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二战日军上海慰安妇究竟强迫多少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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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曾在汉口设慰安所 掳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日军俘虏的中国护士,强迫成为慰安妇。
铁丝网栅栏隔离的难民区。
汉口一慰安所里走出的日本人。
  沦陷期难民区
  已成繁华闹市
  日军攻陷武汉后,四处烧杀抢掠,大批武汉市民沦为难民。为加强对城区的控制,日军侵入武汉不久就在武昌、汉口划了两个“难民区”。汉口难民区在~口至利济路,东至汉水,西至中山大道。武昌的难民区则设在八铺街以外一带。难民区首尾两端立有木栅,每日上午9时开放,下午3时即关闭,进出也得接受检查,向日军脱帽鞠躬,喷洒消毒药水,否则就要受到重罚。
  10月22日,记者来到当年的汉口“难民区”。在~口,以凯德广场为中心的~口商业区,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向利济路汉正街走去,九点多种的汉正街热闹非凡。虽然中山大道在封闭施工,但利济路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内的人气一点都没减少,最炫民族风的音乐正招揽着零售和批发的顾客,蛋糕店里飘出的奶油蛋糕香味让人垂涎三尺,打货的小面包车里推着满满的货,拉着人力板车的汉子正用自己的力气打拼着幸福日子,高楼处的电子屏里正宣传着武汉城市精神口号:“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内,一个60多岁的婆婆正在一家店门口帮做生意的媳妇盯着货。问及是否知道武汉沦陷日,她提高了嗓门,这怎么不知道咧,都收到短信了,说那天要拉警报的。
  这位婆婆姓吴,对于日本人侵华,她没有经历过,但她母亲经历过。刘婆婆说,当年她母亲嫁到了武昌武泰闸附近,属于难民区。日本人在难民区设有出口,进出时都要检查。“当时我姆妈要回汉口的娘家,出门前要把脸上搞得灰头土脸一点,丑一点。夏天衣服薄的时候,还用红药水做成身上长疮的样子,这样过日本人的关卡才安全。”刘婆婆说。
  据她介绍,他父亲当年在一个厂里当会计,走在路上不知是怎么让日本人不高兴了,结果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不仅被毒打一顿,还逼着吃盐。据说吃了很多很多盐,最后算是捡回来了一条命,日本人的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素有“武汉通”之称的武汉志老专家刘谦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哪有专门划定的难民区啊,整个武汉都是难民区!他们日本人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打谁就打谁,到处都是难民区。
  如今,望着每天不一样的武汉,历史已掀开了新的一幕,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但,每个有骨气,有气节的武汉人,对那段黑暗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凌辱之所
  现是祥和家园
  沦陷时期,日寇将原来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设立多处慰安所,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掳掠的中国妇女,也被送入慰安所充当慰安妇。汉口联保里、生成里、六合里等地,都成为暗无天日的淫窟。
  在汉慰安妇除中国妇女外,主要由日本和朝鲜妇女组成,其中又以朝鲜妇女为多。据统计,1939年10月底,武汉三镇有朝鲜女性829人;1940年底,汉口有朝鲜女性614人,内有慰安妇256人、艺妓16人,女招待82人;武昌有朝鲜女性175人,多为慰安妇及旅馆、饭店、小吃部及咖啡馆女招待,主要服务对象为日军兵官。
  在今日的联保里,一进里分,右手边的一面墙上有一块铭牌,上面写有“优秀历史建筑 联保里”的字样。下面做了介绍,“……始建于1918年,原属上海联保保险公司产业,里分共有20余栋房屋,……武汉陷落时,曾作为日军马厩,也设有慰安所…….”。
  如今的联保里,建筑的外形还是原样,红色瓦顶栋栋相连,外墙依旧是仿麻石粉刷。只是当年妇女备受凌辱之所,现在已是百姓安家之处。一楼很多地方变成了门面做生意,楼上还是住家。记者探访那天,秋日的阳光暖暖的,从密集的红瓦中照射下来,来来往往的人们阳光里穿过,一切显得那么祥和。
  一位从记者身边路过的市民,见摄影记者正端着相机喀嚓,问是不是要拆迁了。得知不是拆迁后,他自言自语,是说咧,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拆。
  记者向在一楼租门面做生意的小贩询问武汉沦陷期间联保里的事情,他们表示并不清楚。关于联保里的历史,估计只有住在这里的人知道。
  今年33岁的田恬出嫁前在联保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确听说过日本人占领期间这里是花街柳巷,不过从我记事起,这里已是可以相互串门,几家人像是一家人的团结户了。”田恬说。
  对于娘家联保里,无论是被夜宵摊子照得透亮的巷子,还是藕汤飘香中送来的烧烤的孜然味,都是她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而武汉沦陷期间的联保里的故事,她是从上上辈人那听说的,是从报刊书本上看到的,是在家门口的铭牌上了解的。“我愿意去了解,去铭记那段耻辱的历史。但不愿自己及我的后辈们去经历,战争太可怕,谁都不愿重来,只有永远记得历史的痛,才会珍惜当今的幸福。”
【编辑:宋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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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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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究竟强迫多少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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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整个的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暴力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其中约有半数即20万左右为中国妇女。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在近13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它可以大致反映中国妇女在二战时期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一个概况。