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军事领导权重新被确立后，即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李先念没有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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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11 JUNSHI Inc. All Rights Reserved.刘亚洲：军人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
资料图：中国军队原标题：坚定信仰是对党最好的感悟源自灵魂深处的伟力——论对党忠诚与改革强军刘亚洲时间的脚步清晰可见，总把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时刻，以一种永恒的方式定格；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总让勇敢智慧的人们把崇高与伟大高高举起，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不断续写新的历史篇章。95年风雨沧桑，如同一曲人间正道的颂歌，流淌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田。95年波澜壮阔，如同一部辉煌壮丽的诗篇，被勇敢智慧的人们深情传诵。在纪念建党95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面向党旗，庄严敬礼！坚定信仰是对党的历史最好的感悟。勠力前行是对党的生日最好的纪念。今天，我们回溯峥嵘岁月的光华，感受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最重要的是，更加坚定内心的信仰，更加明晰肩上的神圣使命，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编 者对党忠诚，是我军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是我军所向披靡的克敌法宝和胜利之本；是党员党性纯洁的生动体现和终极本色；是改革强军的源生动力和巨大引擎。（一）我军是在党的襁褓中诞生，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型人民军队的壮举载入史册。三湾改编，成功地把党的组织植入军队肌体，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组织基础，生成了我军独特的红色军魂和忠诚血脉。水口建党，“永不叛党”的庄严誓词标志着忠诚被作为终身信条嵌入党员的头脑。古田会议确立政治建军原则，使培育忠诚于党的革命军人成为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的根本任务。从此，对党忠诚，内化为我军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翻开历史，我军先后经历大大小小战争600余场，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屡经挫折愈加顽强，高歌猛进决战决胜，最根本的就是有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一代代官兵的铁血忠诚。这种忠诚，写在茫茫草地，留在皑皑雪山，镌刻在闯关夺隘的激烈战场。有了对党忠诚，我军官兵方能在极端困苦、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演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等一幕幕战争绝唱，绘就“七战七捷”“百团大战”“百万雄师过大江”等战史奇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战争年代，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对党忠诚，最直接、最庄严的体现就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李大钊就义前，敌人为摧毁他的意志，竟让他上了三次绞刑架，可李大钊始终信念不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风范。赵一曼在敌人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坚贞不屈，留下了“我的主义、我的信念，绝不更改”的永生绝唱。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血肉之躯堵枪眼，邱少云在熊熊烈火中用生命换取战斗胜利，都源于他们有着对党忠诚的本色，进而迸发出源自灵魂深处的伟力。就像红岩烈士临刑前，写下的壮烈悲歌：“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对党忠诚，有时可能会遭受各种磨难，甚至还可能会被误会、被错待、被冤枉。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是鉴别对党忠诚的分水岭。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组织上找时任军政委的李先念谈话，分配他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问他，从军政委降到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他，听说要你到一二九师去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了。毛泽东又说，你到高敬亭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随后李先念受命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了参谋长。革命前辈就是这样，对党忠诚绝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深入到骨子里，落实到行动上。和平时期，对党忠诚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既有生死抉择的考验，又有各种艰难困苦环境、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还有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个人利益得失的考验。只有经得起各种考验，才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当前，改革强军战鼓催征，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繁重而艰巨。习主席改革强军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志和要求。对党忠诚，是改革强军战略举措落地见效的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能不能切实做到与党政治上高度一致、思想上高度认同、心理上高度依赖、感情上高度融合、行动上高度自觉，是检验每个共产党员党性质量至关重要的试金石。（二）80多年前，红军在古田召开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2014年10月，习主席在古田主持召开全军政工会，全面净化军队政治生态，军徽掸去灰尘，军魂再放光芒。习主席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在郭伯雄、徐才厚把持军队大权时期，假忠诚、伪忠诚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生态。今日回望，在习主席大刀阔斧向贪腐宣战、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后，这一军耻之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清理其流毒影响，还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下深功夫。信仰是党员安身立命的根基。信仰坚定，绝对忠诚才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才能牢不可破。张学良曾总结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红军有信仰，甚至于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话令人深思。今天，在红军将士身上体现的对党的信仰、向往和依赖党的精神，在有的党员那里已经被淡忘了、丢掉了。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思想空虚，精神迷茫。就连有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在家里设佛堂、供神龛，卜卦算命看风水，花大价钱到寺庙抢头炷香。还有的甚至把下属给不给他贿赂，看作是对其忠不忠诚的表现，可见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到何等严重的程度。“金钱买来的忠诚一定会被金钱收买”。