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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腐败何以共存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美）魏德安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2月　　11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省副省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这是以来被打倒的第13位省部级贪腐“老虎”。腐败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深度研究中国腐败问题15年的学者魏德安探讨中国腐败问题的著作《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由引进出版，这部著作开创了外国学者全面解读中国腐败问题的先河。　　常见观点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魏德安却在其著作中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即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专家，魏德安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他同时认为，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精彩选摘　　中国现阶段腐败非体制性弊病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显著矛盾。　　我提出的结论一方面基于对腐败的定性分析结果，另一方面基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包括孙岩、公婷、郭勇。需要指出的是，我吸收、借鉴了两种论点。　　首先，第一个观点是，随着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化及经济结构不断调整，腐败随之加剧、演变及异变。　　根据公婷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为腐败创造了一系列新条件，导致腐败态势严重恶化。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腐败主要表现在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套利，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措施为官员在房地产、金融、商业等领域谋求私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为偷税漏税、金融诈骗、操纵股市及走私创造了新机会。　　此外，随着经济增长，腐败从“个别化的权力滥用”演变成了她所定义的“集体腐败”。在这种腐败中，贪官与其盟友能够攫取更多的非法收益，并为彼此撑起了“保护伞”，降低被曝光的风险。因此，中国现阶段的腐败是改革的动态性结果, 而非某种形式的文化产物或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弊病。　　但并不是说文化及体制不重要。显而易见，文化因素（比如关系）以及注重送礼与宴请的文化传统就为腐败创造了一张滋养的温床，在这个环境中，社会交往与腐败的界限被模糊化，而且很容易被超越。　　其次，我借鉴了孙岩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腐败不只是一种政治弊病，还是官员为了谋求私利滥用公共权威的复杂行为。与孙岩的观点类似，我也认为不同形式的腐败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对经济的破坏性也各异。　　对于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快速增长为什么能在中国长期并存，我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孙岩、公婷等人的观点。我比较认同一种传统观念，即腐败本身绝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中国特色的腐败”与其他国家的腐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逐渐为腐败创造了新条件，而且改革的深化导致了腐败态势的恶化，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突出。在一些情况下，腐败能够让官员从经济增长成果中谋求私利，而且获得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成为他们努力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帮助企业主扩大收益的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很多腐败的形式都属于掠夺性腐败，这类腐败必然会妨碍经济活动。虽然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腐败侵蚀经济成果，而且随着腐败问题恶化，会逐渐侵蚀经济体的“肌肉”乃至“骨髓”，但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是，腐败侵蚀经济增长成果，却是集中在某些能够获得巨额“意外利益”的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改革导致某些有价值的资产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市场上，由于国家管制下的价格偏低，而市场价格节节攀升，就会给腐败官员提供了极大的渔利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腐败不仅局限于把国有资产转移过程创造的部分收益一次性地输送给官员，而且在很多地区，管理体制不透明、不一致，经常出现武断的行政指令，这就使得那些不直接参与资产转移的官员也有机会从收益中分一杯羹。然而，在这些情况下，腐败官员是在国家资产转换为市场资产的过程中榨取新增收益，而不是榨取现有的价值。　　中国的腐败不仅包括广义上的腐败，还包括严重的、过度的掠夺性腐败，但其经济依然能够实现快速增长。我对于这个现象的解答分为三点：第一，在腐败问题恶化之前，中国已经开展了几轮经济改革，中国经济长期遭到压制的潜力得到了释放。经济改革之后，腐败才开始恶化，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决定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方式；第二，腐败侵蚀的不是现有的价值，而是价格双轨制催生的新增价值，即原本估值严重偏低的资源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后所催生的新增价值；第三，随着腐败日益恶化，中国开始反腐斗争，虽然这种反腐斗争并不完善，且效力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腐败，防止其恶化到失控的地步。　　（节选自《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魏德安　　现任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曾在大学、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著有《从毛泽东到市场：寻租，地方保护主义，中国的市场化》等著作，其文章经常被刊登在《中国季刊》、《中国评论》、《当代中国》等报刊上。　　专家点评　　看《双重悖论》　　理解中国腐败问题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近年来，中国的腐败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为什么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能与腐败并存的谜团招致不少争议。魏德安在《双重悖论》一书中做了一个一直以来令人期待的尝试，他提出了对为何中国经济的发展能与腐败并存的解释。　　魏德安认为，一般来说，腐败会危害经济增长并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中国的情况则较为独特。中国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侵蚀经济增长的主体收益，而是在经济发展的边缘滋长，腐败官员的获利主要来自改革所创造的新价值。　　魏德安从一个实用性的概念框架着手对这一核心观点展开论证。他把腐败分成“掠夺性腐败”和“发展性腐败”两个主要类别。通过比较分析这两个腐败类型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国家或地区，描述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复杂的互动脉络。他认为，如果腐败以掠夺性的形式出现，就会蚕食经济，而发展性腐败则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某种刺激作用。随后，魏德一步对中国出现的“双重悖论”进行分析。　　