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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及博弈论的发展直接对理性行为假设形成了挑战。本文梳理了理性行为假设争论的主要观点。作者发现除了来自心理方面的偏差外，理性假设危机主要存在于理性与道德之间的严重冲突。本文对于理性假设危机的回应思路是，在坚持“人是自利的”这一基础性公理的前提下，去分析包括文化成本等重要局限条件及其变化。 关键词：理性假设认知科学文化成本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而对理性行为假设的怀疑则最有可能动摇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同自然科学一样，以解释事实为目的的经济科学需要从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或公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而依据逻辑判断推演出可以被证伪的理论来。理性行为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其重要性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会承认的。按照汪丁丁（1998）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引经据典的讨论，其结论性的看法包括：(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的假设。(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虽然理性行为假设一直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被学习和应用，但是针对上述假设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阿尔钦、弗里德曼、贝克尔的有力论述似乎表明经济学的方法论已是一个不需要再争论的问题，运用理性假设所取得的大量理论成果也强化了这一点。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却积累了对理性假设挑战的新能量。 首先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教授与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教授，以此表彰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其中，卡尼曼教授的主要工作是探讨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决策行为。他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tversky）教授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并不依据概率规则，而是利用一些其它的捷径来作出决策。他们的理论被认为对传统经济学家所依据的“理性行为假设”这一经济学分析前提提出了挑战，动摇了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是来自进化论的长期挑战。虽然传统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对于理性假设的威胁并不大，但新的研究者已经超越了纳尔逊和温特、赫伯特·西蒙的思路，并不仅着眼于信息不完美或人的计算能力不足来论述，他们所观察到的是行为者选择结果对所接受信息的不完全反馈。道格拉斯·c.诺思与布莱恩·阿瑟等人的研究从意识形态问题及路径依赖现象出发宣布了理性假设的危机。 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上博弈理论的进展，大致可以勾勒出理性假设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由于这一挑战意义重大，影响着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与发展方向，为此对理性假设的突破必然意味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转变。例如诺思（1995）就认为：“两个现代领域的发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景。其一是认知科学的进步。它把神经科学中对人脑的研究和哲学与心理学中对意识的研究结合起来。它们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意识是如何工作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其二是科学家对终将迫使他们直接面对理性问题的博弈论的痴迷，因为博弈论最终取决于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被理解为常识的东西。”本文在综合描述各种观点渊源的同时，试图检验诺思上述判断的准确性，并为今后的经济学研究提出更为一般性的共同假设前提。下面的讨论分为四小节，第二节讨论演化经济学对理性假设的挑战。第三节讨论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理性假设的冲击，并介绍人类认知的心理学及生理学基础。第四节是对理性假设的几种替代方法论的分析，给出更为一般的行为假设以及笔者认为解决理性假设“悖论”的一个思路。第五节是对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与判断。 二、自然选择、演化经济与理性“悖论” 经济学方法论中“理性假设”与“自然选择”的争论长期存在，实际上在亚当·斯密那里这二者是统一的。达尔文的研究曾受到了休谟、斯密以及马尔萨斯的启发，表明了经济学与生物学一度关系很紧密。斯密并没有说人的自私是天生的，而是认为自私是被逼出来的，是为了“适者生存”（张五常，2001）。进化论与自私行为的统一状况到了阿尔佛雷德·马歇尔时终结。面对解释现实世界的两个基本思路：进化论与理性人假设，马歇尔选择了后者。从此，经济分析开始了它的理性主义运动（汪丁丁，1996）。经过萨缪尔森的改造，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的证明，理性假设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可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随着“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而达到了新的顶峰。但是经马歇尔建立的边际分析方法始终受到来自进化论方面的挑战，对那些直接观察现实经济的人来说，变化才是事物最显著的特征。 对于理性假设的质疑和深刻的论证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牛津的经济学家霍尔和希奇（hallandhitch,1939）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lester,1946）的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企业家的实际行为与边际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理性假设拥护者的激烈回应，他们是马克卢普（machlup,1946）、阿尔钦(alchian,1950)、弗里德曼(friedman,1953)和贝克尔(becker,1962)。