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强迫中国的妇女充当&慰安妇&。  日本自侵华战争开始后,在日军中推行配备&慰安妇&的制度,随着战争的蔓延,慰安所也被广泛地设置于中国各地。除未占领的甘肃、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地以外,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及台湾地区,都发现了慰安所遗址。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侵略军队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由于战败时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历史文件,要准确指出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而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根据关东军的作战计划,1941年,它准备动员70多万人的军队和2万人的&慰安妇&,其比例为37.5:1.  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军队的认同。目前日本学者普遍认同当时军队里流行的&29:1&之说,也就是军队认为37&38名士兵配给一个&慰安妇&太少,根据生理限度,一个&慰安妇&大约对29名军人,才能大致使军队得到性满足而不致引起内部的混乱。据29:1的比例,日本学者再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他们认为更替率大约在1:1.5或1:2之间),算出的&安慰妇&总人数大约为:  300万(日军)&29&2=20.6897万人  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人数为20万左右。这个研究结果是在1992年前后由日本学者得出的。但是,在那时,中国大陆的&慰安妇&问题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几乎没有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调查。因此,这个数字,是日本学者主要根据日本国内、韩国的研究、艺妓以及对东南亚的部分调查而作出的。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展&慰安妇&的调查和研究之后,研究者发现了至少以下数点以前未被注意的问题。第一,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即配备&慰安妇&的完备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不但主力部队,而且警备队、小分队以及前线的碉堡、据点都普遍设立了此类设施,这表明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妇女远比此前研究范围大。第二,前此作出的20万人数字估计,都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女子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只是象征性的,而近13年来的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妇女。由于中国大陆是二战时期日军最大的主战场,因此,未将中国的受害妇女计算在内,这20万数字显然是大大偏少了。第三,关于更替率。从这些年来受害者的证言和从各地编撰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在战争特别是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军民尤其是平民的杀戮,是变本加厉的。  《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例记载,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被日军官兵&亵侮、奸淫、杀害&,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一位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言,楼分3层,以年龄区分关押,不得穿衣服,日夜遭受蹂躏,每天有人死去,每天又有新的补充,关押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子,最后都下落不明。而《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于塔洋桥边全部杀死,原因是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日军在湖南株州一慰安所中的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名丧生。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的死亡率比起日本、东南亚、朝鲜的受害者要高得多,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证实,一直到1945年为止,日军仍然保持了军队中慰安所设置有增无减的势头。因此,如果将更替率定在1:1.5和2.0之间,可能是偏低了。因此,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在1:3.5到1:4.0之间,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万(日军)&29&3.5=36万人  300万(日军)&29&4.0=41万人  即整个的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暴力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其中约有半数即20万左右为中国妇女。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在近13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它可以大致反映中国妇女在二战时期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一个概况。  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强迫中国的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  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所以这种抢夺曾遍及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满足他们的兽欲&(:《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日)。