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的战绩
华夏经纬网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十四年抗战，尤为八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四万”，
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59
同年十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十四集团军四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
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四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九十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三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五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架分四路进攻武汉，但是，四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敌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三九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九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十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三万余人”。
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五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十五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五军机械化部队和一百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十八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昆仑关，翌年一月四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五师团溃不成军，其十二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六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四万五千人，获炮六十门，马两千匹，战车七十辆，汽车四百辆。
同年三月的上高会战，面对企图扫荡赣南的敌军第三十三、三十四两个师团及二十混成旅共四万兵力，我罗卓英兵团乃先击破北路安义方面的敌军，再以两个师于一线以西和日军纠缠。然后，决以主力于日军进犯的两侧地区交战，先折其两臂，再在中路聚歼日军主力，遂致敌人伤亡一万五千有余。日军师团长大贺虽幸得逃命，却在南昌因愧恨而自杀未遂。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调集十三万余人分三路进犯长沙，我守军则逐次予日军以消耗，并陆续由平江、浏阳、株州、益阳等地合围并猛攻进犯长沙的日军，致使日军向北溃退，我军遂衔尾追击和超越追击，五日渡过汨罗江，八日渡过新墙河，残余日军遂向临湘、岳阳方面急窜，至此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又纠结三个半师七万余人围攻长沙，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始向长沙猛扑。我军既按预定计划沉著应战，又以岳麓山炮兵适时轰击敌人，鏖战四日，予敌以重创后，我遂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后路遂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死伤惨重，乃于四日晚间突围北窜，其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我军阻击，几全军覆灭。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为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军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的胜利纪录。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尤称：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败日军于仁安羌，因解英军之危，深博同盟诸国好评。同年四月，日本在本土遭遇盟军轰炸后，为掩饰失败，安定国内人心，乃集结了十万兵力，发动了浙东攻势。我军在逐次予进犯日军以打击后，乃向敌后转进。俟浙赣全线均陷敌手，我军立于八月进行全线反攻，取腰斩日军之战略，遂连续收复失土，敌乃仓皇撤退。“纵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症并削弱其本土上空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相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实已不远。”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纠结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企图西叩重庆门户，逼迫我最后之屈服，以便专对英、美作战。我第六战区孙连仲部约十一个军，遂逐次抵抗，并在蒋介石特颁手令于石牌守军，命令固守要塞聚歼倭寇之后，石牌守军乃一面收缩，一面诱敌，俟敌过鲜阳关，猛犯要塞之时，即顽强反击，予敌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崩溃。我军立不分昼夜予以追歼。至六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被日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敌三万余人。
同年十一月，于鄂西会战中挫败的日寇，为截断我军川、鄂、湘间之联络，掌握洞庭湖之全部资源，占据我湘西北之门户常德，打破我反攻准备，遂纠结十万兵力自十一月二日始，以第一一六师团进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进德山，第四十师团侵汉寿。因我军猛烈抗击，日军不能得逞，遂复转西攻，陷石门，沛县，径趋桃源，其左翼亦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我余万程师遂与之激战十余日，并偕赴援的第九战区四个军，于十二月八日收复常德。第六战区各部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沛县，淞滋，公安等地。十二月底，尽复战前态势。
一九四四年初，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即缅北进行反攻，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同年春月，我为打通中印公路，始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反攻缅北，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三月五日，克孟关，后又克孟拱，密支那，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亦指挥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作战，叠克日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中印公路，旋协同盟军收复了缅北。
