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称_百度百科
管子·四称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吧！
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管子·四称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之所能与所不能，尽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己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闻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繬缁缘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兽，无所朝处，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辟犹漏釜，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与昔者无道之君矣，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以语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臣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竟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曰：“善哉！”[1]
管子·四称译文
桓公问管子说：“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如何交往的道理，仲父还不应当把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尽量告诉我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之所能与不能，您都全部知道，您为什么还让我讲呢？”桓公再一次问管子说：“仲父，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交往的道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有道之君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有道之君，都是敬礼山川、宗庙和社程的，对于先故的大臣，施以恩德，并且使其大富。巩固武将的官位，发挥他们的能力。圣人在前，贞廉之士在左右，互相提倡行义，上下都有修治。刑政明察，四时的行事安排没有失误，人民无忧虑，五谷都有繁殖。外内和睦，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把币帛授于邻国，以感怀邻国的德惠；把政令昭示于邻国，以作为他们的规范。这也就可以称作从前的有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过古代的有道之君了，是不是应该再给我讲讲古代无道之君呢？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既已明察美的道理，又何必再听恶事呢？”桓公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美？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好？您已对我讲了善，而没有讲恶，我怎样了解‘善’之所以为善呢？”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君，都是把宫室搞得大大的，把台榭盖得高高的，不用良臣，只是留用谗贼。他们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黑暗得象在夜里；又好象野兽一般，没有归宿之处。不遵循天道。借鉴四方，有家不治，好象发狂病一样，大众都在怨恨和诅咒，很少有不灭亡的。他们还增加戏曲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于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诛杀良臣，戏弄妇女，不停地进行田猎，凶暴地对待诸侯。驰骋无度，戏乐笑语。施政既有偏差，刑罚就要酷烈，对内侵削人民，还自以为有功。就好象有漏洞的锅一样，怎么能不枯竭呢？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古代的有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古代的有道之臣，自从下拜为臣，从不去事奉君主的左右宠臣。君主了解他就出来做官，不了解他’就在野。国家有事，就一定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充分出力。他遵循祖德，明辨顺逆，推荐贤人，又能使谗慝不敢活动。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贵贱相亲，有如兄弟，忠于国家，使上下各得其所。平居则多加思考，谈话则经过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治国则富，治军则胜，遇到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在近处是国君辅佐，在远处也是国君辅佐，以义来相交，以廉来处事。执行公务则尽职，遇到酒食则辞谢，不诽谤国君，也不隐讳意见。国君若有过错，进谏而不疑；国君有忧虑之事，自己承担起来。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有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臣了，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无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臣，自下拜为臣以后，就敬事君主左右的宠臣。用邪说以求升进，从不想忘掉自己；知进而不知退，并利用君宠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只重视货财，而看轻爵位身分；在朝廷辅佐国君，在下面却加以诽议，这样来败坏国君名誉，还推说‘与我无干’。纠集一群不仁之辈，攻击贤人，对待贵人就象追逐财货一般，对待贱者就象路人一样躲开。贪贿赂，争酒食，不亲近善人，只亲近自己的爪牙。为人傲慢，不结交善士却与谗贼相勾结。不排解人们的纠纷，只鼓动人们诉讼，沉溺于饮酒，仪容举止都很不整肃。不遵循祖先的旧法，又改动国家的常规，擅立法令，蒙蔽国君，夺取国家政务，来保全地位和放纵其矜夸习气。不用好人，提携市侩之类，在朝廷内部陵越等级，在朝廷外部发展私党，货贿相入，洒食相亲，全都来祸乱国君。而国君一旦有祸。又都去各保其身了。这也就可以叫作古代的无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1]
．古诗文网[引用日期]管理的最高境界！ - 简书
