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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日本投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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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ID:sanlianshutong『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sdxxc@＊摘自《三岛蜷伏 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前言，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拟。关于日本投降，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流行观点：日本投降是“屈原”（美国原子弹）和“苏武”（苏联红军）之功；日本败于美国，并没有败于中国；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日本并没有投降等。这些说法不仅在当时既已存在，甚至今天仍有流行，不仅为外国人所接受，甚至为我国人所默认。但如果这些观点成立的话，那么1945年日军向中国一次次俯首屈膝、呈递降书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受降会场全景。文|陈占彪纪念胜利并不只是为了“陶醉”。对于中国付出巨大牺牲所取得的全面彻底、伟大光荣的胜利，亦即日本当年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么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1）“屈原”“苏武”论，即日本投降是“屈原”（美国的原子弹）和“苏武”（苏联的出兵）之功。（2）日本未败中国论，即中国的抗战胜利，是在盟军、特别是美国的帮助下取得的。言外之意是，没有美国的援助，光凭中国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日本的，由此就会得出“日本并没战败于中国”的结论。（3）日本有条件投降论。日本的“投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4）日本未降论。甚至有人，特别是一批不甘失败、耻于投降的日本人，自欺欺人地认为日本并没有失败，日本并没有投降。问题在于，上述观点和看法，不仅在当时业已存在，甚至在今天仍然流行，不光为外国人所接受，甚至为我国有些人所默认。《大公报》日刊载的日本投降消息。日本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不仅使得这两座城市遭到灭顶之灾，也让负隅顽抗的日本看不到转机的希望。“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乎与此同时，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表面上看，日本的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然而，客观地讲，这两个因素，“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非“决定了”日本的投降。须知此时日本已处灯油耗尽、灯光如豆之势，两股狂风刮来，自然会加快油尽灯灭的速度。这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的红军，日本也一定会失败投降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时刻，就是日本走向灭亡的开始。如果说，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中国抗日陷入暂时不利的形势的时候，除了部分糊涂蛋（如汪精卫、周作人之流），持有“抗战必败论”外，明眼人（如毛泽东、蒋百里等），都能看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最终结局。当抗战初起，蒋百里先生就讲过“英雄跳，我们笑”的最终结局，逆世界潮流而动，只有自取灭亡之一途而已，只不过，这话应当改为“小丑跳，我们笑”更为妥切。更不用说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初，不要说“明眼人”，就连“瞎子”也能看到“倭寇必然崩溃”的结局。那时，人们在报刊上讨论的话题就不是什么日本是胜是败的问题，而是“几时踏破东京”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时人们关心的不是日本投不投降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了。当时，有人就这样作出“日本绝不能再撑半年”的预言： 与其罗列数字瞎猜，毋宁诉诸常识；常识告诉你也告诉我，日本的军力和军火补充力，对于盟国是无法比拟的，有了这点常识，就能作最后的判断了。就现局看来日，今年的春夏之交，必然有大变..中国的失土尽得尽复，就表示是日本的末日；我不敢想象，到那时盟军是否已经登陆三岛。但无论是或否，日本绝不能再撑半年。这是一个平情的推断，其中并不包括任何突袭。至此，我写下我的结论：几时踏破东京？我说最迟到明年底。〔1〕 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预言帝”。“日本鬼是颇能慎重的，它在日俄战争中，战无不胜，犹偷偷地哀恳别人说和，何况在今天的局面？”〔2〕你“瞎子”都能看出的事情，对日本必亡的感受最为真切的日本人自己何尝不知自家的底细？他们当然知道等待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并做好了接受失败、打算投降的心理准备。事实上，“日本投降前夕，军事上早陷绝境”。〔3〕我们且看一九四六年《益世报》上发表的一则报道，报道称不久前公开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显示，“一九四四年春间，日本海军各领袖已断定日本绝非不能战胜。及至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日皇及其顾问等已决议战争应予以结束，即使依照盟军条件承认战败亦所不惜。”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炸弹，苏联不参战，及盟军不计划攻入日本本土，日本亦将于一九四五年底投降”。〔4〕这一说法在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的覆灭，使得日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经过一番研判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国内之现状，除非实行何等特别新奇之措置，否则战争实无法继续，已极明显，至于列国对日之态度，因德国之崩溃，渐趋强硬，当时并判断，约至九月末，苏联必对日宣战。所以至迟若不以七八月末为目标，作全部根本之动员，完成某种目标之准备，非但保卫冲绳岛困难，即本土决战，亦非易事。”