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利民：在红色土地上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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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谷、原名卜利民、满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赣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数十年扎根赣南红土地，长期坚持从事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长篇传记文学《理学宗师——朱熹传》、《良心树》、《李一痕与他的诗友们》，长篇报告文学《给你一个吉祥》、《抗冰万里》，散文集《种山》等各类文学作品400多万字，获各类文学奖20余次。2011年出席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拍摄支持：温暖影业】本期嘉宾简介：卜谷、原名卜利民、满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赣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数十年扎根赣南红土地，长期坚持从事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长篇传记文学《理学宗师&&朱熹传》、《良心树》、《李一痕与他的诗友们》，长篇报告文学《给你一个吉祥》、《抗冰万里》，散文集《种山》等各类文学作品400多万字，获各类文学奖20余次。2011年出席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凤凰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鑫鑫。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卜利民老师作客我们本期栏目。卜老师您好。卜利民：你好。主持人：首先非常荣幸我能代表我们栏目组，对您进行这样一次的专访。您作为国家一级作家，跟我们赣州是非常的有渊源关系。了解卜老师的都知道您的文学作品创作主要是以历史题材和红军为主的。我想了解一下这和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一下吗？卜利民：一个作家的思想成长，他跟他的环境和时代是分不开的，密切相连的。我受到这个红军影响，红军情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红军的家庭,我的父亲就是红军，我的母亲她也是南下干部大队的。然后我们从小就是住在一个红军村。我们的伙伴同学，很多都是红军的子弟，就有这样一种氛围。我们平常读书啊，在一起玩啊，串门啊，都是跑到红军家里去，然后大家一起聊的时候，都是讲我爸爸打仗怎么怎么样，我爸爸打仗又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的都是一些红军的故事。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潜移默化的，自然而然的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当我们一旦拿起笔来的时候，当时的红军故事，这些情节、细节它就自然而然地就冒出来了。实际上，我创作的第一部长征小说《少共国际师》，就是讲当时它是写了一帮孩子，十四五岁的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的一万一千多人的一支部队。当时我的父亲，以及很多他们的战友，他们都是少共国际师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他们整个生活的时代背景，就成了我这个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包括他们这些人物也就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所以我这些创作比较真实。主持人：聊到这里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跟我一样好奇，不知道您最近又有何动向呢？在您个人写作方面和实践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卜利民：我前几年呢，写了一个叫做《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之后，大概用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为毛泽潭守灵的红军妹。现在呢，我这几年就是大量的收集素材，写一部叫做《红军留下的孩子们》 。这本书的一些素材呢，有很多是过去就有了储备，但是你真正要落笔的时候，要形成文字的时候是要负责任的。就像刚才说的，你必须真实和真诚。那么这两年，我就一直在追寻我书中的这些人物，因为这些人物，他们都是真实的。比如我大年初六，我就到福建福鼎市，采访一个叫做刘豹的人，他是红军留下的孩子。刘豹，今年88岁，他是我国著名的烈士刘伯坚的孩子。刘伯坚他是我们赣南打游击的时候，1935年2年在大余金莲山被敌人杀害。他在被杀害前写了四封遗书，这四封遗书，他都说到了他的三个儿子，他对这三个儿子的抚养，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长大的工作，对他们哪一年结婚，他都做了很多提示、建议。包括要他们承前启后，继承革命事业，然后他很详细地写了哪个儿子寄养在哪里，要怎么去寻找。但是我找到了刘豹的时候，我就发现刘伯坚的遗书和刘豹所寄养的情况大相径庭。主持人：说到长征路啊，有人说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忆和追溯，又有人说是对红军内涵的一种深化感知。我想问一下卜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您又是怎样看待那个时候。卜利民：因为提了很多很多这个长征的故事，我就想自己能不能长征。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听了那些故事，就说我要去长征，我要去长征。实际上，我也跟我父亲说，我也想去长征。因为我呢，从小我这个腿就残疾了，所以有些时候，走远路的时候，我还会拿着拐杖。那么我这么提出来以后，我父亲就看着我这个拐杖，他就说，你完全可以长征。实际上在长征路上也有很多红军，是拄着大拐，甚至拄着双拐，甚至有的被担架扛着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我就问父亲，你同意我去长征，你批准我去长征？他说，我同意你去长征，我批准你去长征。那个时候，我在听一些红军故事的时候，我有意识地问了很多长征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听一个黄叔叔讲长征的故事。这个黄叔叔他也是一个老红军，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但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卫生员，他是一个军医，所以他的故事使我感觉到了我父亲说我可以去长征。