。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因为经常受到地方和商人等的阻挠，而不得不反复更改，比如铸钱。这样就使得国家政策的尊严和信誉，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这，才应当是影响王莽改制成功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至于王莽的政策“奉行不得其人”，乃是由于当时天下缺乏相应的经济学人才。汉代本身，就不重视这一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天下无才，王莽也是没有办法。
&至于说王莽的改制“多愚执不通情实处”，可谓一针见血。其实这一点刚好表明，在王莽的身上，理想主义成分过高，现实感相对薄弱。
&王莽既以德行好而接受禅让，所以他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因此，他所实行的这一套，颇有些类似于“共产主义”。钱穆先生称之为类似于近世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理想的过分执着，往往会导致对于现实的相对疏离，这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共同误区，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的，难于走出自己的误区。理想要跟现实结合，说起来容易，张嘴就可以了，但是做起来却是万分艰难。没有好的理想，肯定不行；光有好的理想，同样也不行。
&应该说王莽虽然极尽努力，但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制，基本没有获得成功。
但是，改制的失败，并不是导致王莽很快毁灭的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农民暴动。
&农民暴动从汉武帝时代后期以来，就已经越演越烈。生活艰难的农民，把对刘汉王朝的憎恨，都发泄在了王莽的身上。刘玄、刘縯、刘秀等，又以刘氏后人自居而蛊惑天下，扰乱人心。乘势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当时的所谓农民军的共同欲望。这些起义部队，虽然主体成分是农民，但是执掌大权的，都是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目标不在于为生存而暂时一搏，而完全是为了夺取皇位而侥幸一逞。不论其是否具有这样的条件和天资，以为别人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与当年大泽乡起义时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完全出于同样的心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这种混帐逻辑，虽然是中国家天下历史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但是这种作为后果的观念，同样在历史的向后发展中，起到了进一步推助历史之恶的导引作用。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王莽即位之时，已经就是站在农民暴动的火堆中间了。加以王莽手下没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家，首先镇压绿林军的失败，直接导致农民暴动的各种部队信心十足，他们不再恐惧会被政府轻易镇压下去。于是，天下造反队伍与日剧增，除了绿林、赤眉两股最大的势力以外，仅河北、陕西一带，就有从十余万到数千、数百大小不同的十余种造反队伍。尤其是昆阳一战，王莽使王寻、王邑统兵42万，号称百万包围了昆阳。当时绿林军主帅之一的王凤，以为完蛋了，赶紧请降，但却遭到了王匡和王邑的拒绝。王莽的这两元主帅级将官，不知道是脑袋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刘秀冲出了重围，请来了救兵。刘秀也只搬来数千救兵，但是王寻、王邑欺人家兵少，亲统万人与之接战。刘秀等困兽犹斗，抱着死中求活的信念，无不一以当十。王寻、王邑竟然大败，王寻被杀，全军气馁，输得一塌糊涂。王邑只领着数千人逃回了洛阳。40多万大军，瞬间灰飞烟灭，王莽新朝的灭亡，随之也就指日可待了。试想，如果当年王寻和王邑同意王凤投降，刘秀往那里跑？绿林当时号称最强大，绿林投降，其他的队伍还不望风归降吗？而且包括赤眉、铜马等，也都可以分化瓦解，为什么王寻和王邑会那样愚蠢？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以少胜多，实在是王寻、王邑太无能、太骄傲，太没有长远战略眼光了。这样的人统帅全国的主力部队，有多少军队禁得住他们糟蹋？
&以上是就具体情况所做的分析，实际上王莽的失败，最主要的，还是他虽然从溃烂的刘汉王朝手里禅让得到了政权，但是这种溃烂，不会因为变换了主宰者就随之痊愈。王莽在代汉而立的同时，也代汉受罚于天下。这是王莽在登基的时候，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权力一到手，一时间欣喜有余，而戒备不足。看来王莽确实缺少大贤的内量，只是一个向往圣贤的刻板读书人而已。
&从今天的角度，反观历史，我们以为，王莽当政以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农民暴动的问题。怎样先息平天下的战火，如何使起义的规模和数量，被限制在最低程度之内。而王莽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经济改革等方面，试图收拢士望人心。因为他从这里得到了好处，就急于回报，太小家子气了。这是重大失误，至少两者应该同步进行，而且把重头放在对付暴动上。
也许王莽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德行被认可，全然忘记了道德虽然应当提倡，但是治国安邦不能只靠道德。对于社会上众多的不道德的人，尤其是那些不管你是不是道德，他都想乘乱夺取天下的野心家，道德是不会发生任何作用的。如果道德能够发生作用，那么刘秀就不会以刘氏正宗继承者的身份起来造反，因为他是王莽新朝的太学生。他不像他的哥哥刘縯，还有族兄刘玄那样，这些人没有接受新朝的教养，他们可以造反，刘秀的造反就是谋逆。从这一点上来说，刘秀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而不是王莽。
其实刘秀所建立的王朝，只不过是借用了汉朝的名义。他的宗族关系我已经给大家分析过，如果他所建立的王朝，一定要称为后汉或者东汉，就是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的延续的话，那么南朝的梁为什么不叫后齐？萧衍与萧道成的血亲关系，未必比刘秀和刘邦那怕是汉景帝刘启的关系更疏远。
&总之，王莽的失败是可惜的，如同钱穆先生所说，这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这个失败太惨痛了，断绝了皇位让贤的历史，毁灭了中国人对圣贤作为王者的追求。从此，大家也就认同了天下是属于个人和家族的，而不是天下人的。皇权从此被一家一姓的轮替彻底笼罩，并彻底地覆盖住了。
王立新论史《到底是王莽篡权还是王莽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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