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的道家思想主张的是“无为而治”的领导艺术，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虽然有其保守消极的一面，容易使人产生消极被动的出世情绪，但是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并不是让人无所作为，它的真正涵义是管理要达到“道”的层面，管理国家或一个组织要从细微处，容易处着手，一定要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凡事要舍末求本，要去伪存真，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健所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标。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方法论被认为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我国知名企业家张瑞敏、牛根生、薛永新等对道家管理思想推崇备至，他们运用老子智慧获得企业管理的巨大成功。其中有两句话张瑞敏一直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记取：一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二是“柔能胜刚”。无独有偶，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道家文化的推崇更使道家的思想大放异彩。日本企业津津乐道的柔性管理充分吸收老子的水式管理方式，日本的各种茶道、柔道、神道、武士道无不是从中国道学演变来的“日本道”。
读《老子》，帮助你打开智慧之门，读《老子》，让你获得心灵的从容、宁静和快乐，读《老子》，彻底改变你的人生态度和原有的思维方式。
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则认为，企业管理者读《老子》让你找到：“见素抱朴”的为人之道，“复归婴儿”的养生之道，“无为而治”的管理之道。老子是中国古代另一位和孔子、孙子等伟大思想家比肩齐名的智者，他的“无为而治”的理念，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人生的更高智慧：它描述的是一种主动接受的状态，一种灵活的态度，意味着顺其自然，遵守事物的规律，在承认困难和问题的前提下冷静客观地寻找解决的方法。
这种人生智慧其实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是可以借鉴的一种手段。老子在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共五千字左右。《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老子道德经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具深刻影响，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1、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客观世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一是“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关系。你做一件事，一定不要过头，欲望要有限度。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到处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现象。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原来狼很多，鹿也很多，狼是吃鹿的，为了保护鹿，当地人就把狼杀光了，结果鹿也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狼，鹿群里那些老弱病残把草吃光了，强壮的鹿没草吃了，饿得不行。有了狼以后，狼把那些老弱病残的鹿吃了，强壮的鹿才有草吃。于是只好把狼重新放回去，鹿才又繁殖起来。管理是一把宝剑，用来杀人还是维护正义就在管理者的一念之间。如果处理不当，物极必反！谭小芳老师建议管理者要给员工留一定的空间。只要是公司整体战略允许的范围内，管理者要考虑员工的需求。能给予的一定给予，那是员工关怀；不能触犯的，坚决杜绝，因为那是规矩。如果所有的管理措施一刀切，只有不能触犯的，近乎苛刻。那么员工的抵触情绪就会高，工作偷工减料的事情会时有发生。后果，肯定是人心涣散，工作质量下降。切记，水清则无鱼，人清则无朋！2、善于放权《老子》第十七章中有这样的话：“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说，最好的领导者，因为善于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常常使人感不到他的存在。美国哈林。克里夫兰著的《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的中文扉页上，写着《老子》第十七章中的话：“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克里夫兰把这句话解释为：好的领导者说话不多，当属下把工作任务完成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我自己干的”。这里向我们揭示的是领导者集权与分权的辩证法。领导者要善于集权，这主要表现为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善于当机立断，不为纷纭的议论所干扰；领导者又必须善于分权，对于决策的执行过程，领导人没有必要频频过问，要给属下充分的自由度，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能，以保持他们高涨的工作积极性。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经理威廉。杜兰特在创业成功后，转而用带有强烈个人专权色彩的办法治理公司，又使公司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斯隆接管了这家公司之后，一反杜兰特的做法，实行分权制，把公司的一部分权力分授给下属，但把有些大权仍揽在自己手里，通过协调做到了集权与分权的和谐，使通用汽车公司又兴盛起来。3、低调：“守柔居弱。”通俗地讲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稳定。《老子》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强调要自觉置身于柔弱的地位，处事要低调，办事要节俭。柔弱胜刚强。第六十六章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可以说，世界上的事物都包含一点，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稳定。