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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市A股的实证分析
盈余信息无疑是公司财务报表信息中最综合的信息之一，在日常运用中已经得到广大信息使用者的较多青睐，公司的盈余质量也逐渐成为广泛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的焦点。盈余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相关决策、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影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盈余舞弊案件的屡见不鲜，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盈余数量，而且更加重视盈余的质量。　　已有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会对公司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司高管以及高管变更，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由于存在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司高管的会计寻租行为，使得高管变更很难实现提高盈余质量的预期效果。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中，公司治理缺乏有效性，经理人市场仍然不完善，当地政府过多干预等复杂背景下的高管变更更加可能导致公司的盈余质量的降低。　　本文从高管变更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相关研究，通过结合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背景，分析公司高管的选择和变更过程中的高管动机与高管行为，关于公司高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不仅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盈余质量的重要性和盈余质量提高的必要性，而且对加强对高管变更过程的监管的有效性、加强经理人市场建设、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广大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的保护等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通过对现有关于高管变更和盈余质量的文献进行评述，提出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如缺乏关于高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细分研究、缺乏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等。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本文从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以及会计寻租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从离任高管和继任高管两个角度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为了检验前面的理论研究结果，本文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然后利用截面修正琼斯模型的扩展计算出了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分别对上市公司在发生高管变更公司时，是否对盈余质量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上市公司在发生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与董事长单独变更、总经理单独变更的情形下相对比，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上市公司在发生高管变更时内部聘任者和外部聘任者，是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上市公司在发生高管变更时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是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在研究模型中，控制了多种因素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从高管变更的角度对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过程的监督与管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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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许静静；吕长江；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性质和盈余质量的关；关键词：家族企业；高管性质；盈余质量；一、引言；家族企业作为一类重要的经济组织，在社会经济中的作；etal.,2000）；截至2008年底，不包括；Alietal.,2007;Chenetal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许静静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性质和盈余质量的关系。本文以年度最终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的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对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本家族成员出任高管的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盈余质量。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家族企业高管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作为一类重要的经济组织，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标准普尔500公司中1/3是家族企业（Anderson,Reeb,2003）；东亚地区有2/3的上市公司是家族企业（Claessens
etal.,2000）；截至2008年底，不包括当年上市的公司，中国内地地区家族上市公司已达到400余家①。家族企业自身特殊性及其在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加上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使得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和信息披露问题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Wang,2006;
Alietal.,2007;Chenetal.,2008；马忠、吴翔宇，2007）。鉴于高管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那么家族成员担任高管是否影响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
国外对于家族企业信息披露的研究通常是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进行对比（Wang,
2006;Alietal.,2007;Chenetal.,2008）。Wang（2006）和Ali等（2007）都以标准普尔500公司为样本，发现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盈余质量。国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司绩效、企业价值方面（苏启林、朱文，2003；谷祺、邓德强、路倩，2006；许永斌、郑金芳，
