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先进分子为何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道路问题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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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先进分子为何选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者论坛)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的日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紧密相关。事实上，五四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时人周德之对此曾有形象描述：“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在众多“主义”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其他“主义”所没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而且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要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给左右碰壁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先进分子具有极为特殊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再加上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与屡屡欺压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使中国先进分子更加向往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当时就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于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此，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到十二岁的童工在晚上时常被关起来，睡在他白天操作的机器之下的破布堆里；人们不必要有锐利的观察力，便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奉为圣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巨大弊病。十月革命以前，中国许多先进分子虽然痛恨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但还是对其充满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中国先进分子看到战后欧洲的破败景象后，对资本主义文明深感失望和愤慨。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描述，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当时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此时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辛亥革命的流产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是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出了问题。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他的《伏卵集》中，对当时召开国会有过这样的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召开国会期间，各省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工作人员就会在火车站前，竭力拉刚下火车的议员们住到本党安排的招待所中去。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拿到所有的好处后，最后投的是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了所谓“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高调。这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对巴黎和会充满了期待，以为中国真的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挽回已经丧失的独立自主地位。如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巴黎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就连陈独秀都把威尔逊看作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然而，巴黎和会不仅完全无理否决了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一切权益尽数转交给日本。“公理战胜强权”的美丽词藻，转眼就变成了强权战胜公理的残酷现实。通过巴黎和会，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彻底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编辑：SN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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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产生欧洲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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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58 发布在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完全否认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疑问五：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欧洲有着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显然有别于欧洲，这是不是意味着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国？&&&&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以文化的地域为理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的说法屡见不鲜，只是最近一些人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兴趣。其实一部完整的文化史，既标示出文化的民族差异，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的互相影响。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正是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本土的文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中国人栽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长成参天大树?乃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国的土地，解决了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本土化转换、与本土文化融合为一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世界影响这一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一个历史成果。而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则是生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扬弃的结果。&&&&一、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论”&&1.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之说&&三年前，国内有人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说“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是要彻底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是要停止人为地赋予其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应享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并没有必要以一种全民族集体自虐的方式，彻底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让13亿中国人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其实，这种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怀疑、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1935年，由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起“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他们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惊呼：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因为来自英美、苏俄的思想文化观念支配了国人。显然，他们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体地位为理由，认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必须抛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思想。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也说，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过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既不适合于中国的国计民生，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从根本上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使中国的文化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这样的看法，也为某些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抱友好态度但又存在误解的人士所持。1938年1月，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延安的窑洞与毛泽东有过深入的交谈。梁漱溟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使得中共过去十年难以成功。梁漱溟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思想，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找到新的出路。梁漱溟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2.艾思奇批评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对各种“国情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概括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进一步指出，外表形式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纯粹的舶来品，把后者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行攻击。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当做当然一般的国情，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艾思奇的批判揭示了用“中国文化本位”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历史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漫漫征程，中国的发展已为世界所瞩目。既然那种以文化的地域、民族区别为理由，而怀疑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之说法还存在，那就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清楚。&&&&二、从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关系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在概念上是抽象的，但其实际存在却是具体的――任何文化都存在于具体的空间，因而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区别。18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赫尔德(JGHerder)有一形象说法：文化之链条十分迂回曲折地穿过所有的文明民族。在每个民族中，文化表现出大小不一的价值，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原则，其中有的互相排斥，或者互相限制。总的来说，大小适度，四平八稳。如果有人要把一个民族达到的完美文化，硬加在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之上，那是非常错误的。他在这里所说的，即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就是说，各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不能任意套用于对方。&&&&1.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与相互影响&&关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梁漱溟曾经以“读书明理”这个说法分析过，他说：&&&&往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伦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前面讲到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问题，研究表明，佛教之所以被中国文化吸收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主动构建有关系。