尽管他们的论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认为即使企业家不是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取向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将会对不能成功地获取正利润的企业加以“惩罚”，市场力量通过机会的变化来发挥它们的约束功能。碰巧获得利润的企业的机会将增加，而不能获得利润的企业的机会将减少。从而证明反边际主义者的发现是可以与新古典定理相调和的（弗罗门，1995）。也就是说，“自然选择”以一种可以导致“理性的”产业行为结果的方式“纠正”了非理性的个体行为。他们的分析表明即使从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出发，理性假设也是同样成立的，工具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实际是等价的。但辩护并没有停止争论，特别是弗里德曼“只要预测准确，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的观点引起了更多的争论。 值得注/youeryuangongzuozongjie/
意的是，阿尔钦在论证中区分了由市场体制的“自然选择”所导致的接受（adoption）行为与个体对他们环境的适应(adaptation)两种机制。对于第一种机制，他运用“旅行者”类比来说明，即使行为者被假定是无意识的（更不要说是理性了），在一种接受过程中，幸存者的行为被证明是“适当的”。对于第二种机制，他指出，同意商人追逐利润这一假设，在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商人采取“模仿”或“试错”这样有意识的适应性行为是相当理性的。他实际上是由一种演化的分析来取代了边际分析（弗罗门，1995）。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将发现后来的演化经济学对于理性假设的挑战实际上是支持了而不是反对了“正统”理论。 事实上，后来的演化经济学支持者对理性假设的挑战都没有脱离上述两种机制。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自然选择”机制与“适应性学习”机制。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1982）可以被看作是“自然选择”机制的代表。“自然选择”所导致的是群体动力学和个体停滞的假定。纳尔逊和温特他们认为由于判断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等的限制，企业决策实际上不是理性的，决策规则往往基于习惯或长期有效的简单规则。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企业所尝试的惯例中肯定存在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必将导致遵循这些惯例的企业的赢利能力的差别。不同惯例的赢利性的差别将被转换成市场份额的不同的增长比率。这样的演化理论并没有对理性假设带来真正的挑战。 “适应性学习”机制的支持者主要是赫伯特·西蒙（1959）的有限理性理论。西蒙认为人类行为因为决策者知识与计算能力受限而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他认为人类的学习通过的是一种适应性反馈机制发挥作用。过去的结果被假定将决定人类是坚持他们的“旧”规则还是试验“新”规则。适应性学习的个体可能都有不同的欲望水平（满意程度），如果一个企业的行为规则产生了不满意的结果，它可以通过降低欲望水平来避免被淘汰。这是适应性学习与自然选择的主要不同。虽然在早期西蒙认为满意行为的结果与最优行为的完美的结果是不相同的，但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他提出满意和最大化在相对简单的情形下倾向于导致同样的结果。事实上，有限理性的演化理论同样没有突破阿尔钦论文中关于模仿与试错的论述，其对理性假设的冲击并没有所宣称的那样大。而如果上述两种机制在和谐的相互作用中，将会使产业趋于一个新的“正统”的均衡，支持了理性假设的内容。 沿着演化经济理论的思路，新的反对者并不完全满意西蒙对理性假设的处理方法，他们的着眼点是行为者选择结果对所接受信息的不完全反馈。从这一角度出发，诺思（1982）所看到的是上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陷阱，他开始对“无效”规则的长期存在试图做出解释，这一研究将他引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在1990年的著作中，他开始对理性假说产生怀疑。他认为，“我们需要对人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进行解释，需要对诸如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对人们的选择施加影响、并且引导长期经济演化途径做出选择（诺思，1995：12）。”这也使得他相信只有认知科学的研究才能获得对意识形态的了解。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和保罗·戴维则通过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阿瑟发现，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是广泛存在的，初始状态的一个微小变动将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原因在于在高度约束性机制之外，个人观念起到更大的作用，或者说，理性假设的心理非现实主义导致了其不足。我们将看到，行为经济学实际上正是从这一思路做了深入研究。与路径依赖理论遥相呼应的是博弈理论。博弈理论通过对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研究发现，一次博弈的均衡可以使所有的博弈者都不满意，典型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这一博弈的结局并不符合个体博弈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从而得出了与工具主义“理性观”不同的结论。 综合上述认识，汪丁丁（1998）集中提出了理性假设的三大危机：一旦群体中的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当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时；社会博弈正在从经济学以外的领域进入经济学成为主流。