〔5〕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同样吃不消、扛不住，他称：“同时因美国对日之一般空袭，远较日本当初想象为猛烈，故有人观察，纵无原子炸弹，约至九月底，日本青森县以西，全国人口在三万人以上县份，悉将化为灰烬。”在天皇讲话当中，各处不由得发出呜咽的声音。天皇本人也一再挥泪，戴着洁白的手套拂拭两颊的泪水。日的“御前会议”，白川一郎作。更为“奇葩”的是，有日本人认为，美军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对日本来说是投降的天赐良机。“其中亦有认为此为天赐日本结束战争之绝好机会，绝非败于军队，乃败于科学，故虽投降，并非耻辱。”〔6〕冥顽不觉悟，死要面子如此，真是可叹可悲。注意，日本败于“屈原”与“苏武”之说，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死要面子不要命的日本人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他们之失败一则是因为“美人在科学研究上较日人进步”，二则是因为苏联“忘情负义，乘人之危”。“他们不承认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使战争早结束，不承认今天的失败是多年侵略错误的结果，而是冠冕堂皇地硬说他们的投降是由于避免人类大屠杀。”〔7〕事实上，日本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这样的说法，在日本战败之时，便有是说。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吴相湘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公开讲演就对此说进行辩驳。“因如无中国军民之艰苦奋斗八年，尤其是珍珠港事变前后的四年更可珍贵，争取了这一余裕时间，美国如何才有时间从事整军反攻，并使原子弹的研究发展成功？”他指出“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步步为营的后退决战法，才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8〕因此，我们并不是说“屈原”与“苏武”无功，而是说其功在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特别是在保存自己、歼灭敌人上立了大功，但其并非日本是否投降的决定因素。 日本战败于美国，并没有战败于中国? 没有“屈原”和“苏武”，那没有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和协作，中国还能战胜日本吗？持此种看法的人多认为，中国的胜利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取得的，进而得出这样的认识，日本败于美国，并非败于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过去即有，今天亦然，大部分日本人这样认为，一部分中国人也这样认为。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乞降使今井武夫抵达芷江乞降，有记者问他来芷江的感受，今井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代表冈村宁次前来向中国军方呈递投降文件的。在抵达机场上空时看到的人群中，美国人超过中国人。”当时在芷江参与洽降工作的中国派遣军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邱维达、中国陆军总部第四处处长刘措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认为：“此话用意含蓄，日本虽然战败，他仍有不服输之意。”〔9〕今井所云或是事实，“第一招待所里充满了星章的将军，但来接待日本代表的是一位少校，此外仅有师管区的郑司令和担任警戒的新六军的团长，中国方面的人显得特别少，只有警卫的士兵，冷然握着枪杆站立”〔10〕。后来，今井武夫在本人的回忆录中也不无阿Q地称：“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夸耀不败的日本军，觉得并非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胜利的压力，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战胜的实感，对日军的畏惧心理尚未消除。”〔11〕“煮熟的鸭子嘴仍硬”，今井正是代表了这样的一批“不服输”的日本人。日本并没输于中国，在当时，就有部分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九四五年元月《新闻天地》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冯玉祥的《倭寇必然崩溃》，冯一开始就向大家欣喜地报道了三个好消息，一是“东京就要炸平了”，二是“鬼子的兵船大都炸毁了”，三是“鬼子的飞机，大都打坏了”。 接着，他说有人可能要问，“但那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打的呀！那全是人家美国的呀！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同盟两个字。同盟两个字，说得文一点，就是荣辱与共，生死以之。说得白一点，就是露脸同露脸，丢人同丢人。不管同盟国是胜利或失败，都是一样的。”〔12〕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大家正确理解“同盟”之含义，同盟者即不分彼此，美国的功劳就是我们的功劳。这个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一般人还是觉得，“虽然我的朋友一刀将敌人杀死了，但总没有我自己用手指头把敌人的眼睛挖出来痛快”。直到今天，和当时的冯玉祥一样，我们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台媒在批驳“日本‘二战’未败给中国”论时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迅速屈服中国，这是速战速决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一旦无法达成，即为战败”。〔13〕既然日本没有迅速征服中国，那日本就已经败于中国。这样的回答似乎很牵强。事实上，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说法无疑与事实不符，也漠视了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中的贡献。其实，当时丘念台就已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他说： 抗战胜利初期，有些人有意无意地说：日本是给美军方面打败的，中国没有力量对日反攻。显然，这是很不公平和不明事实的说法。我国抗战几个年头，忍受重大牺牲，始终苦撑下去，达成了消耗敌人、拖垮敌人的战略目的。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投入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等于是被长期冻结在一起，这是我国对世界反侵略集团的一大贡献。