要从根子上对党绝对忠诚，必须从灵魂深处正本清源。特别是面对敌对势力的渗透策反和“颜色革命”的冲击影响，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坚守党员的信仰高地和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正如习主席指出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对党忠诚就要在内心深处把党置于一种无比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不断强化对党的认同感归属感，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党的威望和形象，维护党的尊严和威信。尤其在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必须在灵魂深处真心实意维护党的核心。遵义会议前，我们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邓小平在回答女儿“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的问题时，沉思良久后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三个字，表明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信赖。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中国梦强军梦，立“八项规定”，“打虎拍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改革强军战略，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具备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就是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道理，才能从内心深处对我们党产生信仰和信赖之情，才会坚定不移地追随前进。（三）人民军队忠于党，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个印刻在人民军队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穿越历史的烽烟始终熠熠生辉，昭示着我们的初心。我们不能走着走着就忘记从哪里出发，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天，在改革强军的大背景下，对党忠诚就要带头把自己的理想、激情融入强军梦，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生命，无怨无悔贡献给改革强军的伟大事业。对党忠诚，当下首先接受检验的就是：是否积极投身改革、坚决服从大局，是否勇担当，敢作为。服从大局投身改革，在口头上说说很容易，困难的是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处在转换更替的十字路口，一支充满变革精神的军队里，往往最先冲决的就是陈规陋习的樊篱，往往最先崛起的是一种精神。1946年，丘吉尔在五角大楼对30位美国和空军将领说，我一直相信美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扭转战争局势，使之转向对盟军有利的形势，但是最让人惊讶的是，美国培养了这么多出色的军事人才。这些将领不仅以出色的指挥才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更以锐意变革、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撑了美国的崛起。国防和军队改革既是只争朝夕的事业，也是需要有长远思维和战略大视野的工程。衡量改革使用的是历史大尺度。这实际上是对一支军队战略创造力的考验。真正优秀的军人必须以永远崭新的眼光来看待面临的问题，需要有始终刀口向内解剖自我的勇气。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敢于给自己挑刺，敢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敢于改正错误。作为军人，对党的忠诚信仰最终体现在敢打强敌的实战上。一支军队的忠诚度最终是要对手来检验。人民军队历史上，何时缺少强敌？在强敌面前，我们这支军队是以敢打、能打、善打，而铸就一座座高耸的山峰！敢打强敌，要有胜敌一筹的指挥技巧，更要有一种血性的硬汉气质，一种打死仗的精神，一种强者的姿态。这种精神气质的根源，就来自于对党忠诚；这种以弱胜强的力量，来自于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伟力！改革强军的征程上，无担当不忠诚。国防大学是我国最高军事学府，担负着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人才的战略任务，必须开风气之先。以改革的劲风，荡涤嫉贤妒能、空谈误国之风，淘汰滥竽充数、琐屑颟顸之辈，打破资格、颠覆惯例，让人才脱颖而出。张国春，国防大学信息作战与指挥训练教研部原副教授、战役兵棋系统教研室原副主任。他矢志不移强军报国，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实战化大型兵棋演习系统，终因积劳成疾，为强军打赢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去年8月，习主席亲自签署通令，为张国春追记一等功。“宁愿让生命透支，不能让使命欠账”，张国春这种强军报国的使命担当，就是当代革命军人对党忠诚的最好诠释。今天，面对复杂的周边局势，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我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精神、心理、气质准备好了吗？我们能打仗打胜仗的整体实力准备好了吗？面对这种诘问，我们唯有把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愿望和决心，落实到强军兴军、谋战制胜的实际行动中，踏踏实实攻坚克难，义无反顾披荆斩棘，才能让源自灵魂深处的伟力凝聚为强军伟力，在改革强军的伟大征程上全面迸发。（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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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不倒翁李先念: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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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性格形成与母亲有关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此外，李先念还非常敬重自己同母异父的二哥陈有元。陈有元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他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就包括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就是在这样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到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李先念受过冲击但也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与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便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为此，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随后，周恩来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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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
在中原抗战烽火里，他建立了新四军五师，并一直浴血奋战在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中原地区，2年共抗击6万日军，其光辉战绩得陈毅多次赞扬：“我五师李先念部……远出挺近，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已五年矣。”
李先念将军是湖北红安人。在中原抗战烽火里，他建立了新四军五师，并一直浴血奋战在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中原地区。
他率领新四军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创建了东起皖西宿松、太湖,西到襄西的荆门、宜昌,北起豫中叶县,南至湘北的南县,跨越豫、鄂、皖、湘、赣五省边区,纵横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建有7个专区38县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功勋卓著。