一九四五年后，针对日军欲确保平汉南段交通，破坏我陕南豫西空军基地的阴谋，我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与日多次激战、逐次消灭日军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彰、襄阳、樊阳，反攻老河口，既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又于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了豫南日军的西进。作战七十二天（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人。之后，湘桂的日军为巩固湘桂和堵死粤汉路交通，并作阻止我反攻准备，竟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分兵三路进犯湘西。我第四方面军王耀部遂于武岗、江口、新化一带予敌以坚决抵抗，并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王敬久部则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潭前进的日军，牵制其行动。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则进出武阳关攻击日军侧背，并于五月八日在我空军支援下造成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予以歼灭。
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璜琉球群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蒋介石乃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我军乃于五月二十七日克邕宁，继之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向东南收复失地七百余公里。不数月后，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终于战胜其侵略。由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所坚持领导的、长达十四年之艰苦卓绝的伟大卫国战争，终于成为我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骄傲。本章前言所引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的“公道”话，实在是从根本上揭穿了那些
“墙倒众人推”者的说谎，从而深刻地表明了“世有公论、史亦终有公论”的这一天。
&&& 一九年以后，正处于全面历史反思中的中国大陆学者们终于开始放胆说道：
“蒋介石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抗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的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不但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而且自始至终都在顽强地领导著抗战。他总是亲临前线英勇沉毅，最后撤退以身效行，甚至数次险被敌人所害的事迹，实已使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感慨万端。一九九三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
── 一九三七》一书，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其它国民党抗战研究著作，已经对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和英勇行为，予以了歌颂。
有关学者以及战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更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历史与人民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爱好军事）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蒋介石为何把四川作为支撑中国抗日的大后方？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责编：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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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国抗战胜利改变五百年来西方主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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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9月2日电 （常红 纪宇）日前，海外网主办了题为“抗战胜利70周年与世界新秩序”的首届名家沙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共同回顾历史、探讨时局，就“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意义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细致解读。专家认为：二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得到有效维护与落实，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二战以后都没有达到真正清理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目的，没有改造战争的土壤，没有完成消除大国冲突和矛盾的使命，中国要维护的是被挑战的国际秩序。
资料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金灿荣：中国抗战胜利导致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改变
“中国对二战贡献巨大。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突出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意义。”金灿荣教授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谈到，如果中国在二战中像法国一样投降，日本帝国的工业和中国的人力物力相结合，可能打下西伯利亚，可能占领印度，可能占领澳大利亚，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但是中国人坚持抗战，拖住了日本，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要理解中国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大意义，首先要追问中国当时为何会被日本侵略，为何战争打得这么艰难？金灿荣认为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中日两国存在巨大的工业化差距。日本当时是工业文明，中国是农业文明，文明有代差，所以军事较量非常困难，胜利也非常困难。金灿荣说，当时日本能够制造航空母舰，能造非常好的战斗机，而中国若完全不依赖别人，自己能制造的就是三八步枪、汉阳造，南京兵工厂制造炮弹都没有成功，只能造钢管。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技术上讲，取胜都很艰难。
第二，中国当时国家不统一，动员能力差。蒋介石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能够征税的只有五个省份，无法有效动员抗战。
第三，当时中日物理差距比较小。日本1937年开战的时候，拥有的国土和人力比现在大，整个朝鲜半岛、台湾岛、太平洋小岛流芳岛都是他们的殖民地，这几个地方控制的地理面积就接近70万平方公里，加上库页岛和东北三省，其占领的陆地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直接控制人口在一亿以上。如果考虑到海洋面积，日本就比我们还大，所以抗战初期是中日物理规模最接近的时候。
第四个因素是心理差距。当时中国的精英很弱势，往往选择不抵抗，而民众尚缺少国家认同，在心理上造成日本强势、我们弱势的落差。
第五，当时的国际形势影响。一战胜利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选择防守，唯一对日本有一点制约力量的是美国，但美国在战争前期集中搞工业主义，后期日本做得过分了，美国才对其制约。所以总体来讲当时的国际结构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日本非常有优势。