当日寇战至精疲力竭之际，美国向其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不过只是一道催命符而已！〔14〕 且不说在十四年的抗战中，基本上是中国单打独斗抗击日寇，“独力苦撑达十年之久”〔15〕，消耗了大量日军。更不用说，待到同盟国和轴心国物以类聚，正义和邪恶决战之际，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样的贡献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妄自菲薄？在论及“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之贡献”，何应钦这样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日本军阀侵华肇其端。复由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其初也，仅为中国独力对日抗战，尔后逐渐发展为世界反侵略集团（同盟国）对抗侵略集团（轴心国）之战争；战区则由中国一地，扩张至欧、亚、美、非、澳各洲。但不论其如何演变，中国自始至终，均立于反侵略之最前线，肩负起最艰巨之主力战。故作战时间最长，抗敌牺牲最大；同时对整个战局之影响亦至深，对世界之贡献亦至巨。苟无中国英勇之全面抗战，或战而不能坚持到底，则不特提早日本军阀征服亚洲之时日，且英美各国亦将因无作战准备之余暇，必益增困难。果如是，则人类所遭受之灾难浩劫，实不堪想象，世界历史将重写。〔16〕 但愿别有用心的日人，妄自菲薄的国人，反复品读一下何应钦的这段话。抗日战争胜利时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肖像。因此，在对日战争中中美所起作用中，我们似乎可以说，中美两个主要盟国共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离不开美国一样，美国同样离不开中国，强调任何一方的贡献，而忽视另一方的贡献都是不正确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只看到美国之于中国的援助，没有看到中国之于美国的援助。因此，如果就美国一面而言，是“抗日援中”，那对中国一面而言，何尝不是“抗日援美”。 如果真要在中美抗日中“论功”的话，也有人认为日本是“被中国打败，向美国投降”，持这样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纐缬厚先生，他研究发现：日本向中国战线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向以美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战线。从军费的数量来看，也是向中国战线投入更多。也就是说，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国力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消耗殆尽的。基于历史事实，我把先前的战争定论为“被中国打败，向美国投降”。非常遗憾，现在的日本青年还不具备这样正确的历史认知。日本误以为败给了美国。基于这种错误的历史认知，日本形成了过分依赖美国的态势。〔17〕退一步而论，假使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面对凶恶的敌人，中国就束手待毙、甘为日奴了吗？事实上，在美军正式对日宣战前，中国“单独”抵抗日本已长达十年。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在国庆广播中就说：“真正的胜利，必从持久奋斗中去求，绝不可以侥幸而得，国际的同情，足使我们兴奋，但不可以有所倚赖，我们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所以我们国民必须坚苦卓绝，不顾牺牲一切地精神，要百折不回，奋斗到底。”〔18〕虽说“得道多助”，但要别人只因“道”而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往往是靠不住的。因此，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事实，“于一九三一年日本占我满洲之际，列国曾容许其肇始，洎乎一九三二年，日本轰炸上海闸北居民于睡梦之中，列国实纵容其继续，及今日本再度大举侵略，铁蹄遍踏中国全境，列国竟亦默许熟视无睹”。甚至到了“七七事变”，日本毫不忌讳地宣称要征服中国时，素日将“公理正义”的高调唱得响彻云天的西方文明世界也是若无其事，缄默无语。一九三七年九月，宋美龄在向美国的广播演说中说：“就日本目前在华之行动而论，诸君当能明见日本居心险恶残忍，依照其预定计划进行，数年以来日本无日不在准备征服中国之企图。为达此目的，即完全歼灭我中国人民，亦所不惜，所奇者，列国竟都袖手旁观，无一以为痛痒相关者，其因日本每日宣传虚构事实竟获确信欤？抑或因日本有催眠之技，驱使世界缄默？甚且八月廿八日日本首相近卫之宣言，声称‘日本意在鞭笞中国使其屈膝，不敢再有抗战之精神’，似亦未有任何效果。”〔19〕她对西方世界质问并讽刺道：余今敢问，西方诸国，坐视现此之残杀与破坏，噤无一词，是否可视为讲求人道，注意品德，尊侠尚义，信仰耶稣文明之战胜乎？又试问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一若震慑于日本之暴力，致不敢以一语相诋评，是将不视为国际道德，耶稣信条，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之坠落之先声乎？如果西方各国，对于以上各节，漠不关心，对于所缔条约，轻于放弃，则吾素以怯懦者见称，且连年埋头苦干之中国人，亦只好就其力之所至，抵抗到底，吾人将战斗以迄获得最后之胜利，或战斗以迄至最后之惨败，纵使大好江山，悠远历史，均为碧血所染同归毁灭，亦所不惜。〔20〕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自“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以来，“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进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21〕。“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倘日本不偷袭珍珠港，美国不深受其害，国际社会恐怕还得姑息养奸，袖手旁观，中国恐怕还得“孤独”抗战。国民政府明令对日宣战。不论中国“孤独”抗战胜败前途如何，日本想打败中国、统治中国，且不说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素，单从常识判断，就无异于白日做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发表“总理纪念周”演讲时称： 我们由于对日本阴谋的总检讨，发现了敌人的凶狠，也发现了敌人的狂妄，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样地步？世界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千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至于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22〕一九四二年，胡适在解释“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怎么会有办法对一个强敌抵抗了那么长久的时间”这个“现代的奇迹”时，也说了包括蒋介石曾经说的“常识”在内的五个因素。