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笼子
制度的笼子
范文一：《制度的笼子》-堤和水：制度是自由的尺度发布时间:日19:52|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徐贻军何德平
人是水，制度是堤。有这样一则寓言：河水认为河堤限制了它的自由，一气之下冲出河岸，涌上原野，吞没了房屋与庄稼，给世间带来了灾难，但它自己也由于蒸发和大地的吸收而干涸了。河水在河里能掀起巨浪，推动巨轮，而当它冲决河岸以后，就只会造成灾害，既危害他人，又毁了自己。制度不仅告诉人们不能、禁止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因此，制度是自由的尺度，也是自由的边界。当所有诱惑的门都打开，自由的选择，意味着风险的承担。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制度构成了行动的框架、行为的边界。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在一个公益广告中说：“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守住的底线。球丢掉了，失去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娓娓道来的话语，传递着发人深省的哲理：遵守制度，守住底线，拥抱自由。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人民日报 》 日 01 版）
选自徐贻军、何德平新书《制度的笼子》，中信出版社出版原文地址：《制度的笼子》-堤和水：制度是自由的尺度发布时间:日19:52|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徐贻军何德平
人是水，制度是堤。有这样一则寓言：河水认为河堤限制了它的自由，一气之下冲出河岸，涌上原野，吞没了房屋与庄稼，给世间带来了灾难，但它自己也由于蒸发和大地的吸收而干涸了。河水在河里能掀起巨浪，推动巨轮，而当它冲决河岸以后，就只会造成灾害，既危害他人，又毁了自己。制度不仅告诉人们不能、禁止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因此，制度是自由的尺度，也是自由的边界。当所有诱惑的门都打开，自由的选择，意味着风险的承担。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制度构成了行动的框架、行为的边界。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在一个公益广告中说：“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守住的底线。球丢掉了，失去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娓娓道来的话语，传递着发人深省的哲理：遵守制度，守住底线，拥抱自由。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人民日报 》 日 01 版）
选自徐贻军、何德平新书《制度的笼子》，中信出版社出版
范文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保障机制从此关键问题切入，我们认为，本项研究的重点是：第一，如何准确、全面、系统地领会和把握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体制机制理论及其制度、方式的建构。第二，探讨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的供给存量、需求增量、总效用增减与反腐倡廉建设满意度满足度之间的相关性。第三，在前两个重点的基础上探讨三大机制运行中的功效协同，含互动因子的相关度、协同机制、信息沟通传播机制、功效评估的内容及其指标体系、协同系统在外参量的驱动下和在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下以自组织的方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时空序列和结构功能整合的条件、特点及其演化规律。第四，抓好顶层设计，确立“6+1”惩防体系工作格局。“6”即完善案件查处机制、完善廉政教育机制、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机制、完善权力公开运行机制、完善群众权益保障机制。“1”就是建立一个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科技防腐网络。7.1.3 基于我们对关键问题和重点问题的分析判断，我们认为本项研究的难点主要有三： 难点之一是，三大机制环环相扣若能构建起一个缜密的、精细的、系统化的链条网，需要有哪些制度、措施、技术、信息等的协同配合与鼎立支持，才能有效地形成一个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全方位的机制，进而构建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高压线，形成一个权力有效运行的笼子，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难点之二是，三大机制有效运作协同发力的政治文化、廉政文化基础。“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所要解决的是一个秩序、规则和规范层面的问题，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的信仰和价值追求层面的问题。当制度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精神、价值和观念；而当文化体现为规则时，它必然采取制度、规范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廉政文化作为“软实力”在规范用权者行为、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等方面具有导向作用、凝聚作用、约束作用、辐射作用，有利于促进用权者加强行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淡泊名利、恪守宗旨、勤政为民；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形成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弘扬正气的主旋律。中国的廉政氛围近些年来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担忧，以致温家宝谈及食品安全问题时都感叹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我们看到社会上似乎有些“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的不正之风。在此氛围中，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必须寻求走出社会能力困境的新路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廉政的社会文化、职业文化、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构建敬廉崇洁、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难点之三是，机制、制度运行中必然潜伏着和伴随着非正式制度和规则、潜规则、人情世故、地方主义、部门利益、官官相护等的干扰，进而有形和无形地编织起机制运作中的执行梗阻，使机制的运行出现耗散结构，造成执行不力、执行偏差，造成监控的虚监、漏监、弱监和空监，造成有法与无法之间的博弈。