他不是徇私情，不是满足我的一种心理需求。我就来到了热曲河畔，也来到了若尔盖草原。在那里非常奇怪，我碰到了几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叫做张升望，还有一个叫做李先才，还有一个叫做蒋桂花，蒋桂花是若尔盖草原的党史办主任，是个女的。这个张升望，是我们江西省瑞金市泽潭乡泽潭村的老党支部书记，60多岁了，然后李先才他是香港的一个商人，一个老板，我非常奇怪，他们三个人怎么会在这里，然后我遇到了他们，我感到太缘分了。实际上他们三个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缘分，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是一个奇怪的奇特的组合。他们三个人是约定了，由李先才出一千万块钱，在这里打造一个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写了：红军精神万万年。然后他就请张书记张升望来帮他监工，因为张升望，他当了几十年的书记，他做了很多小工程，他懂一些工程的监理，他就做这个的监理。那么蒋桂花呢？她就负责设计，负责批地，负责当地的关系的协调。因为它这个纪念碑，它是要建在贡冈山，这是一座神山，它要建在这个神山上面，建一个36米高的红军纪念碑，要修公路，牵扯了很多的关系。然后他们三个人，精诚合作，因为若尔盖草原，它的工期是非常短的。它到了九月十月，它就不能开工了，因为它很高，那个地方海拔到了3600多米。而这座山，到了4000多米左右，这么一座山，很冷，所以就不能开工，一个滴水成冰的地方。这个建了两年多，从设计开始，筹备两年多将近三年。然后我去的时候，它已经建起来了，所以我看到他们，我非常敬佩他们。蒋桂花她跟我说，来我们这个若尔盖草原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她看到李先才这个人，他在热曲河畔，听了红军的故事后，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泪水就流下来了，她说我看到他是唯一的一个人，这么真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感情。他当时提出要出一千万建这个纪念碑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后来他的一千万打到了我们账上的时候，我才知道是真的。这个李先生，他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原来是扛麻包。他的钱是他扛麻包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然后积累了第一桶金，创建了一个公司。公司里的经营也不是说很有钱，他说他把这些钱挤出来，挤出来这么多钱作为一种心愿、一种承诺、一种信仰来追求，所以我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我也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实际上重走长征路它也是一种信仰，我从事文学创作也是一种信仰。他们是在给我加力，给我的文学事业加力，给我的人生加力，我是这样认为的。你长征不长征，你都在行走，你拄拐不拄拐，你都需要一种借力、一种支撑。虽然有些人四肢健全，但是他的灵魂是跛足的，就是说他缺失了东西，他不知道他这一生要做什么，所以他在长征中，他在行走当中也都需要借力。所以你都在行走，红军长征它不是红军独有的东西，它远行，它的长行，每个人一生都要走，你不叫长征？你也在长征，你在走所以你叫长征。实际上你也就是走路，你在远行你这种远行不仅仅是二万五千里。不仅仅是这个，你可能会走出五万里来，我们一生可能要走十万里，甚至要走一百万里，实际上都是一种信仰的追求，一种人生的追求。你需要借力，所以我认为长征它是一直在延伸的。红军长征是从一个县走到了一个省，从一个省走到了另外一个省，最后它走了十几个省，它从一个汉族一个民族最后走出来了十几个民族，最后走到最后，还有很多外国人，也一起在长征。所以对长征的认识，我们也在深化。它不单是国内的，世界它都认为红军长征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所以它对我们今天的人，我认为现代的年轻人都应该去重新认识长征，他是一伙人或者是一个人，他都可以长征。两个人也可以长征，这就是一种远行。人生的远行，它对你的追求是永远的动力，我是这样认为的。主持人：好的，卜老师。现在从事红色题材创作的越来越少，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是怎样看待的？您有没有想涉及一些其他领域的突破呢？卜利民：随着岁月的流逝，红军长征胜利都八十周年了。红军这些人越来越少，红色资源也越来越少，从事红色创作的人也越来越少，为了避免红色创作人员青黄不接，同时也为了抢救红色资源。最近我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和赣州的温暖影业公司以及赣州市委组织部，我们联合进行了一个可以说是纪录片的拍摄，是针对赣南还存在的大概近百名老红军，进行口述式的收集和整理。现在我们已经采访了二十来个老红军了，看着这些老红军，他们都是一百多岁的年龄，他们用颤抖的手努力的行一个军礼，用沙哑的嗓子唱红军歌，发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还有我准备了一面红旗，他们有一些老红军已经几十年没有写字了，他在这红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有一个女红军她都不会写字，她就按照我的这个意思画符号，因为她一百岁，所以画了一个零、两个零、 三个零，写了一个一，结果搞成了一千岁，所以看到这个，当时心里是既有一种欣慰，又有一种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是如果我们花很多精力，能够把这些资源抢救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这是一个事情，我们正在进行。还有一个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由我们江西省文联赣州市文联支持的，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红色记忆的丛书采景和创作，这个红色记忆，是准备找六个作家来从事采访和整理。主要是写红军留下的伤病员，红军留下的孩子们，红军的红色警备，红军留下的宝藏，以及红色经济交通线，以及红军长征第一渡。围绕着这些主题来开展，所以如果这些书出来了，我们也在出作品的时候，出了一批人才，减轻了我们赣南红色作家青黄不接的状态，就这样。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卜老师。通过与卜老师的对话呢，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跟我一样，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启迪。希望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能够结合到一起，让我们一直在路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所谓&持之以恒言之有理&用來形容卜老师的话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好了，我们本期栏目内容就要接近尾声了，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下一期的互动当中。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责任编辑：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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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35774老公安自费修建长征纪念碑_新闻中心_新浪网