一是“空间”，中国抗战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一是庞大的人口，“我们充满信心地相信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本绝对无法征服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一是历史性的全国的团结。胡适说，“中国曾在一个帝国，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法律制度，同用一种文字，同一个教育形式和同一个历史文化之下继续不断地生存二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这个团结着的国民生活之延续是任何其他种族、国家或洲陆所无可与之比拟的”〔23〕。胡适所说的亦即“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此两千多年的强大历史文化传统，凭一个岛国的一时嚣张，就能得逞？全民抗战图。图片来自黄声远著《壮志千秋：陆军第五十八军抗日战史》（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1948年版）然而，“暴力主义和常识是不能并立的”。〔24〕患上了统治世界、征服中国狂妄症，迷信武力的日本可悲之处正在于看不到摆在眼前的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和常识，不自量力，最终磕死在中国这堵铜墙铁壁上。 日本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而是“有条件”投降的，这“条件”便是“保留天皇制度”？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最后一条即为：“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面对如此严厉警告，日本以为盟国是吓唬他，开玩笑，等见了“棺材”后，八月十日，走向绝境的日本正式向四强中美英苏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附以“一项谅解”。该“谅解”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广播时至希望以下暂停，至深夜十一时半后始续下列一段）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致。”〔25〕 看来，保存天皇制的谅解，确像是日本的“条件”，而且事实上，天皇制是被允予以保留。得到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载条款，同时希望保留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的通告，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同盟国发表立场，其中有云： 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天皇之国家统治权，自投降之日起，均由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得采取认为必要之措施。 日本国最终之政府体制，应根据《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决定。〔26〕 注意，盟国的答复无非是说天皇及日本政府之统治权均由“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而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至于天皇去留则由日本国民决定。换句话说，天皇也许可以照常做，但麦帅一定要做“太上天皇”。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身居“太上天皇”的地位，日本人不愧是服从强者的典范，“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两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唯一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麦帅是他们最高的统治者，是他们命运的支配者，天皇是他们传统的领袖，是他们民族之酋长”〔27〕。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三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上讨论日本的“后事安排”时，盟国就对日本保留天皇制达成一致意见，而提出保留天皇制的人，不是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人，正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后来和日本干了十来年、对日本宽宏大量，但又被日本耍弄的“蒋委员长”，而且这一提议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赞同。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图为蒋介石于日向全世界广播。何应钦这样说： 此次会议最大之成就，除中国收复东北及台湾、澎湖等地外，厥为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之自由，及日本天皇制度于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决两事。此两项重要问题，均系蒋委员长强力主张，而深获罗斯福总统赞助者。其中保存日本天皇制度一项，其影响最为深远，不但对战败后日本惶恐的民心有镇定作用，而尤要者，为给日本人民以希望及奋斗之勇气，使破碎之日本得以迅速复兴。否则，废除天皇制度，使日本人民精神无所寄托，势必促成日本更混乱。〔28〕 因此无论是 《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本身就不包括铲除天皇制，日本对此自然不了解，于是纠结、烦躁，于是提出一个对盟国来说早已同意，并早已获得一致意见的要求，这个“条件”又算哪门子的“条件”呢？可是，即便如此，盟国的复文亦非永保天皇地位之承诺，“十三日夕，据传美国方面曾广播称：该复文绝非联合国永久保障日皇地位之意。此广播固被一向认为复文为不承认之表示者，视为有力之证据，同时又足以显示保持日本之国体，并非美国而是日本国民本身”。〔29〕奇怪的是，今天我们的认识甚至反不及当时日本人的认识，我们偏要将之视为盟国满足日本条件之表示，进而认为当年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如果要说有条件投降，当初日本的确想提出他们的条件，就在日本挨第二颗原子弹轰炸的时期，他们还在讨论日本到底是“无条件”还是“有条件”投降，他们讨论中的“有条件”投降的“条件”有三： 一、设法交涉占领军不在日本本土登陆。