我国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惩戒机制散见于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细则、公务员处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事业单位人员处分条例、廉洁从政法律法规文件、行政诉讼法、刑法、政府采购法等若干政策、法规、法律之中。它们的运作状况有必要认真调研和客观评估，科学地判断和归纳总结其惩治、警戒、矫正等功能导向。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功效发挥中的整体活力之不足和具体的制度措施之缺失，进而再造惩戒机制。我们认为，再造惩戒机制需要特别重视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和健全其整个机制系统，使之成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必须切实加强对反腐倡廉政策、法规、法律、制度的清理与整合，健全法规工作机制，完善法规信息交流机制，提高法规工作质量，及时起草相应的必须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且及时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制度，把成熟的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并坚持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在这方面还应当加强对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组织领导，加强纪检监察法规工作干部队伍建设。防范指的是防止、预防，防患于未然。风险指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为消除或减少风险、化险为夷、趋利避害而制定的策略、计划、方案、组织制度等，即构成风险防范机制。从权力运行风险向违纪违法行为演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看，风险向违纪违法演变的结果具有多样性、隐蔽性、趋利性等特征。权力所有者和实际使用者分离，既是公共权力发挥职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为权力使用者违背所有者的意志行使权力提供了可能。因此，权力运行风险无法完全消除，关键是要对其多管齐下进行有效监控。我国这些年来在教育和预防腐败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比如廉政建设“六进”活动、廉政风险查找和预警活动、领导干部科学综合考核评价机制的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等等，都彰显了紧紧抓住廉政教育这个根本，着力筑牢思想防线，保证用权上的清醒和廉洁操守；彰显了围绕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边界、权力的作用所开展的规制权力行使的廉政风险防控及其相关配套措施。这些，都表明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领域正在努力形成一整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风险防范中，风险意识仍待提高，风险辨识仍待细化，风险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技术仍待改进。保障指保护和起保护作用的事物。保障机制指为某项管理活动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机制。保障机制包括组织保障、物质保障、制度保障、组织行为激励保障等。我国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保障机制比较繁杂，散布于若干体制和部门之中。比如说，反腐败的机构就散布于检察系统、纪检系统、监察系统、公安系统、金融系统、海关系统等之中，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将之系统整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的、有效的反腐败机构体系。比如，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队伍也散见于上述部门，且激励保障机制不系统、不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的绩效不高。又比如，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机构和人员的经费不充裕、执法手段不匹配等。这些因素或困惑，严重地阻滞了保障机制功效的发挥及其与防范、惩戒机制的链接和协同。为此，本子课题的研究，应当把握以下若干方面的问题及其对策探讨：1.要注重探讨锻造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雷厉风行的反腐倡廉干部队伍，并保持其可亲、可信和可敬的良好形象。2.要注重探讨如何从资金、物资、技术设备等方面为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3.要注重探讨公开制、责任制、考核制、回避制、财产申报制、监督制、廉政制等的健全，着力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用制度来防治腐败。4.要注重探讨健全行政处分、行为禁入、财产处罚、刑罚、绩效考评、公众参与等组织行为激励措施，制定行政组织法、政务公开法、重大决策组织条例、行政程序法等新的法律制度，并且改善公务员薪酬福利保障，进而构建起组织行为激励保障机制。5.要注重探讨上海、深圳、山东、北京、湖北、四川等地方的“科技+制度”的有效的创新做法，归纳出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技术支撑与保障系统。习近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谈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针对权力运行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此外，习近平还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保障机制是为管理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机制”