老公安自费修建长征纪念碑
.cn 日07:20 红网-湖南日报
　　本报3月30日讯（通讯员 曾照宇丁勇）3月11日一大早，沅陵县七甲坪乡的很多村民就打着雨伞、拎着鞭炮从四面八方汇向该乡马鞍坡村，参加退休干部丁时来组织的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碑揭幕仪式。这块碑，是丁时来自己筹集资金打造的。
　　丁时来今年74岁，是原怀化地区公安处退休干部。1935年11月，丁时来4岁时，贺龙元帅率领红军长征路过他的家乡七甲坪。红军不扰民，打土豪，热心帮助老百姓，很快赢得
了当地群众的拥护。贺龙部队走的时候，七甲坪乡有20多个青年人参加了红军。丁时来从小听奶奶讲红军故事，对红军特别崇拜。在红军精神的鼓舞下，1949年刚解放，丁时来就积极参加了赤卫队，后又加入农会当民兵队长，最后成为一名公安战士。老丁一直有个愿望，在家乡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立块碑。
　　为完成心愿，从去年底开始，丁时来请人炸山取石头，又买来水泥沙子，自己则动手砌水泥台、参与打石碑，忙到今年3月上旬，终于把碑立在了当年红军走过的小路和现在的乡道交汇处。丁老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他做出这样的举动，既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红军的崇敬之意，更多的是想教育年轻一代吃水莫忘挖井人，好好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过自己的举动，引起政府的重视，将附近红军留下的遗迹加以整修，开发红色旅游，造福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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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网络媒体“走转改”】记者手记——当我站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前
责任编辑：Robin
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
日，站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前，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张坚毅的面孔，尽管他们的脸庞已十分消瘦，但目光如炬，从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心中的火焰。&
时间倒回一天前，&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采访活动四川站最后两天的行程从翻过雪山开始。从马尔康市往东，驱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至高无上&。以前这里是藏族的一个土司官寨，现在则是马尔康县下面的一个镇。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纽约时报》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来到马尔康，盛赞卓克基土司官寨是&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这里也是著名电视连续剧《尘埃落定》的拍摄地。
红军长征三进三出马尔康，留下了许多供后人瞻仰的活动遗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有卓克基官寨内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旧址，当年红军领导人在这里确定了红军在少数名族的革命方针策略。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的河对岸，记者看到一排排村舍建得错落有致，一派欣欣向荣的风貌。这里是西索村，当地政府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推动西索及周边几个村从农牧业向服务业转型，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
离开卓克基土司官寨，采访团继续踏上了长征路，三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阿坝州境内的日干乔大沼泽。大沼泽海拔米，面积约250万亩，现如今，这里随处可见排水沟，沼泽变成了草原，但当时的红军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一位红军老人回忆说，这里当时是无人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恶劣的环境，而是怕掉队。苍茫的天地间只有自己，没有方向感，不知道该往哪走，一旦走散就很难走出去了。这片沼泽，不仅遍布着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革命足迹，更留下了红军烈士的遗骨，希望这阵阵秋风能够将烈士的英魂吹回故乡。
结束了第四天的行程，我们知道，最后一天采访团将会去松潘县川主寺镇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第二天，我们的心情都显得有点沉重。为期五天的采访活动，让团队每一名记者都真切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于信念的坚守。站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前，所有人情不自禁的低头默哀，追思先烈。强渡大渡河的艰难，翻越雪山的严寒、踏过沼泽的泥泞...一幕幕画面从脑海中掠过，
红军在四川境内的长征，遇到了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和不朽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壮丽史诗。当我站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前，我知道，长征精神已经流淌进我和身边每一位记者的血液，我们会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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