首先，腐败和增长的顺序问题值得注意。他指出，在中国，腐败的蔓延稍迟于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腾飞前，腐败并未猖獗至阻碍经济发展的地步，而在改革势头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之后，腐败问题才逐步恶化。　　其次，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腐败已不断商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腐败的形式更多的是腐败官员与非法商业利益之间实际利益的交换，因此，腐败变得“更具寄生性而非掠夺性”，因为其“寄生”于经济的增值部分而非经济命脉之中，不会损害经济的发展。　　最后，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反腐措施已发挥一定的效力，使腐败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魏德安的这部著作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文献。该书论点清晰，论证周密，实证数据丰富。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读者可能对该书中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令人堪忧的腐败状况之间关系的分析感兴趣，而更多的读者则会被书中关于如何理解和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论述所吸引。无论对哪一类读者而言，阅读该书都会带来思考、启迪和收益。　　（该文是作者为《双重悖论》所作推荐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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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腐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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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韦森
　　在中国明清时期，以及在19世纪的美国，均出现过腐败泛滥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格局。但前者导致了这两个王朝的衰落，而后者则在后来逐渐遏制了政府官员腐败。历史证明，根治社会腐败的良方是民主与法治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然而，政府一些公务员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现已成为国内外有识之士目前所关注的三大社会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网友通过新华网向温家宝总理提了几十万条建言，其中，反腐倡廉问题一直位居前列。这也说明社会腐败(尤其是政府官员腐败)已经成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就有许多研究。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中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曾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腐败可能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经济学家们的分析理论是：政府官员腐败会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扼杀企业家精神，滞碍技术创新，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然而，社会现象远非如一些经济模型那样简单。某一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综合现象，又往往是在内外条件下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常常与经济学家们运用某一时期一些国家的数据所做的实证检验结果并不相符。譬如，在政府官员腐败滋生、蔓延甚至非常猖獗的同时而经济却高速增长，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均发生过。远的不说，在明朝中后期和清康乾盛世晚期，就曾发生过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腐败却孳生、蔓延和猖獗的情形。
　　明朝创建(1368年)初期，朱元璋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市场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朱元璋的吏治朝政，采用严刑酷法来惩治官员腐败，以致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说。可是，到了嘉靖(年)年间，皇帝慵懒，吏治日偷，腐败孳生。之后，再到万历(年)时期，皇帝基本上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党争加剧，政府官员和整个社会日趋腐败。然而，就在嘉靖到万历末年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却繁盛地发展起来。明朝中后期的中国，不仅市场交易繁荣，社会分工细密，国际贸易发达，而且科学技术也有很大进步。有经济史学家估计，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曾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这种政府官员腐败和市场经济繁盛发展并存的格局，到万历末年已经难以为继。从万历到崇祯20多年的时间里，市场衰败，秩序混乱，政府财政收支困窘，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在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大军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迅速灭亡了。
　　1644年，满清入关，建立了清王朝，随后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130多年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国人口从顺治年间的1亿多增长到3亿6千多万，而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提高了三倍以上。然而，在康乾盛世期间，尤其是在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大臣和等朝廷官员开始腐败起来，且上行下效，社会普遍腐败。结果，在那段时间，中国社会内部危机不断积累，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之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晚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根基。最后，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大清帝国在衰朽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与明代中后期以及康乾盛世后期的中国的情形非常相似，在19世纪，美国也曾经历过一个经济增长与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并存的时期。譬如，19世纪70年代，曾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有学者计算，这一时期美国的腐败指数，差不多是美国20世纪30至70年代之间腐败水平的5倍。然而，从1815年到1975年，美国经历了一个从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的高峰期，到腐败指数减少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稳定期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进入了当今世界腐败指数水平最低的国家行列。
　　为什么近百年来美国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如此成效？这里面的故事很长，也很多，但简单说来，却只有一句话：在20世纪中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遏制政府公务员的腐败寻租，提供了强大且逐渐完善的制度遏制机制。
　　历史，常常是现实之师。★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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