材料是如此，世界上天然材料的结构中，特别是生物体的材料结构，都是最节省的。最典型的是蜜蜂窝，六角形，是最省材料的结构。信息也是如此，在自然界，信息的储存与传递，消耗最少的能量与材料，得到最大的信息量。在企业界来说，低调就很有必要。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巴达拉克的新著《沉静领导》，在2003年初登陆中国企业界。它在国外被命名为“第五级经理人”，而国内则把它命名为“沉静领导”。从上世纪80年代的艾科卡到90年代的韦尔奇，人们坚信：外向、张扬是优秀企业家的必备特征；而同样从80年代的比尔？盖茨到90年代的郭士纳，人们更加坚信：冒险、传奇才应该是优秀创业家的必备经历。谁能真正成功？是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沉静领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向、低调、坚韧、平和，甚至动机混杂。归纳起来，沉静领导具有3大品格特征：低调、克制、谦虚和执着。低调、沉静的领导之道，与我们传统的东方处事哲学很相近，令国内企业管理者所思：这是不是管理思想的返璞归真。低调不是简单的领导方法或模式，而是一种领导风格。绝大多数的艰巨问题，往往是那些不引人注目、远离镁光灯的人，通过他们谨慎小心、深思熟虑、小而踏实的行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2003年中国诸多企业CEO们的做事风格和对著名企业的观察来看，企业比以前更理性，更“沉寂”了。张瑞敏、倪润峰们在各大传媒上主动的露面越来越少，而企业练内功的势头越来越猛。这方面，华为老总任正非是典型的案例。他以不接受媒体采访、不上电视而著称，在当今的企业家中可谓异类。我得知有次《南风窗》杂志曾经从华为内刊上转载过一篇任正非的文章，虽然读者反响很好，但任正非并不高兴，而是要求公司法律事务部跟《南风窗》交涉，并批示退回了杂志社寄去的稿费。我们发现张瑞敏、倪润峰们在各大传媒上主动的露面越来越少，而企业练内功的势头越来越猛。这难道只是巧合？在笔者看来，低调做人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低调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低调做人，更容易被人接受。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甚至可以说低调做人是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4、知人善任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唯有知人，才能明智用人。《老子》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重要，但知人要在“自知者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知人者智”。要自知，必须“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第七十二章），即有自知之明，无固执之弊；有自爱之心，无居功之傲。只有这样的人，才堪称伯乐，才能完成识人的重任；不去标榜那些争名夺利的“贤者”，免得助长人们争夺功名的恶习。知人要按照这样的观点，才能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在关于什么是人才的问题上，老子提出了“善救人”的观点。“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第二十七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领导者，善于发现被用者的长处和优点，这样世上就没有遭遗弃的废人。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观点。首先，它告诉我们，人才的外延极为宽泛；其次，它揭示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用人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第三，它告诉领导者，世上无不可用之人，只有未被发现的人才和不会用人的人。总之，老子《道德经》对现代企业管理还诸多启示，本文仅作的一点粗浅的探索，只要企业管理者能根据所在企业管理实现状况，正确认识企业具体问题，结合老子智慧联系工作实际，对解决当前中国企业管理实际问题具有更大启迪和借鉴作用。评陈书仪《管子大传》-百家说管-管子学苑-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最新加载信息
　当前位置：&>>&&>>&&>>&评陈书仪《管子大传》
&&&&&&&&&&&&&&&&&&&&&&&&&&&&&&&&&&&&&&&&&&&&&&&&&&&& 评陈书仪《管子大传》
评陈书仪《管子大传》
过去我见过一位青年人写的《管子传》书稿，数量与质量都很不滿意，未能正式出版。经多年以后，陈书仪老先生的《管子大传》，洋洋30万言，实为壮观，应该说是一部研究《管子》的一家之言的著作。
陈书仪先生与已作古的王德敏先生是《管子学刊》创刊的两位元老，我与他们是因研究《管子》与齐文化而相交二十多年的好友。老朋友的大作要请我写序，当然不能推辞。我老老实实地看完了先生的大作，以第一个读者的身分，如实地谈一些感想与意见。&
我认为陈书仪先生的《管子大传》确是对《管子》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论著：对管仲其人生平事迹，《管子》其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以及后人对《管子》的研究，都做了多角度的深入的研究。
能做到这些确实十分难得。陈书仪先生把管仲其人与《管子》其书分别论述，再论述管仲的重要事件与编年。这三大块的框架结构的设计，其主观意图是好的，是想将管仲与《管子》两者严格区分，不要把管仲其人与《管子》其书相混淆。这种格局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让读者开卷即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在对《管子》诸学术问题的论述上先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在论轻重理论不传后世的原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根据梁启超《管子评传》对此问题的意见，认为：在正统的儒家看来，《管子&轻重》理论是离经叛道的理论，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这种理论自然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了。他同时指出，《轻重》&理论本身有严重的缺点。《管子》轻重理论虽以商品经济为研究对象，但理论的提出者并不是站在发展商品经济上研究商品流通，而是站在封建国家的立场上为国家控制商品流通而构想理论。国家控制商品流通目的有二，一是限制商人兼并，二是获取财政收入。&&&&&管子的&轻重&理论实际上重视的是第一个目的。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国家成了物价剧烈波动的制造者和正常商品流通的破坏者，这样做，不仅不能有效地抑制兼并，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兼并者。