2007），对其盈余质量的研究并不多见。马忠、吴翔宇（2007）研究了家族企业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发现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越大，自愿性披露程度越低，而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任职与否对自愿性披露程度并无影响。王俊秋、张奇峰（2008）研究了家族企业的“掏空”行为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掏空”行为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与盈余信息含量显著负相关。可以看出，国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关注的都是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家族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内大多文献对家族企业的研究都是根据最终控制人标准而对所有家族企业不加区分进行分析，然而Schulze等（2001）在对家族企业代理关系的研究中，提出家族企业是连续分布的系列，有必要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研究；王明琳、周生春（2006）对家族企业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的研究中，将家族企业划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及非创业型家族企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创业型家族企业主要面临第一重代理问题―――业主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主要面临着第二重代理问题―――控制性家族和分散的社会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支持了Schulze等（2001）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研究的结论。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32002），上海市哲学社会基金（2008BJB021），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项目（06JA630016）的资助。当然，作者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错误负责。
《管理世界》(月刊)
2011年第1期
因此，与以往文献不同，本文将关注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研究高管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之所以以这类家族企业为对象是因为：（1）以往文献已经论证了对家族企业分类研究的必要性；（2）本文认为最终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相对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将企业视为家族长期财富予以经营及传承，从而使得此类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同于一般家族企业；（3）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家族企业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从而有着比较稳定的研究基础。鉴于公司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第一层与第二层代理成本。首先，理论上，相对于第一层代理成本，家族企业存在更严重的第二层代理成本；相对于第二层代理成本，与控股股东相比，公司的盈余质量主要受公司高管的直接影响，第一层代理成本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更明显。其次，基于我国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目前大多处于第一代，第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更倾向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关注，使得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动机减弱，降低了第二层代理成本，这样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代表所有股东利益的控股股东与基于自身和职业考虑的公司高管之间的第一层代理成本问题。第三，如果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使得高管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相一致，降低了第一层代理成本。综合起来，相对于其他企业，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企业的代理成本较低，公司的盈余质量较高。
本文首先选择最终控制人在样本年度2004~
析和假设提出；第三部分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稳健性测试；最后为文章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家族企业的两层代理问题和盈余质量现代企业存在两种代理问题。第一种是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Demsetz,Lehn,1985;Jensen,Meckling,1976;
Shleifer,Vishny,1997）；第二种是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Fama,Jensen,1983;Morck,
Shleifer,Vishny,1988）。家族上市企业同样也存在这两种代理问题，但由于家族企业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这两层代理问题在家族企业有其自己的特点。
对于第一层代理问题。一般来说，家族持有上市公司大量股份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股东，因此在对管理者的监督方面，家族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不会像分散的小股东那样在监督管理者时采取“搭便车”行为（Demsetz,Lehn,1985;Alietal.,2007）；其次，家族对上市公司整个运营情况十分了解，有能力发现管理者为了自利而采取的不利于公司的行为，从而可以有效地监督管理者的行为（Anderson,
Reeb,2003;Wang,2006）；再者，家族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有着较长的投资眼光和投资决策，可以发现管理者较短视的投资行为（James,1999;Alietal.,
2007）。可以说，家族对管理者的监督是有效的，正因为如此，通常相对于非家族企业来说，家族上市公司的第一层代理问题相对较低（Alietal.,2007;Chen
etal.,2008）。
对于第二层代理问题。一方面，家族对上市公司有着绝对控股权，且通常情况下，家族在企业的控制权大于其现金流权，从而使得家族控股股东有动机剥夺其他小股东的利益（Fan,Wong,2002;Ali
2007年间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然后对由本家族成员出任及外聘经理人出任的两类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进行比较。相对于外聘高管来说，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会大大减轻企业的第一层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了公司的盈余质量。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对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家族企业公司，高管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对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会带来更高的盈余质量。研究结果说明高管性质的重要性对家族企业盈余质量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在家族企业内部来看，仍然是第一层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要高于第二层代理问题的影响。
文章下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相关理论分
etal.,2007）；另一方面，家族股东比其他股东更了解企业运营（Wang,2006），加之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使得家族控股股东有剥夺其他股东的能力，比如可以从事某些有利于家族集团的关联交易等（Aliet