在此情况下，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他具体列举了来自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国家转型的三大重要变化，认为这些现象迫使经济学家们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 本文作者认为，汪丁丁在所指出的理性假设危机的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中，除了对“竞争不是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点不考虑外，其余的观点在实质是与诺思相同的。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是文化或者价值观系统与理性假设冲突的问题，或者说是在道德或意识形态领域能不能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困惑。我将对于理性假设的这种质疑称之为“汪丁丁悖论”，它的准确表述是这样的：“从“双重理性”出发的汪丁丁，仍然无法回避我们曾经提出的命题：承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我们就难以阐释人类的道德行为；否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现代经济理论的根基就面临崩塌的危险。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的痛苦与矛盾也许就发端于此”（叶航，1999）。对于这一悖论的解答将是本文第四节的任务，此处不作深入分析。 作为对理性假设危机的回应，汪丁丁认为阿马蒂亚·森(a.sen)所提出的“经济学“理性”的第二种涵义，即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较为可取。然而事实上，森（1987）本人的“极端”看法是，“甚至纯粹内部一致性的概念也是不信的。”他的理由是“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制约着选择的一致性。我认为，森的观点（包括森对自理理性观的分析）实际上与“汪丁丁悖论”是类似的。即使撇开信息不完美、计算能力不足这些弱点，人类本身也不是机器，因为文化为人类赋予了千差万别的价值观或者说偏好，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与行为规则使得理性假设无法保持内部的一致。随着行为经济学（或心理经济学）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森关于理性的第二个涵义的怀疑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因为对人们心理的研究揭示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并非是逻辑无矛盾的。这一结论进一步将“汪丁丁悖论”推向了极端。
三、非理性、生态理性及其认知基础 行为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基础假设的挑战是全面的，他们对偏好和效用的研究得出了更多深入而有趣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充实了偏好理论的空白，也修正了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假设。如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对一个行动后果与某一参照点的相对差异很敏感，而对这一后果本身的绝对水平不敏感；损失比收益更令人关注；人们的敏感性呈递减的趋势；人们具有社会动机和公平意识；偏好并不一定都是稳定的、定义良好的，它也可以改变。同时，他们还对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并不一致；回顾效用与体验效用并不一致等（湛志伟，2002）。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上，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1981）等人提出了被称之为“前景理论”（或译展望理论）的新观点，这一理论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所利用的概率和价值评估等主观判断、决策行为依赖于有限的可供利用的数据，这些依据直观推断与经验规则得到的信息会产生系统性偏差，例如，相似性偏差、可利用性偏差、锚定效应以及认知分歧与群体影响。他们还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人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其风险态度和行为经常会偏离传统经济理论的最优行为模式假设，并得出结论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性依赖偏差，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丁际刚、兰肇华，2002）。心理学研究成果向经济学的引入，直接改变了对传统的100%自利假设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增加更多心理真实将会改善而不是破坏经济学，更为真实和新的心理学假设被用于经济分析（matthewrabin,2001）。 实验经济学同样建立在对理性主义假说不同看法的基础上。弗农·史密斯(2003)区分了建构主义理性与生态理性。他认为笛卡尔建构主义将理性应用于设计个人行动的规则，设计能够产生社会性最优结果的制度，构成了标准的社会经济科学模型。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行为知识与决策能力并不是精确的。我们的大脑保存注意力、概念和符号思维资源是因为他们是稀缺的，并且进一步去代表大量的决策使其成为不再需要有意识关注的自动过程。正是从现实的考察，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更为符合实际。生态理性的发生秩序是基于反复试错的文化与生物演化过程，它产生了在家庭和社会中形成的行为规则、传统与道德原理，从而为非个人交换中的产权及个人交换中的社会合作奠定基础。史密斯从生态理性的假设出发去考察个人的行为及人类文化与制度的发生秩序，并进而分析文化与制度的存留、差异和跨时间的发展。而实验经济学正是通过设计一些实验来检测生态理性重建中的一些命题。 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理性认识的上述挑战是与近年来以心理、生理学为基础的认知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的发展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如：推理不仅是人们时常作出理性决策的基础，而且也是科学研究依赖的有力工具。然而心理学的研究却表明，即使那些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或然性推理与类比推理，也会引导决策者作出错误的判断（墨顿·亨特，1999，第698—718页）。到70年代末，认知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逻辑学家认为是谬误推理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自然”或者“行得通的”推理——不准确，不严密，直觉型的，而且从技术上讲也是无效的，但经常是合宜的，而且是有效果的。 