得毛泽东特别亲点 奔赴中原抗日前线
李先念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英俊少年”,评价他是“不下马的将军”,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38年11月中旬在延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找到李先念同他谈话说,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派李先念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营长。
毛泽东获知后,便同李先念谈话,他说:“让你去任营长太不公平,你认不认识在湖北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我们无话不说,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于是毛泽东建议让李先念去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李先念表示听从毛泽东安排。
在毛泽东看来,开辟中原抗日前线是一项十分重要和艰巨的战略任务,而李先念正是能担此任的合适人选。
11月23日,李先念同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及几十名红军干部战士,乘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向河南确山前进。
图为：抗战时期的李先念（图片来源于网络）
组织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队 化身国民党上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此时的湖北，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正面战场的前线阵地和日军的近后方，中央决定在湖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在李先念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抗日武装力量把敌之后方变成了抗敌前线,使鄂豫边区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为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李先念受命赴中原参加抗战来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是延安通向华中的交通枢纽，当地人民参加过大革命，发生过杨靖宇等领导的数万农民大暴动，革命氛围浓厚。
12月底，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李先念意识到，要抗日，必须要建立一支统一的抗日武装。他首先在竹沟组织了新四军在湖北地区的游击队伍――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谭子正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共有一百六十余人，一挺重机枪，九十多支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部队番号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抗日部队组织起来后，李先念接着确定了抗日游击的战略方向，即南下鄂中在武汉外围一带寻找日军薄弱环节，打击敌人。
日，李先念化名李威(对外联络时以国民党少将或上校的身份出面),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160余人，离开竹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图为：1943 年11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郑位三（中）到达鄂豫边区时，和李先念（右）、陈少敏（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合影1944 年1 月，郑位三任第5 师政治委员。（图片来源于网络）
武汉外围艰辛抗日 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
当时，武汉外围的形式非常险恶：日军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以及铁路、公路、长江和汉水等交通沿线，驻有6个师团、2个旅团的15万重兵。他们组织伪军，拼凑起伪政府，建立了六百多个据点，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方。
李先念独具战略眼光，选定了四望山为立脚点。四望山绵亘鄂豫两省边界，登上主峰可望见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县县境，是游击队可驻扎的理想根据地。在四望山站稳脚跟，就可以在四周扩展抗战活动。
同年1月20日部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他与当地党委和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取得联系，形成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的意见，把信阳挺进队的一个中队计100余人70余支枪编入游击大队。
李先念在四望山设立了指挥抗日的大本营后，接着派出了他手下两员大将，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大队长谭子正出征抗战，周志坚、谭子正按李先念的意图勇敢出击，一路“三战三捷”。
日军于同年2月初发动了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在应山余家店打了一场精彩的仗。
日，李先念率部队到达浆溪店， 2月27日，周志坚和部队进驻余家店附近。
那天天空阴沉，细雨霏霏。上午10时许，一队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应山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军一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抵挡不住，撤下阵来。忽然，几十发炮弹呼啸而至，落在距离独立游击大队驻地不远的地方。周志坚急忙赶到余家店南面的罗家庙前查看敌情，只见日伪军正向西“扫荡”，遂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占领有利地形，注意隐蔽自己。
这时，李先念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老红军张日新带领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另一部分由二中队从中路向街南进攻。
在新四军勇猛的打击下，敌人被迫撤到镇外，占据高地，企图利用丛林作掩护，死守待援。但新四军战士接连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日军不得不在死伤二十余名之后，乘黄昏夜色仓皇逃跑。
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入侵日军的首次进攻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9年5月中旬，李先念率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队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三、第四统一支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协委员。
6月，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6月中旬，李先念主持把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形成党在中原地区抗日的游击主力部队。
图为：第5师机枪分队（图片来源于网络）
积极分化伪军
有效打灭日军嚣张气焰
李先念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之后，积极做好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积极开展小型的抗日游击战。
李先念在得知驻扎在安陆青龙潭的伪军对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至极，不愿再为日寇效力，而且首领周叔屏处在彷徨苦闷之时，派周志坚主动去联系，申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日，周叔屏高举义旗，率部300人参加新四军，弃暗投明。