al.,2007）。因此，家族类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及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相分离导致家族控股股东有剥削非控股股东的可能性，从而使得相对于非家族企业来说，家族企业第二层代理问题较严重（Morck,
Shleifer,Vishny,1988;Alietal.,2007）。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家族企业由于自身的特性使得其第一层代理问题较小，而第二层代理问题较严重，这两层代理问题又同时影响着家族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从第一层代理问题来看：由于家族控股股东可以对管理者实施强而有效的监督，家族企业并不十分依靠会计报告对管理者实施监督，因此，会计报告因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动机而被操纵的可能性就较小。Chen（2005）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基于盈余的CEO的薪酬较低，所以管理者因为薪酬与盈余挂钩而操纵盈余的动机不强（Healy,Palepu,
其次，我们增加“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这一条件加强了公司对长期价值的需求。对于最终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家族企业来说，我们不能断定变更后新的家族控股股东是否追求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但至少可以说变更前的家族控股股东在后期对企业目标的定位已经发生改变，家族股东已经不再将企业看成可以予以传承的家族财富而追求其长期稳定发展，否则也不会发生控制人变更。所以相对来说“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这一条件在保证一个稳定的研究基础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本文的研究样本是追求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家族企业。而当企业的目标是长期、稳定的发展时，第二层代理问题在这类企业并不突显（王明琳、周生春，2006）。
第三，相对于外聘高管，本家族成员出任高管，将大幅降低家族企业的第一层代理问题。因为高管是本家族成员，且是家族财富的传承者，“资本所有者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时，会更加诚实、可信、尽职和勤奋；相对而言，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更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营才能并从事过度投资”（张维迎，
2001;Alietal.,2007）；家族对企业运营情况较清楚，可以较容易地发现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做法，并能觉察到管理者的短视或自利行为对报告的操纵，因此，管理者操纵盈余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从第一层代理问题看，家族企业有着高的盈余质量。从第二层代理问题来看：家族企业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在企业经营等方面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使得家族企业有动机和能力操纵会计盈余以实施自利行为（Fan,Wong,2002;Francisetal.,2005），比如隐藏某些有利于家族集团的关联交易信息等。所以，从第二层代理上来看，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较低。
1995）。同时相对于外聘高管的家族企业来说，本家族成员担任高管可能存在第二层代理问题，因为此时高管与大股东都是家族人员，会更有能力侵占非控股股东的利益。但基于前文的分析，鉴于我国家族企业尚处于第一代在位阶段以及我们增加的“最终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条件，降低了我国家族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
此外，由对Wang（2006）及Ali等（2007）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第一层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要大于第二层代理问题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二）家族企业的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以上我们讨论了家族企业两层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理论上，相对于第一层代理成本，家族企业存在更严重的第二层代理成本；相对于第二层代理成本，与控股股东相比，公司的盈余质量主要受公司高管的直接影响，第一层代理成本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更明显。
下面我们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背景，分析我国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的关系。
首先，中国的家族企业大多处于第一代即创办人在位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地向第二代交棒（刘学方等，2006），而创办人在位意味着此时企业的目标是长期稳定的发展，创办人希望可以将企业作为家族财富予以传承。在这样的企业目标下，第一代家族企业创始人更倾向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关注，使得公司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动机减弱，降低了第二层代理成本，这样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代表所有股东利益的控股股东与基于自身和职业考虑的公司高管之间的第一层代理成本问题。
H：高管性质对家族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更高。
Wang（2006）及Ali等（2007）关注的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盈余质量的比较，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家族企业内部高管性质对家族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相当于是将Wang（2006）及Ali等（2007）的外部比较延伸到家族企业内部的比较，分析是否在家族企业内部，第一层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仍然大于第二层代理问题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同时更重要的是检验高管性质的重要性。
《管理世界》(月刊)
2011年第1期
给出了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家族企业行业分布较广，跨证监会12个行业中的10个，采掘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没有样本。其中，制造业样本占绝对多数。
表2给出了样本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基本信息，这里的高管定义是企业年报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一表中出现的所有高管类别，即该表中有家族成员则MA=1，否则为零。由表2可知，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样本占绝对多数，其中，高管类别中以董事长为最普遍，既是董事长也是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情况也达到了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1．样本