赫伯特·西蒙（2002，第338页）深入地区别了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设与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性假设，他提出，“经济学的理性是实质理性，而心理学的理性是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理学的理性人所做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计算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做出他或她的决策（2002，第339页）。”针对经济学处理理性假设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西蒙（2002，第338页）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假设，一是它对目标和价值的内容保持沉默；二是它假设行为的全局一致性；三是它假设行为针对它的总环境是客观理性的，包括参与者随着时间流逝而面对的当前和未来的环境。后两个假设实际上必然因决策者计算能力不足而导致“有限理性”的存在，而对于目标与价值的忽略则容易得出“非理性”的结论。 事实上，考虑到文化背景与学习能力，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理性假设的挑战似乎并不彻底。例如，有人提出“个体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会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要将合作行为、公平性要求以及其他的非理性因素全部引入经济学实验过程中，面临的最困难的事情将是如何计量（或者比较）其大小，这种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在处理这些非理性因素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井润田，1999）。“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现在还是不稳健的，还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检验，显得相对分散。当状况变好，并且人们有很多机会来学习时，其中的行为/yanjianggao/
现象就可能消失。实质上，当环境改变，设计的问题被解释清楚时，许多不确定性下人类判断的认知偏差就会消失。如果给予适当引导，即使人们的初始行为是非理性的，然而他们经过学习后会改正其行为方式，变得理性起来”（马洪潮、张屹山，2002，第63页）。从深层次来看，心理学有很多定律只在观察发生的那种文化里才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对这门科学中的一些规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产生了兴趣，并发现有一系列规律看上去是全球一致的。但他们也发现，许多只在这些规律得出来的文化环境或者类似的文化环境中才有效，其中有男子气、女人气、爱和嫉妒的定义和发育，顺从大多数并服从权势的倾向、推理当中对逻辑的运用、亲情和归属感的发育等。这一认识启发我们，在追究人类本性的过程中需要将制度影响、文化约束与心理模式、生理机制区分开来。 四、自利、局限与理性演进 来自上述几方面的理性假设危机，事实上是将“理性人”的抽象向着真实人的还原。如果仅关注理性假设最核心的第一个含义，“人的自利性”假设，也需要从生理、心理以及文化等多层面来的进行检验。首先生物学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论证了各物种（包括人类）的自利与自然选择的一致性。假设一个群体中有一些带有无条件利他基因的个体，利他行为会使这些个体牺牲或减少自身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即使这种趋向是微弱的，时间却可以将其后果无穷放大，以至最终，群体中利他的基因，在残酷的自然选择的剪刀下，渐渐减少，直至消亡（郑也夫，2004，第89页）。对于生物中广泛存在的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利他与群体选择是一些可能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又维护了自利的前提。尽管对于自然选择的对象与自利的主体，目前仍存在着“自私的基因”（道金斯，1998）还是“自私的个体”、“自私的种群”的争论。（理性假设也涉及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争论，本文不作讨论。）如果说人类仅仅是那些自私的基因进行繁衍和生存的载体的话，人类就是彻底的自私自利者了。 当然，人们会尖锐地指出，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人类的心理与情感活动与自利假设并不相符。生物学的研究结论却告诉我们，即使那些动物同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心理活动，也是自利的复杂反映（郑也夫，2004，第127-141页）。如自欺与欺骗同样都是生存的策略，而自自欺的机制在于可以很好地维持自己的自尊，维护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猜忌则是为了保卫自己最基本的利益；同情可能是物种在共享和传递基因过程中进化出的一个好策略；愤怒似乎是感情互惠的第一步，也是集体约束力产生的基础。总之，情感都是对动物与人类有利的东西，正如达尔文所言：感情是互惠动物的工具箱。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人类的心理与情感并不仅是生物式的遗传，而且具有特定文化的影响。文化演进尽管与生物演进非常类似，生物世界的遗传和变异，在文化领域则是模仿与创新，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透过这些纠缠在一起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因素，可以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存在最直接地导致了理性假设的不真实。来自文化的特性使人类具有了宗教信仰、理想信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及禁忌惯例，这使得人类的表现较动物远离了自私自利的基点。正是前述，人类的道德行为与理性假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不仅是“汪丁丁悖论”的实质，也是诸多理性假设批评的源泉。 综合上述生理、心理与文化三个方面与理性假设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实际上与哈耶克（2001）关于演进理性（evolutionaryrationality）的论述暗合。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包括了物种的演进，文化的演进与心智的演进。物种的演进是指生物体在运动中寻找机会和应付外界不确定性事件时按照进化论选择所形成的“自发秩序”；文化的演进表现为生物体或群体在主动寻找机会和适应环境不确定性时，通过长期竞争形成的协调行为的制度；心智的演进则是指每一个人的心理秩序都是他个人积极寻找发展机会并且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产物。