二、在外日军，在当地不采取无条件投降形式，作为自动的撤兵而复员。三、战犯之审判，由日本自行办理。〔30〕 当然这也是以“《波茨坦公告》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地位”为前提。如果说，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话，这才是他们所提的条件，然而，只可惜这三个“条件”，大概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过于奢侈，一厢情愿而已。当然，保留天皇制绝非意味着当时人们就认为天皇是清白无罪的，相反，很大程度上，“天皇制”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因素，当时很多人都主张铲除这一战争精神的“发动机”。在听说日本有要求保留天皇制的“谅解”的第二天，八月十一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投降》，社论称：中、美、英、苏之将拒绝日本希望保留天皇“皇权”的投降，是当然的。波茨坦四强的公告，固未提及日本的天皇制，但公告的精神，显然并未允许日本以维持所谓天皇的“皇权”为条件，而今日本却以不损其天皇“皇权”为条件，那就显然是和波茨坦四强公告的精神相抵触。大西洋宪章固允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政制，却也并未允许各国以怪诞哲学和神话为基础的政制的存在。因为这种以怪诞哲学和神话为基础的政制，正是造成侵略狂心理的因素。日本如果真的希望“迅速获致”免于毁灭的遭遇，那就必须由日本人民自己起来打倒军阀，作完全无条件的投降。须知无条件投降之下，不容掺入任何类似有条件的希冀，提出类似条件的希冀，那就等于没有无条件投降的诚意和决心，也等于没有从毁灭命运中救出自己的勇气。〔31〕 中国共产党也在要求严惩战犯的社论中明确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日皇裕仁，是国家的元首，又是陆海空大元帅，自然也不能逃避对战争应负的责任”。〔32〕《大公报》则称，“‘天皇’是战争罪犯，该彻底推翻。”〔33〕当时，除了一般人抱有“铲除天皇制”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人抱有与蒋介石类似的观点。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野坂铁）提出这样的观点：“天皇不能推诿战争的责任，但直至今日，天皇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尊敬的对象，因此，天皇的存废问题，应由战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之。但假设即使日本人民决定继续保存天皇，这时的天皇绝不能如过去似的，掌握着反民主的、庞大的专制独裁权。”〔34〕而这一观点几乎和此后盟国对日本的答复和改造日本的做法相当吻合。可是，为什么要保留天皇制呢？天皇固然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要看到，在天皇神圣观念长期以来熏陶灌输下的日本人心目中，天皇已成为一般日人的精神依靠和象征，在当时实际情形下，保存天皇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说来可笑，就当时而论，日本虽然“文明开化”了七八十年，但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根本就不是人。“考稽日本史家记述之日本‘天皇’制史实，简直‘天皇’不成一个东西。”〔35〕这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对当时的日人来说却是当然之事，此亦足见日本文化“怪诞”之一面。傅斯年曾说：“日本在维新之初，除去积极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国体明证’的神秘法门。日本之强，是他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个神道狂，因而把日本卷入这个自杀的战争中，便是这神秘法门的效用。难道这是可以效法的吗？”〔36〕正是天皇制下的神道狂将日本推向自杀。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图为满面凄色的日本人，面向皇宫跪地遥拜。将天皇视为神，虽然在外人看来荒谬不经，但在一般日人看来，却深信不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后，“一个帝制的最后残垒仍然阻挡在民主的大道上，妨碍着日本人的进步”，但“日本人久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似乎并不想丢弃这尊业已戳穿了的纸老虎的偶像。日本人至今仍旧尊崇着他们的天皇”。日人对他们的天皇仍是奉若神明，忠心不贰。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忠心也是世所罕见的。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这次战争，以及战争所带给他们的灾祸，是应该由天皇负责的。他们认为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可批评的。多数人甚至并不知道昭和的名字叫裕仁，因为天皇的名字岂是小百姓所可以挂在嘴上的！兵士退伍时要向皇宫告别，乡下人进城时也要向皇宫致敬，甚至代表着天皇的警察也到处受人鞠躬。有一件事是十分奇异的。虽然日本共产党是唯一的主张废除日皇的政党，仍然有许多日本共产党员仍然难以摆脱那种传统思想的束缚，舍不掉他们的天皇。有一位女党员在大会中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主张打倒日皇，可是，说到后来，受不过内心的痛苦，终于当场哭起来了。可怜的日本人，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才能毅然决然地把这尊无益的偶像掷个粉碎呢？〔37〕值得注意的是，保留天皇制显然不是将天皇原样供奉，还要将他请下“神坛”来，因此，我们就能看到，在麦克阿瑟的安排下，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日本昭和天皇“走下神坛”，发表所谓的《人间宣言》，让其自己承认自己是“人”，不是什么所谓的“现人神”（现代人世间的神）。这是后话。 日本根本就没有投降？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性格死硬、倔强，而且自称对“耻感”特别在乎的日本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于是，不敢面对投降，偏不承认投降，就成为部分日本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不承认”固然能自我安慰、自我满足，但却无异于那将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为天下笑而已。据那个曾在马关谈判时刺杀李鸿章的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所云，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性格之差别正在于，倘两国一旦翻脸开打，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见结果，绝不罢休。