范文三：什么是制度，制度有什么价值，什么是科学的制度？这是一本探讨制度理论、探索制度奥秘的书，是一本写给大众的关于制度的随笔文集。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位作者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感、使命感，以喜闻乐见的笔调，撰写了50多篇讲述制度的故事。这些故事，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来源于历史，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认识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让“制度里的公民”快乐地生活、开心地工作。 　　制度就像不可或缺的空气，无论你是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作，还是自由创业，都需要按照相应的制度来思考和行动。在你处理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制度的笼子》将赋予你制度的慧眼、赐予你制度的力量。
范文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过去，我们总是说权力好的一面――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我们开始承认，权力有坏的一面――它会伤人，必须把它关在笼子里。公开承认权力有害，并下决心用制度的笼子管权，而不仅仅是用道德说教管权，这是我们党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成为全党的一个响亮口号，并正在成为全党的共识。但要落实好总书记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扎好制度的笼子，就不仅仅需要口号，需要共识，更需要行动――制度笼子如何扎？ 　　首先，要确定制度的正确逻辑――承认人是自私的。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人之初，性本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且是机会主义的，一有机会就极有可能作出损人利己的事情。好的制度就是让好人能干成好事，坏人干不成坏事，那么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假定存在“坏人”，不一定假定大家都是坏人，但只要有一个坏人存在，就要有制度存在，否则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不能受到惩罚，下一个人就会跟着学着也去做坏事，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好人也变成了坏人。从根本上说，腐败的原因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系列体制、制度。过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假定一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大家就会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都以全民利益为目标而忘我工作，并按这一逻辑设计了各种制度，结果是人们越来越懒，贪腐越来越重，然后，不断地用各种政治运动来纠错，还是收效甚微，甚至留下了更多运动后遗症。从经济上说，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没有私有经济，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最后还是走向垮台。因此，制度的逻辑错了，由此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将一错百错、一错到底。 　　其次，要降低制度的成本――减少公权力。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执行，都是要有成本的。起草和制定制度需要成本，确保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就更需要成本，包括要有司法体系、纪律监察体系，要有警察和监狱。如果制度成本太高，往往会导致制度无法实施，甚至流于形式，构不成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反复出现时，我们就应该想到，也许是制度本身的某些环节上存在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李瑞环曾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到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去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到规律上找原因。”比如，反腐败这件事，如果腐败的人太多，导致所谓的“法不责众”、“前赴后继”、“坍塌式腐败”，我们就应该去想为什么腐败这么容易发生，监管起来这么难。腐败的定义是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公权和公钱太多，让很多掌握公权的人去决定处理不属于自己的或者产权关系不明确的大量公共资产，腐败自然就容易发生，而且一定是因为要被监管的人太多而监管成本太高，导致查也查不过来，抓也抓不彻底。这时，我们就应该去想一想，是不是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太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而在于公权存在的场合太多了：管的公钱太多，管的公产太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清除腐败，根本的办法不是严打（粪坑上打苍蝇是打不完的），也不是宣传教育不力（思想教育不是万能的），而是要改一改体制。不从根本的制度上着手，只是抓监督与检查，结果是制度成本太高，高到极致：一半的公职人员监督另一半的公职人员，即使这样，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此一来，还是无法有效地抑制腐败。因此，好的制度不仅体现公平正义，还体现在能够实施、便于实施、低成本实施。大量国内外的事实证明，国有经济成分越高，公权力掌握的资产越多，或者说一个国家产权关系不明确的资产越多，腐败就越严重，效率就越低下。私有制相比公有制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承认私人利益、保护私人利益，让私人拥有产权和承担风险，自己“看管”自己的财产，不必动用公权去防止贪污腐败。公有制，特别是国企的问题是：由少数人（国有经营管理者）代表全体人民经营管理全体人民的财产，责任心肯定不如自己经营看管自己的财产，这与人的好坏无关。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很多改革措施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只跑不见前进，只改不见效果。 　　第三，用法治让政府归位――公共物品提供者和守夜人。以往政府做了许多它本不该做，也证明它做不好的事情，但政府该做的却没有去做，导致各种问题丛生，经济发展受到压抑，政府本身也受到质疑。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提供私人物品来说，虽然市场去提供私人物品方面是最有效率的，但还需要政府当好守夜人。