本文选取了年度中国内地的家族企业样本。样本的起点缘于2004年开始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最终控制人产权及控制关系图，这样可以较方便和准确地知道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否是个人或家族以及方便查看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本文参考了谷祺等（2006），马忠、吴翔宇（2007）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视为家族企业：（1）最终控制权能归结到一个自然人或一个家族；（2）该自然人或家族对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控制权②；（3）最终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在满足这3个条件之后再删除以下样本：（1）4年当中最终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公司样本③；（2）缺乏控制权或现金流权计算条件的公司样本；（3）金融保险业公司样本；（4）数据缺失样本。最终样本592个，表1
12.84%。这与本文的样本有关，本文的样本是4年中最终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家族企业中，75%的样本是本家族企业成员担任高管（并且管理者多数是创始人自己），其中又有
79.73%担任的职位是董事长。由此可知，在这样的家族企业中，出于对家族长期发展和价值实现的重视及对外人的不充分信任（储小平，
2002；储小平、李怀祖，2003），企业常常让本家族成员亲自参与管理。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分别采用异常应计、会计稳健性、盈余反映系数（ERC）作为盈余质量的衡量指标（Fan,Wong,2002;Wang,2006;Aliet
al.,2007）。
（1）异常应计模型。本文采用Wang（2006）中异常应计的模型。
变量：ACCt为t期的总应计除以t期的平均总资产，总应计等于净利润减去当期经营现金流；CFOt为t期的经营现金流除以t期的平均总资产；DCFOt：当CFOt-CFOt-1&0，DCFOt=1，否则等于0；ABS（ACCt）：回归1的残差的绝对值，用来表示盈余管理的程度或盈余质量的高低，值越大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严重或盈余质量越低④。MA：表征家族成员是否担任公司高管的虚拟变量，家族成员担任高管时，
MA=1，否则=0；CV：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即控制权―现金流权⑤，值越大表明分离度越大；ROA：公司总资产回报率；LEV：公司资产负债率；SIZE：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GROWTH：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INS：机构持股比例；SHARE2~5：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LOSS：净利润&0时，LOSS=1，否则=0。根据以往文献（Beckeretal.,1998;Reynolds,2000;Cheng,2005），控制变量包括两权分离度CV、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破产风险LEV、LOSS、成长性GROWTH，此外还有其他所有权变量，如机构持股INS（Wang,2006;Alietal.,
2007），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2~5（马忠、吴翔宇，2007），这两者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中国上市公司研究
都会影响公司的监督机制，从而影响控股股东对盈余的操纵。该模型关注MA的系数和其系数的正负，若MA系数为正，表明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盈余质量差于非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否则反之。根据假设，本文预计MA系数为负。
（2）稳健性。本文的稳健性模型采用的是Basu（1997）中的损失持续性模型⑥。
变量：RETt：调整市场回报后的公司当年5月至次年4月的年度回报率；EPSt：年初股价调整后的每股盈余，即EPSt/Pt-1；MBt：每股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市场对盈余反映越大，表明盈余信息含量越高，质量越高。该模型关注的是
MA交叉项的系数，若MA交叉项系数为正，表明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好于非家
变量：△NIt为t期净利润变化量。等于平均总资产调整后的t年度相对于t-1年度的净利润变化量。D△NIt-1表征△NIt-1是否小于零的虚拟变量。若
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否则反之。根据假设，本文预计MA交叉项系数为正。
3个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对于在3个模型中都出现的控制变量
△NIt-1&0时，D△NIt-1=1，否则=0。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在稳健的会计报告下，由于对坏消息的及时确认，使得负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弱于正的盈余变化的持续性。该模型关注MA交叉项的系数，若系数为负，表明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的盈余质量高于非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否则反之。根据假设，本文预计MA交叉项系数为负。
（3）盈余反映系数ERC。本文采用下面的模型进行ERC的检验。
表3变量描述性统计
LEV、SIZE、INS、SHARE2~5，我们给出的是在ERC模型中的描述性统计，因为在另两个模型中这4个控制变量相当于是ERC中的子集。对于只在其中两个模型中出现的变量，如ROA、GROWTH、LOSS，我们则分别报告了在各个模型中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4我们针对MA给出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
PanelA给出的是两类家族企业的异常应计的列示；PanelB分别对高管是家族成员和高管为非家族成员的家族企业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进
行列示。由PanelA，从异常应计的均值中值四分位数来看，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都略小于非家族成员担任高管的家族企业，但这种描述性统计上的差距并不显著。由PanelB可以看出，就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来说，不管是均值、中值还是四分位数，高管为家族成员的家族企业都小于高管为
表4高管性质与异常应计、现金
流权与控制权统计表
注：异常应计回归方程1需要用到次年经营现金流CFOt+1，因此只能用年的样本回归，故样本数为444。同样，稳健性模型要用到t-1、t-2期的净利润，所以最终样本只有29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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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
日期：作者：编辑：lgg点击次数：3销售价格：150元论文编号：lw059252论文字数：38569&论文属性：硕士毕业论文论文地区：中国论文语种：中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企业并购经过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横向整合、20 世纪 20 年代的纵向整合、20世纪 60 年代的混合多元化并购、20 世纪 80 年代的杠杆收购、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的跨国并购五次浪潮的飞速发展之后，已然于 21 世纪初期进入了第 6 次全球性跨国并购浪潮。相比于以前的 5 次浪潮，此次浪潮中的并购集体体现出了一些新特点：能源类并购越来越多，尤其是不可再生性能源如石油类并购日益增多；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开始反过来被最早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公司并购，比如：2010 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2011 年，万华实业集团收购匈牙利化工公司宝思德；2012 年，万达集团收购第二大电影院线集团 AMC 娱乐控股公司；2013 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尼克森公司等案例。企业并购作为企业资本运营的主要方式之一，具有强大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从并购的效率理论来看，成功的企业并购行为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效率，但是从并购绩效上来看，发生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经营效率与行业上市公司同期经营效率相比，收购方经营效率都是下降的。