〔38〕可是对西洋人来说，他们是边打边看，半真半假，随时准备握手言和。他说： 听说西洋的战争，剑戟刚刚相交，连像样的战事都没有，只要认为有讲和的必要就会讲和。如果打了仗，讲和是很容易的。这是和日本人不一样的地方。要让日本人来说，男人一旦拔剑相向，不管是国与国的战争也好，个人间的争斗也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讲和的。意气也是这样，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这就是人生意气催生的行为方式。什么用算盘计算得失，是绝不可能的。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忘不了算盘的西洋人，为了功利，有着可以中途而止的变通之才。这和日本人不一样。为人处世，这种方式没什么大错。但是，由利害所趋而变化融通，不管是目见耳闻都让人厌恶。“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为孟子所笑。〔39〕 客观上，他之所云其实并不错，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主张“刺刀见红，一干到底”，连“和谈”都不肯接受的民族，更遑论什么“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了。可是事实呢？当“二战”临结束之时，日本何尝一干到底，决一雌雄？它不照样觍颜向昔日的仇敌苏俄、今日的敌人中国秘密接触，“乞和”讨饶？只是前者虚与委蛇，非但予其阶梯桥梁，反而厚集重兵，于其风雨飘摇之际，对其作最后一击。至于后者，亦是只闻脚步响，不见人下来。〔40〕 东洋西洋，其实并无差别，乞和也好，投降亦罢，在于形势。甲午之际当日军占上风之际，自然不愿见好就收，当“二战”之末，日本面临毁灭绝境，即使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乖乖就范。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了，可是，他们还要扭扭捏捏，打肿脸充胖子，玩言语的花样，不承认这是投降。我们看看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你可能在其中找出一个“投降”的字眼、半丝忏悔的诚意？还是那个小山丰太郎，他曾特别不满地说，李鸿章等人明明是前来“乞和”，却说是“媾和”。〔41〕可他想不到五十年后，日本同样如此，他们明明是前来“乞和”（“哀求四强允其投降”〔42〕)，却说是“媾和”，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说是“终战”，“为万世开太平”。“而尚令继续交战乎，则不但终将招来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却人类之文明。”图为裕仁天皇投降敕书原版图。这次，天皇接受投降的“玉音”播送了，而且“敕谕”也悬于宫门之外。其子民跪地痛哭，“不胜羞惭”，但其“忍人之不能忍”而“终战”，是“欲为万世开太平”，天皇圣明，“深思远虑”，其子民是不仅“毫无不满之意”，反而“感激涕零”。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东久迩在日本贵族院作演讲时称，“此次战争之结束，完全由于天皇之仁慈，天皇自谓愧对祖先，但已决定拯救其亿万之臣民，先遭困苦与不幸，且为后代子孙奠一和平时代之基础，对于此种仁慈之举动，吾等从未有如此之感动。吾等满含感激之泪，对于陛下至尊之心受尽忧劳，只有谢罪。”〔43〕日本上下臣民亦因感动而涕泣，“举凡营中之士兵，战时工厂之工人，以及穷乡僻野之农夫，莫不为天皇挽救国家免于毁灭浩劫之苦心而感动泣下”〔44〕。一场屈辱的“投降”，居然成为天皇悲天悯人、伟大圣明、追求和平的明证。谁说唯有中国多出阿Q？上至天皇，下至臣民，如此认识，“嘴巴上”不承认失败投降也就毫不为怪了。 可是，不管嘴上承认不承认，心里情愿不情愿，你都得接受投降之现实，履行投降之责任。投降仪式表面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实质上的一种胜利，而在于精神上的一种胜利。对胜利者来说，自然是一种光荣，对失败者来说，一定是一种耻辱。朋友，虽然受降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正义者对残暴者的惩罚和羞辱，但也绝不会是敬烟上茶、宾至如归的。侵略者自然是要为其昔日的穷兵黩武、残暴恶行付出一定代价的。在记者镁光灯、摄影机下，在战胜国威严的目光、自豪的神情中，鞠躬致敬，签名盖章，呈递降书，黯然退场，虽每次投降过程仅二十余分钟，但对降使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度秒如年”，生不如死。对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向人屈膝投降，的确是一件屈辱羞耻、丢人现眼的事。我们且看几个受降细节。在受降仪式中，当日本人向受降代表敬礼时，受降者为表轻蔑起见，一般是不敬礼、不回礼的。因为这不是朋友之间的送迎，而是正义对邪恶的示威。先看盟国与中国对日本的“乞降使”“置之不理”的态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日本降使河边虎四郎中将前往马尼拉乞降时，刚下飞机，“对美上校行礼，然后伸手与上校相握，河边再行前二步，与盟军代表团之威罗贝将军行礼，再伸手欲握，威罗贝置之不理，即向后转而率领一长列难看之日代表登车。”〔45〕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当日本乞降使今井武夫前来芷江乞降时，“今井和参谋两人向萧毅肃等敬礼，萧（毅肃）、冷（欣）以战胜国的姿态并不答礼”。〔46〕 再看盟国与中国对日本“受降使”的态度。九月二日，在美密苏里舰举行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上，所有美国人着军便服，不打领带，不回礼，以示轻蔑。〔47〕九月九日，在南京举行的日本向中国投降的仪式中，担任受降席与投降席降书及文件往返传递的是中方代表萧毅肃参谋长，日方代表是小林浅三郎参谋长。当时记者是这样观察的，“萧传递时并不致礼，冈村起立接受；小林呈递时深深鞠躬，何总司令略略颔首”。〔48〕投降仪式中，美国人不打领带，不敬礼，以示轻蔑。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在南京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几个细节。在受降的休息室，“盟国武官、美国军官、中外记者的休息室都在左侧，日代表休息室在右侧，所不同的，左侧休息室备有烟茶，右侧有茶而无烟。”问题是，他们有抽烟的心情吗？我们再看看那些闻名于世的受降图片，可以看到，受降席宽桌高椅，五位受降官个个庄严雍容，而投降席则是窄桌仄位，七位投降者人人凄惶忧戚。有细心的记者看到，“受降投降席都在台下正中，相对而坐，所不同的，受降者坐丝绒椅，而投降者坐木椅”。〔49〕如此高下尊卑之布置，盖身份、场合不同之故。当日本投降代表进场向中国受降者致敬后，何应钦宣布，“摄影五分钟”，大庭广众下，被人展出，示众鉴赏，这五分钟好熬吗？他们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后来日本降使退场时，“只见冈村绷着脸走，内心似有无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后了两步，形容惨淡，几乎要哭了！”