但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金灿荣分析有五点原因：
第一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抵抗意识的上升，驱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抵抗。
第二就是动员能力的提升。中国曾经最差的就是动员能力，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即便技术不如人家，如果有效动员、团结抗战，我们还是有很大抵抗力。在国家动员方面，共产党的作用大于国民党。由于当时国民党执政，中共在武器装备上比较落后，但在发动群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是靠技术或装备，而是靠卓有成效的动员能力和团结能力。
第三是国际援助，由于中国有作战意识，国际力量愿意支持中国作战。
第四是华人华侨在国家衰败之时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最后是国共进行了适合当时条件的分工：国民党建构了正面战场，在西南地区形成了有效防线，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在日本人背后进行了有效抵抗。
金灿荣指出，最早对国共分工进行描述的是美国人，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容，说日本买了一件新西服，共产党把西服挖了一个口子又一个口子，第二天发现西服变成了网。日本人只能占领大城市的交通线，其他地区就丢了，气得不得了，就好像当天花了三千块钱买的西服，早晨起来只值三十块钱，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意义。
至于抗战的成果，金灿荣认为，第一个成果在于中国人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认同。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一般的中国人区分不了外地军阀和日本人的区别，没有国家认同。但抗战结束时，即便最先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也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比对日本人坏，抗战后期没有粮食吃，日本人可以吃粮食，东北老百姓就吃棒子面，人分三六九等，日本人最后告诉中国人，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中国人。所以，抗战胜利第一大收获就是即便在最小的地方，中国人也能认识到我是中国人，这种现代国家认同是了不起的收获。
第二，就是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三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执政经验。当时中共在日本人后面建立起十九块根据地，有一亿人民，有一百万正规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养活一亿人并培养出有效的战斗力，这说明中共在1949年进北京时已经有很强的执政能力。
关于抗战胜利与今天的世界新秩序的联系，金灿荣教授认为，抗战胜利有助于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而共产党执政引领中国崛起，中国的动员能力是近代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而社会动员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六十年来工业化的成就相当于英国两百年的成就，以至于当今世界90%的制造业集中在北温带三个地区，西欧、北美和东亚，而且东亚的块头在扩大，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最终的意义远大于日本。
金灿荣说，抗战胜利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立确保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而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导致了五百年来，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改变。近五百年间国际上唯一一次非西方的因素上升，就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但日本和四小龙对于西方而言是可控的，因为规模小，战略上不独立，西方可以成功的把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化解读为西方的成功。但中国大陆的崛起会改变这个逻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一步步跟着西方走，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所以理论上讲，西方崛起之前，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道路，四小龙和日本的崛起没有改变这条道路，但是中国大陆的崛起，最终打破近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的神话，中国确确实实走出了这样一条不一样的路。
“中国崛起最后会在物理、心理层面，改变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新体系，这是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年对世界新秩序构建的一种贡献。” 金灿荣总结说。
资料图：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
彭光谦：中国需要重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著名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认为，目前对于维护战后秩序存在一些误读。他指出，维护战后秩序的原意是指二战以后，反法西斯战胜国通过战争换来的、以开罗宣言或联合国宪政为基础的法律秩序不能违背。我们要维护的就是二战后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际正义，包括主权国家不受侵犯、和平处理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不可颠覆的原则与底线。而现状是，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得到有效维护与落实，包括日本并未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
与此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的民族牺牲和巨大代价，在战后七十年里却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与应有的尊重。西方谈反法西斯战争往往只谈西方战场，不谈东方战场，对日本侵略时间的界定也含混不清，把这段历史搞糊涂了。
彭光谦总结，“今天我们要提升自信、振奋民心，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大国地位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中国需要重申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促进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维护与落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也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意义。”
资料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
贾秀东：阅兵显示了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认为，二战后世界秩序存在着缺陷。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成国际经济危机，说明战后经济方面的秩序显然没有办法阻挡这种危机，这是缺陷的一种表现。