这三个层次上的演进都不可能是“理性设计”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在这三个层次上，长期的演进积累了巨大的知识财富，人类的理性才得以逐渐学会（汪丁丁，中评网）。基于以上认识，哈耶克说明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海耶克进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 虽然哈耶克“演进理性”的思想同来自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以及博弈理论一道形成了对理性假设深刻而有力的挑战，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理性假设的失效与死亡呢？是否需要将人的自利假设改变为“有限理性”、“非理性”或其他的假设呢？ 本文并不认为改变理性假设特别是人是自利的假设是一个好注意，相反，只有在坚持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有效的经济解释。这一思想主要来自于张五常（2001），他指出：“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无关宏旨的”，将自私自利作为一个辨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而以这假设来解释人的行为是否可取，是要看这个及其他附带的假设能否推出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再客观地以事实验证。在这个科学辩证的游戏中，因为逻辑的规限，我们不能说人有时自私，有时不自私，以致在逻辑上我们无法推出任何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含意。”假设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具体来说，经济解释的方法是，一方面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与模型为人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这是解释事实必不可少的前提（钱颖一，2000）。 上述的经济解释范式意味着经济学并不准备向“非理性”与“无效率”取寻找答案，它总是寻求那些导致奇特现象背后的约束条件及其变化方向。对此，贝克尔论述道：“如果存在一个明显有利的机会，厂商、工人或家庭都未予利用，经济分析不会诉诸非理性行为、对于现状的满足或价值（即偏好）基于一时需要而发生特殊的改变，相反，它推测利用这些机会的某种成本的存在——一种不易为“局外人”觉察的货币的或心理的成本的存在使得利用这种机会不再有利可图”（贝克尔，1976，第10页）。 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就是这一方法的运用。如果将大量的所谓“社会成本问题”、制度“低效率”问题以及多种合约并存的现象归因于人类行为的“非理性”，那只会使问题换了个说法而无助于问题的解答。但如果坚持理性假设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又指出广泛存在着交易成本这一重要局限条件的存在并加以验证，那样的理论才具有解释力，人类的认知才得以提升。同样，对于来自演化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挑战，并不是要通过放弃理性假设来获得认识的进步，相反，研究者要在坚持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去探求和验证其他重要局限条件的存在。例如，考虑的信息成本的高昂，人们在决策时并不会穷尽所有的信息，从这思路出发，斯蒂格勒开创了信息经济学；观察到人们决策时存在的框架性依赖偏差与直觉偏差，也许这意味着计算成本或时间成本过高所造成的。而针对行为经济学的认识，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心智成本（卿志琼、陈国富，2003）来回应，认为认知偏差具有节省心智资源的积极意义，在收益与约束既定下，经济主体将追求心智成本的最小化。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以伦理道德与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化因素对理性假设的挑战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回应。那就是可能存在着一种可以概括为文化成本的约束条件在起作用。具体来说，文化成本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或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例如，习得孝顺父母价值观的人就需要付出赡养老人的时间与精力；印度教的信徒所放弃的是使用牛与杀牛的代价；无偿献血者在坚持自己所受的社会道德准则时需付出数百毫升血液的代价；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与家庭。对于家族企业主而言，他们往往因遵行某一特定的文化取向而形成偏见或固执己见，这种偏见所造成的收益损失就是其文化成本（高波、张志鹏，b）。事实上，这种无形的主要是心理上的文化成本往往高得惊人，许多人宁可因它而选择死亡，大量的企业家甚至为此去承受破产的代价。若考虑到文化成本的约束，则许多个体与组织的独特行为都可以得到解释，资源配置也是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若忽略了文化成本的存在，我们就会得出社会资源利用在边际上不相等的结论，也无法理解道德与理性的并存。 文化成本的提出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汪丁丁悖论”的一个解答思路，而本文则可算做是对汪丁丁在九十年代提出理性危机问题的一个迟到的回应。 将道德或更广泛地说是文化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将其看作是人类追求私利的结果并没有不会对道德本身造成任何伤害，同样也不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相反，我们观察到人类依据特定文化的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取舍的时候，人类文化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发展。彻底的道德至上是不能的，而完全的放弃道德则意味着人向兽的回归（哈耶克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人类所要做的是在文化的价值与成本间找到一个“均衡”。准确地说，人类能够走出蒙昧，恰恰得益于他们发现了建立或接受某种文化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私利。