既然并购行为的发生并不总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产生理想的效果，那么上市公司还不断地进行并购，意欲何为?无疑，在上市公司并购期间中的财务问题己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题。通过统计调查发现近些年很多学者从事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其中很多研究对盈余质量进行了大量关注。伴随着经济市场全球化，很多跨国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普遍较低,存在严重的盈余管理现象，甚至财务舞弊现象。这些研究着重从国家制度结构差异的角度来探讨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而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质量经验研究中介入最多、程度也是最深的一个落脚点。这不仅反映了盈余质量是最综合、最重要、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信息点，同时也代表了盈余质量就是会计信息质量最直接、最根本的反映和测量工具。另一个是公司治理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存在内部人控制、监事会监督不力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了大股东挪用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控股股东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市场操纵等现象的发生。受以上观点的启发, 在我国内部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本文利用企业并购这一对企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低频事件来探讨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丰富和增进人们对新兴市场中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第二节 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标
本文以企业并购为研究背景，并购公司的盈余质量为研究目标，探讨企业并购对主动发起并购行为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此外，本文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公司治理，分析其对治理有效性本身以及企业并购对盈余质量的进一步影响。本文采用规范性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印证解释，逻辑严密，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层深入展开。最后基于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现状，提出适合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优化盈余质量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内容
本文按以下研究路径逐步展开，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述本文写作背景及研究意义，其次对研究框架和研究流程进行说明。第二章为相关研究文献回顾。首先对企业并购对公司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现状进行国内外对比分析，接着对企业并购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现状，以国内外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分析，最后对公司治理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国内外比对。第三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介绍。对企业并购、公司治理以及盈余质量相关基本理论进行概述。第四章为研究设计。根据第二章及第三章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确定本文样本，样本数据、研究变量及适用模型 ERC 模型及 BL 模型。第五章为实证结果分析。首先是描述性统计分析，接着是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后是稳健性检验。第六章为本文结论、建议及本文的创新与局限。首先对文章研究进行总结，接着对本文局限之处进行说明，并展望今后研究方向，最后根据之前的实证结果，结合当前我国并购企业的状况，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并购公司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盈余质量。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
第一节 企业并购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综述
DeAngelo[1]（1986）基于 64 所美交所并购公司案例进行了盈余管理研究，认为盈余数字影响 MBO 收购估价，但是分析结果并不显著，为取得实质性证据。Perry 和Williams[2]（1994）在 DeAngelo 的研究基础上，结合 Jones 模型研究了美国 年间的并购公司，研究发现并购公司在发出收购公告之前，DA 值显著为负，表明并购公司有向下操作盈余数据的行为。Y woody Wu[3]（1997）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实施MBO 前一年的利润增长严重低于行业平均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下跌，可以看出 MBO 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Easterwood[4]（1998）认为在管理层收购，敌意并购等事件中，公司经理人为达到利益最大化，在控制权发生转移之前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Eddy and Taylor[5]（1999）基于上市公司经验证据，研究在遭到并购时管理层建议是否与盈余管理假设相一致，但没找到目标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Shleifer 和 Vishny[6](2003)在研究中指出财务决策与并购绩效息息相关，当管理层认为公司价值的改变对并购有益时，可能就会选择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以增加公司的价值。Scott I. Meisel[7]（2007）以美国
年间 70 家发生并购的银行为样本，运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发生的前一年与前两年相较于并购的前三年和前五年，并购银行盈余管理的幅度在逐年下降。RaunaqS.Pungaliya[8]（2009）以
年 1719 家并购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大样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现金支付方式并购，股权支付方式并购中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显著，操纵性应计利润 DA 值更高，并且盈余管理程度越深，并购交易的时间较长。ClaudeFrancoeur[9]（2012）以加拿大并购公司为样本分析并购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表明，加拿大法制监督体系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工作比较到位，使得并购公司在并购前虽然存在避免股权被稀释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但是盈余管理程度并不明显。Mouna Njah[10]（2013）研究了并购公司案例，探讨并购过程中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公司在并购发生前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但是当并购公司股东里存在机构投资持股时，由于活跃的机构投资者发挥监督作用，使得主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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