李先念了解到，武汉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大撤退，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低落到极点。老百姓把日军的厉害加以神化说：日本兵头上带着一个小钢锅（钢盔），身上背着一个猴子脸（防毒面具），手里拿着一只大盖枪（三八步枪），脚穿一双带刺鞋（皮靴），还有千里眼（望远镜），顺风耳（电话机），地乌龟（坦克），简直就像“神兵”一样。他心情很沉重，决心指挥几个漂亮仗，以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之后不久，他便率部指挥了襄（樊）花（园）公路战。
根据前期侦查，日军运输车队每天上午由花园镇据点出发，运送兵员和物资，经襄（樊）花（园）公路到安陆，下午再由安陆返回花园。近两个月来，天天如此。李先念当即指示第一团队，在襄花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军队。
周志坚率毛凯等5人，化妆成当地农民，出发察看地形，最后选定憨山寺为设伏点。那里丘陵起伏，松林茂密，襄花公路自东向西从憨山寺南面穿过。周志坚部署了一个“口袋”阵势，设伏待敌。
8月2日早晨，早已进入埋伏圈的战士们紧紧盯着旭日照射下的公路。9点钟左右，敌人来了，五辆大卡车顺顺当当钻进了早已为他们做好的“口袋”里。“嗒嗒嗒……嗒嗒嗒……”重机枪怒吼，五中队率先打响，紧接着四中队、六中队也乘机从南北两侧一齐开火。
整个战斗不到一小时，第二大队无一人伤亡，却取得了击毙日军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军用物资十卡车的胜利。
日军在憨山寺挨了这一重鞭，其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恼羞成怒。两天后，集中了千余人的兵力，对新四军驻地赵家棚、大鹤山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李先念指挥第一团队一面掩护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一面与日军展开“捉迷藏”战斗，使敌人摸不清方向，处处挨打。经过三昼夜的反“扫荡”作战，打死打伤日伪军几十名，迫使日寇缩回了安陆县城。
襄花公路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振奋了整个纵队的斗志。
之后，李先念又先后指挥新四军挺进纵队打赢了新街战役和京山马家冲战役,可谓三战三捷,极大的振奋了我抗战军民的斗志,给日寇以有力回击,挫败了其嚣张气焰。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报纸还以特大字号体登载了新街战役的捷报。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及最初的对日作战表现，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图为：第16旅一部在反“清乡”斗争期间举行纪念新四军成立4周年大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创建新四军五师 2年抗击6万日军
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而转战在武汉外围的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下达时,李先念正率部队与顽军在大悟山展出激战,当时并不知情,在一举歼灭2000多名顽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这一任命。他没有立即通电就职,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议，极力推荐任质斌担任新五师政委，全面主持鄂豫边区领导工作,并于4月18日又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提议由任质斌任新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而任质斌则从抗战大局和边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要以李先念为主,极力推荐李选念,两人互相谦让。中央军委最后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于7月任命任质斌代理新五师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
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李先念在《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中宣告：“职统帅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共同奋斗到底，并亟望全国抗战党派、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师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到底。”
新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战和部队建设走上新阶段。
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抗击日军的比重，从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即可一窥一二：
就1943年6月材料，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总兵力有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三十五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在华中，日军有十四个半师团二十四万人，新四军抗击了百分之四十七。
而新四军第五师，则抗击了驻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的第六师团，驻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的第五十八师团等两个师团的全部；抗击了驻信阳、孝感、随县、礼山地区第三师团的百分之五十；抗击了驻岳阳、通城、大冶、成宁地区的第四十师团，驻南得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地区的第六十八师团，驻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的独立第十七旅团等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各百分之三十；还抗击了驻钟祥、荆门、江陵地区第三十九师团的百分之二十。此外，驻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的第十三师团，材料中将其全部列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实际上新四军第五师也抗击了一部分。
按照这份重要文献所列数据及其统一算法来计算，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三个半以上的师团，约六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十，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占武汉地区日军的百分之四十八。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图为：李先念（左3）与美军第14 航空队情报组成员在大悟山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先念光辉战绩得陈毅多次赞扬
新四军军长陈毅，多次赞扬“李先念部”在这一时期的战绩与经验。他于1943年7月写的《新四军在华中》一文，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侧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近，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已五年矣。”
该文还列举了五师1943年协同正面战场作战的光辉战绩。陈毅奉命离开军部，抵达延安后，又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截至1943年的《华中六年工作总结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五师，称赞五师游击战锻炼极强。
1945年5月，陈毅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时，还特别列举了从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今红安）、应山（今广水）、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紧张斗争的场面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
本期作者丨
湖北省档案馆：许华利
编辑丨陈宇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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