从提供公共物品来说，政府更是义不容辞，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同时，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如何让政府尽职尽责而不越位，这就涉及到法治第一原则，即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凡是原来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做了是不犯法的，也就是用“负面清单”管理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必须用“正面清单”去管理：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只有法律允许做的事，才是可做的，法律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不可“创新”地扩大政府的审批与干涉。也就是说，笼子应该是没有弹性的笼子，应该是能关住权力的笼子，否则就是牛栏关猫，笼子也就成了摆设。□作者系中共莱芜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编办主任刘安庆E：DL 　　关键词：权力运行制度 制约 监督
范文五：依法反腐的落脚点 　　《同舟共进》：您认为现阶段依法反腐最重要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 　　任建明：现阶段推进依法反腐的落脚点，我认为有两个。近期，不符合法治的问题要认真逐一加以解决，比如十八大之前出现的选择性反腐等。长远看，根本的保证是要切实推进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准，如果这一点能做到，我想不光是反腐败，在整个社会治理、执政党建设等方面，都能得到保证。 　　乔新生：如果仅依靠中纪委书记个人魅力推进反腐工作，还不够。当下的落脚点，是下定决心，趁热打铁，尽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反腐败法》，明确反腐败的大政方针、基本原则、豁免条件、终极目标。必要时，可先制定相对简要些的反腐败基本法，将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吸纳进来，解决当前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的腐败问题。比如，《反腐败法》可以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求公务员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公务员的家属子女必须同时申报。此外，对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些政治特权，应当进行专项清理，如果领导人子女的职务安排不符合国家法律和组织纪律的规定，则应及时加以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使反腐败真正取得成效。 　　纪律和法律如何1+1>2 　　《同舟共进》：我们常提到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应该是包括法律和纪律。现实操作中，如果领导干部出现违法违纪行为，一般是先由纪检部门进行调查、做出党纪处分后再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对于这种方式，您怎么看？ 　　任建明：现阶段，可以说我们坚持的是纪律优先、法律后置的操作方式。之所以执纪优先，纪检监察机关的解释是，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更高的标准，我们在纪律方面有很多惩戒和约束。但是如果纪律不能很好地进行约束，党员领导干部则恰恰会因为纪律优先，最后逃避或减轻了法律的制裁、惩处，反过来是从结果上损害了执政党执纪的公信力。而实际操作中这么安排，其实是根据党管干部的大原则。我并不认为党管干部的大原则不对，只是说在操作时，还要接受其他一些原则的考量或评判，比如说法治原则。过去有些执纪确实不是那么符合法治原则，甚至有的明显是违法的，在执纪后没有进入到执法阶段。严格地说，这种方式是不符合法制的，从发展的趋势看，肯定是要调整的。 　　乔新生：长期以来，“党纪国法”已经成为习惯性用语。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并存，这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然而，这样容易混淆国家法律与党的纪律之间的界限，有可能让外界产生党的纪律大于国家法律的印象。 　　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每一个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机构支撑。我们必须首先清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只有这样，机构改革才能彻底，才能达到提高反腐败效率的目的。 　　《同舟共进》：那您觉得司法机关有没有必要更早地介入执纪过程？ 　　任建明：我在四中全会后写了一篇文章，对于纪律和法律到底如何更好地衔接，我提出“同步”和“并行”。历史上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实践，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联合办案，即由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联合办案。大的案件不说，我们谈一些小的个案，比方说，当年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就是由中纪委和高检成立的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的。我觉得这种联合办案就是纪律和法律同步、并行的一个成功实践。事实也证明，这种联合办案的效率很高，更主要的是它克服了纪律优先而产生的问题：两个机构同时协调执纪执法，可以发挥1+1>2的效力，同时也可以相互制约，减少因为执纪、执法过程中因各自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滥用权力甚至腐败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具有实操性的解决方案，既兼顾到党管干部原则，又兼顾了法治原则。 　　我们一直以来有这种联合办案的实践，现在要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将其普遍化、一般化、刚性化，即每个个案都可有两个部门联手执行。我到深圳前海廉政监督局参观调研，发现它们更“前卫”，实现了“五位一体”：廉政监督局里的人员组成包括纪检、监察、反贪、公安、审计，当然纪检监察的人最多，其他每个部门派出两人，一个副处级干部，一个具体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办案组，这样一来就把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廉政执纪执法队伍整合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是一个有新结构设计的新组织，比我们所说的同步并行还往前走了一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尝试。 　　