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几乎所有的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进入山西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不仅慰安所建成,还发了一大笔财。日军直接或者通过汉奸伪政权掳掠中国妇女为性奴隶,比例是很高的。  中国&慰安妇&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长者40岁,甚至50岁,年轻的20来岁,甚至有不少还是少女或幼女。如日军在海南保亭县设立&快乐房&,强召当地黎族少女充当性奴隶,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  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进行诱骗。占领上海后,日军的特务部门便在市中心的&租界&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孤岛&内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被统统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在南京陷落时,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外,也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的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再无下文,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和命运。1939年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妇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  文中的&贺家巷妓院&是专为日军设立的军队慰安所,所以称&维持全县良民而设&。其中有些&慰安妇&由于不堪凌辱折磨,或死或逃,只剩下4名女子,于是要城镇、村庄选送&妓女&。村庄哪来的&妓女&?实际上就只能送良家女子了,但日伪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会将性病传染给日军,三是还要&颇有姿色者&。最后还以物资条件来诱惑农民,说&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这也说明,贺家巷内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是没有收入、非商业性服务的。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便被日军运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中共领导的海南琼崖纵队第4支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即被投入慰安所。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遭日军侮辱,真是生不如死,有的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的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没有利用价值时,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军新兵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  第五,征用妓女。  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有些没有报酬,有些即使有,所得也少得可怜。  被强逼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妇女,其中有台湾高山族,东北满族,云南傣族,海南苗族和黎族,广西壮族等。吉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是最早被征用的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自甲午战争后被日军侵占的台湾,也有不少山地的少数民族女子被日军强征到战场上充当性奴隶。  本文摘自《书摘》2007年第05期,作者陈丽菲,原题《日军暴力下的中国&慰安妇&》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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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慰安妇”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长者40岁,甚至50岁,年轻的20来岁,甚至有不少还是少女或幼女。如日军在海南保亭县设立“快乐房”,强召当地黎族少女充当性奴隶,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
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进行诱骗。占领上海后,日军的特务部门便在市中心的“租界”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孤岛”内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被统统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在南京陷落时,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外,也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的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再无下文,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和命运。1939年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妇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