众所周知，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之后，分为大乘和小乘两支。小乘注重自我解脱，而大乘除自我修行外，还强调普度众生和救世。本来佛教的自我解脱与中国道德结构中的向善意志有一定距离，但由于大乘佛教使解脱越出个人自我并推广到众生，于是解脱就具有了善的含义，大乘佛教比小乘佛教更接近于向善意志，这与中国士大夫的修身追求有了契合。因此，虽然小乘佛教在印度是主流，但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却是大乘佛教。可以说，本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构建就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规律性表现。&&&&马克思主义成为现代中国指导思想的过程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外来文化简单植入的问题，而是同样遵循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规律。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就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物理过程之发生，而是化学过程之发生，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为什么会发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呢?这里首先存在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问题，即在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任何主体都存在自己的本土性，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1935年，毛泽东决不是空着脑袋到达陕北的。”他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陕北开创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之前，已经有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实际上，再往前推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也不是在一片思想的空白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拥护者们的灵魂深处。毛泽东自称，过去读过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青年毛泽东的确不乏对孔孟的称颂之辞，应该说，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正常而必然的。&&&&当然，如果只讨论文化主体的本土性，那么我们充其量只是研究了文化的深层结构问题。从毛泽东自身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毕竟还是历史的自觉意识之表现。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按照原文收入晋察冀日报社编的1944年版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论新阶段》报告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意识，可追溯到1920年夏天，他在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知道了人类社会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回顾自己思想的这段变化过程时说：“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现在看来是不完全的，但是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的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运用，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而不能教条主义地搬用。&&&&到了北伐战争期间，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就意识到正确的方法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中国的现实。他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关于当时的农民运动是否“幼稚”的问题，就必须从实地考察出发。1927年新年刚过，毛泽东就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历史已经证明，这就是毛泽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1930年5月，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三十年后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篇文章本来已经散失，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11日，毛泽东还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他从这里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谓教条主义之害，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一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教条主义之发生，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形而上学有关。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时，产生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倾向，认为西方的思想是绝对新的、好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是绝对旧的、落后的，必须无条件地用西方的思想文化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此外也与俄国与中国的实际关系有关。俄国革命在当时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已为实践所证明，而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的经验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方向;同时，苏联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实际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而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指示。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盲目崇拜和遵循，形成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中共党史的一般说法是，自1934年准备反国民党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开始，毛泽东本人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逐渐被排挤出局，“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给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历史证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斥不是对他个人的排斥，而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的排斥。红军的“洋顾问”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就这样描述过毛泽东：&&&&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李德所瞧不起的东西，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认为，毛泽东在延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而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被称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谦虚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于中国的特定情况。&&&&3.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表述&&在毛泽东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表述上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提出的中国表述是“实事求是”。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称“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源出于东汉班固的《汉书》，本意是指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实践理性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阐释，上升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实践的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于是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实事求是”中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原理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毛泽东深知这是一个与教条主义者争论不清的事情，美国人海伦?斯诺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回顾毛泽东的“中国化”意志：&&&&1937年期间，毛泽东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矛盾论》的演讲;这是他看了我那张长长的问题单，同意为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之后的事情。他给我的主要回答是：如果你不是以矛盾论的思想方法，而是通过正常的逻辑，那就无法理解中国的革命。虽然我向来不喜欢术语，我还是准备接受这一论点，因为这些术语意在给不同的中国内容上加贴西方古老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相信，德国人李德和苏联，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甚至永远不会理解它的逻辑性。&&&&斯诺在这里讲的就是毛泽东如何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阐释。这种思维模式，即毛泽东所主张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44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谈话时，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像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是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大概就是人们问起我们究竟是“共产党第一”还是“中国人第一”时所指的。但是我们只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这不能说我们否认了中国的文化遗产或者否认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这当然是对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中有许多是很好的。而我们必须把这种遗产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但是，在中国还有些人崇拜着古代的陈腐思想。这些思想是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国家而相反地是有害的。那些东西必须被摒弃。&&&&在外国文化中也有许多我们必须接受的好的和进步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有许多像法西斯主义那样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毁灭。&&&&接受中国过去的思想或者外国的思想并不就是无条件地将它们接收下来。它们必须配合中国的实际情形来实行。我们的态度是要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反对盲目地接受和反对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脑子思想而且必须要为自己决定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系统地形成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完全否认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完美地结合起来。&&&&应该说，经过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常纯熟地掌握了这一文化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始终不脱离中国问题的视野，根据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使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立场：一方面，马克思、列宁这些“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哪里有让13亿人“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体系”的意思呢?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虽然当下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人们依然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文献中不断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其生命力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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