最后，我希望可以从软整合和硬整合两个方面实现纪律和法律更好的对接。软整合是上面提到的同步并行，硬整合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分散在各个系统的反腐败机构，通过精简机构合并整合起来，软硬兼施，那就更彻底了。 　　“小官巨腐”背后的基层法治反腐 　　《同舟共进》：在“打虎拍蝇”过程中，陆续出现一些“小官巨腐”现象，法治在基层的空心化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如何让法治深入基层，减少此类腐败？ 　　任建明：对于基层的腐败，我觉得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坚决惩处，形成震慑，把规矩意识确立起来，这可以说是短期内我们最应该去落实的一项工作。这些基层巨腐的危害，不仅是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对老百姓利益的侵害，有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说到长远一点，还是需要依靠法治推进权力的监督。基层的范围很广，一个农村，一个城市的社区，一些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的组织，通常都可以把它理解为基层。怎么让法治深入基层，进而推进在基层的权力监督，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比方说，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实行村民自治，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在这种民主监督机制的基础上，更有条件来设计相应的机制，让权力的运行透明、公开，解决权力有效监督的问题。与中高层的问题相比，我觉得基层的问题反而更好解决一些。 　　有无必要马上推进《反腐败法》 　　《同舟共进》：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建议出台《反腐败法》，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前面我已经说到《反腐败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里再补充几点。众所周知，检察机关虽然设立了反贪部门，但在依法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过程中只能适用《刑法》，因为我国没有专门的《惩治贪污贿赂条例》和《反腐败法》。 　　《刑法》把贪污渎职贿赂犯罪规定为职务犯罪，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成为犯罪责任主体。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权钱交易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市场主体之间，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受到掣肘。在侦查过程中如果涉及市场主体特别是一些大型工程建设施工项目负责人，在办理案件的过程就必须借助特殊的交易方式，迫使案件的知情人交代有关问题。最通常的做法是，市场主体交代有关行贿的犯罪情节，而检察机关放弃对其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阶段，由于特殊交易的存在，公诉人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采取关联交易或者非物质交易的方式，与国家工作人员达成权钱交易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援引《刑法》有关条款追究国家工作人员刑事责任，将会面临极大的障碍。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交易是看得见的，有些交易是看不见的，有些交易的标的物非常明显，有些交易的标的物则是暗藏着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过程中不得不对交易的过程进行反复调查取证，而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公诉机关的诉讼成本，而且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利用证明交易细节证据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推卸自己的法律责任。 　　因此，很多国家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制定专门惩治腐败的法律规范，以《反腐败法》或《惩治贪污贿赂条例》的形式，改变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反腐败的效率，防止腐败现象不断蔓延。 　　我建议，反腐败立法可以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制定综合性的《反腐败法》，规定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司法机关和程序，彻底打破国家工作人员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界限，让反腐败机关一竿子插到底，不留死角。第二种则是分别制定反腐败法律文件，譬如针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针对反腐败司法机关改革问题专门制定《反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法》，明确国家检察机关反腐败的职责，强化其反腐败的职能，将分散于其他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检察机关，要求检察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查处案件。 　　任建明：依法反腐包括立法和执法，或者说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我倒认为现在更迫切的问题不是立法层面，而是在执法上面。虽然说法律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的条款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主要还是在执法层面打折扣更大。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权威性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倒过来：现在主要还是要解决法律、纪律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从中期看，我个人认为，可以在现有的法律分散在各个法的基础上，渐进式地修订。当然我讲的渐进，并不是说像过去步子那么慢，过去有点像小脚老太太走路似的。另外，有一些国家的立法已经相当完备了，完全可以把好的拿来，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加以整合修订。 　　