五、展望：经济学向何处去？ 现在让我们转到诺思对经济学发展的预测上来。 首先是认知科学的发展，这不仅引发了脑神经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的兴起，而且还推动经济学更加关注对认知、学习与创新的研究和非线性系统的探索。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的领域，同时也启发我们去探索更现实、更有趣的事实。与此相呼应的是赫伯特·西蒙（2002，第492页）对经济学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在经济学与政治学舞台上引入关于人类演员这种更为复杂、更为现实性的图像，要求我们放弃对人类行为可以仅从理性模型导出，而不需要对人类特殊价值、信念和注意焦点进行辛勤探索的任何信念。它要求在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训练中，将优先性/daxueshengyanjianggao/
重新分配给这种实证探索和为了实现这种探索所需要掌握的实验和观测技术。”如果说经济学能够在人类价值、信念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的话，那一定需借助于脑科学以及哲学、心理学关于意识形成的观点。从此意义上说，认知科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将是充满希望的新领域。 其次，我们来考察博弈论改写经济学的可能性。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是在许多可能的博弈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但是基于彻底的理性假设就会导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按照理性假设的分析思路，博弈论是难以提出重要的约束条件。西蒙（2002，第295页）对博弈论的评价是有启发性的，他指出：“博弈论没有像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减轻其矛盾性和复杂性，而是显示了这些难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可能在特定理性标准适用于特定博弈上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然而如果某人挑战这种一致性，偏好于一种不同的标准，我们会没有任何逻辑基础来说服他，说明他是错的。”而张五常（2001）更直接地指出博弈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并不能够进行实证检验，并宣称这条思路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论断显然与当前博弈论火热的局面不相称，但较客观地来看，博弈理论也许是一种好的决策工具，但并非是一种好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最后我们尝试着给出经济学发展的一些可能的方向。一是注重对在文化一词蕴涵下的人类价值观念等真实现象进行探索。这不仅包括对人的文化本质的分析，也包括对组织特别是企业的性质作出深入的阐释。当然，强调对文化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并不是仅仅为了解决理性假设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制度、技术的选择，强有力地制约着企业成长与经济发展。可以设想，随着文化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将能够更好地解释企业、地区与国家经济增长与停滞的机制。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缺乏了对文化变迁的分析，人们是无法理解近代社会的巨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总是“”。二是注重向管理理论与实践寻找经济解释的任务。由于所面临问题的现实性，管理学对真实世界关注的更多，尽管这使得管理学的“科学性”有所下降。但是在大量未经提炼的管理实践素材与管理学理论中隐藏着经济学获得突破的课题，例如西蒙对决策的深入研究开创了“有限理性”的假说；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的强调丰富了交易成本理论。诸如此来的现象还很多，例如对组织中学习与创新行为的理解、对的解释、对学习型组织的分析、对“愿景”本质的探索等。三是经济学研究应注重吸收其他学科的认识成果。正如汪丁丁（1998）所提出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一方面需要借助经济学知识，另一方面也要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还要具有人文学的眼光。”更广泛地来看，近年来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及历史学、哲学甚至是物理学的迅猛发展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许多旁证和灵感，而且促进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更紧密结合。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罗德尼·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克（2004）应用理性选择方法对宗教的研究，他们不仅论证了“人们选择宗教同作其他选择采取同样的权衡代价和利益的方式”，而且深刻颠覆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为理性选择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开辟了一条联系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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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evelopingofbehavioreconomics,evolutioneconomicsandgametheoryhasformedthechallengetorationalbehaviorhypothesisandthispaperarrangestheimportantviewpointsofdebate.besidesthebiasofpsychology,theauthorfindthatthecrisisofrationalhypothesisexistedintheconflictofrationalandmorality.theresponseofthispaperistoinsistthefoundationlawof“humanisselfish”andtoanalysisthechangeofimportantconstraintwhichincludestheculturecost. keywords:rationculturecost. jelclassification：o110,z190,b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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