〔50〕 人都是要面子的，更何况对这些代表一个国家和军队的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初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时，“尊为上将”的降将冈村宁次就是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纡尊降贵”拜访冷欣，让今井武夫手持名片前来问候，冈村以名片来访，冷欣以名片回敬，经过多次往返商议，最后，冈村才到铁道部官舍，而不是前进指挥所办公处，拜会冷欣。谁说冈村的脸面不重要？可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让他俯首呈降，其心情果能如其表面所示波澜不惊乎？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用印。当然，无条件投降并不是签降仪式上受一点“委屈”那么简单，这都是“皮毛”，只是“序幕”，后面还有“占领”“统治”“改造”，直到大家认为它确实“改邪归正”，真正“悔过自新”，才算告结，当然，日本是否归正了，是否自新了，这是另话。再举一例，自九月九日日本向中国递呈降书后，从这时起，投降的全部日军悉归民国政府节制指挥。“降书”规定，投降的“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所有日本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项命令之责”。〔51〕同时冈村接受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 中规定，“在中国境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所有一切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本委员长无条件投降。凡此投降之日本部队，悉受本委员长之节制，其行动须受本委员长或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之指挥”。倘有日军不服从命令，则予以惩治。“本命令所规定之各项，及本委员长之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发布之命令，日军及日军控制下之一切文武官员及人民，须立刻敬谨服从，对于本命令或此后之命令所规定之各项，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或经本委员长或何应钦上将认为有妨碍盟军情事，将立刻严惩违犯者及其负责之军官。”〔52〕 九月十日，投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时说，“只要你能切实服从我的命令，遵照我方各种规定，相信完成你一切善后任务甚为容易。”“此后规定命令系统，我各战区长官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可下令于日军各方面军司令官及军工，至于我各战区长官及方面军司令官以下之指挥官，当以我高一级的军官下令于日军低一级的军官。”〔53〕并给冈村下达了一号命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其中规定，日本军队“完全受本总司令节制指挥，不受日本政府之任何牵制”。“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并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本总司令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54〕日方将日军在华兵力配置图交呈萧参谋长，并听候裁处。这时，数百万日军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再听命于日皇及军部，而完全听命且服从于中国政府和军队。这可是我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曾有过的事情？这可是曾经骄傲蛮横、罪行累累的日本军人的光荣？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告诉部分健忘的、甚至是在阿Q式的自我安慰中自欺陶醉，在嘴巴上“否认日本投降”的日本人，投降不仅是事实，而且是“耻辱”的。投降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能从应得的“耻辱”中吸取教训，而是一味用语言制造出未降之迷幻，在此迷幻中拾回那虚假的颜面。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假使以上关于日本投降的四种看法成立的话，我们可以问：如果说日本投降归功于“屈原”与“苏武”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败于美国，并非败于中国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并未投降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可以说，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当年的命令文书、投降现场集中展示出来的目的，正是要将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铁的事实摆出来，以澄清和驳斥这些似是而非的、甚至颠倒黑白的错误认识。〔1〕周天辉：《几时踏破东京？》，《新闻天地》1945年第1期，第7页。〔2〕傅斯年：《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90页。〔3〕这是《良友》杂志1945年10月号的一个标题。《良友》第172期，1945年10月号，无页码。〔4〕《美调查团公布日投降酝酿经过，一九四四年大局已定，即无原子弹亦必投降》，《益世报》日，第4版。〔5〕［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90页。〔6〕［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96页。〔7〕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二）》，《大公报》日，第3版。〔8〕吴相湘：《爱国忧时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6—107页。〔9〕邱维达、刘措宜：《国民党受降片断回忆》，向国双主编：《芷江受降》，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9页。〔10〕时集锦：《芷江受降记》，向国双主编：《芷江受降》，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54页。〔11〕［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12〕冯玉祥：《倭寇必然崩溃》，《新闻天地》1945年第1期，第1页。〔13〕台媒：《驳“日本‘二战’未败给中国”论与军力强弱无关》，日。