从长远看，如有可能，专门制定一部《反腐败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样更专业、更综合。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保护官员的制度 　　《同舟共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腐经验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乔新生：世界各国在反腐败过程中，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概括起来，就是通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随时提醒官员注意自己的行为；通过建立可操作的刑事法律制度，确保贪官污吏受到法律的制裁。财产申报制度不是发现腐败的制度，而是预防腐败的制度。换句话说，财产申报制度是为了防微杜渐，预防官员在请客送礼、拉拉扯扯之中逐渐沦为贪腐分子。 　　财产申报制度的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科学的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为官员树立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有效地保护官员不会被腐蚀。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被拉下水，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正常的人际交往与贪污腐败之间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法律底线。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要告诉官员，对于那些不该收受的财产，可以依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加以拒绝。这样做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权钱交易，而且为官员处理正常的人际关系建立了明确的法律规则。今后官员面临他人送来财物时，可以按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规定，向对方说明情况，这样既可以保持友谊，又有利于官员保持廉洁。财产申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官员的制度。 　　其次，财产申报制度也是防微杜渐的制度。通过定期的财产申报，使官员了解自己的财产状况。在申报过程中，官员可以全面清理自己的财产关系并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进行整体的思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利益不受损害，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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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七：让制度笼子牢不可破黄金桥 陈雨渡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或许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格言。所谓“制度”，就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或标准，是共同体全体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各种办事规程与行动准则。在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语境中，需要准确认识作为制约权力笼子的“制度”一词的丰富意涵，从理论上厘清制度的多重意义，使制度真正成为能够有效管控权力的铁笼子，对于反腐倡廉建设实践意义重大。法律是制度存在的最高形式制度是多面相的规则体系。人类本质上是群居动物，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均需受制于社会共同体所认同的各种行为规范和制度。由于人们参加社会活动的领域不同，形成社会关系的性质各异，因而所服从或遵循的制度也有差异。大的方面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宗教制度等，小的方面如工资制度、财务制度、财产制度、作息制度、教学制度、劳动制度等。同时，制度具有普适性，最终约束的是其适用范围之内的每个人，而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到国家机关、政府机构、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各行业各系统，小到各单位、部门、科室、班组等。总之，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总是多面相多特质的，因而我们需要在多面相的制度谱系中，找准制约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的制度特质。任何制度都有某种表现形式，而制度的存在形式也是多样的。制度的表现形式说的是制度的渊源或载体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大师道格拉斯·诺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等法律法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等，它们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也就是说，制度通常有其不同的存在载体或表现形式，如国家法律、政党法规、道德规范、伦理戒条、风俗习惯、社团规章等，而现代国家旨在限制权力的各项制度，同样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权力监控制度最高表现形式是法律。尽管制度载体通常是多样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或国家事务的治理中，对于防治权力腐败的制度安排而言，其最重要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应当是法律，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权力的健康运行问题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因为在所有类别的规则体系中，通过法律确定下来的制度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重要的制度都要以法律来表述。