《管子》轻重理论的严重缺陷还在于：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能力，使经济规律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听任政治权力的摆布。这样就很难使人们把它当作有价值的理论看待。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提出一套完整的轻重理论，他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同时，陈书仪又对《管子&轻重》影响而形成的轻重学派给予很高的评价：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管仲是&轻重学派&的鼻祖，我国古代第一位学识渊博的&轻重&理论家。&&&&&&如果抛开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的狭隘性不谈，专就其所接触到的商品流通过程的各个方面去考察，那么，&轻重理论&的思想体系的周密性、运用的灵活性和对事物分析的深刻性，都是十分惊人的。它以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流通过程为对象，对我国封建时期的商品流通，作出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它总结了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分析封建国家利用政权力量来控制商品流通的意义和作用，这比欧洲十六世纪重商主义者威廉&斯塔福（William Stafford,）、十八世纪俄国的罗蒙诺索夫（Μихаил &Bаильеьч Ломонсов，），甚至比被称之为&达到了成熟和登峰造极&程度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高明得多，先进得多；但《管子》成书的时代要比他们早2000多年。&
陈书仪先生对齐桓公、管仲霸业的评论也很得当。他说：
&所谓的&霸&，郑玄说：&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由此可见，霸的出现，是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的时代产物。&王室既不能复振，而中原之地，会盟征伐，不可无主，于是所谓霸者出焉。&这里的霸，还是霸主之意。
简言之，管子的霸道思想主张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武力征伐、扩张领土为手段来实现图强称霸进而统一天下为目标，并非只用武力征伐一种手段，还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人才&这些王道手段。对内实行以正治国，德、法并重；对外则尊王攘夷，以信服天下。所谓以正治国，就是&因民为政&，就是实行&以人为本&&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敛&，对百姓&爱之，益之，利之，安之&的政策，提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所谓德法并重，就是治理百姓一是要讲德，再是要讲法；既讲德治，又讲法治。这些评价对当代社会也是有借鉴作用的。
本书的国外《管子》研究可说是一大特色，其资料相当丰富，这是陈书仪先生多年从事这方面收集与研究的结果。
我们知道，《管子》其书，是战国时代在齐国稷下学宫，田齐政权实行&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从而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反映了齐国那个时代的思想状况。因此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没有解决。
一是《管子》一书作者是谁？是管仲的遗著？是管子学派的著作？还是只有部分管仲的遗说，而大部分出自稷下先生之手？
陈书仪《管子大传》引《管子&轻重戊》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在时代问题上有可商榷者：
&齐国和鲁、梁两国是近邻，鲁、梁两国的老百姓平常好织绨。有一年，管仲突然劝桓公穿用绨做原料的衣服，并且下令大臣们一律穿绨料衣服。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也都赶时髦，很快穿起绨料衣服。一时间，齐国的绨供不应求，价格疯涨。管仲又下令商人，凡能运绨到齐国的都可以得到奖赏。这使鲁、梁的绨织业畸形膨胀，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粮价疯涨。齐国政府又拿出大批粮食，低价供应市场。鲁、梁商人们到齐国卖绨贩粮，着实赚了一把。十三个月以后，一个收成周期已过，管仲一看时机成熟，又劝桓公不穿绨织的，而改穿帛制的衣服，这样全国老百姓都跟着改穿帛制的衣服，管仲又下令&闭关，毋与鲁、梁通使&，鲁、梁的百姓想到齐国来买粮也办不到了。又过了十个月，鲁、梁之地，饿殍遍野，即使鲁、梁之君急令百姓返农种粮，也为时已晚，粮食不可能一时就生产出来，于是鲁、梁的粮食价格飞涨，&籴十百&，而齐国市场的粮价很低，&粜十钱&，但闭关不准外运。就这样，前后经过了短短的&二十四个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管子&轻重戊》）
这里所讲故事的梁为战国时的魏迁都大梁后之称，《管子&轻重戊》这篇中的梁并非管仲时代的。因此此篇只是假托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而已。不可真以为是春秋的实事。很难说这篇是管仲遗著。（参见拙文：《&管子&轻重&成书当在战国时代》，载《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类似的情况，读者应独立思想而下自己的判断。
陈书仪《管子大传》对《管子》书的研究，突出关锋林聿时的管仲遗著说，而对批判此说的胡家聪一字不提，我认为不够公平。