〔14〕丘念台：《我的奋斗史∶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299—300页。〔15〕 何应钦：《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之贡献》，《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7页。〔16〕何应钦：《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之贡献》，《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17〕［日］纐缬厚：《不承认侵略历史的“第二罪”》，《人民日报》日，第3版。〔18〕蒋介石：《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国庆日广播演说），《蒋委员长讲：抗战到底》，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7月版，第36页。〔19〕宋美龄：《为条约之尊严而战》，《蒋委员长讲：抗战到底》，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7月版，第63—64页。〔20〕宋美龄：《为条约之尊严而战》，《蒋委员长讲：抗战到底》，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7月版，第71—72页。〔21〕胡适：《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0页。〔22〕蒋介石：《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日），张其昀主编：《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版，第1088页。〔23〕胡适：《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74页。〔24〕胡适：《一个民族的自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25〕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月，台北：台湾“国史馆”1988年版，第136页。〔26〕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月，台北：台湾“国史馆”1988年版，第173页。〔27〕贾鹏飞：《东京小报告》，《新闻天地》第12期，第8页。〔28〕何应钦：《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之贡献》，《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185—186页。〔29〕［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109—110页。〔30〕［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100页。〔31〕社论：《论日本投降》，《中央日报》日，第2版。〔32〕社论：《严惩战争罪犯》，《解放日报》日。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33〕社论：《是投降的时候了！》，《大公报》日，第2版。〔34〕《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同志关于波茨顿宣言及天皇问题的声明》，《解放日报》日，第2版。〔35〕关稼农：《战后之中国》，中华出版社1943年版，第131页。〔36〕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81页。〔37〕张德乾：《今日的东京》，《旅行杂志》第20卷第1期，1946年1月，第60—61页。〔38〕这也是他当初在日军占上风的情形下，梦想直捣京师，“惩戒”那“半身不遂的老大国民”，不惜陷其国家于卑鄙无耻之指责，决定枪击李鸿章，破坏和谈的主要动机。〔39〕［日］小山丰太郎：《旧梦谭》，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3页。〔40〕1945年初，“为了促成日华和平会谈的目的”，今井武夫就积极和何柱国、顾祝同两条线接触联络（可参见［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41〕“实际上不过是乞和使，但名义上还充着场面，叫媾和使。”［日］小山丰太郎：《旧梦谭》，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2页。〔42〕社论：《论日本投降》，《中央日报》日，第2版。〔43〕《东久迩议会演说，报告战败的惨象》，《大公报》日，第3版。〔44〕江肇基编：《日本帝国的毁灭∶纪日本投降始末》，昆明：扫荡报社1945年版，第18页。〔45〕江肇基编：《日本帝国的毁灭：纪日本投降始末》，昆明：扫荡报社1945年版，第24页。〔46〕邱维达、刘措宜：《国民党受降片断回忆》，向国双主编：《芷江受降》，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9页。〔47〕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November1945,p.521.〔47〕宋小岚：《中国战区南京受降记》，《新闻天地》1945年第8期，第7页。〔49〕《南京晚报》记者：《南京受降礼花絮》，《田家半月刊》第12卷第5、6期合刊，第19页。〔50〕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00页。〔51〕《日本投降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1945年版，第82页。〔52〕《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1945年版，第84—88页。〔53〕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1945年版，第103—105页。〔54〕《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1945年版，第89—90页。《三岛蜷伏 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 陈占彪/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7月----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ID:sanlianshutong▲长按二维码即可订阅----▲和友人交流，点击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回复好文，阅读更多专题文章▼想读《三岛蜷伏 日月重光》，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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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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