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来看，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是权力制约制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聚焦权力监督与制约功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专门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并强调“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同时，《决定》明确了“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为此，《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设计。其一，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其二，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主要包括: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其三，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其四，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主要内容是: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明晰制度背后的理性思维首先，制度表达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制度既具有指引性、约束性、激励性、惩戒性、规范性、程序性等特质，同时也传递了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与利益诉求，评判人们行为后果，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等主观价值取向。这是因为，法律是制度最重要的渊源，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法律判断是典型的价值判断，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目的，就是形成法律所预期达成的社会秩序即法律秩序。因此，权力制约制度表达了人类社会对腐败的担忧与警惕。其次，制度融汇了一定的思想观念。权力制约制度不仅传达价值取向，还会呈现理论底色或思想烙印，以一定的理论思辨为其正当性与科学性作为基础。例如，《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的规定，昭示了公职人员必须保持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及公共权力的不可收买性等思想观念;《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反映的是对建立透明政府的法理诉求;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表面上看是对党员干部和党员的“高线”要求，实则是从理念层面强化了执政党的立党管党宗旨。第三，制度体现了一定的人性预设。一般而言，围绕权力运行的制度设计，主要不是从“劝善”思维出发，而是侧重于“止恶”的考量。“劝善”思维是“好人”思维，相信掌权者通过道德教化和信仰内省，能够在职务活动中自我约束、严于律己，做到正确履职尽责。而“止恶”思维则是“坏人”思维，它基于人性恶的理论预设，相信掌权者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会滥用权力，走向腐败，因而必须通过制度监控权力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体现的就是“止恶”思维。(作者分别为:湖北省行政学院政法系教授，湖北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范文八：《制度的笼子》-制度是自由的尺度徐贻军何德平 英国政治家伯克说:与制度相结合的自由才是唯一的自由；自由不仅要同制度并存，而且还须臾缺不了它们。最近遇到的一件事，让大刘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段时间，大刘的楼下邻居装修，整天震天响。这几天更加不得了，超级电钻让大刘一家遭了殃。从早上7∶30开始，电钻一直响个不停，晚上吵到凌晨一点多。一天之中，本来也可以出去玩玩躲躲，可惜宝宝有点儿发烧，出不去玩不动，宝宝时不时地被电钻声吓得哇哇大哭。这天中午，宝宝好不容易刚睡着，下面又开始响，又是钻墙，又是重锤，又是敲打，声音非常大，非常刺耳。大刘的妻子小王，连鞋子都没穿正，就冲下楼去找人理论。装修的师傅赔着笑，说自己也没办法，要赶工期，老板催得紧啊。后来，小王拨通正在装修房子的邻居的电话，希望他从为人父母的角度想想，缩短装修时间，保障她家宝宝休息的权利。邻居态度友善，说表示理解，一定督促装修师傅改进。康德认为：“自由乃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个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哲人们的观点让大刘寻思：装修自己的房子，是业主的自由；但是享受这种自由，能否突破制度的框架？2007年，国务院修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业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规定：“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这些规章、法律，可以说给业主装修自己房子的自由套上了制度笼头。约翰?洛克宣称：“法律之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业主装修房子，是自己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的，那就是相关制度。人是水，制度是堤。有这样一则寓言：河水认为河堤限制了它的自由，一气之下冲出河岸，涌上原野，吞没了房屋与庄稼，给世间带来了灾难，但它自己也由于蒸发和大地的吸收而干涸了。河水在河里能掀起巨浪，推动巨轮，而当它冲决河岸以后，就只会造成灾害，既危害他人，又毁了自己。制度不仅告诉人们不能、禁止做什么，同时也告诉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什么。因此，制度是自由的尺度、自由的边界。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在一个公益广告中说：“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守住的底线。球丢掉了，失去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娓娓道来的话语，传递着发人深省的哲理：在人的自由发展中，基础是制度，框架是制度，边界是制度。很多时候，遵守制度，守住底线，就能拥抱自由。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人民日报》日01版）（选自徐贻军何德平新书《制度的笼子》，中信出版社出版）