二是《管子》一书属法家，还是道家，或不是法家，也不是道家，而是杂家? 《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法家。其实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列法家道家的要求衡量，《管子》都不符合。正如李学勤先生《齐国治国思想讨论会论文集序》所说：&《管子》，《七略》在法家，《汉志》改入道家。实际管仲其人，与后来两家都没有学派的统系，《管子》书辑录著作的性质更属庞杂。& （载《齐国治国思想讨论会论文集》第1---3页《序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我认为，成书于稷下学宫的《管子》，内容庞杂，更是稷下&百家争鸣&的反映。那里有黄老之学的《心术》、《白心》、《内业》、《宙合》等篇；有阴阳家学说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侈靡》、《水地》、《地员》等篇；有属于兵家思想的《兵法》、《七法》、《参患》、《制分》、《地图》等篇；有属于儒家思想的《小称》等篇；有属于法家著作的《法禁》、《法法》、《霸言》、《禁藏》等篇。在《霸言》、《禁藏》两篇中有纵横家的纵横捭阖的权术思想；《立政&九败》有对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家的评论，但不批评儒家。其实《管子》一书，应该是杂家，它对战国后期成书的杂家《吕氏春秋》的编撰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与《管子》属杂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学派&所著？我认为杂家说更合符事实。杂家之说与齐政权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最为相合。托名管仲，是因为管仲的业蹟显著与学派性无关。&管子学派&是现代人加给的名称，仅从&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来论证管仲学派是不够的。&商管之法&相提并认，也不一定就肯定&商管之书&即都是法家著作。我以为&商管之法&的&管&，只是指《管子》之书，而非指管仲其人。（&商管之法&见于《韩非子》。）而该文引刘劭《人物志》称：&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刘劭的说法，明确把管仲认为法家，我认为是不妥的。大量的研究认为，《管子》并非管仲所著，而是战国时代齐稷下先生托名管仲之著。若说管仲是法家，则把三晋是法家的摇篮的地位否定了。这是不合符历史事实的。管仲的时代还谈不上有法家。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除&评法批儒&时把管仲当法家之外，还很少有说管仲是法家的。主张管仲是法家先驱者是有的，如已故的应永深先生。
我认为先秦诸子中确实存在学派，如思孟学派，杨朱学派等，但与&管仲学派&并不相类，思孟学派、杨朱学派比较单纯，管仲学派则更为复杂。称杂家更合适。&管仲学派&的提法与三十年代金受申提出&稷下学派&有点相似。如今研究稷下之学的同志们都不再说稷下学派了，因为这样概括不了&兼容并包&的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用稷下之学来概括更符合实际。当然这还是一个学术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争鸣。陈书仪先生之说，亦是一家之言。
三是管仲生年的不同说法。陈书仪先生认为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而安徽省颍上县管子研究会龚武：《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 年》，我认为，原则上还是本着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学术政策为好。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管子研究的成果，都受到学术界人士的重视，如还有不同的意见，也可发表，大家讨论。这样有助于学术的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是管仲生平事迹有关的，即管仲是不是天下第一相?
《&& 礼》：&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公国孤一人，大国三卿皆命于（其君）[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缪文远《七国考订补．秦职官．相》引《礼》：&正卿当国，皆谓之相。&缪文远桉：&春秋时代，大国始有卿，&&又所谓&孔子摄行相事。&乃指行礼之相，非执国柄之相也。&（P2）战国时秦初置丞相。《史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汉官仪》云：&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是春秋时无此职。《论语．宪问》：&子曰：管仲相桓公，&并非&为桓公相&；《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相齐，&而并不是&齐相&。&相&，为相助辅佐之意。《盐铁论&刺复》：&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这里的相，是辅佐之意，不是指&相国、丞相&。当时齐国是侯爵，即&次国&，按《礼》为三卿，二卿由天子定，一卿为齐侯定，管仲之卿位是齐侯决定的。因此齐国的政府体制是诸侯国的地方政府，不能说齐国的政府是中央政府，陈书仪先生说，&管仲任相后，首先是考察中央级的官吏&。我认为这里的相是辅佐之意。齐是诸侯国，管仲不能去考察中央级的官吏。否则齐桓公为什么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呢？这样做，把当时的周天子放在何处？作为学术问题，我认为&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来解决，&党对这类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共同追求真理。&
还有一个问题，陈书仪先生认为：&管仲的思想是开放的，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思想，在他的言论中都有所涉及，管仲在世时，诸子百家各学派尚没形成独立门户，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仲可以称为中国百家思想之源。&这样评价就有待商榷。这里首先是陈书仪先生把管仲思想与《管子》的思想显然划了等号。我们知道，管仲之时王官之学只是开始下移，但诸子百家还谈不上什么要成为独立门派，而《管子》书中的&法家、道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思想，&并非是管仲的思想。过高评价管仲思想是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
总之，我认为在社会浮躁，许多人争相追名逐利的环境里，陈书仪先生能平心静气坐冷板凳许多年，著成《管子大传》一书，它给读《管子》一书的读者提供了很多方便，这应该受到学术界的欢迊。《管子大传》涉及的诸多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我想都该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政策来解决，不要急于下结论。如果这样，就必然会起到促进当今《管子》学术研究进一步开展的良好作用。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日期：日&【字体：
】【】【】
版权所有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电话:&传真:&电子信箱&通讯地址:安徽省颍上县人民东路187号
邮编:236201&皖ICP备号&&
&设计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