文中的“贺家巷妓院”是专为日军设立的军队慰安所,所以称“维持全县良民而设”。其中有些“慰安妇”由于不堪凌辱折磨,或死或逃,只剩下4名女子,于是要城镇、村庄选送“妓女”。村庄哪来的“妓女”?实际上就只能送良家女子了,但日伪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会将性病传染给日军,三是还要“颇有姿色者”。最后还以物资条件来诱惑农民,说“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这也说明,贺家巷内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是没有收入、非商业性服务的。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便被日军运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中共领导的海南琼崖纵队第4支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即被投入慰安所。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遭日军侮辱,真是生不如死,有的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的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没有利用价值时,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军新兵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
第五,征用妓女。
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有些没有报酬,有些即使有,所得也少得可怜。
被强逼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妇女,其中有台湾高山族,东北满族,云南傣族,海南苗族和黎族,广西壮族等。吉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是最早被征用的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自甲午战争后被日军侵占的台湾,也有不少山地的少数民族女子被日军强征到战场上充当性奴隶。
延伸阅读:中国慰安妇:汉奸领着日军抓“花姑娘”
本文摘自《扬子晚报》 作者:缪礼延、陈咏、郭小川、谷岳飞(撰稿摄影) 刘孝浦、冯海青、陈太云(策划)
作者:陈丽菲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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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慰安妇忆:十三四岁小姑娘 经常被七八个日军糟蹋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陈庆港
伍来春:工棚里的民工谁也不敢得罪日本士兵,我只好转身向西边小山上跑,没跑出多远就掉进一条壕沟里,还没有爬起身,几个日军就赶到跳进土沟里将我抱住,用手比划着不让我出声。他们4人紧靠着我,你摸他捏,摸遍我全身上下。过一会,其中两个折了些树枝铺在沟底,一起动手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按倒在树枝上&&
天黑了,我感到下身火辣辣地疼,想爬爬不起来,浑身酸软的,一直到觉得很冷了才慢慢穿好衣服走回工棚,到了工棚里,我只是埋头哭。
黄玉凤:有一次曹长命令我,晚上陪他去河边,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反抗。就那天晚上,他在河边两只手抓住我的胸部使劲捏,最后把我按在沙滩上强奸了。自此以后,我就成为曹长的女人了。
陈金玉:日军比划着要我脱掉裙子,我不肯,他就扑上来把我扒了&&那是我第一次被强奸,我疼得叫起来,日本人就不许我叫,还打我嘴巴。
被强奸后,我很害怕,就趁监工不注意的时候,逃回了家。刚刚逃到家,日本人就跟着也到了我家,他们把我从家里抓了回来。抓回来后,日本兵把一把军刀倒插在地上,要我在军刀上面弯下腰手脚着地,军刀的刀尖刚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撑了一会儿,我就感觉撑不住了,但是一撑不住就会被刀尖戳死,所以我就咬着牙死命地撑。日本人还用棒子在我的腰上打。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向他们求饶,说我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卓天妹:三个月后我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日军据点,在那里也被关押了几个月。这个日军据点里有很多年龄很小的姑娘,这些小姑娘一般只有十三四岁,她们受的糟蹋我都不敢看,经常是七八个日军轮奸她们。这个据点看守很严,谁也别想跑出去。日本兵经常喝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就来糟蹋人。一天晚上,几个带着枪的日本兵,喝得醉醺醺地到我这里来,其中一个手中拿着长枪的日本兵嘴巴叽哩哇啦的不知道在喊些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另外几个就一齐向我扑过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按住,撕我的衣服,在我的身上发疯般地乱抓乱捏,然后他们就争抢着强奸我&&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
邓玉民:这之后,松木就天天要我到他房间里去。有时白天,有时晚上。他每月都强迫我服几粒丸,说是预防病的。和我在一起的几个姑娘,她们也都和我一样。
伍来春:第二天,4个日军又来了,我们正在田里锄草。其中一个日军跟监工哇哩哇啦说了一会,又指着我们这些姑娘,说完他们就走了。中午收工回来,监工找我和其他6个年轻姐妹,并告诉我们从下午开始改变我们的工种,任务主要是筛米、装袋。我们6人被安排住在粮食仓库旁边的一间茅屋里,仓库很大,里面堆满大米和稻谷。我们白天筛米、装袋,晚上就有三五成群的日军士兵来我们住处,先动手动脚调戏,然后强奸,完事就走。白天也来找我们,想要谁就把谁拉去。日东公司职员却很少找我们,要找也只是派工而已。
有时日军也带我到据点供他们开心。据点里日军很多,有100多人。据点里有专门供&日本娼&住的房子。
每个月日军都给我们发预防丸。第一次我服后反应很大,头晕、想呕,全身不舒服。此后,每次发预防丸时,当他们面我假装吞下,其实含在舌底,等他们离开再吐掉。
在粮食仓库我干了半年。这半年中几乎天天都有日军来找,多时三五人,少时一人。其他姐妹的遭遇也同我一样。
黄玉凤:翻译告诉我,没轮到我的劳工时,白天可以在家,但晚上必须到据点陪小队长睡觉,天亮才能回家。我们村离据点近,曹长什么时候需要,都由赖进兴通知。加上赖进兴为了讨好小队长,认他为干爹,很多事都由他跑腿。
天气好的时候,曹长还会带我到河边沙滩上做那事,但多半还是在&日本娼&的房子里。据点里的&日本娼&房是一间大房子,屋内除一条过道外,分隔成五小间,每小间只有一张木板床。曹长带我去不固定哪一间。每次在&日本娼&房里,隔壁同时都有日军在做那事,都会听到呻吟声。
&日本娼&房和日军宿舍距离有50米,中间有通道。天气好,又有月亮的夜晚,日本兵也常拉着女人到河边沙滩上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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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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