范文九：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将欲望关进道德笼子豫之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中央从严治党、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力度。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使权力的行使游离在制度约束之外。因此，反腐败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目前的反腐制度仍有漏洞，有些制度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约束力和威慑力，监督制度不健全，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及新闻舆论监督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往往出现监督的,盲区'，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所以，必须把不健全的制度健全起来，把制度没有覆盖的领域覆盖起来，让不按规矩行事的人规矩起来。当然，国家通过建立防范、惩处机制只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一个方面。同一部门、同一岗位，有人成为阶下囚，但也有人抵住诱惑、坚守清廉，这就说明腐败是个复杂的问题，既可能有制度漏洞的原因，也可能有个人不自律的原因。所谓,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作为领导干部，要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婪之害，把欲望关进道德的笼子里，才能确保身体不被关进铁笼子里。把欲望关进道德的笼子，一要慎用权力。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只有敢于坚持原则才能保持公道正派，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二要慎重交往。做人讲品位，交友看品质。尤其是不能跟那些别有所图、诱人犯规的人来往，否则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歧途，到最后悲叹,那帮‘朋友’害了我'已为时过晚。三要慎对细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必须从细微之处着眼，从小节问题防范，只有管好小节，才能守得住名节。四要慎防始初。许多人都是在矛盾、侥幸的心态下迈出了第一步，而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终陷深潭。权力天生存在容易腐败的特性。反腐败，必须从外在制度和内在根因两个方面遏制权力易腐的苗头，既要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将反腐倡廉常抓不懈；又要重视道德约束作用，对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之风定能实现。
范文十：把权利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在过去的一年里，中纪委“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人们的拍手称赞。每当有官员落马，都成为大街小巷人们热议的话题，新年伊始，反腐力度不减，反腐利剑直插外交部门，除此之外，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等也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在接受调查。 去年年末，新华社首次公开给去年落马的腐败团伙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很好的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反腐成果。“打老虎、拍苍蝇”自然可以杀一儆百，固然可以大快人心，但我想，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可能是当看热闹来看的，究竟为什么要反腐，反腐能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呢？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倒下了，树倒猢狲散，他们庞大的派系也倒下了，但是石油系统的问题解决了吗？军队的风气好转了吗？山西无官可用接下来怎么办？反腐不是把贪官打倒就完了，剩下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无虎”省份山东失守，那么剩下的九个省份中是真的清正廉洁，还是因为树大、根系太深动不得呢？或是因为腐败较轻，中纪委还没有动手呢？反腐一直有，为什么近年来力度特别大呢？与我们现在的国情，国际政治局势，经济发展，党的建设等都有关系，反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有学者认为当腐败问题在民众中的认知度达到8层，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任由腐败泛滥，人民权益难以保障，国家也将危在旦夕。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重拳出击，打击腐败，就是因为腐败问题，只有彻底根治腐败问题，才能为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 腐败是一个国际上的难题，中国也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对比北欧一些清廉的国家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有着高福利的国家，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有安全感，无需为生活担忧。但我们国家不一样，由于社会保障不太健全，官员们要往家里屯钱，方可无后顾之忧，这也是我国贪污腐败较多的原因之一。当然北欧国家除了高福利之外，跟相关的法制健全也有关系，此外，这与北欧国家公众具有较强的反腐参与意识和各种透明机制（如信息公开）的保障是不可分割的。现在我国反腐力度虽大，但先在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偶发性反腐，连带性反腐，这一届领导人反腐力度大，不见得以后也这么大，所以说这并不是长久之策，要打击腐败，必须推行根本性的改革，把官员的权利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健全监督机制。官员手中的权利受到了约束，自然少了一大片贪污腐败的土壤，再加上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贪腐官员无处藏身。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谈反腐要经常抓 要长期抓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谈纪律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谈作风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谈权力运行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问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