第二是政治秩序方面，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排他性体系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亲疏，产生许多问题，比如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种种。
第三是安全问题方面，战后提出的一些同盟关系也有很大缺陷。比如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美国经常把和中国的关系放在其同盟关系安全、利益的考虑之上，从同盟关系角度出发看问题。
贾秀东说，战后国际秩序较为突出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即群体性崛起，其对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所以，不论是亚投行还是大阅兵，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反应较为积极和乐观，而过去几十年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则有些顾虑。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也存在类似情况，西方对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认识，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已经不足或是故意忽略。但是目前来看，亚投行的设立比较顺利，大阅兵最后公布的各国出席情况也堪称阵容庞大，这种结果本身也显示了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贾秀东认为，我们不妨从中国不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说起。简而言之，中国不希望单一国家或地区独揽一切，对我们核心的利益造成损害，而我们却没有太多的机制和手段予以反制。所以纵观近年中国外交，在政治上追求各国平等，大小国家平等，强弱平衡；在经济上追求互利共赢，在安全问题上主张合作，保卫共同的安全。但这种国际秩序的愿望比较理想化，现实显然还不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怎么拿捏，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和问题。
贾秀东强调，在国际秩序的改善过程中，我们理想的目标不易达到，但是应该距离理想越来越近。贾秀东认为，中国首先要注重“势”与“度”。所谓“势”，是说我们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要确保国际格局的演变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所谓“度”，是说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把势和度结合好，
“中国未来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会逐渐改善并更加巩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追求完美，总会有一些批评质疑的声音。”贾秀东认为，中国应适应不同的声音并有所借鉴，逐步接近一个理想的国际秩序。
资料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
王义桅：中国能否为世界秩序带来新的超越
“总而言之，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二战以后都没有达到真正清理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目的，没有改造战争的土壤，没有完成消除大国冲突和矛盾的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浪费了。就像世界金融危机被浪费，因为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浪费是因为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很早就崩溃了。
在欧洲，随着北约的建立，冷战的形成，曾经的盟友变成敌人；在亚洲，日本没有受到很好的改造，50年代美国竟然片面对日搞了一个旧金山和约，把中国钓鱼岛等核心利益交给了日本，罔顾中国作为战胜国的立场。
今天我们讨论国际秩序，还是在大国中心论、列强中心论的体系之下，而从国际格局来看，传统的东西方格局早已动摇，从经济格局来看，非OECD国家已经超过OECD国家的产出。王义桅说，“所以，战后在东西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性秩序的任务没有完成，二战在此意义上是浪费的。”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回到问题的原点，接续未完成的任务。现在某些国家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却忽略了中国本就是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之一，要维护的是被挑战的秩序。” 王义桅说：“英国人拉纳?米特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让中国人感到欣慰，但是大部分欧洲人没有这样的认识，此即我们纪念的意义所在。”
王义桅提到，基辛格在新书《世界秩序》中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世界秩序，有的只是地区秩序，或者说以一个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所言，世界不存在全球性帝国，而大家都想做全球性力量，最终求而不得。
王义桅认为，探讨国际秩序，应该追问我们能不能超越古代、近代或者战后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真正建立一个东西方、南北方平等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文明复兴，以文明为基础的秩序。
近代以来，欧洲人走向海洋，用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殖民，用欧洲逻辑建立秩序。希特勒也好，军国主义也好，都是将国家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结果，而文明秩序是多样化的，不以现代化、鄙俗的综合国力为代表。古代世界秩序本来就是文明秩序，而四大古典文明都在欧亚大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种秩序是战后以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秩序。该秩序仍然存在，但已不能完全包容现实问题。比如对中国复兴的各种威胁论或崩溃论，其实还是在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点来理解中国。
第三种秩序是公民秩序。基辛格在新书中也提到，一个秩序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有合法性和认可度，最终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公民能不能接受。
王义桅教授认为，这三种秩序现在同步存在。总体上建立起一个不同文明的、超越原来国家意义上和西方中心论的界限，建立起东南西北相对平衡的伙伴秩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所以，纪念二战胜利，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年，最后是回归到“一带一路”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多地从文明层面思考中国能否为世界秩序带来新的血液、新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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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纪宇（实习生）、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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